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40年以后，在中国历史的宏大述事中，“革命”一词应该最为显赫。几场名称各异的革命首尾相连惯穿使终，令这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显得特别血腥、残酷、激烈、戏剧、颠倒、莫测、诡异。
直到今天，历史的列车似乎用一百多年的时间，从“辛亥革命”这个始发站开出，途经了“二次革命”、“国民革命”、“土地革命”、“共产革命”、“文化大革命”，在经过了一路上的血雨腥风，杀人无数后，人们赫然发现这趟“革命”的列车绕了个大圈，又将华夏神州带到了革命的始发站。
一百多年前这趟“革命列车”出发时，车上的乘客是4亿多人口。一百多年后，当这趟列车准备再次重新出发时，车上的乘客已经超过了13亿。所以，近几年来，“告别革命”和“重返革命”的争论又成了沙龙、论坛、茶馆、饭局等各种民间社交场所交锋最激烈的话题。
这几年时常在外旅游，每到一个城市，当地的博物馆和教堂是我参观的首选。免费是原因之一，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两个地方蕴藏了中国近代史巨量的历史信息。可能有朋友会说，这些大陆的博物馆和被三自教会掌控的教堂没什么好看的，不过是充斥着党文化的说教罢了。这种说法不能说不对，但不能说全对。如果一个人从小到大只接受党文化的教育，独立思想和自由意志被过早的阉割了，那这种人参观博物馆只会更加深受其害。但如果能保持独立思想和自由意志，带着问题去探寻历史的真相，就还是能从现在的博物馆中发现大量的历史信息和党文化的欺骗手段。
在大陆各地的博物馆中，无一不是禀承了党文化的传统。在布展时无一不是以1840年、1919年和1949年作为关结点来进行历史划段的。这种历史划段的方式充满了巨大的欺骗性，既稀释了1912年的重要性又淹没了1913年的关键性。
党文化以1919年作为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划段关健年份，将在此之前的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等性质、诉求和表现形式都完全不同的政治运动和革命一体打包贴上“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标签。而将之后的国民革命、土地革命、共产革命等一体打包贴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标签。实际上这是党文化最成功的欺骗策略。
如果摆脱党文化以1919年进行历史划段的“民主革命”历史观，将划段的年份选择在1912年，用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历史观来看待这一百年的历史，那中国这一百多年历史的是非、对错、真假、美丑会以完全不同的形态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经过多年阅读和思考，我越来越坚定的认为，自1840年之后的各种运动和革命，尽管名称各异，花样翻新，只有辛亥革命是正义的、合理的，是目标和结果相一致的，也是成功的，是最具进步意义和最有价值的革命。
1912年才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划段年份。也是潘多拉魔盒被关闭的重要年份。
除了辛亥革命，后来的二次革命、国民革命、土地革命、共产革命、文化大革命等等，本质上都是反革命。是非正义的，不过是披了件革命的外套而已。与中国2000年历史上的社会动乱性质上是一样的。（待续）
党文化以1840年为起点，将中国描述为无辜的弱国，地大物博，人民勤劳，道德高尚，受到东西方强国不择手段的全方位欺侮和侵略。中国是全世界唯一的好人国家，只有清政府和有钱人是坏人。而外国都是坏人，外国政府和上流社会更是坏人中的极品。中国的大清朝廷和有钱的坏人常常吃里扒外勾结东西方的外国坏人政府共同损害中国的利益和底层的穷人。这种对历史的讲述方式只有一个目的，煽动百姓的仇外情绪和对国内反动派的憎恨。
历史是这样的吗？根本不是！
党文化为什么要这样宣传呢？
只有一个目的，利用民族主义，煽动对中国以外的国家和民族的仇恨，特别是将当时文明领先的英、法、美等国家和崛起的日本及转型中的俄罗斯统统用“列强”一以概之，将非常复杂、国体和政体彼此差异巨大的国际社会简单化、脸谱化。刻意将中国人民引导到与全世界为敌的邪教观念中。
