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看来十分荒诞的事件在1966年的“红八月”[1]及其之后接踵而至,风行全中国,其中之一就是改名字。这是因为从初生牛犊的红卫兵口中,响彻当时整个中国的两个“非常化”——“非常无产阶级化”和“非常革命化”,由意识形态的口号变成了两把所向披靡的快刀,在一往无前、左奔右突的挥舞和砍杀下,但凡“四旧”几乎无一逃脱被“非常化”的命运。而改名字也是属于“破旧立新”的重要标志之一,摒弃旧的名字,更换新的名字,这是建立一个新世界所需要的必要形式,不但要给人改名字,还要给事和物改名字。

在1966年8月的拉萨,正如当月29日的《西藏日报》所言:“一个‘破旧立新’的无产阶级革命浪潮,正以汹涌澎湃之势,席卷拉萨全城。”然而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不论报纸或广播等媒体,对其中一个革命浪潮,也即“红卫兵和革命群众”是如何将诸如大昭寺之类的“四旧”轰轰烈烈地“非常化”,不但不大张旗鼓地宣传,甚至只字不提;而对另一个革命浪潮,比如给那些旧的事物——用一本文革研究专著中的话来描述,就是“红卫兵‘一看就怒火冲天,再也无法容忍’的街名、店名、商标名、人名、菜名、房名、……都被他们‘革命化’了”[2]——或者给即将出现的新事物,赋予一个具有革命意味的新名字,反倒大书特书。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有些事情只能做不能说,而有些事情则可以昭示天下,大肆张扬呢?

把改名字列入“破旧立新”的项目之一实在是用心深远。表面看,所谓的改名字很形式化,无非是将两个“非常化”渲染成一种铺天盖地的新气象而已,其实并非那么简单。什么是姓名?姓名仅仅是一种符号吗?最初的姓名在根本上与什么密切相关?——历史,传统,以及某种类似个性的风格吗?那么,改名字是不是证明了这样一个结论——正如捷克作家克里玛所言:“采用新名字来标识街道说明了想洗刷那些不能洗刷的某些东西的企图——它自己的过去,它自己的历史,一种似乎成为巨大负担的历史”?[3]

而在这样的革命行动中,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传统。这是不能忽略的。因为改名字的矛头直接对准的并且予以重创的就是传统。且不说在中国内地被“非常化”的有多少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就说在西藏,同样被“非常化”的亦不知有多少象征西藏传统文化的事物,比如帕廓,比如罗布林卡,比如夹波日,比如门孜康,等等。

·帕廓变成“立新大街”

“帕廓”(又写成“八廓”)是一个具有宗教意味的名字。按照译为藏、汉、英三种文字的《拉萨八廓街区古建筑物简介》的介绍,“拉萨市有三层转经道:围绕大昭寺内各殿堂的廊道为内转经道;围绕大昭寺的路线为中转经道;东至清真寺,南为林廓路,西到药王山,北以小昭寺范围内的拉萨市中心区的路线为廓(即外转经道,全长约10公里)。由此中转经道即叫‘八廓’。” [4]

也就是说,帕廓是因大昭寺而形成,其最早的雏形是在壁画上可见的那些在七世纪时候的大昭寺周围犹如堡垒似的石屋和篷帐。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里是拉萨唯一的一个社区。如书中所记载的,“八廓街铺石而成的路面有一公里,其两侧林立的商店、民居、庙堂和马厩等整齐的建筑群围绕着大昭寺,其风格特色格外引人注目,成为来自四面八方的香客、商贾、集市和举行庆典活动的中心场所。” [5]在这条街上,既缭绕着世俗生活的日常气息,又洋溢着脱离世俗的宗教追求,炊烟与香火、锱铢与供养、家常与佛事十分和谐地联系在一起。而在新政权尚未接替之前的西藏,这条街上还设立的有一些旧政权的机构,如“郎孜厦”(“原为堆龙郎孜德巴在拉萨的住地而称为‘郎孜厦’。建立甘丹颇章政权后改为拉萨市法院,第二层为办公地,第一层作监狱,现列为文物保护单位。”[6]在习惯上,“郎孜厦”被视作是市政府的监狱)、医院、邮局、军营和市政府等,因此帕廓不仅仅是提供转经礼佛的环行之街,而且是整个西藏社会全貌的一个缩影。

