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3

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文学博士,加州圣玛丽学院英语系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

人在受到虚荣、贪婪、妒嫉、仇恨、愤怒、恐惧、骄傲、怨恨等情感支配的情况下,理性思考的能力会被削弱,甚至完全丧失。

有报道说,求职者李文星通过网络招聘平台被骗入传销组织,最终死于天津。无独有偶,他的山东老乡,25岁的内蒙古科技大学毕业生张超,也因网络招聘误入传销组织身亡。他们都是大学生,按理说应该知道如何辨别骗局,不容易为之所骗,但他们还是不幸成了组织化欺骗的受害者。在为他们的不幸惋惜和对传销组织的道德谴责之外,我们不应该忘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那就是人为什么会上当受骗。我们无法阻止别人说谎欺骗,但我们可以让自己不上当欺骗,或者至少不那么轻信易骗。

一、说谎与欺骗

一个人上当受骗,是针对别人对他说的谎言和进行的欺骗而言的。说谎,用美国伦理学家博克(Sissela Bok)在《谎言:公共和私人生活中的道德选择》(Lying:Moral Choice in Public and Private Life)一书里的话来说,是“以陈述形式故意表达造成假象的信息”。《美国传统英语辞典》将说谎定义为“意在欺骗或给人造成错觉的任何事物。而把”欺骗“定义为”耍花招骗人、诈骗,使人上当受骗、不诚实地行动或欺诈“。说谎和欺骗属于同一个范畴,都是欺诈骗人。

说谎与欺骗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加拿大心理学家奇瓦·孔达(Ziva Kunda)在《社会认知》(Social Cognition)一书中指出,欺骗(cheating)和说谎(lying)一样,牵涉到蒙蔽和不诚实,不过说谎主要是口头言语,而欺骗则一般指非言语的行为。例如,你努力用功地为考试做了充分的准备,而在考试的时候你你同桌同学却抄袭你的答案,那就是欺骗行为。如果你叫这位同学停止欺骗,而他却否认自己在欺骗,那就是说谎。我们经常把说谎者和欺骗者统称为“骗子”,把被他们蒙骗称为“上当受骗”。

从道德上说,欺诈骗人——包括说谎和欺骗——通常被视为仅次于谋财害命的严重恶行。说谎和欺骗违背了诚实、公正、公平和善良正当的原则。它们还违背了人的自由原则,因为说谎和欺骗的行为者会获得不正当的自由,以此陷害和剥夺他人的自由,使他成为受害者。欺诈骗人愚弄和剥夺他人、造成人际关系中的不信任。说谎者总是企图用欺诈的手段来获取不义的利益,为了维护一个谎言,他需要不断制造新的谎言。这必然危害社会公正和正义。普遍性的谎言还会导致整体社会的道德堕落和衰退瓦解。因此,为了我们社会的今天和未来,我们有责任反对和抵抗欺诈骗人的事情,如果不能让所有的骗子停止欺骗,那就让我们自己变得聪明起来,不上他们的当,不受他们的骗,或者至少变得不那么容易上当受骗。

在当今中国,最遭人厌弃和痛恨的欺骗有三类,第一类是诈财劫色的诈骗和行骗。具体手法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层出不穷,有传统的,有新式的,或者二者混合的。传统的如法师骗局、驱鬼、消灾、神医、算命狐仙;新式的如网上交友和借钱、盗用信用卡、兑换假币、中大奖、短信招聘、电信诈骗、假网站、假软件;混合形式有假冒身份、“撞”老人骗局、金蝉脱壳、办证人和黑中介、骗婚诈财、征婚陷阱、假大款和假高干等等。凡此种种骗术变化无穷,数不胜数。

第二类是公共服务的欺骗,伪劣产品、商业欺诈、黑心食品、有害药品、虚假保险、卖房骗局、虚假宣传、艺人假唱、假新闻报道、司法腐败、官员贪污、假形象工程、医生行骗、教授剽窃。

