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清华大学是我去过次数最多的一所台湾的大学,它也是由“永远的校长”梅贻琦奠定“校格”的大学。新竹清华与北京清华同名而殊途:北京的清华大学虽拥有清华建校时的旧址,有清华园工字厅,有美丽的荷塘月色,却早已沦为“又红又专”的“准党校”,是中国最官僚化、最体制化的大学,跟习近平、胡锦涛、朱鎔基等丑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而新竹清华则具有昔日清华全盛时代的自由精神和批判意识,在近年来搅动台湾社会的多次学运和社运当中,清大的学生与老师常常冲锋陷阵在最前面。

台大有“傅园”(傅斯年墓),清大有“梅园”(梅贻琦墓),两者如双子星座、交相辉映。每次我到新竹清华讲课,都会抽空去一趟梅园,缅怀梅贻琦这位谦卑低调却刚直不阿的基督徒知识分子。有一次,一位来自中国、在清大做访问学者的的朋友陪我一道去梅园,我们一路上谈论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腐败黑幕,他身在其中更是见多识广、感到痛心疾首。今天中国的大学不再是清水衙门、一片净土,而是肥水横流、争权夺利。大学有了大楼,却没了大师,更没了像梅贻琦这样人格伟大的大学校长。

校长的任务就是给师生端茶送水

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败退台湾,梅贻琦赴美管理清华庚款基金。他只有一间办公室,聘了一位兼职助理。他给自己定的薪水为三百元,与庚款资助的在美留学生的标凖一样,只能勉强维生,妻子还需外出打工。政府觉得过意不去,让他将薪水提高为一千五百元,他不同意,“薪水是我自己定的,我不情愿改”。

随后,梅贻琦回台湾就任百废待兴的清华大学的校长,从无到有地在新竹建立了一所新清华。他不认为大学校长是一名高高在上的官员,他说:“校长的任务就是给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水。”研究生班招生,六十八嵗高龄的梅贻琦亲自打字、抄写蜡版、油印考卷、检齐装封、监考、阅卷、登记分数,事必躬亲、一丝不苟。他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共十五人,而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远哲为清大的第三届研究生。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九日,梅贻琦积劳成疾,病逝于台大医院。过世后,祕书迅速将其随身手提包封存。后来,当着众人启封时发现,其中并无遗嘱或遗产,全是清华基金的逐条帐目,每一笔都记载得清清楚楚。

沿着清大校园的主干道往里走,可直抵十八尖山东麓,那里就是梅贻琦长眠的“梅园”。梅园入口处竖立着一块石碑,上刻“梅园”二字,下方有于右任的落款。“梅园”类似一座小丘陵,从低处向上攀登之时,可以发现两旁坡地种满梅树。冬天时,梅树开花如白雪片片、霜白耀眼,不禁让人想起“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之诗句;春天时,树上则长满青色的梅子,又让人想起“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之诗句。

“梅园”包括梅贻琦墓地、梅林、月涵亭、梅亭等景观,人文与自然景观在此水乳交融。

梅贻琦将一生都贡献给清华大学,他在一九四一年曾言:“自一九零九年应母校第一次留美考试,被派赴美,自此,即与清华发生关系,受清华多方栽培。三十二年来从未间断,以谓‘生斯长斯,吾爱吾庐’之喻,琦于清华,正复如此。”他长眠于此,每日看到青春年少的学子们晨读或跑步,有书声琅琅、欢歌笑语相伴,该是何等惬意与欣慰。

“梅亭”采取西式现代主义建筑风格,是双曲抛物线的混凝土薄壳结构,有如两扇打开的贝壳,跟中国传统的亭子的样式迥异。亭子的两翼部分离地不高,可以轻松攀登。清大校园里却盛传,学生如果爬上亭子跳来跳去,每跳一次,就会“当掉”一科,所以大家不敢在此造次。可见,梅校长的严格与严肃,多年后仍然让学生敬畏有加。

再往上走,可看到“月涵亭”,以梅贻琦之字“月涵”为名,是燕京大学前校长、梅贻琦的弟弟梅贻宝等二十二位清华校友,为纪念梅贻琦逝世十五周年而赠。月涵亭地板正中间刻着清大校徽,亭上圆顶有回音壁功能,能制造回音效果,人站在正中央发出声响即有此体验。

梅贻琦的墓地与一般中国人的坟墓景观完全不同:并没有一个如同《红楼梦》中所说的“土馒头”那样的坟包,而是一个方型大理石平台。有人据此认为这可能是衣冠塚,其实梅贻琦的遗体就葬在其中。虽无台大傅园典雅庄严的希腊古典建筑荫蔽,但在树木的掩映之下,一切显得那么简洁、质朴、落落大方,正与梅贻琦朴实无华的性格和基督徒的身份相称。

园内建有两座墓碑,一座正面是蒋介石手书的輓额“勋昭作育”四字,背面为国民政府之褒扬令。另一座正面是罗家伦题写的“梅校长贻琦博士之墓”,背面则是梅贻琦的老友、北大校长蒋梦麟所撰之碑文。

