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20年的阴历七月,已御宇四十八年的万历皇帝终于龙驭归天。对文臣们而言,表面上的悲戚当然是必需的,但这位与他们消极对抗了三十年的皇帝的死,也着实是件可喜的事情。

万历就这样背着“庸君”的骂名离开了人间,大明朝也走到了尽头,继任者们对先皇遗下的这个烂摊子已束手无策。史书上说:“明之亡,实于万历。”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指出,万历皇帝只不过是一件工具而已,明亡早已无可避免,他根本左右不了全局。

在中国的封建专制帝国里,政坛就像戏台,皇帝是主角,成千上万的文臣是配角,最底层的百姓是群众演员。在这个戏台上,“主角”要想维护自己的主人公地位,就必须协调、控制“配角”,也间接地掌控“群众演员”。所以,处理主配角的关系是戏台上的主要戏份。

但明朝这个戏台比较特殊,为了省心放心,明初以后的皇帝亲自招徕了许多特殊的演员充当“配角”——太监,他们的主要“戏份”是制衡并监视文臣。有这么多出身卑微且身份十分不雅的“特殊演员”,与文臣们这些“专业戏剧学院”毕业的“优秀演员”抢戏,两者之间的矛盾自然是不可调和的。

正如黄仁宇所说,明朝初期,刚刚建立的文臣集团还不足以公然与皇帝对抗。但到中后期情形已大不一样,文臣集团早已羽翼丰满,他们终于有了与皇帝对抗的资本。而皇帝要想对全国实行有效的统治,就不能大肆削弱他们,这正是皇帝们最苦恼的地方。比较明智的办法是,决不能让文臣们团结起来对付自己。幸运的是,历朝历代的臣子们都是很喜欢且擅长窝里斗的,皇帝的任务就是以居间人的姿态恰到好处地处理他们的矛盾,暂时解决问题却又不至使矛盾消失。

不幸的是,明朝的厂卫特务机构却是文臣们共同的敌人,他们绝不容许这群非正规化的“演员”与自己“抢戏”,且是演“对手戏”。因此,一旦厂卫机构与文臣集团矛盾激化,四分五裂的臣子们就会立刻团结一致、同仇敌忾,而他们真正所“仇”的正是太监们的“后台老板”——皇帝。

设置并倚仗上不了台面的厂卫特务机构,不重视治国的主力文臣集团,不利用文臣的的内部矛盾控制他们,反而让其团结一致对抗自己,这是明朝皇帝们的最大败笔。因此一旦羽翼丰满的文臣集团团结起来,万历皇帝就真成了工具。

一直依赖厂卫特务机构的万历,大权在握后并未特别宠信文臣中的某一人或某一派系。他对首辅申时行倒是很信任,但此人是位诸事求和的“和事佬”。因此一旦君臣间出现摩擦,万历在臣子中就决无内应,很容易导致文臣集团对他的团结对抗。

比如在处理立嗣一事上,假如万历在大臣中有个死心塌地的派系,他完全可以与他们演一出“双簧”,让他们把废长立幼之事于朝堂之上谏言于自己。大臣中间势必形成赞成派和反对派,实际的当事人万历却成了充当“裁判”的居间者。几经周折,若赞成派获胜万历就可如愿以偿,反对派也不会暗地归罪于他,若反对派获胜万历也不会成为大臣们的众矢之的——他两头都会是“好人”。但实际上是,在此事上整个文臣集团都成了反对派,只有万历是赞成者。

孤立无援的万历皇帝最终在立嗣一事上得罪了整个文臣集团,心灰意冷的他由此开始了与臣子们长达三十年的消极对抗。1620年他的死让臣子们暗地高兴也就不足为怪了。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解脱,而大明朝也已彻底虚脱。

满口的仁义道德,实际却只有不择手段者才是强者。所谓的“明君”,不过是深谙此道者罢了;所谓的“庸君”,只是不精于此道者罢了——此即中国整个帝国史的“非常道”。

万历的失败,也是整个封建帝国史的失败。

2006年4月

文章来源:《吾诗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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