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床啦!起床起床!

   那些年每日里天蒙蒙亮,听到的第一声吆喝就是这“起床起床”。其实并没有所谓“床”,苗村黎寨,男女各占一个大谷仓,一溜稻草铺地的大统铺,阔气点的最多垫块塑料布隔隔湿气。兵团建制,明明是个种橡胶的农场生产队,偏要叫做某师某团某连。连长姓康,脸上有疤,因此显得有点凶狠,却是个耿直寡言的四川汉子。众人平日尊称连长,意见大发时,当面或背后就直接唤他“康疤”,他也不恼。那些年在海南和湛江聚数十万“兵团战士”,天天斫林劈山,只因林副统帅有“光辉题词”,合辙押韵:“大力发展橡胶,满足全国人民需要。”据说六十年代初,大饥荒年头,不知为何除了最高领袖,领导人刘林周董直至文人郭老,一个个轮流到当时的农垦系统视察。来过都有题词,郭老书艺最是自成一家。十年之后,却都遮掩了不提,独尊副帅一人书法,每日里以此督促众人荷锄上山,挥刀破坏热带雨林。这橡胶非同小可,说是“重要战略物资”,帝修反那帮坏蛋,封锁了不卖给我们。如何封锁法?当时有个形象的换算,说是逼我们用二十吨大米换一吨橡胶。二十吨大米是什么概念呢?那年头大伙儿总也吃不饱,对大米有朴素的直观感受,二十吨大米如同古话说的“恒河沙数”,今人所谓“天文数字”,遂听得众人无名火起,发愤干活,起早摸黑大力发展没有怨言。那时也不敢细想,环球盛产橡胶的国家,巴西印尼马来西亚,好像都是第三世界最亲爱的朋友,何时给归到帝修反一堆儿去了。

   于是就听沙哑的四川口令,还有口哨声尖锐入耳,条件反射,每日清晨从稻草铺上弹起,摸摸索索穿衣系鞋带。动作慢了,康疤的手电筒就扫将过来,众目就随那光柱而睽睽。四眼揉着眼睛起身,小声嘟囔:“半夜鸡叫”,被我一个胳膊肘堵了回去。“半夜鸡叫”典出自传体小说《高玉宝》,大意是说“地主周扒皮,为催长工起早干活,半夜爬入鸡窝学鸡叫,被长工小宝发现了。当周扒皮再次作祟时,长工们一拥而上,痛打偷鸡贼,令周扒皮狼狈不堪。”这故事至今仍收入小学语文课本,曾改编为连环画和木偶动画片,影响了几代国人。虚构的人物和情节只能糊弄城里孩子,乡下人都知道这是瞎掰。老人都说,摸黑种地,能不糟蹋庄稼?周扒皮时代,还没发明贼亮贼亮的汽灯。“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陶潜时代的鸡那才真叫神气,居然在桑树巅引颈而鸣,伪满州国的周老财非得钻到鸡窝里去叫,也太窝囊了点。四眼嘟嘟囔囔,把自己比做受地主剥削的雇工,幸亏没人听见,要不非挨斗不可。他引经据典,却错得离谱,引喻失伦。关键在于地主老财为何不用棍子直接把长工们赶起来,非要煞费周章,作这拟真的口技表演?闻鸡起舞,即使在“阶级斗争教材”中,也难于遮掩地主与雇工之间的某种“自然”关系。我听老辈讲那过去的事情,台上忆苦思甜,台下却忘乎所以,每每颠倒成“忆甜思苦”。说起农忙季节,东家如何招待把式们,未必三餐有肉,烙饼小米粥却是“可劲儿揍”,令人神往而垂涎。农业社会里的阶级关系,与军事–工业国家时代不同,这远远超出了我等学生哥们的想象。

