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中国老百姓期盼的春节晚会落下帏幕,据社会调查,今年春晚收视率为历年最低。越往南方越低,上海、贵州、四川、云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收视率均在百分之二十以下,其中广东2.3%;广西2.6%;海南1.3%收官。由于春晚的乏味,加上各大城市禁鞭,大陆民众春节过得冷冷清清,没有丝毫的年味。今年在春晚被称作“三无节目”(即无好歌、无好舞、无好小品)。其原因是中共广电局又玩新花样,搞了个所谓“四个坚决不用”。这“四个坚决不用”大致内容如下:一, 对党离心离德,品德不高尚的演员坚决不用;二, 低俗、恶俗、媚俗的节目演员坚决不用;三, 思想境界,格调不高的节目演员坚决不用;四, 有污点、有绯闻、有道德问题的演员坚决不用。

有了以上的“四个坚决不用”,以前像赵本山和小沈阳演的搞笑小品节目肯定没有了,这对于中共当局来说都属于低极趣味的东西。

一,中共领导人向来以“伪君子”面目来迷惑人

中共领导者向来以“高尚”自封,毛泽东曾要下面“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纪念白求恩的讲话》。当然,中共要求别人做到品德高尚,脱离低级趣味也无可厚非,现在问题是,正人先正己,你们要求别人做,你们自己能否做到?中共历来都是以道貌岸然、正人君子的形象来教训别人,而他们好多人就是“伪君子”。毛泽东就是一个典型的“伪君子”。在文革期间,整个大陆就“八个样板戏”的时候,毛躲在紫禁城和他的宠妃们看美国“好莱坞”和香港大片,看“云中落绣鞋”,而外面造反者却高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彻底砸碎资产阶级文艺阵地!”可曾记得,毛泽东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有一段话:“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然而,毛泽东本人就是中共第一个被“糖衣炮弹”击倒的人。他在延安的那段丑闻谁个不知,哪个不晓?那个蓝萍在毛面前搔首弄姿,让毛一下进入了温柔之乡,不惜狠心将与其患难之妻贺子珍赶了出国。当时中共许多高级干部要他不要娶江青,毛勃然大怒,并扬言,我情愿不当党的主席也要和江青结婚。于是,红军将领争相效尤,掀起了中共高级领导人第一次换妻高潮。甚至发生了1937年,在延安抗大,红军将领黄克功逼婚,将16岁的陕北公学的一个女学员刘茜开枪打死的恶性事件。到了北京后,中南海是夜夜笙歌,舞会绵绵,紫禁城成了选妃基地。所以今天中共官员娶小三并不奇怪,毛就是玩小三的始作俑者。

以上说明,中共一些人趣味并不高尚,可为何总是以“文艺高尚论”来强制人呢?醉翁之意不在酒,这里面根本原因是中共把文艺当成夺取政权的工具而已。

二,文艺本来就是中共夺取政权手段之一

1942年,毛在延安整风期间,亲自主持召开了《文艺座谈会》并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的总体内容就是把文艺作为夺取政权的工具。他说:“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毛又说:“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

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毛泽东为了他的皇权政治,不惜做断子绝孙之事,毁灭五千年中国文化,步秦始皇后尘,来个二次焚书坑儒。他先将中国的知识分子脊梁骨打断,然后在文革中发动红卫兵造反,将中国文物古迹全部毁坏。像这些“独裁者”和“暴君”他们为了己身利益是不会顾及其他的。所谓“文学艺术”除了作为维护自己政权的工具外,是不管中华民族今后能否出传世之作的,也不会去考虑中国会不会出文学大师的。他们都是一些“短视者”、“急功近利者”,他们不懂“文无法则兴,国无法则乱”的道理。

以上说明,一旦共产党将文艺作为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工具,文艺就不成其文艺了。文学艺术就成为美化他们、吹捧他们、谄媚他们专利品,民众想看到喜闻乐见的文艺是不可能的了。