第三类是权贵、精英和公共人物的伪善,如假慈善、假楷模、贿选假选、口是心非、心口不一、沽名钓誉、首鼠两端、玩弄权术、欺骗洗脑。

欺骗的种类和手法虽然不同,但是,凡是能得逞的谎言和欺骗,背后都一定会有某些类似的因素在起作用:那就是利用我们自己身上天生带来的情感弱点和认知偏误。这些弱点和偏误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稍不留心就会给我们的行为带来负面的,甚至灾难性的影响。

情感弱点的问题比较明显,也容易理解。人在受到虚荣、贪婪、妒嫉、仇恨、愤怒、恐惧、骄傲、怨恨等情感支配的情况下,理性思考的能力会被削弱,甚至完全丧失。

认知偏误的问题则要隐蔽的多,也要复杂的多。认知偏误是人在某些情况下的特定思考方式和行为倾向,经常是捷径思维(heuristics)所致,导致推理和判断产生系统性偏误,是发生错觉和自我欺骗的主要原因。一旦理性、逻辑、论证思考的过程发生认知短路或障碍,人对欺骗的抵御能力就会大幅度降低,甚至完全失灵。这可能会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是我们容易上当受骗的一个自身原因。在互联网的信息时代,这样的认知偏误发生得更加频繁,没有人可以完全免疫。我自己也不例外。

二、我为什么上当受骗

去年,美国著名摇滚歌手鲍勃·迪伦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假消息在微信中广为转发,我开始也相信了这个消息,后来证明是假消息。于是我便问自己,我为什么和许多人一样,会上当受骗呢?

我得知这个消息时,觉的有些奇怪,但并不感得意外。因为消息是这么说的,鲍勃·迪伦得奖后整晚上一秒都没有睡,对着墙上的欧美地图坐了整整一夜。凌晨,他打电话给了经纪人,宣布了自己的决定,其理由是,“我们美国人的音乐,不需要欧洲人指手画脚”。这个消息符合我对鲍勃·迪伦一向独立特行,我行我素的印象。

我觉得有些奇怪的原因是,鲍勃·迪伦是个艺术家,他总不会不知道艺术无国界的道理吧?怎么也会有这么狭隘的文化民主主义想法,用“欧洲人指手画脚”来说事?但是,奇怪归奇怪,我还是没有怀疑他拒奖消息的真实性。这是因为,我所知道的鲍勃·迪伦是一个以反叛和行为难以预测著称的艺术家,我头脑里已经有了这个先入之见,他的拒奖理由与我头脑里的想法是一致的。

因此,我就“自然而然”地把这当作了他拒奖的真实理由,在这个过程中起作用的是一种“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确认偏误又称肯证偏见或验证偏见,是认知偏误(cognitive bias)的一种,指的是,当我们主观上已经有了某种看法或观点时,我们往往倾向于寻找或直接接受那些能够支持原有看法的信息,而忽视那些可能推翻原有看法的证据。疑人偷斧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这种偏误是普遍存在的,即便我们有了对这种认知偏误的知识,在特定的情况下,我们照样还是会犯这个错误。我写过不少与认知偏误有关的文章,但我照样还是犯了这个认知偏误的错误。

除了我自己天生的“确认偏误”之外,我上当受骗的第二个原因是,我在得知这条消息时,并没有给它太多的注意。换句话说,我是因为缺乏关注,才没有怀疑这是一条假消息的。人只是对特别注意或在意的信息,才会产生认真的怀疑,也只是因为认真怀疑,才会去进一步核实。尤其是在互联网的信息瀑布时代,我们对每天接受到的许许多多信息会作一个快速的评估,一般只会关注自己认为是重要的信息。对信息的重视是对信息进行批判性思考的必要条件,只有重视了才会细加思考。我对这条假消息觉得奇怪,但并没有将奇怪转变为认真的怀疑,因此也就没有想到要核实它的真假。

其实,核实这条消息并对之证伪一点也不困难。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主要媒体没有一个报道迪伦拒奖的消息。如果再仔细一点的话,就会发现,这条消息来自“洋葱新闻”,洋葱新闻以正统的新闻报道手法,报道纯粹虚构或真假掺半的新闻事件,从而达到娱乐或讽刺的目的。

我教了二十多年的公共说理和批判性思维,总是跟学生说,在评估一个消息是否可靠时,不要忘记核查消息来源是否可靠。在读到迪伦拒奖的消息时,我自己就没有这么做。可见,只是知道什么是虚假或欺骗(知识)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随时能用这个知识去审视自己的行为。

