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青”与“美分”的双料鼻祖陈天华

原创 2017-12-10 山民遇水 念君子之温

陈天华.

广泛的宣传认为晚清史是屈辱的,而我却认为这是一段荣耀的历史。对自身历史的反思,与外部世界交流和学习的愿望,在晚清被逐步点燃。虽然以理性而言,这些反思中浮泛着盲动、肤浅或庸俗之见,但仍堪称数千年所未见,今日之中国亦未必胜过当时。而激愤躁动之情,则无法承载起使命所需要的深沉厚重。不过,大任所需要深邃、冷静与凝重,今日亦未见起色,那么今人又何德何能,去批评那些堪称昭昭的赤诚?

20世纪的头几年,张之洞取代李鸿章成为汉人士大夫阶层的领袖。香帅一生和他的时代一样充满了迷惘,他以一位守旧士大夫的身份登场,率领“清流党”与李鸿章的“自强派”争权夺势。他看到了“自强”不过是条死胡同,却找不到其它出路;后来倒向维新运动,虽同情之,却在发现其必败无疑时落井下石。他这一代人的可悲之处在于:勤于思索,而可供摄取的养料不多。他们不是现代知识分子,缺乏思索所应有的深邃和沉痛。士大夫的身份给他们带来了荣华和权势,却又必须昂人鼻息,每当陷入困境之时,便努力督促自己的屁股,去为脑袋作出必要定夺。

戊戌变法给张之洞带了深刻的冲击和改变,却又在旧秩序既得利益者的位置上,以圆滑世故作为智慧而沾沾自喜。他和他的同僚们,既想要现成的荣华和权势,又想要为维新做些什么以留下美名,两头通吃。于是,他抛出了计划,说服朝廷,向海外大规模派遣留学生。

日本是留学的最佳选择,路途近、费用低、同文同种,在张之洞立主下,一批批留学生被派往日本。这些留学生回国之后,又纷纷鼓动相邻们赴日留学,到了1906年,留学生人数估计有6000-20000人。在国内还有大量生员等候着前往日本。估计数为何有如此大的浮动范围?因为这些留学生们经常拖家带口,父子、夫妻相陪,还有大量未获入学资格的人也来东洋涨涨见识,混个旁听资格证回国冒充留过洋。

日本对接纳中国留学生持亦欢迎态度。日本的政坛和学界精英们,认为此举是日本回报历史上蒙中国所惠的报恩之举。许多学校纷纷影响“回报中国”的倡导,成城学校、日华学堂、高等大同、东亚商业、弘文学院、同文书院东京分院建立了专门接纳中国留学生的校区并设立针对中国留学生的专门课程,以便使中国留学生尽快赶上日本正式课程的进度。在所有这些学校中,私立的早稻田大学最为专注而持久,该校致力于中日交流凡百余年持续不觉,即便在中日邦交困窘时代,仍在坚持不懈收集大量图书,捐赠给中国各地的图书馆。

革命党也抓住这一时机,在留学生中发展组织。留学们接受新事物后更容易接受革命主张;回国之后往往成为社会精英,利于革命组织在国内渗透;清廷无法控制革命党在日本的活动;年轻的热情……等等便利因素。让人深深地怀疑:莫非张大人,是位深藏不露的阴谋家。他在后来几年一直在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角色:为革命党输出储备人材的是他;纵容革命党的也是他;粉碎革命党的暴动阴谋还是他;抓革命党的仍旧是他;暗中放走革命党的依然是他。张大人,你确定自己不是猴子派来的么?

