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之始末
2017-11-30 山民遇水 念君子之温
试图用一篇文稿来讲述戊戌变法，需要冒很大的风险，它之于中国的非凡意义书说难尽。这是中国内部产生出变革诉求的第一次全国性尝试，亦宣告自此中国需要以融入世界为国是。变法所想要追求的目的和变法时代人们的理想，持续影响着中国百余年来的历史并仍在继续催动中国历史向前。在政治上，它试图将现代政治文明带入中国；文化上，它试图打破“只能统一到一种思想之下”的桎梏；经济上，则试图建立起一套以私营工商业为基础的工业体系。作为一起短暂的政治改革探索，这场变法有一个看似不可违逆的、宿命一般的悲剧归宿。而无论究竟有多少不如人意之处，皆无法掩盖其照耀着后世的伟大光芒。
变法时期的世界格局及潮流思想
中国融入世界的百年大潮，在其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深受外部思想所左右。那些思想在这古老的土地上争斗不息。有一股冥冥中的力量，在左右着这种角逐的胜负关系——那种潜藏在中国士大夫们内心最深处的东西。此物究竟为何？值得写一部洋洋洒洒专著。士大夫阶层从一个在思想上颐指气使的傲慢者，被打垮成匍匐在地上自卑客，大大地强化了此物的非理性层面。
19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地缘政治上德国和意大利实现了统一，英法主导欧洲的时代正在过去，亚洲的日本则崛起成为一个强国。这些世界范围内版图格局的变迁，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民族主义是一个可以随时改嫁的新娘，她与民主政治的联姻曾经在欧洲制造出一系列民族国家，使民主政治随着民族意识到觉醒向欧洲腹地蔓延。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兴起正在令这桩婚事陷入严重的感情危机。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今天已经鲜有门徒，但在当时却有席卷之势。它把丛林法则引入人类社会，并认为群与群、国与国之间的优胜劣汰，正是人类文明向前的动因和规律。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结合，被二十世纪著名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科林伍德称为：“三流作品中最令人作呕的渣滓。”它们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为沙文主义扩张提供了精神了动力。受其影响最深的是日本、俄国和德国。到了19世纪的最后十年，英国所主导的以商贸为目标的对华政策，正受到新兴国家的强烈挑战，英国本身也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瓜分中国”中国的热潮掀起。中国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国权危机煎熬，同时也深受这对伉俪所影响。
维新派的思想准备
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试图从自身之外的世界中寻找出路，放弃“世界中心”、“天朝上国”式的大妄自尊大，以世界的一部分而存在，并寻求自身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这一转变的伟大意义不言自明，但对大部分习惯以世界中心自居的人们来说，却是不可接受的耻辱。尽管人们或多或少地知道自己只不过是世界的一部分，但井底称王的记忆对相当多人来说，仍远远胜过在广阔天地里大开眼界的快意。
1891年，前水师学堂教习、留学英国海军军官严复弃戎拾笔，公开宣扬维新变法。尤其在1895年战败后他在天津《直报》大声鼓噪，抛出不变法则亡国之论。严复具有深厚的西学背景，在留学英国期间已经成为一名坚定的民主派。他对中国传统持几乎不屑一顾的态度，呼吁“开明智、兴新德”，对中国的政治、文化体系进行全盘改组，完全堪称当时中国思想最为激进的人。矛盾的是，这位思想上的激进派，因为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认为社会变革就象物种演化一样，应该是个无声无息的漫长渐进过程。虽然坚信“时代必进，后胜于先”，但在具体的改革主张方面，又表现出过度谨小慎微的保守。也为日后他成为拥清派反对共和革命，以及袁世凯复辟的拥趸打下来基调。
