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苏共“8.19”政变的失败,监狱中管理政治犯的干部的表情,也象霜打的茄子有些蔫了,并在几天之后,我们几个人被解除了“矫正”。虽然,我们几个人从“监狱中的监狱”里出来,回到教导队一中队政治犯集中的地方。但对政治犯的高压政策依然没有减轻,依然不准政治犯之间说话,不准政治犯进行娱乐活动(即使允许的话,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劳动时间维持原先状态。不准看电视、没有报纸、家里寄来的书,以及随身入监带来的书,也被狱警扣留,即不说明理由,也不开清单,并把那些书堆在一个旮旯处,在一次下大雨,大水涌进堆书的地方,使很多书差不多变成纸浆。每天早晨6点到早上7点30分坐小板凳继续遭受体罚之外,其余时间统统参加劳动。即使超长时间、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压在政治犯身上的情况下,警察还是不断地制造恐怖气氛。在这段时间里,政治犯普遍感到有一种恐惧、压抑的心理,并且觉得喘不过气来。

9月中旬,我母亲曲雅坤、李维母亲韩凤兰、梁立维母亲李春华一同来探监。我看见几位老太太的脸上呈现出惊慌失措的样子(后来得知,在接见之前,杨国平、刁烈找家里人“谈话”恐吓家里人,不要问劳改营里有关情况,说那是机密,否则家里人走后,儿子有什后果自负。),那次接见的时间很短(政治犯与刑事犯接见的时间不一样。政治犯接见时间是相当的短,而刑事犯接见时间可以是一整天,并且可以进监舍里长时间接见。但政治犯的家人是不允许的。),刁烈说他们有事,便强行把几位母亲赶走了。每当我母亲谈探监的感受时:总觉的蹲监坐狱的不光是儿子一个人,而且也有母亲。

当我接见回来后,把一些吃的东西,分给刘刚、张铭等人,管事的刑事犯很快把此事告诉了杨国平。晚上9点多钟,我在劳动时,杨国平把我找去训话,说我违反“伙吃伙喝的监狱规定”。我说:“你们安排的管事犯人白恩才曾经说过,家里接见时带来的东西,可以分给其他的人。”(当时我对分给他人这句话,理解成给谁都一样呢,实际上远不是这么回事。白恩才的这句话不过是一个暗示、一个圈套。分给他人所指的并不是政治犯,而是管事的刑事犯人。再此之前,辽宁籍的政治犯在接见时带来的东西几乎都“分”给刑事犯人,如果分给政治犯,显眼就是另外一个结果了。)我的话刚一说完,杨国平便加大嗓门说:“在二支队,白恩才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我说:“你在一次开会时,不是说,管事的犯人是你们安排的,不听他们的话,就是不听你们的话吗。”“我说你这狡辩,我说你违反了监规,就是违反了监规,你先给我写一个检讨再说。”在教导队里刑事犯人可以相互要东西,互相在一起吃喝。白恩才和吕红军几乎是天天晚上用警察的电炉子炒菜,在警察的办公室里伙吃伙喝。刑事犯可以勒索政治犯的罐头、香烟等物品,政府官员视而不见、不闻不问,而政治犯所做的事情,哪怕是难友之间的一点点人情往来,都被视为大逆不道、违反天规地律,横加挑剔。

由于长时间的遭受迫害,政治犯体内的能量一天天被消耗,而又缺少补充能量的东西,政治犯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天也渐渐的冷了,干活的屋里虽说不是四面透风,但也是三面透风(干活的屋子是把一头,西边、北边、东边有多扇玻璃残缺的窗户,还有经常不关的屋门。)。我们这些后到劳改营的政治犯都穿着单衣服,寒风不断地从残破的玻璃窗口刮进来,很多人的手裂成一道道口子,象被刀割似的。尤其是靠近窗前干活的人,更是苦不堪言,由于干活的地方是刑事犯安排的,政治犯一旦被安排在什么地方干活,就象板上钉钉一样,一动不能动。谁要是提出靠窗前不能干活,就被视之为是反改造行为,轻者是不堪入耳的叫骂声,重者是四个刑事犯把提建议的人拽到四个刑事犯人中间,然后把中间的政治犯,你一拳他一拳的,被4个刑事犯人来回不停地毒打,直到几个刑事犯人打得筋疲力尽为止。“5.29”罢考被镇压之后,形成的恐怖气氛一直笼罩在政治犯的心理。一天刘刚说:“这样下去,我们谁都难以活着出去,劳改营整我们,我们自己不能助他们整自己。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任何人没有权力对我们的嘴进行封锁。”刘刚的话说完不长,刘刚就被人找去。大约过了1个小时之后,刘刚回来了,并带回一份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刘刚被找走,原来是去接见家人。刘刚家里人在探监时带进来一份《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白皮书成了我们抗暴自救的导火索。(家属的帮助,对囚禁狱中的政治犯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11月份的某一天,刁烈在监号里给政治犯念《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时,刘刚站起来说:“在一个顶多有猪权的国度里,践踏人权的警察讲人权,那是对人权的亵渎。”刘刚又说:“人权不是从专制的报纸里产生的,而是争取获得的,一个人不受奴役、一个人不遭受不公正的审判、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这些目标的实现,绝不是靠施舍恩赐得来的,而是靠抗争实现的。”刘刚的一番话,使刁烈感到尴尬、不知所措,目光有些发呆地望着刘刚一直没有说什么,只是纸在他的手中发出轻轻的悉悉声响。

