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不知是谁发明的一种类似宗教的仪式，叫做吃忆苦饭，据说是教育人们不忘阶级苦，这一天全机关、或者是全连队，同时吃一餐用糠和胡萝卜叶子，没有胡萝卜叶子就用山芋秧，揑成的窝窝头，每人非吃一个至两个不可，即使有胃溃疡病的人也得吃。据说这么吃了一两个糠窝窝头，就有了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了，就不会变修了。吃的时候，还不许皱眉头，要充分表现自觉接受改造的样子。真要皱眉头，也不要紧，你要顺水推舟地声明：“我是在忆苦思甜呢，想到旧社会我怎样受剥削，就难过。”
我在咽下这两个糠窝窝的时候，产生了另外的想法：我过去的遭罪倒不是吃掺糠的东西，而是连掺糠的东西也捞不着，我经历了不同寻常的饥饿，是饿得要死的那种饥饿啊！
如今，我要把一生中有过三次，“饿得要死”的经历告诉你们，倒并不是为了加强什么无产阶级意识，而是想表达一个愿望，二不过三，但愿不会再遭遇第四次饥饿了吧！
（一）
一个刚满十六岁的少年被当作犯人拉进一间审讯室里受审。让犯人坐在粗大又结实的椅子里，椅子的两侧各有一根皮带，为的是把犯人缚在椅子上，生怕犯人伤害法官。
法官带着一个书记坐在案桌上，居高临下的宣读《判决书》：
“……本应依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严予惩处，姑念其年幼，判有期徒刑十年。服刑之日自一九三四年某月某日起……”
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判刑十年，还说是从轻发落，好像对我很仁慈咧，我心里就不由得升起一团怒火，其实那根皮带并没有缚住我，由于我的身坯小，皮带上扎的眼儿收不紧，正是这个皮带启发我想从椅子上跳过去，把这个昏庸、残忍的法官狠揍一顿，并且把那个浑账的《判决书》扯个粉粹。不过我很快克制住自己了，我默默地无可奈何地被押向陌生的监狱。
这个监狱规模很大，有八条监房，至今还残留一条监房，就是漕河泾关少年犯的地方。我被关在六尺长三尺宽的小房间里，当我一跨进牢门，身后的那扇铁门便“嘭”的一声撞上了。这里面是黑洞洞的，有四张木板床，从暗影中看得出有三、四个瘦得像鬼一样的人，他们一个劲地打量我，好半天不说一句话。这种沉默使我的心凉了半载，还感到某种恐惧。一想到我要在这个鬼地方生活十年，往后是一连串的暗淡的遭罪的日子，我的两条腿一下子就发软了，不由得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一个慈祥的温和声音在我耳边轻轻地说：“为什么要哭呢？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没顾及揩干一泪水，抬头望望这个犯人，这是一个大人，鼻子尖尖的、嘴唇厚厚的，有一双炯炯发光的眼睛。在这个黑暗的、绝望的小天地里，忽然听到人的声音，感到格外的亲切、温暖。我向他求救似的看了一下，说：“我叫王寿华。”
“你不要哭，你是C．Y（即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简称吗）？一个C．Y也是革命者，干吗要哭呢？”
“我判了十年哩，到现在我还不知道犯了什么法呀？！”
才判十年，你从这里放出去的年纪，还比我小三岁呢，将来出去你还是个年轻小伙子，还可以做一番事业哩！“
这么一说，我真的不哭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年已二十九岁的老犯人名叫萧文光。他是上海的一个印刷厂的工人，担任地下党的工会领导工作。
在暗地里又有另一个人在说话，那声音很轻，并且是嘶哑的，只是在这个静寂得像坟墓似的监房里，才能让人听得出，他这样说道：
“我们在这里的人，无论判十年、八年二十年，我看都一样。有朝一日咱们的红军打进了上海，我们这个牢监又是在郊区，国民党是守不住的。咱们的红军一开到这里，打开牢门，像法国的巴士底狱，在一七八九年就被大革命的洪流打开了，在一天之内，里面所有的犯人全解放了，连判了死罪的人也出去了。”
他讲得那样有信心，那样有把握，我完全被他描述的这个美好的前景诱惑了，总觉得在这里的关禁闭是临时的，是短暂的。于是我不哭了，而且重新恢复了青少年的活力，在这个巴掌大的地方，我每天练打拳，并且学习起日语。我的老师就是给我讲法国巴士底狱故事的徐玉书同志，他在日本留过学，讲得一口道地的日本话。他说，教我日语，对他也有好处，他可以重温那些快要忘却的词汇。
最叫人过不惯的是伙食太坏。他们给我们一天吃两顿饭，盛的饭是放在一个生了锈的铁罐子里，饭罐上面又放上一个浅底的小罐子，这是放菜的菜盒子。我统计吃过的饭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有火焦味的米，原来是外边粮栈闹了火灾，火扑灭以后，监狱当局就用给垃圾的价钱把烧糊了的米运来给犯人吃；第二种是发霉了的米，那是快要蛀空的陈米和扫仓的米脚子，吃这种饭，那股霉味儿直熏鼻子就叫人倒胃口，在饭里还有许多已经煮烂了的米虫子。刚进来的犯人吃得讲究，还用筷子把米虫子一条一条的拣出来。同房的老张大概研究过营养学的，他说：“米虫子经过蒸煮以后，也可以吃，不必一条一条拣出来。米虫子是高蛋白，正好也是一种荤菜。”我看着他眉头皱也不皱的吞下饭里的米虫子，觉得他讲得有道理，后来我也就跟着吃起米虫子来了。这位张云卿，是个个子矮小，长得结实的四川学生。
第三种是有火油味的米，这种火油味的米饭，米粒子雪白，粒儿大，假使没有火油味，倒是一种上好的籼米。据这位“营养专家”张云卿同志的分析，这种米大概是进口米，来自缅甸或暹罗，是装在轮船里才沾上火油味的。火油味并不影响米的营养，比起第一、第二种米要好得多，少量的火油对人也没什么危害。我吃这种米饭，只得揑着鼻子。奇怪的，这位提倡吃火油米的专家自己却一点也吃不进。他不无遗憾的说：“理性上我应该吃，不吃它肚皮饿，可是我生理上不肯接受，一闻到这个味道我就要呕吐，把胃里的东西一总吐了出来，对身体损失更大，所以我一口也吃不进。这就好比有这样一种小孩，他一生下来就不吃肉食，最好吃的肉摆在他面前，他踫也不去碰。这真是没有办法，如果你逼着他吃一块肉，他也会把它吐出来，他比回教徒还要执行得坚决。”
