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4月27日，我偶然拍下，拿话筒的为沈泽宜先生，当时我并未听清他的姓名。
沈泽宜先生在朗诵诗歌
【傅国涌按：2014年9月21日下午14：35，一代诗人、北大「五一九」运动点火人之一沈泽宜先生在湖州病逝，终年82年。8月4日，我与家人、朋友去他湖州的家中看他，他以衰病之躯为我们朗诵诗歌，尤其背诵「是时候了」时依然中气十足。1957年5月19日他在北大餐厅前贴出的这首诗，决定了他一生的悲剧命运。他的离世也意味着林昭和她那一代人渐渐隐入了历史深处。
沈泽宜先生的遗体号告别仪式将于9月23号上午9点在湖州市殡仪馆举行。昨夜，我写下一副挽联，早晨起来又做了修改，虽不合平仄，却大致了概括了他的生平，一个人一生中能遇到两次历史大事件，而且有幸参与，为此蒙难，难道不也算有幸吗？
五七北大，一诗罹祸二十年，是时候了，诗人呐喊早成空；
八九广场，数言系狱十七月，哀先生兮，书生孤独终其身。
一一傅国涌敬挽沈泽宜先生。
2005年春天，我曾写下一篇小文《“山那边的一盏灯”》，记述我对他的认识，特别是在二十五年前我在广场偶尔拍下了他的照片。在他生命的最后九年，我们又曾有过数次见面，他写的文章也总传给我看，他终老仍怀赤子心，甚至不失纯真。去年夏天，我去医院看他，当时病情不乐观，我安慰他说，您一生两次身历重大历史，此生已无遗憾，可以坦然面对人生，乐观面对疾病。
从那时以后，他坚强地活了一年多。昨天下午三点，当噩耗传来，我正在旅途当中。来不及写下悼文，谨以九年前的那篇小文，表达对“五一九”一代诗人离去的哀思。】
“山那边的一盏灯”
傅国涌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会想起/山那边的一盏灯/在冷雾凄迷的夜晚/在白茫茫的雪地中央/
孤独地、美丽地、凛然不可侵犯地亮着、、、、、、
傅国涌：沉痛悼念沈泽宜先生
我和沈泽宜先生并无交往，至今【2005年3月】不过两面之缘，第一次见面时甚至不知道他的姓名。他之引起我的关注不是《原上草》出版的时候，而是他出现在记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中，无论他深情地唱起当年曾在未名湖边唱给林昭的歌，还是他满含热泪吟诵献给林昭的诗《雪地之灯》时，甚至他用打火机点烟的动作，他额头上的沧桑，都能给人以震撼。一位朋友看了整个记录片，目睹林昭的同学、同伴们对她的追忆，肯定地说沈泽宜是其中最真诚、最有感情的。直到现在沈泽宜对林昭依然怀着不灭的情怀，一谈起林昭其人和她惨烈的遭遇，他的眼眶就会变得湿润，思绪就会回到近半个世纪前的未名湖畔。
因为记录片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了，因为林昭的缘故，一年前当我路过湖州时，便顺道去看望沈泽宜先生，那是一个夜晚，在诗人的新居，茶几上堆满了书，我们的话题自然是先从林昭说起，他拿出一张林昭最美的照片，黑白，放大成四寸，我似乎已在什么地方见过。他没有多说，只是说几天前去苏州参加了林昭的骨灰安葬仪式，他还说要整理林昭的诗稿，要把林昭的旧体诗译成白话。他对林昭的才华赞叹不已、、、、、、我发现那一刻他的眼眶已经湿润，一提起林昭这个名字，他就抑止不住内心的伤痛，鲁迅的话用在这里尤其是恰当的，“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毁灭给人看”。
当沈泽宜随口说起自己89后的遭遇时，我眼前一亮，马上问：那年4月27日，您是不是天安门广场，还作过演讲？他说是啊，你怎么知道的。我说：原来就是你，当时我在场，还拍下了你演讲时的照片，可能还保存着。我所在的位置有点远，广场上人声嘈杂，话筒的效果又不是很好，他讲了些什么，我听得并不清楚。只隐约记得他自报家门，好象是湖州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的副教授，曾亲历过1957年的学生运动。十五年过去了，仔细看上去，与当年相比，沈泽宜确实老了许多，但脸上的线条、轮廓没有变，就是我见到过的那个人。这十五年来，我每次碰到湖州的熟人总要问起，湖州师专是否有这样一个老师，后来的遭遇不知道怎么样。可惜没有人听说过。谁知道十五年后，在他家的客厅里，竟意外地发现眼中人就是历史中人。老人很开心，说我们有缘。旁边陪同我去的一位中年诗人说，当年买不到北上的火车票，还是他托熟人好不容易搞了一张票。
