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处于不思不想的年代。

古人说,诗能穷人。其实思也穷人。自八十年代末暴跌过后,许多人惨痛割肉,更多的人则决意不再进入。当然,有下跌途中的抵抗,甚至也出现过一两次反弹。不过反弹力度有限,迅即遭到冰雹般打压。那次“人文精神”讨论就是。孤岛上的学人围坐一起,总结学术与思想不分家的“教训”,要求学术规范、学者自省。近来,更有人对顾炎武“学以致用”的观念提出批评。我们确乎到了“思想家淡出,学问家突显”的年头。轻薄儿却说:学问么,无非三五个跟不上趟的酸秀才互相“按摩”。

当今的知识界如此。所谓“市民社会”又如何?皆曰:悠悠万事,发展经济为大!欲达目的,手段何拘?所有的人由此分成两类:有机会有能耐的,与没机会没能耐的。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撑死胆大,饿死胆小。至于说,何谓“社会公正”,甚为“长治久安”,这一切都无暇顾及。世纪末最后一趟船了。生命不能承受沉重。那怕自重。

不思不想的年代,莫非“思想”确实退场?

还在三十年代,贺麟先生就提出“天地间没有纯粹的经济”。六十年后,经济学家茅于轼告诉我们,市场制度与基本人权密切相关。举一个例:“摊派”和“农民负担过重”,只不过是农民权利无保障的另一说法;根源在于农民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摊派的背后有一根棍子在支撑着。这根棍子是用来揍人的。”我们只能祈求下棍时“温柔”一点,却不能对它说“不”。茅于轼因而断言:“如果农民地位平等问题不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是无望坚决的。”(《谁妨碍了我们致富》,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这些年有一种“思想”在畅行无阻,叫做“抢来本钱做买卖”。其实仍是“棍子”的“逻辑”。今年的第一期《读书》,收有一篇《拒绝“原始积累”》(作者:卞悟)。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历史上的做买卖并非都靠抢来本钱,抢钱也并不都去做买卖;拿那些钱去搞垄断和统治岂不更顺理成章?!“抢来本钱做买卖”,关键在于一个“抢”,即以赤裸裸的强权原则破坏社会公正,破坏市场规则。物质变成了思想,等于人们的心死了。在“抢”被认可的地方,离“率兽食人”还有多远?

所幸,自由的思想虽可遮蔽一时,却不曾彻底离场。那道理就象古人所说的:“天下之不可一日而离道,犹人之不可一日而离食”;五谷看起来不足为贵,“然而一日厌谷必病,病久谷绝必死”(孙鼎臣)。只不过就我们处身的时代总体而言,应该承认病已深重。许多人感到无能为力,缺少安全。我们靠“嗟来之食”或不义之财侥幸度日。生存好比下赌。没有尊严,也没有明天。

不思不想的年代,人们普遍玩物丧志。“市民社会”玩的是饮食、男女,文化人玩的是“能指”、知识。思想在走低,学术却上涨;文化的行情低迷,股市的行情反倒火爆:如果不是泡沫学术和泡沫经济,这一切就很难理解。“世儒之患,起于学而不思”,这是两百年前章学诚对他同代学者的批评。而对于我们处身的世纪,我愿意援用富兰克林曾讲过的一句话来作提醒:

“那些愿意放弃基本自由来换得少许暂时保障的人,既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保障。”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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