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食冠军”是我对同乡好友王金波的戏称。他不愿接受这个称号。看过郭飞雄的绝食日记后，他说，郭飞雄在太石村事件中绝食的艰难程度超过他在监禁中15次绝食中的任何一次。我也承认，在目前中国监狱管理不透明的情况下评选出绝食记录的创造者是不可能的。所以，尽管王金波曾经一次绝食就长达106天，但我只敢在一个小圈子内审慎地使用这一戏称。或者，准确一点说：他是我所认识的政治异议者中单次绝食时间最长的一个。“绝食冠军”一说，只是私下的调侃，不能太过于当真。
去年春天，一个阳光澄澈的下午，在我们共同住所的阳台上，我和他懒洋洋地对坐着，而回忆象劣质香烟的烟雾很快将我们吞没。我很慎重地打开记事本，试图将他绝食中的每一点肉体与心理感受记录下来。我知道，这份记录对中国的民主运动未必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至少应该会有医学专家感兴趣。当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以后，臭名昭著的731部队曾经用活人做医学实验，日本军医也曾将活人放进冰柜进行冻伤实验，并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如今，恐怕不会再有哪个国家的医生拿活人做实验了，他们只使用小白鼠和猴子。可小白鼠和猴子不会说话，它们能向人们呈现身体的物理变化，却不能表达极限状态下的心理感受。
王金波当然是会说话的，而且令人庆幸的是没有饿死在监狱里。趁着他监狱生活的记忆依旧清晰，我当然想为有志于此研究的医学专家们保留一份活体实验用“小白鼠”的感受。但是，他不要我写他，他说，出狱之后，比说话更迫切的是生存需要。
直到有一天，他对我说：“你写吧。”我明白，在远方那个狭小的房间里，他是孤独的，他需要以文字的方式与外界保持一种联系。尽管他知道我不会将廉价的溢美之辞一古脑地给他，而只会写出一个真实的王金波，但身陷孤独之中，他需要鼓励。
初次见到他是在1999年。有一天，我的裱糊店门外来了一位访客，一眼看去，无须自我介绍，我就断定他是民运一路的朋友，而不是上门裱画的客户，到现在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有如此准确的第六感觉。那时候，他刚刚因参加筹建中国民主党而受挫，通过朋友介绍知道了我的姓名地址，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连个电话都不打就直接找上门来。“党内同志”自是没有钱住旅馆的，一到我家就毫不客气地打算驻扎下来。两天过后，我不得不委婉地对他下了逐客令。那时我和前妻刚刚借钱买了房子，岳母也住在家中，老太太对我的政治问题特别敏感，嗅觉灵敏到令人不可思议，王金波刚刚住下不到一天，她看我的眼神和说话口气就变了，前妻也明确告诉我，不要让“民运分子”住在家里。我必须尊重她的意见，她的拒绝外人住家的习惯，不惟针对“民运分子”。
两天时间里，和他有许多思想交流。看过他带来的民主党通讯资料，我很感兴趣，但也不得不告诉他，我已被政治迫害整得没了脾气，目前必须想办法先维持生计。当时，他也觉得民主党筹建已难再有进展，打算先谋一份工作，再做长远打算。于是我给他建议：愿意无偿地培训他快速装裱技术并免费提供材料，使他可以在杭州做起一点小生意。
他似乎颇有兴趣，相约保持联系。但他走后不久便来信告诉我，考虑再三，认为自己不是做生意的材料。
从此联系便中断了，只偶尔从网上断断续续看到他的一些消息。先被莒南县看守所警察李太山殴打，继而获得四年刑期。监禁他的山东省第一监狱离我家不远，却是人间最遥远的相隔。直到他刑满释放，我才设法找到他的家庭电话，终于在六年后重新听到彼此的声音。我却没有想到，由这次联系开始，我们竟一步步走近，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
他来济南找过我，我也去他的莒南老家看他的父母。他的家境之贫寒实在超出我的想象。考虑到他母亲身体不好，我买了些蜂王浆带去。蜂王浆必须在低温下保存才能食用，可是，家住县城城乡结合部的他，家中却连个冰箱都没有。
那时他情绪十分低落，想外出找工作，警方却扣下他的身份证不给。于是，他抱怨命运将他抛弃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小县城，觉得谁都不能理解他。在他看来，我是城里人，而他是乡下人，谈不到一起。他忘记了我也是农村出身，而且我们都没有拿到大学毕业证。当时，他一方面急切想进大城市，另一方面又想为身份证问题与警察打官司，心态十分矛盾。警察明确反对他去外地找工作。“那就去南方吧，相对不那么敏感。”我提议说。“南方我不会去的，我不习惯南方的饮食。”说来说去，我火了，“你还挺娇气的，都穷成这熊样了还挑挑拣拣！不管哪个城市，离莒南的距离就是一张火车票。要么你呆在这里跟警察无聊地纠缠，要么拍屁股走人。世界上的事本来简单，看被你弄得多复杂。”