不过,帕廓街这个地名在汉语里经常被称为“八角街”(发音为“Ba Jiao Jie”),而这个容易产生歧义的错误发音,传说源于当年“解放”西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当中的四川士兵,或许更早,可以追溯至清朝驻藏大臣时代,但肯定与四川人有关,因为在四川话里,“角”被念作“Guo”,于是帕廓街变成“八角街”也就不足为怪,但它的含意绝非指这条街有八个角,它原本的发音也不是“Ba Jiao Jie”。然而1966年8月28日这一天,帕廓街,不,被四川人最早叫成“八角街”的这条老街,以一个充满革命意味的新名字取代了宗教含义的旧名字,不管是“帕廓街”还是“八角街”,这条街从此改名为“立新大街”了,藏语发音为“萨珠朗钦”。

就像“革命”、“阶级敌人”、“斗私批修”、“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路线”等等意识形态化的概念,在藏文中并不能找到相应的定义,在当时要把这“立新”二字翻译成藏文并不容易。我们无法想象当时的革命者们是如何绞尽脑汁,才在语言的汪洋大海之中寻找到了勉强可以解释“立新”的两个词汇,继而拼凑起来,在饱含“旧文化”的藏文中生造出、硬插入又一个崭新的词汇。我们也无法知道当时的广大人民群众是如何艰难地念诵并牢记诸如此类的一个个生涩的词汇,以至于有时会闹出把“方向性”发音成藏语中的“猪肉”、把“路线性”发音成藏语中的“羊肉”这样的笑话。那时候,从未有过的新词一个个不断地涌现出来,天性爱作乐的藏族人为了加强记忆力而编造的笑话也一个个不断地涌现出来。新生事物层出不穷。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不只是西藏人要面临“立新”的问题,犹太作家埃利·威塞尔在《论文化与艺术中的革命》一文中写到:“在20年代与30年代有过许多关于革命的谈论——几乎像今天一样多,多得甚至让一哈西德教派的拉比,尽管他生活在国际时事的边缘,也决定去打听一下。但当时他在他虔诚的信徒中询问:‘一场革命,那是什么呢?’时,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给它下个定义,因为这一概念并未在《塔木德经》文学中出现过。从没有这么好奇过,这位拉比要求见一下某位犹太人,一个职业的教授,享有开明的盛誉。‘好像你对我们哈西德教徒不理解的事情有兴趣:告诉我,一场革命是什么?’‘你真想知道吗?’教授怀疑。‘好吧,是这么回事。当无产阶级开始与腐朽的统治阶级展开了一场斗争,一个辩证形势就发展起来,它使群众政党化并引发了一种社会经济的变化……’‘我真不幸,’拉比打断道。‘以前我有一个词不认识。现在,因为你,我有五个词不认识了。’”[7]

肯定有很多藏人并不认识“立新大街”这个新名字,即使它已经翻译成了藏文。肯定有很多藏人并不习惯“萨珠朗钦”这个新名字,即使这已是藏语发音。就像当年有许许多多的孩子们,他们不再叫多吉、巴桑、尼玛、曲珍,而改叫卫东、胜利、红旗、永红之类。就像那家位于拉萨东郊的甜茶馆,更有名气的不是它的甜茶和藏面,而是它的名字“革命”。其实它本来的名字叫做“清真饭馆”,因为老板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已经几代居住拉萨并与藏人通婚的“藏回”。而“革命”是老板前几年病故的弟弟的名字。老板说,她的弟弟原名叫伊苏巴,文革时改名为“革命”,那时他才七八岁。“革命”于1980年代开张,生意非常好。

