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九年理论务虚会的意义

很长一段时间,学界在描述或议论一九七九年初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时,常常想当然地认为,那些体制中人在“极左”(极权主义)环境依然盛行时能说出什么惊人的高论,充其量不过是邓小平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致华国锋、叶剑英并党中央的信中提及的“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华国锋在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中阐释的“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胡耀邦在理论务虚会的引言中讲的“使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重新统一到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基础上来,重申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的社会实践在唯物辩证论的认识论中的第一的地位”,也不过是两年后最终形成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已。

不错,纵观整个理论工作务虚会,多数人的声音还是围绕着如何阐释毛泽东思想,如何切割毛泽东本人的言行与毛泽东思想,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后来主流历史叙事的层次,但是如果全面地盘点和扫描《简报》,可以说,离经叛道的观点和不合时宜的言论仍然不胜枚举。

例如胡耀邦当年就隐晦地提出:对毛泽东不要匆忙评价,但是理论上的是非问题要讨论,比如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从哪里来的?文革前是否存在“左”的倾向,像反右斗争、四清等。(总010,《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下同)

反思三十年个人崇拜的恶果

丁伟志在一月二十三日小组会上发言说:不只是要总结文革,而且要总结三十年。建国三十年来,很多是非问题没有澄清。三中全会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但问题还很多,很有必要有一个社会主义时期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澄清重大是非,统一全党认识。(总050)

何匡曾追问过:文化大革命执行的究竟是什么路线?几个小丑为什么能够长期横行无忌?这和毛主席的左倾有关系。(总035)

张光年在一月二十二日下午针对熊复的发言说:你把《红旗》办成党内外没有人要看的刊物,党的中央理论刊物和群众这么大的距离,大家讨厌它、骂它,简直是威信扫地,我们实在搞不清楚,这到底是为什么?(总041)

丁伟志在一月二十三日小组发言说:群众为什么对《红旗》那么反感?就是因为它满篇官腔,一派假话。(总050)

当然,更强烈的质疑和批判的声音还在后面。

例如来自安徽的张春汉在发言中说:三中全会公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可推敲推敲。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新中国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性。当然,领导的正确可以快一点,否则就慢一点。有同志建议提:“没有毛主席的领导,就没有今天的新中国”比较好。(总013)

吴亮平在二月十四日小组会上的发言:我们的监狱活活把人整死、整残,真是令人发指,我们的监狱连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监狱都不如。简直是兽道主义,法西斯的那一套。(总237)

昔日太阳社的李初梨在发言中说:从“两个凡是”出发,置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于不顾,不许人们总结历史经验,从中吸取教训,因而在新的长征途中,难于迈出新的一步。你要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吗?那就是“丢刀子”、“砍红旗”、“非毛化”、“否定文化大革命”。你要解放思想吗?他就要禁锢人们的思想,搞愚民政策。(总012)

民主人权融入会议讨论

吴明瑜在十九日上午小组会上说:现代化的东西在哪里?现在是在国外。我们不向人家做调查,不去向人家学习,我们就不会懂得现代化,不会搞现代化建设。(总006)

邢贲思在二十二日小组会说:“四人帮”被粉碎的两年多的历史证明它的阴魂并没有散,“四人帮”的那一条思想路线并没有随着他们的覆灭而退出历史舞台。这一条思想路线的实质,就是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一切从实际出发。(总031)

王桂五在一月二十四日上午小组会说:我们的国家是并不完善的无产阶级国家,主要的问题就是缺乏民主,民主没有形成制度,人民没有真正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实行民主的关键,就是要实行民选干部,不搞英雄史观。(总057)

季德吉在一月二十四日下午小组会说:我们没有经验,需要付出学费。进城初,没经验,三年恢复时期,搞得很好,为什么越搞越没经验,学费老付不完?要正确总结经验,就必须发扬民主,提倡说老实话。而这些年来,党的生活遭到很大破坏,谁敢说真话?!(总064)

李秀林在一月二十四日小组会上说:人民要自由,我们应该比资本主义更自由;人民要人权,我们应该比资本主义的人权更高更多。民主要发展,思想要解放,这是人民的需要,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总062)

王家福说:个人迷信往往同权力过分集中是分不开的。党政军大权都在一个人身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容易引起一个人说了算……大权独揽是一种专制主义,即君权不能落在重臣手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权从人民手上落到个人手上才能说大权旁落。党的主席最好不要兼总理。我不同意搞一元化领导,党的组织不是国家机关,以党代政,党本身势必变成国家机器。(总245)

二月十三日小组会上,赵福亭发言说:我们经常批判资产阶级民主只是个形式,可是我们连这个形式也没有。十大的代表名单是少数人事先拟定好送中央圈阅,选举中委和候补中委都是极端保密的,到开十届一中全会时有的派飞机临时接新选上的委员到北京开会,这是共运史上的奇闻。(总223)

李洪林说:资产阶级民主还允许批评总统、议员,我们的领导人为什么批评不得。有些人把封建主义贴上共产主义的标签,加以美化,难怪他害怕资产阶级,害怕人民民主。(总223)