   我有幸参加过一次黎寨的“批斗地主”大会。在海南岛八年多,没学会几句海南话。我的海南话只敢跟黎族人沟通,因为他们的海南话也是学来的。我很快就发现,我只需解决语音问题,而他们有语法词序方面的转换困难,且掌握的词汇比我要少得多。生活在热带的黎族百姓,其生产方式还是标准的刀耕火种。部落里只有“奥雅”(头人),而没有农业文明中的所谓“地主”。把土改时的阶级划分硬套在黎寨绝对是个时代错误。在汉人工作队的主持下,黎家汉子鼓起勇气上台用海南话汉语批斗头人。指着奥雅的鼻子,汉子黧黑的脸涨得通红:“虏系分子!……虏斋无?……了!”(你是分子!你知道吗?完!)下了台,又意犹未尽,重新跑上台,指着奥雅的鼻子:“虏仲系分子!……虏斋无?……了!”(你还是分子!你知道吗?完!)这不是个语汇的问题,而是思维概念的问题。他只知道“分子”不是个好东西,至于更复杂的强加的概念,他根本无从表达。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就是圣人所说的“修辞立其诚”。回想自己,每日里熟练操弄许多概念术语,真的都明白了其中涵义么?我望着那汉子通红的脸渐渐恢复黧黑,心底暗生愧疚。

   很多年以后,我读到捷克剧作家哈维尔的《无权者的权力》。书的开头举了一个蔬果商的例子,他是个谦恭、普通的人,对官方的意识形态漠不关心;他机械地履行仪式,在法定的节假日,他用官方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装饰他的店铺橱窗;他完全不想知道标语的内容和他的店铺有什么关系,而他挂的那副标语的实际所指乃是:“我是奉公守法的人,我可不想惹麻烦。”哈维尔指出,在日常生活的仪式和语言活动中,普通人如何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同谋。“实存的社会主义”把全国人预先抛入了,在鲁迅所说的“瞒和骗”中生活的不道德处境。一种共同犯罪的机制,一个预先鼓励撒谎并依赖其臣民的道德沦丧的国家机器。哈维尔的“在真实中生活”(同理,巴金的“讲真话”),并不是要探讨有关真实或真实性的形而上学,而是要中断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对其理想臣民的这种询唤。当然,这是后话不提,还是回头来说这睡眼惺忪中的“起床起床”。

   因为是开荒“大会战”,一众人马才需要卷铺盖搬来住到这黎村苗寨,才需要康疤如此大声吆喝狂吹哨子。平日起床开饭开工,却是敲钟为号。在六连的驻地山脚有一棵高大的野生酸豆树,果荚里的酸豆熟透晒干,有话梅味,嚼之能生津止渴。全连中午“天天读”,树阴可覆盖一百余众。树下挂了一个废轮壳当钟使,起床、开工、集合,康疤敲得它当当响。平日也算是作息正常。如今这大会战,星期天不消说一概没收了,每日也是工时极长,从天刚亮干到伸手不见五指。国际工人阶级奋斗多年赢得的“八小时工作制”,在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地方无声地终止了。工作量极大,一爿五磅重的宽锄板,挖山一星期,能磨成小锅铲一般大。手攥锄把一整天,到吃晚饭时连饭碗都端不稳,女生们说,梳头,梳子掉地上检不起来。会战的日子,睡眠严重不足,早起最是艰难。平日的敲钟或吹号,把制度化的指令“符号化”了,令人浑然不觉。唯有这大统铺清晨的“起床啦!起床起床!”,具体地从四川汉子口中发出,伴以尖锐哨声与手电筒光柱,以日常语言呈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指令,最能凸显我和我的农友们所处的主体位置。

   二、五七一工程纪要

   最喜欢的还是全团开大会的日子,不光是能从重体力劳作中得到一天的歇息,更重要的是分散在各连队的同乡、同学、亲戚乃至男女朋友,得到一个短暂的见见面的机会。会后还能顺便到供销社,一角七分一包,买一两包“百雀”牌香烟,阔气点的,“丰收”牌,那是要卖到两毛八一包了。也有提了白色塑料罐,拎二斤劣质甘蔗酒回来的。那玩意儿不能多喝,一喝就上头,酒气熏天大伙儿荒腔走板,齐唱李玉和的“临行喝妈一碗酒”,自以为都有了视死如归的气概。“会场”通常都是在团部附近,一片平坦的橡胶林,浓荫遮阳,清晨刚割过胶,白色的胶乳还在往瓷杯里滴,空气里闻得到新鲜胶乳味儿。摆几张桌子,挂一条横额,再牵几条电线,引往绑在橡胶树上的高音喇叭,一个会场就布置得了。但是一九七一年十月底的那个全团大会,一大早从连里出发,气氛就有点诡异。连排班骨干几天前办过学习班吹过风,貌似心中有鬼。平时集合往团部走,一路有言笑,有歌声,这回却一个个绷着脸。会场的横额也是语焉不详,只说是传达重要文件。那文件果然重要!多少年后我也还记得那个瞬间,聚集了两千人的一大片橡胶林寂静得邪乎,除了自己的呼吸,你仿佛还可以听见橡胶树叶子掉在地面的声音。

