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由於社会变动太快所引起的心理不平衡和恐慌、失落感,就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因进步过快反而导致痛苦的例子。物质总是从浓度高的地方向浓度低的地方移动,社会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也是如此。

一·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三个阶段

上个世纪,目睹资本主义社会中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阶级冲突,许多本着善良愿望的知识分子,开始激烈地批判资本主义,并且展望、预言一个公正、平等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社会。本世纪初,社会主义在俄国首先实现。经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成为一个由众多国家组成的国际阵营。然而,十九世纪社会主义预言家预言的社会公正、平等并没有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相反,是以一种更大的不公平、不平等代替了原来的不公平、不平等。人类的智慧和良知受到了空前的无情嘲弄!

大致上可以说,对许多人来说,特别是对那些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生活过或一度相信过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对共产主义实践的认识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反思。第一个阶段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残酷使他们看到共产党的实践和其理论的严重脱节,从而产生了要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改造、改善共产专制的愿望。这是对共产主义实践的批判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对马克思的基本原理产生怀疑,这是对共产主义理论本身的批判。

这两个层次的批判都是必要的。首先,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的确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明显的脱节。例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等级制度和领袖终身制,不但在马克思著作中找不到根据,而且是马克思所坚决反对的。但另一方面,为什么所有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最后必然都导致等级制度、领袖终身制和极权主义,看来虽然“查无实据”,但总也是“事出有因”的吧。

王若水先生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郑义先生的《马克思主义清算》可以说分别反映了批判共产主义这二个阶段的批判。虽然王若水先生宣称自己仍然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已经否定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从这个角度上看,可以认为它已经否定马克思的基本原理,他所信奉的已经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郑文则认为列宁主义的基本谬误在马克思主义本身中都可以找到必然的根源,因而就从根本上也否定了原教旨马克思主义。

一个有趣的差别是王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精华是“唯人主义”,而郑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要害是将一切归结为生产关系和制度问题,而根本上忽视了人的存在。本文暂不分析这种理解上的差异。我们想指出的是,这两篇文章的批判都没有牵涉到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和价值观问题。虽然郑文的批判相当彻底,但是他的重点仍是马克思主义为达到理想所采取的手段,甚少关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大同的理想本身。共产党专制在替自己辩护时所持的理由之一就是“实现伟大目标所必要的代价”。共产制度许多罪恶,皆在其美妙理想国的名义下进行,所谓“目标伟大,不择手段”是也。然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理想国,果真是如此美妙以致值得不惜代价去追求吗?!为了彻底批判马克思主义,有必要对其终极理想进行反思。这也许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第三个阶段。

好象是斯大林说过的吧:“伟大的理想产生伟大的意志”。这种对实现完美社会,“替天行道”的承诺,成了导致共产党极权主义的一个原因和主要理由。完美理想导致丑恶实践。“完美理想,完美理想,多少罪恶借汝之名以行!”一旦否认有绝对好的东西,就失去了绝对权力的必要。对於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的批判,应该成为马克思批判的必要的一部分。

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公平的价值,这具体体现在制度性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上。二.完美的价值,即“人的充分、完善发展”的理念。以下我们在第二节和第三节分别讨论。第四、第五节则联系当代社会谈谈被马克思主义完全忽视了的社会进步的异化问题以及值得思考的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

二.马克思公平观念之失误

“按劳分配”最大的问题是不现实:由于劳动价值本身没有明确标准,由于劳动本身的越来越复杂化、社会化,由于劳动和娱乐日益难分,“按劳分配”在现实中越来越难以精确操作。实际可以操作而又比较公平合理的只有“按市场需求”分配。

一旦进入“劳动成为人们生活第一需要”境界,劳动和娱乐的区分也就消失了。现代许多从事创造性劳动的知识分子如诗人、美术家等等,生计艰难。这可以说是极大的不公平,但从他们的劳动即为高级享受的角度来说,也是求智求仁的选择。“按需分配”更玄乎。“按需”是指根据需要还是满足需要?若是指根据需要,则具体如何根据法才能做到公平?社会主义国家的等级差异,不就是在“工作需要”的名义下大行其道的吗。若是指满足需要,则很明显的,人类需要是没有止境的,永远得不到满足。当然可以解释说是那指满足人们正常的消费需要,但正常消费需要和浪费一样也是没有止境的。需求的无限和资源的相对有限决定了“按需分配”的无法实现。

列宁有句名言“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制度加上全国电气化”。五十年代,我们对共产主义物质极大丰富的理解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在今天的人们眼中看来,这不过是起码的生活设施,那里说得上极大丰富呢!

