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人类消费的根本驱动力就是两个：回避痛苦和耽溺快乐，人们最愿意为这两件事花钱。快乐就不用说了，至于为痛苦花钱，不妨拿《当下的力量》作个例子，该书作者发明了一个所谓“痛苦之身”的说法，把痛苦说成一种妖邪，在你身上附了体，控制了你的思想和行为模式，所以你必须请来所谓“当下的力量”，其实就是上帝的灵恩，这种光照能够赶鬼，把痛苦之身踩在脚底不得翻身，但切记，这力量可不是来自于你自己。
痛苦是不好的，必需想办法回避痛苦——这是人们的思维定势。 “安乐死”能够成为一个论辩的话题，就是因为在回避痛苦和回避死亡之间一时难以决断。善良的人提倡在屠宰动物之前要先用电击打晕，免受痛苦折磨，人们吃的时候也就安心了。说实话这种安心挺伪善的，然而可见痛苦大过死。其实，所有的自杀都是这条原理的注解，在痛苦面前，死亡竟然成了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痛苦是不好的，未来的超人是否应该是没有痛觉的人呢？据说蚂蚁就没有痛觉，它们可以缺胳膊断腿还顽强战斗到最后一丝力气，这虫子根本就没觉得疼。世上如果没有了痛，自杀率一定会减少，但那样麻木的活着，是否跟死了也差不多？
诺兰的蝙蝠侠电影《黑暗骑士崛起》，心理学主题正是“痛苦”，这部片子里蝙蝠侠被打断脊梁丢在地牢里，他必须花费漫长的时间疗愈和克服痛苦，沿着垂直的井壁爬出生天。但是他别无选择，不在痛苦中灭亡，就在痛苦中升起。未来的强人肯定不是没有痛觉的僵尸，他的痛觉一定更加敏锐，痛的最深的人总是人性的最后守护者，人的英雄永远必须首先是一个人。
美国传奇诗人艾米莉·迪金森，从二十几岁起就因为沉入巨大无边的痛苦而与世隔绝，却在对痛苦的直接经历中抒写了一千多首富含哲理和情感的诗歌，痛苦的深邃伤口里埋藏着诚挚和勇气。《痛之神秘》写道，“痛苦有一种空白，记不起从哪天开始，又不知哪一天是不痛的，未来除了痛苦一望无际，在它的领地里，过去的痛苦张开眼，看到的是新一轮的痛苦。”于是她转向跟神的交通，以无边无际的神圣永恒之爱为自己的拯救。精神之痛需要信靠爱，身体之痛同样需要世俗之爱的照料，譬如有的人经历意外事故，不得不渡过漫长的手术、康复和锻炼过程，每一天都要忍受持续的苦痛，在这个过程中，身边又怎可以没有爱的陪伴？痛苦在哪里，爱就要在哪里，痛苦的力量可能在实质上正是爱的力量。
墨西哥女画家弗丽达·卡洛，亦是饱受痛苦的传奇人物，她十八岁出车祸被摧残了身体，先后动了三十多次手术才挣扎着活下来。痛苦是她的自画像中一个长久的主题，非但如此，痛苦也给她打开了智慧的门，让她对人类境界和生命真谛有着深刻的洞穿。有人说，未能杀死你的东西，会让你变得更强大。痛觉也许是生命的恩赐，是痛苦让我们清醒得活着，清醒得觉知自己的经历，并把这种历练用力量的方式表达出来。在痛苦的极致，往往是跟死亡最接近的时候，在顽强地注视那个绝对而神秘的黑洞并扭头走开的同时，人就获得了更生的力量和启示。不管是蝙蝠侠、迪金森还是弗丽达，都因此成为更实现了的自己。
画面上的女人，视线落在画框之外不可见处，她的右肩上卧着一只猴子，左边则是一只黑色的猫，眼睛直勾勾望着我。她身后一片荫盛的大叶绿植有吞没之势，空中悬停着蜻蜓一样的花，纤弱的白色蝴蝶装点在她的秀发上。在她冷峻的脸孔下面，一只小鸟把荆棘的项圈缠在她长长的脖颈上，荆棘刺破了皮肤，但她不以为意，谜一样的眼神延伸到画面之外。这个女人就是墨西哥艺术家弗丽达·卡洛（Frida Khalo）。她绘制这幅作品时是在1940年，只有33岁，在很多方面正值艺术成就和名望的顶峰，她的作品已经在巴黎和纽约的画廊展出，被超现实艺术家称赞、被收藏家甚至卢浮宫收藏，她独特的衣着风格和个性也在纽约社交圈为她赢得了视线。
不过她最为人熟知的并不是这些。在公众的想象里，她的个人生活中的悲惨比她的艺术成就印象更深。她被视作一个完美的女英雄形象，经历了极大的痛苦，盛年早逝，她的作品把我们讳莫如深的不育和死亡直接了当地表达出来。
