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276年的大明王朝，在进入200年左右的世宗（嘉靖）、穆宗（隆庆）时期，王朝衰败之象显现。世胄权贵对下层民众兼并土地，掠夺资源，强取豪夺，横征暴敛，弄得民不聊生，社会矛盾激化，各种抗争风起云涌；世胄权贵对朝廷欺骗隐瞒，偷漏国税，掘取国财，弄得国库空虚，王室衰微；官吏拉帮结派，贪赃枉法，营私舞弊，欺上瞒下，腐化堕落。在这种情况下，张居正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间，出任神宗（万历）首辅，力主革新图强。但是，他的改革宗旨就是为了稳固朱氏大明王朝统治，而没有迎合历史发展，促进社会进步与改善民生的目的。因此，张居正的改革，充其量就是明朝衰亡路上的一剂强心针，只能短暂延缓明朝灭亡的时间，而不是根除明朝衰亡病症，挽救明王朝灭亡命运。张居正的改革宗旨、改革方式、改革结果，以及他自身凄惨的结局，很值得后世改革者研究借鉴。
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在明穆宗在位的时候，因为才能出众，得到明穆宗的信任。穆宗临终时，遗命张居正等三大臣辅政太子朱翊钧即位，就是明神宗万历皇帝。张居正得到万历皇帝的生母慈圣太后与大太监冯保的支持，又因万历皇帝年幼（登基时9岁）不能理政，而连续10年（1572年一1582年）担任内阁首辅（宰相），成为当时朝政的最高主持者。为挽救明朝统治的危机，张居正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改革，企图扭转嘉靖、隆庆以来政治腐败、边防松弛和民穷财竭的局面。
张居正辅政后力陈当时存在五大积弊：“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匮。”针对这些问题，张居正采取吏治、军事与经济方面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具体从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内政上，采取铁腕治吏，清查账款，裁减冗员，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张居正创制了“考成法”，严格考察各级官吏贯彻朝廷诏旨情况，要求定期向内阁报告地方政事，提高内阁实权，罢免因循守旧、反对变革的顽固派官吏，选用并提拔支持变法的新生力量，为推行新法做了组织准备。并且整顿了邮传和铨政，他的为政方针是：“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和“强公室，杜私门。”
其次，军事上，对外敌与内叛均采取强硬手段。重用战将循吏，对外加固边防、通商互市、和平共处，对内平定叛乱、剿灭匪患。为了防御蒙古鞑靼入寇边关，张居正派戚继光守蓟门，李成梁镇辽东，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了防御与瞭望用的“敌台”3000余座。他还与鞑靼俺达汗之间进行茶马互市贸易，采取和平政策。从此，北方的边防更加巩固，在二三十年中，明朝和鞑靼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又以俺达汗为中介，代表明朝与西藏黄教首领达赖三世（索南坚错）建立了通好和封贡关系。在南方，先后启用循吏殷正茂和凌云翼为两广军备提督，先后领兵镇压了广东惠州府、潮州府、琼州府的起义与叛乱。
再次，经济上，采取税制改革，实行将各种税赋统一用银两缴纳的一条鞭法，即“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张居正认为赋税的不均和欠额是土地隐没不实的结果，所以要解决财政困难的问题，首要前提就是勘核各类土地，遂于万历八年十一月，下令清查全国土地。在清查土地的基础上，张居正推行了一条鞭法，改善了国家的财政状况。
在张居正的强力推行改革下，一系列措施冲破重重阻力而得以实施，这在一定程度阻止了明朝溃败之势，强化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基本上实现了“法之必行”、“言之必效”，使明政府的财政收入有了显著的增加，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国库积银与储备的粮食足够支用十年。比起嘉靖年间国库存粮不够一年用的情况，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使极其腐败的明朝政治在官吏清廉与效率方面都有所改善。但是，自张居正推行改革始，朝廷包括皇族中一批顽固保守势力就千方百计阻扰改革，利用各种手段制造事端，后来张居正离奇病逝后，顽固势力立刻反扑，很快不仅颠覆了张居正的改革，而且还将张居正籍没家产，致使张居正家破人亡。在张居正主导下，持续十年的万历新政，也随着张居正死亡而偃旗息鼓。
细看张居正推行的改革，从他诊断列举五大积弊，到采取的各项改革措施，事实都是围绕如何加强王权统治，而没有考虑民生与社会，更没有体认历史发展潮流，因此整个改革是治标性的，而没有任何治本举措。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到了明末的十六世纪，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得到了发展，而与此相应的民主制度也在成长，人类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从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变已经成为历史大潮。明王朝当时面临的困境，实质是整个人类面对专制统治的共同困境，而改变这种困境，只依靠治标式的以整肃吏治为主轴的行政改革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建立一套新的适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社会管治制度，即能够加强制约与监督，使官吏无法贪腐、松懈的民主和宪政制度。而这一切根本不是张居正加强中央集权式的治标改革所能企及的。从人类历史来看，一个社会的改革，只要没有真正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需要，那么改革就是暂时的，是修修补补的，治标不治本的，因而也是无法根本解决问题的，这种改革除了延缓历史的前行，或者暂时缓解一些社会的矛盾，最终都难逃走向失败的命运。
从张居正推行改革的力量来看，主要仰仗太后与太监的高度信赖与大力支持，同时皇帝年幼不能理政而产生对他的依赖关系，这样使他拥有战胜各种阻力的权威。在这种权威下，张居正自身对改革的坚定意志，与聚集起一批认同改革、参与改革的同盟者，也使改革得以稳步推进。但从这些改革主力来看，都是官僚体制内权力的调整，没有社会民众的参与，可以说张居正的整个改革都是依靠张居正本人聚合起力量，拟定与推行各项改革举措，使整个改革的发力轴心围绕张居正而展开，这样就使整个改革成为依赖于一个人的改革，而没有成为一种历史的时势，成为社会广泛参与推动的不可逆的运动。正因为如此，在万历成人而意欲亲自理政情况下，整个改革力量发生了分化，最终张居正不无蹊跷地逝世后，整个改革事实就戛然而止了。这种仰仗一个人或某几个人推动，并非迎合历史发展大潮，未能转化成一种社会运动的改革，必然是无法延续的，会随着改革者自然生命或政治生命的终结而终结。不仅如此，因为改革触动了一批既得利益者，他们会纠集起来，期机反扑，在改革力量分化，或者出现改革主导者死亡情况下，被触动利益的顽固势力就会群起反攻，将改革及其社会的一切问题倒扣于改革者头上，进而对其进行反攻倒算，最终不仅中止改革，而且主导改革者也常常难于善终。如中国历史上的商鞅、李斯、王安石等，概莫能外。
今天，我们研究张居正主导的改革及其结果可以获得如下几点经验教训：其一、改革方向上要正确。一个社会的改革，必须符合历史发展的大势，应历史潮流而动，反映历史规律的要求，这样改革才具有历史性、正义性，才是进步的；其二，改革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因为任何改革都要触动既得利益，必然会招致阻力与反扑，要保证改革推进与不可逆转性，动员参与改革力量越广泛，就越能深入人心，越能强大而持久为改革注入动力；其三，要及时将改革举措转化、沉淀成国家法律与制度，使改革成果得到保全与积累，为改革的持续推进提供保障。
张居正为挽救大明王朝所主导的改革及其最后悲惨结局，为后世改革提供了参照，值得后人认真研究思考。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9/15/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