陈天华,又是一位神奇的湖南人,中国近现代史上,每一个角落里都充满湖南人的气息。便是这群留日学生革命党中的典范。他生于1875年,母亲早亡,父亲是位私塾先生,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拉扯他长大。他早年随着父亲识字,一面提篮叫卖,帮助父亲补贴家用。1898年,湖南维新,大举创办学堂,引进新学,为贫困子弟发放助学金。23岁的陈天华被招入新化实学堂,并接触维新思想,倡导了“不缠足学会”。1903年,品学优异的陈天华入省城师范学馆,并于同年获得公派留日资格,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深造。

留学日本的生活并不充满诗意,能跟得上进度的人并不多,鲁迅在回忆其恩师腾野严九郎的作品中,折射出留学日本的不易。只有部分中国留学生能通过预科正式进入日本课堂,即便这些中国人中的佼佼者,若无教授悉心“开小灶”,也很难跟上进度。但对中国学生来说,真正的考验并不在学业,而是日本生活方式与故乡的巨大差别。景梅九的记述称:“出洋留学,本为维新;然而到了日本,第一先要复古。”

刚到日本的留学生会收到校方的传单,提醒他们:靠左行走;不要大呼小叫;不要在街上闲游浪荡;吐痰入盂;到盥洗室和大厅的拖鞋要分开使用;尊重妇女;在电车里要为老幼妇女让座;衣着整洁;不打听年龄、收入一类的东家长、西家短……

有一条注意事项百年之后读来仍教人忍俊不止,校方用一种客套微妙的态度来表达对中国学生吃相的抗议:吃饭团太多太急,不易消化。

这些传单让人联想起名扬海外的“中国游客”和“中国大妈”们,可以想见,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生活并不惬意,他们很难赢得当地居民们的尊重。日本曾经根深蒂固地认为:中国是日本文化传统的奠基人和鼻祖,千年传承源自中国。明治维新时期的一份天皇上谕中,曾经要求国人“象尊重支那人一样尊重米国人”。而中国留学生们的形象,却给日本人跌破眼镜般的气馁感。作为中国青年一代菁英的留学生们尚且如此,况他人乎?“支那”一词,本意是想要与满清区分开来,系对中国悠久文明的敬重。他们普遍认为,近代中国的腐败与疲弱,源自满清政权的自私与无知,而与悠久的中国文明无关。然时日渐久,“支那人”这个词在日本市井口中,渐渐带上了不恭之意,中国人耳中时,更加刺耳。

日本留学生们按照中国习惯,纷纷成立各省同乡会。这些同乡会成了革命党的温床,陈天华在日本迅速接受了革命主张,那些主张各不相同:孙文一派的兴中会倾向于建立民国,而徐锡麟、章士钊等人的光复会,则倾向于建立汉人称帝的国家。许多人夹在两派中间,或者没有明确主张,但所有革命党都有一个热切的共同点:满洲人的朝廷是导致中国疲弱落后,国民精神萎靡的罪魁祸首,革命的首要务是推翻满清。1903年,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人回长沙建立华兴会,对外称“华兴公司”;在武昌还有一个华兴会分支或者克隆性质的革命党团体“科学补习所”。华兴会就象一个兴中会与光复会之间的调和剂,他们搁置建国问题,把精力放在如何推翻清廷统治上。提出“湖广为先、天下响应”的主张(后来果然在武昌先打响了)。这两个革命团体曾几次三番密谋暴动,屡次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化解于未起之时,张之洞象玩猫捉耗子的游戏一样,一次次放他们逃离,又一次次纵容他们又回来密谋,然后一次次把他们的密谋破坏在酝酿阶段。陈天华一面往返于中、日之间从事革命密谋,一面撰写小册子,《猛回头》与《警世钟》,和邹容的《革命军》齐名。这两部作品其中充满了夸张虚饰的词汇,却堪称才华横溢。至今读来,仍令人情不自禁血气上涌。尤其《猛回头》以弹唱词的形式,通俗易懂,朗朗上口。两部小册子既充斥着排外、排满的种族主义意识,又包涵着对一个生气勃勃的,由自强国民所构成的现代中国的无限渴望。同时还把曾国藩以降的拥清派和康梁维新派也狠狠地踹了几脚。矛盾的是,要建设一个文明国民组成的公民社会,又必须谦逊地向外国学习。

如果排外,就很难做到对西洋文明的谦逊;如果对西洋文明满怀谦恭的学生态度,就很难做到排外。能把这两种对立的情绪统一到一颗脑袋之中,那需要一颗何等怪异的头颅?他一面猛烈抨击租界是外国侵略,租界内的中国人惨遭洋人奴役与盘剥;一面又靠租界的保护来逃脱清廷的追捕,号召依托外国人的保护在租界内成立“国民公会”,统率南方各省对抗清廷。今天的“五毛”和“美分”,连坐到一张桌子上都难,更莫说要统一到一颗脑袋之中!

