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采访我的是美国华盛顿“自由亚洲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北明。通过越洋电话采访我了约两小时,那是1999年11月。采访集中在我为什么入狱,逮捕我的时候都想了些什么,在监狱里印

象最深的事情,十年监狱的总结等等,这些问题都已写在我的书里,不再赘述。

北明有两个问题特别有意思,令人难忘。

她问,你被捕是六一年,那时候的政治运动很多,假如情况不是那样,你觉得你能实现你的居里夫人梦吗?我答,我不能肯定我一定能够成为中国的居里夫人,但是我具有成为杰出科学家的三大要素:首先,我脑子不笨;第二,我非常能吃苦,有钻研到底的决心和毅力;第三,我有献身精神,愿为人类的科学事业奉献我的一切,包括婚姻与生命。具备了这三点,我认为没有理由肯定我做不成中国的居里夫人。但是,重要的不是它最终是否全部或部份实现,重要的是,梦是美丽的,梦极其可贵,其重要性如我书是所说,“社会对梦的责任是呵护,而不是断送”。

北明问:“刚才接电话的人是谁?”我答:“是我丈夫伊恩。他比我小将近五岁。”不记得我为何扯到年龄上去了,这引起了北明的第二个问题:“你长得漂亮吗?”问得颇为意外,我说:“喔,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被人这样提问。就像罗彻斯特问简爱‘我长得英俊吗’一样不好回答。我觉得,我长的一般。”我用英文补充了一句“AVERAGE”。北明追问:“那你认为你丈夫是爱上了你的什么呢?”又有点难人,我说,“噢,没问过他,我想,应当是我的性格吧。我为人热情真诚,非常坦白直爽,做事很尽力。”接着,北明要采访伊恩。写本文时,我本想把他的原话写出来,不知什么原因,磁带的后半部分坏了,无法让大家分享他精彩的回答。记得伊恩文不对题地说了几句。事后我问过他为啥要娶我,他说我也不知道,因为我爱你。

第二个采访我的是墨尔本ABC广播电台“华人在澳洲”节目的主持人刘江。他是我女儿墨尔本大学中文系的语言老师,听说一个学生的妈妈写了本书,决定立即采访,时间是两千年九月,在城里ABC广播站进行。刘江老师的广播对象是星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地区,他采访的问题没有超出书的内容,我现在只讲附带的一个小插曲。知道我为出书花了不少钱,还有许多书呆在家里没出路,他给我提了一些好建议,还给了我一张墨尔本广播电台张台长的名片,让我与张联系,这个电台的听众主要在墨尔本,可能会对我有帮助。我叫女儿出面代劳与张台长通话,在约定的时间里,她把《自由神的眼泪》送给了他,很久没有回音。女儿打电话询问,台长说负责采访的人家里有人生病回中国去了。两个多月后,女儿又去电话,回答与上次相似。我悟到了点什么,叫女儿放弃吧,别再追问了。还开玩笑说:“我猜,这本书已经放到什么有关部门领导的桌上了。”但愿这玩笑真的只是一个玩笑。

第三个采访我的是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的另一位节目主持人张敏,二千零一年春。她当时正在做“新书与作者”专题节目。一共采访了三个作者,一名在中国,一名是美国的林保华,我是最后一个。当然,也是通过越洋电话。张敏的采访量非常大,除了我、我丈夫和女儿,还采访了我当时反革命集团的成员,一中同学朱文萱;看守所的同犯胡薇薇,那位重庆医学院儿科系五年级学生,因为日记被最好的朋友偷看后交去了党委,从而被毁掉了一生;还有那个追我追得发疯的赵淑贞的“情敌”,三队女犯高年华;最后是一位同胡薇薇一起在沙坪农场改造了二十五年的汪孝直,他娶了胡薇薇的好友张大蓉为妻,也成了我的好友。

本想给张敏介绍另外三位更为瞭解我的四川省二监狱的男狱友,都没有成功。一位正遇上经济问题,怕被采访后再加政治问题,雪上加霜更加走投无路;另一位,仍在省二监拿退休工资,事关生存,不敢接受采访;还有一位年迈中风,行动不便,在电话中告诉我,他要把过去的经历全部忘干净,现在最喜爱的是看电视体育新闻,任何比赛半夜放半夜看,一场不漏。我就不勉为其难了。

张敏本想采访对我父亲一生影响极大、既是上司又像慈父的谢文龙先生,遗憾的是谢老已经一百零二岁,体弱且失聪无法接受电话采访。张敏还打算采访我的大弟齐兴国,兴国当时正申请老婆女儿去美,耽心节外生枝,他也婉拒了。