在大航海时代以前，人类各大州的交往是艰难而临散的。是工业化时代的来临加速了人类全球化的进程。爆发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根本不是一场传统意义上的侵略与反侵略战争，而是中华帝国闭关自守盲目自大的落后文明同以英国为代表的全球化的先进文明的冲突。也可以说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冲突。是先进与落后的冲突，是开化与野蛮的冲突。党文化将这种文明之间的冲突曲解成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侵略和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搏斗，实际上深刻误导了人民对世界形势的认知和延缓了中国与全球化相溶的步伐。
武汉市是辛亥革命的首义城市，去年春节后我旅游到该地时特意去参观了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年新建的辛亥革命博物馆。我原以为这个最新的博物馆会吸取改革开放后近代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能用比较客观的眼光和立场展示这段历史。然而一进馆就让人感觉到强烈的民族仇恨和扭曲的历史灌输。
该博物馆布展照样体现了深刻的党文化模式。在布展的最前面就将大清王朝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与西方各国签订的条约用最新的科技手段一字排开陈列在游客的眼前。对这些条约一概定义为不平等条约。明确而直白的告诉人民，这些都是西方国家欺侮中国的铁证。
其实，将国际条约按平等和不平等分为两大类是中国近代史教育中最不易察觉到的思想毒素。其对中国民众、对知识分子的影响相当巨大而深远。直到今天，绝大多数百姓都深陷在这种对国际法制史扭曲的误导之中而不自知，甚至在相当高比例的自由派人士中也还都没有将这种“不平等条约”的思想毒素自觉地从思想意识中清除干净，从而深刻地影响了国民整体对17世纪以来全球化国际史的客观认识。
条约就是条约。条约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行为准则，就是国际法。签约各方都得共同遵守，这才会有法制秩序。不能说打赢了仗签的条约就是平等条约，我们就遵守。而打输了签的条约就是不平等条约，我们就不遵守，这就是流氓逻辑了。
这种包含了流氓逻辑的法治教育和近代史教育应该是中国学子在人生的成长过程中被灌输的第一碗思想毒药。也可以说是在脑海中被钉下了第一根仇视国际社会、敌视普世价值的木桩，这也是中国人一直无法在国际社会中成为受人尊敬的成员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党文化的布展思路中，大秦帝国统一天下之后的公元前221年到1840年暴发鸦片战争的两千多年为中国古代史。近代史则是从1840年到1949年中共取得大陆政权为止。然后用1919年将近代史的一百余年一劈两段，人为编造一个“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硬生生套在这个被分为两段的近代史上。1840年到1919年叫“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年到1949年叫“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这样的一种历史分段法其实隐藏着巨大的历史欺骗性。编造党文化的这伙人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瞒天过海、偷天换日，绝对是骗子中的顶级高手。他们将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等目标、诉求及表现形式完全不同的社会运动和革命混为一谈，既完全淹没了辛亥革命和1912年在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历史意义和巨大政治价值，同时又掩饰了1913年二次革命破坏宪政的“首犯”性质。
从大秦帝国在公元前221年建立高度中央集权的皇权专治制度到辛亥革命终结大清帝国并于1912年建立中华民国为止，两千多年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是从来没有被改变过的。尽管两千多年的历史当中不断改朝换代，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君权神授，皇帝自上而下专制独裁的基本原则是从无改变的。
只有在1912年建立中华民国开始，一种与之前帝制完全相反的制度观念才开始被注入了古老的中国并真正得到了实现。
这就是主权在民而不在君，权力分开而不集中，权力来源必须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
