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带着一个庞大的旅游计划和一个长长的访友名单,经历了几次转机,我和妻子终于在半夜时分回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故乡城市。清早起床,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我儿时的好友欧阳发短信,告诉他我们已经平安到达,想在他方便的第一时间和他见面……

想当年,我们都是十三岁的孩子,一起考取了位于省会的全省招生的省重点中学初中部,分在同一个班里,坐在同一张书桌后面。他的父亲是这座省会城市著名大学的名教授,而我来自湘西农村,父母是一个大字也不识的农民。他走读,每天往返于家庭与学校之间。我住校,成年累月呆在学校。由于没有路费,有时候在寒暑假都不回家,而是留在学校给校办农场打工挣钱。两个家庭背景绝然不同、经济状况天壤之别的孩子却由于学习成绩优异而成了莫逆之交。由于家境贫寒,我常常身无分文。他的家庭收入较高,手头往往有一点零用钱。班级或学校组织活动,需要花钱的关头,他总是毫不吝啬地为我垫付,而且从来也不指望我有能力偿还。他不但没有因为我一贯“欠债不还”而歧视我,反而还继续给我垫付必须缴纳的费用。最后甚至发展到邀请我在周末到他家做客……

那时的我,一身破衣烂衫,浑身上下有几十个补丁。补丁破了,上面又补上一块补丁。由于我找不到合色的布料作补丁,所以补丁的颜色与底布的颜色可能大不相同。由于这些补丁都是我自己的“杰作”,补丁的针脚不免或长或短、有疏有密。我那一身装束,要多寒酸有多寒酸、要多难看有多难看。然而,虽然一穷二白到如此地步,我却趾高气扬,自以为高人一等。为什么?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很好,在全年级都是数一数二的,是学校里的“名人”。

我就这样其貌不扬却又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欧阳教授家做客。一身破衣烂得掉渣,手里却拿着一本我从不离身的英文课外读物。欧阳夫人对我的第一印象是“这孩子穿得实在太破了。”欧阳教授却从我手中接过了英文课外读物,戴上近视眼镜翻了几页,然后说:“能看这种程度的英语读物,你的英语水平不错嘛!”

我走以后,欧阳夫人立马找出一些欧阳穿过的衣裤,叫欧阳带到学校送给我。欧阳认为把自己的旧衣服送人是一件难堪的事情,窘迫地说:“这怎么好意思嘛!”欧阳夫人反驳:“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起码上面没有补丁。”欧阳教授平静地规劝儿子:“你还是拿去吧。他要是收下,岂不很好。他要是不收,你再拿回来就是了。”

就这样,欧阳在下个星期一上学时把几件衣服塞进了书包。他把我带到走廊的一个角落,抓紧周围无人的机会对我说:“我妈妈叫我带几件旧衣服给你,不知道你……”不等他说出“要不要”三个字,我就接过了衣服,连声道谢:“谢谢你。谢谢你妈妈。”我心里很清楚,他的旧衣服也肯定比我刚补好的“新”衣服好得多。我早就厌倦了三天两头在补丁上又缝上新的补丁。我收下了他的馈赠,欧阳比我还高兴。他乘机又把他手头拥有的零花钱全部掏出来塞进我手中。他涨红着脸对我说:“这是我的零用钱。就这么一点点。请你收下。”我大吃一惊,看着手中的票子,足有好几元钱。我长那么大还没有见过那么多钱,还说是“一点点”!

从那天起,我就成为了欧阳家的长期救济对象,不仅认识了欧阳教授夫妇,而且与欧阳的弟弟和妹妹都成了朋友。欧阳时而给我几件衣物,时而给我一点零用钱。逢年过节,家里做了时令食品,欧阳也会给我带到学校来,让我有机会吃到节庆的美味,感受家庭的温暖。春节的白斩鸡,元宵节的元宵,端午节的粽子,中秋节的月饼,以前我都只能在同学们的言谈中体验节日的美味,现在我都能一一品尝了。它们都是欧阳从家里带来送给我的,都是欧阳夫人的手艺。

(2)

欧阳夫人出生于广东省江门市,是富甲一方的豪门望族的大家闺秀。为了保障家族的财产不因为嫁女而分割外流,家族自古以来就流传下来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只有男孩子有继承权,女孩子对家族的财产不享有任何权力。所以欧阳夫人结婚之时就净身出户了,结婚以后则再也没有享用过家族的任何财产,也从未获得过家族的任何资助。然而,政府的政策是只看家庭出身、不管经济状况的,因此出身于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屎盆子从1949年起就牢牢地扣到了她的头上,一辈子都无法甩脱。

