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8点左右，杨国平走进教导队一中队的监号里说：“你们不是要对话吗？”杨国平话音未落，教导队一中队的门就被踹开，随后，凌源县第二劳改营支队长张爱笃率领几十名著装的警察杀气腾腾地闯进监号里，坐在为他摆好的桌子前说：“我来不是和你们对话的，我是来宣布二支队命令的。我现在向你们宣布，以刘刚为首的反革命分子在监狱里带头抗拒改造、哄监闹狱，为了稳定监内的良好秩序、打击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为此，我宣布，把刘刚给我押下去。”随后又把张铭、唐元隽和我本人押到小号里关押。在小号里又得知李维、孔险峰、司伟、李杰、田晓明、李德军等九人也被押进小号。迟寿柱因小号已押满民运人士，便把他押到了严管队与刘刚一起关押。梁立维在押送的过程中，由于梁立维拼命挣扎，恼羞成怒的警察，把梁立维很很地摔在马路上，脑袋磕在马路牙子上，梁立维立即昏死过去，被送到医院抢救。刁烈为掩饰警察这一做法，说梁立维吓得心脏病复发，自己摔倒昏迷了过去。梁立维虽然没有被送往小号或严管队，但被送到了矫正队，仍没有免遭酷刑待遇。
在被关押进小号的当天夜里，警察再一次大规模地对政治犯大开杀诫。政治犯被刑事犯人扒光衣服，把赤身裸体的政治犯按在冰凉骨的水泥地上，然后警察用几根万伏的电棍，同时电击一个人的身体。在东北11月的中旬，已经是相当寒冷的季节。尤其小号那个地方，在夏天不穿棉衣都无法维持，何况已是冬天，小号里的温度跟冰窖没有什么区别。
劳改营发誓要把“金刚石”碾成碎末
刘刚再一次被关押进严管队，然而，这次的押进之后，直到在我出监前，也没有走出严管队。
当狱政科科长王银山对刘刚进行所谓的提审时，就对刘刚破口大骂：“你觉得你有个臭名，谁就不敢把你怎么样了，别忘了，这里是二支队。老子今天就收拾、收拾你这个有名的，如果二支队没有金刚钻，也就不揽你这个瓷器活。”刘刚打断王银山的话：“可你们揽的不是瓷器，是金刚石。”“你真的觉得自己象金刚石一样硬吗？就算你是金刚石，今天我也要把你碾成碎末。不把你收拾的下跪求我，从今以后，我王银山这个科长不当了，回家抱孩子去。”在上次“5．29”罢考抗议行动之后，狱政科在所谓的提审时，还装点门面，而这一次不找任何借口，开门见山就对政治犯实施暴行，在这次对刘刚施暴的过程中，刘刚全身几乎没有一块完整的地方，肩关节被扭打错位。王银山为兑现让刘刚跪下来求饶的诺言，竟厚颜无耻地让几名警察，把刘刚按在地上，然后，两个人踩在刘刚膝盖后面的回弯处，两个警察抠住刘刚肩膀的锁骨往起拽，这样就使刘刚形成了下跪势，又有一个警察把刘刚的头往下按。两个踩，两个拽，又有一个按，这就使刘刚形成了磕头求饶势。“我就不信碾不碎你这块金刚石。”王银山对自己创作的杰作，感到非常满意之后，就让刑事犯把刘刚拖回严管队。刘刚在严管队里，除了持续不断地遭到毒打之外。每天早晨6点，到晚上9点，一群刑事犯在警察的指挥下，把刘刚强行按在两根手指宽的长条凳上进行体罚虐待。刘刚为抗议劳改营的暴行，从被关押到严管队之后，就进行了6天绝食，严管队长李扬说：“你有本事，你就绝，看绝坏谁。北京不是绝食吗，到头来怎么样。”
在以后的严管中，刘刚经常不断地绝食抗议劳改营队虐待政治犯的做法。并在一些重要的日子里，如“5．4”、“六四”、“7．1”、“10．1”以及西方民主国家的高级官员访华时都要进行绝食纪念或抗议。另外又不断地向民主国家首脑写公开信，敦促他们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释放政治犯，结束专制制度。由于刘刚在严管队里不断地抗争，由此受到更加残酷的虐待。刑事犯经常不断地把他按在水泥地上，进行毒打。由于这样的现象经常发生，刘刚不堪忍受毒打，在92年4月11日的一天，跑回教导队一中队。但随即被两名巡警带着一群刑事犯人，把刘刚拖回严管队，其后果不难设想。从刘刚通过非正常渠道寄给妹妹刘明的信中，不难看出刘刚所面临的处境是何等的危险……
刘明：
近日的新闻中常报道家乡发生水灾的消息，家中一切都好吗？虽然我心中十分惦记，但我始终相信，经历了这场许多风风雨雨，我们全家一定能在家乡人民的帮助下，战胜各种天灾人祸，平安度过这灾难的一年。更何况我们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洪水猛兽！
暑假即将过去了，我本以为你会在暑假其间来看我，但至今都未见任何消息。我见光明的日子不远了，希望你能在这短短的10个月中，多多地来看我。近日与我同住一个监舍的一个自称是“不怕杀头的驴”，一再扬言要不惜掉脑袋，也要致我于死地。以此达到他调往他处或再减刑的目的，而他本人就在两月前，因“经常主动地向政府汇报情况”而被破格减刑两年。况且我们中队在3个月前，刚刚发生了犯人王维佳将另一名犯人郝戈残暴地杀死，又自杀身亡的恶性事件。这种事在监狱中是不足为奇的，监狱中想自杀的人大有人在，而临死之前再捞几个垫背的，那就是大赚特赚了。那个自称为“驴”的家伙，以向政府提了10天的最后通牒，扬言在10天后，也就是在8月16日以后，就随时准备动手。面对这样的“驴”之狼，我只能是束手就范了，他毕竟是上级领导特意安排与我作“伴”的，又受政府信任的人，我身无法逃避，又防不胜防的，因此我希望家人过来看我，以便在那家伙狗急跳墙之前，能见上家人一面。当然，我更希望政府能采取有效措施，停止这种游戏和防止不测事件发生。
