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纳瓦罗《美、中开战的起点》
2018-02-07
彼得·纳瓦罗新书《美、中开战的起点》
就“毁也中国，誉也中国”而言，最近十多年以来，加州大学教授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的人生足以用这两句话形容。
纳瓦罗是一位经济学家和公共政策研究者，也是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本业并非中国研究。当他看到中国对美国乃至西方普世价值造成巨大危害，而西方主流社会对此置若罔闻之时，毅然决定“半路出家”，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研究中国议题。二零零六年，纳瓦罗出版了第一本研究中国的著作《中国即将到来的战争》，他严厉警告西方社会，中国已取代苏俄，成为文明世界的主要敌人，中共的强大最终将给世界带来毁灭性的灾难。纳瓦罗在书中列出大量数据和论据来支持该观点，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川普看了此书后非常赞赏，当时列出二十本影响他思想观念的重要书籍，其中一本就是《中国即将到来的战争》。然而，绥靖主义当道的美国学界和媒体对纳瓦罗“仇中”的看法不以为然，甚至将之归入歇斯底里的“麦卡锡主义”，使纳瓦罗长期处于被孤立的状态。
乌鸦成群结队地在腐尸附近觅食，雄鹰总是孤独地在高天之上飞翔。纳瓦罗不怕“三人成虎”，不畏浮云蔽日，在各种公共平台上呼吁美国民众聚焦中国这个“房间里的大象”。二零一一年，纳瓦罗与安一鸣（Greg Autry）合写了第二本关于中国的专著《致命中国》，披露了中共如何侵犯人权、利用监狱犯人充当奴工生产有毒物品，以及破坏生态环境、窃取西方最新科技和智慧产权、操纵汇率、疯狂的军事扩张、纵容强大的军警特务包括网路警察、封杀言论自由、扰乱国际秩序等，为世人揭示了中国的真实面貌，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川普对这本书给予极高的评价，并向身边的朋友大力推荐。接着，纳瓦罗将该书拍成纪录片，该片在全美公映后，引起轰动。川普为该纪录片写了推荐语：“《致命中国》说得很对。这部重要的纪录片用充分的事实、数据和洞察力，描述了我们与中国之间存在的问题。我强烈推荐大家观看。”此后，纳瓦罗和川普成了朋友，经常就中国问题交换意见。
二零一五年，纳瓦罗又出版新书《美、中开战的起点》，堪称“中国问题三部曲”的“压卷之作”。他将迫在眉睫的美中战争的危机呈现在麻木不仁的美国公众面前，这不是杞人忧天，而是盛世危言。一年多以后，川普在空前激烈的大选中大获全胜，预示美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迎来急转弯，包括对华外交将出现新气象，纳瓦罗先知般的大声疾呼有可能成为美国新政府对华政策的罗盘。果然，川普入主白宫后，任命纳瓦罗为新设立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National Trade Council）主任，纳瓦罗成为川普内阁中惟一一位大学教授。
妥协可以换来和平吗？
在美国存在着一种似是而非的看法：加强跟中国的经贸合作，就能推动中国的民主化，也就能让中国成为美国的盟友，从而避免美中之间发生军事冲突。这是克林顿政府以来，主导美国对华政策长达二十多年的思维方式。美国学者葛拉瑟甚至提出，即便牺牲意识形态和道德责任，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也可以跟中国妥协，进而完成一项包罗万象的“大交易”，“如果我们完成了大交易，虽然这不会是让人愉快的交易，却是划算的”。
然而，纳瓦罗认为，这种想法是异想天开、与虎谋皮，事实证明大错特错，此种错误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中国从来不打算在谈判中妥协，也从不遵守其签署的任何国际条约和协定。中国当然看重经济利益，但共产党不会为了经济利益而放松政治控制，并真正融入国际社会、成为负责任的一员。中国搭上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顺风车、从中获利，同时却又竭力腐蚀、破坏这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并企图以“中国模式”取而代之。换言之，美中的对峙和对立，是基于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分歧，是不可调和的，正如美国和纳粹德国及苏俄集团绝对不可能“和平相处”。纳瓦罗警告说：“至少以中国但例子来看，世界无法对经济合作推动亚洲和平抱以希望。相反的，经济合作主要推动的是中国新兴军事力量的成长，完全不是所谓的‘和平使者’，因此，要抑制中国的武力掘起的一种方法，也许反而是降低经济合作的程度。”
