Spiegel/廖天琪译
伊拉克的战争结束后，虽然萨达姆生死不明，但独裁政权垮台已是定局。目前重建该国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会有怎样的新政府出现，是全世界最关心的。很多原流亡人士已经纷纷返国，希望能在政治上有施展的余地。流亡在美的Chalabi 是原国会的领袖人物，目前他正在巴格达进行游说，将在适当时机争逐权力。另外一名流亡美国，在美国政界颇有知名度，名叫马吉亚（Kanan Makiya）的建筑师于1968年开始了他在新大陆的留学和流亡生涯。他于1989年用笔名所写的《恐惧共和国》（Republic of Fear）一书，细致地分析了萨达姆的恐怖统治，为他奠定了专家的声誉，被认为是伊拉克反对派中的一位智囊人物。今年53岁的马吉亚目前任教于Brandeis大学和哈佛大学。本文译自德国明镜《Der Spiegel》周刊（4/14/2003，No.16）最近对他的采访（译者按）。
问：马吉亚先生，您说巴格达的炸弹爆炸声对您的耳朵犹如“音乐”。战争现在结束了，您认为自己说的话还恰当吗？
马：如同每一个针对法西斯的战争一样，对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战争也是正义的。我说的那句话是“政治不正确”，但是它反映了一种伊拉克人常有的复杂感觉：恐惧与欢欣，担忧与希望。
问：您一月中旬见到布什总统时还说，轰炸巴格达完全没有必要，伊拉克人民会用鲜花和糖果来欢迎美国士兵。
马：我低估了伊拉克人对美国的不信任程度，特别是南部的什叶族人，美国曾经有几次不顾他们的死活。第一次波湾战争的时候，那里死了三至五千平民，在接下来的起义之中，美国又坐视萨达姆血腥屠杀了四至十万人。
问：您在自己的《恐惧共和国》一书中早已经详尽地描绘了独裁政权的压制和恐怖，这件事还能令您感到意外吗？
马：我知道人民的恐惧有多深，但是我无法估量美国的信誉在伊拉克人民心中跌落到何种程度，特别是巴斯拉（Basra）市于1991年经历了战争的梦魇。而这一次萨达姆又让他的“禁卫军”来恐吓人民，这些家伙们简直跟三十年代纳粹的盖世太保一样。
问：您的世界好似充满了相关的类比。开战之前，您把联合国的调解比作当年英首先张伯伦的绥靖政策，“禁卫军”跟纳粹、萨达姆跟希特勒比。您在卖弄修辞学怎地？
马：极权的巴特党（Baath）跟纳粹有太多雷同的地方。虽然其他的国家如伊朗和沙地阿拉伯的政权也很恶劣，但是伊拉克政权的凶残在中东却是独一无二的。萨达姆并非行伍出身，而是特务起家，他的政权因此始终带着特务色彩。他创造了一个警察国家，特务是独裁国家中的无冕之王，党是控制机器。
问：起初巴特党还拥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如今这个党已经在社会上蜕变成了一种家族恶势力。
马：这个党在社会上制造了仇恨和猜忌。从1991 年起，这种政治家族化已经成为大问题。他的家族就像他的政党一样，在助纣为虐。
问：您想采取以前德国的模式（此处指“非纳粹化”- Entnazifizierung，二战后联军在德国推动的清除政治和社会上的纳粹残余势力的运动，译者按），来“非巴特党化”。您将如何对付旧政党的官员们呢？
马：我们还没有具体的计划，但是至少会有三个界定明晰的分类：第一类是那些曾经犯下反人类罪的人，他们使用毒气杀害了库尔德人、入侵科威特的战争罪犯、参与1999年血腥镇压的党军特工，第二类是犯了刑法的人，这些人将在有外国的观察员在场的情形下，受伊拉克的法庭审判，第三类，我们将参照南非的经验，建立一个“真相委员会”，调查那些承认自己参与旧政权并犯下某些罪的人，我们将视情况个别地予以赦免。
问：这些人将在何时、被什么人送上法庭？
马：现在还难说要把他们送上国际法庭，或是有国际参与的伊拉克法庭。反正国际和伊拉克的法庭将共同审判他们。
问：您建议新的伊拉克在政治上将采取联邦制？
