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不知是谁发明的一种类似宗教的仪式，叫做吃忆苦饭，据说是教育人们不忘阶级苦，这一天全机关、或者是全连队，同时吃一餐用糠和胡萝卜叶子，没有胡萝卜叶子就用山芋秧，揑成的窝窝头，每人非吃一个至两个不可，即使有胃溃疡病的人也得吃。据说这么吃了一两个糠窝窝头，就有了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了，就不会变修了。吃的时候，还不许皱眉头，要充分表现自觉接受改造的样子。真要皱眉头，也不要紧，你要顺水推舟地声明：“我是在忆苦思甜呢，想到旧社会我怎样受剥削，就难过。”
我在咽下这两个糠窝窝的时候，产生了另外的想法：我过去的遭罪倒不是吃掺糠的东西，而是连掺糠的东西也捞不着，我经历了不同寻常的饥饿，是饿得要死的那种饥饿啊！
如今，我要把一生中有过三次，“饿得要死”的经历告诉你们，倒并不是为了加强什么无产阶级意识，而是想表达一个愿望，二不过三，但愿不会再遭遇第四次饥饿了吧！
（一）
一个刚满十六岁的少年被当作犯人拉进一间审讯室里受审。让犯人坐在粗大又结实的椅子里，椅子的两侧各有一根皮带，为的是把犯人缚在椅子上，生怕犯人伤害法官。
法官带着一个书记坐在案桌上，居高临下的宣读《判决书》：
“……本应依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严予惩处，姑念其年幼，判有期徒刑十年。服刑之日自一九三四年某月某日起……”
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判刑十年，还说是从轻发落，好像对我很仁慈咧，我心里就不由得升起一团怒火，其实那根皮带并没有缚住我，由于我的身坯小，皮带上扎的眼儿收不紧，正是这个皮带启发我想从椅子上跳过去，把这个昏庸、残忍的法官狠揍一顿，并且把那个浑账的《判决书》扯个粉粹。不过我很快克制住自己了，我默默地无可奈何地被押向陌生的监狱。
这个监狱规模很大，有八条监房，至今还残留一条监房，就是漕河泾关少年犯的地方。我被关在六尺长三尺宽的小房间里，当我一跨进牢门，身后的那扇铁门便“嘭”的一声撞上了。这里面是黑洞洞的，有四张木板床，从暗影中看得出有三、四个瘦得像鬼一样的人，他们一个劲地打量我，好半天不说一句话。这种沉默使我的心凉了半载，还感到某种恐惧。一想到我要在这个鬼地方生活十年，往后是一连串的暗淡的遭罪的日子，我的两条腿一下子就发软了，不由得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一个慈祥的温和声音在我耳边轻轻地说：“为什么要哭呢？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没顾及揩干一泪水，抬头望望这个犯人，这是一个大人，鼻子尖尖的、嘴唇厚厚的，有一双炯炯发光的眼睛。在这个黑暗的、绝望的小天地里，忽然听到人的声音，感到格外的亲切、温暖。我向他求救似的看了一下，说：“我叫王寿华。”
“你不要哭，你是C．Y（即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简称吗）？一个C．Y也是革命者，干吗要哭呢？”
“我判了十年哩，到现在我还不知道犯了什么法呀？！”