刘刚 94年8月8日于凌源劳改营
从这封信中，不难看出刘刚在那种环境中也难免产生一种身不由己的恐惧心理，尽管刘刚是一个意志十分坚强的人，但也难保持一点不被恐怖气氛所左右的心理状态，而这种心态，对于我们这些被关押的政治犯来说可以说是普遍的，政治犯毕竟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所不同的是，政治犯敢于面对这样的现实，不用阿Q的精神胜利法去逃避。在监狱当我们直接面对警察向我们实施有形的暴行时，我们几乎是无所谓惧。但是，当我们感到有一种无可名状的东西，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向我们侵袭的时候，我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就不免出现减弱，恐怖的阴影就会在我们的脑海里萦绕。这种现象，就是常人所说的精神折磨。因此说：对一个人采取肉体上的折磨，并不是最残忍的。而对一个人进行精神上的折磨，那可以说是最残忍的。
在94年9月16日这一天，劳改营又突击对刘刚进行了一次大搜查，把刘刚写的有关劳改营的“人权报告”以及写给西方民主国家首脑人的公开信等几万字的书面材料统统拿走，并扬言要给刘刚加刑。而且还一方面对刘刚实施更加严厉的全天候的管理，另一方面把刘刚的细粮、放风取消。至于以后刘刚的各方面状况如何，在我释放之后，就无法知晓了……
强弩也要转化成之末
王银山在对唐元隽进行所谓的提审时，开门见山地说：“唐元隽我告诉你，在89年你也许是呈一时强弩，在二支队，我要把你转化成之末。”唐元隽不动声色地回敬王银山：“如果我成为当局射向民主事业的强弩之末，我是会感到欣慰的。”“今天，老子让你好好地欣慰、欣慰。”王银山话一出口，刘国东等几名警察一起动手，把唐元隽的衣服扒光，按在地上，有的用军勾皮鞋踩在唐元隽的软肋、头部、颈椎等要害部位，有的用军勾皮鞋照着唐元隽的身体猛踢乱踹。以此同时，王银山大等几名警察手持电棍猛烈地电击身体孱弱多病的唐元隽。当唐元隽身体遭到强大电流的电击下，感到全身的血液往头上涌，心脏跳动不仅剧烈地加快，而且还往一起凝聚，头脑昏眩、呼吸急促，仿佛生命在窒息。经过反复折磨，唐元隽的身体没有感觉了，他昏死了过去。为了让唐元隽快点苏醒过来，警察把狱政科的窗门大开，寒风顿时灌满全屋，侵袭大汗淋漓赤身裸体的唐元隽，王银山见浑身打颤的唐元隽，幸灾乐祸地说：“在强大的专政面前打哆嗦，够不够欣慰？”说完让刑事犯把赤身裸体的唐元隽拖回小号，狱政科到小号的距离足足有一百米远。
98年民主运动期间，这位被工人称之为工人领袖的唐元隽，由于早年提出“扫除封建、实行民主、改造共党、建立联邦”的政治主张，以及在89年在长春率先发难组织领导一汽两万工人上街游行、示威声援学生爱国运动，反对暴力镇压民主运动等正义行动，然而这些宪法允许的行为，竟被当局认定犯有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煽动罪两项莫须有的罪名，遭到20年刑期的重判。然而正是由于唐元隽有深邃的思想、勇敢的行为，将必然成为专制者迫害的对象，而且这种迫害无论是在看守所，还是劳改营里始终没有停止过，这些现象尤其是反映在唐元隽被单独关押后所遭到的一系列的迫害中不难看出……
附：有关唐元隽及有关民主沙龙的一些情况：
在1983年初冬的一个傍晚，我们几个不相识的人，把一个乱醉如泥瘫在雪地上的人送回家。通过这件非常偶然的事情，我认识了唐元隽。在回家的路上，我把醉酒人（此人文革前毕业于南京南开大学而且是个高才生，只是在文革间说了几句话，而受到迫害，导致精神异常，成了酒鬼。）过去的一些遭遇告诉了唐元隽。唐元隽听完我的介绍之后，说：“他本来应该是个有所作为的人。”我说：“是令人遗憾。”唐元隽站下来对我说：“我们不应该心安理得地生活在遗憾的社会里。一个人因几句话，而落得一个行尸走肉的结果。一个具有理性的人，面对着熟悉的陌生人，是不应该保持沉默的，而是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检讨一下过去支配自己行为的准则。我们应该把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聚在一起，努力改造不公正的、不合理的社会。”
