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老舍诞辰115周年,北京曲剧《四世同堂》、《骆驼祥子》将于今年秋天赴沪演出,老舍的长子舒乙值此南下,于9月20日出席了思南读书会举办的讲座“老舍和上海的朋友们”。本文根据舒乙在思南读书会讲座整理。

老舍的儿子舒乙与读者交流9月20日,北京曲剧团《四世同堂》与《骆驼祥子》在上海复兴路上的思南文学之家举行新闻发布会,老舍的儿子舒乙出席发布会并与读者们交流。 澎湃新闻 高剑平 图

老舍在上海的三次重要经历

老舍先生没在上海住过,但是他在上海有几次比较重要的经历。一次是1929年,他由英国回来,当时坐船,走到新加坡没钱回不来了,只好呆在新加坡。那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华侨中学,他在那教了一学期的书,把钱凑够了再回来。在这个一学期里,他就开始写他第四部长篇小说,是写儿童的,他取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名字叫《小坡的生日》。但没写完就回来了。回到上海,他住在郑振铎先生的家里,估计住了个把月,在那把《小坡的生日》写完,然后再回到当时的北平。

第二次是1934年,他当时在山东齐鲁大学教书,教着教着,突然想到上海当职业作家。为什么?上海有大量的文学刊物、杂志,他觉得在那发表文章可能比较好,比较容易挣钱养家。他就想当一个职业作家,不教书专门写作。他到上海住了十多天,一调查发现不行。那个时候上海已经是白色恐怖时期了,大量文学期刊已经被关掉了。作家朋友们劝他别来,来了养活不了自己。他离开上海去了青岛。青岛当时有一所很好的大学——山东大学,他在那又开始教书。

1934年的夏天暑假,他到过上海,认识了很多上海作家,但是他错过了和鲁迅先生见面的机会。他当时在内山书店留了一个条,想请鲁迅先生跟他见面。鲁迅先生第二天才到内山书店,那个时候老舍已经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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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老舍在耶鲁大学演讲后与曹禺(右)合影。当时老舍对曹禺说:“我喜欢耶鲁,这儿中国人多,都说中国话,真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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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右一)在美国与牛满江、陈士骧夫妇、汉斯、曹禺(右二)合影

第三次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1946年的春天,美国国务院邀请两个中国作家去访问美国讲学一年,一个是老舍,一个是曹禺。他们由重庆来到上海,准备由上海坐船到美国。上海文艺界开了隆重欢送会。

在此期间,他跟赵家璧先生有一次非常重要的谈话。赵家璧先生是中国非常有名的文学出版家,他自己也写作,但是他主要职务是编辑。他是《良友》出版公司的文学编辑,他主编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后来他离开了《良友》,正在上海赋闲。老舍先生到上海以后,把他找来说,我跟你商量一件事,我到美国去,美国人翻译了《骆驼祥子》,可能给我一笔版税,这笔钱可能还不少。他说,如果这笔钱得到的话,我汇回来给你,你替我办一个出版社,出版“老舍全集”。他问赵家璧愿不愿意做这件事。赵家璧想都没想,“愿意愿意,我非常同意”。

老舍先生到美国以后真的得了一笔《骆驼祥子》的版税。据我所知,他把这笔钱分成三部分,一部分给赵家璧,一部分给他的一个做买卖的朋友,让他去投资一个企业,一部分给了香港人,他在那办一份中共地下报纸,后来这个报纸变成“地上”的了,很有名。

赵家璧先生得了这笔版税之后,立刻向政府申请了一个出版公司,这个出版公司是后来非常有名的晨光图书有限公司,简称晨光。老舍对赵家璧说,“赚了钱,咱们平分,赔了钱我不管,是你的事”。赵家璧是非常内行的出版家,他就把老舍在不同出版社的版权收回来,一本本出,等于再重新出一遍。当时没有叫“老舍全集”,出全以后就是“老舍全集”了。同时,他还出版了大量国内有影响力的作家的著作,有巴老的《第四病室》、《寒夜》,钱锺书《围城》。除此以外,他还出版了外国文学丛书,美国文学丛书,以及一系列的美术书籍。赵家璧对编辑美术作品很有经验,所以又出版了一批美术书籍。

但是,晨光在解放后倒霉了,因为它是一个私营的出版公司,赵家璧就被打成了资本家,不准他加入工会。好不容易熬到公私合营,赵家璧先生跑到北京问老舍先生,“要公私合营,咱们怎么办?”老舍先生说,“赶快交出去。”后来晨光出版社没有了,结束了。赵家璧没有被重用,仅仅是到上海美术出版社去当一个副总编辑,他非常压抑。