我上当受骗第三个原因是,和所有的人一样,我头脑里天生就有一种难以摆脱的因果逻辑需要。人经常把两件并列,没有逻辑关系的事情在头脑里形成虚假的因果关系。我在把迪伦拒奖当成真消息(至少没有当成假消息)的时候,头脑里自动形成的是一个不知不觉的“因为-所以”逻辑关系——因为他是个反叛而行为捉摸不定的人(因),所以他会做出拒奖之事(果)。

洋葱新闻在编造这条消息时,利用的一定也是这个看似逻辑的关系。但是,这种逻辑关系只是一个错觉或幻觉,分开来看,在我头脑里的“因”和“果”可能都是事实,但它们之间并没有逻辑联系,逻辑关系是我错误想象出来的。因此,就算迪伦真的拒奖,他的反叛性格也可能不是真正的原因。

我上当受骗还有第四个原因,那就是,我是从朋友微博的信息里读到的。迪伦拒奖的消息是经过我朋友们筛选的,我对朋友们的智力有基本的信任,所以没有产生特别的怀疑。要是我从《环球时报》上读到这个消息,我肯定会有所怀疑。这是“信任”在起作用。我们对自己信任的人较少怀疑,这虽然是人之常情,但也是我们容易上当受骗的一个原因。

这其实也是我对学生经常强调的批判性思维的一环:即使信息来自你认为值得信任的来源,你也还是有责任检验它的可靠性和真实性。我犯下的是一种叫“相似性捷思”(Similarity Heuristic)的错误:那就是,以为熟悉的就是靠得住的。人对陌生人有天生的戒备,但也最容易上熟人的当。用老乡、同事、同学、熟人的连带关系套近乎,往往是欺骗和拖入下水的第一步。同样,虽然我懂这个道理,一不留神,我也照样会上当受骗。

三、便捷思维与认知偏误

我们上当受骗,经常是因为对自己的“便捷思维”(又称“捷径思维”,heuristics)缺乏认识和提防。便捷思维是造成认知偏误的主要原因,也往往直接表现为认知偏误。

便捷思维的概念是由美国认知心理学家阿摩司·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和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从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提出来的,随后在经济、法律、医学、政治科学等等领域中都发生了影响,对我们思考人在社会生活中为什么上当受骗特别有启发作用。

特沃斯基和卡内曼提出,人有两套推论和判断思维系统,一套是分析和批判的,另一套是经验和直觉的。人在信息不充分、不确定的情况下,或是由于没有时间细思慢想,必须快速决断。这时候,人经常只是运用经验和直觉的捷径思维。他们开始的时候提出了三种基本的捷径思维:可用性捷思、代表性捷思和定锚和调整性捷思。每一种捷思都可能造成一些认知偏误。

可用性捷思(availability)指的是,评估一件事情是否常见,全凭是否容易从记忆中回想。容易回想的就以为常见,不容易的就以为不常见。这样的捷思引导人们高估熟悉事物的意义和价值。例如,媒体常报道的事情会让人以为这样的事情真的是经常发生的。“文革”时,天天报道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这样的信息在人们头脑中日积月累,一说到“我们”或“敌人”就能从记忆中自动提取。因此,许多人都本能地因为自己的生活莺歌燕舞,形势一片大好,以为解救全世界真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等着他们去解放。这种宣传能奏效,利用的就是人们的可用性捷思。

代表性捷思(representative)指的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评估一件事情的或然性,依赖于头脑里有代表性的事例。例如,碰到了好人,以为这世界上好人多,碰到了坏人,就以为坏人多或全是坏人(“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其实,人们心目有代表性的不见得就更有可能发生,更不见得就真实。代表性捷思高估了个别事例的代表性,是一种经验性直觉,看似准确,其实不能用它来准确认识事物或预测未来的类似事件。例如,由于看到熟人买彩票或在股市里发了财,错误地用这种代表性来估计自己买彩票或股票发财的机会。又例如,给你讲一个周扒皮或黄世仁的故事,就能让你以为所有的地主都是十恶不赦的恶魔。这是一种很容易让人上当受骗的捷思,