才判十年，你从这里放出去的年纪，还比我小三岁呢，将来出去你还是个年轻小伙子，还可以做一番事业哩！“
这么一说，我真的不哭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年已二十九岁的老犯人名叫萧文光。他是上海的一个印刷厂的工人，担任地下党的工会领导工作。
在暗地里又有另一个人在说话，那声音很轻，并且是嘶哑的，只是在这个静寂得像坟墓似的监房里，才能让人听得出，他这样说道：
“我们在这里的人，无论判十年、八年二十年，我看都一样。有朝一日咱们的红军打进了上海，我们这个牢监又是在郊区，国民党是守不住的。咱们的红军一开到这里，打开牢门，像法国的巴士底狱，在一七八九年就被大革命的洪流打开了，在一天之内，里面所有的犯人全解放了，连判了死罪的人也出去了。”
他讲得那样有信心，那样有把握，我完全被他描述的这个美好的前景诱惑了，总觉得在这里的关禁闭是临时的，是短暂的。于是我不哭了，而且重新恢复了青少年的活力，在这个巴掌大的地方，我每天练打拳，并且学习起日语。我的老师就是给我讲法国巴士底狱故事的徐玉书同志，他在日本留过学，讲得一口道地的日本话。他说，教我日语，对他也有好处，他可以重温那些快要忘却的词汇。
最叫人过不惯的是伙食太坏。他们给我们一天吃两顿饭，盛的饭是放在一个生了锈的铁罐子里，饭罐上面又放上一个浅底的小罐子，这是放菜的菜盒子。我统计吃过的饭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有火焦味的米，原来是外边粮栈闹了火灾，火扑灭以后，监狱当局就用给垃圾的价钱把烧糊了的米运来给犯人吃；第二种是发霉了的米，那是快要蛀空的陈米和扫仓的米脚子，吃这种饭，那股霉味儿直熏鼻子就叫人倒胃口，在饭里还有许多已经煮烂了的米虫子。刚进来的犯人吃得讲究，还用筷子把米虫子一条一条的拣出来。同房的老张大概研究过营养学的，他说：“米虫子经过蒸煮以后，也可以吃，不必一条一条拣出来。米虫子是高蛋白，正好也是一种荤菜。”我看着他眉头皱也不皱的吞下饭里的米虫子，觉得他讲得有道理，后来我也就跟着吃起米虫子来了。这位张云卿，是个个子矮小，长得结实的四川学生。
第三种是有火油味的米，这种火油味的米饭，米粒子雪白，粒儿大，假使没有火油味，倒是一种上好的籼米。据这位“营养专家”张云卿同志的分析，这种米大概是进口米，来自缅甸或暹罗，是装在轮船里才沾上火油味的。火油味并不影响米的营养，比起第一、第二种米要好得多，少量的火油对人也没什么危害。我吃这种米饭，只得揑着鼻子。奇怪的，这位提倡吃火油米的专家自己却一点也吃不进。他不无遗憾的说：“理性上我应该吃，不吃它肚皮饿，可是我生理上不肯接受，一闻到这个味道我就要呕吐，把胃里的东西一总吐了出来，对身体损失更大，所以我一口也吃不进。这就好比有这样一种小孩，他一生下来就不吃肉食，最好吃的肉摆在他面前，他踫也不去碰。这真是没有办法，如果你逼着他吃一块肉，他也会把它吐出来，他比回教徒还要执行得坚决。”
至于吃菜方面，在菜盒子里的菜，讲出来也实在可怜，冬天一连几个月，总是四、五片白萝卜，有时候那萝卜片咬在嘴里就像咬的棉絮，不过吮吸一点咸味而已。夏天则一连几十天吃冬瓜；难得有一次吃洋山芋，那就是上等筵席一般的了。给我印像最深的是一次吃发芽豆。给犯人吃发芽的蚕豆，那实在是千载难逢的好小菜，自有那位营养专家分析说，这里头有好几种维他命，蚕豆壳里头有维他命C，……每一颗发芽豆在嘴里总要打几个滚才咽下肚，而且是连蚕豆皮也一起吃下去。吃完这一顿小菜以后，好几天我们还是议论它，怀念它。