无论“按劳分配”还是“按需分配”,都是为了追求“平等”这一目标。然而只要存在优先权,就无法达到彻底的平等。而优先权是无法消除的,全国最好的医生,不可能平等地给所有的病患者看病吧!况且新的产品、新的服务不断开发,而这些新东西一开始显然只能向少数人提供,为少数人享用。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到火星去旅游会象今天到公园里一样成了所有人的正常需要呢,但在开始阶段肯定只有少数人才能享受到这一服务。马克思没有充分估计到科学的发展,会使新的服务、享受和新的不平等不断产生。

说到底,平等是一种应该期望而不能完全占有的理想境界。人类社会的发展只是以多元的不平等代替一元的不平等,以新的不平等代替旧的不平等而已。人类社会最初的不平等是单纯的,主要就是地域和生理的不平等,占有较好的自然环境的群落和体力、智力较优的个人就有了某种特权。后来发生的社会性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了冲淡了这种自然的不平等,因为一个生理上优秀的人可能出生在一个不利的家庭背景中,而一个生理上处于劣势的人可能出生在一个特权家庭。不平等形式的多元化,恰恰是冲淡不平等导致的痛苦的方式之一。因为不平等的方式越丰富,人人都摊到某一方面的不平等,结果反而平衡了。运气再好的人也不可能事事如意的。其实,在社会不平等减少到最小限度的情况下,人的天然的生理上不平等反而会充分暴露。

缓和不平等痛苦的另一个方式是由一种不平等替换另一种不平等。同一个部位的反复创伤,在某些场合可能因麻木而痛苦得以缓和,但更多的情况下则是使痛苦加剧。机体对新部位的创伤,往往有较大的抵抗力。因此人类宁可用一种不平等代替另一种不平等,也不能容忍同一种不平等维持太久。

至于说未来,在保留私有制的情况下,最后剩下的社会不平等,恐怕就是遗产的不平等了,因为遗产不是本人劳动所得。这还至少可以通过改进遗产法来加以限制。至于广义的遗产,包括遗传基因,其不平等恐怕永远是无法消除的。现在某些气功和特异功能大师声称他们可以做到改变基因结构和“改命”,究竟如何不得而知,但这至少反映争取基因上的平等,已成某些人的理想。也许将来人类可以某种程度上改变遗传基因,于是人人可以将自己变成第一流的才子佳人、俊男美女,难道这种人人完美无差别的世界是我们所希望的吗?这正如人人希望长寿,但如果人人长生不老,你走在路上虽是遇见你的曾祖父母、曾曾祖父母……成天要请安问好,这是我们所希望的吗?生命之所以可贵,只是由於他的有限性。平等之所以值得追求,只是因为有永恒的不平等存在,只是因为它难以实现。不平等的替换,犹如水的流动循环。一旦一切平等,绝对平等,恐怕人类社会也就死水一潭没有一点生气了。

马克思要追求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犹如宗教徒向往永恒的天国,作为普通人的心灵安慰,作为理想主义的宣传,都未尝不可,但要由政治家,特别是执政的政治家采用行政力量认真地去付诸实践,就蕴涵着极大的危险。

三.马克思完美主义之失误

现在来看看马克思主义理想中的“各尽所能”方面。首先应该指出,“各尽所能”的“尽”,在德语原文中是 nach,在英语中翻译成 according to,俄语中是 po,都只是“按”的意思。这可以说是翻译的失误。但是马克思主义确实把“人的充分发展”看作一个终极价值的,却也是不可否认的。“尽”就是没有余地的极端状态,或者说完美状态。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可以说是一种完美主义的体现。