锚定和调整性捷思(anchoring and adjustment)。锚定指的是过度依赖得到的第一个信息(锚),用它来做出发点,并用与它的关系来调整对其他事物的判断或决定。锚的作用是形成偏见或刻板印象。“文革”时阶级斗争教育中的“忆苦饭”就这样的一个“锚”,有了它就可以调整出对新社会的“甜”来。有了旧社会的“苦”,新社会哪怕物质再匮乏,再缺衣少食,也觉得无比幸福。美国的穷人和枪击事件也可以成为这种性质的“锚”,来衬托其他国家的社会稳定和富足幸福。

捷思的基础是经验和直觉,经验越丰富,直觉可能越可靠。但是,经验和直觉提供的判断也可能是错误。这时候捷思就会造成认知偏误。下面是几种常见的认知偏误。

1. 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这在前面已经提到,我们一旦对某个事物有了看法,便会选择有利于这个看法的证据,或对“客观事实”作出有利于证明自己看法的偏向性解释。因此也就会忽视或排斥不利于看法的证据或解释。互联网时代的信息爆炸和“回音室效应”更是加剧了许多人的确认偏误。确认偏误还包括,人天生就喜欢别人与自己有同样的想法,找同类的人当朋友,访问与自己观点或看法一致的网站,政治观点相同或相近的人们互有好感。

2. 内群体的偏见(Ingroup Bias):这是一种与确认偏误相似的思维偏差,人群有部落化的倾向。进化心理学认为这与人的“爱的催产素”(Oxytocin)有关,是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之一种。它使人与同族群人形成紧密联系,排斥外族群的“外人”。尤其是在发生族群间的冲突和战争时,不管同族群内部曾经怎样相互仇恨和杀害,都会一致对外,也就是所谓的“血浓于水”。不管你的国家政府怎么迫害和残害你,都是“母亲打儿儿不怨”,自己人总比外人好、胳膊肘朝里拐、家丑不可外扬等等因此而成为一种思维定势。鲁迅批评有人相信,“到底还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隶好”,说的就是这个。

3. 赌徒谬误(Gambler‘s Fallacy):虽说是一种“谬误”,其实是一种思维障碍。我们注重以前发生过的事情,以为那些事情会对将来有所影响。有时候确实如此,有时候却并非如此。例如,抛硬币赌运气,如果一连数次都是反的,我们会以为下一次总该是正的了吧。其实每一次的几率都是百分之五十。赌徒越是输,就越觉得下一次准会赢,所以欲罢不能。与赌徒谬误有关的是“正面期待偏误”(positive expectation bias),这也是赌博成瘾的一个原因,因为它让赌徒输了就觉得自己会时来运转,而赢了就觉得“很顺手”,还想继续再来。谈恋爱失败多次的人,每一次都觉得下一次会有更好的机会,因而不能好好把握和珍惜眼下的机会。政治上的“付学费”和“白纸”说法也包含类似的谬误,以为一种白纸就可以画上最新最美的图画,而最后却是一涂鸦。

4. 购后合理化(Post-Purchase Rationalization):又称时后合理化,许多人买了东西,掏出钱来之前反复犹豫,但买了之后,不管是不是花了冤枉钱,都会说服自己说值得。心里越懊恼,越会找出该买的合理理由,这样才能消除懊恼带来的痛苦。购后合理化又叫“购买者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是在下意识中平衡花钱的懊恼和购物的愉快。这种认知偏误在其他决定选择时也经常发生,是一种“认知失调”——自己得不到的葡萄是酸度,自己有的柠檬则是甜的。

5. 归因谬误(Attribution Error):对别人的行为,尤其是不良行为,总是倾向于强调内部原因,如人品、性格、教养、用心,而忽视或低估外部的环境原因。对自己的同样行为,则正好相反。同样的行为,别人的就很严重,自己的就轻描淡写。在与别人发生争吵时,总是责备别人先“挑衅”,强调别人的恶意,而把自己说成是不得已才还的手。个人之间是如此,群体之间,甚至国家之间也是如此。