在纳瓦罗写作此书时，中国还未彻底放弃其自邓小平时代开始实施的“韬光养晦”战略。一个颇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当时中国军方仍沿袭毛泽东时代“第二抱兵”的名称指代其战略导弹部队。纳瓦罗写道：“中国发展精准的长程核飞弹的核心，是‘第二抱兵’部队以及其自豪的‘地底长城’。‘第二抱兵’部队的名称本身就是要造成误导。一九六六年，周恩来创立了‘第二’而非‘第一’部队，目的是让世人忽略其重要性，部队真正的任务在一九八四年才公诸于世，主要是负责研发与生产中国全部的导弹武器，包括弹道飞弹、巡航飞弹、传统飞弹和核子飞弹。”
然而，就在纳瓦罗的著作刚刚出版后几个月，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习近平主导的“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中，“第二抱兵”升格为“火箭军”，由陆军附属兵种成为与陆海空三军并列的第四个独立军种。中国媒体公开报道此一消息，习近平在在中央军委大楼为新任的火箭军主管授衔。共青团中央在其官方微博上公开披露中国拥有的导弹数量：火箭军装备各型近程弹道飞弹一千一百五十枚，各型中程弹道飞弹三百枚，各型远程和洲际弹道飞弹两百枚，此外还装备巡弋飞弹三千枚。与此同时，中国的第五种独立军种“战略支援部队”也宣告成立，该部队包括电子对抗、网络攻防、卫星管理等资讯方面的力量。由此可见，中共不再“犹抱琵琶半遮面”，而是主动向美国和西方炫燿实力，跟纳粹德国从一战战败后的贫弱中迅速“麻雀变凤凰”地成为军国主义大国的过程极为相似。
可以为了讨好中国而牺牲台湾吗？
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宣称，两岸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习近平口中的“伟大复兴”时间点是二零四九年，也是中共建政一百周年。有专家表示，中共统一已定出“最后大限（Deadline）”，两岸只剩三十年时间博弈。美国前驻中国大使芮孝俭（Stapleton Roy）认为，虽然习近平没有明确提出统一时间表，但习近平曾引用邓小平的话表示，台湾问题“不能留给下一代”解决，意思十分明确，外界必须把这个期限“放在心上”。
台湾政府和民众不可低估中共侵犯台湾的野心，美国更不能对此掉以轻心。纳瓦罗指出，至少有两个重大理由，让北京政府相信，重新掌控台湾这个“叛乱省份”是绝对必要的，一个是地缘政治因素，另一个则是意识形态。
地缘政治的理由也就是房地产的绝对原则：地点。一个始终不变的事实是，台湾位于第一岛链的中点。中国少将彭光谦和姚有志在谈到地理战略的意义时说到：“台湾如果疏远中国大陆，中国将永远被锁定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的西边。”在此情况下，“中国将会失去复苏的重要战略空间。”
在意识形态方面，北京政府对此一事实颇为尴尬：一个小小的叛乱省份居然可以拥有几乎完美的民主体系。纳瓦罗指出：国民政府的元首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党员在一九四九年抵达台湾时，并未实施民主。相反的，蒋介石自己也采取专制统治，与中国的毛泽东一样残暴且严酷。不过，台湾不凡的地方是，一九九六年进行总统直选之后，拥有充满活力且运作良好的民主制度。在台湾，开放的辩论和思想交流造成激荡，投票率极高，和平的政权转移实际体现了政治层面的自由，促进国家经济的成长与开放。台湾的民主让北京政府的专制主义者深深恐惧，因为这向中国人民和世界上其他人证明了，北京最常重申的主张是全然的谎言——基于本身的文化和性格，中国人民需要强大的专制政府来扩展经济，让儒家社会得以适当运转。所以，台湾的民主成就让中国如芒在背，恨不得除之而后快。
那么，美国可以为了讨好中国而放弃台湾吗？这是一笔很好的生意吗？断乎不可。对中国的强硬要求从来不敢说不的奥巴马政府，一度有过“弃台论”，对其口口声声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是一大嘲讽。而川普上台后，迅速流转了这一危险的趋势，多次严正声明美国对亚洲盟友的安全承诺。纳瓦罗在本书中指出，放弃保障台湾的安全、任由中共占领台湾，不仅将严重伤害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引发美国主导的亚太安全体系全面崩溃，而且也违背美国的价值观、摧毁美国的全球威望。如果坐视一个极权政权对一个民主政权发动一场压倒性的战争，对美国而言，如同遭遇一场新的珍珠港事件。
在川普内阁中，包括纳瓦罗在内的亲台派人士数量之多，是雷根时代以来的最高峰。台湾政府需要抓住此契机，积极发展台美关系，并通过在西方民主世界扮演相当的角色，赢得西方大国的同情。自助者天必助之，台湾需要显示捍卫国家独立的意志力，才能得到以美国为首的盟友的全力支持。
关键在于美国有没有对抗中国的决心和勇气