初次的相识，唐元隽的坦诚、直率、有着正义感的性格，以及富有理想主义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次我们相识之后，，我就开始参加唐元隽发起的民主沙龙活动。唐元隽不仅是发起人，而且还是召集人、主持人。据参加聚会的唐元隽同学郭某某介绍说：唐元隽在中学时期，就对卢梭契约论、洛克的自然权利学说以及国的“戊戌变法”感兴趣，并常常流露出致力改造社会的想法。
最初的聚会地点，差不多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如某某人的家里，厂区花园的小亭处，厂房外的小树林里。采取“游击”的方式，一方面是考虑安全问题，避免遭到象“西单民主墙”一样的镇压，当时那一年也是中共“反精神污染”年，长春市的一名诗人曲有源因诗的内容有异己成分，而首当其冲遭到逮捕；另一方面，没有可供我们聚会的公共场所。我们称自己的行为是石头下的种子。刚开始聚会的人，不是很多。每次聚会的人数，只有7、8个人左右，而且每一次聚会出现的人都是新面孔的人多于老面孔的人。我们谈的话题，可以说是“无主题变奏曲”如：“人大机构和党的机构谁的权力大？”、“一个普通人从生下来到死都天然的被领导，是否能体现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准则”、“一个人多占公房据为己有，算不算是一种贪污行为”、“待业与失业是否等量齐观”、以及“戊戌变法”等历史话题。
1985年，唐元隽第1次提出了政治主张，其内容是“扫除封建、尊 崇人权、实行民主、改造中国”。
1987年，唐元隽经历了一段长时间对社会问题进一步研究与探索，他的思想、理论趋于成熟和完整。唐元隽在原有的主张础上，进一步地系统地提出了，并为之奋斗的政治主张：“扫除封建、实行民主、改造共党、建立联邦。”唐元隽在阐述其主张时说：“中国历史上，除了孙中山建立的短命的共和国之外，其它的历史时期，无论称之为什么主义的社会，那不过是专制的代名词罢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思想，一天不扫除干净，中国人民的苦难和不幸就一天不会结束。在专制的制度下，在公民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现行的选举制度，不过是遮掩专政的美丽面纱而已。当选举与公正的平等的竞选规则没有任何联系的前提下，产生的，任何权力机构，都不具有政治的法律的合法性。历史已经多次证明：在枪杆子操纵下产生的权力机构，绝不是对人民负责的权力机构。而对人民直接负责的权力机构，只有在人民的意志的基础上，自由选举产生的情况下，才能做得到。”当唐元隽谈共产党时说：“现在的共产党已经成了特权阶层，”并尖锐地指出：“一个政党如果不受任何法律制约，而成为执政当时，那无疑是腐败、暴政的开始或延续。为了结束这种现象，必须改变由法律强行制定的特权地位，改造成为议会党。也就是说，政党的执政地位，应该是由自由的公正的民主选举的程序来决定。”谈到末句时，唐元隽说：“考虑到中国的具体状况，如地区之间的差别，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历史遗留下来的台湾、香港、澳门等问题。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仅靠单一制的体制，是无法解决问题的，最好的方式，是通过建立联邦政体，我认为联邦的方式，即可以解决上述问题，也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当唐元隽阐述他的政治主张的同时，又强调了一点：“这些主张是我奋斗的目标，但我声明一下，支配我实现目标的原则是理性、和平、非暴力的。”
1987年、唐元隽发起的“民主沙龙聚会”有了长足的发展。每次聚会的人不仅能保持老面孔，而且还不断地有新面孔转成老面孔的趋势，聚会的人数有时多达6、70人。在这一年里，李维也开始了与我们共同聚会，聚会的气氛越来越富有生机和朝气。聚会的人一多产生的想法就自然地多了起来，为了能让聚会的人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唐元隽建议办一份刊物，我们把刊物的名称定为《解剖》。然而也正是这一年，我们的行为引起了当局的注意（正如后来对我们提审时，办案人员所讲：“87年没抓你们，就算便宜了你们。”），并派了一个内线混进我们的聚会，搞起特务活动来。
1988年以后，我们的聚会已经是公开化了，夏天的时候，唐元隽建议把我们的聚会的情况，通报给当时任长春市第汽车厂党委书记李玉堂，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并能提供聚会的公共场所。当唐元隽把建议对李玉堂说完之后，李表示说：“青年关心国家大事，是件好事，应该给予支持。”（但在89年“六四”之后，李矢口否认此事。）