至于吃菜方面，在菜盒子里的菜，讲出来也实在可怜，冬天一连几个月，总是四、五片白萝卜，有时候那萝卜片咬在嘴里就像咬的棉絮，不过吮吸一点咸味而已。夏天则一连几十天吃冬瓜；难得有一次吃洋山芋，那就是上等筵席一般的了。给我印像最深的是一次吃发芽豆。给犯人吃发芽的蚕豆，那实在是千载难逢的好小菜，自有那位营养专家分析说，这里头有好几种维他命，蚕豆壳里头有维他命C，……每一颗发芽豆在嘴里总要打几个滚才咽下肚，而且是连蚕豆皮也一起吃下去。吃完这一顿小菜以后，好几天我们还是议论它，怀念它。
老张不能吃火油饭，他就靠接济来的饼干或是发面饼充饥。在国民党的牢监里，是准许家属送进各种食物的。要是上海没有家属来接见，只要自己有钱存在监狱的“三科”，犯人一个月一次可以开大账买进一些吃的东西，如花生米、大头菜、饼干、糕点之类。
所以在这里，丧失自由固然叫人难受，吃东西连“猪狗食”都不如更叫人难熬。开饭这两个字并不能引起食欲，我们吃饭只是为了完成一项必不可少的课目，意识到不吃下去人就要完蛋，不得不勉强把这些垃圾东西吞下去。
从头一天把我投进这个黑牢，到如今有一年多。这个年头刚好是我的发育期，黑暗、饥饿、疾病不断的吞噬找，折磨我，改变着一个天真的少年的形象，我看得出胸前的肋条骨的平行的排列式，我看得出隆起的静脉血管在一层苍白的表皮下蜷曲；我的牙肉里常常渗出血来，我瘦得连自己都不认得了。
徐玉书同志反对我练拳，他说：
“你年轻，应该活动活动。不过我不赞成你的练拳，要知道，我们吃这么一点点东西，是不够我们作大的消耗的。”
往后，我就不练拳了。而是一心扑在学日语上。有一天，徐老师教我学日语，学到“出门”、“进门”，我突然楞住了。徐老师诧异地问：“你怎么不作声了？”我说：“这个词对我没有啥用处。至少十年之内用不着它。”他再也不作声，我看到他眼睛湿润了。在秋后的一个黄昏，我还没有睡熟，忽然听到后墙外头一群人的嘈杂的奔跑声，那声响是从未听到过的。我猛地从床上爬起来，推醒了睡在我脚后边的徐玉书同志，我大声地喊：
“红军来了，听，这一定是红军救我们来了。”
同房的五个难友全被我吵醒了，老萧、老张还用耳朵紧贴着墙根，细细的倾听外面的一切动静。
徐玉书老师一个人躺着没有动，他冷静地说：“红军不会打到这儿来，他们从西跑到更远更远的地方去了。”他真是个神秘的人，他怎么知道红军到了更远的地方了呢？
把头贴在墙根下听动静的萧文光说：“好像是牢监里追捕逃跑了的犯人。”
我说：“这个犯人真了不起呀！”
老张说：“恐怕这个人还是逃不脱。”
我说：“要是红军再也不来，我也想试试……”
萧文光瞪着眼看丁我一眼：“你这是胡思乱想。”
我一直是凭借徐玉书同志在我第一天关进监房时说的一席话生活着，那一席话支撑着我，鼓舞着我，在那苦恼的小鸽笼里，我还是活泼泼的充满着生气的活了下来，虽然谈不上快活，但忧虑倒是没有的。如今，我这个希望一下子幻灭了，好比头脑里成为原动力的一根发条忽然断裂了，我这个人，完全是身不由已的变得麻木，消沉，而且各种忧虑不断的袭击我，一夜之间似乎变成老头儿了！
我这个情绪上的突变，徐老师早就察觉出来，不过他没有吭声。只是在一次教我日语的时候，他巧妙地让我学“打开门”这个词儿，我认真的把这个词念了好几遍，接着说：“你不是说红军离此地更远更远了吗？”
他微笑着说：“只要红军没有离开中国的大地，”打开门“这一天终于会到来。而且我觉得那日子越来越近了。”
我用不着追问他的这个乐观的估计是根据什么，从他嘴里吐出来的随便什么话，对我都是真理，是命根子。而他这句又重新唤回希望的话，我更是深信不疑。日语的“开门”、“进门”我没有好好学，但这个“打开门”的词儿却是终身不忘。正是这个词儿把我脑袋里的已经断裂了的那根发条焊接好了。
（二）
我的老师徐玉书病了，他的两只脚肿了。监房里的人一致的诊断，肯定是得的脚气病。据说，脚肿的部份渐渐扩散到上身，人就会死亡。监狱里的医官也来看过，一句话也没说，发下来两大包药，拆开来一看，原来是糠和麸皮。徐老师吞咽着这个不值一文钱的奇怪的药，说：“里头还掺着糖浆，有一点甜味呢！药是对路的，这个医官也断定我是得了脚气病。”
老张说：“这些日子的伙食这样坏，你看吧，好多人都会有脚气病的。不改善伙食，只是用糠和麸皮给犯人当药吃，脚气病还是好不了。”
给他这么一说，监房里每个人都同时检查自己的一双脚，萧文光同志用手指按按脚背，发现按下去也有一个手指窝；我也试着使劲用手揿脚背上的肉，还好，那肌肉很快还原了。萧文光说：“你好在年轻，还可以抗一阵。”
监房里忽然被脚气病的死神笼罩着，每个人都有感到不安，感到一种大难临头的威胁，心里变得沉重而又抑郁。我连学日语的心思也没有了，虽然老师还是按步就班的每天教我一小时。但是当我看到他开始发亮的脚板，我不忍心再劳他的神，我禁不住抱着他的腿哭出来。他却冷静地勉励我：“我在吃药，我知道，这是因为缺乏维他命B的缘故。慢慢会好起来的。”
每个星期有一次放风，我们利用放风的时机，可以跟别的监房理的政治犯互通消息，由于
徐玉书同志脚肿，不能出来放风了，别的监监房里的难友在排着队放风时都靠拢我们房间里的同伴，关切地问：“老徐怎么不出来？”
“生了脚气病，两只脚肿得几乎透明了。”
“我们号子理也有一个同志得了脚气病。”
放风回来，我们四个人把从别的监房得来的情况都讲给除玉书听，并且把他们对除老师的问候转告他。徐老师思索了一会儿，说：“要想办法，要为保卫生命而斗争，不能等死，伙食太坏是个严重的问题。”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忽然出现了奇迹，这一天下午一顿饭的铁盒子上，每人有了一块红烧的猪肉。
当装著有一块肉的饭盒子从门洞里塞进来的时候，看守跟在后面嚷嚷说：“这是新来的邵典狱长的恩典！”——至于这个典狱长姓的赵，还是曹，我们也顾不得打听清楚，只听得给我们一块肉吃真是天大的“恩典”。这个小铁罐子拿在手里仿佛也重了许多。请读者们勿见笑，我们在吃这块肉的情景，只须用四个字来描述：“吃相难看”就够了。我是分两截含在嘴里，舍不得用牙齿去咬，二分之一的一小块肉足足在嘴里含了十五分钟。我以为这是我小孩子的作风，当我注意观察周围的大人时，发现他们也是这么慢慢的含着，抿着嘴，嘴巴鼓鼓囊囊的。不过含在嘴里的时间比我短点罢了。
