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8-23
今年六月下旬，是法国当代哲学家和思想史学家米歇尔·福柯逝世三十周年的日子，这位被《时代高等教育指南》列为被最多人引述的人文科学学者，不但在西方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在华文世界，也同样有着不小的影响力，华人学术界介绍他思想著述的不在少数，应用他的思想分析问题及批判别人观点的也有很多。今年法国各地有不少关于福柯的研讨会，法国国家广播电台的文化台也有一系列以福柯为主题的节目，今年华人世界一些媒体、高校也举办了各种纪念活动，比如上海《东方早报》副刊“学术思想、视野趣味”版推出了“纪念福柯逝世30周年”的专刊，刊载学者评论家对福柯思想著述的看法，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法国哲学与跨文化研究中心”举办了“福柯之夜”朗诵活动，在台湾，中央大学法文系也举办了“傅柯去世三十周年纪念研讨会。
我初次接触福柯的思想，是从余杰的书中了解到的，为此当时的我心里有了不小的震动。后来读研究生期间，教我们班的哲学教授在讲授西方哲学史时，特地重点介绍了福柯的一些思想生平。时隔多年以后，我印象较深的是，在1970年代初中国文革闹得最凶的那几年里，当时身为法兰西学院思想体系史教授、四十多岁的福柯走出书斋，致力于各种社会运动。他的身影频频出现在法国一次又一次的学运、游行、静坐、抗议人群中，甚至还两度下了监狱。这位哲学教授撩起衣袖怒奔在街头，投身到支持学生罢课、声援监狱暴动犯人的人权、要求维护移民和难民权益、督促政府无条件释放政治犯等社会运动事务上。
尤令我感兴趣的是，这个年轻时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时患上了严重忧郁症，无法正常生活和社会交往，得靠心理专家专人看护，甚至多次企图自杀的法国大学生，人到中年却开掘出在整个20世纪极富挑战性和冲击性的一系列学术主题，并持久地影响着学术界乃至他身处的时代，甚至还在社会运动的副业中尽显刚健和剽悍。转变如此惊人，原因何在？
当我日后读到胡适写在1956年某天日记中的一段话“除了思想，什么是我？”时，答案飘然而至。也许，思想家的思想就是他的抗忧郁药物，就是他的百忧解、克忧果和安慰剂。福柯用他的思想疗伤止痛，进而蜕变，也与他所认为的“后现代社会”重新签约。他的一生在思想的隧道里奔驰，从历史的角度思考哲学思想，又用文学的笔法表达哲学思想。福柯一生誉谤并存，许多人对他倍加颂赞，也有不少人对他激烈批评，可是没有人可以完全忽视他在现代思想史上的存在。
在奇崛人物层出不穷的思想界，福柯仍算是一个奇才，一个怪人。他的奇在于他总是对一些从未被别人系统研究过的话题感兴趣，总是要超越人们的常规看法。他的怪在于一生大部分光阴活在后现代社会的发达国家，却偏要以独特的思维跟现代化和现代文明对着干，现代文明史到了他的笔下竟成了另一种形式的远古时代史。正因为此，可以说福柯是一位极具批判性的思想家，他以鲜明的态度批判既定观念，同时以思想的武器刺向成见的堡垒。
堡垒之一是，酷刑在18世纪下半叶西欧和俄国的废除，西方过去一般都对这种历史上刑法新时代的来临高声欢呼。福柯并不否认这一变革的进步意义，但同时指出欧洲各国新的极刑工具——断头台的采用，及东方许多国家几十种处死技术和各种酷刑的仍未废止，是不人道的和残忍的。福柯指出，即使是在惩罚最卑劣的凶手时，他身上至少有一样东西应该受到尊重，亦即他的“人性”。人们绝不应对一个罪犯，哪怕他是一个叛逆或怪物，使用“非人道”的惩罚。
堡垒之二是，18世纪后期欧洲刑罚废除了公开示众和体罚折磨转而用监狱代替，以前西方从来都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去解释。福柯并不否认人道主义在这一转变中的因素，但他认为还有其他更深层次认知上的动因。福柯很仔细地剖析现代监狱成为刑罚主要手段的原因，他以18世纪著名的“全景敞视监狱”为例，来说明一种从经济成本上计算精良的刑罚措施。这种监狱中狱吏和囚犯的位置使得囚犯无法得知看守狱吏是否在中间的堡内，所以他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行为，好象监视是不间断的，这样就可以用少量的人手控制大量的囚犯，从经济成本上很合算。就是说到了18世纪末期，权力阶层披上人道的外衣，实质上仅是学会了惩罚的经济学而已。
堡垒之三是，当弗洛伊德创立精神分析学随之产生现代的精神病院之后，人们认为开始把疯人与罪犯分开当病人看待，这是一种治病救人的人道主义，疯癫被视为一种精神病得到了正当的治疗。福柯并不这么认为，在巴黎高师就深研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学的他，在细致研究了当代法国精神病学专家治疗疯癫的典型例子后得出结论，使用厌恶疗法比如说使用冷水浴的方法，或者对疯子进行惩罚直到他们学会模彷普通人的行为，都是在用恐吓的方式及重复的暴行对待病人，这些方法“残暴和残酷”，是在行使一种不恰当的审判和惩罚。对疯癫者的压制，就是剥夺人的自由的表现。
当人们读到福柯这些极具摧毁力和震撼力的观点，要么认为它最有创意，要么认为它离经叛道，总之福柯从来没有打算过要维护什么意识形态或者理论教条。必须指出，福柯在抨击一些既定观念的同时，最终又落到人本的关怀上来。他捍卫的是活生生的人，特别是那些社会边缘人，比如那些被遗弃的疯子，在监狱中受苦的犯人，被不恰当治疗的精神病人，底层社会中的贫民。
正如福柯所说，现代社会是一个“规训机构”，每个人的精神都受着秩序制度的驯化和束缚。为此他不会去嘲笑疯癫患者，更痛恨“规训”，因为他也曾患有严重的忧郁症，曾经被迫转到一所严格的天主教学校接受一种“可怕的折磨”。
我相信后来是思考让他的灵魂重生，思维带给他的生活以乐趣，思想给了他一颗充实的心灵：相信自己，也相信人类。我相信福柯在批判社会的同时骨子里是对人类葆有希望的，相信人类能够走出“规训”，正如相信自己能够走出忧郁症的阴霾一样。因为思想可以弥补一个人心灵深处的伤痕，是健全个人心智的一幅有效药剂。难怪另一位古希腊哲人会说：“宁愿做一个痛苦的思想者，也比做一头快乐的猪幸福。”正是因为福柯的生命经过思想的浸润，才能够终于走出忧伤，然后在二十世纪人类思想史的天空中，留下他曾用力刻划过的痕迹。
写于二零一四年八月十日
注：米歇尔·福柯，香港翻译为米歇尔·傅柯（Michel Foucault）（1926年-1984年），法国哲学家、语言学家、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曾任法兰西学院思想体系史教授。
责任编辑：张白烨
来源：共识网-作者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