   黑洞,虚无,空白。用来支撑这个史无前例的“革命”的整个意义系统,在那个瞬间坍塌了。“革命”死了,──“革命”把自己掐死了。知识(“洞察一切”)和行为(“背后下毒手”)的强烈反差,揭示出拉康所说的那个命题,即“大他者并不存在”。他到底想要我们干什么,得了,他自己就蒙头转向。事件的所有细节和理由都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关于一个历史时刻的宣告,在我看来,所谓“七十年代”是在那个瞬间开始的。其实九十年代的重要命题“告别革命”,恰恰是在此时此刻开始。其中最大的讽刺是:宣布皇帝没穿衣服的人,正是皇帝本人。

   疑云重重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于这一年年底作为“批判材料”发到了全国。史家唐德刚说这不过是“童子军帐篷笔记”,黄口小儿的白日梦呓,不足为训。于今读来却多么像一份争取金融投资的项目计划书:“可能性、必要性、必然性、基本条件、时机……”,从头到尾你听到的是历史理性如此冷静的计算的声音。与此对照,倘若把一九七一年以后,所有颠三倒四的最新指示(“八亿人口,不斗行么”等等)连接起来,直接就是一出尤奈斯库式的荒诞剧的无聊台词。“反面教材”总是一把双刃剑,它带给人们的教益很可能是全然正面的。四眼在“天天读”的时候,就对“变相劳改”之类的词语把玩不已,嘀嘀咕咕,认为“变相”这个定语根本多余。我那时觉得获益良多的,则是党史的另类叙述,多重版本的众声喧哗。同样的政治术语,竟然可以讲述完全相反的历史故事,在此之前完全没法想象。

   但这些都不能解释那个寂静得邪乎的瞬间,那个坍塌的心理瞬间。如果不是一个“共同犯罪”机制的霎那曝光,那又是什么呢?如果这不是所谓“话语内爆”的时刻,那又是什么呢?前几天还在大声背诵“光辉题词”的兵团战士们,就是此时此刻齐聚橡胶林两千余众的你和我啊。革命死了,掐死革命的,你我都有份。所以那根本不是所谓“信仰”崩溃的瞬间,而是──语言伦理失效、道德沦丧的时刻。

   三、公开的情书

   一日,阿凤气鼓鼓地走来,把什么物事塞到四眼手中,又气鼓鼓地走了。杰仔眼尖,瞥见是一折成菱形的纸条,就大嚷是什么是什么。四眼苦笑,说阿凤把我写的情书给退回来了。什么?这年头居然有人写情书!这四眼也太色胆包天了。大伙儿发一声喊,就要按倒他从裤袋往外掏纸条。四眼扶了扶眼镜,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这情书完全可以公开的。

   众人就眼光光地展了那纸条看,怪不得四眼如此镇静,那上头哪有什么绵绵情话,硬是干干净净,抄录了三条“最高指示”:

   一、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二、要互通情报。

   三、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

   那年头“语录”都是“融化在血液里”的,大伙儿一看就明白其中的言外之意,话外之旨,不得不佩服四眼的“活学活用”,已臻化境。后来的人远离历史语境,未必能领略其中之妙,有必要在此略加注疏。第一条出自俗称“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的名句,那是天天荷锄列队出工之前都要背的。最初是按顺序一天背诵一篇,后来嫌另两篇尤其是《愚公移山》太长耽误工夫,就天天单背比较短的《为人民服务》,再后来还是觉得耽误工夫,就单背其中的一段,背得最熟的自是开头的这句“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四眼的目标当然是要跟阿凤走到一起,可到底是不是阿凤的“共同目标”呢?于是来了第二条。这一条出自《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原是要党委们之间保持信息通畅,不能藏着掖着把机密当私货,四眼的意思是希望阿凤给个回音,“情报”的“情”字在这里完全用活了,不是“情况”,而是“情意”。第三条出自七十年代的最新指示,绝对是断章取义,完整的版本是“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四眼把血淋淋的上半句隐去,下半句移用于谈恋爱,千万别放松,同时要隐秘进行,这辩证的叮咛又是何等贴切。

