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论中国大陆时局

大陆形势演变分析

现阶段中国大陆形势

一、“非共产化的共产党国家”

中国大陆正在演变为一个非共产化的共产党国家。

所谓非共产化,首先地、主要地是指,在经济方面,公有制计划经济模式已经在实际上被放弃,私有经济市场因素越来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外开放、引进新的科学技术和引进外商外资日益加强。在社会生活的其它领域,意识形态的进攻性大为降低,在某些方面逐渐出现了非政治化的倾向。地方和个人开始拥有了某种心照不宣的活动空间。与此同时,中共当局仍然继续高举“四项基本原则”,严厉压制自由化、民主化运动,坚持党的绝对权力不容分割,坚持意识形态正统不容正面挑战,坚持对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中央政府享有最终控制权,从而依然保持为一个共产党国家。

二、演变过程概述

上述演变,早在七十年代末期即已开始。邓小平一手举四个坚持、一手抓改革开放,实际上就已经预示了这一路向。不过,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此一路向远不如今日这般明朗。

在经济改革方面,首先,是围绕着改革的方向——是不是要学“资本主义”;围绕着改革的深度——学“资本主义”学到什么程度;其中,也包含着改革的具体步骤——先改什么、后改什么;最后,又涉及到如何应付由改革引出的各种问题,包括日益增长的社会不满及抗议活动,中共党内曾经有过严重的争论。在政治方面,“文化革命”物极必反,整个社会,包括党内,都产生了一股强大的要求摆脱恐怖统治、造成某种宽松乃至自由民主局面的愿望,从而使得“四项坚持”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并不可避免地导致渐趋软化的形势。于是,在“半心半意的改革不能令人满意,半心半意的压制不能令人恐惧”的情况下,爆发了八九民运。

以六四为转折,中共重新恢复了高压恐怖统治。曾经一度,经济改革也出现了某种回潮。此后是苏联东欧的巨变,共产阵营崩溃,共产主义制度遭到了历史性的失败。面对这种局面,邓小平等人意识到,为了维护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唯一的办法是:在对自由民主运动实行严厉打击的同时,尽可能迅速地推进经济改革,从而缓和其它方面的矛盾,削弱自由民主力量所能调动的其它社会因素。于是便提出了“经改救党”、“以经济改革抵制和平演变”的战略方针。使大陆成为一个非共产化的共产党国家的意图由此而明确成形。

三、经济改革的多重政治蕴涵

经济改革具有多重政治蕴涵。因此,不同的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怀着比较复杂、有时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考虑,殊途同归地对之采取支持态度。

如前所说,邓小平推进经济改革,本意是为了抵制和平演变。中共内部更保守的一派,由于目睹公有制计划经济的惨重失败,虽然对眼下经济改革的深度、速度忧心忡忡,但从理论上也承认实行经济改革对于减轻社会矛盾,维系一党专政的意义,故而从原则上仍支持经济改革。至于党内更开明的一派,他们感到在现阶段直接推动政治开放有太大的困难,而推动经济改革总是有利于社会力量的增长;退一步说,能够改善一下人民的生活总不是坏事。因此他们也对经济改革采取积极态度。不过,这些都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苏联东欧共产制度的全盘崩溃,早已使得中共内部上上下下都对自己的制度失去信心。他们再也不相信自己的一党专政可以“千秋万代,永不变色”,除去极少数行将就木,抱着“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死硬分子外,多数人不得不考虑如何为自己留条后路。他们发现,抓紧时间在经济建设方面做出些成绩是至关重要的。这样,一旦开放民主,就可能免于一败涂地,搞得好,说不定还能在开放竞选中获得较多的选票而保持住相当部分的权力。简言之,对中共而言,加紧经济改革不失为一种“可守可退”的办法。

