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天来,海外报刊都以显着位置报导了在七一讲话中,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宣布,将允许私营企业主加入共产党的消息。在这篇讲话中,一方面,江泽民提出,私营企业主也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另一方面,江泽民强调,共产党将仍然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和干部为基础,但也有必要接受其他社会阶层的优秀分子。这意味着,私营企业主也可以加入共产党。
资本家也可以加入共产党,天下还有比这更荒谬的么?不过,这种事发生在充满荒谬的当今中国,却一点也不令人奇怪。它既证明了中共几十年来的巨大变化,又证明了中共的万变不离其宗。我们必须知道,极权制度的特征之一就是,由于普遍流行的犬儒主义态度,极权统治不在乎前后矛盾,不需要理论与实践相一致。
当然,中共允许资本家入党,这毕竟是一项重大的政策性调整。问题是,这项政策性调整究竟会导致什么后果?
有些人对中共的新政策表示鼓励和欢迎。他们认为,中共允许资本家入党标志着共产党自我改革的重大发展,它意味着政治改革的重新启动,伴随着江泽民三个代表理论的进一步落实,中共将演变成社会民主党。
无独有偶,那些反对这条新政策的共产党左派也持有相同的论据。譬如,吉林省委副书记林炎志在一篇题为“共产党如何领导资产阶级”的内部报告中,对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表示坚决反对。林炎志说:“历史上工人阶级政党的改变性质,比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变为改良主义政党,意大利共产党蜕变为社会民主党性质的左翼民主党,其组织上的突破口就是允许任何人都可以入党。所以,我们不仅不能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还要劝退那些已经成为私营企业主的共产党员。这是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的需要,是捍卫党的基本纲领和根本宗旨的客观要求。”林炎志强调:“如果作为一种政策,让私营企业主入党,那就意味着我们党已经接近政变性质。……这样,我们的政权就有可能被新生资产阶级掌握,到那时,‘共产党’就成了‘社会民主党’。”
在我看来,以上两种观点都夸大了中共新政策的意义。首先,正如江泽民明确宣告的那样,中共允许资本家入党只是对原有组织路线的一种补充。在可见的未来,私营企业主只会在党内占据很小的比例。其次,作为一个极权主义的政党,其党员的社会成份发生什么变化,并不会对党的极权主义性质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中共长期以农民为主体,但这并不妨碍它始终以工人阶级先锋队自居。人民公社政策的灾难性后果告诉我们,这个以农民为主体的政党完全可以做出严重损害农民利益的事情,可见它的组织成份与它的政策取向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联。共产党自称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然而它却从来不允许工人成立自己的独立工会,可见所谓“代表工人阶级”一说纯属谎言。要说向社会民主党转变,显然也毫无根据。没有比现今的中国共产党离社会民主党更远的了,因为现今的中国共产党,既不社会主义,更不民主。
不错,市场经济的发展,私营经济的发展,常常有助于自由民主制度的建立,或者说,它们构成了自由民主制度的坚实基础。但是,正象弗格森指出的那样:“自由赖以建立的那种基础,同时也可以服务于专制暴君。”“当人们一味地把有效管理下的稳定视为衡量国家兴隆的标准时,自由就陷入前所未有的危险之中。”托克维尔告诉我们:“如果人们仅仅追求物质福利的改进,因此只要统治者能够在一段时期内搞好各项物质利益,他们就听任统治者去做任何事情,而不管那些事情是善是恶,是好是坏;如果人们一味热心物质享乐,在没有看到自由如何有利于他们获得物质福利之前常常发现自由的滥用如何破坏物质福利,因而唯恐公众的激情会影响到他们私人生活的小小安乐,一看到骚乱就准备放弃自由,那么,他们就已经为独裁者的上台打开了通道。”由此可见,除非我们坚持不懈地阐扬自由民主理念,坚定不移地推动反抗极权专制的斗争,否则,仅仅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某些民营企业的代表人物进入执政党内部,并不能自动地开启政治改革,也不能自动地把我们领上民主之路。◆
2001年7月
《数人头胜过砍人头》第六辑 时事纵横
(晨钟书局 二零零六年十月。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