老张不能吃火油饭，他就靠接济来的饼干或是发面饼充饥。在国民党的牢监里，是准许家属送进各种食物的。要是上海没有家属来接见，只要自己有钱存在监狱的“三科”，犯人一个月一次可以开大账买进一些吃的东西，如花生米、大头菜、饼干、糕点之类。
所以在这里，丧失自由固然叫人难受，吃东西连“猪狗食”都不如更叫人难熬。开饭这两个字并不能引起食欲，我们吃饭只是为了完成一项必不可少的课目，意识到不吃下去人就要完蛋，不得不勉强把这些垃圾东西吞下去。
从头一天把我投进这个黑牢，到如今有一年多。这个年头刚好是我的发育期，黑暗、饥饿、疾病不断的吞噬找，折磨我，改变着一个天真的少年的形象，我看得出胸前的肋条骨的平行的排列式，我看得出隆起的静脉血管在一层苍白的表皮下蜷曲；我的牙肉里常常渗出血来，我瘦得连自己都不认得了。
徐玉书同志反对我练拳，他说：
“你年轻，应该活动活动。不过我不赞成你的练拳，要知道，我们吃这么一点点东西，是不够我们作大的消耗的。”
往后，我就不练拳了。而是一心扑在学日语上。有一天，徐老师教我学日语，学到“出门”、“进门”，我突然楞住了。徐老师诧异地问：“你怎么不作声了？”我说：“这个词对我没有啥用处。至少十年之内用不着它。”他再也不作声，我看到他眼睛湿润了。在秋后的一个黄昏，我还没有睡熟，忽然听到后墙外头一群人的嘈杂的奔跑声，那声响是从未听到过的。我猛地从床上爬起来，推醒了睡在我脚后边的徐玉书同志，我大声地喊：
“红军来了，听，这一定是红军救我们来了。”
同房的五个难友全被我吵醒了，老萧、老张还用耳朵紧贴着墙根，细细的倾听外面的一切动静。
徐玉书老师一个人躺着没有动，他冷静地说：“红军不会打到这儿来，他们从西跑到更远更远的地方去了。”他真是个神秘的人，他怎么知道红军到了更远的地方了呢？
把头贴在墙根下听动静的萧文光说：“好像是牢监里追捕逃跑了的犯人。”
我说：“这个犯人真了不起呀！”
老张说：“恐怕这个人还是逃不脱。”
我说：“要是红军再也不来，我也想试试……”
萧文光瞪着眼看丁我一眼：“你这是胡思乱想。”
我一直是凭借徐玉书同志在我第一天关进监房时说的一席话生活着，那一席话支撑着我，鼓舞着我，在那苦恼的小鸽笼里，我还是活泼泼的充满着生气的活了下来，虽然谈不上快活，但忧虑倒是没有的。如今，我这个希望一下子幻灭了，好比头脑里成为原动力的一根发条忽然断裂了，我这个人，完全是身不由已的变得麻木，消沉，而且各种忧虑不断的袭击我，一夜之间似乎变成老头儿了！
我这个情绪上的突变，徐老师早就察觉出来，不过他没有吭声。只是在一次教我日语的时候，他巧妙地让我学“打开门”这个词儿，我认真的把这个词念了好几遍，接着说：“你不是说红军离此地更远更远了吗？”
他微笑着说：“只要红军没有离开中国的大地，”打开门“这一天终于会到来。而且我觉得那日子越来越近了。”
我用不着追问他的这个乐观的估计是根据什么，从他嘴里吐出来的随便什么话，对我都是真理，是命根子。而他这句又重新唤回希望的话，我更是深信不疑。日语的“开门”、“进门”我没有好好学，但这个“打开门”的词儿却是终身不忘。正是这个词儿把我脑袋里的已经断裂了的那根发条焊接好了。
（二）