欧阳教授夫妇的工资是欧阳家的全部经济来源。在中国家庭中,他们的收入虽然不算低,但是也没有多少余钱。当时中国家庭的平均恩格尔系数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有的家庭甚至高达百分之一百。欧阳家就是这样。每到月底,就发现钱基本上已经用光。用到哪里去了?什么也没有添置,全部买了“进口货”、吃进了肚子。欧阳夫人勤勤恳恳地操持着家务。除了缝纫洗涤,作为广东人,她还特别注意伙食的改善。市场供应不足,许多食品在市场上长期缺货。她就自己动手解决。她以十几种佐料制作肉松,味道鲜美酥松,不亚于某些人利用特权或关系搞到的外国货。买不到香肠,她就托人买来猪大肠和廋肉,自己把肉剁碎,拌上佐料,塞入大肠,在适当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将它制作成香肠。牛肉干、腊肉、腊鱼她都会做。白斩鸡、元宵、粽子、月饼等时令食品更是她的拿手好戏。看到她做家务,谁都以为她是一个能干的劳动妇女。谁也不会相信,她原本是生活在豪门望族的千金小姐。

欧阳夫人做的粽子堪称一绝,个头大、用料精。外面是一个由粽叶卷成的密封四面体,里面被糯米塞得满满当当,糯米下面是一层黄澄澄的磨得像细砂一样细微的绿豆颗粒(俗称绿豆沙),绿豆沙里面,也就是粽子的正中,则包裹着一块鲜肉和一个蛋黄。吃到嘴里,你同时产生糯、鲜、沙等多种口感,吞咽下去,你觉得既爽口又不油腻。不仅欧阳全家人人爱吃,连我这个局外人吃了也赞不绝口。既然粽子是如此广受欢迎,它当然就成了欧阳家在端午节的必备食品。北方人爱吃饺子。无论多穷,哪怕是砸锅卖铁,他们也要想方设法在大年三十吃一顿饺子,连躲债多日的杨白劳都怀里揣着二斤面回家过年包饺子。“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成了汉语中形容必然发生的事情的最流行俗语。在欧阳家则演绎成了“欧阳家过端午节必须包蛋黄鲜肉绿豆沙粽子”。

(3)

在“英明领袖”的领导下,中国的形势向两个极端飞速发展着。一方面是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学雷锋、四淸、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是越演越烈的近乎迷信的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对执政党的歌功颂德。每一个中国人都在政治运动的风暴中颠簸,每一个中国家庭都变得越来越贫穷。在这种大环境中,我与欧阳一天天的长大。我们一起考入了同一个省重点中学的高中部,但是编在不同的班里。我们又一起考入了大学,但是不在同一个大学、也不在同一个城市。

我就这样远离了欧阳,也远离了欧阳一家人。但是对他们的无尽怀念却充斥在我心中,怀念里洋溢着无穷无尽的感激之情。这是一个无助的苦孩子对于曾经给予他温暖和关怀的家庭的感激;这是一个绝望的生灵对于拯救过他的生命的恩人的感激。弥漫在全国上下的对“英明领袖”和“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的感激对于我来说是虚无的、迷惘的、遥远的,对于欧阳和欧阳一家的感激对于我来说却是具体的、实在的、亲切的。我给他们写信,给欧阳写、给欧阳教授夫妇写、给欧阳的弟弟写,向他们介绍我目前的生活和学习,也顺便表达我对他们的感激。我没有想到,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们的“英明领袖”和“伟大光荣正确的党”那样喜欢聆听感激。欧阳夫人回信教育我:“我们没有做什么,你不要总是感恩戴德。”欧阳弟弟在回信中对我说:“我无法承受过分的谦卑。”欧阳甚至决绝地说:“你如果老是谢谢不离口,我就再不与你往来了。”我终于认识到,正派的人真诚地帮助别人,并不期盼别人的感激。那么正派的领袖和政党是不是也应该如此呢?现在全国上下一片“感谢X主席、感谢XX党”的口号声,是不是说明一股歪风邪气正在全国蔓延呢?我不敢再深入地思考下去……