徐玉书说话了，他说：“不要把这看做是什么恩典，反正哪一个典狱长不会从自己腰包里掏钱给犯人吃块肉，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第二天我在头一顿开饭的时候就站在牢门的方洞口朝外张望，看今天的饭罐子上可有肉，结果是失望；第三天也还是没有。徐老师晓得我的馋劲，到了第三天依然是扑空，他才说：“那一块肉，不过是给新来的典狱长做个广告，卖个名气！你还以为他能每天给你吃一块哇，小王，你真是个娃娃！”
我咂咂发淡了的嘴巴，说：“前天那个看守，好像没讲只给吃一顿似的。”
我这句话，引得房间的其它几位难友都笑厂。大概是笑我幼稚，笑我馋！
后来，果然被徐老师说中了：新来的典狱长在羊身上狠狠的放胆的拔起羊毛来了。往后的饭菜弄得一天不如一天，火油饭吃不着，老是吃沤得只剩米渣渣那样的饭，吃的菜常常是老得咬不动的空心菜，我们只得把这样的菜剔出来，丢掉。有的说：“这个菜可以拿来做毛笔管使。”有的说：“这个菜的名字起得好，根本不能吃，一切都是空的，所以叫空心菜。”
正是在这样的物质条件下，监房里的脚气病蔓延开来了。
（三）
徐玉书同志说：“我们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再这样下去，我们都很难活着出去！”
斗争的办法是什么呢？绝食，集体的罢饭！
在下一次的放风机会，我们房间的四个人就把这个“创议”向其它号子里的同志分头传播出去。并且约定好相互联络的信号，我还记得那信号是这样的：敲墙壁，连敲三记便是同意举行罢饭；连敲五下，即通知从这一顿饭起，开始行动；敲两下，停顿一会儿，再敲两下，即表示恢复吃饭了。我们这个房间似乎是个指挥部，前一种敲三下的，由别的房间打给我们。后两种信号是由我们这个房间传送出去！这表明其它号子里的政治犯全得接受我们的指挥。就在这一天的夜里，我们从敲墙的声响里收到许多房间发来的信号。
徐玉书轻轻地说：“大家都支持我们的创议，我们可以行动了。不过，在罢饭以前要他们做好物质的准备。”物质准备是指绝食期间各个牢房自己有多少储存的可以充饥的东西。有的牢房“存货”太少了，就由“存货”多的支持他们一部份。我们实行的很像是原始共产主义。
事情就这么决定了。从此，监房里的空气一下子变得紧张，热烈，监房里还是照常的寂静，但从每个人的脸上可以看出都在准备一场决死的恶斗。
我是小孩，而且是头一次参加绝食斗争，监房里的老大哥们关照我，安慰我的话也特别多。老张说：“共产党人在敌人的牢狱里，手无寸铁，但是我们还是要跟国民党斗争！斗争的武器就是绝食。”
萧文光说：“饿几天肚子，味道当然不好受的。不过，你只要斗志昂扬，精神振奋，咬咬牙就坚持过来了。去年秋后，我们也绝食过，饿了四天肚子，后来我们终于胜利了。本来每个政治犯，判刑五年以上的，脚上都钉上一副镣。经过去年那次斗争，国民党不得不答应把政治犯的镣都开了。”
我们开始把水积聚起来；并且每个人把家属接济的食物放在集体里，把每样食物分成五等份。郭守琪同志供献出来的最多，这个月他买了整整一斤油氽花生米，还没有吃；另外他还藏着六、七个芝麻饼。萧文光也拿出了一条云片糕，还有半瓶子花生米。我因为上海没有家，什么物品也没有。我不但一点供献没有，还要吃进别人的东西。心里觉得很不好意思。
在这一天的时间里，准备工作做得很细，所有的花生米都一粒一粒点数过。求得总数，然后除以五，每个人可以分到一三七粒。云片糕有多少片也精细的统计过，每个人可以分到三十四片。
这一天的夜晚人家都很兴奋，很紧张，每个人都迸住气息，不肯睡，要睡也睡不着。
徐老师说：“我们有了这么点物质力量，就可以持久的跟他们斗下去！”
郭守琪说：“不知道明天要绝食，要不，叫家里多弄点吃的进来，好储备得更多一些。”营养专家老张讲话了：“头两天不要吃这些东西，到第三天才开始吃我们分到的东西。”徐玉书说：“各人体质不一样。有的同志第二天顶不住的话，也可以少吃一点分到的东西。”
我还没经历过连饿好几天的滋味，这时候我的心情倒并不紧张，我看到枕头边的布袋里，装着分给我们的一份储备粮：其中有花生米，云片糕，芝麻饼……往后，我可以不吃倒霉的米饭和空空如也的空心菜了，反而觉着比不绝食要更好过些。
绝食的信号发出了，牢房里从未有过的静穆，但空气好像凝结住了的样子。上午开饭的时候到了，我们在门洞上向外张望，发现对面所有的牢房，都拒绝接受饭罐头。轮到我们的牢房接饭罐子了，门口是由老张在那里把关，他回答门外的看守：
“请报告典狱长，饭太糟糕，又少，菜一直是空心菜，而且老得咬不动，菜里没有一点油，我们要求新来的典狱长答复我们的要求。”
门外的看守用手拍一下门，说：“你们也罢饭？不吃？”
“我们抗议监狱长克扣犯人的囚粮和菜金！”
门外的看守惊呆了一会儿，才醒悟过来说：“你们是联络好了的吧？”说罢，就到隔壁的牢房门口去了。
整个弄堂三十八个牢房全罢下来了。到了十点钟光景，弄堂口开头的两个牢房的门打开了，我们听到了许多人的杂沓的脚步声，吆喝着：“你们吃不吃？这么好的饭不吃，叫你们吃生活去（即捱打的意思。）”
有的喊：“走，走，有理由到科长那里去说。”
似乎有好几个犯人被他们拉出去了。一个钟头以后，我们听到有好几个犯人拖着宽郎郎的脚镣艰难地走进弄堂来。其中有一个犯人故意大声嚷了一句：“不答复条件，打人、钉镣也没有用，整个弄堂三十八个牢房的人全听得到。
徐玉书同志又难过又有点喜悦地点点头，说：“这明明是李虎臣的喉咙，我听得出来是他。他们一定挨了打了。”
萧文光说：“当局一上来一定给你个下马威，不是吗？去年我们的罢饭，一开头也是来这一手。”
头一天我们每个人只吃了一点冷开水，别的什么也没吃。到了晚上，才觉得肚子饿了。但我把裤腰带束束紧，很早就躺下了，一动不动的看着天花板。后来疲劳了，也就睡过去了。
第二天醒得很早，大概是由于肚子没有食才饿醒的。幸而在枕头边藏着干粮，我开始抓一把花生米吃，我数了二十颗，先放一颗在嘴里，满嘴都是香味，我让这香味存留在口中的时间越长越好。统计起来吃完一颗花生米总得五、六分钟！啊，多么美好的花生米呀，简直是仙丹，是救命的丸子。二十颗花生米吃完，我计算一下，我存储的总数明显的少了，如果一顿吃二十颗的话，三一七粒只能吃六回呀，我感到后悔，并且责备自己没有按照营养专家张云卿的办法去做，即饿了两天以后才开始吃自己存储的食物。
不过我偷偷的发觉，老张躺在木板床上一动不动，而他的嘴巴好像也在吃什么东西似的。一个饥饿的人总是特别关心旁人的嘴巴，而且对别人的嘴巴的观察又是特别准确，特别敏感。这时候我才找到为自己的错误辩解的理由，才安心了。问题是，被我吃掉的那二十颗花生米永远回不来了。