在民间、民运力量方面。有不少人相信,非共产化必将导致经济自由化,从而必将导致社会多元化乃至政治民主化。有些人不相信这种经济决定论,不过他们也认为在继续努力推动民主运动的同时,经济改革仍是好事。当然,有些民运人士懂得,倘若大陆经济状况恶化,会加强社会对现政权的压力。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主观上希望大陆的经济“越坏越好”(这种态度可以从他们努力救援大陆水灾而不是幸灾乐祸一事得到验证)。这些民运人士也深知,如果他们能象当年波兰团结工会那样,以经济问题为杠杆迫使当局做出原则性妥协,那当然很好。不过迄今为止他们自知还欠缺进行此种斗争的强大整体行动能力。海外民运人士希望推动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以迫使中共当局让步。最近一期美国《时代》周刊披露了当年里根政府与教皇联手从外部施加压力,帮助团结工会获得谈判的胜利。然而,由于中国大陆太大,其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较低,故而外部经济制裁虽亦有效,但其效也更为有限(这一点在最惠国问题上表现得很清楚。海外民运人士多数是主张“有条件给予”。问题在于:倘若最惠国待遇被取消,它的确会给急望得到此一待遇的中共当局造成某种压力,但尚不足以迫使它作出原则性妥协,而此举又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使国内部分民众经济生活遭受损失的副作用。因此,海外民运人士的基本策略是用“亮而不出”的办法发挥“最惠国”这张牌的效力)。综合上述种种考虑,民间方面,民运力量方面对经济改革就都采取积极支持的立场。台湾、香港和国际社会的态度也基本如此。

四、关于“装模作样地服从”

不少人断言,改革开放与四项坚持是对立矛盾的。此话不错。但我要提醒的是,这里的矛盾,主要是理论与实际的对立矛盾,它不一定意味着实际自身的对立矛盾。中共仍然自我标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一般人都很清楚,今日之中国大陆既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众所周知,当今中国大陆的情势是外松内紧。不过在所谓“内紧”之中,却又存在着若干缝隙和空子。中共对社会的控制,远不如过去那样扎实全面。地方和个人所拥有的某种活动空间乃是不言而喻、心照不宣的。这就造成了所谓“共产党在装模作样地统治,老百姓在装模作样地服从”这一状态。但是,我们必须懂得,在政治上,表面有效的统治实际上也是一种有效的统治,表面上的服从实际上就是一种服从。“四项坚持”几乎已经成为无人信以为真的神话或谎言。这就是说,它已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真正指导社会、支配人心的作用。然而,作为一套以暴力为后盾的“禁忌体系”,它所具有的维系专政、抑制自由民主的功能却仍然是实实在在的。这和古代中国的帝王以谁也不当真相信的“天命”实行同样是在理论上无限与全能、而在实际中却留有相当余地或空间的统治的情况是极其类似的。只有认清这一点,我们才能始终清醒地看到目前中国大陆仍是一个共产党国家这一事实。

五、中共仍须依靠恐怖维持统治

中共声称,中国大陆之所以没有发生苏联东欧那种变化,是因为中共的经济改革取得了成功。这话充其量有一小半真理。苏联、东欧的情况表明,不论是先行采取了经济改革还是依然坚持公有制计划经济,不论是经济发展差强人意还是一塌糊涂,只要那里的共产党政权不愿或不能对民主运动实行大规模的血腥镇压,那里的一党专政就统统垮台。如果八九民运发生于苏东事变之后,民主派更自信,保守派更心虚,结果很可能完全两样。实际上,中共自己很清楚,它的统治仍然是、也只能是建立在恐怖之上。六四之后两年多来,中共对自由民主的压制并未放松。去年年底一度有过传言,中共拟在春节前释放一大批民运人士。但此传言没有兑现。几天前,北京市中级法院又对吴学灿等七人实行重判。可见中共自身的紧张程度要比一般外人估计的高得多。鲍彤问题,一方面反映了党内强硬保守派极欲彻底搞倒赵紫阳一派的意图,甚至不无含有削弱邓小平影响的意味,另一方面更反映了中共对于任何一种可能被外界认为是从六四立场后退的做法仍然极度敏感。李鹏除去总理一职的传言时有所闻,邓小平一派也未必没有这个意思。但主要恐怕是顾忌于此举引出的不确定反应,至今仍未成为事实。

六、关于邓小平南巡与“太子党”现象

不久前,邓小平南下视察,再度造起加速经改的声势。与此同时,在保守派控制的某些刊物上则出现明显的不同声音。这一方面表现了中共内部对经济改革的深度与速度的分歧,在更大程度上,它与年内的十四大人事安排息息相关。元老派来日无多,新的权力争斗不可避免地暗中加速进行。

