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中国老百姓期盼的春节晚会落下帏幕，据社会调查，今年春晚收视率为历年最低。越往南方越低，上海、贵州、四川、云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收视率均在百分之二十以下，其中广东2.3%；广西2.6%；海南1.3%收官。由于春晚的乏味，加上各大城市禁鞭，大陆民众春节过得冷冷清清，没有丝毫的年味。今年在春晚被称作“三无节目”（即无好歌、无好舞、无好小品）。其原因是中共广电局又玩新花样，搞了个所谓“四个坚决不用”。这“四个坚决不用”大致内容如下：一， 对党离心离德，品德不高尚的演员坚决不用；二， 低俗、恶俗、媚俗的节目演员坚决不用；三， 思想境界，格调不高的节目演员坚决不用；四， 有污点、有绯闻、有道德问题的演员坚决不用。
有了以上的“四个坚决不用”，以前像赵本山和小沈阳演的搞笑小品节目肯定没有了，这对于中共当局来说都属于低极趣味的东西。
一，中共领导人向来以“伪君子”面目来迷惑人
中共领导者向来以“高尚”自封，毛泽东曾要下面“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纪念白求恩的讲话》。当然，中共要求别人做到品德高尚，脱离低级趣味也无可厚非，现在问题是，正人先正己，你们要求别人做，你们自己能否做到？中共历来都是以道貌岸然、正人君子的形象来教训别人，而他们好多人就是“伪君子”。毛泽东就是一个典型的“伪君子”。在文革期间，整个大陆就“八个样板戏”的时候，毛躲在紫禁城和他的宠妃们看美国“好莱坞”和香港大片，看“云中落绣鞋”，而外面造反者却高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彻底砸碎资产阶级文艺阵地！”可曾记得，毛泽东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有一段话：“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然而，毛泽东本人就是中共第一个被“糖衣炮弹”击倒的人。他在延安的那段丑闻谁个不知，哪个不晓？那个蓝萍在毛面前搔首弄姿，让毛一下进入了温柔之乡，不惜狠心将与其患难之妻贺子珍赶了出国。当时中共许多高级干部要他不要娶江青，毛勃然大怒，并扬言，我情愿不当党的主席也要和江青结婚。于是，红军将领争相效尤，掀起了中共高级领导人第一次换妻高潮。甚至发生了1937年，在延安抗大，红军将领黄克功逼婚，将16岁的陕北公学的一个女学员刘茜开枪打死的恶性事件。到了北京后，中南海是夜夜笙歌，舞会绵绵，紫禁城成了选妃基地。所以今天中共官员娶小三并不奇怪，毛就是玩小三的始作俑者。
以上说明，中共一些人趣味并不高尚，可为何总是以“文艺高尚论”来强制人呢？醉翁之意不在酒，这里面根本原因是中共把文艺当成夺取政权的工具而已。
二，文艺本来就是中共夺取政权手段之一
1942年，毛在延安整风期间，亲自主持召开了《文艺座谈会》并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的总体内容就是把文艺作为夺取政权的工具。他说：“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毛又说：“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
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毛泽东为了他的皇权政治，不惜做断子绝孙之事，毁灭五千年中国文化，步秦始皇后尘，来个二次焚书坑儒。他先将中国的知识分子脊梁骨打断，然后在文革中发动红卫兵造反，将中国文物古迹全部毁坏。像这些“独裁者”和“暴君”他们为了己身利益是不会顾及其他的。所谓“文学艺术”除了作为维护自己政权的工具外，是不管中华民族今后能否出传世之作的，也不会去考虑中国会不会出文学大师的。他们都是一些“短视者”、“急功近利者”，他们不懂“文无法则兴，国无法则乱”的道理。
以上说明，一旦共产党将文艺作为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工具，文艺就不成其文艺了。文学艺术就成为美化他们、吹捧他们、谄媚他们专利品，民众想看到喜闻乐见的文艺是不可能的了。
三，习近平完全继续了毛的文艺思想衣钵
上世纪八十年代，也就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对文艺管控有所放宽，中国大陆曾经出现了一个文艺繁荣时期。当时不论是文学作品，小说、电影、电视剧都突破了一些禁区，回归了一定的人性。如电影《牧马人》、电视剧《芙蓉镇》、电影片《渴望》等，而春晚也是每年老百姓喜欢的大餐。朱时茂、陈佩斯的小品让观众捧腹大笑，呈现出一派欢乐气氛。到后来江、胡两任虽说有所收紧，但仍然不时有些比较好的文艺作品和电视节目，网络也相对比较宽松。每年春晚有赵本山的小品，收视率仍然比较高的。到了习近平上任之后，情况逐渐起变化，特别是2014年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的《讲话》，整个讲话内容就是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翻版。