势态发展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欧阳夫人在给我的回信中告诉我:“你欧阳伯伯犯了错误,被打倒了。”我大吃一惊,回信说:“欧阳伯伯是好人。我坚决不相信欧阳伯伯会犯错误。”我突然认识到,对危难中的人的坚定支持是最大的感激。我利用“大串联”的机会首先去欧阳教授任教的大学探明了情况,然后分别去了欧阳和他弟弟所在的城市,在他们各自的学校找到他们,向他介绍他们父亲的现状:情况很不乐观。欧阳伯伯学识渊博。讲课的时候喜欢旁征博引。结果被人无限上纲,说他影射XX党,已经被隔离审查,停发工资,每月只给二十元生活费……

在这种情况下,欧阳仍然掏出五元钱塞到我手里。那时候的五元钱可不是一个小数。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也才43.5元。我推辞说:“现在我怎么能还要你的钱呢?”欧阳大度地说:“拿去用吧。事情总会搞清楚的。有这五元钱我富不了。没有这五元钱我也穷不死。”什么叫患难之交?这就是患难之交!真正的朋友,哪怕自己在患难中,也还想着对方的需要。

“英明领袖”终于驾崩了。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终于终止了。中国人终于过上了正常的生活。有才能的人被压在下面,就像水瓢被强摁在水下,只要手一松就会浮上来。我和欧阳历尽艰辛,分别在各自的领域里做出了成绩,获得了高教界的最高职称。我的父母和家人终于过上了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在我的不懈努力下,我还争取到了把全家都移民到西方发达国家的特殊幸运。

在现实生活变幻万千的激烈漩涡中,我与欧阳居然一度失去了联系。直到我把全家在异地他乡安顿下来,我才突然发现我的这一重大疏忽。好在现代科技使得距离不再是阻隔挚友亲朋联络的障碍,我很快就查到了欧阳的电话号码。接着又与欧阳建立了微信联系。我们可以随时进行实时语音通话和视频通话了。尽管远在天涯,却宛如近在咫尺。但是,宛如终究是宛如,怎么代替得了面对面的开怀畅谈呢?所以,我立即妥善安排家事,在最短时间内办好了签证,买好了机票,和妻子一起直奔欧阳所在的省会城市。半夜到达,第二天一早就用微信与欧阳约定了最快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4)

我们夫妻与欧阳夫妻,四个年过古稀的老人,同坐在一家高级餐厅里饮广式“早茶”。所谓早茶,并不是真正的茶,而是丰富多彩、应有尽有的小份点心。欧阳把菜单递给我,对我说:“请点吧,想吃什么就点什么。不要客气。”我答:“好。但是请让我买单。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不名一文的穷小子了……”不等我说完,欧阳就打断了我的话:“那是另一回事。你到了我们这里,就该由我买单。”我在点单上写下了凤爪、烧卖、粉皮、鲍鱼汤、米粉、排骨、猪爪、燕窝粥、小笼包、虾饺等十几个小盘的数字代号,把点单递给欧阳:“足够了。你看看。”欧阳接过点单,粗略地扫了一遍,发现了问题:“没点粽子?不,我要点粽子。我是为我妈妈点的。”

接着,他向我们讲述了下面的往事:

在物资极度匮乏的1960年,粮油肉蛋等基本生活资料全部要凭票限量供应,根本不够维持家庭的一日三餐。所有中国人都在饿肚子。在饥肠辘辘中,我们迎来了端午节。我多么盼望吃上妈妈包的粽子啊!第二天就是端午节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妈妈会包粽子给我们吃。我沉不住气了,问妈妈:“怎么还不包粽子啊?”妈妈愁苦地回答:“拿什么包啊!连饭都吃不饱了!”