张敏采访的坐过牢的人,都读过我的书,除汪孝直外,其余的都是书中人,请他们谈谈读后感当然是很独特的。朱文萱说,“自从家贞被捕后,我就再也不多想,只想做个很平常很平常的人了。”她原来的理想是当一名作家,她的花腔女高音在重庆市业余歌唱者中是很出名的,但未获得机会发展。她还说,“那次一中(重庆市第一中学)七十周年大庆的时候,我回学校去了。十二班的同学——齐家贞是十二班的,都问我要她写的那本书。但是,我考虑再三,还是没敢把书借给同学看,我还是有点担心。

胡薇薇在采访采中回忆我在牢房里半夜哭,说是想妈妈,她提醒我你现在不是孩子而是犯人了,不能为想妈妈哭了。她讲到她去看望我骨廋如柴的母亲和她卖针头麻线的小摊子,还有我和平路那一贫如洗的家。她说:“我今年六十四岁,在齐家贞书里的那个时代,我才二十二、三岁吧,齐家贞的书我看了,也写了一点我。她这本书里面,没有说假话,都是些真实的事情。我自己的遭遇比她苦得多,十倍都不止。……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共同遭遇,很多人都是这样过来的。当然,有些人创造了历史,我们就是承受了历史,就是这么回事。对于我们来说,在那样的情况下,已经走过来,都是万幸。我们也不会忘记那一段历史,我们也不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过去的事情。我们写出来,我们说出来,要他们知道过去发生的事情。”“历史是要有人承受,那我们就承受啰。我们国家能够一步一步前进,一步一步达到自由民主法制的话,那我也心安理得了。”

高年华说:“我看了她写的书,其中那些语言都是她平时说的。还有些名字她写落(没写)了,刑事犯的事情她不是很瞭解,一般的事情她都是写到了的。一点没有虚滑,是事实。”

难友的难友汪孝直说:“我的经历比齐家贞还要艰难,我二十五年。对她这本书,我认为是很有勇气,很有毅力,把那个悲惨的家庭,也是一个悲惨的失败暴露到外面去,让更多人知道了。对齐家贞本人我是很钦佩的,但是她的书写的不够深刻,只是日记账似的,为什么有这个悲剧的发生,她没有把它揭露出来。她的难友后来也是我的难友,或许也都平反了。但是平反改正恐怕也就是不够十公分宽二十公分长一张白纸条子,一张平反通知向我认个错,就完了,这二十五年青春就换来那张纸条子。”

张敏问女儿刘欣,读了这本书,最突出的感受是什么。刘欣说,“书上我妈妈所经历的事情对我而言根本无法想象,这段历史我根本不知道,(读后)对中国社会的瞭解有所加深。还有她监狱里同犯的故事,我家族的故事,整本书使我更瞭解自己的背景,瞭解自己的母亲。”

张敏问:“你认为你母亲有什么特点?”刘欣答道:“我觉得她很直,就是一个直字。以前一直不理解,后来看了这本书,大概可以瞭解她现在性格是怎么来的。”张敏问:“你认为是怎么来的呢?”刘欣说:“从我外公那里学到的,还有就是经历的那些事情。”张敏又问:“你对你的外公有哪些新的瞭解?”刘欣回答:“在读这本书前,他就是一个慈祥的老人,非常非常疼爱子孙,但读这本书后,更了解他这个人的人格和品质。”

接着,刘欣讲她目睹母亲写这本书的情形,她说:“因为用不来电脑,她都使用手写,写了又改,改了又抄,只看到她不停地在写,半夜睡不着了也起来写,写得非常辛苦。”

这本书已经由刘欣翻译成了英文,所以,张敏问刘欣:“你为什么要翻译这本书?”刘欣答:“希望更多的人瞭解中国的这一段历史,所发生的那些事情。其实,我并没有什么伟大的志向,我只是想翻译这本书,向我妈妈说明自己的能力,希望她这本书成功。”

张敏还采访了刘欣翻译稿的第一位读者,也是第一位为她的译本作了一些校对工作的人,她是我十几年的澳洲女友Gwen。张敏请她谈读后感,Gwen说:“我帮该书作了一些修稿工作,我认识作者,知道她过去受过很多的苦,我相信这本书是真实的。他们令我震惊。书中写了作者,作者的父亲,还有她提到的在监狱里的那些人,他们遭受的是非人道的待遇,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和政府的观点不同。我还有一位中国朋友,她来到这里作研究十二个月,也告诉我很多她经历过的类似的事情,”

张敏采访了我丈夫Ian.Ian告诉张敏,“我们第一次喝了咖啡后,我想我还要见这位女士。然后,我打电话告诉我母亲,我要结婚了。妈妈笑我。我告诉她有关齐家贞的事,我说她对我很有影响力。”

