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1-07 日飞 大象公会

“1920年逃到欧洲,我从此没有了祖国。”

文|日飞

1920年11月,十月革命引发的俄国内战终于告一段落,东部地区的白卫军失去了最后据点克里米亚半岛,胜利属于红军和布尔什维克。

始于1917年的俄国难民潮随即全面爆发,人们大批逃离布尔什维克占领下的俄罗斯,在邻近的欧亚各国寻求庇护。1921年8月,国联决定干预难民问题时,已经有“150万难民出现在欧洲”。

这些难民中,大多数人最初都没有打算长期流亡,他们相信自己只要在境外暂避“几周到数月”即可。

事实上,在“几周到数月”到来之前,他们的生存和生计就已陷入困境。

逃亡在外的俄国难民

▍逃亡在外的俄国难民

巴黎柏林落魄记

1921年11月和12月,苏俄政权两次颁布法令,剥夺所有境外俄国难民的国籍。百万俄国难民瞬间沦为无国籍者,无法申请外国签证。

除了不能在任何国家合法居留,没有签证的难民也很难以合法手段谋生,加上多数人只想短期避难,出逃时没带多少财物,结果前一两年里只能在东欧、巴尔干地区、德国、法国等地四处流浪,生计主要依靠各国政府和慈善机构。

据法国1921年提交国联的报告,他们每月需花费400 万法国法郎供难民生活,“至今已花费1.5亿法国法郎”。红十字会、基督教青年会(YMCA)等组织也竭力提供支援,但杯水车薪。

更令俄国难民不安的是,无论是各国政府、慈善机构还是国联,最初都曾设想通过遣返难民来解决问题,国联甚至一度付诸实践,大约3000名哥萨克难民于1922年被遣送回苏俄。

欧洲社会几乎从未应对过如此巨大的难民潮,不但缺乏援助机制,公众也对俄国难民颇多误解,认为他们相当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逃亡贵族,即使不能维持曾经的奢侈生活,也不至于混到依靠慈善机构养活的地步。

事实上,俄国难民的族群、阶层和政治观念极为多元,虽然不乏沙俄皇室成员、王宫贵胄和富商大贾,但他们的比例“不到1%”,绝大部分人是白卫军官兵、小公务员、民主派知识分子、大学生、虔信东正教的下层民众等。难民之间唯一的共同点,是对布尔什维克的厌恶和恐惧。

即使出身上流社会的难民,多数人的财富也要么化为乌有,要么丢在了俄国国内,生活水平和其他难民不相上下。在他们晚年出版的回忆录中,不乏年轻亲王凭借外语能力成为出租车司机、伯爵夫妇搭伙开洗衣店的故事。

费利克斯·尤苏波夫亲王

▍王宫大族中最擅长细软跑的费利克斯·尤苏波夫亲王,跑路时随身携带两幅伦勃朗画作和大量珠宝收藏,包括一对法国玛丽王后用过的耳环,抵达西方后衣食无忧。

1922年,为解决难民的“身份、迁徙、工作、定居”四大问题,国联高级专员弗里德约夫·南森博士召集16国政府会议,正式推出供难民专用的“南森护照”,由难民本人的居住国颁发,每年更新一次。

获得护照的难民终于可以打工和定居,巴黎由于工业发达、工作机会丰富、而且拥有沙俄时期兴建的东正教堂,一跃成为最大的俄侨聚居地,被侨民称为“海外首都”。

巴黎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主教座堂

▍巴黎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主教座堂,1861年开始使用,举办过屠格涅夫、康定斯基、蒲宁、塔可夫斯基、亨利·特洛亚等人的葬礼。

柏林在难民潮初期也曾吸引大量俄国难民,但随着1923年德国经济崩溃、找工作难度暴增,柏林的侨民中心地位也大不如前。

不过,持有南森护照的俄侨,求职方面仍然遭受种种限制,多数人都面临阶级向下流动、而且流起来毫无底线可言的困境。

在难民数量最大的法国,律师和教师这样的中产阶级行业只对本国国籍者开放,医生也要通过法国的官方资格考试才可执业。多数人或者在俄侨社区做黑医生,要么到法国的海外殖民地行医。

