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中国地下文学与查禁 ——简述我参与的两个地下文学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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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后,我在成都先后参与了两个地下文学群落的活动。一个是从一九六一年初具规模,到七一年正式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几经波澜,终于烟消云散的“星四聚餐会”,又称“红色逍遥兵七零八落部队”。另一个是从一九六三年开始集聚,绵延至今的“成都野草文学群落”。说是群落,因为这些人既无一定的组织形式,又无文学纲领,更没有带头人。连欧洲上流社会清谈的「文艺 沙龙」也不算,因为,他们只是在当时严酷的现实中的一群底层行吟者,于饭馆或茶馆中交流他们的作品,切磋由于自身苦难和读书中产生的权利意识。在那时,不仅处于主流文化外的地下状态,且随时有被人告密而锒铛入狱的可能。

“红色逍遥兵七零八落部队”由一批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为主构成。聚餐时,逍遥兵们讨论的题目从诗歌到小说,再到戏剧、历史、音乐、绘画、电影、外文等包罗万象,无所不及。

一九六一年初秋的一天,院邻谢朝崧老师对我说,欲介绍一位传奇性的诗人与我认识。谢老师毕业于昆明工学院,在成都东郊107保密工厂当教师。当时,我刚随母校成都工农师范学校的师生,到龙泉驿八一公社支农半年后返城不久。由于在乡村见到饿死不少人,胸中有太多的表达冲动,而且,我正处于学写诗的高峰期,于是便答应下来。谢老师说,传奇性的诗人叫尹金芳,笔名尹一之。之所以传奇,是他能独善其身,没有大的波折。

这位尹一之,射洪县人,是唐代大诗人陈子昂的同乡。五十年代初期毕业于中央公安学院重庆分院短训班,(后并入西南政法学院)因其叔父尹九参加过蓝衣社,在老家被判刑劳改,尹一之遂被当局取消毕业分配。一九五八年初,他在自谋的小学教师岗位上,已做到校长职位,但为避“反右”(工农中不划右派),他以近三十岁的年龄,毅然到西郊成都阀门厂当学工。显示出无奈中的智慧。

谢老师拿出他珍藏的前五期《星星诗刊》,第五期上有尹一之写给一位姑娘的情诗,迄今我还记得其中几句:浮云是你的笑容/青山作你的裙/你用你脸上的红霞/燃烧了我的心。刚出校门,看惯了课本和报刊上的大跃进民歌。第一次知道,成都还有《星星诗刊》,有流沙河和石天河,有《草木篇》和《蝴蝶篇》,还有民间的尹一之等一批人。据谢老师说,一九五七年六月,流沙河写出著名的《亡命》诗:今夕复何夕,亡命走关西。狂风摧草木,暴雨打蝼蚁。曲悲遭千指,心冷横双眉。逃死奔生去,焉敢料归期?……尹一之从省文联内部得知,曾私下劝过流沙河,“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1962年,我陷入初恋,习作增多,步行到尹一之厂里单身宿舍,找他求教的次数也增多。一次,谈得兴起。他说他大多数作品都不能发表,因为不能示人,权且叫做枕下文学或抽屉文学好了。我见他黑油油的枕边有一本《孙子兵法》,感到好奇,他说这叫“无为而无不为”,我似懂非懂,无言以对。他解释说,林语堂讲“道永远顺任自然,不造不设,好像常是无所作为的,但万物都由道而生,恃道而长,实际上却又是无所不为。”我若有所悟,第二天赶紧到省图书馆借书查阅。

1964年我看了《早春二月》等批判片,又听尹一之给我讲解苏联电影《第四十一》,知道了导演格里高利•丘赫莱依。他还特别提到三十年代梁实秋和鲁迅的论战,使我明白了世上确有超阶级的爱同美,确有超阶级的人性,确有超阶级的文学。尹一之反感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口号,说是毛泽东的反攻倒算。我很好奇他哪来这么多消息。那几年,看了一些外国电影,不仅学会了主题曲,思维也受到启迪。由于失恋,我深切地感受到,在革命的浪潮中,人性中的真善美和爱情中的快乐、苦涩等,常常被吞没。