我的老师徐玉书病了，他的两只脚肿了。监房里的人一致的诊断，肯定是得的脚气病。据说，脚肿的部份渐渐扩散到上身，人就会死亡。监狱里的医官也来看过，一句话也没说，发下来两大包药，拆开来一看，原来是糠和麸皮。徐老师吞咽着这个不值一文钱的奇怪的药，说：“里头还掺着糖浆，有一点甜味呢！药是对路的，这个医官也断定我是得了脚气病。”
老张说：“这些日子的伙食这样坏，你看吧，好多人都会有脚气病的。不改善伙食，只是用糠和麸皮给犯人当药吃，脚气病还是好不了。”
给他这么一说，监房里每个人都同时检查自己的一双脚，萧文光同志用手指按按脚背，发现按下去也有一个手指窝；我也试着使劲用手揿脚背上的肉，还好，那肌肉很快还原了。萧文光说：“你好在年轻，还可以抗一阵。”
监房里忽然被脚气病的死神笼罩着，每个人都有感到不安，感到一种大难临头的威胁，心里变得沉重而又抑郁。我连学日语的心思也没有了，虽然老师还是按步就班的每天教我一小时。但是当我看到他开始发亮的脚板，我不忍心再劳他的神，我禁不住抱着他的腿哭出来。他却冷静地勉励我：“我在吃药，我知道，这是因为缺乏维他命B的缘故。慢慢会好起来的。”
每个星期有一次放风，我们利用放风的时机，可以跟别的监房理的政治犯互通消息，由于
徐玉书同志脚肿，不能出来放风了，别的监监房里的难友在排着队放风时都靠拢我们房间里的同伴，关切地问：“老徐怎么不出来？”
“生了脚气病，两只脚肿得几乎透明了。”
“我们号子理也有一个同志得了脚气病。”
放风回来，我们四个人把从别的监房得来的情况都讲给除玉书听，并且把他们对除老师的问候转告他。徐老师思索了一会儿，说：“要想办法，要为保卫生命而斗争，不能等死，伙食太坏是个严重的问题。”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忽然出现了奇迹，这一天下午一顿饭的铁盒子上，每人有了一块红烧的猪肉。
当装著有一块肉的饭盒子从门洞里塞进来的时候，看守跟在后面嚷嚷说：“这是新来的邵典狱长的恩典！”——至于这个典狱长姓的赵，还是曹，我们也顾不得打听清楚，只听得给我们一块肉吃真是天大的“恩典”。这个小铁罐子拿在手里仿佛也重了许多。请读者们勿见笑，我们在吃这块肉的情景，只须用四个字来描述：“吃相难看”就够了。我是分两截含在嘴里，舍不得用牙齿去咬，二分之一的一小块肉足足在嘴里含了十五分钟。我以为这是我小孩子的作风，当我注意观察周围的大人时，发现他们也是这么慢慢的含着，抿着嘴，嘴巴鼓鼓囊囊的。不过含在嘴里的时间比我短点罢了。
徐玉书说话了，他说：“不要把这看做是什么恩典，反正哪一个典狱长不会从自己腰包里掏钱给犯人吃块肉，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第二天我在头一顿开饭的时候就站在牢门的方洞口朝外张望，看今天的饭罐子上可有肉，结果是失望；第三天也还是没有。徐老师晓得我的馋劲，到了第三天依然是扑空，他才说：“那一块肉，不过是给新来的典狱长做个广告，卖个名气！你还以为他能每天给你吃一块哇，小王，你真是个娃娃！”
我咂咂发淡了的嘴巴，说：“前天那个看守，好像没讲只给吃一顿似的。”
我这句话，引得房间的其它几位难友都笑厂。大概是笑我幼稚，笑我馋！
后来，果然被徐老师说中了：新来的典狱长在羊身上狠狠的放胆的拔起羊毛来了。往后的饭菜弄得一天不如一天，火油饭吃不着，老是吃沤得只剩米渣渣那样的饭，吃的菜常常是老得咬不动的空心菜，我们只得把这样的菜剔出来，丢掉。有的说：“这个菜可以拿来做毛笔管使。”有的说：“这个菜的名字起得好，根本不能吃，一切都是空的，所以叫空心菜。”
