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指出：“现代革命总是涉及自由和解放。解放的结果，是消除限制、拥有动力，它的确是自由的一个条件，如果不能无限制的移动，则无人能达到自由之地。这样一来，通常就很能界定，究竟是在哪一点上，单纯解放的意欲终结了，而自由的意欲开始了。解放是免于压制，自由则是一种政治生活方式（自由的实质内容是参与公共事务，获准进入公共领域。如果革命仅以保障公民权利作为唯一目标，那它的目的就不是自由，而是解放，也就是从滥用权力，对历史悠久且根深蒂固的权利肆意践踏的政府手中解放出来）。问题在于前者，也就是免于压制的意欲，可以在君王—尽管不能在暴政，更不用说专制—统治下实现，而后者则亟需形成一种新的，或毋宁说是重新发现的政府形式；它要求构建共和制。其实，“当时的斗争，是共和政府倡导者和君主制倡导者之间的原则斗争”，没有什么比这更真实、更实事求是的了。唉！这一点几乎全被革命史家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就革命本身而言，人们应该欢迎英美具有保守主义色彩的温和革命，这才是一种真正的好的革命，而要避免法国大革命式的坏的革命。保守主义者认为“最好的革命是最‘不彻底’的革命，对社会的健康肌体触动最少的革命，暴力程度最轻的革命，伤害人命最少的革命，带来个人自由与有限政府的革命。最坏的革命是最彻底的革命，把整个社会与道德秩序彻底摧毁的革命，最暴力、夺命最多的革命，带来专制与极权的革命。”
英美革命是温和的保守主义革命，她不仅是社会革命，也是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她不是对旧有社会与道德秩序彻底摧毁的革命，而且革命大多是非暴力的样式出现。关键在于英美革命不是简单地推翻旧有的政体，简单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各自建构了宪政民主自由政体。而反观法中革命，仅仅是疾风暴雨式的社会革命，样式也是暴力的。法国大革命以拿破仑时代的帝制告一段落，其后一百余年中，进步势力的掌权与反动、保守势力的复辟交相出现，法国政局长期处于动荡、紧张、崩溃的状态中。直到二战以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出现，法国政局才逐渐步入正轨和稳定。中国辛亥革命后，短暂出现带有威权色彩的民主政体，但是由于袁世凯及国民党的两极对立格局的形成，对立双方没有达成制度性妥协。然后，袁世凯解散国会，随着宋教仁的遇刺，孙文主导的二次革命爆发，此后一段时期内，中国社会长期处于权力真空的状态，民众对于动荡的不满，长期的动荡呼唤救世主、政治强人的出现。激进的以阶级斗争形式出现地疾风暴雨的中共领导的社会革命粉墨登场，最终以毛泽东这位带有秦始皇式的共产主义强权人物的胜利和长期执政而划上了句号。“激进主义交给你一个救世主，而自由主义仅仅是将你交还给你自己。”在中共疾风暴雨的革命面前，中国国民党的缓慢、和平而温和变革显得毫无招架之力。纵观中国上世纪上半页的历史，激进主义占据了主导，而温和的自由主义在这样思潮的裹挟下，苍白无力，没有多少用趸及市场。中国大陆1949年中共建政后所谓的“红祸”及苦难与肆虐20世纪上半页的激进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抗争是一种社会抵抗，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抗争需要公民资源、公民基础及公民参与。抗争的方式是针对统治者的统治支柱予以一定程度、方式的打击，逐步动摇专制政权的统治基础，最终统治者不得不在社会抗争面前妥协，以对等谈判及和平移交政权的方式达成政治及社会转型的目标。在中国大陆既有的政治、利益格局中，以权谋私的特殊既得利益集团及垄断型分利集团对政治改变、社会与政治进步形成强有力的羁绊。没有一定强度的社会运动及社会抗争很难打破这种羁绊。以西方19世纪、20世纪的抗争史而言，社会抗争最终推动了宪政民主制的达成。