1967年春节,我返蓉探亲。又是在中南大街的市美轩餐馆分店,听尹一之吹牛。他分析了文革的形势,表示同情刘少奇。还讲到江青(蓝苹)的一些旧事,说林彪尖嘴猴腮成不了大事。六八年春节聚餐,尹一之说,诸位大多没有参加群众组织,因此格外逍遥;而且,我们之间分散各地,不如把“星四聚餐会”戏称“红色逍遥兵七零八落部队”,引来一阵哄堂大笑。文友们对冠以“红色”,亦心照不宣。他还当场约文友们夏天去峨眉山,效仿庄子“逍遥游”,我因假期已完,没有答应同去。

1968年夏天,他们去峨眉山,下山时,把沿山石砌的毛主席语录墙一路推倒。还用粉笔把自己的诗词,书写于寺壁、山崖之上。以凝练的题诗,表达了对文革的愤懑之情,揭露出文革中万家墨面、血流成河、争权夺利的实质。这就惹下大祸。

1969年下半年,“红色逍遥兵七零八落部队”被文友带来聚餐的人检举揭发。成都市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当时正追查攻击中央文革小组的信件,以为这批人是重点追查对象,马上布置跟踪,准备钓大鱼。一天,保卫组人员发现文友尹胖子从家里转移一口大皮箱到郊外,判断他是转移反革命组织的纲领和文件,于是立即抓捕了他,但打开大皮箱翻看,却发现尹胖子转移的是尹家的族谱。保卫组人员大失所望,马上布置把“红色逍遥兵七零八落部队”的主要成员,抓进成都工学院的群专大楼关押。之后,逍遥兵们被分别押回其工作单位批斗。

1970年1月初,我突然被四川石油筑路处土建队的群专队揪出来批斗,一直延续到六月中旬。每天照样出工,晚上接受喷气式批斗,写坦白交待。有时,被抓去处公审大会陪斗、批斗。不但头吊黑牌、拳打脚踢,还被扯断不少头发。军管会和群专队命我交待与“红色逍遥兵七零八落部队”的关系,说成都已掌握了此反革命组织,攻击中央文革小组的信件。我不知所措,只能避重就轻革自己的命。军代表找我训话,警告我说谢某已交待了我的早期反动诗《乞丐》等。我只能依样画葫芦,把文革初期向工作组交待过的反动诗作了重新交待,并重点交待受到谢某的影响等。而对其他人,则基本不提,或假装不认识。六月下旬,我被开除临时工队伍,八月送回成都,继续在派出所接受审查。

在此期间,专案组人员多次传我去派出所,逼我按他们的要求坦白交待。记得有一天下午,他们要我当场签字画押承认八项罪行,其中最严重的是“组织上山打游击”和“组织收听敌台和放黄色唱片、唱反动歌曲”两项,说他们已经掌握了证据。我与他们争辩,他们拍桌子打巴掌,惊动了董天滂所长。董问怎么回事,他们说我气焰嚣张,拒不交待。我申辩说,没有的事不能承认。董因被造反派殴打过多次,而我从来没去造他的反,就劝专案组人员放我回家好生想,明早再来交坦白交待。专案组人员看他的面子,就答应了。我回家后,找到谢朝松,串通了供词,第二天才去交卷。

审查到七一年十一月才结束。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四川省成都市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71)人保刑字第422号刑事判决书,尹一之被以反革命罪判处管制三年,谢朝松被以反革命罪判处,将帽子拿在群众手里,交群众监督改造,以观后效(文革中特有的判决方式)。我被缺席判处,“罪行较轻,不予刑事处分”。未通知我本人,实则对我实施内控,出门要请假,派出所经常来查夜。其他十一人,被以反革命罪分别判处不予刑事处分、管制或有期徒刑。只有谢朝松的大学同学尹胖子被另案处理,被以反革命罪和投机倒把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1979年,文友张江陵(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所翻译员)等对原判不服,提出申诉。经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79)刑申字第14号刑事判决书判决:“经本院复查,张江陵、邓先根等在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期间,常在一起‘研究文学’、‘评论形势’,其内容主要是反对林彪和四人帮的。原判以‘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罪,判处上列人员是错误的。据此,特依法判决:撤销原判,宣告无罪。”这次我被通知到中院现场,法官要我们感激华主席。张江陵和我高声反驳法官:不需要感激华主席,历史已宣判我们无罪。宣判后我们高谈阔论,说专制犹如酒桶,现在毛已去世,桶箍崩裂,专制必然散架。对时局寄托了些许幻想。

