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清华大学是我去过次数最多的一所台湾的大学，它也是由“永远的校长”梅贻琦奠定“校格”的大学。新竹清华与北京清华同名而殊途：北京的清华大学虽拥有清华建校时的旧址，有清华园工字厅，有美丽的荷塘月色，却早已沦为“又红又专”的“准党校”，是中国最官僚化、最体制化的大学，跟习近平、胡锦涛、朱鎔基等丑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而新竹清华则具有昔日清华全盛时代的自由精神和批判意识，在近年来搅动台湾社会的多次学运和社运当中，清大的学生与老师常常冲锋陷阵在最前面。
台大有“傅园”（傅斯年墓），清大有“梅园”（梅贻琦墓），两者如双子星座、交相辉映。每次我到新竹清华讲课，都会抽空去一趟梅园，缅怀梅贻琦这位谦卑低调却刚直不阿的基督徒知识分子。有一次，一位来自中国、在清大做访问学者的的朋友陪我一道去梅园，我们一路上谈论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腐败黑幕，他身在其中更是见多识广、感到痛心疾首。今天中国的大学不再是清水衙门、一片净土，而是肥水横流、争权夺利。大学有了大楼，却没了大师，更没了像梅贻琦这样人格伟大的大学校长。
校长的任务就是给师生端茶送水
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败退台湾，梅贻琦赴美管理清华庚款基金。他只有一间办公室，聘了一位兼职助理。他给自己定的薪水为三百元，与庚款资助的在美留学生的标凖一样，只能勉强维生，妻子还需外出打工。政府觉得过意不去，让他将薪水提高为一千五百元，他不同意，“薪水是我自己定的，我不情愿改”。
随后，梅贻琦回台湾就任百废待兴的清华大学的校长，从无到有地在新竹建立了一所新清华。他不认为大学校长是一名高高在上的官员，他说：“校长的任务就是给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水。”研究生班招生，六十八嵗高龄的梅贻琦亲自打字、抄写蜡版、油印考卷、检齐装封、监考、阅卷、登记分数，事必躬亲、一丝不苟。他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共十五人，而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远哲为清大的第三届研究生。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九日，梅贻琦积劳成疾，病逝于台大医院。过世后，祕书迅速将其随身手提包封存。后来，当着众人启封时发现，其中并无遗嘱或遗产，全是清华基金的逐条帐目，每一笔都记载得清清楚楚。
沿着清大校园的主干道往里走，可直抵十八尖山东麓，那里就是梅贻琦长眠的“梅园”。梅园入口处竖立着一块石碑，上刻“梅园”二字，下方有于右任的落款。“梅园”类似一座小丘陵，从低处向上攀登之时，可以发现两旁坡地种满梅树。冬天时，梅树开花如白雪片片、霜白耀眼，不禁让人想起“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之诗句；春天时，树上则长满青色的梅子，又让人想起“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之诗句。
“梅园”包括梅贻琦墓地、梅林、月涵亭、梅亭等景观，人文与自然景观在此水乳交融。
梅贻琦将一生都贡献给清华大学，他在一九四一年曾言：“自一九零九年应母校第一次留美考试，被派赴美，自此，即与清华发生关系，受清华多方栽培。三十二年来从未间断，以谓‘生斯长斯，吾爱吾庐’之喻，琦于清华，正复如此。”他长眠于此，每日看到青春年少的学子们晨读或跑步，有书声琅琅、欢歌笑语相伴，该是何等惬意与欣慰。
“梅亭”采取西式现代主义建筑风格，是双曲抛物线的混凝土薄壳结构，有如两扇打开的贝壳，跟中国传统的亭子的样式迥异。亭子的两翼部分离地不高，可以轻松攀登。清大校园里却盛传，学生如果爬上亭子跳来跳去，每跳一次，就会“当掉”一科，所以大家不敢在此造次。可见，梅校长的严格与严肃，多年后仍然让学生敬畏有加。
再往上走，可看到“月涵亭”，以梅贻琦之字“月涵”为名，是燕京大学前校长、梅贻琦的弟弟梅贻宝等二十二位清华校友，为纪念梅贻琦逝世十五周年而赠。月涵亭地板正中间刻着清大校徽，亭上圆顶有回音壁功能，能制造回音效果，人站在正中央发出声响即有此体验。
梅贻琦的墓地与一般中国人的坟墓景观完全不同：并没有一个如同《红楼梦》中所说的“土馒头”那样的坟包，而是一个方型大理石平台。有人据此认为这可能是衣冠塚，其实梅贻琦的遗体就葬在其中。虽无台大傅园典雅庄严的希腊古典建筑荫蔽，但在树木的掩映之下，一切显得那么简洁、质朴、落落大方，正与梅贻琦朴实无华的性格和基督徒的身份相称。
园内建有两座墓碑，一座正面是蒋介石手书的輓额“勋昭作育”四字，背面为国民政府之褒扬令。另一座正面是罗家伦题写的“梅校长贻琦博士之墓”，背面则是梅贻琦的老友、北大校长蒋梦麟所撰之碑文。
我猜想，梅贻琦未必喜欢老蒋的题字以及政府褒扬令之类的表面文章，他倒是与罗家伦和蒋梦麟两位教育界的老友心心相印。蒋梦麟在碑文中特别回顾了在西南联大与梅贻琦共事的经历，以及梅贻琦对清华和西南联大的巨大贡献：