罢饭的第三天开始了，按照老张的建议，这一天是关键的一天，不妨多吃一点。我的肚子确实饿得很厉害，早上我咬了半个芝麻饼，这半个芝麻饼反而把食欲诱发出来，我违反了自己的原订计划，开始用牙齿咬啮另外那半边的边缘部份，我就像蚕宝宝咬桑叶似的，一点一点的把半个芝麻饼变成十八、十九的月亮，后来变成二十三、二十五的月亮了。当这个残缺的月亮变成月牙儿似的大小，我又伤心起来：两天的干粮被我一顿吃光，往后怎么办呀！这一天的下午我又数了二十颗花生米吃下去，然后又喝了不少开水。到了晚上，肚皮还是觉得饿，我把自己的感觉告诉同房的难友们，萧文光批评我说：“记往，往后谁也不许讲肚皮饿的事，也不许讲什么东西好吃。”我只得不吭声了。
更高明的营养学家张云卿更进一步说：“记往，往后谁也不许多讲话。要知道，动一动嘴唇的舌头，也要消耗卡罗里。……刚才我讲的话，恐怕消耗掉一粒花生米也不止呢！”
说得大家都笑了，不过老张还是很严肃，一点不笑。也许笑一笑也会消耗卡罗里吧。
下午，监狱的医官跑进我们的房间来，装模作样的给每个人测一测血压，听一听心跳，摸一摸额头。然后用十分同情的语调说：“你们这是糟蹋自己的身子，何必这样呢？你们有什么要求，我去给典狱长讲讲。你们好几天不吃饭，病号多起来，又得叫我忙得不可开交。”
徐老师对医官说：“请你转告新来的典狱长，我们罢饭一共四个要求：一，不吃坏米；二，改进小菜，小菜里要增加油；三，每星期加一块肉；四，准许犯人看杂志刊物。”
医官连连点头，说：“我一定转达上去。”
老张从床上坐起来，额上冒着汗星，说：“禁止打骂处罚犯人。在罢饭中加上镣的人马上开掉。”医官又说：“好，我会去说的。”
这一天的晚上我饿得没有睡着，计算一下，这天吃下去的东西也不算少哇，为什么还这么饿呀？没奈何，我把一只手伸到布袋里去摸花生米吃，摸来一颗，吃得挺有滋味，但我没有力量压制越来越强烈的食欲，又去摸第二颗，第三颗，……吃得一发不可收拾，连究竟吃了多少的数字都忘了统计。
罢饭已坚持到第四天了，不知道那个医官是不是把我们的话反映上去了？看来，新任的曲狱长决心“顽固”下去，不肯接受犯人的条件。这一天监房里没有什么动静，只是监狱当局给每个监房多发两铁罐的开水。
这一天对我来说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三一七颗花生米经过昨夜的挥霍无度，清早起来一数只剩下二十六颗。储存的干粮只有三十四片云片糕了。到了十二点敲过，不仅消灭了全部的花生米，连最后的一片云片糕也吃下了肚。在撕下一片一片云片糕时，我还发生了很奇特的想法：切云片糕的大师傅干活未免太认真了，每一片切得一样薄，他干吗不切几片厚一点的在里边呢？这个该死的大师傅！
往后的日子，就得面对着空空如也的空布袋，一点积蓄也没有了。
这第四天的下午，可以说是到达了饥饿的高峰，我还记得那滋味特别的不好受，起初是嘴里分泌出的不少口水，是苦的。但是要把苦水吐掉，就发现嘴里原来是干燥的，那苦味是从舌苔上出来的。另一个感觉就是肚皮的空虚感会逐步延伸到背脊梁上去，这证明中国一句成：“肚皮饿到背脊梁上去了。”这是经验之谈，一点不假。那么，所谓空虚感是怎么回事呢？不亲自饿几天，很难领会这味道是什么，大概的说，那就是感到整个身体随时要散板，要瓦解；觉得两只脚虚飘飘的，仿佛悬在半空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不知飘向何处。奇怪的是：这时的脑袋瓜似乎并不受饥饿的影响，它照常的工作，而且工作得很勤谨的样子。我的脑袋瓜一直很清醒，对每个细小的声音和外来的干扰反映特别灵敏，所以饥饿的感觉也特别灵敏，特别强烈！这就更使我无法摆脱饥饿带来的痛苦！
（四）
饥饿的第五天的来临，来得多么慢呀，但是终于到来了。在这里住长了的同志说，去年的那次大罢饭，到第四天上就胜利结束了。而这回新上任的典狱长硬是要跟政治犯较量到底，不想妥协。今天是进入第五天了，第五天饿成什么样子，谁也没经历过。我注意观察同室的难友的动静，老张储存的花生，居然维持到第五天早晨，他吃完了最后一粒花生米，无力的十分遗憾的叹了口气，他的额头上冒着豆粒般的汗珠。萧文光的脚气病开始发肿了，他治疗饥饿的办法是在嘴里含一口水，让他的神经感到他似乎一直在吃什么东西；我发现徐老师正在消灭最后一片云片糕，他的脸苍白得像一张白纸，一直闭着眼睛，要不是嘴在微微的蠕动，你会误会他已经死了。我看到这可怕的形像，心里不由得一阵心酸。郭守琪同志也躺在那里一动不动，让窗口射进的一道阳光照在他的身上脸上，仿佛是一尊圣像，我注意到他嘴里也有什么东西，不像是含的水。由于我特别的饥饿，看到别人嘴里有东西，就使我非常羡慕甚至嫉妒，我想，他们至今还有东西吃，他们是天下最快活的人了。我恨我自己，骂我这个没出息没志气的人，竟老早把所有分到的东西吃得光光，——谁知这一场罢饭会拖延到哪一天呢？正在这么想着的时候，我忽然看见从郭守琪同志的嘴里吐出一团白的东西，那白的东西足一个小球，小球滚在地上，老郭连头也不歪一下，是带着“由它滚去”的味道。我的心不平静了，被这个小白球撩拨起自己难以抑制的食欲，我的眼睛贪婪地盯着小白球，生怕小白球会滚走或是被老鼠吞了去。我决心挣扎着爬起来，浑身感到无力，骨头是软的，头脑显得沉重而且眼睛里有千百颗金星在跳动。老张关切地问：“你想做什么？”
我说谎：“我要小便。”其实好几天不吃不喝，一直没有要大便小便的感觉。
我下床以后，顺手捡起老郭床下的那个小白球。仿佛攫取到一个小生命似的。这时刚好从监狱弄堂口发出在地上沉重地拖曳东西的嗤嗤咔咔的声音，平时开饭的时候，总是先听到这样的声音。
“典狱长给你们吃肉，一人一块红烧肉！快起来吃！”一个看守大声的嚷嚷，仿佛是商店门口叫喊大拍卖的腔调。在他后面，有两个帮厨的犯人拖着一框一框的饭罐子。这时徐玉书的眼皮睁开了，他无力地招呼我：“小王，你去看看。”我吃力地移动步子走到门口，从方洞里看出去，我看到了一个一个饭罐子上头确实有一块诱人的散发着香气的红喷喷的猪肉。我看到这情景，不由得要欢呼：“我们胜利了，就要美美的吃它一顿了。”我索性把揑在手里的小白球扔了。额头上冒出冷汗，但精神还没有垮，我还能用手扶着床沿移动自己的身子。
徐玉书显得意外的冷静，他说：这是圈套，想拿一块肉来动摇军心的。我们这回罢饭有四个条件，要典狱长全部答复了四个条件，我们才进餐。不要理他，小王，不要理他。“
