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纪念我的父亲去世17周年。)

唯色的父亲

图为我十三岁的父亲,曾听他说,这张照片是在昌都拍摄的,当时他是解放军一个副师长的通讯员。

我父亲十三岁那年,本来正在国民党在德格办的国立小学读书,遇上十八军的先遣部队路过德格,命运就改变了。那是1950年。

更多的军队在后面,会有梳辫子的女兵站在路边打快板,鼓舞士气的力量不可小觑。毛主席说了,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了西藏地区,为了让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解放军必须进军拉萨。先遣部队好像有一个师的兵力,大多数是老兵,之前跟国民党军队交过手,可想而知有多厉害,不过我听泽仁叔叔说,在翻雀儿山时,凶猛的高山反应使得一些战士当场牺牲。他用的是“战士”和“牺牲”这样的词,因为他属于“翻身农奴得解放”那种藏人。他是我父亲的发小,后来成了拍新闻电影的摄影师,平生最得意的作品大概是,拍了一群摘苹果的康巴姑娘争先恐后地说:要问我们的生活好不好,请看我们脸上的红光。可那是俗称“高原红”的红晕啊,在低海拔的地方待久了,自然会消失。

先遣部队是要开往昌都打仗杀人的,可是盘踞在昌都的帝国主义势力,好像只有一个叫什么福特的英国人,据说是个发电报的,滴滴答滴滴答,听上去就像特务。未必他也跟那个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一样么?只不过白同志支援的是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福特务帮助的是西藏人民的抵抗运动。可从当时在拉萨住过七年的奥地利人哈勒的回忆来看,福特好像没白求恩高尚,他只是被雇来发电报的,而且他嗜好跳舞,森巴舞就是他引进到拉萨的。他到昌都以后,收到了世界上很多好奇之人的信件和礼物,他当然也要回复,结果他被俘后,这些全都成了他搞间谍活动的证据。见过他的照片,厚厚的藏袍外套着带毛领的皮夹克,年轻的下巴上有个诱人的凹窝,但已被持刀上枪、衣着臃肿的解放军战士束手就擒,神情有点沮丧。他身后簇拥着几十个康巴汉子,穿得乱七八糟的,根本不像正规军,倒像是牧场上放牧的,也一块被俘。

不知道这个先遣部队在德格呆了多久。几天?十几天?不知道。反正最后离开那天,我父亲也跟着一块儿走了。往昌都去的队伍浩浩荡荡,一路都在招兵买马,这当中就有我的父亲,他也成了一名“金珠玛米”(解放军)。

他穿着长到膝盖的军装,腰上扎的皮带宽大,更让军装显得肥,人显得小。他还背着一个军用被子,但扎得不够四四方方,而且跟所有兵一样,被子外面夹着一双布鞋,这都是先遣部队发的。还会发什么呢?枪吗?他人尚不及枪高,不可能发枪吧。对了,我见过一个像大红奖状那样的东西,证明父亲一家是“革命军人家属”,有毛泽东和朱德的头像,还镂空印着巨大的“无上光荣“四个字。可我父亲一点儿不像个无上光荣的革命军人。他低着头忍着泪水,根本不敢多看一眼路边抱着妹妹、牵着弟弟的母亲。那天阿妈哭得简直快要昏厥。回忆到这,我父亲总忍不住叹息。他说长到十三岁,就没见阿妈哭成那样过。这倒是,世上有哪个母亲忍心自己十三岁的孩子上战场?世上又有多少个孩子十三岁就要上战场?可他的父亲执意要他走,走得远远的,走到拉萨去。嗯,我三岁时见过他,我叫他爷爷。

我爷爷当时也在路边目送儿子。他也许穿的是长衫,就像我在照片上见过的那样。他形容清瘦,我总觉得他很像电影里的师爷或者账房先生。那时候的德格城里大概有几十个汉人吧,做生意的,挖金子的,还有一个类似于县衙门那样的机构,听命于据说主政康地二十二年的西康省长刘文辉,但基本上形同虚设,因为当地政教合一的大权,历来掌握在著名的德格甲布(德格王)手中,传了五十多代了,越来越没落了,直到1950年,头戴红五星的大军从天而降。看上去,尘埃似乎落定了,我爷爷不得不随机应变,把刚满十三岁的儿子送给了奔赴拉萨的十八军。

为什么非得这么做呢?说来话长,他是个当过袍哥和国民党军官的汉人,可能是时局动荡的原因,也可能是个人变故的缘由,甚至还有点鬼使神差的意味,他竟从巴蜀之地拔腿而去,径直跑到德格这个完全异质的地方,很有点一条道走到黑的劲头。他还娶了康巴女子重新安了家,一晃就是二十多年,会说一些德格话了,会念嗡嘛呢叭咪吽了,还在县衙门里当了个什么科长,家里养的有奶牛,吃的是新鲜酥油,日子还算过得去,但是共产党的军队来了,天也就变了。

必须得给全家人留条后路啊。他有六个子女,三男三女,最小的儿子这时候还没出生。更早以前,他把我的父亲过继给姓范的县长当干儿子,那人据说后来被当作“历史反革命”被革命政府给镇压了;又把第二个儿子送到更庆寺里当扎巴(沙弥),我父亲前脚参军他后脚就还俗回家了;还把第二个女儿过继给一户半汉半藏的富庶人家当干女儿。难道当时盛行把自家儿女过继给别人家吗?还是他把子女都当成了可以趋利避害的棋子?不管怎么说,他总是在为如何生存提前打着各种算盘。这也许出于他身为汉人的特性吧,也许出于他跌宕起伏的生涯吧,所以他才不会听他的藏人妻子如何哀求,那简直是目光短浅的妇人之见。长子虽然只有十三岁,但会说藏话和汉话,会写藏文和汉文,我爷爷已经听说深入藏地的十八军非常需要这样的人才,比如当个通司(翻译)什么的。再说十八军里面,比我父亲大不了几岁的康巴娃娃有好些个呢。不过我揣度,我爷爷眼看着儿子渐渐远去还是会百感交集的,他快六十岁了,他像押宝一样,把长子押给了一个要地盘不要人命的军队,这一去,实在是生死未卜啊。

总之我父亲就这个样子,穿着不合身的军衣,背着不成形的背包,与亲人难舍难分地走入了西藏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时刻。也许,他后来还是会感谢他的父亲替他做出抉择,虽然过于狠心,却使他未来成了一个比较能够光宗耀祖的军官,可只要一想起从此诀别的母亲,他必定深感哀伤。他珍藏着一张母亲拍摄于成都相馆的照片,在背面,他用潦草且好看的繁体字迹写下:“敬爱的阿妈,你太不幸了,留下了我这可怜的儿子,我还未见过您去世的面,想念啊!”这样的留言,总使我禁不住悲从中来。

有意思的是,今天我说起这段往事,有些人深表怀疑,认为堂堂解放军,怎么可能招收童子军呢?咬定我是在诬陷人民的子弟兵。我本也可以不信,但问题是,我父亲1937年生人,1950年那会儿,他只有十三岁,而不是今日入伍的法定年龄十八岁呀。

附旧诗一首:

德格——献给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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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2006年9月22日,美国之音举办我父亲拍摄的西藏文革图片展。

文章来源:看不见的西藏~唯色
2008年12月25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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