真正引起思想轰动的人，是广东南海的康有为，因为生长环境的缘故，使他有机会接触到西方思想和政治制度。他的思想是一锅中国传统的儒家和非儒家思想，佛教外加基督教文化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大杂烩。在他早年的思想里，“变法”的目的并非为了“救国”，乃是为了救济“天下苍生”。他引起轰动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非常擅长利用中国传统的词汇库，来诠释自己所接受的西方主张；或者反过来说同样成立：他非常擅长用西方的观点来重新定义中国传统词汇。他独特的世界观将历史分为三个阶段：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分别对应着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和共和立宪，在最后的太平世里，天下苍生将步入大同。人类社会形形色色的苦难被他归结于人本身根深蒂固的自私欲望，只有抹平社会生活中各形各色的不平等，才能有效地限制这种自私欲望，实现大同。在他的理想中，随处可见儒家式的乌托邦幻想、墨学的兼爱、佛教的救世情怀、基督教的原罪意识、卢梭式的平等观和斯宾塞的进化论，在重新定义儒家思想这件外衣之下混为一炉。
尽管早在康有为之前，象冯桂芬、郭嵩焘、严复一类的有识之士们，在反驳守旧派的攻击时就曾经说过：“如果古代圣贤生在今日，一定会致力于取西法变革”一类的话。康有为则将士大夫们不敢僭越的孔子，打扮成一位致力于“改制”，推动社会向大同演化的改革家。并声称儒家传统的精髓在于鼓励怀疑精神，而非墨守成规。他对儒家经典的激进诠释引发了士大夫阶层巨大的震荡，呼吁维新的人们不再被当作受了洋人收买、勾引，不足以论道的“汉奸”。变法成了中国固有传统的一部分，并且唯有变法，才是中国传统得以延续的唯一出路。
康有为远远不满足于当一名著述者，他拥有勃勃雄心，要将变法在现实中推进。1888年，他进京赶考时，联合赶考的各地举人们联名向清帝上书，请愿变法。这次请愿并未获得重视，也未赢得多少支持。随后康有为受邀前往梁启超等人创办的“广学会”讲学，并将梁启超等人收为门徒，从此不再孤军奋战。1895年，康梁一党再次借赴京应试之机，联合十八省举人发起上书，史称“公车上书”。有了羽翼相帮，这次上书声势浩大，十几道呈文终于“上达天听”。随后康梁等人借机在京建立“强学会”，宣扬变法，不仅吸引了大量士子入会，还吸引了不少朝廷重臣、王公贵胄、外国领事和著名传教士。他甚至请教传教士李提摩太，想用基督教的组织模式来改组中国的儒教信仰。强学会因为李鸿章、张之洞、翁同龢等大员们的入会而红极一时。很多省的举子们建立了强学会的地方分会，康有为指望待科考结束，士子们返乡，即可将强学会自然而然推广到各省。
但强学会的声势很快冷却下来，仅三个月，便被御史参了一本，遭到取缔。但他们几个月来主打的王牌：“丧师辱国”之痛，已在人们心中引发广泛共鸣。康有为决不就此罢休。次年，在黄遵宪、张之洞、严复等人赞助下，维新派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主笔梁启超脱颖而出。他犀利而充满激情的笔调大受欢迎，迅速使自己摆脱了“康有为门生”的帽子，成为维新运动另一位核心人物。他的文章中，掩盖在康有为论调之下，潜藏着与康有为大不相同的独到见解。他并不盼望大同社会式的乌托邦，也不承认逐渐发展演进的进化论调，更没有居高临下式的救苦救难情结。在他笔下是对现代民族国家和公民社会的渴望，“中国”这一概念既不是某个王朝，亦非某种政治、文化秩序，或者一群知识精英。“中国”所指的，是这片土地上一个个活生生的“国民”，未来的国家，一定是这一个个活生生的国民结成的共同体。国家凭借承载着来自不同阶层、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族裔的每一名国民的共同利益，而受到他们的热爱和拥护。反过来，中国的文明富强，亦来自这一个个具体国民的文明和强盛。这种强盛更多的是指认知层面。变法的理想，并不追求建立道德上乌托邦，甚至不追求道德水准的提升，而是使国民获得管理自己国家的权力，这种“德政”自然会使个人道德败坏的行为得到有效限制。
