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5-21 刘兵 七八半电影
这两天因为于建嵘教授的房子被强拆一事而引发的争论，让我想到前几年北京独立影像展被查抄之后一些人对栗宪庭先生的非议和批评。尽管两者所涉及的领域和具体问题不同，讨论的侧重点也不同，但是在这样的争议中，有一个幽灵却总是盘桓不散，那就是一种零容忍的褊狭和看似决绝实乃专制的极权思维，总是在以其不负责任亦缺少包容的夸张姿态蛊惑视听，而这样一种撕裂和内耗，无论是在中国独立电影内部，还是在公民运动的自由主义阵营，都始终不乏其人的持续发挥着极具破坏性的作用。
由此，也不禁让我想到了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那就是康有为。
“社会对一个人的报酬，实远大于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在《晚清七十年》一书中，唐德刚曾引用胡适先生这句话来评价康有为，他认为晚清末年的新政和新思想正是毁于康有为的教条主义。具体而言，就是因为康有为自身的褊狭，才导致其没有处理好和“体制内的良性力量”的关系，从而导致维新运动的失败。
按照唐德刚先生的分析，在晚清末年的政治格局中，无论是李鸿章等老派重臣，还是张之洞、翁同龢、陈宝箴等实力派官僚，包括袁世凯、聂士成等军队骨干，乃至张之洞的儿子、曾国藩的孙子和翁同龢的侄孙等所谓“太子党”，在当时都是倾向于变法图新的建设性力量。如果康有为能够审时度势的与这样一些群体通力合作，那么维新变法也许就会是另外一种结局了。
但遗憾的是，康有为却以一种决绝的姿态在政坛四面树敌，从而将自己完全孤立起来。他不仅拒绝李鸿章自愿赞助2000银元加入强学会的主动示好，同时也气焰日益嚣张的与曾经帮助过自己的张之洞和翁同龢等权倾一时的人物分道扬镳，这样逞一时之快的自以为是，不近人情的绝无包容，而仅仅依靠自身和一个毫无实权的儿皇帝又怎么会取得成功呢？
这里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方面还在于，作为改良主义的代表，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康有为一直被认作是保守派，但是当我们梳理其在维新变法时期的主张和所作所为时，我们会惊讶的发现，他在面对李鸿章和张之洞等体制内建设性力量时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和立场恰恰是非常激进的，也就是毫无妥协和商量的余地。
所以，保守和激进、改良或革命等等理念主张的分歧争论都可能是脱离中国历史发展实际的伪问题，因为归根结底，一切症结的根源并非在于道路选择和方法论层面，而只是落实于具体操作层面上的技术故障。
康有为之所以在操作层面有如此失误，一方面固然是眼光和能力问题，是因为他缺少政治智慧和胸襟，但另一方面，也未尝不是出于其个人权力欲望的掣肘和人格局限，这方面可以举的例子是其与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之间的一段龃龉。
据相关文章记载，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不仅是在孙中山的帮助下逃亡到日本，而且还通过梁启超从中斡旋，以孙中山开具的介绍信为凭据到檀香山募集捐款。可是捐款到手后，康有为却将之据为己有，躲在香港过起了有专门警卫的高级公寓生活，可谓养尊处优，而且对投奔到自己门下的反清义士不仅不施以援手，反而唆使守卫驱赶。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康有为而言，不管其在社会运动中的褊狭，还是私德方面的局限，其最终呈现的其实乃是一种人格的分裂和残缺。但也往往是这样一种褊狭，通过作秀和蛊惑性的姿态容易得一时风气之先，不仅具有情绪化的感染力，而且可以披上一种原教旨主义的神圣光环，破坏便于此间悄悄发生，这一点已经为近代以来一系列的历史事实所证明，尤其值得反思和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