对她的生活和艺术的阐释往往聚焦于这些为人熟知的事实：她生于1907年，七岁因为得了小儿麻痹而使右边的腿脚落下残障，十八岁的时候，她乘坐公交车遭遇惨烈车祸，导致内脏和脊柱严重损伤，以致医生一度担心救不过来。后来她跟墨西哥著名艺术家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结婚，在她口中，婚姻又成为新的不幸，充满着出轨、依赖、离婚和复婚的剧情。终其一生她都承受着身体的病痛，手术也未能减轻多少，1954年，弗丽达去世，终年47岁。
这是事实确凿无误，但可惜的是，通常人们都把弗丽达的艺术看作生活遭遇的直接因果，好似她只是个记录者。她的自画像从来不笑，更加深了这种印象。但是在这种狭隘的眼光之外，弗丽达还有更丰富的方面。跟她在绘画和摄影作品中表现的神秘注视不同，她的朋友回忆说她其实风趣、乐观、活泼、随和。
弗丽达的父亲是个摄影师，德国人，信封天主教的母亲是墨西哥人。她成长在革命后的墨西哥，统治者搞独裁，艺术上效仿欧洲，树立墨西哥民族风，还培养了一批画宣传画的人，包括她的丈夫。出生在革命前的三年，她的一生逃不开其影响，革命前她父亲的照相馆为中产阶级服务，革命后生意一落千丈。经济压力让年轻的弗丽达很担心，她除了给父亲帮忙，也自己找工作做。事故之后，经济问题更是头大，以致她的医疗都成问题，直到她跟里维拉结婚才转机，后者还清了她父母的外债。
但是，作为女孩，革命带来了新的教育机会。教育部长推行识字计划，鼓励女孩上学，1922年她跟其他三十多位女生一起进入国立高中，那时她想当的是一名医生。在那里她的性格和智力一样出名，被形容是一个叛逆的学生，爱捣乱，冒失，活泼而幽默，满口脏话。
弗丽达偏好墨西哥传统服饰，也是受了当时的墨西哥风影响。她深知服装的表现力，在出事之后，她穿男人的服装、系领带，浓眉束发，以此反抗时尚的女性化标准。相对照，她的妹妹把自己的眉毛拔得细细的。过了几年，她又换了个风格，她曾告诉记者说，“以前有段时间我穿得像个男孩，留短发，穿裤子马靴，但是我去见迭戈的时候，我就穿上大长裙子，我最喜欢的。”
弗丽达自画像里多见绣花衣服，让人禁不住猜想它的个人意味。是为了跟医院的白床单有力地鲜明对照，抑或是为了排斥当时强调女性气质的服装风格？有人推测她的传统着装是受了迭戈的影响，也有人推测是为了用宽袍大袖遮掩受伤的躯体。也有人告诫说，也许根本是不可知的。弗丽达自己怎么说呢？据说，就像沐猴而冠，只是因为好玩。
但她的艺术作品可不止是好玩二字，而是诉说着她无法与人分享的个人经历：痛苦、孤独、无聊。她在出事之后因为长期卧床而开始拿起画笔，在绘画中找到慰籍，得以表达她那由限制和隔绝组成的、失去了平素习以为常的自由的世界。“每个人都告诉我要保持耐心，但是谁知道卧床三个月是什么滋味，”她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至少死神没有把我带走，是吗？”
她早期的绘画表现出肖像画的天赋，主要是给家庭成员画，还有自画像，迭戈一早就看出她的天赋，后来据说毕加索也表示同意。她的画风里有欧洲长脖子细手指的传统特点，也有墨西哥宗教画里的动物等元素。而她的作品中所表达的经验，则完全是独特于她个人的。
“因为我的主题一直都是我的感觉、心智状态、生活对我内在的深深刻痕，”她在展览上解释说，“我经常把这些都用自画像表现出来，这样我才能最能真切如实地表现我对自己的认识，和我对眼前世界的印象。”当人们沉浸在她的绘画中时，会感到她是“一个危险的女人”，不在于对传统女性气质的否定，而是因为对于身体的内在、痛楚和孤寂的图示表达。在一件作品里，她把自己描绘成一个碎裂的柱子，全身钉满了钢钉，而在另一幅作品里，她变成了一头浑身中箭的鹿。这些持续的痛苦，是别人无法想象、未曾经历的。
通过绘画，弗丽达找到了一个情感出口，把自己人生的遭遇升华表现出来。她经历了超额的损伤和失望，但是在抵抗、接纳和恒心的对冲之中，弗丽达完全地创造了自己和她独特的艺术。即便她脖颈上的荆棘没有刺得过深，即便她肩上的动物仅仅是在无辜地玩耍，她的作品有一个信息清晰的：在画框之外，生活会伤害我们。她坚强而镇定地凝视着，并不回避这个令人不快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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