梁启超代表着维新时代的纯粹民主派和原色民族主义，他迅速建立起自己的声誉，他的思想似乎直接来自和西方人的交流，甚至带有一丝卢梭色彩。但还有一股不可忽视的思潮，在影响并推动着维新运动向前，他们是受日本明治维新影响的一派。他们把甲午战争的失败理解为日本明治维新对中国洋务运动的胜利。中日之间共同的种族、文化起源和相近的近代史及地理位置，使他们坚信将日本制度照搬到中国之后的光明前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黄遵宪曾在日本当过4年外交官，对日本的制度了如指掌。他们并不热衷于纯粹的民主政治，甚至还略有抵触。他们信奉一种由知识精英和职业军人主导、国民发奋图强的秩序，日本和德国的崛起，似乎为这种精英政治提供了绝佳的成功例证。
在所有这几派思潮中，康有为似乎是最落伍的一派，但他的学说却最容易在当时的环境里引发震荡，获得朝野注目，再加上永不罢休的幻想家气质，使他成为变法运动当之无愧的代言人和领袖。而所有的维新派，几乎都一致支持在中国建立宪政秩序，并以变革教育体系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首要事务。
光绪皇帝其人及帝后关系
世界上有许多赫赫帝王，而唯有路易十六，以其对人民的挚爱而名垂史册。在个人性格方面，光绪皇帝和路易十六颇有相似之处。柔弱、聪慧、天真、通情达理，对自己君王的身份惴惴不安，并怀着美好愿望，想要通过变革旧秩序来使自己的不安情绪得到平抚。以他们的气质而言，会是一位无可挑剔的立宪君主；而这种个性却又使他们无力领导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柔弱良善的气质无法令他们在残酷的政争中做出果断地杀伐取舍；也不懂如何网罗党羽以打击异己、扩大权势；他们缺乏事必躬亲的精神以至于对现实产生过多的误判；有时会沉浸在脉脉亲情中而忘记了国运所托付在自己肩头的沉重责任，尤其在紧要关头更是如此。于是最终与他们的国家和人民一同历经命运的悲剧。路易.波培被他所挚爱的人民送上了断头台，而载湉则很可能是死于自己衷心孝顺的母后“亲爸爸”之手。
在康雍乾三代，清廷最忌惮的敌人是蒙古。作为同类，清廷深知强大的草原民族对中原王朝的致命威胁。满蒙表面上是同盟，实际上在不停地惨烈厮杀，争夺的焦点在今天的新疆，控制那里，可以把蒙古人的势力撕成两半；对蒙古人来说同样至关重要。因此在清朝中前期，文化上的基本策略是扶持喇嘛教为首，安抚儒教次之。通过实现对喇嘛教的控制来削弱蒙古王公的势力。随着沙俄的崛起，蒙古人的势力范围迅速萎缩，不再具备威胁到中原王朝的实力。汉人潜在的反抗变成了清廷的头号威胁，于是清廷将文化策略调整到全力扶持儒教上来。自嘉庆皇帝开始，清帝开始以儒教的忠实追随者和捍卫者自居。这种风气随着清廷对汉人力量依赖程度的不断加重而越发强化。
光绪皇帝正是一位被彻头彻尾的正统儒家思想熏陶出来的皇帝。对他的精心教育不仅系帝国的需要，也与慈禧太后的利益息息相关。她需要一位具备纯粹的儒家“孝心”的皇帝，以便在其成年后继续施行控制。翁同龢这位彻头彻尾的守旧派，被慈禧委以教育皇帝的使命。光绪皇帝并没有辜负教导，他终生恪守着对“亲爸爸”的孝道。但年轻的皇帝自幼便表现出对西洋事物的极大好奇心，他阅读冯桂芬关于洋务的著作，仍不满足，还请同文馆的的外籍教习入宫为自己授课，很快超出了翁同龢能够容忍的限度。早期翁同龢对洋务运动的批判也许发乎纯粹，但随着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等人的得势，翁同龢对皇帝追求西学的态度开始改变。作为“帝师”的他，名义上是百官中地位最尊崇的人，在皇帝亲政后他有望获得巨大权势，倒向洋务并将皇帝向洋务方面引导，处心积虑不可谓不深。