三,习近平完全继续了毛的文艺思想衣钵

上世纪八十年代,也就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对文艺管控有所放宽,中国大陆曾经出现了一个文艺繁荣时期。当时不论是文学作品,小说、电影、电视剧都突破了一些禁区,回归了一定的人性。如电影《牧马人》、电视剧《芙蓉镇》、电影片《渴望》等,而春晚也是每年老百姓喜欢的大餐。朱时茂、陈佩斯的小品让观众捧腹大笑,呈现出一派欢乐气氛。到后来江、胡两任虽说有所收紧,但仍然不时有些比较好的文艺作品和电视节目,网络也相对比较宽松。每年春晚有赵本山的小品,收视率仍然比较高的。到了习近平上任之后,情况逐渐起变化,特别是2014年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的《讲话》,整个讲话内容就是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翻版。毛的《延座》上提到的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时隔70多年习又重复了一遍。试列举习讲话的几段内容:“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文艺要热爱人民。有没有感情,对谁有感情,决定着文艺创作的命运。如果不爱人民,那就谈不上为人民创作。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充分认识肩上的责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文艺的根本宗旨也是为人民创作。把握了这个立足点,党和文艺的关系就能得到正确处理,就能准确把握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政治立场和创作自由的关系。

难怪会议期间强迫每个作家手抄《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上的讲话》,原来是一脉相承的东西。

四,毛的《延座讲话》就是一篇狗屁不通的党棍文章

中共一些领导人根本就不懂得啥叫“文学艺术”,然而他们不懂装懂,装腔作势,喜欢在大庭广众讲什么“文艺”。毛泽东就是典型之人。他的那个《延座讲话》实际上经不得一驳。

毛在这个《讲话》提到了四个问题:一是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二是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关系问题。三是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即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四是“人性论”的问题。以上这几点不经一驳:

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毛在这个问题上特别强调了文学的阶级性,他说:“诚然,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文艺。文艺为资产阶级的,就是资产阶级文艺。我们要为四种人服务(工人、农民、八路军、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普通劳动者),就必须站的无产阶级立场上”。

一个作家写一部文学作品,就得写他熟悉的东西,不熟悉如何写得出来?你管他为那个阶级服务的,只要写得好,写得真实,对人性有深层次地发掘就是一部好作品。《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是属于哪个阶级?我不得而知。我想可能是封建大地主阶级吧?不然的话,为何对那些公子小姐那般熟悉。如果曹雪芹活在毛时代的话,被限制要为那个阶级服务,只能写这人而不能写那人,那中国就没有《红楼梦》了。如果没《红楼梦》,毛就不会开口《红楼梦》闭口《红楼梦》的,也不会要这个看那个读了。还有那部《水浒》,是写农民起义的,不一定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吧?然而,当年的施耐庵大概也不曾听过毛这个《延座讲话》吧?他只是想写他熟悉的人而已。还有托尔斯泰那部《安娜-卡列尼娜》就是写上流社会贵妇人的,而雨果的《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是写下层人的,它们不同样被列于世界名著吗?所以说,搞文学艺术的人,你是不能给他定条条框框的,是不能给他画圈圈的,一画圈就把他的灵性画没了,这就是中国得不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如果今天还在谈《讲话》,中国将永远出不了诺贝尔文学奖(莫言算是在夹缝中获得诺奖的,以后恐怕难了)。

另外,一部好的文艺作品本身就是为大众的,只要好谁都喜欢看,不是作者先考虑为了为谁写才写谁。我不知毛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那部《西游记》穷人喜欢看,富人也喜欢看;地主资本家喜欢看;贫下中农也喜欢看。

二是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关系问题。毛这样说到:“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而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

一个文学艺术家被一个党管着,这叫什么事?能写出什么样的好作品吗?用实用主义取代文学创作,这就是所谓的“革命文学”。文学艺术家是谁都不能管的,要让他们自由创作。一管就管出毛病来了。“党文艺”还比不上封建文艺,元代戏曲家关汉卿写出了《窦娥冤》,王实甫写出了《西箱记》,不知当年他们被哪个党管着?当年元成宗铁穆耳如果像毛这般厉害的话,恐怕我们至今也看不到这不朽的作品了。温家宝在中国地质大学的讲话这样说到:“一所学校最重要的还是要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同样应当用在作家们的文艺创作上。

其三,关于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对于文艺批评的标准,不是你说好就好;你说坏就坏。也不是你毛泽东说好就好;说坏即坏。我认为评价一部文艺作品好坏,只有一个标准——历史。凡是从历史流传下来的,经久不衰的,就是好作品;凡是被历史淘汰下的,就谈不上好作品。中国的《四大名著》至今脍炙人口,就是经过历史的检验的。而当年被吹上天的那部《欧阳海之歌》还有什么《金光大道》,你去问问年青人有几个知道,几人读过?那个《康定情歌》唱了多少年了,至今还在唱,不仅中国人唱,外国人也唱,而《语录歌》却早被人们忘到九霄云外了。所以,历史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最后谈谈“人性论”的问题。毛这一段话很有意思,不妨抄下来大家看看:“人性论,有没有人性这个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资产阶级的人性。”