但是,总是“尽其所能”,不是太累了吗?!少数精英分子或许愿意选择这种“追求完美”的生活,以充分发挥自己所有的潜力为目标。但放松一些,留有余地,过优哉优哉的生活,返朴归真于自然,恐怕是更多人的正常需要。维纳斯美神添上了双臂,就使人失去了想象的余地,这里体现了“缺陷美”的原理。尽善尽美就失去了改进的余地,前进的动力。甚至罪恶本身也是这个世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没有罪恶,道德就失去了“用武之地”和存在的必要。一个从来没有上过战场的英雄算不算英雄?他至多只是个潜在的英雄。在没有罪恶的世界中,英雄也就不存在了,道德也就不成为道德了。因此,罪恶有其衬托道德的正面价值。至少,在很少罪恶的世界,犯罪是需要一点勇气的。犯罪往往是对原始兽性的归复,这或许也是某种必要的张力,因为人类如果完全失去了兽性,那也不见得是好事。罪恶之不可避免,就像生物链之需要虎狼等食肉动物一样。

  当然,“取法乎上,仅得其中”,追求高於现实的理想,完全可以理解。作为宣传家、鼓动家,美化理想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对思想家、理论家来说,这就是一种片面性了。

四.当代人类的主要问题:进步的异化

人类所构思过的乌托邦可以分为保守性的和进取性的两类。前者可以举中国“桃花源”为例,在这个保守的乌托邦中,社会是停滞而平静的,那里的人们超脱於外部世界的纷扰,“不知晋、魏”朝代之变迁,过着悠哉悠哉的生活。后者就是马克思共产社会式的“物质生产高度发展,人的潜能充分实现”的完美主义的理想国。非常可能的是,同保守的理想国相反,那里人们的生活将是十分紧张而辛苦的。应该说,这两种乌托邦是两个极端。理想的状态应该是社会以适合人类适应能力的速度发展。社会如果不发展、不进步,没有新事物,人们就必然感到厌倦、无聊。但是如果新事物以高速度层出不穷,人们有会感到穷於应付,感到压力太大。例如现在的计算机技术的日新月异,软件的加速更新,已经使越来越多的人感到疲於跟上。一个新的软件刚许会使用,还没有时间去好好运用,实现价值,就被更新的软件淘汰了。于是人们就始终在学习而没有运用,永远处于为跟上和避免被淘汰的紧张学习之中。

人类自诞生以来,由基因结构决定的适应能力并没有根本性的突变。但是现代社会却以加速度发展,现代人类的神经因而日益紧张化。Alvin Toffler 在其名著《未来振荡》中指出,今天人类面临的未来振荡,类似於亿万年前人类的祖先被缩小的海洋抛到新产生的陆地上时面临的环境激变所导致的振荡相似。

如果说技术的过速发展带来紧张的话,那么价值观的过速发展就更是灾难性的。量子理学创立人普朗克科学新理论无法说服旧理论的信奉者,新理论的确立只有等反对者自然死亡而淘汰。而《科学革命的结构》的作者,科学规范理论的创立人库恩认为这是科学革命进程中的普遍规律。科学信念如此,伦理价值观更是如此。世道改变,人心不古,总是使每一个时代的遗老遗少痛心疾首。

中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由於社会变动太快所引起的心理不平衡和恐慌、失落感,就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因进步过快反而导致痛苦的例子。物质总是从浓度高的地方向浓度低的地方移动,社会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也是如此。由于在毛泽东时代的近三十年中,中国大陆一直停滞不前,现在国门突然打开,内外压力相差太大,导致外部世界对大陆内部的巨大冲击和大陆内部状态的激剧改变。这种激变,就世界范围来说,是政体各部的平衡化,而就中国内部来说,就是所谓“飞速进步、发展”。这种激变必然引起普遍的不适应和恐慌。因而我们曾建议在中国大陆设立