光绪皇帝在1889年亲政，年方18。以往的皇帝登基或者亲政，首要事务便是重组军机处，但这一次与截然不同，军机处仍然是西太后时期的原班人马。光绪皇帝对慈禧的态度非常复杂，他与同治皇帝不同，同治的合法性来自继承父亲的皇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慈禧依赖同治。而光绪则是慈禧排除祖制一手所立，为彼所立亦可为彼所废。他对慈禧既存有纯洁的孝心，又心存恐惧。他从不单独在内廷接见大臣，需要单独接见时一定有太后在场同时接见。军机处设在慈禧居住的颐和园，所谓“亲政”不过徒有虚名。而“帝党”无非是些支离破碎的闲散人等，大部分人亲近皇帝并非为了权势，除了少数几个被载湉的温厚良善气质吸引的清淡之士，大多不过落魄之人想给脸上增点光而已，他们根本不具备与“后党”争权的实力。除了翁同龢，“帝党”中根本找不出一个实权之辈。而翁同龢也深知，自己名为“帝师”，权力的来源实为太后。这位“帝党”领袖曾公开表态，自己的职责就是维护两宫之间的团结和睦，令朝政精诚。言下之意，就是帮助西太后继续控制已经成年的皇帝。两党之间既无激烈的权势之争，更无意识形态的分歧。
但这一切随着康有为的到来发生了剧烈改变。
但随着年龄、见识的增长，光绪皇帝越发表现出对西洋政治、法律秩序不可遏抑的兴趣和好感，远远超出了翁同龢所能容忍的范围，以至于西太后禁止他再接触外籍讲师和西学。甲午战争后，李鸿章等人倡导的洋务运动彻底以失败告终，翁同龢似乎嗅到了与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争权的契机，于是便将康有为推荐给皇帝，想藉着维新获得领导权，在权势上压过李、张之辈。当时的康有为还在翁同龢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无非喊一些“求人材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图自强”之类的口号，其“变法”倡议也无非富国、养民、教民、练兵一类。从表面上，只不过是把洋务运动继续扩大化而已。
但光绪对康有为的倡议非常感兴趣，从此康有为获得了直接上书皇帝的通道，不再受翁同龢所支配。
百日维新
1897年冬天，德国强租胶州湾后，朝野弥散在一片悲愤之中。制造声势的大师康有为从中嗅到机会，再次返回北京。皇帝得知后不久，便安排康有为与李鸿章、荣禄、翁同龢三人会晤，商讨维新之策。此时的康有为已经名满四海，不再如1895年那般收敛，他在会晤上抛出变革“祖宗之法”的论调，使三人大为惊愕。但翁同龢已经无法阻止康有为和皇帝之间的进一步接触，康有为的奏章无需任何中间渠道便可以直接送达皇帝手中。接下来康有为向皇帝连上三章，提出“制宪法”、“开国会”的建议。具体的行动步骤则包括三部分：大誓群臣，明变法决心；在午门置上书处，直接从社会底层提拔人材；建立内廷制度局，主持变法大计。
中国古代曾经有过皇帝为了绕开官僚体系，利用内廷甚至宦官来掌权的情况，但从未有过象康有为这样向整个官僚体系宣战之举。而康有为似乎对利用士子进京赶考这一时机情有独钟，1898年又是一次士子云集的赶考年，“保国会”迅速在士子中成立，但这一次已经没有了达官贵人们的支持。除了好事的御史李盛铎之外，朝中官僚们已经把康有为一党视为一个包藏祸心的集团。而除了动听的救国辞藻之外，康有为并没有多少有力武器。保国会仅仅存在了一个多月，便随着士子们的散去而化作乌有，他所幻想的全国性大规模变法论坛并未到来。但到了6月份，在湖南失败的梁启超率领一众维新党人进京与师父汇合，又给了康有为一针强心剂，无论经历多少失败，他从未停止过幻想以及实现幻想的狂热。
6月11日，皇帝下诏宣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诏康有为进宫陛见。这场陛见长达数小时，其风气一如康有为所惯常，除了一些空洞的许诺：“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康有为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可行的行动步骤，仿佛只要催促皇帝不断地下谕，便可解决一切。