他终于听从我的劝说（更准确地说是激将），只身离开了莒南。好在那时我还有个暂时容身的小窝，能为他提供最初的歇脚之地。但我们的争吵便由此开始了。在我看来，他简直是个冥顽不化的家伙，固执、敏感、一根筋，不懂基本的人情世故。尽管提前打了预防针给他，他还是对大城市生活表现出极度的不适应。也许是监狱生活的后遗症，他表现得行动迟缓、做事拖沓。我急了，“你这个样子别想找到工作。”他不服气，直到我的预言被证实，他才相信了我“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的警告。
当时，偌大一座城市里，他只认识我，另外便是只在网络上聊过天的几个网友。可惜，在找工作问题上，我们几个谁都帮不上他。他很沮丧。我说，不要沮丧，面包总会有的，大家都曾经历过这样的时刻，谁也无法替代你自己承受命运的磨难。
为了打发无事可做的时间，我开始记录他的绝食经过并深入交流思想。这使我们吵得更凶。我认为，他与狱方的关系闹僵的部分责任在他不善于保护自己。我一这样说他就跟我急，脸涨得通红，显得非常愤怒。可我并不因他的激动而退却，这使我们的关系一次次陷入紧张之中。不过，友情却在这样的争吵中逐渐建立起来。吵架时一如仇寇，吵过之后却多了对彼此的了解——连架都没吵过，还算什么兄弟！
106天的绝食过程是漫长的，“绝食冠军”的戏称总使我想起卡夫卡的小说《饥饿艺术家》。自人类发明了绝食这种折磨自己的方式，绝食者总需要观众，“每当一轮饥饿表演结束时，饥饿艺术家没有一次是自愿离开笼子的”，“不是每个看守都能理解这一点。有些值夜班的看守就很马虎，他们坐在远离饥饿艺术家的某个角落里埋头玩牌，故意给他一个进食的机会，他们总认为，饥饿艺术家绝对有妙招搞点存货填填肚子。碰到这样的看守，饥饿艺术家真是苦不堪言。”绝食总是要证明些什么东西给人看的，而不会象卡夫卡笔下的饥饿艺术家那样为绝食而绝食，但当高墙阻挡了人们的视线，王金波只好用足够长的106天以等待关注者的目光，这使他远远超出了卡夫卡笔下饥饿艺术家40天的绝食记录。我有过绝食五天的经历，知道106天意味着什么。但王金波告诉我，他是真豁出去了，即使白天劳动号出去干活后，剩下的两个狱友偷偷拿东西给他吃，也被他拒绝。当一个人下了绝食到底的决心，他已是拿命去赌，此时，全部的身心投入一项悲壮的事业。没错，这时候绝食本身就成了必须全力以赴的事业，“只有饥饿艺术家自己心里最清楚，只有他才算得上是对自己的饥饿表演最为满意的观众。”这样的心理之下，偷吃是对自己人格的侮辱，也是对一项事业的背叛。
在没有观众的囚笼里，王金波的绝食竟然取得了效果，曾经动手打过他的李姓警察不敢再跟他朝面，看守所和监狱的警察至少表面上也都对他客气多了。
相处日久，我看不出王金波与我有什么不同，可只要想起106天这个记录，我总要提醒自己：这家伙跟咱不一样，千万别惹他，人家是挑战身体极限的冠军，咱可没这个胆。
他不是一个机敏的人，有时木得让人很不喜欢，但不得不承认，那种敢于绝食106天的性格使他显得与众不同。没有户口，没有学历，甚至没有什么能帮上忙的朋友，但他终于克服了最初的苦难，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顽强坚持了下来。对他来说，“需要生活的历练，绝不让自己成为一个废物”。绝食是一种尽力减少身体活动的行为，而谋生则需要动用全部的潜能主动寻找机会。四年的监禁生活使他与社会形成隔膜，适应能力下降，更何况他从来没有在大城市谋生的经验，要想坚持下来，其难度可想而知。刚开始的一段时间，他每天就靠两顿方便面维持身体需要的热能，好久都没吃到青菜水果，因此，当一份工作意外地提供给他，而上班第二天就赶上会议聚餐时，他心中暗喜：“这下可逮着了，非吃个痛快不可。”当他向我描绘这种心情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了他当时的吃相，心里很不是滋味。
许多遭受政治迫害的朋友都有过这种艰难度日的生活。1989年之后，很多城市里都漂着一些因参与八九民运而失学、失业的年轻人，经过多年的奋斗和挣扎，如今，他们逐渐有了稳定的生活，有人甚至重新成为时代骄子，实现了发财致富的梦想。王金波正走在他们最初被抛向社会的那个阶段上，但问题是，他显然不是一个具有经商能力的人。
