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建:杀戮者——自豪与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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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戮表演》和“红色高棉”大屠杀罪行的反思

我们如何认识暴力和杀戮,我们内心的善恶之辨是出于对惩罚的恐惧还是一种自然本能?抑或是一种知识指引的“好的良心感。观看《杀戮表演》和阅读“红色高棉”大屠杀罪行最终得到公正审判的新闻绝对应该引导我们去辨析许多历史积垢,政府和个人的罪责辨析以及切实而又沉重

2014年8月,经过长达3年的审判,联合国与柬埔寨共同组建的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最终于8月7日对“红色高棉”案作出判决,案件被告人乔森潘(Khieu Samphan,1931年6月27日-)、农谢(Nuon Chea,1926年7月7日-)均被判处无期徒刑。他们的被控罪名是:“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危害人类罪”“酷刑”以及“谋杀罪”。

这场审判在柬埔寨国内外某些势力的阻挠下来得很迟。几个被告犯下的罪行及红色高棉的历史已过去了整整30个年头。看到这条新闻,想起香港导演麦当雄的作品《黑金》,女记者吴辰君曾经给反黑警探刘德华写过一个小纸条:“正义通常迟到,但早晚会到。”那部电影写的是台湾的反黑风暴,赵文瑄扮演的法务部长像极了马英九。

许多青年人不知道,这场审判以及红色高棉大屠杀与中国有着不小关系。

由此,想起另一场与中国有关的杀戮,我把纪录片《杀戮表演》(The Act of Killing)又找出来再看了一遍。在柬埔寨的波尔布特(Pol Pot)、乔森潘那里,是以“消灭资本主义”为信念的灭绝行动。而在1965年的印度尼西亚,另一场杀戮秉持的是对立的意识形态,是以“防止共产主义”为动员令。这两场屠杀,一场是“文革”期间中国极左思潮输出的武装革命、取消城市、消灭阶级理论的完美践行,一场是其武装革命思想在“文革”前的输出、失败所导致的后果。

【“好汉”爱演当年勇】

他是一位年过七十的老人,一直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的北苏门答腊省。跟我一样,他是个电影迷,谈起艾尔·帕西诺、约翰·韦恩和美国西部片,他津津乐道,比我们电影学院的很多学生要熟悉得多。对猫王、美国的电影公司诸如米高梅、派拉蒙甚至英国的伦克电影公司他也如数家珍。他皮肤黝黑,戴一副眼镜,穿着白西服,看起来毫无老态龙钟之相。《南方周末》记者李宏宇的形容很传神:他让人想起故去的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他带着两个小孙子在家门口喂鸭子,小孙子把鸭子的一只腿弄伤了,他对小孙子说:你应该跟鸭子说对不起。从他现在老年时的样子猜想,他当年应该是一个挺帅的青年。这个当年指的是1965年的9月30号之后的几个月。这位老人是纪录片《杀戮表演》(The Act of Killing )的主人公安瓦尔·冈戈(Anwar Congo)。当年,他是印尼屠杀“共产主义者”的一名刽子手,大概是名声最响的一位,杀了一千多人。 “刚开始我们把他们打死,就在这儿。”安瓦尔·冈戈站在一处四周有铁网围起的小空地上,十分自然甚至有点自豪地回首当年。“但血太多,太难闻了。为了避免太多的血,我们发明了这一套。”他拾起一根短木棍,木棍中央拴了根长铁丝,他把铁丝的另一头系在一根立着的铁管上。他让一个男子在铁管一旁坐下来,扮演囚犯,双手背在身后像被捆住。安瓦尔在他脖子上绕一圈铁丝,抓住木棍作势用力拉,男子的头垂下来,“又快,又不流血”。

Hao Jian

 

 

 

 

 

 

 

(安瓦尔表演自己当年如何用发明的器械干净、迅速地杀人。结尾处,他终于质疑自己,咳嗽干呕也是在这块空地。)

1965年,印尼军队将领苏哈托(Suharto)组织反共清洗,军队把杀人的任务交给社会上的帮会分子、流氓。安瓦尔就是最有名的行刑人之一。

今天,他很自豪地谈论着当年的杀戮行动,带着纪录片的导演到当年故地去回溯杀人场景,模仿那些被自己勒死的人濒死时的样子和声音。

安瓦尔到机场去迎来了当年一起杀人的同伙安迪,领着他乘车在街上浏览,他们指着街边的房屋说:“那个是我们当年的办公室,我们在那杀人。”路过一座桥时,他们回忆,当时怎么把尸体从桥上扔下去,人体飘着落下,“像降落伞似的”。安瓦尔装扮整齐,带着纪录片剧组来到一个报纸印刷厂,见到报纸出版人易卜拉欣·西尼克。他当年负责收集情报和审讯,受审者是不是共产党,他说了算。“作为新闻工作者,我的任务就是让人恨他们(印尼共产党),”他在镜头前很轻松地、甚至有点得意地说,“我干嘛要干杀人那种脏活?我一眨眼,他们就得死!”