1989年春中国北京发生学生运动后，唐元隽在长春第一汽车厂率先发难，组织长春一汽上万工人的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运动。当局血腥镇压民主运动，发生“六四”流血事件后，唐元隽并未因此而畏惧，这位已被工人称之为工人领袖的唐元隽，在6月6日再次组织长春一汽上万工人上街游行，抗议当局镇压民主运动，在游行过程中唐元隽走在队伍的前面。随着当局镇压民主运动范围的扩大，唐元隽于1989年6月10日在长春家中遭到长春市公安局逮捕。
1990年11月27日，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唐元隽犯有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煽动罪两项罪名，并被当厅宣判20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在法庭上，唐元隽用现行的法律条款，在为自己进行无罪辩护的过程中，不是受到公诉人侯书志野蛮无理的打断：“你说无罪，难道是省市委领导的决定错了吗？”就是受到审判长杨守易的不断干扰：“唐元隽你不能少说两句吗？”
1991年4月7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驳回唐元隽等人的上诉，并问唐元隽最后还有什么话可说。唐元隽说：“对我们的审判是不公正的，是无视、践踏人权的一种野蛮的行为。”
1991年4月19日，唐元隽等人遭到被“流放”。4月22日被“流放”到千里迢迢之外的辽宁省凌源县一处偏僻的劳改营里，开始了长期遭受迫害的劳改营中的生活。唐元隽在劳改营里长期坚持自己无罪，并在狱中多次绝食抗议对他的迫害，即使在及艰难的环境下，唐元隽在每年的“六四”里，都要采取绝食的方式，以此纪念那些为民主事业而献身的烈士们。
由于长期的狱中生活，现在的唐元隽已是多病缠身，如患有肺结核、肝炎等病。而劳改营对唐元隽的病，不仅不进行有效的治疗，而且根本不承认唐元隽有病。唐元隽现在的病，靠家里接见或寄来的药来维持。
附：民主沙龙成员遭到逮捕或被判刑的人员的名单：
唐元隽：原长春市第一汽车厂改装厂工程师，被以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煽动罪两项罪名判刑20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
李维原：长春市第一汽车厂发动机厂工人，被以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煽动罪两项罪名判刑13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4年；
冷万宝：原长春市第一汽车厂发动机工人，被以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煽动罪两项罪名判8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3年；
李忠民：原长春市第一汽车厂少年宫老师，被以反革命集团罪判刑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
梁立维：原长春市第一汽车厂热力厂工程师，被以反革命煽动罪判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
以下人员被关押1年到几个月：
王功权：原省委宣传部干部，在长春市铁北看守所关押半年；
黄学锋：原长春市第一汽车厂外经处干部，在长春市铁北看守所关押半年；
林语行：原长春市第一汽车厂轿车厂工人，在长春市铁北看守所关押半年；
吕忠良：原长春市第一汽车厂工具厂干部，在长春市铁北看守所关押半年；
董梦祥：原长春市第一汽车厂设备厂工人，在长春市铁北看守所关押1年零10天；
张义：原长春市第一汽车厂工具厂工人，在汽车厂大广收容所关押4个月；
隋东：原长春市第一汽车厂散热器厂工人，在长春市南关区看守所关押近1年；
张小磊：女、原长春市第一汽车厂基建处干部被多次传讯，并长时间不给长工资，被迫外出谋生；
上述未判刑的人大部分被迫离开原单位，到别处去谋生。然而我所不熟悉的成员或其他被拘捕的人员到底有多些，目前，我还没有搞清楚。
撞南墙也不回头
在当天遭到镇压受到暴行之后的第2天、第3天，我和孔险峰继续坚持绝食。一方面要求解决我们所提出的4点要求，一方面抗议监狱对政治犯实施的暴行。