从6月11日至9月21日这一百天，光绪皇帝连下一百多道上谕，维新内容涵盖农工商、路矿、教育、科举、邮政、财政制度，并要求各省自办新军。这些上谕所收到的唯一回应，就是请诛康有为的情愿书。讽刺的是，在这些请诛康有为的奏折中，竟然还有当初为康有为积极张罗的御史李盛铎之作。有人甚至向慈禧上奏请废光绪皇帝。而西太后则早在《明定国是》诏一出，便逼皇帝连下三诏，将京畿附近兵马牢牢掌握在自己亲信手中，准备随时发动政变。几乎所有的传统官僚全部围绕到西后一边，变法阴云密布，随时可能因对手的行动夭折。而康有为并没有对铺天盖地的敌意做出任何切实的回应，不断地催促皇帝继续下诏制宪法、开国会，是他唯一的应对手段。8月，退休的日本前首相、明治维新三杰之一伊藤博文访华。光绪皇帝与伊藤博文会见，向他详细了解日本制度，下诏称将在9月举行变更国体的讨论会。
9月初，皇帝终于走出了应对西氏围攻的第一步：在成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军机处：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以低级官员“章京”的身份行走。这个玩具一般的“迷你军机处”并无任何权势，而这点小小的挣扎立刻引起西后一边的警觉。9月21日，政变既起，光绪皇帝被囚，慈禧宣布重新“训政”，通缉康梁一党。这场想要围绕软弱无权的皇帝而发动的变法，随着康梁一党的坐鸟兽散而惨淡收场。在朝廷，几乎整个官僚阶层都属于旧秩序的既得利益集团，纷纷站在西后一边，无论力量还是权术，双方都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上；在地方，士大夫和乡绅们仍以维护传统秩序为自觉任务；在更下层，则是在生死线上漠然挣扎，对世事一无所知的茫茫“黔首”。以卵击石的变法，若无怆然必死之决心，仅靠美好愿望，动听辞藻和想入非非，又焉能搭上可乘之机？
只有一个人，在百年之后仍高举着变法的火炬立于千秋，他是这场变法留给这个国家最珍贵的财富。这位在变法风起时并不出彩的走卒，却在变法失败后置生死于度外。他拒绝出逃，夜说袁世凯谋求兵变，并设计劫救载湉，想要从被浇灭的余烬中捞取最后一丝希望的火种。
还有一位有资格站在他身边人——那位为兑一诺而被击毙在宫墙之上的屠狗之辈——大刀王五。他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今已无人知其面目。
变法的遗产
变法作为一场政治行动以宿命的失败告终，未久，光绪皇帝颁布的上谕被慈禧太后悉数废除。在变法时期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反对，反对不仅来自外部，还包括来自维新派内部的分裂行为。但在其被扑灭之后，却又引发了中国社会的深刻反思。王朝专制的政治传统，随着对变法的镇压而加剧丧失其合法性。原本对西学持普遍抵制态度士大夫和乡绅阶层，在短短数年内纷纷倒向从“新学”中寻找出路。这个中国旧秩序最坚定和支持者和最恒久的既得利益阶层，蓦然之间意识到自己实际上不过站在苍生的对立面而已，远非自古以来所自认为的，那种天下苍生福祉的缔造者。这转变得益于变法时期对“国家”一词的重新定义。国家系全体国民的共同体，而非属于某一家族或者某一团体。转变的速度之快令清廷和士大夫自己都始料不及，甚至连张之洞、瞿洪基一类的传统卫道士，也走到了传统秩序的对面。
民族意识的觉醒，使大量原先与自己的乡土牢牢结合在一起乡绅阶层们尝试着走出乡土，“自强”这一口号不再是想要拥有西方先进技术的政府行为，而成为那些以国民自居者们的自我追求，他们渴望获得更多的认知和阅历。新的阶层在20世纪早年登上社会舞台：私营工商业主和知识分子。他们一个显著的共同之处，是脱离的乡土的人际束缚，依靠自己才干、认知，在城市里赢得生存、发展的空间。中国融入世界的愿望已经不可阻挡，不可回头，只有不停地撞着南墙，头破血流地继续寻找出路。芸芸众生们随着这两个阶层的出现，渐渐意识到自己“中国人”的身份，尽管这种身份认同非常之微弱。然被家族链条牢牢拴在村庄之内的“子民”们，也模模糊糊地抬起头来，似乎想要寻找什么。
民族主义这位水性杨花的妖姬，在二十世纪历经多次荒唐的悲剧性婚变之后，发现原来只有和原配夫君——民主政治——的结合，才最牢靠稳固。也只有这位原配郎君，才是她幸福而安稳的终身归宿。只是不知她历经了无数感情伤害之后，是变得睿智安详，还是因那些伤害而更加歇斯底里？如果有一天，当她卸下妖冶的装束不再四处勾搭，那位最初的郎君，是否还愿意迎娶自己朴拙的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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