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仁全:农民特殊方式表达对江泽民的憎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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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先后多次从城市到农村老家走亲戚,发现农民以丰富的想像力、特殊的方式表达对江泽民的憎恨与厌恶,令人啼笑皆非的同时,又感到是一种无奈的发泄。镜头之一:农民家里举办红白喜事,对前去送人情(币值)的亲友都要记帐,在一长串的帐单上,我不经意地发现了“江泽民”的名字,不解地问:“是不是搞错了,怎么会有江主席的各字呵?”记帐的人不以为然地说:“不写他写哪个?记着好玩的。”我也就没有放在心上。可是第二次又到一个农村的亲戚家里赶情,在一本长长的帐单上又发现了“江泽民”三个字,不竟大奇,围观的亲戚就开心地解释说:民间所说的第六十一位数是个不吉利的数字,是鬼数,叫鬼搞六十一,只有把江主席排在这位数字与鬼相伴了,我们这里做红白喜事,记帐时都写他个老家伙,不信试一试?“我就过细地数起来,数到第六十一位数时,果然是江泽民排在其中,曾经是泱泱大国不同一世的君主,还没有”归天“的时刻,在农民的心目中仅是一个与鬼神相伴角色。

镜头之二:我的一个农村的姑父去死了,按照风俗做成一男一女两个纸人作为殉葬品,在纸人堆里,我惊讶地发现有一个纸人上写着“江泽民”三个字,司仪神秘地告诉我说:有活人作陪,死者超度的要快一些,在阴间也不会受苦。另外一些亲戚就七嘴八舌地对我说:活人作为殉葬品有哪个最合适呢,只有江泽民这个老家伙了。

镜头之三:春节期间到农村老家给长辈拜年,在邻居一间猪栏上发现一付对联:上联是:邓小平先富政策方得个个头头肥大;下联是:江泽民小康思路才有头头个个该杀。看了不竟哑然失笑。

中国农民的性格中,有圆滑世故、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的弱点,另一方面,他们只有用咒骂和戏弄来发泄一下对现实不满的恶气。

在深入的调查中,我真正理解了他们发泄不满的原因。

以土地为本的农民被名目繁多的税费压的不堪重负,2002年在一个乡镇了解到,这个仅3、1万人的乡镇,要按照二十多个税费指标上缴3000多万元的税费,仅从乡镇到管理区,从管理区到村组的三级组织,且层层加码,巧立名目设置“非耕地承包费”、“零星地承包费”等费用户平达二百多元。

实行负担分摊,是加重农民负担的特殊方式,农民没有农林特产税的征收范畴,仍然按田亩分到亩平三十元左右的费用,不论养没养猪,户平分摊屠宰税七十元左右,镇里收取了修建乡村道路的费用后,村里修乡村道路再进行集资,农民用于耕地、耙田、只在乡村公路上行驶的手扶拖拉机还要按每台强行缴纳三百元左右的“养路费”。有一个刘姓的农户告诉我,他家4口人,耕地面积10、5亩,没有果园鱼塘,但分给他农林特产税192元,农业开发基金26元,只喂了两头猪,准备儿子结婚做事的,却要交屠宰税72元,防疫费27元;连居住的房屋下的土地,还要交“台基费”300元。农民苦不堪言,忍辱负重,向上反映了一次又一次,但天下乌鸦一般黑,有谁会真正的为弱势群体的农民说话?嘴里喊着减轻农民负担,实际上又变像地增加农民负担。

失学儿童过早地体验了人生的艰辛与无奈,每到一处,都能看到在亩间地头放牧的十来岁儿童,农田里能看到他们瘦弱的身躯在吃力地劳作。一些吃不来苦头的儿童,有的在村子里专门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家庭和社会无可奈何;有的流浪到城市上过着乞讨的生活。

一部份因生存压力而大量涌入都市的年轻农民,从卖力到卖身,无所不用,他们创造了都市的繁荣和财富,但都市一群中产阶级的“有钱人”给予他们是无穷的伤害和创痛。一对从深圳特区回来的年轻夫妇对我说,他们在一个私营业主的工厂做了两年的服装,实行的是“全封闭式管理”,开始许以年底发工资,一群老实善良的内地农民相信了老板的骗人鬼话,在戒备森严的工厂里两年没有走出那个场房,等他们明白过来时,合同到期的老板已卷款逃之夭夭了。在这没有监督制约的制度里,谁会为他们真正说话?小两口欲哭无泪,身心憔悴地回到土生土长地农村。

闲暇之余,他们会在一起肆无忌惮议论这个制度下的人和事,他们对这个制度的恨,转换为对江泽民的憎恶也就可以理解了。他们用戏谑的方式表达对江泽民的不满,也就是顺理成章地事了。

2003年12月17日

大纪元首发

《曾仁全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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