我猜想,梅贻琦未必喜欢老蒋的题字以及政府褒扬令之类的表面文章,他倒是与罗家伦和蒋梦麟两位教育界的老友心心相印。蒋梦麟在碑文中特别回顾了在西南联大与梅贻琦共事的经历,以及梅贻琦对清华和西南联大的巨大贡献:

先生于民国前三年考取第一批清华留美学生,攻读电机工程,开我国近代实科与科学研究之先河。归国以后,历任清华大学教授、物理系主任、校长等职,前后凡四十八年。春风所被,育材甚众。对日抗战期间,北京、清华、南开三大学联合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迁校昆明,三校校长共任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当时余任北大校长,得与先生共事。先生以年最少,尝自谓年少者当多任事,故其负校务责任独多。先生雍容中道,温恭谦让,择善固执两者兼有,当国势动荡之秋,学府思想复杂,内部冲突自所难免,而联大师生得以协调,校务因以日进者,先生之力居多。迨抗战终了,三校复校平津时,先生又独任调度之责。

最后,蒋梦麟对梅贻琦有一番盖棺论定的评语:“凡可促进我国科学教育之发展者,无不竭诚以赴。一生尽瘁学术,垂五十年,对于国家服务之久,贡献之多,于此可见。其学养毅力,尤足为后生学子模楷。因立碑以志其实。”梅贻琦当得起这样的赞誉。

梅贻琦为何不受左倾思潮的诱惑?

梅贻琦的一生,与胡适、傅斯年、蒋梦麟等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样,在国共两大政治势力的夹缝及外敌的侵略中,试图在文化教育领域为中国探索一条复兴之路。最后,第三条道路走不通,他们不得不在“两个烂苹果”中选择“相对不坏”的那一个。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五日,梅贻琦与清华教授闻一多、潘光旦、吴宓等人谈话。梅语重心长地说:“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蔡孑民先生相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可惜,其他三人都未能听进去。闻、潘两人相当左倾,闻因激烈批判国民党,不久即死于国民党特务的暗杀;潘则留在中国大陆,逃不过历次严酷的政治运动,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淩虐而死。吴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却亦有左倾思想,拒绝到台大任文学院院长的邀请,留在中国大陆,亦在文革中被批斗致死。

对于一九四零年代知识分子普遍左倾的思潮,梅贻琦自有一番个人化的观察和思考。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梅贻琦受蒋介石接见,特别谈及联大教授左倾的原因,“余谓此数人之如此或尚有一原因,即其家属众多或时有病人,生活特困难,而彼等又不欲效他人所为在外兼事,于是愁闷积于胸中,一旦发泄,火气更大”。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民政府未能让知识分子安居乐业,是其失去人心的第一步。梅贻琦借此机会向蒋介石建言,希望国民政府增加教育经费、提高教授待遇。然而,蒋的心思并不在教育上。那时,梅贻琦隐约预感到国民党的统治不稳,当面问蒋:“主席看北方局面,是否可无问题?”蒋回答说:“吾们不能说一定,或者不致有大问题。”蒋之回答言不由衷、欲说还休,实际上东北局势已经糜烂而不可收拾了。梅在日记中记载:“(蒋)言时笑容可掬,其或笑余之憨,余亦故为此问也。”

梅贻琦最初出任北京清华大学校长,即实行教授治校,后来任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主席,继续主张学术自由与教授治校,对于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多采应付了事。但他对共产党在大学利用职业学生,将学生运动变成“运动学生”,更不以为然。一九四八年冬,尽管有学生张贴海报并结队至校长办公室和住宅请愿,要求校长不要跟随国民党南撤,但梅贻琦还是顶着解放军围城的炮火南下,抵南京转上海赴香港,再由法国到美国,直至“归骨于田横之岛”。梅贻琦的一名友人问他为何不留在中国大陆,他回答说:“我若留在大陆,只有两种可能的出路,一是当傀儡,一是当反革命。这两者都不是我愿意作的,所以必须离开。”无独有偶,毛泽东也曾经说过,若鲁迅活到共产党掌权,他的下场也只有两个:“识大体、不作声”,或“进监狱,继续写”。

一九五零年代,梅贻琦留在中国的儿子梅祖彦写信劝父母回去,梅贻琦在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看祖彦、祖强来信数封,述彼等结婚后情形,并有盼娘先回大陆,则父亲亦就容易回去之语。傻孩子们,终不明瞭乃父为什么不想回去!一言以蔽之,吾不能相信共产党,此意在彼等处在北平特作点缀的场面里,如何能体验,如何能了解!但望共党将来改变‘百花齐放’而为‘百叶清除’时,他们不受波折,便是幸运矣。”他真有先知般的洞见,果不出其所料,共产党很快就将帮助党整风的“大鸣大放”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为“反右”运动,毛泽东恬不知耻地称之为“阳谋”,数十万知识分子一夜之间沦为劳改营中的囚徒。