还有一些街道也改了名字,如朵森格(石狮子)改为新华路、宇妥(如同绿松石的顶盖)改为人民路、江思夏(有很多树林的地方)改为北京路。各居委会也改了名字,如八角街居委会改为“立新”居委会、丹杰林居委会改为“光明”居委会、河坝林居委会改为“东方红”居委会,等等。显而易见,拉萨已经陷入一大堆与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完全无关的新名词之中。

光阴流转,风水流转,当“神界轮回”再度逆转的时候,“立新大街”这个名字被取缔了。据曾经当过八角街居委会主任的一位妇人回忆:“1959年以后,我们这个居委会叫八角街居委会,文革时候改为立新居委会,后来又叫八角街居委会了。记得是1981年前后,三中全会已经开过了,城关区群培区长说还是用老名字吧,新名字不适合了。就这样,名字换来换去,又变回去了。”于是,曾经贴满大字报和漫画、曾经游斗“牛鬼蛇神”的“立新大街”,如今又是藏人口中的“帕廓”了,又是汉人口中的“八角街”了,又是一条转经的宗教街和做买卖的商业街了,但也是秘密警察最多的街。

·罗布林卡变成“人民公园”

对于西藏这个喇嘛王国来说,布达拉宫与罗布林卡都是法王达赖喇嘛的宫殿。当然,矗立在拉萨这片河谷地带之中的神山——“玛波日”(红山)上面的布达拉宫更为悠久、显著和高贵,它早在1300多年前,图伯特王松赞干布时期就有了最初宛如城堡的形貌;公元1642年,五世达赖喇嘛建立“甘丹颇章”政权,统一西藏,成为全藏至高无上的僧俗领袖,而他的另一令人瞩目的成就即建造了布达拉宫。规模宏伟的布达拉宫从此成为西藏政教合一的象征,而他自己不但深居于此,圆寂于此,珍藏其法体的灵塔也安放于此,这成为后世达赖喇嘛所要承袭的传统。

始建于七世达赖喇嘛时期的罗布林卡,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它那包容在大自然和世俗民间之中的环境,总是为以后的历代达赖喇嘛所钟爱。每年初夏,达赖喇嘛迁往罗布林卡的日子,是拉萨盛大的节日,但见明媚的阳光下,脱下沉重冬衣的人们无论贵贱贫富皆倾城而出,手捧洁白的哈达,夹道护送心目中的观世音菩萨移驾夏宫。十四世达赖喇嘛在自传《流亡中的自在》里也忆旧:“辞别我在布达拉宫的阴暗卧室,无疑是我全年最欢愉的一日。……这时节,正值芽萌叶出,到处涌现新鲜的自然美。” 1954—1956年,罗布林卡里修建了一座两层楼的新宫“达旦明久颇章”,意为“永恒不变的宫殿”,是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寝宫,里面的陈设颇具现代化,但不料三年之后,罗布林卡竟成为他未来长达47年流亡生涯的起点。在传记中,达赖喇嘛这样回忆1959年3月17日深夜,最后一次来到护法殿的情景:

我推开沉重而吱吱作响的门,走进室内,顿了一下,把一切情景印入脑海。许多喇嘛在护法的巨大雕像的基部诵经祷告。室内没有电灯,数十盏供灯排列在金银盘中,放出光明。壁上绘满壁画,一小份糌粑祭品放在祭坛上的盘子里。一名半张面孔藏在阴影里的侍者,正从大瓮里舀出酥油,添加到供灯上。虽然他们知道我进来,却没有人抬头。我右边有位僧人拿起铜钹,另一名则以号角就唇,吹出一个悠长哀伤的音符。钹响,两钹合拢震动不已,它的声音令人心静。我走上前,献一条白丝的哈达。这是西藏传统告别仪式的一部分,代表忏悔以及回来的意愿……[8]