“红色逍遥兵七零八落部队”平反后,尹一之托谢朝松带话,说知道我去找过他。邓先根到过几次谢家,其他逍遥兵与我再无来往。1980年三月,我介入另一地下文学群落《野草》,遂与他们渐行渐远。关于“红色逍遥兵七零八落部队”的情况,可以查看我的文章:蔡楚:红色逍遥兵七零八落部队:
http://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66515

“成都野草文学群落”,由一群居住在成都锦江两岸的失学青年和失业青年为主构成。最初的圈子有邓垦、陈墨、徐坯、殷明辉四人。后来,在邓垦和陈墨周围不知不觉地集聚起一个独立追寻的文学群落,仅是当时居住在成都锦江河畔的就有二十馀人。高峰期,曾有众多老、中、青介入。但至今,常有来往的诗友也就是二十馀人。

早在六十年代初期,邓垦和陈墨便显露出他们的文学才华。一九六三年,邓垦就编有自己的手抄本《雪梦诗选》、《白雪恋》、《海誓》等诗集。一九六四年,陈墨也编有手抄本《残萤集》、《灯花集》、《落叶集》、《乌夜啼》等诗集。二人志趣相投,并合编了手抄本《二十四桥明月夜》小诗合集。蔡楚亦在1964年编有自己的手抄本《洄水集》、《徘徊集》等诗集。

陈墨在一九六四年写出了《无妻儿》:等级化的图案/勾引着性欲/赤橙黄绿青蓝紫/沦为后宫/月牙泉渐渐干涸/左摆 右摆/椰树林群情亢奋/从赤道划来的独木舟/搁浅?/秩序像笔顺/老师支支亚亚地/在黑板上写/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最后/全部刷去/并带走我/图案化的性欲/和风的鼓动/海滩的出卖。/象征性地表现了他单纯的质疑。

一九六七年秋,邓垦写出了《在那个阴暗多雨的季节》:你的歌难道只仅仅是秋雁呼唤的长空,/夜半冷月下的流萤徘徊在荒冢?/你的歌难道只仅仅是神往于一个桃色的梦?/白云深山里几声清淡的清淡的暮钟?/不,我相信人们将真实地评价你,/正如落叶最懂得秋天,寒梅不欺骗春风,/当他们提起,在那个阴暗多雨的季节,/血,是多么红,心,是多么沉重。/形象地表达了他对文革的控诉。

一九六八年八月,蔡楚写出了《依据》:花开花落 潮涨潮退/星际运行 人死人生/我们只是一朵浪花/一片浮云 或者是/一个分子式 一颗小/小的 小小的 机器/制造出的螺丝钉/但纵然是死无轮回/我也要直问到——/那绞刑架上的/久已失去的/——依据。/直接表达了他在艰难中的持守和独立意识。

一九七六年,冯里写出了《自由》:你在哪儿?/一个监狱接着一个监狱!/一把锁链连着一把锁链!/你痛苦地记在历史的卷帖上。/你在什么地方?/一张书页连着一张书页,/一种思想接着一种思想!/你悄悄藏在人们的记忆上。/深切地倾诉了他对自由的渴望。

一九七七年,野呜写出《探监》:母亲带着小儿子去探监,/走过一道又一道铁栅栏。/这监狱又深、又冷、又阴暗,/从一九七六一直连着焚书坑儒那一年……/妈妈,这儿关的是老虎吗?/不,这儿不关老虎,关的是人权。/妈妈,人权是什么呀?/就是手不愿在地下爬,背不愿变弯。/生动地揭示了中国奴役人的劳改制度的黑暗。