第3天晚上，我被带到狱政科进行所谓的夜审。杨国平对我说：“你们也太天真了，不知天高地厚。也不搬鞋底照一下，还要和首长对话，吃一百个豆还不知腥味。在天安门广场，不是有人嚷着要和首长对话吗，”杨国平说道这里“哼”了一声，又说：“对话，对你们只有子弹、电棍、脚镣。”说到这里，停顿一下，“我看你还是现实一点，停止绝食。与人民政府合作，是你唯一的一条路。”我说：“除非我们所说的四点要求，得到解决。”杨国平听完这话，对我说：“你不撞南墙，不回头。”我告诉杨国平：“就是撞南墙，也不回头。把墙拆了，继续走。”杨国平气得嘴直打哆嗦，说了一句：“你拆，你拆。”就不说话了。坐在一旁的的狱政科之一科长杨保玺装摸做样地问：“你为什么不吃饭？”“抗议你们的暴行。”杨保玺眼睛发直地盯着我一会说：“少跟他废话，给我灌。”在一旁的狱政科的一般干部李扬（不久被提升为狱政科科长）把手一挥，一群刑事犯冲进夜审室。李扬、杨保玺、杨国平、刘国东伙同杨立军、郝玉国、盖某某等一群刑事犯对进行灌胃。在灌胃的过程中，这些人各显神通，搬脑袋的、扭拉胳膊的、拽腿的，当时的感受，就觉得战国的商鞅变法失败被车裂时，大概也不过如此吧！刑事犯郝玉国用大拇指和食指形成八字，抠住我的脸腮处，企图让我的嘴张开，另一只手拿着一把螺丝刀去撬我的牙。等到撬开一条牙缝后，用一个小千斤顶似的东西，伸进螺丝刀撬开的牙缝中，然后小千斤顶一压一压，把牙缝顶开一个大口，再把一跟又长又脏用来灌完孔险峰的一根食指粗的塑料管，从我的嗓眼插进我的胃里，胃里顿时如翻浆倒海一般，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胃中突然插进一根与胃中不相容的东西，胃很自然地进行反抗，尽管胃里没有什么食品之类的东西，但还是从胃里不断地反上来一口口酸楚苦涩的黄水。尽管这样，他们还是没有把管拔出。这些共产党员确实不愧是党多年培养教育出来的铁石心肠的人，真是特殊材料造成的，面对着惨遭迫害的场面，硬是脸不变色、心不跳。李扬说：“你不是有本事绝吗？难道我们就没有本事制服你。你不信，你就较量、较量，你绝，我们是求之不得，你绝吧，你绝的时间越久，我们的酒钱还省下来了。”（晚上收拾人，给加班费，有了加班费，酒钱就自然就省下来了。）每灌一勺玉米面粥，我差不多就吐两勺──一勺玉米粥、一勺酸水。吐出来的东西，全部吐在我身上（身体是向后仰着），上身穿的衣服的前面差不多湿透了。这样的灌吐方式大约进行了30分钟左右。李扬让刑事犯把我拖出去，让我“消化、消化”，我被灌的米面粥，是赶着灌，赶着往出吐，不仅灌的玉米面粥全部吐出，而且还把胃里的一些东西全部吐出。“消化、消化”，天知道警察让我消化什么。从楼上被拖到楼下，几个刑事犯拖着我在寒风凛冽的监院里不停地“消化”了20分钟左右，又被拖到楼上的夜审室。“怎么样，这回不绝了吧？”李扬问。“除非，我们所提的四点要求，得到解决，否则的话，我决不停止绝食。”“既然这样，那我们只好是请‘仙’请到底，送神送到肌底了。”李扬手一挥，“继续”，说完点着一只烟，坐在旁边。这回我被灌的时候，这群人没有象第1次那样费劲地灌我。3天水米未进，3天里多次遭到摧残，再加上我拼命地反抗对我进行及其残忍的灌胃行为，我已经是精疲力尽了。我除了急促的喘息之外，身上是一丝力气也没有了。在第2次插管灌胃之后，喉管随即反上来的是咸滋滋的东西。刑事犯盖某某对李扬说：“不知道是胃壁，还是食管什么地方插破了，怎么办？”李扬毫不犹豫地说：“死不了，自作自受，继。”我被“继续”了一阵灌一勺，吐两勺的重复之后，又被拖下楼，在监院里被拖着“消化”几圈之后，便又把我塞回小号。在小号里，我要求把灌胃时吐在身上湿透的衣服拿出去凉一凉时，当即遭到看管小号的名义“警察”的谩骂：“没XX，找茄子拎，活该。”（名义“警察”是指穿着警服、干着警察工作，实际上是工人编制的一些人。在劳改营中有许多不是警察，而干警察差事的人员。这些人多数都与劳改营里工作的警察，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他们既没有受过警校教育，也没有受过监狱的培训。这些人多数靠老子在警察系统中的权势，在社会上就横行霸道、鱼肉乡里。这些人一旦做警察工作，做起事来真是如鱼得水、有恃无恐、肆无忌惮。警察的工作对他们来说，除了收拾人之外，其他方面就不知道干什么事情。在劳改营里的犯人，没有几个犯人不怕他们的。如平时，在门口放风的刑事犯一见他们的影子，就望风而逃。他们在监院里一出现，监院里没有犯人敢走动。劳改营让这些人负责看管小号，关押在小号里的人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衣服就是能拿出去凉一凉的话，我也没有力气能把衣服脱下来。两个多小时惨无人道的折磨与摧残，已经使我有些昏昏然了，我合衣倒在铺在水泥板上薄薄一层的褥子上。只是到了第2天早上，小号的铁门被踢得震山响时，我才被惊醒。我醒了，但没有起来。我感觉周身冷的直打冷颤，我发起了高烧，瘫在水泥地板上的薄褥子上，门被打开进来1名刑事犯（在小号里看押政治犯的既有名义“警察”，又有刑事犯人，每班有3名名义“警察”、3名刑事犯人组成。），刑事犯人进到小号里，把我的被子拽出小号（被子白天不准许放在小号里，无论是天气多么寒冷，还是被关押的人有什么病。），又进来1名刑事犯把我拽起来。