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万宝:狱中手记(6)超强度的劳动

Share on Google+

在矫正队除遭受体罚酷刑之外,又开始强迫政治犯参加超时间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在我们还在严管队或小号关押时,在教导队里的政治犯就开始了没白天、没夜晚的繁忙劳动。教导队一中队政治犯集中的地方,除了早上6点到早上7点30分遭受体罚外,其余的时间除了睡觉、吃饭、上厕所之外,全部用在劳动上。政治犯每个人收工的时间不等,最晚的,有常常到夜里11点多钟,象60多岁的焦致军和他的搭档(糊火柴盒两个人一组,1个人刷浆子,1个人组合。)韩炳林(沈阳市某银行职员,因90年“六四”期间,在北京往各处寄发要求为“六四”平反的信,遭到逮捕,并被北京中级法院判刑3年。)几乎没有一天不糊到夜里十点钟以上。其他的政治犯每天糊到晚上9、10点钟,算是平平常常的,如果要是遇到大队或中队开会,政治犯算是倒霉透了(因为开会所耽误的时间,并不扣除劳动时间,而是延长干活时间。),政府虽然规定政治犯的劳动时间是10个小时,但由于规定糊火柴盒的数量,就是糊的速度最快的人,也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而且糊火柴盒的数量也不是固定的,而是不断的上长,800、1千、1千5、2千5……,无论是在三伏天里,还是在寒冷的冬天,2、30人在夏热冬冷的屋子里,一坐一糊就是13、4个小时。刑事犯干活超过8小时之后,还有时给一顿加班饭呢,而政治犯的劳动时间远远超过刑事犯每天的劳动时间。每天不过就是窝头、白菜汤、萝卜汤来度命,别说吃这点东西,一坐就是13、4个小时,就是坐几个小时也是相当折磨人的。肖斌是一个膀大腰圆的壮汉,手掌就跟一个蒲扇似的,小小的火柴盒,在他的手里根本用不上劲,他本来是一个急性的人,在加上他以前的痔疮,由于整天坐在凳子上,干活没有多长时间,病不仅复发,而且更加严重了,并且不断地便血,便池里几乎是血流成河。他曾经把便血之事跟杨国平反映,杨国平说肖斌造谣,并嘲讽肖斌说:“在北京造谣血流成河,到现在恶性不改,又跑到劳改营来造谣,”并警告肖斌说:“你知道这样做,属于什么性质吗?说轻了是逃避改造,严重一点说,你是反革命行为,在天安门造谣判你10年,在监狱里造谣,轻的是加刑,重的是镇监的。”肖斌听完杨国平的话火了:“镇监,也比这活人受死罪强。”“肖斌你说什么,还反了你呢,去,给我坐小板凳去。”有病不仅不重视、不解决,反而是落井下石、雪上加霜。

在89年被工人称之为工人领袖的、并被判刑最重的唐元隽,他的身由于在看守所长期非法关押之中染上了肺结核、肝炎等疾病。在即缺少有效的治疗,又缺少有利于身体健康的活动,再加上“5.29”罢考时肋骨被踹折等一些原因,他的身体现在是遭透了,经常不断地发烧、咳血。在这多病缠身的状况下,唐元隽依然没有逃脱中共当局对他的进一步迫害,每天劳动都差不多在13、4个小时。李维、梁立维也是被迫害的对象,在劳动时,彼此之间不准讲话,不许喝水,不许抽烟等一系列的不允许。长时间的劳动造成很多人的睡眠出现问题。据司伟、韩炳林等人讲:晚上睡觉几乎每天都做梦,并且梦到的总是不停地糊火柴盒,做这样的梦,早晨起来,总是有精疲力尽的感觉。肖斌在半夜里常常重复一句梦话:“终于又糊完一个。”从肖斌的这句话里,不难想象他做的是什么梦。

矫正队的情况,在矫正队被强迫参加劳动的政治犯,没有休息日,管事的刑事犯人分给政治犯糊火柴盒的材料,不是原先一捆捆整齐放好的材料。而分到政治犯手中的材料都是相当凌乱的,等到政治犯把手中的几千个条子(糊火柴盒用的材料)整理好,不仅要用很长的时间,而且也破坏人的情绪。一次,李静娥发了一句牢藻:“分给刑事犯的材料是整整齐齐的,分给政治犯的材料,为什么是乱七八糟的找别扭怎么着。”李静娥的话刚说完,脸上就重重地挨了刑事犯一拳,“知道是找别扭还敢吱声,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不揍在脸上,是不是心理发痒啊。实话实说,条子是故意弄乱的,就是找别扭,有不服气的,尽管吱声,来一个,我们陪一个,来两个陪一双,看谁能陪得起谁。”司伟有一次痔疮疼的厉害,正赶上杨国平到劳动现场,司伟对其说要看病,杨国平瞪着司伟说:“40多岁的人,一点规律都不懂,你在家里隔着锅台上炕,找你们管事的去说。”说完扬长而去。司伟转过身来对管事犯人说看病,管事的刑事犯人说:“你不是找政府吗?还跟我们说什么,将就点吧,脑袋掉了,碗大个疤瘌。屁眼烂掉了,也没有拳头大,死不了,不算病,话又说回来,死人在这里也不算是件新鲜事。”

(未完待续)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

阅读次数:2,556
Pin It

评论功能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