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不能抓,只是懒得抓

某天,在街上,我听到二个警察在谈话。一个警灿谠另一个说:“格毛(杭州方言:现在)的人,哪个抓起来没有事情,只不过是我们懒得抓。”猛听此言,我毛骨悚然。循声望去,那位说话的警察两眼灼灼然,对着满街的人露着狞恶的光。只要想抓,中国老百姓都能抓吗?!我不精通法律。从普通老百姓的立场,不损人利己就不会犯法;我从不损人利己,就乐得坦荡荡了。

别来烦我,去贴大字报嘛

1979年,我因为关心中国的政治前途,和朋友们在湖滨开辟了“民主墙”,警灿卩次上门警告。对面一个劳教回家的流氓很领会地用大石头堵死了我家的厨房。我妈妈去向居委会求助。居委会说那流氓不好对付,还是去派出所叫警察来。我妈妈去了,派出所那个户籍警对我妈说,叫你儿子来。我去了,那个姓王的警察一看到我,精神非常亢奋,大声训斥:“你不是不要共产党吗?你来找我们干啥!你可以往省委、市委跑嘛!你可以到湖滨贴大字报嘛!”

三十几岁了,不可能一点错都没有吧

1983年,“从重从快”运动起来了。杭州西湖区公安分局政保科把我从睡梦中“传唤”去了,同时疯狂、彻底地抄了家。接着是连着半个多月的逼问。我懵懵懂懂地不知道犯了什么法。政保科有个叫杨忠良的,操着一口北方话“开导”我:“你没有犯法嘛,也有违法吧;你没有违法嘛,也有错误吧。你30几岁了,连一点错误都没有,这不大可能吧。”唉,全家被抄得底朝天,10几天的车轮战,我也该向他们提供我的“错误”了。这位杨政保瘦长的黑脸显得那么真诚,他反覆表示,讲清楚问题就让我回家,否则……。对呀,我30几年来,从小到大,不是常被父亲教训吗,那不是错误是什么。我心里豁然一亮:我尿床、我丢过几次红领巾……。西湖区公安分局政保科最终讹诈不出他们需要的东西,只好作罢。这次事件留给我的唯有几段精彩的小笑话。除了杨政保的那段外,还有一个叫缪根生的园管局保卫科长。他用绍兴官话对我说:“你要老实交代,争取宽大处理。我们的法律是有弹性的。”我听了纳闷,反问他:“法律是准绳。准绳怎么有弹性?”听了我的反诘,那张可憎的嘴脸更可憎了:“你嘴巴不要老,3到5年、5到7年就是弹性。”我当时心里想,把一切帐都算到“四人帮”头上的时候,这笔帐是无论如何也赖不了的。

工作方法有问题而已

1989年5月18日,我太太33岁生日。我带着摄影机陪她去西湖玩,一上街就遇到学生和市民的游行队伍。在新闻界的声援队伍中,有许多是我大学中文系的同学。我就顺便拍摄了起来。“六四”后,杭州江干区公安分局政保科又找上了我。政保科长张宝裕多次要我交出这卷录影带。我拒绝合作。他们出动大量警力,连夜抄了我母亲、我岳父、我妻舅、我妹夫和我自己的家,以“参与动乱”的罪名把我投入黑牢“收容审查”。“审查”的内容除了“美国之音听过几次”,就是“陈立群到哪里去了?”(陈立群,79杭州民运人士;89时曾组织市民声援学生。其时,他已远遁。)关了近1个月无所获,临时将案件转了向,以从家中抄走的录影带《追龙》、《鬼胎》有半裸镜头为名,说我“播放(注意,不是传播。)黄色录像,罚款1,000元。”出狱后,我向市公安局声辩,“黄色”不是可以治安处罚的“淫秽”,因为共产党把凶杀、暴力、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统称为“黄色”。市公安局信访处一个女的说:“你水平高。我们认为黄色就是淫秽。”更为卑劣的是,这1,000元钱是我关在收容所时,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公安局向我弟弟索要的。当时,他们声称,交了钱就放人。这简直与绑架无异。信访处的女人说:“这是我们工作方法问题。我们会向他们指出。”