几天后,在拉萨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猛烈炮火中,罗布林卡变成屠戮之地,无数西藏人被当作“叛乱分子”在这里流血丧命,多年以后,在一些建筑上仍可见深深的弹痕,在红墙下仍可挖出累累白骨。1959年的罗布林卡因此成为西藏历史上最为血腥一幕的无言见证。

“宝贝园林”从此名不副实,虽然在1966年以前仍然徒有其名,然而没有了达赖喇嘛的罗布林卡还是罗布林卡吗?大概这也正是新政权所考虑到的,那么以人民的名义来重新命名岂不名副其实?具有造反精神的红卫兵小将们率先宣称:“‘罗布林卡’原来是达赖以他自己的名字起的,达赖是最反动、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的封建农奴制度的总根子,我们坚决不能要达赖的臭名做劳动人民修建的林卡的名字”。[9]于是,正如1966年8月29日的《西藏日报》所描述的:“从早晨起,‘人民公园’(原‘罗布林卡’)的革命职工就满怀激情地在门口迎接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到来。早在几天前,他们学习革命小将的革命精神,经过充分酝酿讨论,决定支持红卫兵的倡议,把‘罗布林卡’改名为‘人民公园’。并将一些带有欺骗群众的迷信物拆除、砸碎,在大门的红瓦顶上插上五星红旗,以表示向旧世界宣战的决心。这天,红卫兵抬着巨大的‘人民公园’牌子走来,他们就跑向前去迎接并亲手接过牌子挂在大门上。这时,全体职工激动地擂起锣鼓,和几千名革命群众的锣鼓声、欢呼声响成了一片。前来游园的职工群众也加入了改名的行列,大家唱呀!跳呀!尽情赞颂人民公园在革命的烈火中诞生。”

这天,因出身“三大领主”之家,为逃避学校里的批斗,与一位躲在罗布林卡写书的藏文老师相伴的拉萨中学学生德木·旺久多吉亲眼目睹了罗布林卡变成“人民公园“的一幕。他回忆说:

拉萨的“牛鬼蛇神”第一次被游街的第二天,罗布林卡里的园林工人组织的红卫兵造反队,跑来抄我和龙国泰老师的宿舍,把我们的东西全都扔到罗布林卡的大门口,还把我的相机里的胶卷扯出来曝光。当时我拍了不少照片,大多拍的是壁画,像“措吉颇章”就是“湖心亭”那里面原来有很好的壁画,但这些壁画在“破四旧”时都被砸得乱七八糟。我们的收音机也被说成是“收听敌台”的证据,可说实话,“敌台”在什么地方我还真不知道。他们勒令我俩在大门口低头站着,站了一上午。当时还来了很多红卫兵,不过没有我们学校的,是别的学校的。他们聚集在一起,要给罗布林卡换上一块新牌子,名字叫做“人民公园”。后来学校来了一辆马车,上面坐着几个红卫兵,拿着红缨枪,把我们押送回了学校。

不知道当时为什么没有给布达拉宫改名字。既然将罗布林卡改为“人民公园”,为何不把布达拉宫也改为“人民宫”或者别的什么呢?这两座往昔的宫殿不都是“三大领主”的总头子“残酷压迫劳动人民的封建堡垒之一”吗?据说确曾有人建议过将布达拉宫改为“东方红宫”,而“东方红”恰是被比喻为红太阳的毛泽东威力遍及四方的象征。后来尽管未曾改名,却把文革中最著名的口号“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刻成巨大的牌子,竖立在布达拉宫之顶俯瞰拉萨全城,长达数年。

1979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第三年,北京政府做出调和姿态,与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在长达30年之后第一次建立联系,积极响应的达赖喇嘛委派参观团赴全藏各地视察,《雪域境外流亡记》中记录了由达赖喇嘛的哥哥洛桑三旦率领的参观团回到拉萨重返罗布林卡时的情景。其中一段是这样描写的:

