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月16日（二）
中共十八大报告专门用第五部分论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使多年来沉寂的政治体制改革话语再次回到公共空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集中了第四、第八至第十的四个大部分的14个条目来论述，从而使政改成为了舆论上的热词.然而，在人们热烈议论与殷切期待政改进一步展开中，两年来却没有看到什么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举措出台，使人大有“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之感，让人甚至怀疑是否政改一如过往多年，只在口头提提，以作应景之用，而不会採取切实有效行动？
中国新掌权者是否会真正开启政治体制改革之程？这的确是个全国人民与世界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然而，对于如何开启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目前似乎还没有达成什么共识，各种争议持续不断。这也在某种程度为当局推延政改提供了口实。
面对今天中国社会对政改的争议与犹疑，我们只要回望一下近几十年来的中国历史，就会发现政治体制改革其实不是个新话题，事实是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政改就是一个远比今日还热的词.然而，在“八九爱国民主运动”遭到屠杀镇压后，政治体制改革随着赵紫阳先生被囚禁而遭遇尘封。1989年之后的相当岁月中，政治体制改革一度成为了一个敏感词，消失于官方的文件与话语中。也因此，中国自从八九之后的改革就是跛脚的经济改革，其实质是打着改革旗号搜刮国财与民脂，在中国完成了权力对财富的占用制到占有制的过渡。中国畸形的“改革”所带来的资源枯竭、环境毁坏、贫富悬殊、矛盾激化、道德沦丧、是非颠倒、腐化堕落等等严重的问题，使这个社会危机四伏，举步维艰.面对这种状况，稍有理智者都能认识到，导致中国社会严重问题的根由是，中断了八十年代开启的政治体制改革，使权力不受限制，进而出现权力与资本通奸，产下了祸国殃民的权贵集团.而要想矫治这种严重的社会病症，只有重启政治体制改革，即给中国耽误二十多年的政改“补课”，才能使中华民族获得新生。
常言道：“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从八九“六四屠杀”中断，今天就应该从八九“六四屠杀”前接续.其实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胡耀邦、赵紫阳时期，就有过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并作出过具有历史性远见卓识的“总体设想”。那么今天要重启政治体制改革，就应该借用当年的成果，接续起当年的努力。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日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讨论并原则同意，并决定将其主要内容写入十三大报告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以下简称《设想》），凝聚着上世纪八十年代胡赵等老一辈改革者们对政治体制改革思考探索的心血，其中许多真知灼见与大胆开拓，就是今天重启政治体制的精神食粮，值得今天认真学习与努力落实。
其一、在党政分开上，《设想》明确提出“党政分开是指党政职能分开.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性质不同，职能不同，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不同。应当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理顺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使之制度化。”同时，《设想》还在“关于党组”的论述中指出“政府各部（厅、局）的党组原则上都应撤销.具体实施时，先撤经济部门的党组.”可见，上世纪八十年代真正推行党政分开的努力。
其二、为推进民主，切实听取各方意见与建议，《设想》专门谈到建立“沟通协商对话渠道：政协、各民主党派、各群众团体都应是协商对话的重要渠道。同时，还要注意开闢新的渠道，包括组织一些受到群众信任的、新的代表人物开展协商对话。”可见，上世纪八十年代，政民沟通渠道建设是当政者极为重视的了解民情民意及求得共识途径。
其三、为了保障公民宪法权利得到落实，当政者们已经考虑要制定具体的法规。《设想》明确表示：“制定保障公民行使基本权利的法规：宪法已经明确规定了公民的各项权利。现在的问题是缺少具体的制度和法规。应抓紧制定若干有关保障公民权利和公民申诉的法规，争取在七届人大期间（1988一1993）陆续颁布实施。”
其四、在选举上，极为明确地提出了差额选举与地区提名。《设想》规定：“改进选举制度：（1）各类选举原则上均应依法实行差额选举.（2）不再层层下达代表结构比例的指标，提名和选举均以地区为主，辅之以界别（由法定的团体提名和选出）。”
其五、对于政法系统改革，明确要求法院、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并规划撤消县市级政法委。《设想》指出“政法工作体制改革：（1）在政法体制上也要实行党政分开.法院、检察院应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要严格履行法定的办案程序，不宜再用党委领导下的公、检、法‘联合办案’的形式。（2）加强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党中央和省（市）委的政法委员会可考虑逐步由政法工作的领导机构转变为调研和协调机构，地（市）委和县（市）委的政法委可逐步撤销。”
其六、为保证公民宪法权利，明确规划了要尽快制定的一些法规。《设想》规划“近期要制定的法规”，其中包括“《新闻和出版法》、《社团法》、《游行集会法》”。
对照上世纪八十年代《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我们可以看到，在历经二十七年后，中国许多问题的出现，都是因为没有落实这些设想，而中国今天要想解决面临的社会问题，就无法回避当年这些设想，并且只有真正将这些设想变成现实，中国才能走出困境，迈上坦途。
当此中国社会纷纷议论政治体制改革之际，各种意见纷争不清之下，让我们重温上世纪八十年代先贤们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从而认清今天许多争论，其实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明确解决。
我之所以提出今天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接续80年代的政改之路，其中原因主要有如下几方面：其一、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批改革先贤对政改的大胆设想，的确有极为宝贵的对中国之症的医治良方，值得今天学习、借鉴与落实；其二、可以为今日重启政改之路提供历史性依据，加强推出一些改革举措的合法性，从而化解一些体制性阻力；其三、可以藉用先贤们的政改来凝聚体制内改革力量，唤起民间对八十年代美好回忆，从而重建政民互信、互动关系。
在此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即将召开之际，针对依法治国的课题，我想应该督促人大制定上世纪八十年代《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中就提出的“《新闻和出版法》、《社团法》”，并且切实落实当年有关法院、检察院独立办案及撤消县、市级政法委的设想，以便使依法治国不致成为空谈。
文章来源：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