老张也扫上一句话来：“我们饿五天饭，就为的这一块肉吗？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我悻悻然的离开那门上的方洞，刚刚激发出来的高兴和食欲又一下子降到零下几度。这时我才想起被我扔掉的那个小白球，我好容易重新找到它，把它拾起，还用手帕抹了抹那上面的灰土，我准备吞吃它。我这时才发觉这个小白球原来是嚼碎了的一张包云片糕的纸。也许上面还有点儿甜味吧，郭守琪才把它当宝贝一样塞到嘴里咬成绒球了。这个纸屑做成的白球会有什么滋味和营养呢？我不得不第二次把它扔掉。这时候，我的绝望，我的饥饿的痛苦程度，比起刚才在门口看到那块肉而吃不到口还要厉害。我颓然地横倒在硬板床上，眼睛里金星飞舞，我想驱走这些使我迷乱，使我疲乏的金星，我闭上了眼，突然，我眼睛里的屏幕上换了一个镜头，不再有金星狂舞，出现了一块香喷喷的油光光红通通的烧熟了的猪肉，我甚至可以看到它在冒热气。这虚幻的影像比实物更诱人，应该说，是更害人。它使得一个人变成了一块冒热气的肉，当我揑拢手指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油腻滑塌的感觉；当我睁开眼皮时，连天花板上的水渍印子也成了一块一块的油光光、红通通的猪肉了；在我耳朵里，则充塞着开饭的铁罐子在地坪上磨擦的声音，在那里宣告：要开饭了。我竭力驱散这一切使我不安宁的魔影，但怎么样也驱不开它。
我忽然想起，我为什么不学萧文光同志嘴里含水的办法呢？这至少比一无所有的挨饿要好一点。于是我挣扎着第二次起床，想用茶杯倒冷开水喝。我还没有爬得起来，撑起一只手在枕头边的被单上面，忽然碰到了一块硬东西，我撩开被单，发现了意想不到的奇迹：我看到了真真实实的一个芝麻饼，不是幻影，确实是一个芝麻饼，这是从哪里来的呢？天呀，我的救命的天呀，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多么好呀！来得多么及时呀，为什么我没有早点发现它呢？一个芝麻饼抵得上五十粒花生米，不，不止，恐怕是一百粒花生米也顶不过这个芝麻饼。我来不及多加思索，就先抓起来咬了一口，又甜又松脆，还有芝麻的喷香，我懊悔这一口咬得未免狠了。我应该特别珍惜它，应当慢慢的咬嚼它，不知罢饭还要坚持多少时候？从此，心造的幻影，那块虚无的红烧肉不见了，它再也不来困扰我了，这岂不是唯物论战胜了意识流的挑战吗？
只是在咽下第一口芝麻饼以后，才发觉没有问清楚它的来历就冒失的吃下肚，是很不光彩的行为。像老郭那样，他把自己买的“大账”都捐献给了集体，自己跟大伙分同样的一份，刚才还悄俏的在啃包装云片糕的纸头。我自己对这个集体没有一丝一毫的贡献，同样分得一份，当发现了一只没有入账来历不明的饼，竟偷偷的把它吃掉。这怎么能吃得下去呢？这不是比做了一件偷窃的事还要可耻？这么一想，我再也吃不下第二口了。
我把那只咬残缺的芝麻饼揑在手头扬了一扬，一面说：“我这儿发现多出一个芝麻饼来，这是谁的呀？”
我看见徐玉书同志从枕头上艰难的抬起头来，轻轻的说：“不要紧，我有。”
我才知道，这个芝麻饼原来是我站到门洞口的时侯，他悄悄的塞在我的被单下面的。他把放在枕头边的两个药袋袋揑在手理，指给我看：“我这两味药，其实也好顶粮食的。你年轻，你顶不住，……你吃。”这时我的热泪猛地淌下来，那眼泪润湿了手里的芝麻饼。一股崇高的爱的暖流通向我的全身，我一时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回答。
绝食第五天的下午，邻近的监房连续发生两起紧急喊医官来急救犯人的事件，这两个同志由于饥饿，由于体质太弱，发生了心力衰竭的休克，这时候，监房里的空气又骤然的变得紧张和恐怖。我看到徐老师、萧文光和郭守琪的衰弱不堪的身体和苍白的脸，似乎他们随时都会发生休克似的！不过我可一点没有想到自己会心力衰竭，自从多吃了那么一个芝麻饼，确实增加了我的活力和生气，仿佛是它（一个二两重的面饼）把我从死亡线上抢救了回来。
也许是这两位同志的休克把典狱长的决心打掉了。直到下午四点钟，由两名看守长拿着监狱长的公告向监房里大声宣读了好几遍：“答复监犯的要求，改善伙食，掉换大米品种，每星期加猪肉一块，……”
“还有一个要求呢？”
“什么要求？”一个看守长问。
“准许我们阅读杂志刊物。”
那个看守说：“这一条就不写进公告里了。怕特别市党部不会答应。不过典狱长已经跟教诲师讲过，只要你们家里寄来的刊物是合法出版的，都允许送进来。”
我看到徐老师苍白如纸的脸上泛出一点红晕，他笑了，我含着热泪抱紧了他，快活地喊：“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徐老师推开了我，说：“快下命令，敲墙，通知大家，复食！”
怎么敲呀？我忘了怎么打信号了。“
“先敲两记，停顿一会儿，再敲两记。……我，我敲不动。你敲！”徐老师无力的但却十分兴奋的说。于是我接受了这个光荣的使命，便着力的在左边的墙上猛敲起来，敲了一阵又去敲右边的墙。也许是那个最后的芝麻饼还在起作用，我敲墙敲得格外得劲，好比是擂响报捷的战鼓，好比是传送生命战胜死亡的信号，这时，我一下子成了掌握着整个政治犯命运的总指挥，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赏到了胜利的欢乐，赏到了革命斗争的甜头！
两年以后，抗日战争爆发了，国民党在全国人民逼迫下，把我们释放了。徐玉书同志在我入狱头一天讲的预言，倒被他说中了，无论是判了十年、八年、无期徒刑的，差不多在两三天之内全获得了自由。
所有从这黑牢里出来的人，大都奔向了西北的革命中心——延安，有一部份则到了苏北，成了抗日根据地的第一批开拓者。
第二部
（一）
一九四二年的九月底，我在山东根据地的渤海区工作，传言日本鬼和汉奸部队已经集结在胶济线的青州一带，我们军分区的直属机关为了准备反扫荡，精简非战斗人员，就把我跟另外几个同志编成一个组。这个组里有一位年纪较大的张传河同志；一位女同志刚从济南来，名叫王蕾，她经过千辛万苦，打听到中学时期相好的爱人参加了八路军，她就想方设法跑到渤海解放区来寻她的爱人，爱人总算给她找到了，还没有来得及好好叙谈，听说马上要打仗了，这位女同志就不得不编入精简疏散人员的行列，转移到后方去。我记得还有一位名叫洪灵，是个安徽人，大学生；另外有几位也都是老弱残兵，总数有九个人。