当刑事犯拽我左胳膊时，我就觉得胳膊被猛烈地电击一下，剧烈地疼痛，我用右手去摸我的左胳膊，发现胳膊肿得跟腿差不多一样粗，并且在左胳膊肘关节处一块骨头明显地支了出来。我意识到昨天夜里，在对我进行灌胃时，左胳膊肘被再次扭拉脱臼（绝食罢工当天被镇压时，我被两名警察从监号背扭着胳膊架出，在下楼梯时身体悬空，导致背扭着的左胳膊肘关节脱臼，当晚姓郭的院长找人给我推上。）。当我要求治疗时，劳改营里的警察再没有任何反应。多次的要求，只有一次得到了李扬的答复：“伤筋动骨100天就好了。”由于胳膊肘关节脱臼一直没有得到治疗。致使胳膊肘韧带严重损坏，造成今天的习惯性脱臼。1个人仅仅是因为使了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仅仅是在狱外提出取消经济上的双轨制，建立市场经济；仅仅是提出“人民代表大会”与共产党，那一个是最高权力机构，要求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名副其实的最高地位的想法；仅仅是倡导建立一个理性的和平的非暴力的法治的公民社会；仅仅是不愿助纣为虐、3次组织长春市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人游行示威，反对流血、反对屠杀、反对暴力镇压民主运动的行为；仅仅是因为与朋友聚会关注国家、社会的原故；仅仅……这些就被认定犯有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煽动罪，而遭到判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且又成为长期被继续被迫害的对象。试问：中国的法治何在！人道何在！！公正何在！！！
骨头硬 铁拳硬
疯狂的镇压并没有摧毁政治犯抗暴的决心。王银山在对李维进行所谓的提审时说：“李维，本政府今天第1件事，就是命令你低头认罪。”“你没有权利让我认罪。再说，我何罪之有，有罪的是你们这些任意违法、践踏人权、助纣为虐的家伙们。”对王银山的恐吓，李维毫无畏惧地与之应战。王银山见李维反唇相斥，便恼羞成怒：“你还嘴硬。看你骨头硬，还是政府的铁拳硬？贱货。”在大骂一句之后，就操起电棍，照李维劈头盖脸的砸去，在一旁助阵的警察一哄而上，用拳头、皮鞋、电棍，对李维进行长时间的惨无人道的殴打与摧残，然后由刑事犯把李维拖回销小号。12份的一天，李维被关押的小号里漏水，李维喊人没有人管。到晚上刑事犯打开小号门往里送被子时，小号已成水牢。水泥地板上都是水，铺在水泥地板上的褥子成了水垫子了。李维趁开门之机，挤出小号，要求离开水牢。“警察”刘“事儿”说：“反了你，你要越狱怎么。”话出手到，李维顿时眼冒金星，随后上来几个刑事犯对李维猛踢之后，刘“事儿”说：“把他赶回去，不进去往里拖，我不信制服不了你。”在李维遭毒打时。政治犯敲击小号的铁门，呼喊着：“反对虐待李维，停止实施暴行。”刘“事儿”不但对政治犯的抗议置若罔闻，且下令不让刑事犯把政治犯盖的被子送进小号里（小号里每天起床之后，被子就被刑事犯抢走，晚上睡觉时，再拿进小号里。）。那一天，李维不仅在水牢里住了一宿，而且其他抗议刘“事儿”的政治犯，由于睡觉没有盖被子，足足冻了一宿。
附：我和唐元隽、李维、梁立维 在89年民主运动期间撰写的一些呼吁书
《告车城人民书》
近几日的情况，各位有目共睹，难道我们还要“理智”的观望吗？！难道学生们不惜生命，我们还要无声无息吗？！难到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还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有“秩序”地倒下去吗？！（几十个倒下去了，数百个倒下去了，上千个倒下去了……）难道还要让没有倒下去的同学继续倒下去吗？！不！车城不能在沉默了，朋友们，真正到了该行动的时候了。学生为了什么？！爱国无罪！民主无罪！我们并不主张罢工，白班的朋友下班后，少休息一会儿，夜班的朋友早起一会儿，利用休息时间声援北京的学生们。
为了让学生们少倒下一个，为了祖国，朋友们，行动起来吧！
由此愿的朋友，请于19日晚5点到一号门集合，共同前望人民广场，声援北京学生。
一汽声援团 1989年5月18日
《海报》
职工同志们：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官倒不除，国无宁日！腐败不去，人民倒悬！民主救国，工人阶级责无旁贷！为了声援北京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兹决定五月19日下午5点，在汽车厂一号门前，发起集会游行，望有爱国之心的职工，踊跃参加。参加集会游行的各单位，推举几名代表，便于会场联系和组织。
一汽声援团 1989年5月19日
《急告车城人民书》