这样的政治变革才是现代意义上的制度革命。古代意义上的所谓变革天命无非是皇权由杨家变到李家，搞几百年又由李家变到赵家，再搞几百年又由朱家变到爱新觉罗家。变来变去都还是一家一姓独霸天下。只有辛亥革命的成功才彻底颠覆了这种两千多年更换国家权力的游戏规则。
而将近代史的开端选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更是一种煽动民族主义，刻意培养国人排外仇外，敌视西方工业文明，处心积滤抵制人类交流全球化的保守封闭思想在作怪。古代中原朝廷并非没有与周边国家在战争之后签过城下之约，只是1840年是第一次与来自地球遥远的另一个完全不了解的先进文明战败之后签订条约，所以强烈刺激了天朝臣民的自尊心，并且这种盲目自大的自尊心一直被朝廷利用到了21世纪。
所以，为了发挥愚民政策，充分利用民族主义，国共两党在喝下了列宁专门为他们熬制的一济叫“帝国主义”的励志鸡汤后，都将近代史的开端选在了1840年。
其实，如果客观公正，不是满怀敌意的从煽动仇恨出发，而是就事论事，真正看清中国人与西方工业文明交往的历史，就应该将近代史的开端选在1793年。
因为1793年是历史上大英帝国第一个官方外交使团访华。这才是真正的中英第一次官方交往，尽管无果而终，但这才是历史真相。
当时的大英帝国是成熟的宪政国家，是工业文明的代表，米字旗24小时都高高飘扬在太阳的照耀之下，并且正在以全球一号强国的潜力准备称雄未来的整个十九世纪。而亚洲也没有第二个国家能与大清朝比肩。如果当时的乾隆皇帝能有多一些的国际视野，以一种开放的心态面对正缓步走来的工业文明和全球化，历史会怎么样呢？然而专制的大清选择了一条保守而野蛮的不归路。
现代文明的信使与中国人擦肩而过。这个历史机会的错失一误就是120年。两个甲子年之后，也就是1913年，历史的机遇才再次交到中国人面前。但相隔两个甲子年的国际大环境早已面目全非，不可同日而语。此是后话。
大英帝国在1793年带来的是国与国的平等、人与人的平等，带来的是自由、民主、宪政的观念，带来的是工业文明，是科技，是人类社会的未来，而没有放一枪，更没有放一炮。但大清迎接他们的是傲慢、蛮横、保守、偏见、歧视、自以为是。
西方强国并非党文化所宣扬的一开始就对中华心存恶意，而是兲朝大清自己选择了一条通向毁灭的不归之路。
所以，如果一定要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用客观公正、不带党派观念的历史观看问题，就应该将划段的关结点选在1793年和1912年，而绝不能是1840年，更不能是1919年。
1919年在一百年的革命年代中份量其实是最轻的。这一年最耀眼的历史事件不过是一场波及有限的学生运动而已。虽然这场学生运动后来习卷了一些各地的商人和市民掺和，但整体而言，这一年在历史上的影响与对这一年的宣传是不相称的。但为什么党文化要如此拔高1919年的重要性呢？在我看来，无非三点。一是压低之前历史事件的重要性，二是方便将之前的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混为一谈，特别是要消解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和价值，同时掩饰二次革命的破坏性作用。三是为之后的国民革命、土地革命、共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寻找合法性和正当性。真是一石三鸟。
皇权作为至高无上的唯一权力自上而下统治国家是传统君主专治体制遵循的游戏规则。朝野上下信奉的也都是君权神授。至于是和平得天下，还是暴力征服，或是篡权夺位，还是阴谋颠覆，都无关皇权的合法性。谁拥有了皇权谁的统治就合法，皇帝之下的各级官僚和老百姓都是被绝对统治的对象，不能对皇权有任何质疑和异议。
1912年之前的几千年，尽管常常改朝换代，但这种权力转换和更替的游戏方式从无改变，也无人质疑。只是在以英国立宪政体为代表的工业文明将象征农业文明的大清撞得头破血流之后，兲朝的朝野上下才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思想启蒙和探索。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经过70年的努力，大清朝野的几股不同力量共同以较小的代价终结了中国两千年的帝制历史，将中国史无前例的带出了习惯用无法预测的暴力夺取绝对皇权的老路，踏上了信奉主权在民、权力来源必须自下而上的共和制宪政新路。
不以打天下就要坐天下为目标，而是以建设先进的国家体制和可以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为奋斗目标正是辛亥革命成功的最高价值所在。所以，当历史走过了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又有人公开向全世界高调宣扬“打天下就要坐天下，并要永保江山不变色”的论调时就显得特别刺耳，给人一种历史被穿越的感觉。真不知道持此论调的团伙是真无耻还是装无知。如果是无知的愚民这样说就算了，但如果公开这样宣扬的是公务员或政治领导人，无疑已让自己站上了涉嫌叛国罪的被告席。（待续）