先生于民国前三年考取第一批清华留美学生，攻读电机工程，开我国近代实科与科学研究之先河。归国以后，历任清华大学教授、物理系主任、校长等职，前后凡四十八年。春风所被，育材甚众。对日抗战期间，北京、清华、南开三大学联合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迁校昆明，三校校长共任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当时余任北大校长，得与先生共事。先生以年最少，尝自谓年少者当多任事，故其负校务责任独多。先生雍容中道，温恭谦让，择善固执两者兼有，当国势动荡之秋，学府思想复杂，内部冲突自所难免，而联大师生得以协调，校务因以日进者，先生之力居多。迨抗战终了，三校复校平津时，先生又独任调度之责。
最后，蒋梦麟对梅贻琦有一番盖棺论定的评语：“凡可促进我国科学教育之发展者，无不竭诚以赴。一生尽瘁学术，垂五十年，对于国家服务之久，贡献之多，于此可见。其学养毅力，尤足为后生学子模楷。因立碑以志其实。”梅贻琦当得起这样的赞誉。
梅贻琦为何不受左倾思潮的诱惑？
梅贻琦的一生，与胡适、傅斯年、蒋梦麟等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样，在国共两大政治势力的夹缝及外敌的侵略中，试图在文化教育领域为中国探索一条复兴之路。最后，第三条道路走不通，他们不得不在“两个烂苹果”中选择“相对不坏”的那一个。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五日，梅贻琦与清华教授闻一多、潘光旦、吴宓等人谈话。梅语重心长地说：“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蔡孑民先生相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可惜，其他三人都未能听进去。闻、潘两人相当左倾，闻因激烈批判国民党，不久即死于国民党特务的暗杀；潘则留在中国大陆，逃不过历次严酷的政治运动，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淩虐而死。吴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却亦有左倾思想，拒绝到台大任文学院院长的邀请，留在中国大陆，亦在文革中被批斗致死。
对于一九四零年代知识分子普遍左倾的思潮，梅贻琦自有一番个人化的观察和思考。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梅贻琦受蒋介石接见，特别谈及联大教授左倾的原因，“余谓此数人之如此或尚有一原因，即其家属众多或时有病人，生活特困难，而彼等又不欲效他人所为在外兼事，于是愁闷积于胸中，一旦发泄，火气更大”。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民政府未能让知识分子安居乐业，是其失去人心的第一步。梅贻琦借此机会向蒋介石建言，希望国民政府增加教育经费、提高教授待遇。然而，蒋的心思并不在教育上。那时，梅贻琦隐约预感到国民党的统治不稳，当面问蒋：“主席看北方局面，是否可无问题？”蒋回答说：“吾们不能说一定，或者不致有大问题。”蒋之回答言不由衷、欲说还休，实际上东北局势已经糜烂而不可收拾了。梅在日记中记载：“（蒋）言时笑容可掬，其或笑余之憨，余亦故为此问也。”
梅贻琦最初出任北京清华大学校长，即实行教授治校，后来任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主席，继续主张学术自由与教授治校，对于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多采应付了事。但他对共产党在大学利用职业学生，将学生运动变成“运动学生”，更不以为然。一九四八年冬，尽管有学生张贴海报并结队至校长办公室和住宅请愿，要求校长不要跟随国民党南撤，但梅贻琦还是顶着解放军围城的炮火南下，抵南京转上海赴香港，再由法国到美国，直至“归骨于田横之岛”。梅贻琦的一名友人问他为何不留在中国大陆，他回答说：“我若留在大陆，只有两种可能的出路，一是当傀儡，一是当反革命。这两者都不是我愿意作的，所以必须离开。”无独有偶，毛泽东也曾经说过，若鲁迅活到共产党掌权，他的下场也只有两个：“识大体、不作声”，或“进监狱，继续写”。
一九五零年代，梅贻琦留在中国的儿子梅祖彦写信劝父母回去，梅贻琦在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看祖彦、祖强来信数封，述彼等结婚后情形，并有盼娘先回大陆，则父亲亦就容易回去之语。傻孩子们，终不明瞭乃父为什么不想回去！一言以蔽之，吾不能相信共产党，此意在彼等处在北平特作点缀的场面里，如何能体验，如何能了解！但望共党将来改变‘百花齐放’而为‘百叶清除’时，他们不受波折，便是幸运矣。”他真有先知般的洞见，果不出其所料，共产党很快就将帮助党整风的“大鸣大放”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为“反右”运动，毛泽东恬不知耻地称之为“阳谋”，数十万知识分子一夜之间沦为劳改营中的囚徒。
