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末年动荡不已

一九七六年是十年文革的最后一年,也是中国人的“龙年”,这一年从年初开始不停地发生着各类重大事件,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一月八日,中共建政后一直担任总理职务的周恩来逝世。在文革的乱局中,周的务实使当时的局面尚能够勉强支撑,周的逝世,使许多中国人对未来更加感到担忧、焦虑和茫然。

三月八日,中国东北的吉林地区降落了一次世界罕见的陨石雨。按照传统迷信的说法,天上落下陨石雨,意味着将要大量死人或帝王驾崩。

四月五日,北京爆发天安门事件,大批群众聚集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声讨当局。当晚九时半,当局出动大批军警和民兵,对天安门广场进行清场,对留在广场的群众进行镇压。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将天安门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

七月一日,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曾担任过中共总书记的张闻天逝世;六日,曾长期担任解放军总司令的朱德逝世。

七月二十八日,离北京不太远的唐山地区发生大地震,整座城市几乎被夷为平地,二十四万多人死亡。八月中旬与下旬,四川省西部地区连续发生强烈地震。

九月九日,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逝世。至此,中共最重要的几位领导人在一年内相继去世。

十月六日,包括毛泽东遗孀和战友在内的“四人帮”被捕。全国各地的人们又一次奉命进行欢欣鼓舞的游行,以庆祝革命事业再次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此时只有少数了解内情的人士知道,经过长期的折腾,中国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外部世界日新月异

与此同时,中国以外的世界却正在经历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

五十年代后期,日本经济开始起飞,一九六四年建成的新干线成为了一个标志,至七十年代中期,大量日本产品已出口到全球;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的经济也快速发展,被并称为“亚洲四小龙”;在欧洲,这片二战中遭到严重破坏的土地,在马歇尔计划后已逐渐恢复元气,至七十年代中期,除东欧外,欧洲已经历持续二十多年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一九七六年五月由英法联合研制的超音速客机“协和”号开通了跨大西洋航线,从巴黎至纽约仅需三个多小时,成为欧洲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标志。一九七四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导致的油价暴涨,使中东、北非和南美的产油国及石油天然气出口国苏联大获其利,出口收入大幅增长。

美国除经济快速增长外,在航空航天、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上均迅速发展。一九六九年登月之后,美国更发射了用于飞出太阳系进行深空探测的无人飞船。一九七六年,微软公司成立一年,苹果公司刚刚成立,成立八年的英特尔公司正以一至两年的周期更新个人电脑晶片。与此同时,由美国国防部主导的互联网项目在获得初步成功的基础上正加快研发的步伐。美国资讯产业正处于爆发的初期,将带领整个世界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国门打开之后的中国人吃惊地发现,中国已经被世界远远地抛在了后面,由此引发了全社会关于“中国人会否被开除球籍”的担忧。

一九七七是改革开放真正起点

好在上天并未抛弃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中国历史性的转折就要开始了。

一九七八年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改革开放的起始之年,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三件通向改革开放之路的大事:一九七八年一月《人民日报》先后发表评论员文章《切实整顿组织部门落实干部政策》和社论《切实清理干部积案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成为贯穿全年的一项主要工作;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随即引发了全社会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最终帮助人们从当时极左思维的禁锢中解放了出来,成为后来改革开放必不可少的思想准备;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一九七六是文革的最后一年,一九七七则被认为是文革结束至改革开放之间的过渡之年。但是,一九七八年发生的最终导致改革开放的三件大事,均孕生于一九七七年,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九七七年是改革开放的真正起点。

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

进入一九七七年,十年文革终于结束,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但仍然有两大历史问题需要解决: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和以“两个凡是”为标志的极左思想。这两个问题不解决,改革开放不可能进行。

一九七七年三月胡耀邦复出,担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他首先考虑的,是以往历次政治运动留下的大量冤假错案的问题。一到党校开始工作,他就找了几位同事一起研究,最终形成了要平凡冤假错案的共识,并写成文章《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经过反复修改,该文于一九七七年十月七日粉碎“四人帮”一周年之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一月之内收到读者来信和电报一万多封,蒙冤多年的人们由此看到了希望。