6. 选择性观察偏误(Observation Selection Bias):一下子由于某个原因而突然开始注意到以前没有注意的现象,而且误以为这一现象频频发生或特别严重。牙齿某个地方不舒服,用舌头舔,越舔越不舒服。自己买了一个牌子的车,一下子觉得大街上到处都是这个牌子的车。肃反的时候,到处都是特务奸细;阶级斗争之弦紧绷的年代,满眼都是阶级敌人。疑人偷斧也是这样,偶然注意到了什么疑点,有了疑心,越看越觉得处处都有证据。

7. 维持现状偏误(Status-Quo Bias):人有害怕变化的天性,因此在结果不确定的变化面前会裹足不前。就算拿“树挪死,人挪活”的话从认知上来鼓励变化,但心理仍然会忐忑不安。中文的“一动不如一静”,英语的If it ain‘t broke,don’t fix it(不破就不修)都是表现这种心态的谚语。维持现状偏误是恐吓性宣传能够奏效的心理基础:政治改革有危险,一放就乱,因此稳定为上,一切照旧。

8. 负面偏误(Negativity Bias):人们对负面消息的关注程度远超过正面消息。从进化心理学来看,这一心理特征有助于我们对危险的事情保持警觉,但它也会对我们的客观评估造成障碍,形成偏见,影响我们的正确判断和决定。2016年美国大选中确实有许多抹黑和恶意攻击的现象,但就此把民主选举说成是闹剧和丑剧,予以挖苦、丑化和彻底否定,便是负面偏误的结果。

9. 随大流效应(Bandwagon Effect):人都喜欢随大流,因为这样轻松自在,没有离群独处的焦虑或压力。就算特立独行的人也不会在心理上没有压力感。大家怎么说,我也这么说,至少不会错。这是一种方便但不可靠的捷思。随大流的问题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它对个人思考造成的障碍和扭曲。尼采说,疯狂在个人是例外,在群体是常态。弗洛伊德持相似的看法,他的《集体心理学和自我的分析》(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the Ego)一书受勒邦《群氓》一书的影响,他认为“人群冲动、善变、躁动”,人身处于人群而随波逐流,很快就会倒退到不成熟的状态中去。

10. 只顾眼前的偏误(The Current Moment Bias):人对未来的想象能力天然受到限制,对未来的变化要么过分乐观(乌托邦),要么过分悲观(反乌托邦),或者选择根本不去多想,即所谓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管他明日是与非”(是否与唐代诗人罗隐的“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有关,有兴趣者不妨考证一下)。维稳压倒一切就是这种认知偏误的结果。

四、结语

认知偏误既然是“人之常情”,了解和认识认知偏误的目的是否就只能是接受性的理解呢?心理学家哈塞尔顿(Martie G. Haselton)等人在《认知偏误的演化》(The Evolution of Cognitive Bias)一文中指出,“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倾向上,认知偏误都不带有强制性(arbitrary)”。也就是说,这种偏误并不是非犯不可的。认知偏误是可以控制的,也是可以“去偏误”的(debiased)。我们认识捷径思维和认知偏误,正是为了降低和尽量消除它们对我们的认知影响,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变得不那么容易轻信,不那么容易上当受骗。

关注当今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欺骗和说谎问题,我们不能只是关注或强调外部原因(虽然这也非常重要),而是同时要关注人的轻信和自欺问题,这是人上当受骗的内因。人天生就是善于欺骗的动物,同时也是轻信和易骗的动物。欺骗狡诈和轻信易骗同时是人性的组成部分,二者都是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康德说,“人性这根曲木,绝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知道并承认人性曲木无直材,这对我们认识和应对欺骗具有特别的意义。但是,我们不应该因此对人性悲观失望。同样也是把人的天性比喻成树和木材,陈独秀在1917年的《近代西洋教育》一文中说,“生来本性的力量诚然不小,后来教育的力量又何尝全然无效?譬如木材的好丑和用处大小,虽然是生来不同,但必经工匠的斧斤雕凿,良材方成栋梁和美术的器具,就是粗恶材料,也有相当的用处。教育的作用,亦复如此”。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积极态度。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教育和启蒙的作用。我们可以借助教育和启蒙,尤其是自我教育和自我启蒙的力量,让自己变得不那么轻信,也不那么容易上当受骗。

文章来源:腾讯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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