除了新宫那个院子之外,它里面的花园不过是一片灌木丛。这里的殿堂亭阁只剩下了一副外壳,而且摇摇欲坠,仅仅增加了一个稀奇古怪的动物园,里面有些假山和猴笼。二名中国男女领着他们参观朴素的两层楼新宫,参观团听了他们的解说词,这些解说内容有关西藏领袖的生活方式,平时是讲给为数不多的一些参观者听的。他们对参观者说,“这是达赖睡觉的地方,这是他吃饭的地方,这是达赖会见他母亲的地方。这是他的电唱机,这是他的电扇。”最后洛桑三旦插话了,“我对你们讲的十分清楚,难道你们不认为我该告诉你们:你们这是在什么地方吗?这座宫殿是我建造的,我曾经天天都在这里工作。”他们没有再解说下去,而赶忙答道,“啊,是的,洛桑是比我们清楚。”过了不久,参观团从格桑颇章门前经过,这是罗布林卡内的一座大宫殿,曾是国家举行重要活动的场所。他们发现正门上了锁,因此从外面的梯子上爬了上去,从破旧的窗洞里看到了里面的大殿。殿堂里面一堆毁坏了的具有几百年历史的佛像、头像、四肢以及基座四分五裂,堆得高达二十五英尺。导游解释说,“这些东西是我们从人们手中抢救下来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毁坏它们的是人民自己,而不是我们。他们抢走了珠宝金子,事实上,假如我们没有保护这些佛像的话,它们也会被偷走的。”

洛桑三旦一想到格桑颇章内的那堆毁坏的佛像,就离开了官方招待他们的地方,大步走到宫殿前门的台阶上向人们发表讲话,这违背了他与中国人达成的谅解——决不发表公开讲话。[10]

至于今天,虽然拉萨城里还是有人把罗布林卡叫做“人民公园”,但那曾经高悬在绛红色的旧日大门上方,犹如君临一切的巨幅毛主席画像和“人民公园”的牌子早已不见,罗布林卡又恢复了从前的名字。可是,这片到处晃荡着行为随便的游客、充斥着旅游纪念品和模样难看的“熊猫”垃圾箱的所谓罗布林卡,还真不如就叫“人民公园”更为名副其实。

·夹波日变成“胜利峰”

接下来说说夹波日。这是一座山的名字,藏语的意思是“山角之山”。它位于布达拉宫所座落的玛波日神山的斜对面,与玛波日以及旁边的另一座小山帕玛日,构成位于拉萨这片河谷中心颇为醒目的三座山。很早以前,此山与玛波日相连,地势状如一条龙,风水十分独特,故有传说将布达拉宫建在龙背上,再盖一小寺建在龙尾上,前后相连,遥相呼应,具有镇伏的效果。据说当年清军大将岳钟琪进藏,见这一带风水强盛,唯恐将来招致祸乱,下令用大炮把两山连接的地方炸断,企图打破这里的气势。后来藏人为了恢复这一带的风水,在山脉被炸断的地方修建佛塔,塔底是进出拉萨的门户,又用铁索和铜铃把前后两处相连,名字就叫“摇铃接脉”,反而成了拉萨的一个特殊景致。又有传说玛波日是神山,夹波日是鬼山,所以在两山之间有粗大的铁链串连着,意思是神用铁链牵制住鬼,表示以正压邪,为此夹波日又叫“铁山”。

1960年代,佛塔被拆,几十米宽的柏油路拉开了两山的距离。民间认为断了神脉,曾想法用经幡将两山连接起来,于是在藏历新年来临之际,虔诚的信徒都要来此将新幡挂上。如今在原址上重新盖了三座白塔,塔与塔之间可容车辆过往。