“那么我们今年就不吃粽子了?”我急得大叫起来。“唉,”妈妈叹了一口气:“有什么办法。”“不行,”我的牛脾气突然上来了:“我要吃粽子。”“孩子,”妈妈耐心地规劝我:“你都15了,又是家里的老大。应该帮爸爸妈妈分忧,给弟弟妹妹做出表率。你怎么可以这样瞎闹呢?”“我不管,”对美味的粽子的渴求使我突然变成了一个蛮不讲理的小霸王:“我就是要吃粽子。我要吃妈妈包的粽子。”眼泪涌入了妈妈的眼眶,她背过身去擦眼泪,低声对我说:“好孩子,别闹了。妈妈真的没有办法给你包粽子。”“不行,”我突然大声喊叫:“我要你给我包粽子!我要你包粽子!”我的叫喊声把正在写作业的弟弟妹妹吸引了过来。我要妈妈包粽子的要求马上就会得到他们的响应。妈妈终于沉不住气了。平时她轻言细语,都舍不得对我们说一句重话,现在却厉声责问我:“你还说!你还说!”“我就是要说,”我针锋相对地高喊:“给我们包粽子!”妈妈再也压不住火气,她一把拖过我,在我屁股上狠狠地打了一巴掌:“你还要包粽子吗?”妈妈居然打我,从我记事起,她从来没有碰过我一个手指头啊!我委屈极了,但是我不哭。相反,我声嘶力竭地大吼:“就是要包粽子!就是要包粽子!”妈妈气得忘乎所以,我喊一句,她打我一板,同时厉声问:“还要包粽子吗?”“要包,就是要包!”我和妈妈僵持着。弟弟妹妹都吓坏了,一会儿哭着替我求情:“妈妈别打了。我们不要包粽子。”一会儿哭着劝我:“哥哥,快说啊,我们不要包粽子!”……

我忘记了我和妈妈僵持了多久,最后出乎我的意料,妈妈突然心疼地抱着我,嚎啕大哭起来。我也停止了“就是要包粽子”的呼叫,抱着妈妈大哭起来。弟弟妹妹也涌上来,抱着我和妈妈疼哭。事情最后在全家抱头大哭中结束了。等到爸爸开会回来,家里已经风平浪静。他始终不知道在几十分钟前家里发生了一次空前绝后的大骚乱。

(5)

听到这里,我已经热泪盈眶。我终于明白了在1960年的端午节我为什么没有吃到欧阳给我带到学校来的粽子。它是我每年端午节的最大期盼。欧阳这么顽强地叫妈妈包粽子,是为他自己,他的弟弟妹妹,说不定还包括我!这是何等坚毅的执着!这是多么深厚的友情!而我却混沌不知,直到五十七年后的今天,在欧阳夫人过世十八年以后,我才第一次听说。

欧阳在沉思中停顿片刻,又继续展开了对往事的深沉回忆。

从那以后,只要能凑足材料,妈妈就给我们包粽子吃。物资紧缺,有时候连粽叶也买不到。妈妈在我们吃完粽子以后,又把粽叶清洗干净,挂起来晾干,叠好收检起来,留着下次再用。后来,我们进了大学,离家在外。只要一回家,妈妈就给我们包粽子吃。妈妈再也没有打过我。我对于妈妈对我的唯一那次狠揍,没有怨恨,只有悔恨。我不明白,当时我都十五岁了,怎么还那么不懂事。

最后一次见到妈妈是在1999年。那时候妈妈已经年老多病,患有血压高、糖尿病、白内障等多种老年人常见的疾病,身体已经相当虚弱。爸爸要求我们回家看望她。我们兄妹三人都回去了。妈妈很高兴。她挣扎着强打精神给我们包粽子。从煮糯米饭开始,一丝不苟、循序渐进地慢慢地做。在打鸡蛋,滤出蛋清做甩袖汤,留下蛋黄包粽子那道工序,由于长时间低头操作,她的血压急剧上升,突然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她手中托着的鸡蛋碗猛地砸在地上。打破的鸡蛋流了满地,侥幸没破的鸡蛋则四处滚动。

妈妈就这样走了,在为我们包粽子的时候突然走了。一个背着剥削阶级出身的黑锅、却过着劳动妇女朴实生活的好妈妈就这样走了。她没有活到21世纪……

说到这里,欧阳已经哭得泪不成声。我也早已泪流满面。我们的妻子都不停地抽泣着,不断地从纸巾盒中抽出纸巾来擦拭眼泪。

“对,我们要吃粽子。”我哽咽着说:“再加两份粽子。我们和你们,夫妻分享、共同缅怀。让我们一起歌颂伟大的母爱,颂扬真诚的友情,牢记艰难的岁月。”

点的东西本来就偏多,又加了两个大粽子,我们根本不可能吃完。昂贵的精品美味剩下不少,唯独粽子被吃得一干二净,连一颗米粒都没有剩下。

北京之春
2017年5月6日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