今天,安瓦尔在当地还很有影响力,他身边总跟着一个大肚皮胖子给他张罗诸事,此人叫赫尔曼,他参加了议员的选举。在造势大会上,安瓦尔跟他站在一起给他站台。 “要是能进建设委员会,我就能从每个人那儿收钱。”赫尔曼面对镜头讲说当上议员的好处,“比如说一个房子比设计的小了10厘米,我可以下令,拆掉!他们就会说:别往上报,这些钱您收着。哪怕房子盖得一点不差,我吓唬吓唬,他们也得给钱。一个街区10个楼,每个要是收一万美金,算算吧。”

纪录片中对这些人的描述用的是“Gangster”。如果用片中这些主人公自己的认识和政府官员的说法,这个词可以翻译为“帮会”。因为,他们都认为这个词是褒义的。我们看到,现任印尼副总统对准军事组织“五戒青年团(Pancasila Youth)”演讲时说:“‘Gangster ’这个词,是从Free men(自由人)来的,国家需要自由人。”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安瓦尔和安迪这些人都对自己当年的杀人行动十分自信,他们认为当年那样大肆杀戮是保卫了国家,是在从共产党手上挽救国家。或许这很像民国时代上海滩的黄金荣、杜月笙等人的青红帮组织,他们在帮助蒋介石清党时当然也认为自己做的是爱国的事情。

除了他们的故地重游,怀旧回忆,纪录片的最重要部分是安瓦尔与当年的同伙拍摄一部重现他们当年杀戮行动的电影。他们十分投入地拍摄他们自己当年怎么杀人、怎么烧毁印尼共产党人房子。在拍摄和带领剧组巡游杀人旧场景时,安瓦尔都会认真模仿当时被自己杀戮的人们死去的样子,他们倒地时双腿怎样抖动,他们的喉咙里发出什么样的咕噜声。安瓦尔和安迪两人还在脸上涂上厚厚的猩红色浓妆,试图重现当年场景。安瓦尔头戴钢盔,审问扮成共产党的安迪:“那你承认鼓动人们参加非法组织了?”演着演着,两人还笑场了。他们的演出颇有超现实主义色彩,大肚皮赫尔曼总是热衷于穿上大红、翠绿的丝绸衣服装扮成女人。为了重现安瓦尔的梦魇,他们还拍摄了鬼魂出现,把安瓦尔惊醒的场景。

安瓦尔还挺懂文艺学,他分析观众看电影中残酷情节,意思几乎跟我在各大学讲暴力美学一样:“人们为什么看詹姆斯·邦德,是要看动作;为什么要看纳粹电影,就是要看权力和暴虐。”但是,与电影中表现故事情节不一样,安瓦尔还有一份老子当年凶狠过的得意和尊严。他对着镜头发表自己的高论,“这个我们也能拍,还能拍得更暴虐。我可是真干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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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安瓦尔和安迪在化妆,他们两人一个演自己当年作为拷问者,一个演当年被他们拷问、杀害的印尼共产党人。他们一边演,一边回首当年,演着演着会笑起来。他们自己设计电影场景和镜头,其视觉风格有很强的超现实意味。)

【面对当年:呕吐与哭泣】

但是老友重逢和故地重游也带来他们自己的一些疑惑,一些心理上的裂缝,一些需要要说服自己的情感和认识。对待杀人,安迪显然毫无反思:“我从未感到有罪,从未感到压抑,从不做恶梦。”但他也承认:“印尼共产党并不比我们更残酷,我们才是残酷的人。”一个夜晚,安瓦尔和阿迪在海边钓鱼,安瓦尔说自己夜里睡不好,他越来越经常地梦到他当年勒死那些人的眼睛在瞪着他。他说:“我知道我杀人”“我用铁丝勒他们,我看着他们(死去)”,“我所做的让我做恶梦”。 阿迪叫他去看精神科医生。 安瓦尔担心他去了人家会把他当疯子。