今天,夹波日更为人知的名字叫做“药王山”,这自然不是藏名,但与藏医学有关。十七世纪末,西藏历史上的一位卓越人物第司·桑结嘉措根据五世达赖喇嘛的旨意,在此山上建立了著名的医药利众寺“门巴扎仓”,因为供奉有蓝宝石装饰的药师佛像,故被汉人称作“药王山”。

但在二十世纪中期,夹波日山上的藏医院却彻底消失了。1959年3月在拉萨发生西藏人反抗中共的“拉萨事件”,夹波日被西藏噶厦政府的军队占据,于是解放军157团“炮轰药王山”,并且“攻占药王山,控制了拉萨制高点,切断了拉萨市内同罗布林卡叛乱武装的联系”,而药王山上的藏医院则在炮火中夷为废墟。两年后,在“这里腾空架起了无线电天线,修筑了炮兵阵地。这里已经成了重要的军事设施,成了弹药库,下面有地道通至一英里之外的宇妥桥。”[11]夹波日的命运不仅仅止于此。当“破四旧”的潮流席卷而来,虽说彼时已无“旧”可破,红卫兵们仍然要把“胜利峰”的牌子插在夹波日的山顶上,以示一座旧社会的山获得了新的生命。随后,为了“备战,备荒”,又在药王山下大挖防空洞。1985年,曾经红旗飘飘的山顶又立起了一座79米之高的电视塔,并且有军营驻扎于山下,日夜严加防守,甚至不允许信徒依照宗教传统在山上悬挂经幡。用一位拉萨老人的话来说,“这下夹波日就完了”。

1966年8月29日的《西藏日报》用颇为煽情的文字描述了红卫兵给夹波日改名的经过。夹波日被认为“在过去封建农奴制度统治的时候,是为以达赖为首的农奴主服务的医疗机关,是残酷压迫劳动人民的封建堡垒之一”,故而“红卫兵在革命群众的支持下,抬着写有‘胜利峰’的金光闪闪的大牌子,在锣鼓齐鸣声中登上了山,山上山下不住高呼:‘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砸碎旧世界!’‘我们是新世界的主人!’等口号。胜利峰啊!从今天起,你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的照耀下,才变得更加巍峨壮丽!”

如今,夹波日的四处崖壁又刻满了形态各异的佛像和长短不一的经文,据说造像数量多达五千余尊,且不断添增,堪称西藏摩崖石刻之冠。近年来,在一位康地云游喇嘛的主持下,在不计其数的信徒的捐助下,这里出现了一座用石板垒砌的嘛尼石塔,石板上刻的是大藏经《甘珠尔》。附近的一些洞窟中则香火缭绕,酥油灯长明,祈祷声訇响。夹波日,不,药王山既是转经圣地,也成了游览胜地,朝圣者不绝,观光客也不绝。

·门孜康变成“劳动人民医院”

藏医学这门古老的治疗科学是西藏文化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其历史源远流长。但医疗机构一般办在寺院里,单独运作且由政府主持的很少。除药王山上的“门巴扎仓”,1916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指令创办一所藏医历算学院,一面行医诊病,另一方面培养历算人才,这就是“门孜康”。在藏语中,门是医药,孜为历算,康则指房屋。“门孜康”即医学历算院。

“门孜康”所在位置与今日相同,位于大昭寺的西面,在当年与建于附近的西藏最早的邮政局为邻。毕业于“门巴扎仓”的当代藏医大师钦饶罗布,作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私人医生被委认为“门孜康”的首任掌门人。噶厦政府从前藏、后藏、西康和阿里等地的寺院选派学业优秀的喇嘛作学生,学制九年,前五年学医,后四年学天文历算。所学基础课以藏医学的经典之作《四部医典》为主,还要参加药物加工炮制或碾药的劳动,最后必须经过三次医学大考试和两次天文星算考试才能毕业,其最高学位是在每年的祈愿大法会上,通过考试获得的“迈然巴格西”。“门孜康”还担负全藏妇女儿童的保健任务,并且编写印发每年的藏历历书。

