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由汉人组成的解放军,在西藏这个他们不瞭解、不熟悉、不适应的高原藏区所进行的一场占领与镇压的战争。由于高原和气候、交通等因素造成的解放军减员,不会低于实战造成的伤亡。解放军通过六年的高原“练兵”才获得了在喜马拉雅实战的信心,如果没有六年对藏人大开杀戒的演练,解放军根本不知道在喜马拉雅开战将会遇到什么问题。因此,以史学家的眼光来看,离开了六年“西藏平叛”这个至关紧要而历来故意忽略的因素,就不能很好地理解。

今年六月初,中印军队在中国和不丹边界的洞郎地区发生“对峙”,虽未武装冲突,但网上传出双方军人肢体冲突的视频。事件发生后,中国军方警告印度“牢记一九六二年的战争失败教训”;鹰派代表人物戴旭则放话,声称“中国在一九六二年只用了一把鸡刀,就把它(印度)这只牛杀得狂奔拉稀,本身就已经说明双方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言下之意,如果再来一场边界战争,印度依然必败无疑。

一九六二年的中印边界战争,对印度而言无疑是一次惨重失败。对于战争的起因、过程和后果,几十年来各方面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特别是印度方面,在战败之耻的刺激下,学者们对那场战争从各个角度作出了相当详尽的研究,有大量出版物面世。本文不拟讨论中印战争的起源,仅就中国军队在一九六二年“只用了一把鸡刀”这点,提供一些中国官方叙述中有意无意地省略,研究者们也时常忽略的细节。

中国是“无准备之战”?

二○○五年,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杂志对原中共西藏党委第一书记、一九六二年中印战争参与者阴法唐做了一次访谈。访谈中,阴法唐一再强调,一九六二年的中印边界战争,中方在战前并无作战准备。中方指挥者之一,当时的五十四军军长丁盛在回忆录中也有此说,理由是一九六二年十月,后来的参战主力部队之一五四军一三○师驻在四川,主要任务是“分散生产”,分布在十几个点,接到参战命令时才收拢部队,临时换装,赶往西藏投入战斗。看起来似乎中印边界冲突那时才爆发。

事实上,中印边界的冲突在一九五九年之前就开始了。一九五八年,两方就边界问题的外交冲突达到一个“高峰”,双方都指责对方为“扩张主义者”,两方都抢占麦克马洪线一带的“无人区”,两边各有得失,也有小规模的武装冲突。那时印度军方对中国的判断是:中国不会为边界问题发动战争,而中共当时的主要注意力在东南一线,同时还在西北镇压藏、回等民族的反抗,暂时无暇应对中印边界的争端。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拉萨事件”爆发。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五日,中共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政治局会议讨论了“西藏平叛”问题和中印关系问题,据参加会议的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吴冷西回忆,毛泽东在会议上说:“现在让印度当局多行不义,到一定时候我们再跟它算账”。这句话可圈可点,可以说,在一九五九年三月,毛就有了迟早要跟印度“算账”的想法。

虽然军事上的“算账”尚需等到“一定时候”,中共对印度在政治和外交上的“算账”即刻开始。接下来的几个月内,中印两方你来我往地展开“文字战”和“照会战”。与此同时,中共军队以“平叛”为名,在西藏展开相当规模的战争,血腥镇压藏人的反抗。从一九五九年三月至一九六二年三月,中共军队在西藏进行了十二场大规模战役,对西藏本地,以及从康和安多地区逃来的藏人进行一次又一次大屠杀。参与屠杀的主力部队,除了中共驻藏部队之外,还有丁盛的五十四军和兰州、昆明、成都军区所属部队。五十四军一百三十师参与了“西藏平叛”全过程,直到一九六一年十二月才撤回成都驻地,开始“分散生产”。也就是说,中印边界战争爆发时,丁盛部撤出西藏不到一年。

尚未公开解密的“西藏平叛作战图”显示,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之间,中共军队六次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入尼泊尔、不丹和印度,追击外逃藏人,有一次还过了达旺,直达不丹边界。可以想见,印度政府对此反应强烈,这些行动显然加剧了边境冲突。当然,这些情况在中共有关中印冲突的叙事中鲜有提及。

因此,一九六二年爆发的中印边境战争实为一连串事件的结果,中方部队并非在一九六二年才在一切均无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出兵,而是以数年的时间建立了一整套系统,在有一定把握后才于一九六二年十月开战。

“西藏平叛”为何用“牛刀”?