毛的《延座》上提到的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时隔70多年习又重复了一遍。试列举习讲话的几段内容：“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文艺要热爱人民。有没有感情，对谁有感情，决定着文艺创作的命运。如果不爱人民，那就谈不上为人民创作。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充分认识肩上的责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文艺的根本宗旨也是为人民创作。把握了这个立足点，党和文艺的关系就能得到正确处理，就能准确把握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政治立场和创作自由的关系。
难怪会议期间强迫每个作家手抄《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上的讲话》，原来是一脉相承的东西。
四，毛的《延座讲话》就是一篇狗屁不通的党棍文章
中共一些领导人根本就不懂得啥叫“文学艺术”，然而他们不懂装懂，装腔作势，喜欢在大庭广众讲什么“文艺”。毛泽东就是典型之人。他的那个《延座讲话》实际上经不得一驳。
毛在这个《讲话》提到了四个问题：一是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二是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关系问题。三是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即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四是“人性论”的问题。以上这几点不经一驳：
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毛在这个问题上特别强调了文学的阶级性，他说：“诚然，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文艺。文艺为资产阶级的，就是资产阶级文艺。我们要为四种人服务（工人、农民、八路军、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普通劳动者），就必须站的无产阶级立场上”。
一个作家写一部文学作品，就得写他熟悉的东西，不熟悉如何写得出来？你管他为那个阶级服务的，只要写得好，写得真实，对人性有深层次地发掘就是一部好作品。《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是属于哪个阶级？我不得而知。我想可能是封建大地主阶级吧？不然的话，为何对那些公子小姐那般熟悉。如果曹雪芹活在毛时代的话，被限制要为那个阶级服务，只能写这人而不能写那人，那中国就没有《红楼梦》了。如果没《红楼梦》，毛就不会开口《红楼梦》闭口《红楼梦》的，也不会要这个看那个读了。还有那部《水浒》，是写农民起义的，不一定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吧？然而，当年的施耐庵大概也不曾听过毛这个《延座讲话》吧？他只是想写他熟悉的人而已。还有托尔斯泰那部《安娜-卡列尼娜》就是写上流社会贵妇人的，而雨果的《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是写下层人的，它们不同样被列于世界名著吗？所以说，搞文学艺术的人，你是不能给他定条条框框的，是不能给他画圈圈的，一画圈就把他的灵性画没了，这就是中国得不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如果今天还在谈《讲话》，中国将永远出不了诺贝尔文学奖（莫言算是在夹缝中获得诺奖的，以后恐怕难了）。
另外，一部好的文艺作品本身就是为大众的，只要好谁都喜欢看，不是作者先考虑为了为谁写才写谁。我不知毛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那部《西游记》穷人喜欢看，富人也喜欢看；地主资本家喜欢看；贫下中农也喜欢看。
二是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关系问题。毛这样说到：“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而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
一个文学艺术家被一个党管着，这叫什么事？能写出什么样的好作品吗？用实用主义取代文学创作，这就是所谓的“革命文学”。文学艺术家是谁都不能管的，要让他们自由创作。一管就管出毛病来了。“党文艺”还比不上封建文艺，元代戏曲家关汉卿写出了《窦娥冤》，王实甫写出了《西箱记》，不知当年他们被哪个党管着？当年元成宗铁穆耳如果像毛这般厉害的话，恐怕我们至今也看不到这不朽的作品了。温家宝在中国地质大学的讲话这样说到：“一所学校最重要的还是要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同样应当用在作家们的文艺创作上。