正是在这样的物质条件下，监房里的脚气病蔓延开来了。
（三）
徐玉书同志说：“我们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再这样下去，我们都很难活着出去！”
斗争的办法是什么呢？绝食，集体的罢饭！
在下一次的放风机会，我们房间的四个人就把这个“创议”向其它号子里的同志分头传播出去。并且约定好相互联络的信号，我还记得那信号是这样的：敲墙壁，连敲三记便是同意举行罢饭；连敲五下，即通知从这一顿饭起，开始行动；敲两下，停顿一会儿，再敲两下，即表示恢复吃饭了。我们这个房间似乎是个指挥部，前一种敲三下的，由别的房间打给我们。后两种信号是由我们这个房间传送出去！这表明其它号子里的政治犯全得接受我们的指挥。就在这一天的夜里，我们从敲墙的声响里收到许多房间发来的信号。
徐玉书轻轻地说：“大家都支持我们的创议，我们可以行动了。不过，在罢饭以前要他们做好物质的准备。”物质准备是指绝食期间各个牢房自己有多少储存的可以充饥的东西。有的牢房“存货”太少了，就由“存货”多的支持他们一部份。我们实行的很像是原始共产主义。
事情就这么决定了。从此，监房里的空气一下子变得紧张，热烈，监房里还是照常的寂静，但从每个人的脸上可以看出都在准备一场决死的恶斗。
我是小孩，而且是头一次参加绝食斗争，监房里的老大哥们关照我，安慰我的话也特别多。老张说：“共产党人在敌人的牢狱里，手无寸铁，但是我们还是要跟国民党斗争！斗争的武器就是绝食。”
萧文光说：“饿几天肚子，味道当然不好受的。不过，你只要斗志昂扬，精神振奋，咬咬牙就坚持过来了。去年秋后，我们也绝食过，饿了四天肚子，后来我们终于胜利了。本来每个政治犯，判刑五年以上的，脚上都钉上一副镣。经过去年那次斗争，国民党不得不答应把政治犯的镣都开了。”
我们开始把水积聚起来；并且每个人把家属接济的食物放在集体里，把每样食物分成五等份。郭守琪同志供献出来的最多，这个月他买了整整一斤油氽花生米，还没有吃；另外他还藏着六、七个芝麻饼。萧文光也拿出了一条云片糕，还有半瓶子花生米。我因为上海没有家，什么物品也没有。我不但一点供献没有，还要吃进别人的东西。心里觉得很不好意思。
在这一天的时间里，准备工作做得很细，所有的花生米都一粒一粒点数过。求得总数，然后除以五，每个人可以分到一三七粒。云片糕有多少片也精细的统计过，每个人可以分到三十四片。
这一天的夜晚人家都很兴奋，很紧张，每个人都迸住气息，不肯睡，要睡也睡不着。
徐老师说：“我们有了这么点物质力量，就可以持久的跟他们斗下去！”
郭守琪说：“不知道明天要绝食，要不，叫家里多弄点吃的进来，好储备得更多一些。”营养专家老张讲话了：“头两天不要吃这些东西，到第三天才开始吃我们分到的东西。”徐玉书说：“各人体质不一样。有的同志第二天顶不住的话，也可以少吃一点分到的东西。”
我还没经历过连饿好几天的滋味，这时候我的心情倒并不紧张，我看到枕头边的布袋里，装着分给我们的一份储备粮：其中有花生米，云片糕，芝麻饼……往后，我可以不吃倒霉的米饭和空空如也的空心菜了，反而觉着比不绝食要更好过些。
绝食的信号发出了，牢房里从未有过的静穆，但空气好像凝结住了的样子。上午开饭的时候到了，我们在门洞上向外张望，发现对面所有的牢房，都拒绝接受饭罐头。轮到我们的牢房接饭罐子了，门口是由老张在那里把关，他回答门外的看守：