我们的组长就是张传河，他是渤海区惠民县人，年轻时当过几年小学教师，戴了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就凭这一点，他就只能编入老弱残兵小组里。张传河好容易把这八名来自不同岗位，事先并不相识的人凑齐在一起，下达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各人随身携带的东西不能超过五市斤。第二道命令是，给每人发一条干粮袋，要我们把面饼、饽饽装到干粮袋里去。有经验的老同志还关照：不要忘了带一小包咸盐在身。
刚从敌占大城市来的女学生，初到抗日根据地里来，感到一切都是新鲜的，听说要跟日本鬼子打仗，她感到兴奋，又好奇，又害怕。吩咐她做的事情她都执行得很周到。唯有让她减少携带的东西这一条，她感到别扭。她从济南来，准备送给爱人的东西，少说就有二十来斤，（本来要一件件当面交给她爱人的，谁知那个男同志急于归队迎战，说这些东西他一样也不好拿，结果还是留在王蕾身边。）这里面一星星、一滴滴全是爱情和关怀的结晶呀，把它精简掉她如何舍得呢？不过，最后，她还是忍痛的把两双男式皮鞋，热水袋，搪瓷脸盆等等丢给房东大娘了。
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说是日本鬼子六、七千人已经过了小清河，就要对渤海区进行大扫荡了。当天夜里，我们饱饱的吃了一顿饭，便要跟直属机关的后勤部一同行军，大概是往广北（广饶县的北部）方面转移。我们九个人组成的小分队在张传河的率领下，整装待发，张传河一副严肃的紧张的脸孔，摸一摸每个人绕在脖子上的干粮袋，说起干粮袋，其实是干粮带，是一条双层的布带子，塞进干粮就像一条小白龙似的。他又检查每个人背包的重量！这个工作他做得比较马虎，只是用眼睛目测了一下，由于他的深度近视，王蕾身上带的东西大大的超重了，他也没看得出来。
一声哨子响，大队出发了。我们也不问跑到那里，也不关心敌人打到什么地方，只知道跟定了大队人马行军就是了。
跟着大队走了两天路，目的是躲开日寇进攻的锋芒，我们已经在这渤海湾的太平原上兜了好几个圈子，总以为敌人应该撤回济南了。谁知第三天来了更严重的消息，说是日本军队已经分两路从寿光县出发，想一举袭击渤海军区的指挥机关。上面传下紧急命令，要求后勤单位立即化整为零，缩小目标，各小组机动灵活的独立作战，分散到利津洼一带隐蔽安置。
当我们一离开大队，九个人单独形成一支队伍，在广漠无边的野地理走着，马上产生了一种孤独的空虚的感觉，好像孩子离开了娘那样的心情。
张传河对我们说：“上级让我们到利津洼去隐蔽。那里确是个好地方，日本鬼子从来不曾到过那里。现在我们就往那里去吧！”
我们幸巧有一位熟悉本地情况的带队人，在我们被大队刷下来以后，只有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张传河身上了。
我们这个小分队一直朝北走去，越往前走，村落越是稀少，而且每个村落只有四、五家人家。走累了，好容易找到一个村落坐下来歇歇气，喝口水，啃点干粮，但是这里没有甜水井，有一个很浅的井，井水是带涩味的苦水。我们问老乡，你们平时喝什么水呢？老乡说：我们十天八天到二十里外去挑一担甜水。要是碰得雨季，我们拿缸、盆、碗、瓢接天老爷下的水。
我们只好抿着干瘪的嘴，硬撑着不喝一口水。我们又问老乡这儿离利津洼还有多远？老乡用手指指正北，说：“那是个穷地方，我一趟都没去过。这儿往东北，还得走两天的路吧。”
我们九个人没精打釆的一个劲儿的往东偏北方向走。渤海湾这个大平原真是个鬼地方，不长树木，满地泛白，连一只乌鸦和麻雀也看不到。严格说来，这里“道路”也没有，因为这里的土地全是荒芜的，听说古时候黄河就从这里流入大海，现在改了道，留下这么一片荒芜的坚实的土地，你爱怎么走就怎么走，土地好像经过大碾子压过一番，显得很平很硬，只是偶然稀稀拉拉长出几棵红颜色的草。我们的足球队、篮球队、排球队，随你开辟多大有多大！
我们就在这广漠无际的平原上走着走着，王蕾经过痛苦的斗争，感到她背着的东西越来越沉重，最后下决心不得不抛弃了。小队停止了前进，看她打开身后的大包小包，发现她所携带的“装备”完全不适合战时，尤其不适合长途行军，比如，地还带着一个煮咖啡的壶；足有两斤重的一面圆的大镜子；四种不同的刷子：刷皮鞋的，刷衣裳的，洗衣裳的，刷头油的；她带的化装品已经精简到最低限度，但还有四、五种，足有一斤重；另外一些东西，似乎是她准备作为结婚用的摆设品：其中有成对的珐琅质的烟灰缸；成对的肥皂盒子，好几对刺锈的枕头套，一件肥大的睡衣……这种种一切都看出了她对根据地的这位未婚夫是何等的体贴入微，何等的忠贞，这一切似乎构成了她生命的一部分，她之所以不肯舍弃它，正因为这一切都凝结着她的心血，她对幸福和爱情的向往。
如今，王蕾涨红着脸，心疼地又有点羞涩地要把这一切可爱的“嫁妆”抛掷在荒无人烟的荒原上。她为什么要害羞呢？我看得出她作为一个新兵，初次入伍就没按命令办事，如今把违犯规章的实物陈列出来，在张传河面前她觉得惭愧；其次，把这些五光十色的东西公开展览出来，对一个尽量想隐藏自己爱情的秘密的少女来说，总有点不好意思。如果我是个力能扛鼎的彪形大汉，我真想替她背起这些东西走，我也舍不得丢下这些东西！
王蕾已经把这些东西背在身上走了两三百里地了，这些东西几乎把她压弯了腰，严峻的战争环境，漫长的无尽头的道路使她下了最后的决心，把这些东西无情地扔下。这时，她想：只要把爱人找着了，这些东西有没有也不要紧。
处理完这些东西，王蕾变得轻松了许多，张传河赞扬她：这是难得的革命行动，是跟旧的生活，小资产阶级的爱好决裂的表现。称赞完了以后，又批评了她：“既然你背不了这些东西，为什么你不早点把它留在一个老百姓家里，送给老乡也好嘛！”
王蕾又脸红厂一阵，说：“那个时候，我还下不了这个决心。等到我实在背不动了，可已经到了这么个鬼地方，走十里二十里也碰不到一个村子。”
我们这个小分队又往北走，走出去没有多远，张传河同志回过头来看看，他看到那面大的圆镜子在旷野理反射出耀眼的光。他忽然叫大家站住，自己一个人奔回去，用一些一泥土和茅草把那面镜子小心地掩埋起来。然后气喘吁吁的跑回来，说：“差一点我们犯了一个大错误，这面镜子有这么强的反光，如果日本的飞机来看到，岂不是一个很好的目标！”
王蕾还辩解着：“本来我的意思，是为了吸引过路的老百姓，好让老百姓把这些东西扔回家去，也比扔在野地里好。”