改革开放以后,赵家璧先生曾跑到北京问我,“晨光这一段能不能写。”我一看他心有余悸,有很多顾虑。我说,“你绝对得写。”为什么?老舍之死很大一笔账是在这个问题上。当时小红卫兵不知道事情的真相,问了他一个非常愚蠢的问题, “你干吗要拿美金?”在红卫兵的脑子里,拿美金就和帝国主义挂钩了。老舍说这很正常,生活得靠这个。结果那些人打他,打得非常厉害。当然老舍之死的原因很多,这是莫名其妙的原因之一。

赵家璧的这一档子事影响了他们两个人的轨迹,甚至影响了他们人生的终点。后来他写了一个很长的回忆录,6万字,这个回忆录的名字叫《我和老舍》。我后来看了以后,不太解气。赵家璧去世后,他的后人以及上海文学界出版界想纪念他,给他出一个纪念文集,叫《赵家璧先生纪念文集》,邀请我写一篇文章回忆他,我就把这个写上了,要还原历史原貌,标题就是《赵家璧先生有两个高峰》。

巴金收藏了老舍给的两个便条

现在说老舍先生和巴金先生的故事。巴金晚年时说他有两件大事,一件大事是办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二个是他出版自己的全集和译文全集。巴金先生把很多资料捐给了文学馆,因为他自己要带头。在他捐的东西里头,找到老舍先生写给他的两个便条。巴金先生有意思,片纸都不扔,所有资料都存着,小便条也留着。这两个小便条捐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

其中一个便条是这么写的:“巴金兄,明天中午在全聚德请你吃烤鸭,有梅博士及王仰清等人,务请赏光。祝安,弟舍,6月10号。”下头还有三个签名,王亚平、李伯钊、赵树理。王亚平、李伯钊、赵树理、老舍先生他们四个人是北京文联的领导,是北京文联的主席、副主席和秘书长。上海文联主席巴老到北京,他们几个人要尽地主之谊,请他吃饭。找谁作陪?找梅博士,梅博士就是梅兰芳。王仰清是比梅博士还老的京剧明星,请他们二位作陪到北京全聚德吃烤鸭。

还有一个便条:“会后,我准备上琉璃厂。我会后准备上那。您愿同去否?若同去,咱们可顺手吃小馆。署名舍。”

他们两个人认识是在1934年。1935年,老舍先生自己主动写了一个评论巴金著作的文章,当时巴金写了一本小说,叫《电》。他主动写了一篇评论《电》的文章,文章开头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只会过他四五次。”在1935年之前他只见过巴老四五次,实际上这个四五次全是在1934年。为什么?1934年年初,巴老正好在北平。去干嘛?见沈从文。见完沈从文以后,他到了当时靳以先生正在编的文学期刊《文学季刊》,巴老当时住在《文学季刊》的编辑部里,帮他编《文学季刊》。这个时候大家知道他有一个重大的贡献,他发现了曹禺先生写的《雷雨》。那个《雷雨》在靳以抽屉里差不多一年了,他推荐给很多人看,很多人都否定,都是大人物。他介绍给了巴金看,巴金说这个不得了,说我念它一夜之间哭了四五回。巴老实际上是曹禺的伯乐。

在这个时候,老舍先生有两次从济南回北京,这两次都跟他一个朋友有关系,这个朋友叫白涤洲。老舍先生和白涤洲是非常要好、亲如兄弟的老同学。1934年初,白涤洲家里死了5个人,他伤心得要命,写信给济南的老舍。当时文人关系好到什么程度?老舍接到这个信之后,立刻坐火车去北京安慰他。这算一次。 第二次到秋天了,10月份了,白涤洲本人死了,老舍先生赶回北平给他治丧。

老舍先生回北平去见靳以,然后就见了巴老,这是友谊的开始。他们真正熟悉是在重庆。那时候,老舍先生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巴老到重庆,茅盾到重庆,冰心到重庆,他开欢迎会,欢迎这几位到重庆。那时候起,他跟巴老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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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举办并拍摄的纪录片《春节大联欢》剧照。右起:老舍、巴金、周立波、杜鹏程、孙谦。

第一次文代会还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举行的,文代会是在(1949年)6月份举行。毛主席和周总理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开一次文艺界的大会,后来叫做第一次文代会。这次文代会以后成立了全国文联和全国作协,全国作协那时候叫文学工作者协会。安排两个大人物当头,郭沫若当文联主席,茅盾当作协主席。但是在周恩来眼里,中国除了鲁迅以外,还有四大人物,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巴金怎么安排、老舍怎么安排?那时候,老舍还在美国,没回来,他是1949年的11月底回北京的。周恩来突然想到一个妙计,干脆成立上海文联和北京文联。上海文联由巴老主持,北京文联由老舍主持,四大人物各有其位。1950年6月份,两个文联开始成立。

