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茨坦中国民运会议资料之十五
（发言概要）
题解
“Targeting Beyond China”是我于2016年4月14日在《纽约时报》评论版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标题，讲述我在中国的家人因为我批评中共的文章受到袭击。
我用这个标题做了若干场演讲，例如2016年10月在捷克人权电影节——
在这个题目之下，我并不主要讲家人的遭遇，甚至根本不提，而是讲中国的全球野心。正如我在那篇文章中所说：
自从习近平2012年掌权以来，当局为巩固权力关押了大量媒体人和人权律师。
如若我们不阻止中国政府，将会有更多媒体人和他们的家人遭受折磨，而且人类的自由也将被日渐侵蚀，直到完全丧失。
今天我要谈的，是近年来在各地演讲的一个总结。这些演讲是我对中国权力的分析，主要跨度是从十八大到十九大。我将分析两个方面的情况：第一，哪些是没有改变的；第二，哪些是正在发生改变的。
这里摘录的是几个要点——
关于旁观权力斗争
中国有很多这样的聪明人，他们在专制政治下处变不惊，从容应对，甚至如鱼得水，游仞有余。他们打探禁宫轶闻，分析黑幕政治，谙熟于权力的钩心斗角，得意于内情的捕风捉影。事实上，由于专制政治的隐秘性和偶发性，他们的情报半真半假，他们的分析并不可靠。更重要的是，他们最终沦为街头说书人，对不合理的权力毫无批判力量，反而变成了苟且、依附甚至欣赏的态度。
香港资讯相对自由，但是媒体观念依然有若干陈迹未除，报刊杂志中充斥着“中南海秘闻”类的报道。大报大台中，显而易见的“黄色小报”新闻并不多见，但是往往以现代新闻专业主义之名，行打探宫闱秘事之实。对于不透明的权力勾斗，倾注了太多的热情。
2015年9月26日在挪威卑根大学（Universitetet i Bergen）演讲
关于邓小平模式
因为邓小平多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很多人都有一种想像，假如邓小平活到今天，中国政治一定会是另外一种面貌。于是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赶紧回到邓小平的改革道路上去。
这种想法是非常奇怪的。且不说后邓小平时代的两位最高领导人，都是由他亲手指定，其实中国一直都走在邓小平改革的道路上——中国今天的种种问题，诸如畸型发展、腐败丛生、贫富不均、人权恶化等等，正是这条道路必然伴生的现象。
美国学者Joshua Cooper Ramo 2004年发表有关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的文章之后，中国模式举世瞩目。随后很多中国学者论证，这种模式最适合中国发展，甚至能够拯救濒于危机的世界经济。于是若干中共党史专家指出，这么好的中国模式，并非Joshua Cooper Ramo的归纳，邓小平早就明确说出这个概念，并一直坚持这种道路。
的确如此，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邓小平就反复提到“中国要有自己的模式”，而且对这种模式进行了非常具体的描述，那就是著名的“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指，“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多次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提。在南巡讲话中他仍然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说“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 20 年，现在看起来，还不只 20 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什么呢？他定义为“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他说对了，20年过去了，中国仍然在反这样的民主自由。
政治上搞集权专制，经济上搞自由市场，是邓小平理想的中国模式。前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在《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中说，邓小平的南巡谈话强化和固定了这种模式。因此准确地说，中国模式应该叫邓小平模式。
那么邓小平经常强调的政治改革是什么呢？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邓小平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 化。主要的是一种行政改革，属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是“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一步地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邓小平谈话言必称社会稳定和“我们的事业”，但是很少说到人的尊严和权利。
后邓小平时代的中国领导人，事实上是严格执行了邓小平的发展模式，才导致了今天造成官员滥权，腐败丛生，法治倒退的政治现实。讽刺的是，很多人认为，仍然要用邓小平的改革思路，来解决正是因为这个思路才出现的问题。
既然《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都强调深化改革，那么就意味着官方也认为目前的发展问题多多，而不是像某些学者说的那样是千年盛世。要想真正推进政治改革，就必须反思邓小平模式的弊端，而不是要继续在他设计的改革道路上前行。
2014年11月，在德国哥廷根大学（Georg-August Universität Göttingen）大学演讲。
关于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
从”反右”、”文革”到”六四”，再到今天的”维稳”，中共的统治是一个系统性的延续，连习近平都强调前后三十年”决不能彼此割裂和对立”，不能互相否定。在这六十余年的统治中，人为灾害连绵不断，中共官方文件也显示数千万人死于非命。其中任何一场灾害都不是”一时的失足”，而是不受制约的专制权力膨胀的必然结果，是中共对一切反对者都要赶尽杀绝的一贯做法，”六四”屠杀乃其中之一。
2017年在布拉格出席FORUM 2000会议
关于中国人权