幸好，一切还只是开始。他以自己的吃苦耐劳赢得了基本的生存条件，不至于饿肚皮。有时，想起我们这些人的命运，不由便想：当王金波在监狱里绝食时，狱方还会通过鼻饲的方式维持他的生命，但此刻，如果在一个陌生城市饿了肚皮，那就真有可能饿死了，任你是绝食冠军也没用。没饭吃就得离开漂泊之地回老家，但老家同样没有他的位置，这样的境况，我又何尝没有体会过？
坦白地说，我担心他能否尽快让生活稳定和正常起来。他个性固执、好恶分明而又欠缺商业训练，另外一点是，缺少必要的人际关系基础。他似乎没意识到，生存本身就是一场艰难的搏斗，尤其是我们这些完全被体制抛弃的人，如何活下来的问题，本身就是一门很大的学问。他似乎懒得研究，而且对商业经营缺少起码的敏感。以这样的个性，活在房价高、物价高的大城市里，实在是见很艰难的事了。
但我又想：“奇迹可能会在他身上发生。”每个人都需要机遇，但机遇除了光顾那些特别聪明、特别有运气的人之外，往往也垂青那些特别能坚持的人。不管怎么说，他曾经有过106天的绝食记录。106天不是一个轻巧的数字，那意味着整整三个半月不吃饭。这样的坚持，不仅证明了他的激情和决绝，更是对个人意志力的极大考验，生存的挣扎固然艰难，可是，当一个人具有了这样的意志力，谁又能说他不会通过个人努力而改变命运呢？
在我看来，他存有一些经验和知识上的欠缺，但毕竟有更多优点：领悟力强、记忆力惊人、做事认真，当然，还有一点是特别能吃苦、坚忍不拔，如果有一份适合他做的事，他一定会把它做到十分出色，我不怀疑这点。
而且，所有的磨难和挫折，以至于所犯的错误，对他来说，本就是在意料之中的。一年多前当他离开老家，他最大的渴望就是融入生活。生活，这个最简单的概念，在当时的他来说，却显得那么奢侈。差不多十年时间里，热情地投入政治活动、拘留、坐牢、恢复身体，对一个原本就嫌单纯的年轻人来说，除了政治上的纠缠，生活的概念真的几乎就是一片空白。
不管怎么说，颠沛流离的生活似乎是我们的宿命。我对王金波的亲近感部分来自于：我们成长的文化背景是相似的。很多当代中国人权事件，我们能够同时说出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随便提及一个并不知名的异议者，我们会不约而同地说出其籍贯和大致经历。严格说来，王金波算不上八九民运的参与者，那时候他还是个高三学生，但在心理上，他却是个彻头彻尾的八九年人。他对八九民运及后八九民运掌故的了解，远远超出许多八九亲历者。除了他的记忆力因素外，是因为我们这个年龄中的许多人有着共同的精神世界。我们或许必须向现实妥协，有时甚至被迫向权力弯腰，但由于八九民运的精神传承，我们心中的英雄不再是雷锋、邱少云，而是王维林，是昂山素姬，我们的精神指引也不再是马克思、周恩来，而是甘地，是马丁·路德·金。我们共同熟知许多人的名字，这些人在中国社会是默默无闻的，却正是这些并不广为人知的小人物，构成了我们精神世界的重要坐标。概而言之，我们具有几乎相同的成长背景，这是我们的局限，是我们的无奈，但也是另外一种财富。由于这样的缘故，我们与身边现实有一种深层次的隔膜和不认同，那么，命运的坎坷，也就没什么好奇怪了，总有人无法适应或者说不愿认同现实的规则，总有人试图以一己之力改变些什么。
十多年的精神流浪，确实使我们与现实拉开了距离，在这个意义上，融入生活的企图可能是徒劳的，但谁又能说我们经历的贫困、苦难和坚持就不是一种生活？许多情况下，除了精神上的自信，我们一无所有，在个人和家庭而言，这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上，我们注定无法进入主流，而只能以边缘人的身份艰难挣扎，只要不在文化精神上刻意拉近与现实世界的距离，我们就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十多年的坚持之后，这样的拉近，又如何可能？我们本来就是八九自由文化的产物！
对王金波而言，好在还有一种敢于绝食106天的决绝勇气，我相信，当一个人有过这样的经历，他几乎是不可战胜的，只要还有时间，他一定会找到自己的未来。
相同的见解不如相同的信仰，相同的信仰不如相同的经历，来自同一片乡土的金波兄弟，我们应该说是息息相通的。和你争吵最多的是我，彼此间从不隐瞒什么，所以，我算是真正了解你的，请相信：你会走出这种艰难漂泊的日子，让生命焕发别样的光彩。兄弟，在残酷的命运面前，我们都要挺住！
（写于2007）
转载自《八九通讯》（http://bajiuyidai.com）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3月13日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