“保留地”(《中国之春》一九九三年第三期吴逸夫《从公有制保留地谈起》),给坚持既定价值观,无法适应新环境的人们以自得其乐的余地。当然这种保留地的居民应该是真诚的公有制和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是口唱高尚理想而内心觊觎权力和特权的伪君子、假道学家。人类社会的终极价值标准,也许可以说是“一致性”或“真实”。一个提倡性自由的人,显然比口上高唱仁义节操而背后男盗女娼的人更值得宽容。“真、善、美”三大标准中,“真”是第一位的。因为没有起码的真实,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就根本不可能,人类社会将不复存在。尽管从某种角度看,人们使用语言来掩盖自己不知道什麽,甚於用语言去表达自己知道什麽;但是不知道或下意识隐瞒,毕竟不同於故意隐瞒和歪曲。传达真实信息,至少是自己认为是真实的信息,毕竟是人类语言得以维持社会联系的主要功能。毫无疑问,幸福主要是一种心理状态和心理感受。对於幸福来说,对目标的追求过程较之占有目标的结果远为重要而根本。经历丰富的人都知道目标达成之后随之而来的往往就是失望和厌倦。如果承认幸福基本是一种动态的过程。那么,社会进步的适当速度,即能满足人类幸福感受的速度,对於人类的幸福才是至关重要的,而终极目标却是第二位的。

在民族生存竞争残酷的时代,落后就会挨打,就会亡国亡种,快速的进步有其不得而为之的理由。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和平共处原则的日益深入人心,超出人类适应机制的快速进步,将日益失去其必要,其消极面也将日益凸显。除非某年某月某天地球(或太阳系)将因天体运动的自身原因而毁灭,那么人类为了赶在这一天之前在外星、外系建立起生存据点而必须加速发展。但那应该是部分科学家们的事情,没有必要将全体人类拖进这场同宇宙的抗争之中而迫使大家放弃日常的生活享受。

任何东西都会异化的,马克思没有看到,至少没有充分看到权力异化的可怕。另一方面,可以说马克思也一点也没有看到社会进步本身也会成为一种异化。如今的人类世界,进步的异化,包括普遍的紧张、失落及其所引起的吸毒颓废,还有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等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人类社会的主要关注。马克思所担忧所警告的“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没有出现,马克思所预言所承诺的共产主义理想国也同样没有出现。当今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都是马克思连想都没有想过的问题。虽然马克思的警告有其正面的作用,但马克思无论如何不是一个成功的预言家!

五.从“大同世界”到“大谐世界”

当然,我们无意将一切罪恶归於马克思主义,毕竟,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一度盛行还是有客观条件的。从某种角度来说,“各尽所能、各趋所需”理想国只是人类千古的“大同世界”理想的现代版本。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进行反思的同时,我们是否也应该来对人类千古的大同理想进行一些反思呢?至今为止人们所构思的各种各样的大同理想国,基本上都是对某个具体完美制度的一元化构思。一元化的大同世界忽略了人性、人的需求、追求是丰富多采。而人性的丰富多采,随着社会的发展必然越来越扩大。

人在饥饿的状态下,对食物的选择当然差别不大,只要能填饱肚子就可以了。但在填饱肚子之后,如果把饮食当做一种较高层次的享受和文化,则个人之间、民族之间的品味差异就相当大。总之,在满足低层次的基本生理需求时,人性虽然没有明显的差异,但是在满足较高层次的社会的和心理的需求时,人性的差异就明显起来了,层次越高差别越大。因此,显而易见的,在未来社会中,人性的差异将比我们现在能够想象的大得多。

为海外民运的内斗而深深困惑的刘宾雁曾一再感叹道:“中国人一旦脱离了中共的控制,相互关系中的问题反而更多,也更难解决了!”其实,这并不奇怪。在中共的控制下,人们追求的是基本人权,这时就表现出基本的共同性。海外民运由於摆脱了中共的直接控制,人性的丰富性就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差异、矛盾自然就大了。丘吉尔说过,希特勒使他的人生变得简单了。其道理也是一样的。既然社会的发展是扩大,而不是缩小人性的差异,那么,我们认为未来世界将应该是更加多元化的结构,而不是相反。因此,一元化的大同世界不应该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的理想境界应该是满足各种趣味不同的人的多元化世界。