1959年之后,新政府将“门孜康”与药王山的医学院(其实已在炮火中不复存在)合并为拉萨藏医院,钦饶罗布被任命为首任院长。这位藏医学大师幸而在文革来临的前四年离开了人世,否则,他将目睹精心研制的药丸被革命群众倒入拉萨河里,随滔滔河水流失;目睹代代相传的各种木刻、手印的藏医药典籍在大火中化为灰烬,而他自己也将被当作“牛鬼蛇神”而遭受无端的凌辱,这对他可谓生不如死。然而他的学生、同样是藏医学大师并接任藏医院院长的强巴赤列却未能幸免,从其祖父传下来的三代藏医世家积累的八百余册珍贵典籍被烧成了灰,他个人被罢官、游街、批斗,受尽凌辱……

藏医学被视为毫无价值的垃圾,属于再典型不过的“四旧”。藏医院被认为盛产封建迷信的地方,甚至包括它的名字。1966年8月29日的《西藏日报》上说,“这个医院在二十五日收到了自治区师范学校的革命倡议书后,革命职工纷纷响应革命号召,立即行动起来,改变了一些原有的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药名,废除了过去看病选择日期的迷信做法,并讨论决定将‘拉萨藏医院’改为‘劳动人民医院’。二十八日,全院革命职工在红卫兵的热情帮助下,把带着红彩绸的‘劳动人民医院’的牌子,隆重地挂在大门前,决心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更高举,把我们‘劳动人民医院’办成一所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

1980年9月1日,“劳动人民医院”更名为西藏自治区藏医院,但在西藏人的习惯里,它还是叫作“门孜康”。

2001-2006,拉萨,北京

[1] “中国的红卫兵自豪地把一九六六年八月称为‘红八月’,当时有几千个北京人被红卫兵杀害。还有大批人被打后自杀。但是,即使在文革后,他们的名字和死亡都没有被媒体报道。对文革受难者,当局只报道高级干部和社会名人的做法,使得他们成为无声无息的受难者。文革的大图景也被扭曲了。可是,‘红八月’红卫兵杀戮的铁证并没有消失。人们也不会忘记,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以及北京大学附中‘红旗战斗小组’表示热烈支持。接着,北京校园的暴力迅速蔓延。八月五日,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把副校长卞仲耘在校园打死。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一百万红卫兵庆祝文化大革命。万众瞩目之中,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北大附中女生彭小蒙代表红卫兵发表讲话。会后,红卫兵暴力急速升级。……同时,被打对象从教育界扩展到和平居民。”——《文革红八月铁证渗血》,作者王友琴,转自www.epochtimes.com/gb/1/2/15/n47858.htm。
[2]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严家其著,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年,页61。
[3] 《布拉格精神》,(捷)克里玛著,崔卫平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页48—49。
[4] 《拉萨八廓街区古建筑物简介》,由“西藏文化发展公益基金会”编写,页10。
[5] 《拉萨八廓街区古建筑物简介》,由“西藏文化发展公益基金会”编写,页10。
[6] 《拉萨八廓街区古建筑物简介》,由“西藏文化发展公益基金会”编写,页20。
[7] 《一个犹太人在今天》,(美)埃利·威塞尔著,作家出版社,1998年,页279-280。
[8]《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康鼎译,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页161—162。
[9] 《西藏日报》1966年8月26日第一版。
[10]《雪域境外流亡记》,(美)约翰·F·艾夫唐著,尹建新译,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10月第一版,页403-404。
[11] 《雪域境外流亡记》,(美)约翰·F·艾夫唐著,尹建新译,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10月第一版,页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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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帕廓变成“立新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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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罗布林卡变成“人民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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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夹波日变成“胜利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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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门孜康变成“劳动人民医院”。(摄影者是我的父亲泽仁多吉)

文章来源:绛红色的地图~唯色博客 2008, January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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