从国体上说，当下中国并非帝制，而号称共和，也拥有宪法，宣扬“打天下就要坐天下”至少是政治不正确的反动言论。但如果要对这种在帝制下无错但在共和制下绝对反动的言论追根溯源，无疑会追到文化大革命，再沿袭而上一路追到共产革命、土地革命、国民革命，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二次革命。
这一年是1913年，是中华民国的第二年，是终结帝制，走上宪政，正在尝试开启主权在民的共和制国家的新纪元。
现代历史的机遇在120年后，又一次以全新的面目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这一次我们会再次错失吗？
中华民国是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制国家，是亚洲包括日本在内屈指可数的拥有主权的国家之一。此时此刻，亚洲其它的地区或“国家”不是原大清王朝的番属国就是西方强国的殖民地。
现在来看，这样的时代是中国多么难得的历史机遇呀。如果沿着宪政的这条路和平的走到今天，可以设想一下，在亚洲如果中围不是最牛还会是其它国家吗？
然而天不佑中国，最不应该死的宪政专家宋教仁突然被暗杀了。这无疑给新生的共和制宪政民国带来了不稳定因素。但宋教仁的遇刺就必然会让中国重启战争吗？值得讨论！
如果暗杀掉一个明星般的政治领袖就一定要发动战争，那美国历史上有如此多的在职总统被暗杀，美国是不是就应该不止发生一场南北战争呢？事实是美国从来就没有为任何一个政治领袖的被暗杀而发起过战争。这种英美宪政国家的历史经验和政治禁忌难道孙中山不知道吗？他不是一直鼓吹要在中国建立没有皇帝的美式共和制国家吗？
毕竟暗杀是暗杀，战争是战争。不论宋教仁是被谁暗杀的，都不意味着中国必然要开启战争。为一个人的死而开启战争不论在中围还是在世界近代史上都不多见。真正走上了宪政道路的民主国家更是从来没有听说过。
尽管直到一百年后的今天还无法最终确定谁是暗杀宋教仁的真正主谋，但战争还是被发动了！并且不是当时拥有绝对战争优势的合法总统袁世凯首先发动的，他反而是应战。而挑起战争的恰恰是当时并不占军事优势，劣势非常明显的孙中山。
这真是一场非常奇怪的战争。
孙中山要干什么？？？
为宋教仁报仇吗？？？
战争一旦开启就会按自己的逻辑推进。所有和平的逻辑都会被束之高阁。并且，用发动战争为一个人报仇显然不合宪政国家的原则，反到是帝制国家与这种做派十分相符。
还是拿宋教仁之死做借口，重新开启用战争夺取国家统治权的老旧游戏？？如果是这样，以孙文先生为代表的部分前同盟会员和在此之后的国民党历史可能就要重新改写了。
这场战争的规模并不大，持续的时间也短，对社会造成的破坏也十分有限。与中国历史上很多著名的战争相比，规模小得可以忽略不计。在后来国共两党的历史叙事中似乎也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场战争的重要性。
这是为什么？？？
这场战争被史学界命名为二次革命，似乎是辛亥革命的继续。但我经过多年的学习和思考，觉得二次革命与辛亥革命性质完全不同，根本就是两码事。将这场战争命名为二次革命完全是对民众和学子别有用心的忽悠。
二次革命的战争虽然规模不大，但其是真正改变中围宪政道路方向的第一场战争。
也正是这场战争，为袁世凯洪宪称帝提供了直接的刺激，让中国的未来变得完全不可预测。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没有暗杀宋教仁，也没有这场战争，宋教仁在大选中能顺利成为内阁第一大党的领袖而荣登总理大位，让新生的中华民国保持10年到15年的和平建设，那今日宪政民主给台湾社会和人民带来的繁荣昌盛不是早在一百年前就在大陆实现了吗？或者既使宋教仁被暗杀，各种势力保持克制，坚持以和平的方式走司法程序。就算不一定会查出最终的主谋，但也能保持当时各方势力的相对平衡，不至于因开启战争而变得只能是一方全赢而另一方全输，从而又走回到全社会一权独大的传统社会局面。
这场战争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中国一百年。并且目标与辛亥革命完全不同。辛亥革命是要建立现代政治体制，而不是追求个人上位，与几千年的皇权争夺战完全不同，并且也成功实现了目标。
而二次革命是以个人上位为目标，拿宋教仁之死做借口罢了。这无疑是将中国本就十分脆弱的宪政之路彻底断送，重新走回了用战争和暴力争夺国家统治权的旧路。二次革命将被辛亥革命成功关闭的潘多拉魔盒又重新打开了，从此再没有被关闭，直到21世纪还在祸害中国。
因此，二次革命不是真革命，不过是一场披着革命外依的夺权战争而已。之所以要将之命名为二次革命，无非是借辛亥革命的正义性为孙文开启战争贴上合法标签而已。