就抗争的样式而言，非暴力抗争是有广泛的前途的，当然在大陆的政治语境下，抗争者以暴力方式抗暴自卫毫无疑义。
变革与改良不同，变革是一场社会广泛参与、朝野共同推动的改革。“变革是求新，改革不是对对象进行根本性的修正，而是针对人们提出的弊病直接予以补救。只要弊病一除，一切便臻于完善。如果救治不奏效，最糟糕的后果也无非是：历经手术的根本部分仍然保持着原样。变革中：一步一步地办理事务，每步只求落实一个目标。这样做还有另外的好处，那就是可以渐进。我们都必须遵守伟大的变化规律，它是大自然最具威力的律则一步一步的办理事务，每步只求落实一个目标，这么做还有另外的好处。那就是，可以渐进。我们都必须遵守伟大的变化规律，它是大自然最具威力的律则，同时，也可能是保护自然的手段。我们所能做的，人类智慧所能做的，只是确保变化以不知不觉的进度前进。这样，我们能得到变化带来的一切好处，免遭突变的一切不便，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一方面。此种方式可以避免将‘既得利益一网打尽’—此种情形会在那些一切影响力和重要性一下子都被剥夺的人们中间酿出暗淡阴郁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这种渐变可以防止那些长期郁郁不得志的人因扑面而来的大量新权力而丧失理智—对此等权力这些人总是放肆而傲慢的滥用一气。然而，我尽管希望变化能逐步地、谨慎地进行，但在刚开始起步时，我还是倾向于‘促进’这一面，而不是倾向于‘限制’这一面。”
“制度变革，通常不会按照计划和路线图去理性实现，都是从偶然事件开始，附之以非理性的激情与冲动，然后再有各路政治家协力进行理性疏导就成功了。如果偶然事件发生之前就警惕偶然事件，拒绝激情与冲动，企图杜绝非理性迹象，那就掐断了社会变革的引信”——张辉
“相信时间，就意味着相信除了千千万万人日积月累的努力，历史没有进步的捷径。对于渴望一夜之间得到解放的人们，这可真令人扫兴。
在总结苏东转型之艰难时，一个解释是：制度也许可以一夜之间改写，但是企业家精神、商业头脑、市场意识，只有通过漫长的学习才能形成。对于急于宣布转型本身是个错误的人，显然又忘记了‘时间’这个因素。20年后的今天，苏东诸多国家经济都逐渐步入了良性增长，再次证明时间的力量。众所周知，炖好一锅肉，油盐酱醋等调料固然重要，但‘大火改小火慢炖’”这个环节却总不可少。”
回溯晚清的改良与革命，“从1901年 ‘新政’轨迹还算清晰。问题是清政府控制的改革，总是迟滞于社会需求和民众心理所期待的节拍。尤其到了后期，满汉畛域的悄然强化，政改过程进进退退，结果不仅民众抱怨，革命党人造反如常，甚至立宪派暨汉族大员也心寒失望。清政府改革是失败的，为什么失败，一是来迟了，二是迟了以后还缺乏诚意，一心只想消弭革命，一心只考虑皇权永固。阎锡山曾言：‘戊戌立宪，成世帝王。丙午立宪，国破家亡’国家大举不可误时，一旦错过，则彼一时此一时，结果完全不同。诚如斯言，虽然前后相差数年，但时代氛围和社会认知已不同，既然时代社会已不同，那么改革更要在真诚的路上按着承诺切实进行，否则可能导致灭顶”。
总之，革命不以当权者及人们的意志所转移和主导，当权者只有审时度势、具有诚意的推动变革，否则，正如历史告喻人们的那样：拒绝审时度势、具有诚意的变革只会导致玉石共焚、灭顶的境遇。
本文参考资料：
1、汉娜·阿伦特《论革命》
2、刘军宁《保守主义》
3、埃德蒙·柏克《自由与传统》
4、《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王建朗、黄克武主编
5、刘瑜《给理想一点时间》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0/11/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