洪灵插话道：“张队长的小心没有道理。这里是荒僻所在，如果真有日本飞机来，看到了这个反光镜，飞机上的人起了疑惑，围着它兜几个圈子，或是扔下几个炸弹，打一梭子机枪，也跟日本鬼子开个玩笑，至少他得损失点汽油和弹药呢！”
张传河反驳他的意见：“如果伤了我们的人畜呢？”
“我们早就跑得远远的了。”洪灵说。我很称赞他的这个设想，我们真愁着没有办法对付曰寇，如今有这么一个办法，能够逗着日本鬼子好玩，这多有趣呀，真不愧是个大学生，动出这么个脑筋来！
张传河跟王蕾等等都回头朝那个地方了望，不约而同的又朝晴朗的天空看了看。张传河这才想过来了，说：“可也是。他要扔炸弹，扔在这盐碱地上只不过添几个坑坑洼洼；等到他真要去炸我们的部队，炸弹也就少了好几个，这对反扫荡也是不小的贡献咧！”我就自告奋勇的往回跑，跑到那个掩埋了圆镜子的地方，让它朝天摆着，乘机我在镜子里看了看自己的消瘦的带点顽皮的面容。
当我们走得很远很远，回头看看还能看到那面镜子的反光。我甚至巴望这时日本飞机刚好飞到那里的上空，看到日本鬼子在上当受骗，我们准会高兴得跳起来。
（二）
王蕾没想刮她丢下的那面镜子派了这么大的用场，她再也不用为丢下的那堆东西，感到伤心，不，她甚至还有点得意。特别是，她身上的包袱陡然减去了十来斤重，真显示出“轻装上阵”的姿势。
我们这个小分队又在没有道路的盐碱地上行走，走着走着，看到前面仿佛有一个富丽堂皇的庄院，甚至还可以认出教堂的高高的屋顶。洪灵说：“谁会把教堂造在这个老鼠也不到的地方呢？”我说：“那里一定有甜水井，到那里头一个任务是喝水。”
当我们加快速度走近它时，见鬼，刚刚出现在我们跟前的漂亮的大庄院忽然不见丫。张传河摘下眼镜，没看到，戴上眼镜看，还是没有看到。他怀疑自己一定是近视眼的缘故。但他做了几次试验以后，他宁恍然大悟，说：“我们刚刚看到的，恐怕是海市蜃楼。”
洪灵说：“海市蜃楼是海面上出现的虚假的幻影。我们这里可不是海哇！”
“你不知道，在一望无边的大草原上，有时也会出现海市蜃楼咧。”张传河说。
证实了刚才看到的大庄院原来是虚幻的“海市蜃楼”，九个人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就没有劲再往前走了，连移动一步也感到艰难。大家绝望地坐在自己的背包上，东倒西歪，没精打釆的不作声。夜幕渐渐的变成灰暗色，秋天的风已经凉飕飕的了，周围的大地由于光秃秃的一点没有生气，但能够看到一股一股白烟从地平上袅袅升起，好像是土地在燃烧冒出来的烟。
老薛疑惑地问张队长：“究竟我们往哪儿跑呢？”
张传河回答：“我们没有打仗的任务，在反扫荡中保存我们自己，平平安安的，就算完成了任务。”
洪灵说：“我认为，这里几百里地没有村庄，没有人烟，我们脱离了人民，连喝口水也没办法。我们应该跟农民一起反扫荡。”
老张说：“上级不是指示我们疏散到利津洼一带去吗？我们还是直奔利津洼。”
我说：“既然那里是分散隐蔽部队的好地方，我们走了好几天，为什么一路上没有碰到别的兄弟部队呢？”我这个问题提得很有力，很突兀，大伙沉默了一会儿，洪灵接着说：“我主张停止往北行进。我提议，我们应该设法回到老根据地去。”
老薛问张传河：“你知道利津洼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那是一原始森林，方圆足足有几十里路，那里面有鲁中、鲁南逃难来的老百姓，那是可以依靠的群众基础。”老张说。停顿了一会儿，他又补充道：“我是听说，我自己没有去过那地方。”
老薛说：“如今已弄得人困马乏，往后的行动怎么样？应该好好谋划谋划。我们这个队伍不比年轻力壮的野战部队，经不住拖哇！”
张传河痛苦的咬咬牙关，然后说：“党既然把你们八个人交托给找，我就要对你们负责。这样吧，天不早了，今晚上先找个落脚点休息下来，等打听清楚，明天再作决定。”
茫茫大地已经黑得伸手见不到五指，到哪里去寻找落脚点呀？好几个人开始从干粮袋里摸出饼子来吃，可是，饼子里的水份全蒸发了，硬得像块石头，由于嘴巴干得冒火，真能咬得动，也咽不下去。
“喏，你们看，那里有灯火！”谁先发现远远的地方有一点灯火在闪烁，大家都朝着他指的目标看去，果然看见很远的地方有黄豆似的灯光。
我估计从这里走到那着火光的地方，是朝北偏西，总有十里至十五里略。因为在平原上，视野特别开阔，眼睛能看到的东西，看起来不远，走走可得老半天。但是我没有把这个估量说出来，怕影响别人的情绪。
被这一点点灯光听吸引，九个人都重新振作精神朝着那方向走去。那颗黄豆大的火光呀，在那里有我要喝的水，有我要吃的热气腾腾的饭，有可以躺下的床，有我们所迫切期望的一切。
这个有着火光的地方终于走到了。房主人刚刚把芦柴门打开，我们的人一个个都累得坐在地上，精疲力竭。从房主人的口音里，证实了张传河白天讲的：这里有许多人是鲁中南逃荒来的难民，是不错的。不过这个居民点其实只有两、三户人家，而且是兄弟二人。他们在鲁南山区上无片瓦，下无寸地，那里的所有的土地都是有主的，而且大部份归地主所有。他们兄弟二人吃够了地主的苦头，决心要找一块没行地主的土地。踏遍天下，终于在这儿找到了没有主的土地。这里是荒无人烟，土地板结，只会生出白粉的盐碱地。凭着他们兄弟俩的身强力壮和死心塌地，他们十多年中开辟了一块可以种庄稼的绿洲。
他们用荆条造了四大间房子，房子顶上爬满了丝瓜和扁豆的扁豆的藤蔓。房主人养了十多只鸡，还有一只黄狗。
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人来访问过他们的住宅，如今，一下子来了这么些人，赶了好几百里路，深夜造访他们的家，房主人简直表现出受宠若惊的神情。那只老黄狗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大场面，它用鼻子闻闻这个人的鞋，闻闻那个人的背包，不时地摇晃着尾巴表现出特别亲热的样子。
房东的妻子替我们烧热水，蒸干粮，并且还烧了一锅地瓜（山芋），这里的甜水同样金贵，要到十多里地以外去担。听房东说，那里的甜水不是井水，而是一处低洼的泥塘，不知从哪儿流来的一点点的甜水，汇聚到那泥塘里，一昼夜之间可以汲取一瓦罐甜水。老张说，既然喝水这么困难，明天我们就到那里担两桶回来。房主人说：“不用你们去了。你们真要去，也担不回来。大概要等三、四天功夫，才能舀出两桶水。”经他这么一说，八路军的优良作风，住到家，就得把那家的水缸挑满，没法实行了。白喝了老乡千辛万苦积攒来的水，感到过意不去。我们吃了他的地瓜，老张拿出两张一块的“北海票”来，房东坚决不收钱。不过他看到“北海票”感到很新鲜，他说：“我们有好多年不使换钞票了。”老张一定要给他钞票，他不好意思的只拿了一张，摩娑了好半天，说：“现在外头不用中央票啦？”老张微笑着，解释说：“现在山东根据地全用的‘北海票’这是共产党通行的钞票，只有它才能买到东西，中央票不顶事了。”