6月4日，惨无人寰灭绝人性的惨案，在举世睹目的北京城中发生了。北京在流血，眼泪和愤怒已无济于事。反动政府已把我们的同胞当做任意宰割的羔羊。车城的同胞们，难道北京人民的鲜血，还不能唤醒我们吗？！政府的流氓和卑鄙，法西斯的暴行，已经让我们再不能容忍了。1分钟的沉默，就会有上千人流血，血！血！！血！！！
同胞们起来吧！反对暴政！反对流血！！反对屠杀！！！
一汽工人号召长春市的工人阶级迅速行动起来，举行总罢工。
一汽工人决定于6月6日晚4点40分举行“抗议暴政”游行。希望长春市的工人阶级行动起来，一起投入到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中来。起来吧，长春市的工人阶级！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一汽工人声援团 1989年6月5日急草
《募捐爱国学生倡议书》
星转斗移，日月沉沦，可我们的同学还忍受着风雨冷热的摧残，在为祖国的命运奔波着。同学们的爱国之心在燃烧，他们的热量在祖国的大地上扩散，他们的希望之光正在照耀着共和国的天空。然而，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他们饥肠辘辘，病魔缠绕他们。同学们为了整个人民，不惜生命，不顾身体。他们的健康在一天天衰退，他们的生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难道我们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象流星一样陨落吗？难道我们能让未来成为洪荒远古吗？不！我们作为国家的主人能冷眼旁观看世界吗？不！不会的，我们敬请工人兄弟们，慷慨解囊，拯救我们的同学，我们的未来……
主人们，请伸出你们的手来！
一汽职工 1989年5月18日
《致车城同胞一封公开信》
尊敬的车城同胞们：
卢梭先生曾经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的一切的主人，反而比其他更是奴隶。”
当我说卢梭先生的这段话，仍然是恰如其分地概括出我们今天的状况时，那些曾经并且现在依然是被冠之为“主人翁”的人们，一定会认为我是在蛊惑人心或是妖言惑众。但是我想，人们如果抛弃现成的陈腐的答案，用理性的思维，冷静地思考一下所走过的人生之路以及所经历过的种种史无前例的破天荒的不幸的灾难和悲剧时，人们将不仅不会认为我所说过的话是言过其辞，而且还会在自己反思之后，得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鲁迅语）。中国人的大脑不过是独夫的跑马场，中国人的生命不过是那些自以为是“伟大”、“英明”、“巨人”的专制者的影子或木偶这样的结论而感到惊心动魄，并且还会有一种被侮辱被迫害过的感觉，在人们的胸膛里冲撞。
我们生活在拥有宪法的时代，然而宪法赋予我们的基本权利有那一天兑现过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宪法第2条）的形象，在我们享有的过程中，在其结果这面镜子面前显得是那样的暗淡无光和自形惭愧、无地自容。言论自由不过是上到国家主席、元帅，下到一文不值的知识分子或普通人的“掘墓人”。结社、游行、示威等权利不过是打手手中的大棒或刽子手枪膛中的子弹……这就是赋予我们基本权利的宪法，一部在海壬（荷马史诗中的女妖，其常用歌声诱人上钩然后把人吃掉）美妙歌声中诞生的宪法，对我们具有服用可卡因效应的宪法，这部宪法就象独眼的山洞巨人吕波斐摩斯（荷马诗中人物）对没有任何权利的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虎视耽耽，而对无视、藐视、践踏我们人权的特权阶层的腐败、谋杀、掠夺以及一切的肮脏行为不仅袖手旁观无动于衷，而且还往往赋予神圣的革命名义加以歌功颂德。这个特权阶层就是用美妙的歌声诱噬生命的海壬，这个特权阶层就是不受任何法律制约而又受自制法律保护的贩卖可卡因的犯罪集团。──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宪法，一部反反复复导演《悲惨世界》以及《狼和羊》剧目的宪法。
我认为，我们国家今天这样的现状，就是我们众多的人们在美妙的歌声中甘心情愿地放弃自己天赋的人权造成的。今天，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样的一个现实，我们放弃自己的人权，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甚至就是犯罪，我们的犯罪就是特权阶层的土壤，我们的犯罪开始就是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作为羔羊拱手让给刽子手任意宰割的开始。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什么神仙皇帝”，拯救我们免于因行使公民基本自由权利或在不知为什么的情况下而带来的不幸或灾难的，只有我们自己努力才能争取获得到。因此为了世界的和平、人类的福祉与繁荣，也是为了我们个人挣脱精神枷锁获得自由的原故，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应该尽全力而努力奋斗！