在本书的最后部分，纳瓦罗精辟地指出：“敌人，就是我们自己。”他毫不留情地批判那些看不到中国威胁的游说人士，“公开破坏白宫或国会的努力”。他尤其点名批评那些“难缠的美国环境和人权份子”，“他们倾向以负面眼光检视五角大厦，并强烈反对增加国防预算。讽刺的是，这些社运份子最后反而帮了专制政府，不只危及国家安全，也帮助了无疑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的污染源和侵犯人权的政府”。
美国的某些主流媒体就在充当这种“第五纵队”角色。它们通常是传统意义上的左派，对本国政府尤其是川普政府充满恶意，对共产党中国却充满善意的想象——当然，背后还有隐秘的利益攸关性。比如，《纽约时报》的母公司在中国有庞大的生意。近日，《纽约时报》发表名为《川普是如何为中国送上大礼包》的评论文章，居然引用在中国民间早已声名狼藉的、法西斯主义色彩强烈的军方研究人员金一南的观点，说川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乃是“给中国送了一个大礼包”。在金一南的观点的基础上，《纽约时报》评论说：“在念刀”美国优先“时，川普实际上是在严重损害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利益。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能从这种损害中受益，而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战略挑战者。中国领导人也很清楚他们收到的这份礼物。”人们能够想象，在三十年代末，一家美国的旗舰媒体媒，体堂而皇之地引用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的观点，来攻击自己的民选总统罗斯福吗？如此恶劣的做法，今天施施然地发生了。《纽约时报》已然沦落到跟中国的《环球时报》和台湾的《中国时报》并列的三大垃圾媒体的地步。
中国对西方的威胁，超过了冷战高峰期的苏俄。普林斯顿大学的范亚伦教授在比较苏联和中国掘起时指出：“中国是与苏联相当不同的军事对手。苏联是基于意识形态而脱离国际贸易体系，并与全球科技体系严重脱节，试图自给自足。中国人追求的是相反的策略，他们投入世界经济体系，尽可能进入科技和科学体系，这是比较聪明的做法，让他们能够快速进步。”中国对美国的渗透和毒害，远远超过苏俄。冷战时代，好莱坞有可能邀请苏俄宣传部到洛杉矶参与影片的审查吗？那时候，苏俄不是美国电影的海外市场所在，美国政府和公众对其敌人的身份也有清晰的认识。在今天，好莱坞却毫不羞耻地邀请中共宣传部官员来片场预先审查新电影的每一个画面和每一句台词——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本土的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通过中国宣传部的审查在中国上映，符合投资人的利益。对此，纳瓦罗痛心疾首地指出：“在中国贸易投入的资金，造成经济厉害关系上的分裂；又因为游说团体宁愿内讧也不愿为了共同目标合作；另外，中国专制政府有能力在中国境外，操纵媒体描述中国的方式，而且，西方记者和大学都开始执行自我审查。”
过去一个世纪里，美国已有过前车之鉴。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学者奥斯林指出：“我们在整个一九三零年代看到了迹象，我们任由许多国家为所欲为，置之不理。我们忽略了希特勒，忽略了墨索里尼，也忽略了日本。然后珍珠港突然爆发。在九一一事件前，我们在十几年来看到不少警告，有柯尔号攻击事件、非洲大使馆被放炸弹，我们在全世界都遭到炸弹攻击，但是我们没认真对待。接下来，世界又会遇到什么变化？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也不想认真思考或强硬起来。我们已经累了，我们只想专注在轻松的事情上面，不想致力于维护稳定局势的全球军事布局。但我们每次采取这种态度时，总是会受到教训。”
如果不认真学习历史，就会再次接受血的教训。一九三零年代，美国驻德国大使、历史学者多德在上任之初，期盼将美式民主自由带到德国，却赫然发现那里是一处“野兽花园”。当时，绥靖主义瀰漫于西方民主国家，多德的亲身观察和逆耳忠言无人关注。多德拒绝作为嘉宾参加纳粹党代会，由此受到德国舆论和美国国务院同僚的一致批评。亲纳粹的美国驻法国大使攻击说：“我们需要的是至少能礼貌对待纳粹的人。”国务院官员居然“将心比心”地劝导他说：“你既然曾在商会对德国听众严斥独裁政体，为何受不了听德国人猛批我们的政体？”今天，纳瓦罗在美国面对的也是相似的批评，他不低头、不放弃，以笔为刀枪，奋起应战。中共彻头彻尾就是一个恶魔，“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恶魔惟一的去处就是地狱，如同纳粹德国必须被摧毁。送恶魔到地狱去，是这个时代热爱自由的人们不可推卸的使命。
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