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林鳌先生在墨尔本“大洋报”上所发表的“两个‘文革’说”，里面提到了作家老戴维引用我的话：
“毛主席应该是首犯，而全体中国人都是共犯”。
我想，在此我需要作出澄清。
在几次聚会中，一伙人总在气氛愉悦的场合聊天，讨论政治、评议时事、谈观影心得、分享读书经验。灵机一动天马行空的谈话内容自由碰撞……我费劲地在记忆里翻找一阵，到底老戴维如何从我所谈论的观点里导出“这样的结论”来？
我记得自己曾经说过：“我觉得在文革这一场运动中，许多人既是受害者，却也同时是加害者”。（这应该是我的原话）。
“毛主席应该是首犯，而全体中国人都是共犯”。这一个观点恐怕是老戴维个人思路的加长和延伸了。
林鳌先生对我的“观点”所提出的质疑是正确也是必须的。
我来自台湾，如果要我对“文革”，提出完整的评论，对我而言是困难的。
我未曾经历过“被迫害”“被剥削”，更遑论林先生所指“精神炼狱”的实际体验。
我对文革的所有认识正如林先生所指出的“完全来自媒体报导、歴史文件、和道听涂说”。我对语言文字描述的苦难状况是无法感同身受的。
我知道我身边有许多人，尤其是经歴过“文革”的朋友们，他们的记忆多半充满着创痛和伤痕。
我们虽然已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了。然而，我们毕竟不同。
因为有这样的认知，所以面对中国目前的政治现况，以及诸如“文革”这样曾经影响深远的歴史运动，我只能说自己是一个“他者”。
我的态度是观察、学习、思考、和理解（正在进行）中……。
换句话说；区区在下我……“岂敢”对文革的是与非做出如此“大胆”的判断？
首先，我在此把我的立场和侷限陈述清楚，但同时我也想把我对朋友及中国大陆的关心和期待表达出来。
我认为即便我是一位“隔海遥观”者，但我并不排除在预设“人是理性主体的前提下”，和亲身经歴过“文革”的人进行经验的交流、知识的沟通和话语的互动。
我想，作为一个知织分子不但应该对外在世界进行经验分析与诠释理解，更重要的是对己身和他人所遭遇的生命歴程进行深刻反省；而不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
除了对老戴维所引用的那段话所造成的“歧异”提出澄清之外，为了避免“断章取义”式的理解，在此我为当初的立论观感作一个相对完整的陈述，并且也嚐试谈谈我对“文革”粗浅的探索与反思。
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 （1906-1975）是20世纪极富争议性，但也深具原创性的政治思想家；她在其著作《极权主义的根源》中提到所谓的‘极权主义’如何利用官僚机构控制人民生活领域的所有的资源。
藉由集中营、人民公社、劳改营、整个社会如何成为独裁者意识形态的实验场所。
鄂兰以相当沈重的笔调，描述统治者如何一步一步地用各种口号和运动来剥夺人民生存的基本权利、法律保障与道德人格……甚至连内在心灵的自由想像都耍被扼杀。多少无辜或被冤枉的人在劳改营或监狱里受尽那些已发狂的精灵鬼魅凌辱与玩弄，然后消失于这个世界，不留任何痕迹，更谈不上留给后人记忆。
在一九六一年，鄂兰亲自到耶路撒冷旁听“艾克曼的审判”。
艾克曼1906年生，曾在屠杀犹太人中扮演重要角色，战后化名逃往阿根廷，1960年被以色列特工抓获，1961年在耶路撒冷对其举行了刑事审判。
从阅读有关卷宗开始，到面对面冷眼观察坐在被告席上的艾克曼，听他满嘴空话为自己辩护，被人们描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魔”的这个人，实际上并不拥有深刻的个性，他之所以签发处死数万犹太人命令的原因在于他根本不动脑子，他像机器一般顺从、麻木和不负责任。
用通俗的话来说，他只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已。
诚然，极权政治引发许多复杂的道德伦理难题，艾克曼的罪行只是其中一个事例。
然而鄂兰却因之提出“罪恶的平常性”观点，她避免将当事人“妖魔化”，也不以行为的动机与人格来解释罪行的原因。
她指出，即使像艾克曼一样犯下滔天罪行的人，其性格并没有什么奇特怪异之处：
‘受审者玻璃亭里的艾克曼，是一个看上去彬彬有礼的人，他在种族屠杀中犯下弥天大罪，而他的动机却是极平常的服从命令和尽忠职守。’
若非在极权体制下，他或许可以安享天年。
艾克曼的故事也让我意识到，关切个人的生涯、工作职责、家庭福祉，不也是作为平凡平姓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专注嚒？
如果我们不会对一己所承受的命令规矩，保持一定距离的观照、反思，也不会从他人的立场、思辨个人之作为的意义。
这种“无思性”（thoughtless）恐怕也会或者曾经发生在我们特定、具体的处境中，在那个情境我们也许就丧失判断是非与善恶的能力。
艾克曼故事，使我和“文革”所处境况产生联想，我不禁也有了和鄂兰一样的追问：“处于这样极权政府的高级官员，是否可以藉由‘服从国家元首’以及‘执行国家政令’等说词来合理化个人的罪行？”
这个悲剧如何产生？它的责任归属又是谁来承担？
在‘极权政冶’的统治下，多少人内心深处曾经也感到过不安，却又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去改变事实或与权力对抗……。当一个人被环境逼迫到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时候，人们对道德判断的选择是否真有能力承担？
去世不久的中国知名作家巴金，也曾经迷惘和怯懦地提出为文革建纪念馆的建议，对照他后来在“随想录”里的自我忏悔，人性在浩劫中的处境，多么脆弱和无助啊！
我想，一个民族在经历了这样一种灾难性的集体经验之后，只有克服了简单地把自己当作某种历史过程牺牲者的倾向，才能够建立一种新的共识。才有机会学习如何面对自己的历史。
要达到这个目标，除了应该对真正的受难者产生同情心，并且要认识到，活下来的人不可能都是牺牲者。
忍耐着历史事件的双重性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情。活下来的人，往往既是牺牲者，又曾经当过同路人，甚至加害者。
很多经历过文革的人，在撰写回忆录的时候常常因自己有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的双重身份，而陷入了相互矛盾和倍感尴尬的境地。
为了摆脱这种尴尬，大部分人采取了忘却自己作为加害者那部分的经验，而突出自己作为受害者的这一部分悲情。
在这个过程中，那些真正的文革受害者却被忘却了，因为回溯那部份的回忆对活下来的人而言是一种百味杂陈的纠葛，而更具悲剧意义的是，真正的受害者因为不能死而复生而无法在今天站出来说话。
如果说文革是中国人的刼难，那么台湾人不也经歴过228嚒？
228即使已算平反，但族群的裂痕和悲情的沈溺仍不时在台湾政治版块的争夺中被政客操弄、而且一再藉屍还魂。
歴史的伤痕如何在深刻的反省中被抚平？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无可推却必须去正视去承担的责任。
文革之后，人们面临了如何用人性的语言去述说非人性记忆的问题。
那些斗争、那些崇拜、那些狂热、那些冷酷，都如此极端，极端到荒谬的地步。
可是我们陈述这些事情如果只是展示荒谬，并一再沈溺于悲情，不更进一步谨慎对照鄂兰所提出“罪恶的平常性”观点，和现实的关系，文革浩刼这段历史反思的活动就不可能发挥为现实疗伤止痛和为下一代建立独立思考的意义和空间。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