“请报告典狱长，饭太糟糕，又少，菜一直是空心菜，而且老得咬不动，菜里没有一点油，我们要求新来的典狱长答复我们的要求。”
门外的看守用手拍一下门，说：“你们也罢饭？不吃？”
“我们抗议监狱长克扣犯人的囚粮和菜金！”
门外的看守惊呆了一会儿，才醒悟过来说：“你们是联络好了的吧？”说罢，就到隔壁的牢房门口去了。
整个弄堂三十八个牢房全罢下来了。到了十点钟光景，弄堂口开头的两个牢房的门打开了，我们听到了许多人的杂沓的脚步声，吆喝着：“你们吃不吃？这么好的饭不吃，叫你们吃生活去（即捱打的意思。）”
有的喊：“走，走，有理由到科长那里去说。”
似乎有好几个犯人被他们拉出去了。一个钟头以后，我们听到有好几个犯人拖着宽郎郎的脚镣艰难地走进弄堂来。其中有一个犯人故意大声嚷了一句：“不答复条件，打人、钉镣也没有用，整个弄堂三十八个牢房的人全听得到。
徐玉书同志又难过又有点喜悦地点点头，说：“这明明是李虎臣的喉咙，我听得出来是他。他们一定挨了打了。”
萧文光说：“当局一上来一定给你个下马威，不是吗？去年我们的罢饭，一开头也是来这一手。”
头一天我们每个人只吃了一点冷开水，别的什么也没吃。到了晚上，才觉得肚子饿了。但我把裤腰带束束紧，很早就躺下了，一动不动的看着天花板。后来疲劳了，也就睡过去了。
第二天醒得很早，大概是由于肚子没有食才饿醒的。幸而在枕头边藏着干粮，我开始抓一把花生米吃，我数了二十颗，先放一颗在嘴里，满嘴都是香味，我让这香味存留在口中的时间越长越好。统计起来吃完一颗花生米总得五、六分钟！啊，多么美好的花生米呀，简直是仙丹，是救命的丸子。二十颗花生米吃完，我计算一下，我存储的总数明显的少了，如果一顿吃二十颗的话，三一七粒只能吃六回呀，我感到后悔，并且责备自己没有按照营养专家张云卿的办法去做，即饿了两天以后才开始吃自己存储的食物。
不过我偷偷的发觉，老张躺在木板床上一动不动，而他的嘴巴好像也在吃什么东西似的。一个饥饿的人总是特别关心旁人的嘴巴，而且对别人的嘴巴的观察又是特别准确，特别敏感。这时候我才找到为自己的错误辩解的理由，才安心了。问题是，被我吃掉的那二十颗花生米永远回不来了。
罢饭的第三天开始了，按照老张的建议，这一天是关键的一天，不妨多吃一点。我的肚子确实饿得很厉害，早上我咬了半个芝麻饼，这半个芝麻饼反而把食欲诱发出来，我违反了自己的原订计划，开始用牙齿咬啮另外那半边的边缘部份，我就像蚕宝宝咬桑叶似的，一点一点的把半个芝麻饼变成十八、十九的月亮，后来变成二十三、二十五的月亮了。当这个残缺的月亮变成月牙儿似的大小，我又伤心起来：两天的干粮被我一顿吃光，往后怎么办呀！这一天的下午我又数了二十颗花生米吃下去，然后又喝了不少开水。到了晚上，肚皮还是觉得饿，我把自己的感觉告诉同房的难友们，萧文光批评我说：“记往，往后谁也不许讲肚皮饿的事，也不许讲什么东西好吃。”我只得不吭声了。
更高明的营养学家张云卿更进一步说：“记往，往后谁也不许多讲话。要知道，动一动嘴唇的舌头，也要消耗卡罗里。……刚才我讲的话，恐怕消耗掉一粒花生米也不止呢！”
说得大家都笑了，不过老张还是很严肃，一点不笑。也许笑一笑也会消耗卡罗里吧。
下午，监狱的医官跑进我们的房间来，装模作样的给每个人测一测血压，听一听心跳，摸一摸额头。然后用十分同情的语调说：“你们这是糟蹋自己的身子，何必这样呢？你们有什么要求，我去给典狱长讲讲。你们好几天不吃饭，病号多起来，又得叫我忙得不可开交。”