在侨民中比例颇高的作家群体,流亡国外后仍坚持写作,主要发表在《当代年鉴》、《共同事业》、《最新消息》等俄侨报刊上,其中《当代年鉴》采用19世纪俄国经典文学年鉴的体裁,从1920-1940年间出版70期,每期厚达500页,一直是流亡白俄文学的中心刊物。

然而,这些刊物只面向俄国侨民,多数运营困难,难以及时向各位作家发放足额稿费。俄侨文学的代表人物、193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蒲宁,除了一次性入手47300美元奖金外,大部分时候都只能勉强糊口。

蒲宁

▍蒲宁曾致信杂志编辑:“事情是这样的,我非常需要钱,所以请您尽快付给我您应付的钱,即使是一小部分……”

不过,仅靠写作就能穷困潦倒地活下去,已经是著名作家专享的待遇,大部分人只能把写作当成兼职。1930年代后期崛起的政论作家史欣斯基·史克马托夫,正式职业即是一位巴黎出租车司机。

在很多巴黎俄侨的回忆录中,出租车司机是最有尊严、收入也极为诱人的理想职业,专为难民开办的俄语学校中,汽车驾驶、修理课程也大受欢迎。

纳博科夫小说《洛丽塔》中巴黎的俄侨出租车司机

▍纳博科夫小说《洛丽塔》中巴黎的俄侨出租车司机

更多的侨民则无论当年身份如何,流亡两三年后都改行成为体力劳动者,不少人进入雷诺、雪铁龙、标致等汽车厂。

可想而知,他们作为产业工人的表现并不突出,在当时工厂以族群为单位的工作考核中排名颇为靠后,“仅比北非阿拉伯人好一点”。

不过,这些难民似乎颇能适应流亡生活,曾与他们共事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巴黎伦敦落魄记》中感叹俄侨的吃苦耐劳:“在忍耐时运不蹇方面,比可想而知的同等阶层英国人表现要强得多。”

当然,俄侨也并非都在社会底层打拼。在二三十年的欧洲,可供他们骄傲的同胞大有人在。

节节败退

1920年,第一期《当代年鉴》在巴黎出版,其发刊词中明确宣布,这份刊物的存在是为了捍卫俄罗斯文化,“在俄罗斯,自由的独立表达已无处容身……莫斯科暂时是你们的,但俄罗斯文化属于我们。”

《当代年鉴》

▍《当代年鉴》

《当代年鉴》的说法并不夸张:在二战爆发前、俄国侨民遍及欧洲的几十年间,他们在文化艺术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文学界,蒲宁的获奖令侨民各界振奋不已,迫使苏联媒体炮轰诺贝尔文学奖是“无产阶级革命面前的旧世界残渣”。

其他艺术领域,俄侨也为西方出产了大量艺术家,芭蕾舞蹈家帕夫洛娃、男低音歌唱家夏里亚宾等,都是二三十年代西方最重要的文艺名流。

沙俄贵族的到来也为巴黎的时尚界增光不少,陷入贫困的伯爵夫人或女儿纷纷成为时装模特,为Coco、Channel等品牌的秀场增添异国情调和上流社会风采。

伊凡·莫祖金

▍20年代火爆法国影坛的俄侨演员伊凡·莫祖金,因为浓重的俄国口音,最终在有声电影诞生后事业崩坏,1939年赤贫而死。

但是,在最重要的政治话题上,俄国侨民节节败退,从始至终都未能取得任何进展。

侨民的第一次惨败是在外交战场,他们本来指望各国长期封锁苏俄政权,结果在他们还没拿到“南森护照”前,后者就已经取得了外交突破。

1921年3月16日,英国和苏俄签订《临时贸易协定》,成为了第一个给予苏联外交承认的西方国家。俄侨媒体立刻对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展开批判,称他“踩着喀琅施塔得起义水兵的尸体和列宁达成交易”。

