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下篇我究竟想说什么?原先我计划了好几个版本,但中途我都放弃,最终我确定聊一聊有关国家转型的道义问题,着重批判我们自身“酱油革命”的思维。

之所以务必抛弃两个幻想,因为这两种变革幻想不但“不符合国情”,而且这两种幻想在道义上也是值得商榷的。第一种幻想,是怯懦求变派将自己不敢面临的变革风险,毫无信念地幻化成某个明君领袖人物意外青天开眼去承受变革的危险,这是一种放弃自我的犯贱,这话听起来逆耳,但很忠言。第二种幻想,是将先行者理所当然挺身肩负的转型责任,毫无道德地幻化成弱势饥民用血命之躯扛起变革的重任,这是一种恃强凌弱的犯罪,这话听起来头晕,但却诛心。这两种幻想均属于外化成本内化收益的酱油革命。

酱油革命,就是缺乏治国治己的自治精神又盼望变革但却只做围观者的投机革命。这种投机表现就是将本应属于自己的责任,要么托付给强人,要么推卸给弱者,自己做一个甩手掌柜,美其名还认为自己醒了,只不过是睁着眼睛呼呼大睡而已。

酱油革命是对国家转型的深重危害。

幻想领袖变革本质上是继续呵护恶政恶行的一种极具隐蔽性维稳,虽然幻想者可能并没有此意,但却在事实上做到了稳定求变情绪的安慰剂。其主要表现手法是:(1)对任何一丝丝的改良政策进行大肆渲染,让民众对现有政治系统产生渐变希望的幻觉;(2)对一些典型改良人物(如胡赵)浓墨重彩地夸大吹捧,让民众相信粪坑里也有良心;(3)编制波谲云诡的宫廷派性斗争,衬托“正面派”的举步维艰,让民众耐心等待“好人政治”带来的巨变;(4)危言耸听非领袖变革的天下大乱,让民众产生人人自危的焦虑,从而盲信误国误民的“稳中求变”。

幻想饥饿变革本质上是低素质求变派无意识撕裂弱民阶层制造同态分化的一种猥琐心机。毫无疑问,弱势饥民是饱受恶政恶果的最大受害者,他们为了求生度日已经耗尽了身心,他们本应该是被先知先觉的先行者拯救其生存尊严的对象。把选票送进他们的手中,而不是让他们倒在选票的墨迹里;把自由送进他们的生活,而不是让他们成为自由的垫脚石;把安全送进他们的家庭,而不是让他们换取我们安全的牺牲品。这才是真心转型求变的道义形象。现在好了,饥饿变革幻想派以自己“熬得起”的强势心态将变革风险推卸给“熬不起”的弱势饥民,难道这不是自毁国家转型的道义形象吗?记住,无论转型前后,让弱势群体活得有尊严,是每一个追求转型的先行者必须坚守的普世精神。别还没转型,我们就自己开始欺负人。

我在写此文之前,专门辟文《民主之路:最重要的是精神而不是制度》,就是想告诉大家什么叫“醒了”。民主的本质是自治,自治,既敢于对他人的专制说不(治国),更敢于对自己的专制说不(治己)。一句话,敢于对一切野蛮说不的自治信念,这既是民主的精神,也是自由的使命。如果没有一大批具有强烈民主精神和自由使命的仁人志士或公民群体,别说去抗争转型,就是将美国宪政制度端在你手上,分分钟也会形同虚设。为啥,再好的制度都是靠有这么一群较真的人用信念去维护。这就是我为什么说精神比制度重要的原因。

如果认为费城制宪制定一部《美国宪法》就万事大吉了的话,那就太图样了。其实那六千余字的一张纸远没有窑洞党的党章漂亮,因为那宪法里面根本就没有写“利为民所谋”之类的款款深情。但是,如果没有一批接着一批开国先贤和民主斗士,激流涌进地去立法维法护法修法,那宪法不但会成为摆设,可能还成为专门收拾小民的工具。

我之所以称领袖变革幻想叫犯贱,是因为我们内心的领袖依赖情结会彻底扼杀我们自己的自治精神。自然国家转型可以依赖领袖变革,那当然转型之后还是会惯性依赖领袖的英明决策,转型前后,只不过从一种被动犯贱转型为另一种主动犯贱。这就是今天的俄罗斯。

俄罗斯的转型无疑是最低成本的,几乎没有任何公民运动的抗争,一夜之间就由领袖变革实现了国家转型。但这样的国家转型最大问题是什么?最大问题就是制度转型了,国民精神却没有转型,因为缺席了国家公民精神培养教育的关键过程。至今俄罗斯民众内心的沙俄帝国情结依然浓厚,普京对外的胡作非为不是一个人在胡搞,而是得到国家杜马和国民意志支持的,这就是国民整体缺乏治己精神的典型表现,把能欺负他人或他国当光荣而不是耻辱。同时,由于对强人政治的传统依赖情结,对普京个人英雄主义的国民崇拜已经到了荒唐的程度,居然有议员提案储存普京的精子,整个国家也都放任普京变着花样搞独裁,不但放任,而且为了普京能一直独裁下去,国家杜马还主动犯贱修改宪法让总统任期从五年到七年,这就是国民整体缺乏治国精神的典型表现,习惯被人虐的快感的确可以减少自己很多麻烦。转型前后,俄罗斯国民都在打酱油,可以笃定,俄罗斯民众必然会为自己的酱油思维付出必须的代价。