徐老师对医官说：“请你转告新来的典狱长，我们罢饭一共四个要求：一，不吃坏米；二，改进小菜，小菜里要增加油；三，每星期加一块肉；四，准许犯人看杂志刊物。”
医官连连点头，说：“我一定转达上去。”
老张从床上坐起来，额上冒着汗星，说：“禁止打骂处罚犯人。在罢饭中加上镣的人马上开掉。”医官又说：“好，我会去说的。”
这一天的晚上我饿得没有睡着，计算一下，这天吃下去的东西也不算少哇，为什么还这么饿呀？没奈何，我把一只手伸到布袋里去摸花生米吃，摸来一颗，吃得挺有滋味，但我没有力量压制越来越强烈的食欲，又去摸第二颗，第三颗，……吃得一发不可收拾，连究竟吃了多少的数字都忘了统计。
罢饭已坚持到第四天了，不知道那个医官是不是把我们的话反映上去了？看来，新任的曲狱长决心“顽固”下去，不肯接受犯人的条件。这一天监房里没有什么动静，只是监狱当局给每个监房多发两铁罐的开水。
这一天对我来说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三一七颗花生米经过昨夜的挥霍无度，清早起来一数只剩下二十六颗。储存的干粮只有三十四片云片糕了。到了十二点敲过，不仅消灭了全部的花生米，连最后的一片云片糕也吃下了肚。在撕下一片一片云片糕时，我还发生了很奇特的想法：切云片糕的大师傅干活未免太认真了，每一片切得一样薄，他干吗不切几片厚一点的在里边呢？这个该死的大师傅！
往后的日子，就得面对着空空如也的空布袋，一点积蓄也没有了。
这第四天的下午，可以说是到达了饥饿的高峰，我还记得那滋味特别的不好受，起初是嘴里分泌出的不少口水，是苦的。但是要把苦水吐掉，就发现嘴里原来是干燥的，那苦味是从舌苔上出来的。另一个感觉就是肚皮的空虚感会逐步延伸到背脊梁上去，这证明中国一句成：“肚皮饿到背脊梁上去了。”这是经验之谈，一点不假。那么，所谓空虚感是怎么回事呢？不亲自饿几天，很难领会这味道是什么，大概的说，那就是感到整个身体随时要散板，要瓦解；觉得两只脚虚飘飘的，仿佛悬在半空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不知飘向何处。奇怪的是：这时的脑袋瓜似乎并不受饥饿的影响，它照常的工作，而且工作得很勤谨的样子。我的脑袋瓜一直很清醒，对每个细小的声音和外来的干扰反映特别灵敏，所以饥饿的感觉也特别灵敏，特别强烈！这就更使我无法摆脱饥饿带来的痛苦！
（四）
饥饿的第五天的来临，来得多么慢呀，但是终于到来了。在这里住长了的同志说，去年的那次大罢饭，到第四天上就胜利结束了。而这回新上任的典狱长硬是要跟政治犯较量到底，不想妥协。今天是进入第五天了，第五天饿成什么样子，谁也没经历过。我注意观察同室的难友的动静，老张储存的花生，居然维持到第五天早晨，他吃完了最后一粒花生米，无力的十分遗憾的叹了口气，他的额头上冒着豆粒般的汗珠。萧文光的脚气病开始发肿了，他治疗饥饿的办法是在嘴里含一口水，让他的神经感到他似乎一直在吃什么东西；我发现徐老师正在消灭最后一片云片糕，他的脸苍白得像一张白纸，一直闭着眼睛，要不是嘴在微微的蠕动，你会误会他已经死了。我看到这可怕的形像，心里不由得一阵心酸。郭守琪同志也躺在那里一动不动，让窗口射进的一道阳光照在他的身上脸上，仿佛是一尊圣像，我注意到他嘴里也有什么东西，不像是含的水。由于我特别的饥饿，看到别人嘴里有东西，就使我非常羡慕甚至嫉妒，我想，他们至今还有东西吃，他们是天下最快活的人了。