最后，我想说一句，尽管我们追求的目标，道路是崎岖、坎坷、困难重重。但是，我们坚信，只要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时时刻刻地在我们的行为中体现出来，那么在我们的国家里拥有尊严、平等、自由的这一天，必将到来！
人民争取人权、民主、自由的正义事业万岁！
此致！
韩流（冷万宝） 1989年5月于子夜
花样百出的报复和百折不挠的抗争
警察为了报复政治犯对他们违法的抗议，不断变换花样对政治犯进行折磨。警察指使刑事犯把警察值班室里的炉子的拐脖添满，让炉子烧不起来，并不断地往外冒烟，所有小号里被灌满了呛人的煤烟，政治犯常常咳嗽的上气不接下气，几乎窒息。我们常常谴责他们这种行为跟日本鬼子的731部队一样歹毒，是在把我们当做“马路大”（实验品）和德国的法西斯一样，是在给政治犯制造毒气室。
12月份的一天，张铭发高烧，要热水喝，警察、刑事犯不给。张铭就不断地敲打小号的铁门要水喝，刑事犯吕奉刚打开小号的门（按规定刑事犯是不允许私自开门的）闯了进去，对张铭大打出手，又用双手掐住张铭的脖子。各号的政治犯齐声敲打小号的铁门。王银山很快来到小号，开口就骂：“X你们妈的，想暴动啊。”政治犯高喊：“严惩打人凶手。”“我们要求保障生存权。”尽管我们的做法是与虎谋皮，但是，只要我们的生命还存在，面对暴力、面对专政一天，我们就要抗争一天，直到获得自由。92年1月1日，被关押在小号里的全体政治犯又开始了集体绝食，抗议监狱对我们进行长期的迫害，并要求严惩实施酷刑的凶手，要求回原籍监狱。张铭在小号的铁门上，用卫生纸撕成条拼成一首思念家乡的短诗，被李知道后，把张铭从小号里拽出来，让刑事犯把张铭的衣服扒光，让张铭赤身裸体地站在寒冷的小号外，然后，李扬亲自动手收拾张铭并骂张铭：“敢在老子管辖的地方，借诗抒发反革命思想。我看你他妈的是活腻了，活腻了也不找个时间，敢在大过节里，跟老子找茬，耽误老子喝酒，真是胆大包天。你他妈的，给我在这里老老实实地站着，等我回去，喝完酒再来收拾你。”说完又冲着小号里的政治犯骂喊到：“有种，你们就他妈的绝，你们能豁出去死，我们还豁不出去埋。死一个，埋一个。死两个，埋一双。你们他妈的这些臭虫、烂虾、破蒜、小丑，死了，国家到干净。他们不是不吃吗，把那些吃的东西，都给我倒进猪圈里，养猪还能解馋。养你们白浪费粮食。我就不信，在这个地球上，少了你们这些害人精，地球他妈的，还不转了。”说完把张铭一个人赤身裸体地扔在寒冷的小号外，扬长喝酒去了。在寒冷的小号外，张铭足足冻了3个小时之久。残忍的、没有人性的镇压，并没有使政治犯屈服，反而使政治犯更加坚定信心，与之抗争下去。
在关押小号2个多月后的一天，狱政科另一名科长栾照荣（此人92年5月份以后任教导队的大队长）对我说：“我们承认你们多年在头脑中形成的思想，不是一朝一夕能造过来的，考虑到这一原因，我们决定解除你的小号禁闭。”
在劳改营二支队被禁闭关押的人，在不认罪、不认错的情况下，而被解除小号关押，这还是尚属首例。尽管这次抗暴自救的过程中，政治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在政治
上终于给了这个不可一世的野蛮、专横、霸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劳改营的狱政管理制度一个沉重的打击，在这里，说一不二的警察受到了人类尊严的挑战。并且也让警察感受到一切以自己意志（特别是专横霸道、野蛮的意志）为转移的时代到了应该结束的时候了。
在这次抗暴自救过程中，所提出的4点要求，除了回原籍这一点之外，其他的3点要求都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刑事犯管理政治犯的制度暂时结束；劳动的时间缩短了；可以看电视新闻、报纸了；杨国平不久也调出了教导队。
这一次的抗暴自救的行为，不仅打破了警察制造恐怖气氛的器焰嚣张的思想，同时也说明了一个道理：对待野蛮、专横、霸道哀求叩首，只能助长野蛮、专横、霸道的威风。要使不可一世的野蛮、专横、霸道垮台或者有所收敛，有效的方法，只能是抗争、抗争、再抗争。理性的非暴力的抗争是被迫害者、被奴役者自我拯救、获得自由的最佳的选择。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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