近来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所谓“太子党”的动向(我本人并不喜欢“太子党”这种表达,此处姑且用之)。这里所说的太子党,不是指李鹏、李铁映、邹家华等六十岁上下的、已位居权力核心的那几个人,而是指陈元、邓朴方等四十岁上下的一批。后者的思想意识与前者、包括与他们的父辈都确有差异。六四前,这批人也都表现出某种开明。此后的两极化发展强化了他们的保守性。如今,元老派正在努力大力提拔他们接班。不过,由于他们的起点还不够高,同时也由于在中共内部没有多少靠血缘关系而坐直升飞机成功的先例,故而在短期内仍很难进入最高核心。一旦元老派全部去世,这些人是否还能保持现今这种上升的速度并占据核心,也是很难确定的事。太子党由于身份的关系,要比一般人更容易作出若干开明的姿态,而不致被元老们猜疑。把去年《中国青年报》思想理论部的长文“应对与选择”,称之为太子党的纲领未免言过其实,其内容的含混、矛盾也无庸多论,不过它多少也反映出一些太子党人物鉴于时局变化、急于作出某种与其父辈略有不同的形象以争取人心的愿望。这就和一些主张新权威主义或曰新保守主义的较年轻的知识分子形成暂时的联盟。但是,也正因为太子党的权势和血缘、从而也就是和整个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在没有其它力量的推动的情况下,很难指望他们会在上台之后执行一套真正不同的路线。

七、大陆内部民主力量的潜能不可低估

准确地把握大陆人心走向,是件很困难的事情。这不仅是因为在高压下,一般人很难公开表达其内心真正的愿望,同时也因为在高压之下,不少人会有一种虚假的“合理化”倾向。本来,一个人在无法与他人自由交流思想时,往往会对自己原有的感觉、观念产生怀疑或动摇。中共无孔不入的宣传,虽然早已不足令人信服,但仍可令人困惑。更重要的是,如果一个人要长期地坚持对其所在社会制度的否定立场,那会在精神上、心理上构成一种持续的紧张压力;因而一般人为了减轻这种压力,会有意无意地软化自己的固有立场,或多或少地接受某些为现状辩护的理论或解释。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今日大陆表面上看不出民众有太强的反抗情绪。然而,一旦人们的恐惧感消失,重新建立起公开的自由交往,被压抑的情感和理念便会再度占据上风。当新保守主义者说一党专政具有抑制和防止“政治参与爆炸”的功能时,他们多半是说对了。换句话,他们看到了大陆社会中自由民主力量的巨大潜能。中共不敢在政治控制上稍许懈怠,从反面也印证了这一估计的正确。也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才能对大陆内部各种貌似弱小的反抗活动所具有的真实分量予以如实的判断。

以上,我谈到了现阶段大陆的社会情势。我并没有比一般报道提供更多的具体事实或内幕密闻。我只是强调了一种观察角度和理解方法。毕竟,事实本身不会说话,它需要经由我们的分析理解才能把握。这对于认识一个高度压抑的封闭社会尤其如此。过去人们之所以对这两年来共产国家的惊人变化大表意外,甚至于连共产国家内部的人士、包括持不同政见的人士也每每预先估计不足,主要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事实,而是他们未能对所看到的事实予以恰当的理解。有鉴于此,我这番理论分析多于事实枚举的阐述也许倒更有价值一些。

未来可能的变化

一、渐变与突变

中共一党专政不可能长期维持。这一点,相信中共自己也不再怀疑。

不少人估计,未来中国大陆的民主改革,将以和平渐变的方式实现。然而考查苏联东欧的民主化过程,基本上是和平的,但并非都是渐变的。因此,上述估计,与其说是表达了一种预测,不如说是表达了一种愿望。问题在于,作为禁忌体系的“四项坚持”是和自由民主根本对立的。要冲破此一以暴力威慑为后盾的禁忌体系,很难想象它能够平缓地顺势进行。某种戏剧性的突变几乎无法避免,虽然这种突变不一定非暴力流血不成。在过去的台湾,当局对反对派的公开挑战,是从容忍较少,渐渐过渡到容忍较多,呈一连续的曲线。而在大陆,尤其是在六四之后,面对着民间要求结束一党专政的公开挑战,共产党的选择首先是容忍或不容忍。这就会构成一种非连续性的转折或断裂。