马：伊拉克的反对党始终主张联邦制。我们主要是想根除几十年来盘踞在阿拉伯人心中的民族主义思想，我们不应该假装看不见彼此之间所存在的种族、文化和宗教的分歧，相反地，我们应该庆幸有这种多元化。
问：这现实吗？今天的欧洲社会都还没有这种成熟度呢。
马：说服成百上千万的伊拉克人接受这种想法当然不容易，可是我们的希望不是无根据的：北方的库尔德族人要求以邦联的结构建国，并依然存在伊拉克联盟之中。南边什叶派的人没有理由不这样做。
问：也许他们像库尔德人一样梦想有自己的国家。
马：这是萨达姆的中央集权造成的恶果。我们要有强势的省政府、省议会、警察和地方自治，在不影响国土完整的原则之下，地区的资源由省一级支配。
问：听起来真美妙，有点像柏拉图的经典理想国。
马：您可以好整以暇地预言：我们将会失败。我们却不允许自己失败。这些话听起来有点空想主义，但是伊拉克的国民大会（INC）必须利用一切可能性朝这个方向努力。
问：INC在重建伊拉克的时期会有何种份量？美国外交部对于流亡的反对派人士夏拉比（Ahmed Chalabi）将扮演特殊角色，持有强烈的保留态度。一般都认为应该让伊拉克本土的反对派取得新政府的领导地位。
马：华盛顿的意见分歧的政治家们发明了这种理论：流亡的伊拉克反对派和留在国内的反对派之间有矛盾。谁反对我们这些“外面的人”，他最后就得支持那些旧政权的代表：巴特党人、萨达姆的军官和外交官。我们国民大会的人不会跟这些人合作。我们要一个崭新的开始。
问：你的意思是：五角大厦要建一个新的伊拉克，美国的国务院却愿意让步妥协？
马：这是非常反讽的，事实的确如此。为什么我这样的人老往五角大厦和副总统钱尼的办公室跑，而不去国务院？那里多的是美国的阿拉伯专家，但是他们所要的是一个约旦或沙地阿拉伯模式的伊拉克。
问：也许外交官们比五角大厦看问题更现实一些。
马：那些人缺乏政治想象力，在他们的现实主义背后隐藏着一种歧视：那些阿拉伯人、穆斯林和伊拉克人，他们反正没有能力独挑大梁。
问：您建议伊拉克“非军事化”。在四面虎视眈眈的邻国包围中，伊拉克怎样防卫本国？您对美国要重新武装伊拉克的计划有什么看法？
马：要是美国真要武装伊拉克，那就会种下冲突的因子。我们想跟邻国，比如科威特签订和平条约，作为条件他们必须取消伊拉克的欠债。也许还要跟美国和联合国签订防御条约，以保伊拉克的领土完整。总之，我们将放弃旧的概念：以军事力量的强弱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强弱。
问：您对新的伊拉克和以色列未来的关系有何设想？
马：阿拉伯国家对于以色列向来只有三种对策：战争、不承认对方和要求外边的力量来替我们解决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要突破，走全新的道路。
问：很多人跟您不同，他们认为，华盛顿不但不能解决阿拉伯问题，而且美国本身是问题的一部分。
马：我不同意这种看法。阿拉伯人必须明白，我们应该为自己的问题负责，不要把责任推到别人头上去。伊拉克的独裁政权也是我们自己制造的，萨达姆是我们的产物。美国人并没有在哈拉布沙（Halabdscha）用生化武器杀害库尔德人，他们也没有使用毒气攻击伊朗人。
问：民主政府何时可以在伊拉克建立起来？
马：美国人不会在伊拉克久待，但是我们还得依靠他们一两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可以就重要问题进行人民表决：我们是要共和国、君主立宪还是联邦制的形式。我们还需要一个制宪的国民大会。宪法草案将通过公民投票来通过。
问：您会返回巴格达吗？您离开国家已经35 年了。
马：我要回国，并参与制定新宪法。我不会高估自己。在这种过渡时期，一个知识分子应该认识自己的局限性。我不是政治家，我离开国家已经太久了。
译者为《观察》评论员
《观察》首发
（4/22/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