梅贻琦厌恶共产党“好话所尽,坏事做绝”的作为,对蒋介石政权亦非愚忠到底。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退守台湾,一败涂地的蒋介石考虑运用清华的庚款基金从事“反攻大陆”的事业,在美国的梅贻琦坚持基金应用于教育文化,故而迟迟不愿赴台。一九五五年,中华民国与美国签订“中美合作研究原子能和平用途协定”,梅贻琦于同年十一月返台,择定新竹赤土崎为校址,运用清华基金办理清华复校、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他后来升任教育部长,但他对国民党当局的种种作为并不认同。他虽然不曾公开批评白色恐怖政策,但在肃杀的政治氛围中,主动赠书给软禁中的、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清华校友孙立人,这一举动足以显示他的价值取向和人品。

我的学生就是我的子弟,我的子弟就是我的学生

坐在山丘上的月涵亭中,清风徐来。我不禁想起梅贻琦在战争的硝烟中说过的一段话:“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吾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地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告无罪’。”由于中国大陆局势丕变,他未能将清华这条船开回清华园,却在宝岛台湾重建了第二个清华大学,如果从学术自由、教育独立的层面衡量,新竹清大才是货真价实的清大。

曾任教清华的叶公超说过,梅贻琦处理事情有三大特点“慢”、“稳”、“刚”,如果没有这三种品质,他又怎能在新竹的荒郊野外凭空创建一所综合性大学?傅斯年将北大传统嫁接到台大,遗留在北京的北京大学如今精气神全面溃败;与之相似,梅贻琦像母鸡一样孵出第二个蛋,终于在新竹破壳而出、茁壮成长。一九三一年,梅贻琦在清华的就职演说中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哪里有大师,哪里就是清华园;哪里有学生和学术研究的空间,哪里就是梅贻琦的故国。

梅贻琦将学术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等诸多自由视为一个统一体,他梦想中的大学是这样的:“大学教育,‘无所不思’之中,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思,其‘无所不言’之中,亦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言,亦正惟其所思考所言,不尽和时宜,乃或合于将来,而新文化之因素胥于是生,进步之机缘,胥于是启,而新民之大业,亦胥于是奠其基矣。”他虽不同意左派学生的观点,却竭力保护其言论自由和人身安全。一九三五年,清华学生与军警发生冲突,军警要冲入校抓人,梅贻琦几经斡旋,以向军警交出一份错误名单了事。一方面是军警的压力,另一方面是左派学生的捣乱,他为之心力交瘁,但总算实现了没有一个学生被捕的承诺——他曾以校长的身份向学生们保证:“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护学术上的独立。”

如果清华大学能坚持梅贻琦的传统,它就是一所伟大的大学。在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中,清大功不可没:一九八四年,台湾的大学中的第一个人文社会科学院在清大成立;一九八六年,清大结合教授与地方居民力量,共同为化工厂汙染事件发起抗争,促成新竹市防治协会的成立;一九九一年,调查局因独台会事件,未知会学校闯入学生宿舍逮捕学生,引发“五二零”学运。

一九九一年,“独台会”案阴差阳错地成为末代叛乱案。经办此案的调查局副局长高明辉在各界压力之下被迫辞职,在其回忆录《情治档案》中回顾了该案的来龙去脉:独派大佬史明在日本创设“独立台湾会”,并派人潜入台湾发展成员。调查局早已在史明身边安排有线人,故而与之有联系的人员全部落入调查局的天罗地网之中。

五月九日清晨五点五十分,调查局在全台各地展开逮捕行动,其中就有进入清华大学男生宿舍抓走廖伟程。当天上午,数百名清大学生来到台北调查局门口,发起抗争活动。十三日,调查局在法务部召开记者会,高明辉突然提出辞职。

然而,“独台会”并没有因高明辉的辞职而终止。五月二十一日,立法院火速通过废止惩治叛乱条例;二十四日,又通过废止检肃匪谍条例。刑法第一百条也重新修正。独台会的几名被告,全部都因此而被法院判决公诉不受理。台湾法治的进步,那些挺身对抗调查局的清大学生功不可没。梅校长当以之为骄傲。

近年来,清大校方日渐保守化,校长亦多为没有价值坚守的学术官僚。二零一二年末,清大校方为陈为廷“顶撞”教育部长的“不礼貌”事件发表“道歉启事”,学生团体基进笔记社于十二月五日前往梅园“祭梅”,以此表达对校方的抗议与批判。学生们在声明中指出:“清大校方未正视大学生应当固守对批判态度与社会实践精神,仓促的在媒体众口铄金的不实道歉中,大学精神死了,那种应当具有的批判精神,追求真理,社会实践的大学精神死了。于是我们来到梅园,向梅校长致上最深的歉意。”学者陈端桦指出,梅园由此成为“清华校内抱持不同价值观的群体所进行的意义诠释与道德竞争”的象征性地标。

梅园很小,其面积比不上很多社区中心的一小块绿地;然而,梅园也很大,其象征的学术自由精神正是清大的“校格”所在。

——原载:台湾《新头壳》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