   你会问,难道四眼不怕阿凤一时恼了,把纸条上交到指导员那儿去?四眼说抄几条语录跟战友共勉,应该鼓励才对。言外之意?四眼说指导员是正派人,才不会像你们这帮坏小子尽往歪门邪道上想。一见到最高指示就肃然起敬,正确领会都来不及。谁要是乱理解,谁负责。那年头还没人能梦见“读者理论”、“接受美学”之类的老外玄学,四眼却无师自通,确信言外之意,只可意会,无人够胆言传。果然平安无事,一夜无话。后来众人中但凡有人得了九十年代才命名的“大男大女综合症”,谈恋爱太猴急,都会循例叮咛:“哥们儿,悠着点儿,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哪!

   (只可意会,不敢言传,我想起一个更妙的例子。很多年以后,在芝加哥,我听张郎郎讲他的牢狱之灾。他说最麻烦的案子是审“呼反动口号”,因为审讯员不能重复那口号,重复了,他也犯了他原本要审的罪。于是约定俗成,用“一号反动口号”、“二号反动口号”来指代之。结果审问就变成这样的滑稽场面:审讯员问,你有没有呼喊过一号反动口号?犯人就装傻,反问,一号反动口号是什么?审讯员当然不会上当,继续问,你有没有呼喊过二号反动口号?就这样三号四号一路问下去。犯人最后急了,说,向毛主席保证,我哪敢喊什么反动口号,就是心里想一想也是杀头的罪呀!)

   细想言外之意的产生,有两个必要的条件。一是用以表述某领域的辞汇匮乏,不得不挪用其他领域的语言辞汇救急。二是作者和读者对此一被挪用的语言辞汇非常熟悉,熟悉到了能够融会贯通的程度。先说这一。男女之事,古往今来无论雅俗,不知积累了多么丰富的语言词汇。古而俗的,譬如刘三姐唱的,“入山看见藤缠树,出山看见树缠藤,树生藤死缠到死,树死藤生死也缠”,要多棒有多棒。今而雅的,譬如冯至的《蛇》或穆旦的《诗八首》,更不用提巴金、茅盾以及众多的新文艺言情小说了。到了七十年代,这些都作为“四旧”或“小资情调”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用来言说男女之事的辞汇只剩下了最单纯的“好”,说谁谁谁跟谁谁“好”上了。很早就开始了从政治领域挪用辞汇的程序,譬如,“找对象”(谁谁谁跟谁谁谁“对上象”了),“解决个人问题”(通常体现为一种“组织上”的关心),等等。

   再说这二。在泛政治化的七十年代,政治语言直接等同于日常语言,人人都熟得不能再熟,随时挪用都能产生多重隐喻。其实明清两代的文人“四书五经”背得实在过于烂熟于心了,就经常很方便挪用来表述男女之事。戏曲大师汤显祖的《牡丹亭》有一折,石道姑出场,用尽《千字文》的全部句子,长篇大论地表述“石女”这个淫秽的主题。七十年代中,上头开始重视女知青被淫辱的众多事件,机务连的指导员被检举,暂时关在团部招待所的单间写交代,一时有许多人围观。司机大刘嗓门大,呸了一口浓痰,说:“嘿,这家伙,还真能改善生活哩!”众皆哈哈大笑。“改善生活”本义,乃指逢年过节,连队用“伙食尾子”(结余款)为众人加菜添点油水。这里的哈哈大笑,自是把众人平日清心寡欲的非分之想,全都投射到机务连指导员身上表达了出来。

   话说多年以后,四眼和阿凤有情人终成眷属。农友中自有书法好的,挥毫恭录三条最高指示,镶以红木镜框为贺。这时“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叮咛的就是生儿育女之事了。

   四、笃卒.南风窗

   杰仔说话有点结巴,在我旁边闷头挖山不止。几个月不见,他显得有点消瘦,剃光的脑袋青里透白。“看守所里的伙食不太好”,杰仔有点多余地解释说。他刚刚“笃卒”失败,被边防公安直接遣送回生产队。“笃卒”,动宾词组,粤语也,中国象棋里的卒子向前走一步,“笃”是手指往前推棋子的动作。笃卒过河,是当年流行的暗语,官方术语应该叫做“偷渡”。偷渡即叛逃,本是大罪,何以从轻发落,遣送原单位了事?杰仔就笑了,有点鄙夷我的跟不上形势。“看守所里挤满了笃卒的男男女女”,人满为患,一批批押了进来,先来的只好赶紧遣送腾位子。那年头,珠江里练游泳的青年特别多,主要练长距离,当然速度也很要紧。传说每年横渡珠江比赛的前十名,清一色是上山下乡知青。

