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来，这长期是个老大难问题。
文｜日飞
1953年6月，北京市工商局决定，在北京做摊贩谋生的外地农民应一律予以整治，“由公安局清查户口，进行检查，限期回籍生产。”
随之而来的清理行动，远远未能达到预期目标。事实上，1950年代前期，北京市曾多次发动联合执法行动，均未能成功将这些贫苦农民驱赶回乡。
▍平津总前委首长在正阳门城楼上检阅解放军入城式
这些一无所有的底层摊贩，甚至没有在执法人员面前束手就擒。根据当时政府部门的记录，他们不但大肆以游击、迂回战术相抗争，而且常常口出恶言，当面指责管理者“执行的是反动政策”，让他们“有能耐去把台湾拿回来”，令负责清理工作的干部难堪不已。
相比之下，社会地位远高于他们的企业家、民国政客和知识分子，均在同一时期的历次运动中应声而倒。这些底层求生的外地人为什么格外坚韧抗压？
▍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中山公园举行惩治反革命罪犯的大会
“盲目流入城市”
1949年5月，刚进城不久的北京市政府出台政策，为改善市容、交通，全市四万余户摊贩须在市政府登记，办理牌照，到十二个指定的市场区域经营。约3个月后，政府宣布整治工作完成，摊贩已“各得其所”。
▍北平市长、军管会主任叶剑英
事实上，摊贩牌照并非人人可得，尤其是在摊贩中“约占三分之二”的外地农民，正是北京市政府的重点清理对象。
▍建国初期的摊贩许可证
持续数年的内战，加上1949年的河北水灾，使得大量周边地区的贫民、灾民涌入北京求生，其中很多人摆摊为业。
可想而知，很多摊贩不但没有固定居所，“晚间宿在城门洞里及其他空场地方”，不少人甚至不能自备挑子、箩筐、小车、秤等摆摊工具，须从小商店租赁使用。
▍1950年的北京街头/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不幸的是，这些起早贪黑、风餐露宿的摊贩，按马克思理论看来并不属于“劳动人民”，而是理应在农村从事体力劳动、却“轻视劳动，盲目流入城市”来游手好闲混生活的青壮年劳动力。
在政府看来，摊贩既不直接生产粮食，又要长期在市区生活，消耗城市的粮食供应，而且管理困难，怎么看都像是有国民党特务混迹其中，自然应当严格筛选、控制，只允许老弱病残、生活极度困难者充任。
1950年，商业局的报告中提出建议，对本市居住的外地难民以“遣送返籍”为原则，“对经营摊贩一般不应批准。”
▍1949年广州的摊贩。建国后全国各大城市均有驱逐外地摊贩的行动/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几个月后，北京市政府又作出明确规定，只有生活困难的北京市户口持有者和复员军人才能上街摆摊，且牌照须每年一审，一旦发现本人经济条件已有所改善，立刻剥夺其摆摊资格。
其实，除了底层外地人，长期找不到工作的北京户籍者也在清理之列。
1949年底，北京开始“有计划地号召与介绍”失业市民迁往东北、察哈尔、绥远等地务农，这些地方地广人稀，有些还“在土改时留下了一些土地”，正好安置北京的无用人口。
▍1950年北京正阳门外
因此，1953年的整治计划中，这些没能进入十二个集中市场的摊贩都成为了取缔对象。除了外地农民要驱逐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即使是本市的青壮年摊贩也要“坚决取缔”，与流氓分子相同待遇。
如1953年7月，北京宣武区共清理摊贩307人，其中农民200人、市民107人，最后只有16人得到长期营业执照。
从1950年开始，北京市多次展开这样的多部门联合整治行动，查获的无照摊商数量动辄上千，其中的农民往往被遣送回原籍。1954年的整治中，有数百外地农民被遣送回乡，造成三起自杀事件，被工商局认为“影响很坏”。
然而，这样的战果并不能长期有效，摊贩们只是暂时消失，很快又重返北京街头。1953年8月，北京市委的报告中便提及，外地回乡的农民仅是极少数，北京本地无照摊贩也很少改行。
“你是什么出身”
摊贩们之所以坚守岗位，主要是因为摆摊几乎是他们的唯一选择。
不但北京本地贫民找工作困难、无处可去，即使是外地摊贩，许多也来自灾区，返乡后难以解决生存问题。相比之下，来京摆摊即使被工商部门取缔，也无非小小惩戒，蒙混过关也不特别困难。
为了让他们一去不返，工商局曾在1953年的整治行动中请求劳动局协商解决，给青壮年摊贩安排就业。然而劳动局本来就为高失业率所困，虽然一度同意，后来还是答复“现不需要”。
▍北京市公安局也曾以“各派出所人少事烦”为由，冷淡答复工商局请求他们协助查处无照商贩