我急于想知道他后来的情况如何，他说在外地被捕，然后押回故乡收审，因为他的家庭背景，他是民国重要人物陈英士的外孙，陈立夫、陈果夫都是他的堂舅，出于统战的考虑，当局最后没有将他判刑，在关押了17个月之后释放了。他一直是单身一人，1989年被捕之后竟然连小屋的门都没给关上（我想可能是警察搜查时忘了关），结果家里的所有藏书、稍微值钱的东西都被洗劫一空，等到他回来，只剩下了满地狼藉的废纸片，他多年心血结晶的《诗经》译稿也失去了。说起这些，他很愤怒，也很悲伤。
其实，89年并不是沈泽宜第一次遭遇人生的挫折。1958年2月他就是北京大学第一批被打成右派的学生之一，那时他在北大中文系读书，已经是小有名气的校园诗人。1957年的到来曾让他欢欣鼓舞，正是他的诗《是时候了》点燃了北大“五一九”民主运动的火炬，这一幕不仅已记在北大的校史上，记在中国的民主运动史上，他的诗也已进入当代诗歌的经典。据他回忆，1957年5月19日，他率先写下了《是时候了》这首充满激情的诗：
是时候了/年轻人/放开嗓子唱！/把我们的痛苦/和爱情/一齐都泻到纸上！/不要背地里不平/背地里愤慨，/背地里忧伤。/心中的甜酸苦辣/都抖出来/见一见天光/让批评和指责/急雨般落到头上/新生的草木/从不怕太阳光照耀！/我的诗/是一支火炬/烧毁一切/人世的藩篱，/它的光芒无法遮拦，/因为它的火种/来自——“五四”！！！
张元勋看了连声叫好，也接着写了一首。带着淋漓的墨迹，他们的诗在北大校园里一贴出来，立即引起了轰动。那确是一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声音，直到1998年，我才在《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书中第一次读到这首诗，数十年过去了，我还能在字里行间感受到诗人当年涌动的热忱，渴望表达自己内心看法的那种强烈冲动。据说这首小诗甚至上达天听，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突然问与会者：“北大里面有一个学生叫沈泽宜，写了首诗叫《是时候了》，你们知道吗？”
在《是时候了》之后，沈泽宜又写了《墓志铭》、《人之歌》等诗篇，他和张元勋等还成立了《广场》编委会，他们雄心勃勃，想把《广场》办成面向全国的综合性同人刊物，最后由于铅印不成、被迫改为油印，刊物尚未印出，听说一次预订就达1786份，林昭是支持者之一。当《是时候了》被定为“毒草”，林昭也曾公开为之辩护，并提出了“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的命题。“《广场》小集团”几乎被一网打尽，《红楼》杂志甚至发表批判林昭的长文《翩然“红楼”座上客，竟是“广场”幕后人——如此林昭真面目》。沈泽宜虽然公开作了《我向人民请罪》的长篇发言，对自己的“极端个人主义”、“对党的长期不满情绪”、“反动思想”都进行了彻底的否定，任凭他唾面自干，把污水泼到自己脸上，说自己过去的一系列诗歌“都可以看作是向党发射的一支支毒箭”，最后也未能幸免右派的帽子。
其实，从他写下《是时候了》的那一刻起，他一生的命运大致就已注定，流放西北，蹲牛棚、游街示众、进大牢，回故乡接受劳动改造……但无论是怎样的磨难都没有改变他的童心，没有改变他对本民族的赤子之心，没有改变他对汉语的那种与生俱来的爱，从他的诗中，我们不难读出这一切。我没有读过他在西北高原11年苦难生活中写下的诗，但读了他晚年的诗，我感受到了70岁诗人的心跳，和他的大地情怀，他仍是一个纯粹的诗人：
从河湾到河湾，从村舍到村舍/天性向善的门扉虽然贫穷/却总开向阳光和喜庆/即使明知这只是一种奢望/只有村路依然泥泞/……/光着脚丫，脚趾缝中冒出泥浆/体会一种清凉和暖意/一种家园和大地才有的真实抚摸
在林昭被监禁、被戕杀的年代里，她的许多右派同学、同伴也没有过上过好日子，如今他们都已是古稀之年，满头白发，林昭为理想付出的是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他们付出的几乎是整整一生。他们的青春被剥夺，他们的才华被浪费，他们的岁月被耽误。这是一个逆向淘汰的民族，要说悲剧这才是最大的悲剧啊。2005年春节过后，几个年轻朋友要去看望沈泽宜先生，我托他们转交将近十六年前，我在天安门广场为他拍的那张照片，在经过无数的曲折和颠簸之后，底片早已找不到了，幸存下来的只是唯一的一张照片了。我说送给他做个留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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