喀琅施塔得水兵发动反布尔什维克起义

▍1921年2月底至3月初,喀琅施塔得水兵发动反布尔什维克起义,遭到残酷镇压

批判无济于事,德国、挪威、意大利、法国等各国政府也先后与苏联建交。

十月革命前俄国临时政府派驻巴黎的最后一任大使瓦西里·马克拉科夫,此前一直住在格洛诺布尔大街的老俄国使馆,自称为“一张放在这里占座儿用的报纸”,此时也不得不将使馆交给新来的苏联大使克拉辛。

面临越来越稳定的苏联,侨民内部却始终无法产生强大的政治团体。苏俄革命前的俄罗斯政治极为纷杂、混乱,失败流亡的俄侨也分属各种立场派别,彼此难以调和。

夏里亚宾

▍对于曾经和苏维埃政权合作的流亡者,第一代俄侨通常都不甚友好。歌唱家夏里亚宾1921年在苏俄领导人卢那察尔斯基的默许下逃离苏俄,结果被俄侨报刊评论为“老鼠跳船”。

最明确的两派,是以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成员为代表的民主派,和以沙俄王公贵族为代表的保守派。据民主派名流、前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巴维尔·米留可夫估计,侨民中的民主派比例并不高,保守派占85%以上。

布尔什维克这一共同敌人,并不能让民主派和保守派在流亡中暂时达成和解,双方甚至不时爆发暴力事件。

1922年,米留可夫出席柏林的一次会议期间遭遇刺客,对方高唱沙俄国歌举枪向他射击,结果米留可夫虽逃过一劫,前临时政府国务秘书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却在阻止刺客时被其同伙枪杀。

两派内部同样分裂严重,在民主派中,米留可夫在难民潮爆发不久便提出“新策略”,造成立宪民主党一分为二,党内同志费多尔·若迪谢夫当场痛斥他是“一块没有人类感情的玻璃”。

若迪谢夫

▍若迪谢夫更有名的一次毒舌是在1907年,将绞刑架称为“斯托雷平领带”,时任首相的斯托雷平愤然要求与之决斗,最终若迪谢夫道歉了事,但“斯托雷平领带”的说法还是广为流传。

保守派的内斗则更加严重:他们无法就下一任沙皇的人选达成一致。

1922年,远东白卫军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俄罗斯传统的多等级代表会议“缙绅会议”,决议由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继任沙皇。之后不久,远东白卫军彻底崩溃。

两年后,伦敦法院确认1918年被布尔什维克杀害的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已经死亡,当时身在巴黎的基里尔·弗拉基米诺维奇大公在传统继承人序列中上升至第一顺位,他立刻宣布自己为沙皇。

保守派从此一分为二为支持基里尔大公的“法统派”和支持尼古拉大公的“空前派”,直到后者去世双方仍不能和解。

沙俄末期宫廷阴谋留下的积怨,也没有随着沙俄的解体而消散——1929年,旅居巴黎的尤苏波夫亲王发表回忆录,详细记述了他策划暗杀沙皇宠臣拉斯普京的过程,结果被拉斯普京的女儿起诉谋杀并索赔80 万美元,法院最终判决“对发生在俄国的政治暗杀无管辖权”。

玛利亚·拉斯普京

▍玛利亚·拉斯普京1932年在一家马戏团表演歌舞

在政治上成就最大的,可能是常居德国的保守派领袖比斯库普斯将军,凭借向日本出售萨哈林岛产业所得的财富,他向从政初期的希特勒和纳粹党提供了不少帮助,在二战期间成为第三帝国主管俄侨事务的官员。

与内斗相比,更加可怕的则是布尔什维克特工的威胁——1930年,白卫军组织“俄罗斯全军事同盟”主席库特波夫中将在巴黎街头被苏联特工绑架,结果当场心脏病发作死亡,被特工埋在巴黎市郊。