即使在街头取缔摊贩时，工商执法人员虽然多数时候都能保持强势，不时也会遭到言语和行动上的回击而措手不及。
如前门区就有摊贩被管理处人员批评为“轻视劳动”后，当面指责对方才是吃闲饭的，“每月拿好几十”，反而轻视自己的劳动。对于确实不从事体力劳动的管理处人员来说，这样的责难并不容易应对。
老年摊贩更令人头疼，他们当众指责管理处人员是“小毛孩”，执法行动是没大没小，甚至援引民国时期的生活经验，当街批评新政权“和蒋介石没有两样”。
比老人更难搞的是解放军退伍军人，虽然按照规定可以摆摊经营，但他们往往拒绝去政府规定的集中市场，专挑交通繁华的地段，与管理处短兵相接。
在遭遇执法时，这些人不但行为嚣张，比如以“老子腰疼”为由拒绝站起来，而且还语多放肆，历数革命战争时期的丰功伟绩，有的更质问党干部“是什么出身”，让人家“有本事去打蒋”。
相对而言不这么尖锐的摊贩，也往往会表示“您说叫我干什么去呢”，让管理人员“指条明路”，同样能令指不出明路的管理处人员无言以对。
尤其令工商人员难堪的是，北京市民对无照摊贩常持同情态度，特别是在执法行动频发的春秋时节，八成以上的无照摊贩都在经营瓜果，广受群众欢迎。
早在1950年，管理处初试身手后就在报告中表示：“勉强取缔，恐围观之人忍予同情。”
▍改革开放前在广场上卖萝卜的摊贩
时间一长，摊贩们甚至学会了守望相助，有人被查时，其他摊贩便跑来扮演围观群众，“打抱不平，阻碍取缔。”
为尽量避免在光天化日之下对抗民意，工商部门只能在搞运动之外，另行采取其他策略。
对不能自备摆摊设备的摊贩，工商局就从小商店入手，严禁他们出租箩筐、小车等，从根源上断绝了贫苦摊贩的经营渠道。
“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也被用于打击摊贩：1955年的多部门联合行动中，除了外地农民要坚决遣送，对屡教不改的本地青壮年还要断绝其粮食供应，通过饥饿疗法让他们重新爱上劳动。如果仍不见效，则“强迫参加劳动”。
此外，工商局还发动宣传攻势，收集个别摊贩坑蒙拐骗、强买强卖的行为，“重点地在报纸揭发。”
这些方法尽管各有长处，但要真正解决北京的底层人口摆摊问题，还是得等到真正的社会主义到来之后。
“老子最爱过拘留生活”
1950年代后期，三大改造完成后，国家完全控制了商品的流通渠道，社会主义终于取得胜利，无照摊贩自然难以为继，基本退出历史舞台，只在各个经济困难时期短暂复出。直到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反映的时代，北京市民才再次熟悉他们的身影。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摆摊的知青
不过，此前这些底层人口能在首都北京长期逍遥法外，也不单纯是因为他们特别能战斗或特别能吃苦。
更大的原因，还是他们的无产者身份。
相比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其他运动，1950年代的北京对外地摊贩的打击力度十分微弱，一般不过罚款、教育、遣送回乡。
即使是采取强硬手段“暴力抗法”的摊贩，或者是扔下货物逃走、转天再来向管理处索赔的刁民，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几率也相对较低。
1954年的突击整治中，只有23人被移送公安局，最终被判刑的只有7人。
宽松的专政环境下，个别摊贩也意识到了反抗并无极端后果，逐渐变得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在管理处人员的记录中，留下了不少摊贩遭到整治时的口号，从“我要饿极了就抢了”到“老子最爱过拘留生活”，宣武区甚至有摊贩拒绝政府发给的执照，视工商法规如无物。
相较于广大“阶级敌人”，外地农民和本地贫民毕竟是无产者，秋风扫落叶的打击方式并不合适。1955年，北京市委在审批工商局关于摊贩问题的报告时，便特意将“逮捕法办”从处理方法中划去，显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难得的温情。
要通过整治手段驱逐北京的底层劳动者，还得等到政府转变思路，彻底不再视他们为阶级兄弟、而只是影响北京市容的下等人以后。
※本文主要参考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任伟《中共新政权与底层百姓的互动磨合——新中国初期北京整治无照摊贩》，特此致谢。
文章来源：大象公会
2017.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