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掉的农村

2009年网文〈死掉的农村〉,陜西一位老村支书总结现实:

如今是什么社会?说穿了,还是人吃人的社会,而且比以住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厉害,以前人吃过人后,还得吐出骨头来,现在人吃人后,吐出的是“理论和思想”,是“经验和知识”。抢劫和杀人,会被当着推动改革发展的成绩和功劳,鲜血和尸骨会被视为文明进步的象征和标志。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然只是一种宣传,缺乏经济车轮的带动,僻远的农村只能被“现代化”冷落、抛弃。这位老村支书寥寥数语,便总结出中共“打左灯向右行”的实质。左灯是“理论和思想”,右行便是为了追求GDP而未带着农村“共同富裕”。

此外,乡村社会痞子化与县城政治黑社会化呈同构状态,丛林化的农村产生大批“新时代”的混混。流谚:“天苍苍,野茫茫,大家一起做流氓。”势力大的黑社会团伙往往插手当地公共事务,以“第二政府”自居,民间也有“找政府不如找黑社会,管用!”

一位安徽作者:

都说儒家文化在影响着国人,但在农村,你很少能够看到仁爱、看到友善。你所能够看到的,只是自私与贪婪、愚昧与无知,看到的只是争强好胜,看到的是勾心斗角。那些质朴纯真善良的农民哪里去了?是谁让他们变成这样?

一位陜西作者:

国庆60周年(2009年)的假日,我是在农村的家中度过。这里没有一丝节日中喜庆欢乐的气氛,整个村子都弥漫着一股压抑的令人窒息的空气。生活中太多的苦难与不公,让许多人陷入了无助和绝望。一张张麻木机械的面孔上,已经隐隐地流露出死亡的阴森和恐怖。而在这背后,似乎正孕育着一种足以改变和毁灭一切的力量。

农村“死掉了”,经济凋敝、不见青壮,只剩老幼,严重污染、道德废弛、民风颓坏、赌博成风、偷盗成习、扒灰通奸、黑势力横行,日益丛林化,乡间派出所将抓赌当创收。“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点影子都没有,连标语都黯然壁间。乡村传统的“守望相助”消散殆尽,相反人际关系极其恶化,村民们之间缺乏起码的同情心。一位苏北作者很怀念他幼时邻里的和睦相处——

现在却变化很大,就恨不得你家出什么事,走路不小心踩了别家一棵庄稼,要骂上半天街。为了田里你家多种一行玉米,他家少种半行玉米,能吵半天架,然后他家也种上一行,于是排水沟、田间小路就这样没有了。

农村出来的学子认为:官方宣传的“新农村”最迫切的问题是“救亡”——拯救殆亡中的农村。而最根本的是:农民不仅失去了现在,还失去了希望与未来,不知道自己与农村会走向何方。

农村贫困生

据教育部近年调查数据:每名贫困生年均支出7000元(包括学费),一名本科生四年最少需要2.8万元人民币,相当贫困县一名农民35年的收入。而供孩子上学,又是农民家庭(甚至家族)对未来的惟一指望。

陜西草根商人党宪宗,2003年调查合阳县110户农家供养子女上大学的艰难,写出独立调查报告,结论是四年大学费用须卖96万个烧饼;110家农户中11人因高额学费累死、自杀、病死;家有2~3个大学生的,一般都欠债4~5万,有的甚至高达十多万。一位村支书算了一笔账:一个大学生每年的学杂费顶他30年的农业税(按:2006年废止农业税)。但另一方面,社会阶层日渐固化,始于2003年的“毕业即失业”,粉碎了农村青年的“知识改变命运”,使全家节衣缩食的供学失去“兑现”。

2014年高校毕业生突破727万,2015年达749万,连续几年“史上最难就业季”,就业成了“没有最难,只有更难”。一方面文盲率、半文盲率居高不下,另一方面过早出现知识型劳力过剩,国家能量损失巨大,导致“读书无用论”再起。2009年出现“退考风潮”——84万应届高中毕业生退出高考,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首次考生总数下降。

2006年《南方周末》记者调查青海省,发现省属高校学生中,家庭年收入低于1000元的贫困生约占半数。

大量贫困生的出现,实为“教育产业化”的必然恶果,乃中共政府放弃政治责任的典型表现。1990年代中后期,为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一些大陆经济学家竭力论证“教育产业化”的优越性,故意无视农民承受教育产业化的现实能力。虽然“教育产业化”使高校扩招,降低入学门槛,更多农家子弟接受高等教育,但却以透支全家多年收入为代价,高昂的学费成了“新三座大山”之一。

始于2003年的“毕业即失业”(1930~40年代中共煽动大学毕业生之语),如此合适地挪用于今天。在西部,连导购员、砂锅师、饺子师、点餐员、传菜工、配菜工,都算大学毕业生的“好工作”。如果连这种工作也找不到,那就只好再委屈身姿,上建筑工地了。

两极大分化

依靠共产平等造反起家的中共,“后三十年”制造的两极分化,已居世界第一。经济学家指出:大陆的两极分化已远远超过“万恶的资本主义”,3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迅速流向极少数权贵与商家。据北大《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体现社会财产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从1995年的0.45扩大到2012年的0.73,远远超出国际公认警戒线的0.4.顶端1%家庭(约250万户、750万人)拥占全国1/3财产,底端25%家庭仅有全国财产的1%.人家“万恶资本主义”的日本,基尼系数2.5,才是真正“共同富裕”。

2013年全国人口46.3%的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仅为全国消费支出的22.2%,人均消费3美元/天,略高于世界银行划出的国际贫困线(1.9美元/天),而极小部分富豪家庭的消费能力又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真不知如何体现“不忘初心”?

2015年,中国亿万富豪568名,超过美国的535名,占全球亿万富豪(2188人)1/4强。中国已是世界出境旅游第一消费国。2013年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1020亿美元,占全球奢侈品消费额47%,其中73%为境外消费。2014年大陆华人境外消费额1648亿美元,成为欧美日韩等最大的外国消费群。但这只是一方面。另据美国财经媒体《福布斯》中文版《2015中国大众富裕阶层白皮书》,2015年底中国中产家庭1528万,按户均三人计,约4500万人;加上最富裕的1%家庭(250万户、750万人);“先富起来”的总人数约5300万,占中国人口的3.8%. 与3.8%顶端人口的超强消费能力形成鲜明对比,96%的中低收入者消费严重不足。

对底层民众来说,三座大山(住房、医疗、教育)已压得他们无法喘气,吸干所有的经济能力。内需、出口、投资,拉动GDP三大要素。现出口、投资均急速滑降,只剩一项拉动内需。但经济学家多年反复讨论,最后放弃在现有政治框架内寻求提升国民平均消费水准的努力,“内需不足”将一直持久,即经济下滑已成定局。

如挪用中共造反时的煽动语来说:两极分化如此严重,社会极度不公,干柴烈火,且无解决途径,好像又到了唱《国际歌》的时候——“起来!饥寒交迫的……”这回,好像轮到此前高唱此歌的中共领略寒意了。

1/20/2018

——《纵览中国》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Wednesday,January 3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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