纪录片的开头和结尾都用了安瓦尔导演的歌舞段落。有一场戏是在山间瀑布前,仙女们身姿摇曳,安瓦尔站在最高处。身旁两个男子演的是当年被他杀死的人,他们从脖子上摘下亮闪闪的铁丝圈扔掉,掏出一枚金灿灿大奖章,挂上安瓦尔的脖子,一边颂唱:“感谢你处死我们,我们千恩万谢,你送我们进了天堂。”显然,这一段落是安瓦尔试图弥合自己心灵中的巨大裂缝和鸿沟,他使用粗暴的杂耍蒙太奇对自己进行心理安抚,是一种假想中的超越。

就我对本片的读解和认识,正是那些对当年被害者的模仿将安瓦尔内心平衡和安宁有力地击碎了,这种情景再现意外地将他们带到一种感同身受的心理状态中,引起了种种疑惑、种种恐惧,从这种被撕开的心理裂缝中,也许溢出了些许怜悯,些许对自己内心人性的拷问。

面对自己设置的大火,面对他们自己扮演的血腥屠杀和死尸,他们笑不出来了。赫尔曼让自己八九岁的女儿也参加演出,但拍摄结束以后,女儿被惊恐的现场气氛吓得止不住哭泣,赫尔曼抱住女儿擦干她的眼泪,告诉她不过是拍戏:“你哭让我很着急,电影明星就哭一会会。” 拍摄焚烧村落和强奸妇女儿童的场面时,火光熊熊惨叫凄厉之间,纪录片导演的镜头用长焦镜头盯在安瓦尔的脸部。特写镜头中,他不像之前那样自信和坦然了,他眼睛里明显有了一种茫然,出现我们少见的疑惑和严峻。而他看到的只是些群众演员在逼真地扮演着当年的施暴者和被追赶被屠杀的妇女儿童。

安瓦尔扮演当年被自己凶狠拷问的印尼共产党人,演着演着,他扯下蒙住自己眼睛的黑布。他摇着头说:“我没法再演了,演不下去。”他表示:“老实说,我从没想到这么可怕,我的朋友说再演惨点,但我看到孩子和女人,想到这些人的将来,家被烧掉,她们会有什么样的将来,她们会终生诅咒我,这可很,很……”

安瓦尔在家里看他们拍好的影像,他把两个小孙子叫来一起看到自己演出的被拷打场景。他被震撼了:“我折磨的那些人也是这样的感受?”“我能体会我折磨的那些人的感受,因为这时我的尊严全被摧毁了,恐惧感抓住我”。这当口,本片导演抓住时机在画面外提醒安瓦尔:“但你知道是演电影,随时可以停下。而他们知道必定会死”。这时,安瓦尔挺不住了,他哭了起来:“我对很多人这样做,这些都会报应到我身上”。看来,这时他还是担心报应和惩罚,还不是明确清晰地对善与恶做出辨识。我不认为这种哭泣能够被认为是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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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家反复观看自己的杀人表演让安瓦尔可以从旁观、反思的角度感受到很强烈的冲击,他那坚硬、自信的内心或许开始有了裂缝。观众也许会注意到,他的头发不是原本的白色,那是他为了拍摄电影特地染的,他很注意自己的形象)

安瓦尔又来到他杀人的那块铁网围着的小场地。对于自己的杀人,他的认识与我们在片头看到的大不一样,他有了疑惑:“这是我杀人的地方,我知道那是不对的,但我那会必须干这些事。”在同一个场景,他手里拿着铁丝说:“为什么我必须杀他们?”他两次走到旁边,背对镜头干呕,持续了好一会。至此,这部纪录片达到高潮。

【寻找一条通向杀戮者心灵的路径】

2001年,美国纪录片作者乔舒亚·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在印尼拍摄影片时偶然接触到1965年屠杀百万印尼共产党、左派人士的历史。他十分惊讶,这场杀死百万人的灭绝行动,在近半个世纪后仍然没有审判,没有遇难者纪念碑,没有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当年的刽子手今天仍然是当地的狠角色,乐于吹嘘自己当年的凶残行径;而幸存者与死难者的后人,根本不敢在公开场合谈论那段往事。

据《南方周末》报道,奥本海默想和人们聊聊那段历史,却发现他们连谈这个话题都怕。他们压低嗓音,悄悄指着邻家的房子说,就是那家的人,杀了自己的父母或亲人。工人们告诉奥本海默,要讲那段故事,得去找当年的杀人者,他们很乐于回首当年,讲说英雄业绩。 不知何时,奥本海默心中闪现出创意的灵光:让杀戮者自己演。他给了安瓦尔、安迪等人彻底的表演自由,让他们用自己演电影的方式,重现他们当年刑讯和杀人的情形,随便他们喜欢拍什么类型。我确信,在安瓦尔等人开始讲述和拍电影时,奥本海默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这部纪录片能拍到什么。但不管安瓦尔他们拍什么,都是纪录片导演奥本海默的巨大成功!

