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宣传背后的秘密文件

八月下旬,我按照半年前安排的计划,到香港寻找西藏当代史方面的资料。清晨出机场,迎面过来一辆出租车,车身上赫然四个大字:“反对占中”。我立即意识到,我刚好是在香港处于前景难测的紧张气氛之中来到这里.恍惚间有种穿越时空之感,研究多年的西藏历史场景,似乎正在眼前重现.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作为历史研究者,专业要求我以史料说话,我不能在研究中设想“假如如何,那么就会怎样”。但是,因为我的研究经常是从当年不为人知的保密资料和档案着手来重现史实,必须十分注意幕后秘密文件和公开宣传之间的对比,才能解释清楚当初人们对事件作出反应的逻辑,所以,我仍然会冒出一个念头:当初要是人们知道有这么一个文件,恐怕就不会那么轻信,那么被动了。

六十多年前,中共大军西进,完全有能力拿下西藏的时候,西藏是什么状态?西藏名义上的宗主国大清王朝早已覆灭,后来的继承者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都被挡在门外,千方百计想要同西藏建立某种关系,西藏有将近四十年的时间享有国际藏学界公认的“事实独立”地位,西藏就是一个国家,具有一个国家所有的一切。当时解放军是有能力打进西藏的,但是打进去的话,那就是一种“入侵”,就是“侵略”一个事实存在的独立国家。所以,解放军先在昌都打一仗,打败了藏军,然后放下身段,请西藏政府派人谈判,以军事为后盾,以武力占领为威胁,签订了《十七条协议》。协议的基础是邓小平起草的“关于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条件的意见”,发给中央的秘密电报中说明:“如果谈判不成,需要战斗进军,只要在第三、五条文字上略加修改(精神不变),就可以作为公开宣佈的约法十条.”邓起草的第三条是“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第五条是“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从文本上来看,除了国防军入藏,西藏一切不变。达赖喇嘛接受了这个协议,于是有了宣传中的“西藏和平解放”,“西藏地方政府(这是中共在谈判中坚持这样称呼西藏)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西藏的国家元素全被中共废除

协议签订后,军队长驱直入,偷偷带进一整套党的班子。由于协议上只规定军队入藏,没有规定中共入藏,这套党的班子当时是潜伏在西藏各地的“地下党”。入藏的中共西藏工委是不公开的,没有招牌没有办公室,表面上只有解放军军区.中共在西藏的官员名义上只有一个中央政府代表张经武,别的都是来抵禦外敌保卫国防的军人。直到青藏、川藏公路修通,“地下党”才钻出地面,这时中共已经在西藏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若干党支部,有了一定基础.中共统战政策对西藏的僧侣贵族非常优惠,下力气不让西藏贵族僧侣的生活有丝毫影响。那时藏人普遍仍然看重银币,即旧时的大洋,所谓袁大头.于是,举国收集袁大头运进西藏,让藏人拿到手的是实实在在的大洋,甚至在袁大头不够的情况下,令铸币厂铸造新的袁大头给西藏。

一九五五年,中共给十九岁的达赖喇嘛一个“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头衔,在“国家领导人”的虚拟光环里,达赖喇嘛的实权落到了“中共西藏工委”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手中。在中共内部,从上到下都很明确,中共不仅要占领西藏,而且是要改造西藏,而且一定是按照中共的革命纲领,根据它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发展理论来改变西藏。如今的解密文件足以证明,中共在入藏初谨慎统战时期,就在为后来的“民主改革”做准备。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周边四省藏区搞土改,开始有步骤地改造藏区.在达赖喇嘛的抗议下,一边承诺“西藏六年不改”,一边动员“江东坚决改”,一边“做好打的准备”,而且要“大打”、“边打边改”。

当藏人的反抗和解放军的镇压爆发的时候,中共的军事准备早已在进行之中。全面改造西藏已是蓄势待发,只剩下“十七条协议”这个障碍.获悉三月十日藏人包围罗布林卡的消息,毛泽东的反应是“总算争取到了政治上的主动”。表面上派谭冠三与达赖喇嘛信件来往,背后却积极调兵遣将,准备开战。达赖喇嘛为避免生民涂炭而被迫出走印度流亡,十七条协议被废除,西藏原有的作为一个国家的元素全部被废除,协议承诺的自治名存实亡,事实上成为中国的一个行省。这一切,中共是主动的,而藏人一方却往往蒙在鼓里,不知事态将往哪个方向发展。中共的公开宣传,和它内部的秘密文件内容,各司其职,动态配合。公开的话可以说得非常动听,内部的计划和命令却冰冷无情,令人不寒而栗。

西藏香港邓小平是主要操盘手

研史至此,不免会想,假如当时西藏僧俗上层看到了邓小平的那份电报,假如他们知道中共从一开始就没打算遵守十七条,假如他们知道中共势必要以其意识形态来全面改造西藏,中共入藏还会如此顺利吗?

当年入藏和制定西藏政策,邓小平是一个主要操盘手。中英谈判和香港回归,“宜粗不宜细”的“小平风格”清晰可见。协议越简单、越模糊越好,以便为日后留下操弄的空间.一国两制到底是什么规定,权力如何划分、权益如何保障、冲突如何裁定,邓小平不要英国式的详尽规定。他答应香港人民一国两制,“舞照跳马照跑”五十年不变,“港人治港”,却无说明只有“爱港爱国”的港人才可以治港,更无规定谁来确定此人是不是爱港,是不是爱国,万一爱港和爱国矛盾的时候怎么办呢?只要谁爱谁不爱由中央政府说了算,再漂亮的承诺随时都可能消失无踪的。西藏已有前车之鉴.

八月底,我从汉堡开会后回到香港,看到电视新闻公园集会的直播,黑压压一大片“和平占中”的人群,仿如时光倒流至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拉萨罗布林卡门外的场景。现场灯光突然暗下来的刹那,心头一沉,不由想起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广场那一夜。突然,屏幕上出现了亮光,人们打开手机,就像每个人捧出了心中的烛光,这一片烛光,正是维园二十五年从不间断的对正义和民主的渴望。

我不知道,明年后年的今日,维园的烛光在何方。我也不知道,五十年后,当今天的中共内部文件和秘密安排都解密了的时候,人们将怎样看待今天的香港。

文章来源:《动向》杂志2014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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