二、短期内民主改革难以突破

因此,在短期内,中国大陆民主改革出现大突破的可能性并不大。民主力量一时间无法发动起具有相当规模的公开挑战,而规模太小的挑战很可能遭致迅速和严酷的镇压。当然,在此期间,小规模的、甚至是零星的、孤立的,但其目标局限于不公开直接否定共产党统治的一些异议活动仍是可能的,也是有益的。事实上,这类活动一直未曾停止过。在中共上层,由于元老派的平衡作用,内部斗争大体上会避免公开的爆发而逸出常轨。非原则性的让步自然是可能的,而且在元老派在世时此种让步的可能性反而更大。因为元老派一旦消失,继任者们,即便其中许多人未曾直接参与六四屠杀并有着务实的形象,或者是较年青的太子党执政,由于这批人自身的权威较弱,更害怕一让步而引发连锁反应。所以,如果他们不是进一步地加强控制、杀人立威的话,起码也会明确表示继续执行以往的强硬路线,借助于当年恐怖的惯性来保住自己。这样看来,我们若是对这些人地位上升一味乐观,大概是会失望的。

三、转折性变化的两种可能方式

转折性变化可以两种方式发生,一是上层公开大分裂,二是下面公开大挑战。当然,不论以哪种方式发生,实际上都会是朝野上下双方的相互作用,区别仅在于发端的不同而已。

上层的公开分裂,在元老派去世之后爆发的可能性很大。中共内部的分歧无疑要比我们现在从外面上观察到的更为严重。这里边既有纯粹的权力争斗,又有深刻的路线分歧。毕竟,深化经改的路线,尽管在现阶段具有“可守可退”的双重作用,因此从原则上亦会被力主维持一党专政的强硬保守派所赞同。但此一路线越是进一步发展,其引出的后果便越是不确定。更何况,深入推进经改,本身就会造成上层权力格局的变化,务实派地位会加强,强硬保守派的势力会削弱乃至遭到淘汰。因此,无论是从“远忧”还是从“近虑”的角度出发,它都会激化目前台上两派人的矛盾。还要考虑到,作为务实派一方,不少人原本是作了“退”的准备的。他们未必会主动进行民主改革,但他们也未必愿意死命地压制民主改革,这就使他们有可能效仿南韩的卢泰愚,在一定条件下接受民主改革而借势打倒死硬派。至于党内更开明的一派,虽说眼下难以有什么作为,但这派人物的潜在力量仍不可低估。死硬派不可能不感到这种致命的威胁。他们要么会采取进一步打压开明派的办法巩固自己,而此举势必会突出他们与务实派的矛盾;要么会直接向某些务实派进攻。上述种种矛盾,六四后即已深刻存在,只是由于元老派的平衡作用而被控制住。一旦平衡因素消失。情况便可能急转直下。

在民间方面,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倘若再度爆发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中共将无力进行镇压;只是在一时间,民间也还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运动。这毕竟只是个时间问题。在此期间,民主派会进行各种形式的试探性努力,逐渐恢复壮大自己,从而形成一种持续增长的更大压力。不论是从非暴力抗争的特点出发,还是从以往大陆民运的发展状态出发,未来大陆民间的抗争运动,北京等大城市仍将成为重点,而青年学生仍可能扮演重要角色。其它地区、其它阶层的抗争,一般发动较难,而且在初期,很可能不具有明确的民主诉求,因此它们或者成为导火线,或者成为强大的后援。要求为六四平反,则很可能成为这种抗争的最有力的缘由。

根据大陆的具体情况,不论转折性变化方式如何,大概也不会像东欧等小国那样在短短数月内即完成转型。换言之,大陆在确立了自由民主的方向后,仍可能经历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因此,大陆在开放民主后出现大乱局面的可能性并不象现今某些人忧虑的那么大;而多年来经济改革的进展也会有利于这一转变的平稳进行。这也会给大部分共产党人调整自己提供一定的时间。一旦迈过关口,原共产党人的自我调整也会进行得比一般人预想得更顺利。六四事件固然造成了大陆政治的两极化,但只要确立了实行民主的基本方向,朝野各方面的妥协意愿便会重新加强。和苏联东欧等国相比,中国大陆的民主改革是落在了后边。然而,后来者也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它可以从先行者那里得到经验教训。因此,我们不妨以一种坚定而谨慎的态度,对未来政局的发展怀抱更大的信心。

(1992年3月,原载《中国之春》第一零七期(1992年4月号)

《从自由出发》(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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