从那个时候开始,巴老频频到北京开会,开人大会,开政协会,开作家协会。他到北京以后,一定要去老舍先生家里坐一坐,两个人要叙旧谈话,聊一聊文艺界的事。所以才有了那两个便条。

“文革”后,老舍很快去世了,巴老最后关了牛棚受了好多罪,好在他活下来了。他听说老舍不在了,但是没有证实消息,因为自己还在牛棚里。他真正确认老舍先生去世,是看了日本作家的资料。日本有三个作家写文章纪念老舍, 1967年水上勉写纪念老舍的文章,1970年井上靖写纪念老舍的文章。后来开高健写了小说《玉碎》纪念老舍。这些文章,都是巴老从日本刊物上知道的,很感动。他说,“到现在为止,只要想起来就感谢日本朋友,真够哥们”。后来他无数次地重复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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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巴金到北京开会,特地去看望老舍夫人胡絜青。坐着的三人由左至右分别为巴金、曹禺、胡絜青。

有一次好像是上海作协想出一本上海作家改革开放以后的合集,选了巴金的两篇文章。把文章给他,说请复查一下,看看文章选得对不对,合适不合适。他说“不合适”,他推荐了《怀念老舍同志》,他在这个文章里写了一句话, “老舍同志,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典型,没有能挽救他,我的确感到惭愧,也替我们那一代人感到惭愧。……但是我却希望真有一个所谓‘阴间’,在那里我可以看到许多我所爱的人。倘使我有一天真的见到了老舍,他约我去吃小馆,向我问起一些情况,我怎么回答他呢?我想起了他那句‘遗言’:‘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我会紧紧捏住他的手,对他说:‘我们都爱你,没有人会忘记你,你要在中国人民中间永远地活下去!’”

巴老在日本说过这样的话,“日本朋友和日本作家似乎更重视老舍同志的悲剧死亡,他们似乎比我们更痛惜这个巨大的损失。我曾读过日本作家回忆老舍的文字,深受感动,在中国,作家由于种种原因保持沉默,井上靖先生、水上勉先生、开高健先生却先后站出来,用淡淡的几笔勾画出一个真正善良作家的形象,日本朋友这样关心我们,实在是令人感动。”

这是老舍和巴金。

连续三年每年登一部小说,全是老舍的

接下去讲老舍先生和叶圣陶先生。叶圣陶是一个老作家,他长老舍5岁,是大哥一样的人物。当时整个中国文学界,大概都把叶老当成大哥。那个时候,他在编杂志,编书本,搞教育。到了1927年,蒋介石搞了白色恐怖,在上海开始镇压共产党。郑振铎当时是年轻人,思想非常激烈,说了大量声讨蒋介石的话,都是公开的文章。蒋介石翻脸以后,肯定要迫害他。所以郑振铎不得不逃跑,跑到欧洲去,把他《小说月报》主编的事宜临时交给了叶圣陶,这是1927年的事。他自己到了法国,到英国。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老舍先生正好在英国。他前三部小说,以及后来的小说都是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

老舍第一次发表他的长篇小说是在1926年,整个一年《小说月报》只登一部小说,它连续三年每年登一部小说,全是老舍。谁来编辑?郑振铎,中间接手的是叶圣陶。他接手的时候,正好在登老舍先生的第二部小说《赵子曰》连载。像这种小说,一般都要连载七八期,叶圣陶就接手编《赵子曰》。我估计郑振铎先生编了三期半,叶先生编了五期半,两个人交接班的时候,正好是《赵子曰》。从这时候起,他们虽然没有见面,但是神交久已。

后来抗战中后期,他们在一起有比较多的交往。叶先生后来到了成都,是文协(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的头,所以老舍先生和成都分会的头之间有书信来往,有很多办会的业务来往。到抗战后期,叶圣陶到了重庆,所以他们之间建立了比较深厚的友谊。

1945年抗战胜利,开始结束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任务,在这个会上决定改名,把“抗战”两个字去掉,变成中华文艺界协会,请叶圣陶报告成都分会的工作,请周恩来报告延安的文艺工作,后来他们都回到上海。这个时候老舍和曹禺要到美国去一年,路过上海,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又开了一次会,这一年文协由谁负责?叶圣陶。抗战时期,老舍先生当过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的头,他到美国去以后,让叶圣陶当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的头。所以后来叶至善回忆,说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的牌子挂到我们家门口,家就是会室,叶圣陶有一段时间在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处于领袖的地位。