那老乡很希奇的把“北海票”看了又看，说：“共产党还有自己的钞票哇？我留下它，不是为买东西。这是你们留给我的一份厚礼。”
老张向他打听“利津洼”在什么地点，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八路军别的队伍到过这里？老乡说：“这一大片平原就是利津洼，你讲的大森林就在我们北边十多里路的地方。八路军到我这个地方，今日还是头一遭咧！”
老张问：“日本人到过那大森林里边吗？”
老乡摇摇头，说：“那是大梢林，日本人从没去过。他真要进去了，倒好罗，进去了一定有去无回。”
第二天天亮，我们立在高处朝北望，果然看到一片灰绿色的密密麻麻的丛林。经过大家讨论，认为我们还是到那大森林里隐蔽较为安全。我们要是住在只有三、五家人家的村落里，万一日本军队扫荡到这里，九个人不好打埋伏，如果在这没有树木没有山岭的平原行军，敌人追过来更不好脱身。于是我们九个人的队伍离别了好心的房东兄弟俩，就朝北走去。那只老黄狗紧紧的跟着我们走了好长一段路，好容易才把它撵了回去。
（三）
看厌了光秃秃的大地，走尽了泛着白色的板结的平原，一日来到郁郁葱葱的大树林的边缘，自有一种别开生面仿佛登上另一个星球的新鲜的感觉。连这里的空气都不一样，一种诱人的芳香搅和着轻微的霉味儿有点像烧酒的味道。
当我们走进这一片树林，我们才开始懂得，刚才那位鲁南来的老乡讲的大梢林是怎么同事？而老张一直称呼它是“大森林”却犯下了极大的错误。
这一片无边无缘的树林，远看像是森林，其实这里一棵树也没有。这里生长着一种荆峰的灌木，几乎都是一丈多高，两个大拇指那么粗的荆条，所以那位房东老乡叫它“大梢林”。这里是几百年来黄河改道后的淤积土，长出这么一大片荆条当然是大自然的力量，可是，来到这里使人不能不向这片大梢林发出一个疑问：为什么只长一种植物，为什么长得这么齐楚？
老张看到了这一片丛莽，不禁赞叹着说：“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啊，这那里配称得上是大森林！——这大梢林可是密密麻麻的，是最好的隐蔽所在。”
我们开始走入大梢林，沿着一条被砍伐过荆条的小路往里走。王蕾穿着一双橡胶鞋，踏着由一层层落叶铺垫的松软的泥土，得意地唱起：“……在这密密的树林理，到处都有同志们的宿营地。”
老张觉得总算把我们带进这么一个绝妙的安全世界，他才松了一口气，对大伙说：“兴许我们在这个梢林里会遇到后勤部的同志们。”
我们正是被张传河讲的这个诱人的前景所鼓舞，一个劲的往梢林的深处挺进，太阳的强光照不到我们身上，密密的枝叶盖没了天空，感到清凉和舒适。我们始终没碰到一个八路军的同志，只看到两只野兔从我们面前飞奔，一霎时就消失在密林中。
走得肚子饿了，大伙儿坐下来吃点心。洪灵一面啃着邦邦硬的馒头，一面又向张传河提出了意见：“我们又不是考察队，干吗还要往里头走呢？日本鬼子还能闯进这儿来吗？”
洪灵讲的话有道理，张传河可不以为然，他说：“我们宁愿往里头走得远一点好。你们要知道，日本鬼子蛮鬼的。”
我说：“我们离开了直属队，什么消息也不晓得，也不知道日本兵如今开到哪里了？我们只知道一个劲地朝东北走，如今走到这么个大梢林里，简直是走进厂死胡同。是不是到此停下来，然后派人出去联络，跟我们自己的部队联系上，再确定下一步的行动。”
张队长说：“我的责任是保证你们八个人的安全。派一个人出去联络，要是这位同志失散了，出了问题，怎么办？你们都是文化人，不懂得打仗，缺乏敌情观念。我们的每一个行动，都是想到敌人，而我们的敌人是又狡猾，又野蛮呢！”
这么一讲，我跟洪灵再也不作声了。王蕾可插上话来：“我们是来打鬼子的，不是来躲鬼子的。早知道如此，我真乐意开到前方去。”
她说得那么认真，那么热情，我本来想笑，却笑不出来。
张传河这个同志还是民主的，他最后决定：“我们就在这丛林的边缘，先找个地方安营扎寨，万一发现敌情，然后藏到丛林深处去。过两天以后，我跟老王两个出发找寻部队去。”
吃罢点心，九个人就往回跑，跑着跑着竟辩不清是不是刚才走过来的路了。张传河很有把握地说：“不错，刚才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嘛。”于是让老张走在头里，我们八个人紧跟着他穿过丛林小路。按照上午走过的路程距离，按理我们应该早就走出丛林边缘厂，可是，由于我们太相信了张队长，没估计到他是深度近视的人，前后左右都是一样粗一般高的荆条，眼力好的人都很难区别出哪是来向的路。老张带路大概是把我们带向相反的方向，越走越跑到大梢林的深处了。在这关键时刻，偏偏在关键问题上，犯了一个方向性的错误。
越往里走，发现荆条之间的间隔更密集，一个人的身子都没法揍挤过去。这表明人类还没有走过这个地方。我们只得停下来，好好的静下心来窥测一下方向。但是可以判断方向的依据一点也没有，抬头看天，被浓密的枝叶覆盖住天空，既看不见太阳，也看不到月亮，星星更不用提了。凭着光亮和黑暗，我们只能分辨白天和黑夜。我们揣摩了半天，还是不能认定东南西北！肯定，我们是迷了路了。老薛说：“听人说，可以从树枝的那一面特别茂盛来断定是东方。”我们考察荆条的那一面是不是特别茂盛，天呀，这个鬼东西末梢的枝叉都一律向上长的，看不出偏往哪个方向。老薛给我们最后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
九个人无望地瘫软地坐了下来，加之天色黑下来了。各种秋虫的啾啾声更加增长丁悲愁和绝望。张传河勉强的给大家打气，说：“越是走投无路，越是要有信心。难道九个布尔什维克会被荆条林困住了？不会的。大家拿出干粮来，先塞饱了肚子，美美的睡它一觉，等明天打开一条出路：永远离开这个鬼地方！”
洪灵一肚皮闷气，想朝队长身上发泄，说：“我老早就看出，我们不该……”
张队长爽朗的笑笑，接过话头，说：“我这个带队的带错了路，我承认，这是我的自以为是。洪灵同志最早的提议是对的……”
张传河这么一说，洪灵倒不好意思说下去了。
我啃着手里的已经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