类似事件在1937年重演,“俄罗斯全军事同盟”的新任主席叶夫根尼·米勒将军被苏联特工绑架回俄罗斯,两年后被内务部处决。

三重间谍

▍法国导演侯麦2004年的电影《三重间谍》以米勒绑架案为原型

尤其惊人的是,米勒事件反映出,俄侨组织早已被苏联秘密警察渗透得千疮百孔——米勒将军的助手斯科布林早已被苏联策反,而且若非因偶然事件暴露,他差一点就继任为“俄罗斯全军事同盟”的下一任主席。

在舆论战场上,侨民也无法与苏联的宣传攻势抗衡。从1924年英国工会大会访苏开始,各国代表团一批批前往苏联,多数人都对其大加赞美。

大作家萧伯纳、法国总理赫里欧以及《纽约时报》等著名媒体,都不吝向公众表达他们对苏联的好感。赫里欧在1933年访问乌克兰后,特意向外界证实当地没有任何饥荒,一切都是“希特勒分子制造的谣言”。

相比之下,侨民作家、政客多数人微言轻,又被认为对苏联政权“先入为主”,无论他们怎样批驳萧伯纳等人的说法,也很难引起人们的关注。

共产党甚至公然调戏俄侨人物,1926年,保皇派领袖舒尔金秘密回国,走遍全国各地,与大批反党分子接触并密谋起事。不料他回到西方后,苏联特务组织“格别乌”立刻公布实情:从他踏入苏联国境起,他见到的每一个人都是“格别乌”的人!

更公开的羞辱发生在1933年,《复活》杂志主编谢苗诺夫收到一封署名Liza 的“苏联来信”,对国内情况大加批判。谢苗诺夫大肆宣扬后,苏联《真理报》的巴黎通讯记者米哈伊尔·科尔特索夫公开表示,信件是他伪造的,而且留有藏头,每行的第五个单词连起来是“白色强盗媒体想尽办法抹黑苏联”。

科尔特索夫

▍科尔特索夫1937年底被调回苏联,次年被内务部逮捕,1940年1月被处决。和他同期被下令处死的还有前任内务部首脑叶若夫、《红色骑兵军》作者巴别尔和另一位作家,他们都和叶若夫的妻子有男女关系。

在日常生活中,侨民也遭遇了共产党的压力——30年代的欧洲产业工人普遍深受苏联影响,很多加入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工会组织,俄侨工人在工厂里经常遭到孤立和打击。

罢工期间,俄侨工人的处境尤其糟糕——1934年巴黎出租车司机罢工期间,俄侨司机因照常营业被视为工贼,部分人的运营车辆被罢工司机推进塞纳河。

在30 年代的新一轮难民潮中,俄侨也备受孤立:新难民多是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左翼分子,为逃避本国法西斯领袖涌入法国,在他们看来,这些为逃离十月革命而来的俄国难民正是他们的革命对象。

不难想象,俄侨中的不少人在30年代急剧右转,不少人成为纳粹德国的追随者——在欧洲各国社会急剧左转、民主派人士争相讨好苏联时,只有德国总理希特勒大力谴责乌克兰饥荒:他们竟在一个能养活全人类的地方饿死了一千万人!

二战爆发后,俄侨们不得不在斯大林和希特勒之间站队,不少人加入德国国防军,与布尔什维克作战。更多人则响应内战时期白卫军司令官邓尼金将军的号召:不要帮助任何一个魔鬼。

战争结束后,欧洲基本面目全非,原来聚居于欧洲城市的俄侨社群也彻底解体,各奔东西,老一代俄侨运动不复存在。新一代在苏联长大后流亡海外的持不同政见者,将在新的反苏抗争中取代他们的位置。

不过,俄侨也并非真的一事无成——1945年后,欧洲俄侨大批移居美国,不少人在学院和其他研究机构中任职。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们终于将毕生研究布尔什维克的心得和教训,传授给了最终战胜苏联的国家。

马克·卫什尼亚克

▍《当代年鉴》编辑马克·卫什尼亚克,1937年希特勒入侵法国后逃亡美国,

曾任《时代》周刊编委会成员。《共产主义实录》的作者理查德·派普斯曾是他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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