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物质世界的象征之一：飞机，在西藏很早以前的经典中被喻为“铁鸟”（有这样一个始于公元8世纪的预言：当铁鸟在空中飞翔，铁马在地上奔驰，西藏人将如蝼蚁般星散各地，而佛法将传向红人的领域……据说这是藏密祖师莲花生大士所作的预言。而“红人”，有说是生物学意义的西方人，有说是意识形态含义的中国人），它扇动着庞大的金属翅膀，反射着理性的银色之光，以一种恒定的姿势穿行在涌动的气流和时聚时散的云朵之间；从这里到那里，到更远的那里，没有什么比它更加物化，它似鸟非鸟，显然夺走了真正的百鸟的天空，尽管它载负着一批又一批鲜活的生命，大大地缩短了他们与种种希望或失望或绝望的距离。
我又一次把自己放进这只大鸟的肚子里。有编号的座位，保险带，充满塑料气息的食物，干净而侷促的卫生间，以及那几张明丽的却职业化的笑脸，我们无法拒绝如此隔膜的关怀。但此番有所不同，那是一个人瞬息万变的心情，我很难描述。我仅仅知道，随着地面高度的上升（我从未像此次这般敏锐地注意到）──拉萨，在向下的视野中淡化为一个点。这是世界上最美的一个点，被八瓣莲花所环绕，花蕊中珍藏着白米和黄金一般的寺院（西藏人称之为哲蚌贡巴和色拉贡巴），还有那座往日的辉煌宫殿──“孜布达拉”（“孜”在藏语里是“上面”或“顶峰”的意思），只要念及，就忍不住想痛哭一场！而我所熟悉的，混合著酥油、青稞与梵香的某种特别的气味，在回荡于整个机舱的汉语或英语或更多的外语的口音中，正渐渐地瀰散、消失，却又似乎在渐渐遥远而清明的某处暗暗地聚拢。
而北京，正是这只“铁鸟”的栖息之地。因为众所周知的特殊性，显而易见地成为一种象征。
记得我曾和一个江南女孩愉快地游移于绵长、紫红的宫墙与林立的高楼之间。那时候，我们年少，感官的体验多于内心的体验，基本上和通常的观光客的兴致无甚分别。唯有一次，是在琉璃厂的一个下午，此刻忆起，那可真的是一个灰濛濛、阴沉沉的下午。而且，很偶然地，我是独自一人，由一辆彷彿从漫长的岁月中奔来的旧式三轮车（车伕那如刀削斧砍一般深刻的脸上，像是还残留着昨夜里在古老的城墙下歇息时沾上的尘土）带到这里的。
琉璃厂可能是整座北京城中最虚幻的一处了。或者说，它恰好是在那个下午如此，使我觉得它和仅有数步之遥的喧哗与骚动的现代文明世界恍如隔世。寒冬的风一阵阵地穿过阒无人迹的街道和两旁错落有致的仿古建筑，却无声无息，不着痕迹，甚至见不到一片被卷走的落叶或纸屑。似乎只有我，是的，只有我是这刺骨的风中，这宛如刚刚搭起来的舞台布景前唯一正在活动的生命。我因而在那些间罗列着各种陈旧什物（发黄的字画、黯淡的银饰、破碎的绫罗绸缎以及鼻烟壶、瓷器、红木傢俱等等）的小屋里踌躇、迟疑，对长相亦如出土文物的店主那浓重、滑溜的卷舌音置若罔闻，更对刚刚套在手腕上的一只镂空的红木手镯那难以想像的重量十分费解。我梦幻般地看见，许多逝去的时光正在这样的空间里奇异地叠现着，交错着，其中穿梭着一个若有若无的影子，这影子恍若人形，却分明蕴积着一种令人生畏的力量，很难说清是神力抑或魔力，也不清楚这是刚刚离去的背影，还是即将到来的投影，而我倒像是一个与这影子有着一份祕不可宣的特殊关系的小动物。我不由得赶紧低头寻找装有一尊小小的白度母佛像、一粒洁白而圆润的舍利子和一位活佛赐予的数粒“秦娄”（藏语，法药）的“嘎乌”（藏语，护身符）小方盒，还好，它被一根受过加持的“松旺”（藏语，金刚结）系着，仍然紧贴着我的胸口，在具有鲜明的西藏风格的外套下，默默地庇护着身处异地的人儿。
要说明的是，在这里，我丝毫没有半分强调地域的意思，即便是在拉萨，我也遭遇过相似的感受。
那亦是一个下午，我原本轻松地走在圆形的帕廓街上（帕廓街和琉璃厂有多少不同呢？当然，它们都无一例外地具有十分强烈的戏剧感，足以让人暂时地脱离现实，沉浸在一种难以细说的晕眩之中。然而，逐渐地，你会看见，无论如何，帕廓街的指向始终都如同一幅常转不止的法轮，或者说，大法轮套小法轮，一圈复一圈），信手翻看着古玩摊上锈迹斑驳、真假难辨却别具一格的器皿，往身上比试着曳地的藏式绸缎长裙或尼泊尔棉布小背心，忽然，一阵异常凶猛的大风裹胁着遮天蔽日的灰尘，犹如一个张牙舞爪的魔鬼尖啸着一掠而过，顷刻间，先前熙熙攘攘的闹市如鸟兽散，一下子只剩下三五个手忙脚乱地收拾东西的人了，一串断了线的红珊瑚念珠散落一地，但谁也顾不得将之拾起。
我怔怔地站着，摊开着空空如也的双手，心底里涌起莫大的幻灭。
这时候，我无意瞥见一个模样瘦小的女人正匆匆地从不远处一幢绛红色的房子前闪过，一身长途跋涉的朝圣者的装束分明，更醒目的是那一个在她的手中飞快地转动着的硕大的、银光烁烁的嘛尼轮！
嘛尼轮由左至右，旋转得是那般地快，似乎要脱离她的掌握，又似乎要携带着她奔向某个不可言喻的美好之所在。我顿时平静下来，注视她远去的背影如同注视自己的亲人，注视那幢绛红色的房子如同注视自己的家。
* 2009-10-10
* 旺报专栏
《看不见的西藏～唯色》2009年10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