在研究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二年中共军队在传统西藏三区以战争形式镇压藏人的过程中,我对这场中共称之为“平息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战争规模进行了多种数据统计,包括参战的军区、兵力、兵种、后勤人数,物质数量等等,并对一些主要战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中共内部资料显示,当时的十二个大军区中,有七个直接参与,另有两个军区提供了后勤支持。参战兵力累计达二十万,当时的主要兵种几乎全部参加了高原作战,连防化兵也上阵了。这一史实令我产生了一个疑问:中共在藏区作战时,完全知道他们面对的是没有统一指挥、武器落后且数量有限,而且完全没有现代战争经验的农牧民,为何使用如此强大的兵力,动用如此之多的兵种?即使针对西藏噶厦政府的三千余名受过一定军事训练的藏军,动用如此强大的兵力也是毫无必要的。

我在挖掘各种史料中发现,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间,中共军队除了各兵种统统参加“西藏平叛”,中央军委各大部门如总政、总参、总后和各军事院校,以及没有直接参战的军区如广州军区,也派干部、学员、青年军官到西藏去“调研”或进行“实战体验”。这些情况加深了我的疑问:所谓“西藏平叛”除了镇压藏人反抗,并以战争手段推翻西藏原有的社会制度,强制推行中共的意识形态,建立中共政权,是否还有别的目的?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二日至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在有关西藏的四份文件上批示。这些批示中均指出“叛乱是好事”,可以“练兵、练民”,或“将我军锻练得很能打”之类的指示,显示毛有利用“西藏平叛”来“练兵”的想法。这些批示都送交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黄克诚等人,其中二月十九日给总参作战部的“练兵”批示除送交国防部长彭德怀之外,还特别指示“密发西藏工委、军区直至团级”。也就是说,从国防部长到前线部队都瞭解毛泽东利用“西藏平叛”来练兵的这一意图。

从这个角度再深入挖掘史料,我发现中共军队一九五九年三月至一九六二年初在今西藏自治区范围内的十二场大型战役,是全方位的“练兵”:士兵演练作战能力,指挥官演练各种战术,总后借此机会瞭解高原作战的需求,总政瞭解如何“宣传动员群众”,野战医院研究怎样防治高原病等等。此外,中共军队在“西藏平叛”中还试验了各种当时中国自制的新式武器,如仿制苏联的五六式火箭筒,“并由此获得了高原作战中使用各类武器的特殊经验”。通过在各地的大小规模作战,西藏军区完全掌握、熟悉了地形,并熟悉了高原作战的特殊需求,以及最适合当地地形的战术。

这就可以理解:所谓“西藏平叛”背后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中共军队以藏人为目标,在高原进行实战演练,以期“锻练”出一支在高原上“很能打”的军队。

以“平叛”为名行“练兵”之实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支“很能打”的军队将要打的是谁?

一九五九年三月“拉萨战役”结束后,中共立刻解除了藏军的武装;接下来的第二场战役就是“山南战役”,目标是“荡平叛匪老巢”,即消灭藏人的民间武装力量:四水六岗卫教自愿军,亦称“康巴游击队”,“山南战役”事实上并未达到战役目标,四水六岗在总指挥贡保紮西和西藏军区叛将姜华亭的带领下整军退入印度。

然而,中共并未就此罢手。接下来,各路军队在西藏连续进行了一连串战役,最后一场战役,即“宁静、三岩战役”一直打到一九六一年四月。

“西藏平叛”和“西藏民主改革”是同时进行的,所谓“边打边改”,具体方式是“平定一块,改革一块”。“平定”的标准是“三光”,也就是“叛匪歼光、枪支、反动证件收光”。在“改革”过程中,不仅“枪枝收光”,连刀矛、马匹也悉数收缴。在此期间还进行大搜捕,按照西藏工委的要求,西藏地区至少有百分之二的总人口被捕。经过这样的镇压和“改造”,藏人事实上不再具备武装反抗能力,根本无须一支“很能打”的军队来随时弹压。那么,“练兵”的意义何在?

资料显示,一九六二年六月,西藏军区组建“前进指挥部”,代号为“藏字四一九部队”,其目的是“准备应付中印边界日益激烈、不断升级的武装冲突”。这时,距离官方宣布的“西藏平叛胜利结束”仅仅三个月。

十月八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朱德、贺龙、聂荣臻、罗瑞卿开会,讨论中印边境冲突问题。就在这次会议十二天后,中印边境战争爆发。参加中印边境战争的主力部队,正是在高原“演练”了几年的部队,如兰州军区所属之步兵第十一师、五十四军一百三十师和西藏军区所属部队。在“平叛”期间试验过的新式武器,这时也派上了用场。“西藏平叛”的指挥张国华和丁盛正是中印边境战争的指挥者,而且公路运输、野战医院、支前队伍等等均已具备。因此,中印边境战争中方大胜并不奇怪,因为,张国华和丁盛指挥的,是经过数年高原作战演练后的一支“很能打”的军队,这支军队用来应对印军,绝非一把“鸡刀”。

事实上,直到中共入藏,西藏对于中国人来说,是遥远的、充满艰险的异域他乡,而中印边界发生冲突的地方大多是喜马拉雅山中的高寒荒原,历史上中国军队从未到过那个地方。六年的“西藏平叛”实际上是主要由汉人组成的解放军,在西藏这个他们不瞭解、不熟悉、不适应的高原藏区所进行的一场占领与镇压的战争。由于高原和气候、交通等因素造成的解放军减员,不会低于实战造成的伤亡。解放军通过六年的高原“练兵”才获得了在喜马拉雅实战的信心,如果没有六年对藏人大开杀戒的演练,解放军根本不知道在喜马拉雅开战将会遇到什么问题。因此,以史学家的眼光来看,离开了六年“西藏平叛”这个至关紧要而历来故意忽略的因素,就不能很好地理解一九六二年中印战争的全貌。

动向2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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