解放以后,叶圣陶到北京去了,他不写作了,干嘛?做全国出版署署长,他多次和老舍见面。叶圣陶有一个特别的习惯,每顿饭都要喝黄酒,他要喝绍兴老酒,一天两顿。所以老舍频频请他下小馆,喝黄酒。两个人是酒友。有一次,在北京一个杭州菜老饭馆,那个经理突然跑过来见我,说,“告诉你,有一段时间老舍先生和叶圣陶先生老到我们这来吃饭,吃杭州菜,实际上他们俩不是光喝酒吃菜,还讨论菜谱。他们两个准备保留几十道老字号菜肴的菜系。”

到了1961年—1963年,开始困难时期了,没得吃。周总理心疼文艺界的老先生,他突然命令乌兰夫,他是内蒙的头,说,“你发一个请柬,把文艺界的老前辈请到内蒙去。干嘛呢?吃羊肉,喝牛奶,增加点营养。”结果,1963年,就把一批老人请到那,这当中有老舍、叶圣陶、梁思成、林风眠等一批老文人。一住住两个月,到处走,一直走到北边大兴安岭,高兴得要命。这时候,叶圣陶天天记日记,他说,“只要老舍先生说故事,讲笑话,绝我们对不早退,一定要听完才走。”这句话在他日记里出现多次。意思是什么呢?只要老舍先生一闹腾,所有人一片沉默,就听他一人的,谁也不早退,一直到听完为止。他们之间的友谊非常好,留下大量的照片,甚至留下了纪录片。1963年应该算老舍先生晚年了,他们之间的友谊是一辈子的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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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老舍在北京家中莳养花卉,这一年,《北京文艺》发表了老舍改编的戏曲《王宝钏》。

老舍的引路人是许地山,老舍的伯乐是郑振铎

还有一个人,郑振铎。大家知道郑振铎是一个奇才,他当时是国家文物局局长,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是个大人物,忙得要死。他在1958年去世了,飞机失事。他认识老舍先生的时候,在编《小说月报》。老舍的引路人是许地山,老舍的伯乐是郑振铎。为什么这样讲?当时老舍先生在英国教汉语,闲着没事,看许地山写小说,他馋,也写。许地山非常鼓励他。结果有一年,许地山回伦敦,聊天聊到没有话题了。老舍把他的手稿拿出来说,我给你念两段听听,这就是《老张的哲学》。念完两段以后,许地山没有提出什么批评意见,光顾着笑了。因为他写得很幽默。最后他说了一句话,你寄回国内去吧。寄给谁?寄给郑振铎,郑振铎的《小说月报》。老舍先生就把稿子扔进信封里寄回来了,三个月后《小说月报》开始连载了。

真正开始认识老舍的小说,而且向公众介绍的是郑振铎。他们是非常好的朋友。1931年以后,郑振铎到北京的燕京大学教书,那时候他经常去找冰心,他们是福建老乡,老早就是好朋友,就把老舍先生带到冰心家。那样,老舍才认识冰心,这又是1934年。冰心晚年回忆:有一回郑振铎把老舍引到我们家,我给他沏茶。这两个人问有烟吗?没有。一转身一看老舍不见了,再一看在桌子底下呢。帮助她三岁的儿子找小狗熊,好不容易把椅子后面的小狗熊找到了,儿子一高兴,抱着陌生的客人亲一口,把大家全招笑了。冰心就说可见老舍是一个热爱儿童热爱生活的人。以后他们关系一直非常好。

解放后郑振铎当了文物局局长,经常见面,郑先生永远兴高采烈,说哪发现了什么文物,哪儿又挖了什么大墓,哪儿又找了什么古籍。说着说着就开始骂街,哪儿有破坏文物。他是一个性情中人。老舍先生解放后爱收集小古玩,他专门把郑先生请来看看收集的东西。郑先生看了几眼以后,说了三个字——全给扔。老舍先生没生气,也回答了三个字——我喜欢。这是两种不同的思路,那个是文物专家,他不允许有任何的瑕疵。老舍先生不管这套,这个有艺术价值,这个有历史价值,这个好玩,这个虽然有小的瑕疵,没关系,为什么?十全九美也是美,两个不同的思路,这两个并不矛盾。

郑先生死了。老舍先生非常悲哀,最好的朋友,自己的伯乐死了,后来他常常提到,可惜了。而且他还这么惋惜,他说这个人太杂。如果他写小说是大作家。当然他现在还是大作家,他意思是他的才能用得太广。

巴金先生、叶圣陶先生、郑振铎先生、赵家壁先生,老舍先生和上海的朋友们,讲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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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先生休息时在把玩收藏的小物件儿。

(澎湃新闻记者 石剑峰 整理)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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