刘欣翻译的书稿Ian读了大部分章节,也在极其疲乏半清醒半闭眼睛的情况下,为译稿做了一些修改工作。他告诉张敏:“Helen(我)讲过要写书,我心里暗笑,听到过不少人都说要写书,说说而已。一天,她摆出了那么多已经写好的草稿,我问这是什么,多得难以置信。她向我讲了书中的内容,这些实在对我太陌生,如果不是与她一起生活,看着她在写作,你不会认为这是真的。如果这不是一个你认识的人在讲述,你会以为这些故事是有人编出来的。我相信这本书写的是真实的,因为它们与我在大学里接触到的有关中国的情况相符合……当然没有这么详细。”

张敏问了Ian一个与书无关的问题:“你有一位中国太太,你们相处会因为文化背景不同而有什么特别的困难吗?”Ian说:“就我们之间的关系而言,我不认为我们会比别的夫妻有更多的难处,这方面对我不是问题,她不停地写作,有时不顾我们的事情,有时使我不太愉快,但我们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我可能应该提醒她,不要工作那么长的时间。”

此外,张敏还采访了我儿时一起长大的好友,我们有近半个世纪的友谊。她作为一个读者谈她如何又哭又笑读完该书以及她对我个人及这本书的评价。最后,为了安全,她要求张敏不要提她的名字,或者改成假名。张敏不能这样做,这段采访只好删掉了。

因为张敏上白班,不像北明上晚班,她早上八点上班,正是墨尔本晚上十时。采访持续了五个小时,也就是从晚上十点到清晨三点。对于一个长期睡眠不好,白天又站了十小时柜台的我,这五个小时的谈话,是我这一辈子讲的最糟糕的一次。象平路也走出了坑坑包包似的,我不仅思维迟钝,词语凌乱,连一些数目年代都说错了,实在令自己失望。

张敏的采访,不仅时间长,而且人物众多,把这么多小时这么多人的讲话浓缩在三个二十分钟的播放里,可以想象她所付出的超凡的心血和辛勤的劳动。而我的这么糟糕的讲话,经她的选择与剪辑,居然也不失精彩,使我松了一口气。

再就是SBS广播电台中文节目主持人胡玫的采访。先说几句题外话。对于采访记者,我都是先赠书一本,要不然,为了采访而买被采访者的书,那可是个不小的经济负担。但是,胡玫我没有送。在此,我得把我的榆木脑袋示个众。那次“金秋笔会”,王晓雨号召大家买我的书,登记单上有胡玫的名字,我酱油瓶子装不得醋的脑子就转不过来了,我按名单收了她的钱。事过三秋,才想起自己不该,但为时已晚,不便纠正了。

两千零二年十一月,胡玫到我加油站便利店里采访。本来就非常狭小的办公室,又堆满了东西,坐在那里身子都转不过来。胡玫从“你在这么狭小的房间里工作,感觉如何”的提问,开始了她的采访。

胡玫问了一个很特殊的问题:“书中的那个整你的人,使你的青春葬送在监狱里……你恨不恨她?”胡玫指的是替公安局跑二排的蒋忠梅。我回答:“我不恨人,这辈子碰到一些很坏的人很坏的事,我会愤怒,要揭露,但是我不仇恨。我崇尚维克多?雨果讲的‘我们向未来索取的是正义,而不是仇恨’.”这点使胡玫颇为惊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胡玫问我十年劳改队生活有无可取之处,我苦笑着回答:“唯一的可取之处就是把我变成了一架劳动的机器,因为我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劳动,无论在哪里我都是劳动能手。劳改队的生活令我变得非常勤劳,不讲吃,不讲穿,不花钱。这也许是唯一的好处吧。”她又问:“狱中生活是否会扭曲人格,造成精神上的后遗症呢?”我说:“十年的监狱生活是终生的烙印,我经常做梦又回去了,这个十年不是十年,而是一生的印象。我的幽默的天性,我的爱笑的天性,在劳改队里都给没收走了,现在一点一点在恢复,我觉得还没恢复正常,我也不知道这一生会不会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了。”

事实上,“金秋笔会”前几天,我还梦见自己又回到监狱里坐牢。在梦里,我很清楚,这次的刑期是四年,已经坐了近三年,还有一年多出狱。可是,梦中的我绞尽脑汁还是想不出为什么又进了大牢,我去问队长,队长讲了一大串话,可是我一句也听不懂,还是不明白自己又坐牢的理由。后来,我又有两次在梦里入狱,发生了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我认为,只要这种恶梦还在继续出现,我这生就很难说我已经是个正常的人了。

胡玫问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得到过哪些人的帮助,我第一个就提到父亲。为了回答我向他提的将近两百个问题,父亲专程从长堤到洛杉矶城里买了录音机和录音带。因为是一生中第一次使用,他寄给我的二十五盘磁带,全部都只用了A面。胡玫希望我选一盘给她,她打算穿插在采访中。