与之相反,台湾转型就不一样。尽管临门一脚的确是蒋经国居功至伟,但为了他最后一脚,台湾人民连续付出了四十年的公民运动代价,是数以万计的血泪之躯不屈不挠的抗争,宪政之路才铺垫到蒋的足下。也正是这个举步维艰的抗争过程,培养教育了像今天民进党等众多公民运动的民主社团,台湾民主精神的公民意识已经彻底发育成熟,小美国之称名至实归,所以我们看台湾大选几乎与美国别无二致。其他如印度、韩国、南非和缅甸等国的转型之路基本如出一撤,都在转型过程给予了国民刻骨铭心的民主精神塑造,任何一个民选领袖也别再想有专制轮回的可能,否则,太阳花运动就会遭遇辣椒水、坦克装甲的伺候。因为转型过程国民没有犯贱,转型之后再想犯贱也很难。

国民犯贱不犯贱,俄罗斯和台湾的转型就是两面镜子。讲到这里,也许你会疑惑:“难道硬要流血转型才算不犯贱吗?”那倒不至于,无论流血还是不流血,塑造民主精神这一关怎么也逃不掉,尤其是对于被专制奴化数千年的国民来说,这一关远比国家转型和民主制度本身重要千百倍,因为这国的国民早就将犯贱内化成快乐的基因,人与人的关系也是完全在比拼谁更犯贱,问题是还不知道自己在犯贱。

学会塑造自己的民主精神,既是真正醒来的标志,更是我们施与启蒙开智的榜样力量,尤其是不再寄望将转型责任托付给强人或推卸给弱者的坚强信念,这是个人民主精神塑造成熟的分水岭。LXB、XZY、PZQ、GY和“不破楼兰终不还”的三君子等,就是当代中国民主精神的先行丰碑。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笔者建议,在生活方式上循序渐进地三步走:

第一,培养自由信念美感。

自由信念加民主精神就是公民意志,没有对自由平等的强烈渴望,就不可能有民主自治的意志保障。什么叫自由美感?就是在平等价值观中追求超越自我的幸福,而不是在等级比较中猎取超越他人的快乐。简单说,就是要坚决摒弃恃强凌弱的快感,培养护弱扬善的美感,学会把自己的强势或优势当做为自由接力的宝贵资源,而不是当做践踏自由的等级工具。在民运圈一些半醒不醒的民逗有一个极坏的恶习,一方面,喜欢谩骂、厌恶、嘲笑身边没有醒来的“愚民、猪民、奴民”,把“他们”当做阻碍转型的绊脚石,却从不责怪“我们”努力不够;另一方面,又把转型的风险得意洋洋地转移给预期经济崩溃的弱势饥民,而把自己粉饰成启蒙开智的先行导师。这哪里还有一点自由信念的美感?

第二,国家好坏与我有关。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一个伪命题,国家无所谓大小强弱,但国家一定有好坏之别。提供自由还是践踏自由?就是国家好坏的分界线,这好坏与我们每个人休戚相关。“不要问祖国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你为祖国做了什么”,肯尼迪这句振聋发聩的国家个人使命感,已经早被民运派当做“爱国鸡汤”唯恐避之而不及,其实这是对肯尼迪的误解。如果把国家看做自由的港湾而不是专制的摇篮,肯尼迪这句话的正解就是:不要问国家为你提供了多少自由,而要问你为这个国家的自由做了多少努力。本质上,这句话是肯尼迪在鼓励每一个公民敢于对一切践踏自由的野蛮专制说不的励志箴言。说不,也许你我在行为上也有点为难,但时时谨记在内心应该没问题。前不久,一位自诩民主派的人士对我说:“看你的文章就知道你对这个国家有一种气。”我特么奇怪了,只要人性犹存,对这样的国家还不升腾天地正气,难不成你还每天享受这个国家?

第三,让恐惧悄悄地走开。

转型的艰难在于专制的野蛮,野蛮的无底线让人人都有恐惧感,这很正常。但有一点我们笃信,当人人都心生恐惧时,制造恐惧的他们将比人人更恐惧。我们可以前赴后继在恐惧中输给他们千万次,但他们只能在万千恐惧中等待我们赢一次。我们的恐惧是将来控诉他们的法堂罪据,他们的恐惧是鼓动我们奋勇前进的交响曲。我们一旦放下恐惧,他们就只能戴上面具,没有恐惧就没有犹豫,撕下他们的面具,这是上帝安排我们开垦最后一块蛮荒之地的最高荣誉。

——原载:北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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