   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华。康疤传达上头指示的时候说,美帝头子要来北京,主席说了,这回来了先不杀他,扣他几板乒乓再说。从此国门渐开,有出去的,也有进来的。当年乍着胆子,最早从罗湖返乡下探亲的,当然不是如今位居政协的红顶富豪,而是市井底层的打工仔。一家老小,身上全都穿了好几件衣服,鼓鼓囊囊过关,肩挑手提都是些日常“手信”(礼物)。中产者尾随其后,手信也升级为“三转一响”(手表、单车、衣车和收音机)。有港澳关系的人不再被视为“特嫌”,而是被称为家有“南风窗”。那些年正是“四小龙”经济腾飞,映照内地一穷二白依然未见“最新最美的图画”,国人惊觉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水深火热”,不在别处,就在此地。于是乎珠江弄潮,在大风大浪里成长,人数日增。其实“笃卒”很危险,淹死的,被鲨鱼吃掉的,不少。十四连的江仔,聪明好学,眉清目秀,开始学写诗,立志当文学青年。那一年回广州探亲,有人见他在珠江练泳,晒得全身黑泥鳅似的,后来就人间蒸发,再无音讯。大伙儿都叹息,英年早夭,奈何苛政猛于鲨乎。

   那一年我这个客家人开始学说粤语。倒不是心怀“笃卒”之志,先打好语言基础。同屋的广州知青小茅,记性极好且颇有说书口才,返穗探亲识得有“南风窗”背景者,居然将金庸梁羽生古龙说部,一本一本的看过,回场后一本一本的开讲。新派武侠小说正是在此时流入内地,解了样板戏观众读者无书可读之渴。多年以后我在香港谋得教职,斗胆能用粤语授文学批评,不能不感激当年农友的孤灯如豆,连床夜话。

   方言在现代中国史上,一向处境暧昧。胡适之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说中了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两大关键:国家语言和文学教化。方言在这现代化要求的压力之下,难免有地方主义、分裂主义之嫌。虽说四十年代有短暂的一段时期,以大众化为旗帜,用陕北方言表演的秧歌剧时兴过一阵子。共和国了,当然是“汉语规范化”占了上风,这规范化的语音方面,自是以首善之区北京为标准。倒是港英当局,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一百年没把香港当正经殖民地经营,除了公务员英文,放任市民照操粤语方言如仪。此时借着经济优势,所谓“语言价位”,于是七十年代起,由南风窗透入,粤语北进,势头不小,国家语言闪开了一条缝隙。多少年了,如今连敦煌戈壁滩上的饭店,也标榜有日日空运的“生猛海鲜”,吃完了不叫“结账”而叫“埋(买)单”。反而证明了国家语言的收编容纳能力,大有进展。

   五、引文成篇

   本雅明曾设想写一本全部用引文构成的书。这一构想其实有人小规模地实现过。我以前的同事陈永明教授,就说他听过一次牧师的布道,讲辞全部由《圣经》新约旧约的金句组成,没有一句他自己的话,却讲得分外精彩。陈村写过一个小小的短篇,题目叫做《我的前半生》,内文全部用我们这一代人唱过的歌的歌词连缀而成。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水中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四面青山侧耳听侧耳听晴天响雷敲金鼓金瓶似的小山山上虽然没有寺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这个女人不寻常刁德一有什么鬼花样这小刁一点面子也不讲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酒干哪倘卖无酒干哪倘卖无……从题目到内文没有标点,文章一大抄,居然也有五千字之多。陈村说,抄就容易吗,难就难在组织拼贴的功夫。

   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我说故我在。我们就是我们唱过的歌,我们说过的话。这些飘散在琼岛红土上的歌声和话语,虚幻地构成了我们的真实人生。如今,当我竭力忆起七十年代的日常语言,悲哀地直面它的贫乏和苍白,琐碎与枯燥。难道这就是我消逝在热带雨林的青春岁月?我想起鲁迅关于记忆的一个比喻:血水中闪烁的鳞片……

   二○○八年八月七日一稿,十一月九日二稿

来源: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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