“人性论”这个东西,在我国已经争论了两千多年了,从我们的老祖宗孟子的荀子就开始了。孟子道“性善”,荀子道“性恶”。其实这已经说明了,人性就是善恶之分,而没有什么阶级之分。毛说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这话倒没有说错,问题是具体到什么程度?具体到每个人还是具体到阶级?如果说具体到人,那不论什么阶级,不论是穷人还是富人,有善的也有恶的;如果说具体到阶级,那么,一个阶级就代表一种人性。毛明显是具体到阶级的。他已经说了,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那意思就是说:无产阶级人性是善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人性是恶的。事实果真就是毛所说的吗?中共好多领导人都是出身剥削阶级,包括毛氏本人,按照他的逻辑,他们这些人都“性恶”;而无产阶级、贫下中农都“性善”,那好多杀人越货,梆票撕票的都是穷人,你能说他“性善”吗?而今有很多富人做慈善事业,像美国富豪比尔-盖茨把财产都捐赠了社会,你能说他“性恶”吗?还有中国的卢作孚,可以说也是资本家吧?他的民生轮船公司在抗战期间抢运了民众150万,抗战物质100万吨,牺牲员工100多人,被毁船只16艘,被称为中国的“敦克尔克”,这些用阶级人性解释得了吗?我可以这样说,毛是信口开河,经不得一驳的。

我在前面说过,毛是在用实用主义解释文学艺术的,他把文学艺术当成政治工具,把文学艺术庸俗化。在这个讲话的指导思想下,必然会出现为政治服务的文艺作品。像《白毛女》之类的东西就应运而生了。因为根据地要发展,要扩充队伍,要招兵买马就得制造仇恨,这些东西出来后正起到了这方面的作用。像《白毛女》这种事情在当时即或是有也并不普遍(后来证实也是假的),如果把他拿来一扩大、一宣扬就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

最后我想谈谈这个《讲话》对中国整个文艺界政治界所造成的影响。可以说,1949年中共执政后,整个文艺界一直是贯穿这个《讲话》精神的。从五十年代批《武训传》、批胡风、反右到六十年代批邵荃麟写“中间人物”一直到发动文革,在这个《讲话》的思想指导下,吞噬了多少优秀的文学家、艺术家;毁灭了多少中国文物古迹!摧残了多少中国文化!在此同时,在这个《讲话》的孕育下,又出了多少庸俗文人的文学作品。什么《半夜鸡叫》《山乡巨变》《艳阳天》《金光大道》。这都是那些无聊文人根据这个《讲话》搞出来的。在这样情况下,中国会有好的作品问世吗?特别在文革中,那些惨死在这个《讲话》的冤魂老舍、吴晗、傅雷、严凤英以及无数的作家和艺术家,他们的冤魂还在上空盘旋。这一切我们能忘记得了吗?中国人要长点记性,不能忘却那个悲惨的时代,然而,七十年过去了,还在重提这个《讲话》,这不由此令人感到遗憾!

五, 当前中国大陆的文艺现象

在毛僵尸文艺路线的笼罩下,可想而知,中国大陆会出现什么样的文艺作品。中共一贯以说假话为荣,口里说要作家深入基层,写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而一旦有了民众喜欢的东西,他们认为不利于政权就封杀;而民众不爱看的东西却硬塞给别人看,这就是强奸民意。这也是一党专制极权国家的必有现象。如今,在整个电视节目里,没有一个人们喜闻乐见的东西,打开屏幕,就是一些冲冲杀杀的搞日神剧,再就是颂毛片,那个演毛的唐国强一付油腔滑调实在令人作呕,新闻节目也尽是吹捧习当局的热屁。大陆整个文艺界呈现出一派万马齐喑的萧条景象。因为没有好的文艺作品,促使人们怀旧,今年春节有一台“知青晚会”全部是怀念毛时代的红歌,加上中共不久前又颁发“打黑文件”,似乎又重回了重庆薄氏的“唱红打黑”。这就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唱的本来一个样。

2018年2月26日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3/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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