为此,我把那一大袋高高挂起的录音带翻出来,选了第一盘。我决定自己先听一遍,再寄给胡玫。这盘磁带连父亲在店里面询问如何使用和店员教他具体步骤的对话都录了下来。父亲的开场白:“我的天赋秉性是公私分明,善恶是非决不混淆,人生是施而不是受。因此,我反省和总结我过去的半生,可以说在私而言,我是有愧于衷,对不起爹娘……又负于亲友,拖累他们慷慨解囊,使全家幸得温饱,对于妻子儿女,害了爱妻多年受罪冤死,毁了子女前途。所有这些使我无一日心得安宁。但在公而言,我是公而忘私,公先于私,尽忠职守,忠诚祖国,廉洁自守,两袖清风……我不能说‘壮志未酬身先死’,因为天仍恩赐我活着,但可以说这生确实是壮志未酬……”父亲录音是一九九五年,他仍健在。

猛然间又听到父亲说话的声音,那么清晰,那么沈重,但是,说话的人已经不在这个世界,我伤心透了,眼泪大滴大滴地掉下来。这位“报国欲死无战场,有泪如倾”的悲剧英雄,我写这本书就是为了他,为了母亲,两位平凡的伟人。我算什么,一只小耗子,不值一提,还活着干什么,恨不得马上死掉,到天国去见我的父亲与母亲。我不忍心听下去,立即把录音机关掉。

父亲沈重的声音出现在胡玫的采访里。“我的天赋秉性……”传到了墨尔本听众的耳朵里。请记住我的父亲,他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悲剧。

最后一位采访我的是“大纪元时报”的记者邹兰,那是两千零三年三月。她问了两个书外的问题。第一,邹兰问我相不相信“性格决定命运”。我说:“当命运的决定权在你的手上的时候,是的,性格决定命运。飞机坠毁,一机人都死,不在乎性格差异。”我举了一些例子解释,但偏偏忘了讲一个最好的例子。后来在电话里我给她做了补充。我在被指定的重庆第三医院做出国体检时,一位胖胖的中年女医生告诉我心脏有三级杂音。她说:“你要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我不把它写在表上,但要提醒你出国后的生活是非常艰苦非常紧张的。几年前,我们三院一位主治医生去了美国,她大你几岁,现正在美国的一家医院住院。”我谢谢她的理解,我忘了她的忠告,这个忠告简直没在我脑子里停留一秒钟,这是我发傻的性格使然。我的傻性格使我抓住机会出国,幸福地生活在这片美丽自由的土地上。假如我是另外一种性格,瞻前顾后斤斤计较,一番计算后,算了吧,不懂英文,快四十七岁的病女人,别死在外面了。那齐家贞就是另外一种命运了。

然后,邹兰问:“假如你还在中国,你会不会写这本书?”我回答道:“肯定写,这本书不写我死不瞑目。四十年前我就想写,并不知道后来我能出国。只是,‘鹰爪子下的夜莺唱不出美妙的歌’,在中国写的书当然同这本书会很不相同了。”

邹兰的采访一直没有登出来,因为该报想连载《自由神的眼泪》,再同时登出采访。可《大洋时报》正在连载,已经三四个月了,我认为同时在两报上连载不妥,没有答应。数月后她们又提此事,我仍感不妥,以后再说吧。所以,邹兰的采访一直未见报。可是有位荷兰友人在网上读到该文,email给我(女儿),连邹兰都不知怎么回事,很是有趣。

回顾过去的灾难,是很痛苦的事情。每一位记者采访我的时候,就算我当时讲得若无其事,甚至谈笑风生象在讲述别人的故事,其实都是在一次又一次地揭自己的伤疤,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抛回苦难的深渊。为了按我原计划写这个“之五”,我重新听了采访我的所有的录音磁带。作为一个当事人,作为一个听众,听着这些话语,眼前浮现出了往事,我心酸无比,眼泪汪汪,不仅为我自己,也为所有采访里出现的人们。黄金岁月,理想追求,智慧活力……全都浪费,枉到人世走一趟。

借此,我向每一位记者:北明,刘江,张敏,胡玫,邹兰,向他们为自己的信仰所付出的辛劳心血和聪明才智,深表谢意。

最后,我以胡玫在“人生百态—砥砺人生”采访中的结束语作为本文的结尾:

“齐家贞女士用她父亲和她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不要在困难面前退缩。逆境是人生的磨刀石,它能把勇气和意志磨得更加锋利。艰苦出人才,逆境造英雄。让我们更加珍惜今天和平安定的生活,民主和自由的空气。要知道,这一切,是多么地来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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