此外,陈墨在一九六四年写出的《未及》、《蚯蚓》,一九六八年写出的《零碎的爱》和《她要远去》,一九七六年写出了《天安门》,一九七九年写出的《野草》,邓垦在一九六四年写出的《归来啊,我的远方的恋人》,一九七一年写出的《当春风归来的时候》,一九七九年写出的《三峡》和《海螺》;蔡楚在一九六一年写出的《乞丐》,一九六四年写出的《别上一朵憔悴的花》,一九七五年写出的《透明的翅膀》,一九七六年写出的《等待》,一九八零年写出的《我的忧伤》;万一在一九六七年写出的《望》,一九六八年写出的《弹洞》,一九六九年写出的《血夜》,一九七六年写出的《纤夫》;徐坯在一九六九年写出的《梦》和一九七一年写出的《夜巡》;阿宁在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四年写出的《活着为什么》和《坑和人》等。都是在这“后代难以想像的恶劣环境下”(陈墨语),诗友们曾有过的挣扎、反抗、梦想和追求的真实见证。

一九七二年,在陈墨的鼓动下,邓垦把众诗友的习作选编出一本《空山诗选》(十四人,一百五十首)。尚未油印成册,友人某某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锒铛入狱。邓垦夫人恐连累众诗友,遂将这手抄孤本付之一炬。一九七六年,诗友吴鸿又编了一本《空山诗选》,也因文字狱之故,被迫又将这手抄孤本烧掉。

一九七九年三月,在陈墨的发起下,诗友们创办了成都地区第一份民刊《野草》,由陈墨任主编,万一、邓垦、徐坯、冯里等任编辑组成编辑部,并公开油印《野草》,张贴在成都的盐市口、春熙路等地,走向社会。陈墨说:“《野草》不仅固化了诗友间的相互影响,也使探索成为凝聚力;而想在新诗史上独树一帜的派别理想,也得以初步尝试——那就是卑贱者不屈不挠的野性,我们当然以此而自豪,并认定这便是我们人生价值之所在。”

《野草》虽只出了三期,并被当时的成都市委书记正式宣布为反动刊物而被迫停刊。但影响还是有的。为了延续《野草》的生命,七九年十一月十八日魏京生入狱刚半月,诗友们决定《野草》以手抄小报形式,并更名为《诗友》继续办下去。从公开转入地下,作为《野草》同仁间联络感情,互学互勉的纽带。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邓垦终于手抄编写完《诗友》创刊号,但至蔡楚编辑的二十八期又被当局定性为黑刊。

一九八八年二月,大约气候适宜,邓垦、陈墨、蔡楚和孙路共定《诗友》复刊。孙路说:“说真话,抒真情,捍卫自己的人生基本自由,用笔记录真实的历史和人生,已经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无法改变的道路。”“六四”事件发生,诗友孙路、潘家柱、滕龙入狱,《诗友》再停刊一年,九零年复刊至九三年底共出八十一期。一九九四年,诗友们集资出了本没有书号,不能公开发行的《野草诗选》(四十五人,三百六十九首),九九年又出诗文选集《野草之路》。

2000年11月,“野草”文学群落又恢复出刊,刊名仍用《野草》。2004年6月9日,陈墨主编《野草》第93期,“甲申360年祭奠专号”。其祭奠二字触痛了当局的神经。《野草》遂被查封。陈墨不仅被抄家,还连累其妻李明达,被以“政治问题经济处理”抓进监牢,判刑5年。

2007年9月,由川师李亚东撰写的《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成都“野草”诗歌群体》作为一个章节,编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曹万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汉语新文学史》正式出版,全国公开发行,原文六千余字。2011年1月,西华大学王学东教授发表《成都野草诗群与文革四川地下诗歌的“空山之境”》。2012年3月,川师教授李亚东发表《查勘地下文学现场——从一九六〇年代蔡楚的“反动诗”说起》。2012年12月,王学东教授在《蜀学》杂志第7辑发表《当代四川诗歌的精神向度——以成都野草诗群为例》。

2016年9月,诗友们又集资,自费印刷了《野草诗三百首》。2017年3月,邓垦选编了《野草散文选》,还是自费印刷,不能公开出版。

“红色逍遥兵七零八落部队” 的特征,是在“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年代,勇于逍遥。我们所谓的“逍遥”,表面上是指文化人的逃离野蛮、大隐于市,以及对艺术的唯美追求,但其核心是一种“权利意识”,即对于人性、人权以及人的尊严的追求。“逍遥” 出自《莊子 逍遥游》,有道家思想的蕴意。我们都寻找着精神的他乡,都生活在远离‘中心’的别处,渴求自由自在的精神层次。