这种现象并非陈天华一人如此,而为那个时代所常见。在19世纪的最后二十年,某些欧洲作家抛出“种族之间必有一次最终决战”的论调。此论调在欧洲并没有引起多少重视,遭有识之士们嗤之以鼻。但传到日本之后,立刻引起了日本社会的敏感,并广泛引发日本的爱国保种情绪。当中国留学生来到日本,爱国保种情绪已经成为日本国内上至知识精英,下至市井平民的广泛论调。当日本国内发奋图强,为保种准备有朝一日与白种人决死一战时,不晓得“种族将亡”、大祸即将临头的中国留学生们,还在抽着大烟、养着小妾、无事不去勤学健身,有事纷纷缩头乌龟。日本国内正在兴起的“亚洲主义”论调,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也由支持中国的维新并联合中国共抗白种,不知不觉间朝向“将中国置于日本治下再改造之”转变。

街巷上渐渐有小孩追着中国人嘲笑其“豚尾”,这个词的本意是“猴子尾巴”,嘲笑拖着大辫的中国人不开化。传到中国耳朵里以后,很快被理解为猪尾巴,并为革命党所用于痛斥满清。中国留学生们的自卑和民族主义意识在短短数年被点燃。1903年,俄国以保护在南满的铁路为由,拒绝按《辛丑条约》规定撤兵,大量俄军结集在东三省,东三省眼见即刻沦丧,“拒俄运动”爆发。在日本的留学生们动员起来,组织“拒俄义勇队”等组织,电请袁世凯出兵拒俄,声称随时准备回国参军报国。这场学生运动持续了将近两年,革命党踊跃于其中,在“同种拒俄”口号的号召下,亦得到日本各界的支持。

但总督大人张之洞这时候又粗线了,在他给朝廷的奏折中称:留学日本的学生良莠不齐,受到革命党邪说蛊惑,应当“明定章程,分别惩劝”。随后,朝廷授权下,张之洞制定了十条章程,主要内容是:将“赴日游学”的学生们严格管制在清国驻日公使的管辖之下;禁绝革命党和“保皇局”在留学生中的活动;对留学生书信实施秘密信检。

清廷持这十条章程召会日本,日本文部为应付清廷,制定了一项《清韩留学生取缔规则》,包括十余条,涉及到中国留学生的有四条:

清国学生需要清国公使馆的介绍,方能入读日本公私学校;
清国学生转学、退学,需要征得清国公使馆的同意;
清国学生到校外租房子的,所在的学校需要加强监管;
因品行不端被学校开除过的清国学生,其他学校不准录取。

“取缔”二字,在日文里与中文里的涵义大不相同,日文里此二字是“管理”的意思。但中文语境里,却天差地别,因此规则一出,立即遭到中国留学生以罢课抵制。其时以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为主要班底的同盟会已经成立,陈天华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编辑,经常和“保皇局”的喉舌《新民丛报》打笔墨官司。

《新民丛报》的论调是“兹事体大,涉及国体国权,是可忍孰不可忍?”一篇自称“游日华人”的匿名文章,将日本文部的《规则》与张之洞的《十条章程》混为一谈。说是日本侵犯中国教育国权;将“清韩”并提乃以殖民地之奴视之;拆检信件侵犯通信权……其中最大杀器在于:“万一我辈有持革命主义为北京政府所忌者,可以授意日本、意污指为性行不良,绝我入学之略,其设计之狼毒不可思议。”