何匡说:现在的做法很不正常,不仅是愚民,而且愚党。三中全会批评汪东兴、纪登奎,为什么只传达到省军级?难道广大党员都是阿斗、群氓、工具吗?现在党章上竟然没有规定党员的权利,太不应该了。党的历史文件应当定期公布。(总223)

张显扬在二月十三日的发言中说,“文革”是“大民主”,还是超级无政府主义?是群众运动,还是运动群众?是普及马克思主义,还是践踏马克思主义?(总236)

严家其在一月二十日小组会上说:一九四九年,在推翻蒋家王朝的胜利喜悦中,有谁会想到一九六六到一九七六年的封建法西斯主义的大泛滥;同样,在一九七九年的今天,在我们党粉碎林彪、“四人帮”新王朝的胜利的欢呼中,我们也不能预测一九九六年或若干年后会不会出现新的封建复辟──像林彪、“四人帮”那样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把个人的意志变为法律的现象。(总020)

甚至在这一时期始终以“左”的面目出现并处于被批判地位的吴冷西,也在二月十三日小组会上几次插话说:中央档案馆只有汪东兴批准才能进,而且只许看,不许抄,不能引证。美国政府文件每过若干年都编成蓝皮书出版。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做得比资本主义国家好。党的文件、政府文件和经济统计等,应当有一个公开发表的制度;如果罢免形成一个制度,人们会认为是正常现象;我参观过英国议会,议员质问时,大臣都是毕恭毕敬站起来回答问题。我国开人民代表大会时,代表也应有权质询,部长要到场听取质询,当场回答问题。现在开人大会,代表慷慨激昂,但是部长根本不到场。(总223)

人们所熟知的王若水、滕文远、阮明、李洪林等在全面审视和批判一九四九年后的极左政治和毛泽东在个人崇拜方面的问题上有激烈言论,这里不一一列举。

邓小平和毛左难容思想自由

尽管这些的言论都属于朴素的感性认识,还未能上升到现代政治学的理论层面,但是自由、人权、宪政、法治等诸多全人类共通的价值都有所涉及。也正因为这些人的言论越来越超越会议组织者的预期,所以第二阶段的会议改变了第一阶段自由讨论、发言的会风,尤其是邓小平取代华国锋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后,与会者纷纷见风使舵,原定十天的会期改为七天,草草结束。

关于第一阶段的理论工作务虚会,邓力群晚年在自述《十二个春秋》中写到:邓小平说:“看理论务虚会的简报,越看越看不下去。”胡乔木也说:“这个会越开越不像样,这个也否定,那个也否定。归纳起来就是五个否定,即否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邓力群认为:“会开的时间越长,发言越多,离谱的东西就越多。最突出的是王若水,他否定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从毛泽东的个人品质上,要连根拔掉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这样的记述应该比较接近真实,因为会议一结束,组织者就通知全体与会者悉数上交会议《简报》,并要求大家以党性保证,一份不留。作为与会者的张显扬后来曾撰文《“四项基本原则”的由来──理论务虚会的前前后后》,说:理论务虚会“从反对‘两个凡是’开始,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结束,从反左开场,到反右收场”。“这场斗争,真正说来,不是‘实践派’战胜了‘凡是派’,而是‘四个坚持’取代了‘两个凡是’”。

会议改辙预示改革艰难

应该承认,理论务虚会中途改辙,不全是因为会议本身,因为会外的言论和行为更加无拘无束而超越最高当局的心理承受力。其中突出的表现就是以西单“民主墙”为标志的民间思潮汹涌澎湃,例如加大了批判毛泽东的力度,而且涉及到“龙子龙孙”之类的问题;发表了轰动一时的署名“一个中国青年工人”给美国总统卡特的信,希望作为总统先生的朋友受邀访问美国;在非常敏感的人权问题上呼吁国际社会予以关注;工人魏京生在文章中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说成是“是比江湖骗子的膏药更高明一些的膏药”,要“把怒火集中在制造人民悲惨境遇的罪恶制度上”,他还在《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的大字报上指名道姓批判邓小平。此外,这一时期的敏感事件中还有上海、四川等地发生知青游行、工人游行、冲击党政机关等行为,上海的民间社团“民主讨论会”甚至喊出“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等口号。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如何客观、准确地评价一九七九年的这场极具思想解放性质的理论务虚?当时意识形态的限制还难于充分展开,从这一角度来回看胡耀邦在四月三日闭幕会上应邓小平的要求不得不做的“结束语”:“我们的会今天算结束了。我本来没有什么讲的了。因为邓副主席都讲过了,大家要我讲,给我出了个难题。我们这个会开得怎么样?最保险的办法还是让历史去检验。我们不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让广大干部、广大人民来检验,过一段时间回头来看看,让历史来检验。”不得不感歎,历史不仅迄今无法进行检验,而且因为历史记忆的缺失连本来面目都变得愈发模糊了。

争鸣2017.6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