而“成都野草文学群落”,则在反抗与“空山”之间挣扎。只有少数几个诗友具有不屈不挠的野性和“权利意识”,而且一以贯之。“野草” 中“诗友”二字,以友字为重。诗友间十分珍惜那种神交意会的依托感,比较淡泊地看轻文艺的功利性。因此,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即使少数几个诗友进入官方文学体系,但诗友间自悦自乐,相互切磋的方式至今不变。

“空”是佛教对世界的基本认识,是佛学的核心。而“空山”这一诗学概念源于佛教,并不指山中的一切皆空, “空”是一种心理体验,即“心空”。但“野草”的地下诗歌中,“空山”直接针对“中心”的权力,是远离中心的“茶铺”。“茶铺”恰好成为了“空山”的理想之地,“野草”也在“茶铺”中获得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关于“成都野草文学群落”,可以查看:

蔡楚:勇敢是信念和智慧的果实

蔡楚:勇敢是信念和智慧的果实


李亚东:“在那个阴暗多雨的季节”——记成都“野草”诗歌群体
http://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29039
王学东:当代四川诗歌的精神向度——以成都“野草诗群”为例(一)

王学东:当代四川诗歌的精神向度——以成都“野草诗群”为例(一)


李亚东:《查勘地下文学现场——从一九六〇年代蔡楚的“反动诗”说起》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66230

中国的地下文学是一条长河,从古流动到今天。从成都两个地下文学群落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出地下文学的历史真实性和美学有效性。作为作家不能过于看重名利而只活在当下,翻开中外的文学史,不少传世的不朽作品在作家生前都未曾发表。他们当初为何写作?文学作品从某种意义上看,只是个人通过美的表达而自我救赎的过程。中国的地下文学充分证实了,即使社会是丑恶的,人性中却仍有爱与美的闪光。这些地下作者是同时活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他们的孤独是遗世独立的苍凉的问号。

中国的地下文学需要发掘整理研究,活化石当继续发现以见天日。死去的,如北大才女林昭曾创办《星火》杂志,1968年她被枪毙后,林昭的档案,包括在狱中写的大量血书、诗歌等,1980年代曾一度开放,但不久又被封存。2005年,独立中文笔会特设“林昭纪念奖”,年年纪念这位思想先驱和自由斗士。像林昭一样的化石还有不少,如遇罗克、冯元春等,今天,还悄无声息地躺在档案馆里。

目前,大陆言说控制屏蔽越加严苛,许多作家的作品都不能公开出版,但他们面对历史的自白还在继续。 这种“所谓“岩浆在地下运行”等待的状况已经太久,使我担心时间久了,写作者会像刘晓波一样被谋杀成化石,而化石也会风化。因此,急需发掘和抢救这些写作者的作品,在国际上翻译成多种文字,公开出版。

“红色逍遥兵七零八落部队”和“成都野草文学群落”是地下文学藏经洞中的一部分,区别于那些浮游在地面上的泡沫文学。如果说,上帝的童话是天堂;那么,人类的童话就是家园。而地下文学的藏经洞,就是我们终身追寻的心灵自由的家园。

72岁的蔡楚仍在写作,今年七月,我写了两首诗:

蔡楚:七一

红旗和气球的雾霾下没有人
没有血腥,没有一丝痕迹
步枪华丽转身后哼唱着他的梦

影子被拉长,揉碎在白夜里
梦境中谎言被镌刻在奖章上
挂在共产党万岁的胸前

坦克碾过六月来到七一
化作南湖的木船
桅杆半拖挂着黑玫瑰花旗

黑色的神秘
驶向悲伤的彼岸
唤醒记忆和良知

2017年7月1日

蔡楚:雨后

银河倾斜纷飞如洪
穿过橘子洲头
席卷万山红遍

一个灵魂没有远去
彩虹一样反射在中国上空
没有责备这个亏欠的世界

直播开始了
死神站起来祭奠
从此人们救不活自己

淹没了的红色祖坟
不需要软埋
只需要颠覆

2017年7月13日

注: 此刻,以一首歌给晓波送别。晓波和刘霞像双彩虹一样,在我心中升起。

2017年7月25日初稿
2017年7月26日定稿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9/4/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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