在这种为二次革命寻求合法性的逻辑推理下，矮化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稀释辛亥革命的历史成绩就变得十分必要。因此，将辛亥革命论述成是一场不完全成功的革命，是被袁世凯篡夺了胜利果实的革命就成了后来国民教育中的标准答案。为了真正完成中国的共和宪政，就只有二次革命。这种论述的暗示性很强烈，让人潜意识觉得孙中山不当总统不算革命成功。遗憾的是孙中山到死都没有当上中华民国的正式总统，所以留下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我觉得这真是上世纪最搞笑的政治遗言。本来辛亥革命成功了，又被孙中山轻易踢飞，然后再跟同志们说“革命没有成功，哥们还得加油”。好像他就是为革命而生的，只要他不当总统革命就不算成功。这样的遗言当然令国民党如获至宝，后来挂满了国民党的所有大小党部和政府机关。
令孙中山万万没想到的是，他的这句遗言后来被共产党发扬光大，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下，毛泽东和他的革命同志彻底终结了中华民国在大陆的存在。毛泽东比孙中山更上一层楼，既便武力夺取了天下，登上了最高统治者的顶峰，还是要继续革命，反正革命的话语权掌握在他的手中，何谓成功何谓不成功，何谓革命何谓反革命，全在他翻云覆雨一言九鼎之中。
正是孙中山和毛泽东的这种革命借口，将中国人民忽悠得颠三倒四。许多人顶着革命的光环跟毛泽东在革命道路上混了一辈子，最终被安上反革命的罪名搞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死无葬身之地。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莫不如此。
连江青最终也成了反革命集团首犯，连累毛泽东这个号称干了一辈子革命的革命领袖死后成了全中国最大的反革命家属。这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而特别搞笑的是这个最大的反革命家属直到今天还不得入土为安，还在为维护他开创的革命政党执政的稳定性而贡献力量。而孙中山最后一任的妻子宋庆龄却是走得更远，干脆直接加入了共产国际，为颠覆中华民国，为分裂国民党并最终将国民党赶出大陆立下了汗马功劳。看来，当革命领袖难，当革命领袖的同志更难，当背叛革命的革命领袖妻子则一点都不难。
如果不能深刻反省国共两党共同神化的自二次革命开始、到北伐、到共产、到如今的所谓“民主革命”思想毒素，则会深深陷入用共产主义的话语和思维方式反对共产极权的怪圈之中。只有真正认识到自孙中山启动的二次革命开始到共产党改革开放前的所谓民主革命史不过是背离共和精神，背离自由主义的社会大动乱，才能为中国走进真正的共和找对方向。
共和精神与自由主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当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都将自由主义定为敌人时，实际上这两个王八蛋主义就开始背离了共和精神，走上了装神弄鬼的专制主义之路。尽管两个王八蛋主义会头上顶着共和的帽子，但实际上放的都是左派革命党的臭屁，行的是以党代政，以党代国的党国邪路。
只是在后来的岁月中，共产党走得比国民党更远，更彻底，而国民党放下屠刀立地成宪获得了新生。而共产党实在是走得太远、做得太绝、行得太极端、陷得太深而无法回头、无法自拔、无法自新，除了自取灭亡自取其辱已无可救药。从过去二十多年全球共产政权的终结方式看莫不如此。
毛泽东说过一句话“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历史车轮经过了百年革命以后，我到是觉得什么是真革命？什么是假革命？这才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为将社会制度变得更自由、更平等、更人性、更文明的革命就是真革命。所有自认为掌握宇宙真理，非他莫属，为个人上位、为集团执政、为单一主义而奋斗的革命都是假革命而真要命。
在理清了一百年来的革命历史后，我们就可以对各种名称不同的革命进行定性了。除了辛亥革命是真革命，其它都是无任何进步意义的反革命，不过是披了件革命的外衣招摇撞骗制造动乱忘图混水摸鱼图谋不轨罢了。
不论是倡言“告别革命”还是号召“重返革命”，我们都需要区分这一百多年中名称不同的革命之真伪。抛弃假革命才能真革命，正是当下思想启蒙的重中之重和当务之急。
总之，为假“革命”送葬，才能为真革命正名。
在错过了1793年和1913年两次历史机遇后，宪政的邀请函似乎又送到了中国人的门口，我们会再次错过吗？
深圳任铭2015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