1991年11月15日,美国国务卿贝克访华的那一天。在其他人还没有起床的时候,刘刚穿好衣服,在屋里来回走动,等到教导队起床时,刘刚把矫正队的孔险峰找回教导队一中队(劳改营为了打击与刘刚关系密切的政治犯,把孔险峰一个人送到矫正队,以此教训孔险峰,并想借此打击与刘刚接触的政治犯。)。刘刚回到教导队之后,政治犯已经起床,刘刚站在屋里的前面向大家宣布说:“我决定今天绝食和罢工,要求与辽宁省劳改局的领导进行对话,以落实人权白皮书宣布的犯人应享有的权利政策,并要求解决下列四个问题:(一)人权白皮书规定被判刑的人应留在当地服刑,为此,我们要求回原籍服刑;(二)从我们到劳改营之后,几乎每天都要遭到体罚虐待,因此要求禁止体罚虐待;(三)取消刑事犯管理政治犯的监狱制度;(四)要求撤换不尊重人权、不讲人道的、对政治犯长期实施暴行的杨国平等人,并要求禁止对这次合理的抗议行为进行报复。如果大家同意我以上提出的4点要求,请与我采取同样的行动。”刘刚的话音未落,我和唐元隽、张铭、孔险峰等人先后响应刘刚倡导的抗议行动,参加这次行动的还有李维、梁立维、安福兴、司伟、迟寿柱、李杰、田晓明、李德军等3名政治犯。

抗议行动刚一开始,就上来两名著装的警察,其中一名叫陈林(此人根本就不是警察,但穿着警服、干着警察的工作。在劳改营里有相当多的这样“警察”。象前面提到的那个刘“事儿”。这类人多数是警察的子弟,这类不是警察的人,为了早日获得警籍,他们在劳改营里是不择手段地为自己创造实现这一目标的条件,因此工作起来特别“卖劲”。在监狱里的犯人对这类“警察”,总是有如鼠见猫一样的感觉。)。两名“警察”不由分说把刘刚绑架走。眼看一场抗议行动出现危机,然而在这关键时刻,刘刚挣脱“警察”的绑架,逃回教导队一中队,政治犯抗争的气势顿时大增。刘刚在政治犯之中不断地穿梭。提示政治犯预防抗议中出现的问题,并让政治犯做好应急准备。

早晨7点30分左右,杨国平走进教导队一中队的监号里,问抗议的政治犯是否有人跟他谈话,杨国平的用意,被刘刚当场揭穿:“你不必煞费苦心,你们没有权力干涉我们的抗议行动。我们要求与省劳改局领导对话,解决教导队存在的诸多践踏人权问题。”杨国平说:“管理你们是我们的神圣的权力,就象丈夫可以任意强奸自己的妻子是丈夫的权力一样。所以说,你们服从我的管理是你们天经地义的义务。”杨国平话没有说,张铭就给了杨国平一句:“你无耻,中国那条法律允许你丈夫可以强奸妻子,我郑重地告诉你,你任意强奸妻子,也是一种违法犯罪的行为。”杨国平见同时瓦解政治犯抗议行动无法得逞、办不到。又采取另一种方式,向初次参加抗议的人施加压力,并问他们是否自愿的,被问的政治犯不是不理睬,就是说是自愿的。杨国平看来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我现在命令你们赶快停止反革命行动,这里,也是你们要人权、讲人权的地方。别说,你们这些小小的反革命,国家主席刘少奇怎么样,不是说整死就整死。”“我告诉你杨国平,历史是公正的,并不是随着专制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尽管你们可以胡作非为。为了结束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时代,我们将抗争到底,直到一个公正的、理性的、公民的社会建立起来。”在刘刚与杨国平进行针锋相对的时候,刘“事儿”走进监舍,这明显是劳改营想利用他来到教导队一中队制造恐怖气氛,以此来削弱抗争人士的斗志。刘“事儿”刚一坐下,二郎腿还没有放好的时候,刘刚走到刘“事儿”跟前,对大家说:“我们来的当天,有人(指刘‘事儿’)不是说要废了我们吗,”刘刚说到这里往地上很很地啐了一口,“呸!想废我们的人多了,也不是我们来的那天开始,今天我不是照样地堂堂正正地站在这里吗。”刘“事儿”没等刘刚的话说完,觉得自找没趣,往日那股丧心病狂的嚣张劲,在正义者面前荡然无存,悄悄地从刘刚的背后灰溜溜地走了。此次的抗议行动,向人们说明这样一个道理:无论在你面前出现的是多么凶狠残忍、霸道专横、吃人不眨眼的家伙,如果你软弱,那么你随时随地就有可能被侮辱、被强奸蹂躏,甚至被杀掉。然而如果你理直气壮、不屈不挠、置生死于度外地进行持续不懈地去努力抗争,那么你就会逐渐地形成一股自我保护的力量,你会获得你的尊严、你应有的基本权利。

当天下午,正赶上中央电视台(警察当天破天荒地把电视机打开一天,其目的,并不是让谁看,而是想通过电视的声音,一方面干扰刘刚的讲话,一方面也为了掩饰他们自己黔驴技穷的窘竟。)正好播放电影《王子复仇记》,当哈姆莱特说那段著名的“生存还是毁灭”的道白时,刘刚说:“生存还是毁灭,我们勿须考虑。为了自由,我们何惜此身,为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也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要留下一个完整的形象。”又说:“现在,也该是到了知识分子长出骨头的时候了。”

(未完待续)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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