梅贻琦厌恶共产党“好话所尽，坏事做绝”的作为，对蒋介石政权亦非愚忠到底。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退守台湾，一败涂地的蒋介石考虑运用清华的庚款基金从事“反攻大陆”的事业，在美国的梅贻琦坚持基金应用于教育文化，故而迟迟不愿赴台。一九五五年，中华民国与美国签订“中美合作研究原子能和平用途协定”，梅贻琦于同年十一月返台，择定新竹赤土崎为校址，运用清华基金办理清华复校、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他后来升任教育部长，但他对国民党当局的种种作为并不认同。他虽然不曾公开批评白色恐怖政策，但在肃杀的政治氛围中，主动赠书给软禁中的、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清华校友孙立人，这一举动足以显示他的价值取向和人品。
我的学生就是我的子弟，我的子弟就是我的学生
坐在山丘上的月涵亭中，清风徐来。我不禁想起梅贻琦在战争的硝烟中说过的一段话：“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吾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地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告无罪’。”由于中国大陆局势丕变，他未能将清华这条船开回清华园，却在宝岛台湾重建了第二个清华大学，如果从学术自由、教育独立的层面衡量，新竹清大才是货真价实的清大。
曾任教清华的叶公超说过，梅贻琦处理事情有三大特点“慢”、“稳”、“刚”，如果没有这三种品质，他又怎能在新竹的荒郊野外凭空创建一所综合性大学？傅斯年将北大传统嫁接到台大，遗留在北京的北京大学如今精气神全面溃败；与之相似，梅贻琦像母鸡一样孵出第二个蛋，终于在新竹破壳而出、茁壮成长。一九三一年，梅贻琦在清华的就职演说中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哪里有大师，哪里就是清华园；哪里有学生和学术研究的空间，哪里就是梅贻琦的故国。
梅贻琦将学术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等诸多自由视为一个统一体，他梦想中的大学是这样的：“大学教育，‘无所不思’之中，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思，其‘无所不言’之中，亦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言，亦正惟其所思考所言，不尽和时宜，乃或合于将来，而新文化之因素胥于是生，进步之机缘，胥于是启，而新民之大业，亦胥于是奠其基矣。”他虽不同意左派学生的观点，却竭力保护其言论自由和人身安全。一九三五年，清华学生与军警发生冲突，军警要冲入校抓人，梅贻琦几经斡旋，以向军警交出一份错误名单了事。一方面是军警的压力，另一方面是左派学生的捣乱，他为之心力交瘁，但总算实现了没有一个学生被捕的承诺——他曾以校长的身份向学生们保证：“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护学术上的独立。”
如果清华大学能坚持梅贻琦的传统，它就是一所伟大的大学。在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中，清大功不可没：一九八四年，台湾的大学中的第一个人文社会科学院在清大成立；一九八六年，清大结合教授与地方居民力量，共同为化工厂汙染事件发起抗争，促成新竹市防治协会的成立；一九九一年，调查局因独台会事件，未知会学校闯入学生宿舍逮捕学生，引发“五二零”学运。
一九九一年，“独台会”案阴差阳错地成为末代叛乱案。经办此案的调查局副局长高明辉在各界压力之下被迫辞职，在其回忆录《情治档案》中回顾了该案的来龙去脉：独派大佬史明在日本创设“独立台湾会”，并派人潜入台湾发展成员。调查局早已在史明身边安排有线人，故而与之有联系的人员全部落入调查局的天罗地网之中。
五月九日清晨五点五十分，调查局在全台各地展开逮捕行动，其中就有进入清华大学男生宿舍抓走廖伟程。当天上午，数百名清大学生来到台北调查局门口，发起抗争活动。十三日，调查局在法务部召开记者会，高明辉突然提出辞职。
然而，“独台会”并没有因高明辉的辞职而终止。五月二十一日，立法院火速通过废止惩治叛乱条例；二十四日，又通过废止检肃匪谍条例。刑法第一百条也重新修正。独台会的几名被告，全部都因此而被法院判决公诉不受理。台湾法治的进步，那些挺身对抗调查局的清大学生功不可没。梅校长当以之为骄傲。
近年来，清大校方日渐保守化，校长亦多为没有价值坚守的学术官僚。二零一二年末，清大校方为陈为廷“顶撞”教育部长的“不礼貌”事件发表“道歉启事”，学生团体基进笔记社于十二月五日前往梅园“祭梅”，以此表达对校方的抗议与批判。学生们在声明中指出：“清大校方未正视大学生应当固守对批判态度与社会实践精神，仓促的在媒体众口铄金的不实道歉中，大学精神死了，那种应当具有的批判精神，追求真理，社会实践的大学精神死了。于是我们来到梅园，向梅校长致上最深的歉意。”学者陈端桦指出，梅园由此成为“清华校内抱持不同价值观的群体所进行的意义诠释与道德竞争”的象征性地标。
梅园很小，其面积比不上很多社区中心的一小块绿地；然而，梅园也很大，其象征的学术自由精神正是清大的“校格”所在。
——原载：台湾《新头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