都是非法集会

于是我想,兴许是因为我不懂共产党的法律吧。

一九九九年1月11日,朋友来金彪在杭州西湖边一公园与人聊天,被上城区公安分局政保科以“非法集会”的罪名拘留10天。他感到很冤,怀疑警方是否滥用了权力,就根据警方的指点找来《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了解对照。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那上面明明白白、确确实实是这样写的:“本法所指集会,是指聚集于露天公共场所,发表意见、表达意愿的活动。”我读过几年书,心想,既然是集会,恐怕一定会有人数的下限吧,比如几人几人以上。天哪,我从前翻到后,从后翻到前,根本找不到。我感到恐怖、感到不寒而栗,心里不由又冒出前面那个警察的话,看来确实只要警察愿意,谁都可以被抓了──

二个人在公园(露天公共场所)约会(聚集),一个对另一个说:“我爱你(发表意见)。”另一个说:“我们结婚吧(表达意愿)。”这样的活动非法了。

几个朋友在广场(露天公共场所)邂逅(聚集),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听说你最近很赚了些钱(发表意见)。”另一个说:“希望你来帮我一把(表达意愿)。”这样的活动也非法了。

几个群众在街头(露天公共场所)闲聊(聚集),一个说:“目前的社会,当官的贪污成风,太腐败了(发表意见)。”另一个说:“再不清除贪官污吏,国家没前途了(表达意愿)。”这样的活动更非法了。

于是,中国老百姓在露天公共场所的一切社交活动都非法了,除了“文娱、体育活动,正常的宗教活动,传统的民间习俗活动,不适用本法。”自由恋爱当然不是“传统的民间习俗活动”,因为我们的传统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什么是传统的民间习俗活动呢?我们小时候常常听共产党的宣传说:万恶的旧社会,老百姓没有谈论政治的权利,连茶室里都贴上“莫谈国事”的禁示字条。教育我们的人说,封建专制独裁的黑暗社会,老百姓没有言论自由。另一方面我知道了,向来老百姓喜欢在茶室里“谈国事”。那正是“传统的民间习俗活动”。而茶室也有许多是“露天”的。

今天的中国老百姓能不坐牢吗,除了警察的宽容和恩典──“懒得抓”!

散布国际人权公约也不行

我想起了共产主义祖师爷列宁的那句话:“沙俄是各族人民的监狱。”没有个人自由、肆意侵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社会,与监狱无异。我常常想,贫困无助、缺乏社会公正、滥用不受监督的权力,一定是中国犯罪率居高不下的根源。看着那些笑眯眯的死刑犯,那种解脱生命的释重感,我感到深深的悲哀。美好的生命真是中国老百姓的重负吗?苛政猛于虎。没有民主、没有人权的中国已经是民不堪命!这样的统治者光荣吗?你们的良心轻松吗?

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的谴责声中,于去年10月5日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可是中国广大老百姓至今还不识这个《公约》的庐山面目。非常讲究宣传、讲究普法的中国政府,至今也没有向人民公布《公约》的正式文本。有人从浩瀚的书海里找出一份半文半白的《公约》,自己掏钱偷偷印了2,000份,被公安部门从家里查抄没收了。有人试图在茶室里向渴望了解《公约》的群众介绍《公约》内容,被公安部门以“非法集会”的名义驱散了,并有人被关押起来。

警察饭难吃矣

记得前些日子我被关押在派出所时(由于我的不同政见,被关押骚扰是家常便饭),半开玩笑地对小警察讲:“今后社会越来越民主,你们这碗饭也越来越难吃了。第一,民主社会赋予人们发展的机会更多,对腐败的监督更严,老百姓的心态平衡,犯罪率就低,你们的奖金就少。第二,民主社会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你们要用证据来证明罪嫌是否有罪,而不是打一顿,他自己说有什么罪就是什么罪。第三,劳教制度取消了,不经过司法独立的法院,你们不能再任意剥夺老百姓的自由,你们享受滥权的良好感觉没有了。”

养活他们来管自己

是的,滥用权力是一种野性的快感。面对着怯怯的受害者,自己似乎成了猎食动物。可怜的、无助的中国老百姓竟没有保护自己权利的法律、竟不知道这种使自己深受其害的权力就是从自己这里被剥夺走的、竟不知道关押自己的监牢是自己纳了税建造的,而对自己漫骂、暴打的人也是自己纳的税所养活的。

中国老百姓,你们的权利在哪里?!

中国老百姓,你们的法律在哪里?!

(1999.3.24)

《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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