人权的要义，并不是由一个强权政府炫耀自己的人权成就，而是被统治者有没有机会和统治者进行人权对话。在中国，谈人权不仅是对习近平的不尊重，而是就是犯罪，因此大批人权律师被抓捕。与中国政府进行人权对话的可能性，在外国政府和国际机构那里一息尚存。当这些可能性正在消失的时候，中国民众不是感到危机，而是拍手称快。独立思考的能力，本身就是人权的重要尺度。
2017年10月在日本明治大学和北海道大学演讲
关于六四及冷战
2012年 6月 4日于德国之声发表的《 “克伦茨小平””》中的一句话，则是我对此事件的国际影响的基本看法：八九民运促进了苏联东欧剧变的发生，同时也使中国成为后冷战时代的弃儿。很多当年义愤填膺的港台人、西方人，如今都被中国的市场诱惑，乐于与中国政府合作。他们在抛弃中国人的同时，也背离了自己的政治和道德伦理。”六四”镇压让中共觉得什么风浪都能挺过，后来更相信任何东西都可以用金钱换取。”与魔鬼交易”正在困扰全世界。
冷战结束意味着战略思维的转变，冷战思维被抛弃。
2014年10月在柏林“文学之家”演讲
关于反腐败
在反腐败的问题上，官方与民间有不少共识：其一，腐败已成党国大患，不反则岌岌可危；其二，应该多抓几只“大老虎”，不仅因为他们罪行当诛，而且认为通过塑造样板，杀一儆百，可以遏制更多官员腐败。
人们似乎忘记了历史：中共自建政以来，从来都在树立样板，为反腐打了很多“大老虎”。1952年2月，前天津地委书记、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前天津专区专员、天津地书记张子善因巨额贪污被宣判死刑，执行枪决，被称为“新中国第一反腐大案”。据中共元老薄一波回忆说，他曾代表同情者向毛泽东求情，毛泽东回答：“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20个，200个，2000个，2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在随后的中共各任领导人，都大谈反腐的必要性，并抓捕一只又一只的“大老虎”：陈希同、陈良宇、成克杰、田凤山、胡长清、王怀忠、郑筱萸……一直到徐厚才。习近平所说的“既要打苍蝇，也要打老虎”不过是旧瓶装新酒，把“树立反面典型”换个说法而已。
问题是，这些典型真的阻止或者减少了腐败吗？显然并非如此，腐败现象日益严重。
的迫害中，法院和检察院同样扮演着打手的角色。第三，习近平不仅无意反思维稳体系，而且变本加厉，强化了对异议人士的打压，以及对新闻媒体的管制。
2013年4月在巴黎圆点剧场讲座
“六四”之后的“去正义化教育”
我这一代人的思想历程，在大学发生了逆转。那时接触到很多西方文化，才发现自己一直被欺骗，感到非常愤怒。但是，1989年之后，中国教育和舆论宣传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我把它称之为“去正义化教育”。简言之，当局以前是冒充正义之士，现在是公开耍流氓，而且教育民众全世界都是这样。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发生所谓“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转变，高校科研项目的经费管理也惟上是从。其实质是在政治高压以及经济收买之下，高校教育庸俗化和功利化，弱化了年轻人的批判能力。
这套庞大浩繁的洗脑工程自身也有相互矛盾之处。比如它一方面教育人民放下历史包袱向前看，一方面又并不反对寻求“真相”，而且经常揭开“西方民主的虚伪面纱”，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美国（德国）”。因此，即便是被它洗脑的人，也未必像泽林先生宣称的那样“想要忘记历史”。
它的解决之道是对“真相”的选择和阐释——这比单纯的阻止信息更加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留学生到了国外，看到“六四”屠杀血淋淋的证据，仍然理解中共，因为他们已经接受了对事实的解释——没有当年的坦克清场，就没有今天的经济发展。
2013年5月在汉堡民族学博物馆演讲。
关于洗脑
中共的洗脑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屏蔽外国网页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个系统工程包括学校教育、舆论宣传、图书出版和流行文化等各个方面。
在学校教育方面，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会学唱爱国爱党歌曲，学画天安门和五星红旗。小学语文课本中为了洗脑而胡编乱造，若干学者已经出版了研究专著。以爱国主义教育为目标的政治思想课，是高考的主要科目。
中共宣传部门每天发布各种媒体禁令，是一个全世界都知道的“秘密”。但这也只是舆论管制中的一部分而已。从行业准入、资格审核、干部管制、审稿流程到经济惩罚，有一套完整的制度。互联网进入中国后，一度给管制带来挑战，但现在这套经过调整的制度，也已有效地运用于网络管制了。
图书出版的管制更加严格。这里仅举一例。大家知道，在东欧社会主义时期，地下出版物萨米亚特（samizdat）在民间异议表达中起了重要作用，这在当下的中国根本没有可能。也有一些含有异议思想的网站存在，但是其反抗精神远逊于彼。
2011年8月在马来西亚“花踪”文学节上讲座
2013年3月在日内瓦人权电影节演讲
关于习近平觊觎世界领袖
中共历任领导人中，毛泽东曾经不服老大斯大林，有过那么一闪念想做世界领袖，把中国人当作人肉炸弹和美国人打仗。但是，和宣传吹嘘不同，他很快发现中共几斤几两，提出了著名的“球籍”危机。邓小平更清楚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以“韬光养晦”作为外交攻略。江泽民面对西方文化，异常自卑，以得到国际社会承认为荣，“与国际接轨”频繁见诸媒体。胡锦涛在周永康协助下“和谐”了中国，却不能“和谐”世界，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外交出现乱局。
习近平重振朝纲，翻云覆雨，发现专制权力十分利索。他在国内大刀阔斧清除异己，俨然“打虎英雄”；又到欧美搞金钱外交，成功限制国际社会谈论中国人权。于是他傲视寰宇，睥睨群雄，以为世界领袖，非我莫属。无德无功，意欲立言，奈何才疏学浅，除了从基础文学史教材上抄录书单之外，只能重炒共产主义这锅馊饭。他以令人惊诧的大无畏勇气提出：“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朝着共产主义的方向努力。”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