其三，关于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对于文艺批评的标准，不是你说好就好；你说坏就坏。也不是你毛泽东说好就好；说坏即坏。我认为评价一部文艺作品好坏，只有一个标准——历史。凡是从历史流传下来的，经久不衰的，就是好作品；凡是被历史淘汰下的，就谈不上好作品。中国的《四大名著》至今脍炙人口，就是经过历史的检验的。而当年被吹上天的那部《欧阳海之歌》还有什么《金光大道》，你去问问年青人有几个知道，几人读过？那个《康定情歌》唱了多少年了，至今还在唱，不仅中国人唱，外国人也唱，而《语录歌》却早被人们忘到九霄云外了。所以，历史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最后谈谈“人性论”的问题。毛这一段话很有意思，不妨抄下来大家看看：“人性论，有没有人性这个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资产阶级的人性。”
“人性论”这个东西，在我国已经争论了两千多年了，从我们的老祖宗孟子的荀子就开始了。孟子道“性善”，荀子道“性恶”。其实这已经说明了，人性就是善恶之分，而没有什么阶级之分。毛说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这话倒没有说错，问题是具体到什么程度？具体到每个人还是具体到阶级？如果说具体到人，那不论什么阶级，不论是穷人还是富人，有善的也有恶的；如果说具体到阶级，那么，一个阶级就代表一种人性。毛明显是具体到阶级的。他已经说了，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那意思就是说：无产阶级人性是善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人性是恶的。事实果真就是毛所说的吗？中共好多领导人都是出身剥削阶级，包括毛氏本人，按照他的逻辑，他们这些人都“性恶”；而无产阶级、贫下中农都“性善”，那好多杀人越货，梆票撕票的都是穷人，你能说他“性善”吗？而今有很多富人做慈善事业，像美国富豪比尔-盖茨把财产都捐赠了社会，你能说他“性恶”吗？还有中国的卢作孚，可以说也是资本家吧？他的民生轮船公司在抗战期间抢运了民众150万，抗战物质100万吨，牺牲员工100多人，被毁船只16艘，被称为中国的“敦克尔克”，这些用阶级人性解释得了吗？我可以这样说，毛是信口开河，经不得一驳的。
我在前面说过，毛是在用实用主义解释文学艺术的，他把文学艺术当成政治工具，把文学艺术庸俗化。在这个讲话的指导思想下，必然会出现为政治服务的文艺作品。像《白毛女》之类的东西就应运而生了。因为根据地要发展，要扩充队伍，要招兵买马就得制造仇恨，这些东西出来后正起到了这方面的作用。像《白毛女》这种事情在当时即或是有也并不普遍（后来证实也是假的），如果把他拿来一扩大、一宣扬就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
最后我想谈谈这个《讲话》对中国整个文艺界政治界所造成的影响。可以说，1949年中共执政后，整个文艺界一直是贯穿这个《讲话》精神的。从五十年代批《武训传》、批胡风、反右到六十年代批邵荃麟写“中间人物”一直到发动文革，在这个《讲话》的思想指导下，吞噬了多少优秀的文学家、艺术家；毁灭了多少中国文物古迹！摧残了多少中国文化！在此同时，在这个《讲话》的孕育下，又出了多少庸俗文人的文学作品。什么《半夜鸡叫》《山乡巨变》《艳阳天》《金光大道》。这都是那些无聊文人根据这个《讲话》搞出来的。在这样情况下，中国会有好的作品问世吗？特别在文革中，那些惨死在这个《讲话》的冤魂老舍、吴晗、傅雷、严凤英以及无数的作家和艺术家，他们的冤魂还在上空盘旋。这一切我们能忘记得了吗？中国人要长点记性，不能忘却那个悲惨的时代，然而，七十年过去了，还在重提这个《讲话》，这不由此令人感到遗憾！
五， 当前中国大陆的文艺现象
在毛僵尸文艺路线的笼罩下，可想而知，中国大陆会出现什么样的文艺作品。中共一贯以说假话为荣，口里说要作家深入基层，写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而一旦有了民众喜欢的东西，他们认为不利于政权就封杀；而民众不爱看的东西却硬塞给别人看，这就是强奸民意。这也是一党专制极权国家的必有现象。如今，在整个电视节目里，没有一个人们喜闻乐见的东西，打开屏幕，就是一些冲冲杀杀的搞日神剧，再就是颂毛片，那个演毛的唐国强一付油腔滑调实在令人作呕，新闻节目也尽是吹捧习当局的热屁。大陆整个文艺界呈现出一派万马齐喑的萧条景象。因为没有好的文艺作品，促使人们怀旧，今年春节有一台“知青晚会”全部是怀念毛时代的红歌，加上中共不久前又颁发“打黑文件”，似乎又重回了重庆薄氏的“唱红打黑”。这就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唱的本来一个样。
2018年2月26日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3/5/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