一个好的纪录片导演在拍摄时往往是不知道结果的。但没有那一部文艺作品像《杀戮表演》这样震撼人心,这样展示出施暴者从绝对自信到感到罪责甚至有所忏悔的过程。

【杀戮表演与中国忏悔】

《杀戮表演》这部纪录片获得2014年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举办的奥斯卡奖评选最佳纪录片的提名。这是一部应该令每个中国人惊心动魄的纪录片。

看看某些红卫兵在“文革”期间的暴行,其行为模式与安瓦尔等人完全是同构匹配的。《杀戮表演》没有逼迫施暴者忏悔,而是睿智地帮助他们自己走上一条反观过去和感同身受的路径。这对中国今天思考“文革”,思考罪责和忏悔有极大意义。

另一个事实大部分中国人不知道:当时武装夺权的第一枪是印尼的共产党人开的,他们受到暴力革命思想的极大影响。1965年的印尼反共屠杀和1966年中国某些红卫兵的暴行在时间关系上次第进行,在因果关系上,前者是后者的原因之一。

那时印尼共产党是国内第一大党,世界第三大共产党,号称有三百万党员,遍布印尼党政军各个部门。许多印尼华侨也加入了印尼共产党。

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艾地是毛泽东的崇拜者。在中苏两党交恶后,他坚定地支持中国共产党。那时中国共产党划分修正主义和“马列”党的最大前提就是这个党不能走苏联提倡的“议会道路”,一定要坚持“武装斗争”。印尼共产党受到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准备在国内武装夺取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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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检阅印共的女子民兵。熟悉那个年代历史的人都知道,当时中国报纸标题提到外国共产党时都会在后面加个括号:(马列)。如果不坚持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就被划为修正主义,例如当时的日本共产党就被列为修正主义。报纸广播将日共总书记的三餐食谱都反复播放,有牛奶、鸡蛋啥的。说他太享受,“变修”了。)

据维基百科记载,1965年9月30日,印尼共产党党员、总统卫队的三营营长翁东中校为首的一批激进军官决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夺取军队领导权。10月1日凌晨,翁东中校指挥的部队袭击了陆军司令雅尼中将和纳苏蒂安等7位将领的住所,绑架了以雅尼中将为首的6名将领,并将他们杀害。这次政变史称“九三0运动”。10月2日,印尼共产党在雅加达的日报发表社论,支持“九三0运动”。同日,梭罗市的印尼共产党的市长也宣布支持“九三0运动”,印尼共产党参加了日惹支持“九三0运动”的游行。此后,陆军军官苏哈托(Suharto)率领军队反扑,在印尼发动了对共产党人的疯狂大屠杀。(引自: Merle Calvin Ricklefs. A History of Modern Indonesia Since C. 1200.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339–340.ISBN 978-0-8047-4480-5.)

当时印尼政府提供出了“印尼共产党受到了北京的支持”的证据,并发展到派军队搜查中国大使馆商务处,导致两国中断外交关系。印尼各大学校园里都沸腾起来,他们的斗争矛头指向印尼共产党,一些暴民也开始攻击印尼华侨。

此事对毛泽东刺激极大。当年12月,毛泽东写了《卜算子——悼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艾地同志》。根据我对“文革”史的研究,此事也成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由于中国不承认印尼华人的中国国籍,中国此前又极其支持印尼共,此后印尼民间和政府对共产党和华人一直十分歧视。这种民间和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是1998年印尼再次发生大规模屠杀、强奸华人的暴行的重要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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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1963年,毛泽东与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亲切会见,背景中有刘少奇和周恩来。)

我们如何认识暴力和杀戮,我们内心的善恶之辨是出于对惩罚的恐惧还是一种自然本能?抑或是一种知识指引的“好的良心感”(中世纪神学家和哲学家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约1225-1274)。观看《杀戮表演》和阅读“红色高棉”大屠杀罪行最终得到公正审判的新闻绝对应该引导我们去辨析许多历史积垢,政府和个人的罪责辨析以及切实而又沉重的现实思考。

来源:腾讯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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