但一些人仍然深受极左思想影响而否定这篇文章,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甚至认为这篇文章是“大毒草”。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央决定撤换组织部长,胡耀邦被任命为新的组织部长,由此可以直接负责全国冤假错案平反工作的进行。一九七八年,平反冤假错案成为全年的一项主要工作。

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胡耀邦任组织部长开始至一九八二年年底,完成了对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中蒙冤的三百多万人的平反工作,也真正告别了以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段历史,成为改革开放必不可少的准备。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得到了包括中共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在内的政治局的同意。

当时尚未恢复职务的邓小平对此表达了反对意见。四月十日,他致信党中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五月二十四日,他在与中央两位领导的谈话中再次表达了对“两个凡是”的否定意见。

显然,如果始终遵循“两个凡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无从谈起。打破极左意识形态的禁锢,是进行改革开放的必不可少的前提,而这是通过全国对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来实现的,它的推动者是南京大学的一位教师。

一九七七年七月,《光明日报》编辑王强华到南京参加当地理论界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会议的主旨是“深入揭批‘四人帮’,划清理论是非”。在会议上,王强华注意到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的发言,于是向其约稿。当年九月,胡福明寄了两篇稿子给王强华,其中一篇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经过修改后,王强华决定将该文发表在一九七八年一月十四日《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上。

王强华将当期专刊的清样送总编辑杨西光审阅,杨立即意识到该文的价值,决定将该文移至头版发表,但须作进一步修改。此后,历经十易其稿的修改,文章最终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标题,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在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的头版发表。此前一天,该文已经胡耀邦同意,刊登在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

文章发表后引发巨大反响,掀起了一场波及全国各界、人人关注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两个凡是”遭到批判和抛弃,这一过程也被认为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几乎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也有人在写作类似的文章,而在该文发表前,《人民日报》也刊载了一篇短文《标准只有一个》,表达了相同的观点。这种不约而同地对真理标准的思考,说明破除极左意识形态的思想解放已是时代的要求。

中共于文革结束后开始的“改革开放”,很大程度上是经济体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是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开放,如果事先没有思想上的解放,没有破除僵化的传统意识形态,这种“改革开放”是不可能的。

邓小平复出

一九七七年七月,文革中两次被打倒的邓小平复出,恢复了原来担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短时间内,邓便大权独揽,成为实际上的中共第二代最高领导人。

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关键区别,在于曾经在青年时代赴国外勤工俭学。一九二○年十月邓到达法国时年仅十六岁,此后至一九二六年一月离开法国赴俄罗斯,邓在法国待了五年多。从十六岁至二十一岁,这正是一个人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邓青年时代在法国的亲身经历,让他意识到毛泽东那种类似农民起义打天下、坐天下的方式无法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

邓在复出掌握大权后,便可以实现或许从青年时代起即存有的理想──向西方学习,对西方开放。这首先表现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因邓的要求,全会作出了结束阶级斗争、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定。这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开始的标志。

没有政改的“改革开放”

一九七七年发生的几件大事决定了中国此后几十年的发展格局,也决定了改革开放道路上的危机。

今天回看发生于一九七七年的几件最终导致改革开放的大事,可以发现缺失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对政治改革的诉求。中共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一种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改革开放”,这使得中国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呈现出一种经济与政治严重不平衡的“跛足式”发展,因此导致了中共在一九八九和一九九九两次遭遇重大执政危机。此后,防范重大社会危机一直是中共执政的一项重点。

但是,一个社会的发展目标,远不应该仅仅是为了避免危机的发生,而是要建立起一个公平、公正和运转良好的社会,这需要建立起一个好的政治制度。

《争鸣》的创办

从今天的角度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争鸣》创办的意义,那就是当年缺失的有关推动政改的一环,通过《争鸣》在香港的创办,至少在象征的意义上,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弥补。

当有一天中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时,回首既往人们会发现,一九七七年是一个重要的起点,这一年发生了一些有特别意义的事情,其中之一是《争鸣》的创刊。这份在香港创办的政论性杂志,从此之后和中国的政治文明进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了那些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诸多媒体中的一个代表,也成为了中国现代政治文明发展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争鸣2017.10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