同盟会内部因此事爆发了分裂,兴中会一脉立主留日,汪精卫在孙文授意下建立了一个“维持会”,四处劝导留学生们留下完成学业。而光复会一脉则鼓噪着学生们全体罢课回国,事情闹得越大越好。“鉴湖女侠”秋瑾,带领一群暴徒手持大棒,组成“纠缠队”满东京寻找中国留学生,遇上就问:“你回不回国?”不回便“群起围殴”。

很多留学生不学无术,日文也不识得几个,看见“取缔”二字立刻随之躁动起来。也有人说过“先研究一下这规则再议”一类的话。众人便大声鼓噪:“都取缔了还研究什么!”同盟会成员,黄兴的弟子胡瑛组建“联合会”,夺取了大众舆论主导权,汪精卫的“维持会”被彻底搞臭打倒,超过8200名中国留学生在“联合会”鼓噪下集体罢课回国。

这场罢课彻底演化成一场闹剧,维新派和革命党在此事上都陷入了严重地分裂。《新民丛报》主编梁启超闻讯研究《规则》后称:“此规则利大于弊,与国权无关,亦无侵犯中国人之处。”而秋瑾的光复会战友章士钊亦认为:“与国体毫无关系,留学生放肆、胡闹。”

陈天华主张复课,完成学业,他并没有投入这场“罢课”风波。他认为如果决定干一件事,那么大家就一致坚持到底,回国也并非不可,回国后继续找出路努力求学。但不能作乌合之众一哄而起,一哄而散。他担心的回国后大家就不找求学出路了。“联合会”与“维持会”之间中国人丑陋的内讧,则令他悲愤欲绝。

不久,日本《朝日新闻》报导了此事,并发表评论称:“东京各地区学校的八千多名中国留学生的罢课成了一大问题。罢课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它是由于留学生对文部省规则进行了极为狭隘和片面的解释而引起的不满造成的;它还起因于中国国民似乎特有的放纵卑劣的意志。”

当陈天华看到这“放纵卑劣”四字,肝肠寸断。这四个字引发了他心中难以掩抑的共鸣,出自外人之口,则更是彻骨地悲凉。他预感,如此哄闹下去,中国最短将在十年后破亡。以其十年后亡国而死,倒不如今日一死了之。次日,1905年12月8日,一代赤子陈天华投海自尽。

黄兴闻讯,立刻赶往海边,只见陈天华尸首已被当地人收敛在一口日式棺材内。随身唯有铜板数枚,保险封装的书信一封。当黄兴护送陈天华遗体回到湖广会馆,打开遗书念诵,围观数百人无不怆然泪下。

这绝命书今日读来仍教人悲恸沉抑:

“以东瀛为终南捷径者,目的在于求利实禄,而不在于居责任。其尤不肯者,则学问未事私德先坏。”

“近来每遇一问题发生则群起哗之曰:此中国存亡问题也。顾问题有何存亡之分?我不自亡,人孰能亡我者?惟留学生而皆放纵卑劣,则中国真亡矣!岂特亡国而已,二十世纪之后有放纵卑劣之人种能存于世乎?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

“夫空谈救国,人皆厌闻。能言如鄙人者,不知凡几。以生而多言,或不如死而少言之有效乎?”

“更卧薪尝胆,刻苦求学,徐以养成实力,丕兴国家,则中国或可以不亡,此鄙人今日之希望也。”

“凡作一事,须远瞩百年,不可徒任一时感触,而一切不愿。一哄之政策,此后再不宜于中国矣。如有问题发生,须计全局,勿轻于发难。”

陈天华之死换回了两千留学生返回日本继续求学。但人们似乎很快忘记了他,哄闹的场景非但未曾因他一死警世而得收敛,反而越演越烈。而他预言的“中国去亡之期,极少须有十年”,亦决非危言耸听。只是没有他的预言来得那么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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