但是,现代世界正向“地球村”形态逼近,世界一元化的趋势是明显而无法抵抗的。不过我们认为这种一元化其实只是流通手段的一元化。我们应该看到表面一元化大趋势背后所隐藏着的多元化潜流。这正像货币的一元化统一,结果只是提供了人们选购商品时的更多选择范围而已。所以,统一是流通手段、渠道的统一,而多元是选择的多元。

当代世界流通媒介的一元化,主要表现在贸易来往、专利保护法、货币乃至商务、公务科技语言的一元化。这些方面当然越统一越方便,越便于交流、选择。至于具体的商品等等,则应该多元化。

John Naisbitt 在《未来大趋势》一书,指出从集中到分散,从等级组织到网状组织,从“非此即彼”的单选到多元化的复选,未来大趋势的重要方面。他在新出版的《全球悖论》更明确指出:经济联合体和政治独立、自治将在未来世界中并行不悖;国家的功能将逐渐由“同类人”组成的“部落”代替。上届奥运会的参加国有172 个。国际奥运会组织预期今年的奥运会参加国和地区将接近200 个。按此增长速度,下世纪初将有300 左右的国家、地区。Naisbitt 因此预言世界正在朝一千个国家的共同市场发展。

国家机器越是复杂,就越是只能为少数精於此道的人所操纵。为确保民主的繁荣,国家规模不宜太大(分权的联邦政府则当别论),国家功能不宜太多,因此分权可以从地域和功能两方面进行,后者也就是体现了网状组织的特点。如同高速进步发展一样,在和平共处的世界,超经济的政治大国将日益成为不必要而其弊病确将日益明显。

马克思主义最明显的空想成分,恐怕就是他对货币和商品的深恶痛绝和否定。其实货币是一种普遍的流通手段,商品作为交流和选择的形式,文明社会须臾不能离开,而且随着社会发展而发达。亚当·史密斯说:“人是唯一能够进行交换的动物。没有别的动物会这样:狗不会同别的狗交换彼此的骨头。”文明社会之需要货币和商品,就像人类之离不开语言一样。货币主要用以交换物质财富,语言主要用以交流精神财富,而在信息即财富的信息时代,两种财富的界限日益模糊。既然未来世界的一体化和多元化都通过商品化的形态得以实现,我们可以想象,国家的商品化,即国土和公民身份的商品化,将是未来社会的一种可能方式。在这种形态的世界中,除了人身自由不是商品之外,一切自由之身以外的东西,都是可以占有、交换和自由选择的东西。一旦领土和公民身份成为可以选择的商品,那么,政府也就类似於股份公司了。

作为股民的公民,显然对於自己的公司就有更强的认同感和责任感。不比如今基本由盲目投胎决定的国籍,对有些人来说是不化任何代价现成得来的,因而就不懂珍惜,不明责任。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视天生国籍为枷锁,避之惟恐不及,就更谈不上认同感和责任感了。“宁为异邦客,不为故国奴”,就反映了这种心理。同人类早期的奴隶社会相反,在那里,人之本身、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反而成了商品。因此,我们可以说,除了人身自由不是商品的全面商品化,包括政治形态商品化,是商品化的最高表现形态。

这样的未来世界,我们称之为“开放流动的多元化世界”,因为公民身份成为商品后,全世界的人民都可以自由流动;或者称之为“各趋所同,各得其所”的社会,因为具有共同趣味、信念的人可以自由聚集在一起,化最小的代价获得自己所向往的生活方式。

让所有怀有自己价值观的人,不管其价值观是多么的陈旧,能够平静地按照他们的价值标准生活下去吧!这就是我们主张建立保留地的原因。

让所有怀有新价值观的新人,不管这种价值观在旁人看来是多么荒谬、离奇,能够干净利落地摆脱传统束缚而尽情发挥创造吧!这就是我们主张建立新人类自由组合的新区的原因。

让人民的选择来决定各种保留地和新区的规模和比例吧!这就是我们主张将管辖土地和公民身份当作商品,而将政府当作合股公司的原因。

“大同”,就其中文的本意来说是一元化,而其通行的英语对译却是 Great Harmony,是“大和谐”的意思。和谐当然是多元之间的和谐。多元和谐的“大谐社会”,这就是人类值得追求的未来社会形态。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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