我恨我自己，骂我这个没出息没志气的人，竟老早把所有分到的东西吃得光光，——谁知这一场罢饭会拖延到哪一天呢？正在这么想着的时候，我忽然看见从郭守琪同志的嘴里吐出一团白的东西，那白的东西足一个小球，小球滚在地上，老郭连头也不歪一下，是带着“由它滚去”的味道。我的心不平静了，被这个小白球撩拨起自己难以抑制的食欲，我的眼睛贪婪地盯着小白球，生怕小白球会滚走或是被老鼠吞了去。我决心挣扎着爬起来，浑身感到无力，骨头是软的，头脑显得沉重而且眼睛里有千百颗金星在跳动。老张关切地问：“你想做什么？”
我说谎：“我要小便。”其实好几天不吃不喝，一直没有要大便小便的感觉。
我下床以后，顺手捡起老郭床下的那个小白球。仿佛攫取到一个小生命似的。这时刚好从监狱弄堂口发出在地上沉重地拖曳东西的嗤嗤咔咔的声音，平时开饭的时候，总是先听到这样的声音。
“典狱长给你们吃肉，一人一块红烧肉！快起来吃！”一个看守大声的嚷嚷，仿佛是商店门口叫喊大拍卖的腔调。在他后面，有两个帮厨的犯人拖着一框一框的饭罐子。这时徐玉书的眼皮睁开了，他无力地招呼我：“小王，你去看看。”我吃力地移动步子走到门口，从方洞里看出去，我看到了一个一个饭罐子上头确实有一块诱人的散发着香气的红喷喷的猪肉。我看到这情景，不由得要欢呼：“我们胜利了，就要美美的吃它一顿了。”我索性把揑在手里的小白球扔了。额头上冒出冷汗，但精神还没有垮，我还能用手扶着床沿移动自己的身子。
徐玉书显得意外的冷静，他说：这是圈套，想拿一块肉来动摇军心的。我们这回罢饭有四个条件，要典狱长全部答复了四个条件，我们才进餐。不要理他，小王，不要理他。“
老张也扫上一句话来：“我们饿五天饭，就为的这一块肉吗？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我悻悻然的离开那门上的方洞，刚刚激发出来的高兴和食欲又一下子降到零下几度。这时我才想起被我扔掉的那个小白球，我好容易重新找到它，把它拾起，还用手帕抹了抹那上面的灰土，我准备吞吃它。我这时才发觉这个小白球原来是嚼碎了的一张包云片糕的纸。也许上面还有点儿甜味吧，郭守琪才把它当宝贝一样塞到嘴里咬成绒球了。这个纸屑做成的白球会有什么滋味和营养呢？我不得不第二次把它扔掉。这时候，我的绝望，我的饥饿的痛苦程度，比起刚才在门口看到那块肉而吃不到口还要厉害。我颓然地横倒在硬板床上，眼睛里金星飞舞，我想驱走这些使我迷乱，使我疲乏的金星，我闭上了眼，突然，我眼睛里的屏幕上换了一个镜头，不再有金星狂舞，出现了一块香喷喷的油光光红通通的烧熟了的猪肉，我甚至可以看到它在冒热气。这虚幻的影像比实物更诱人，应该说，是更害人。它使得一个人变成了一块冒热气的肉，当我揑拢手指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油腻滑塌的感觉；当我睁开眼皮时，连天花板上的水渍印子也成了一块一块的油光光、红通通的猪肉了；在我耳朵里，则充塞着开饭的铁罐子在地坪上磨擦的声音，在那里宣告：要开饭了。我竭力驱散这一切使我不安宁的魔影，但怎么样也驱不开它。
我忽然想起，我为什么不学萧文光同志嘴里含水的办法呢？这至少比一无所有的挨饿要好一点。于是我挣扎着第二次起床，想用茶杯倒冷开水喝。我还没有爬得起来，撑起一只手在枕头边的被单上面，忽然碰到了一块硬东西，我撩开被单，发现了意想不到的奇迹：我看到了真真实实的一个芝麻饼，不是幻影，确实是一个芝麻饼，这是从哪里来的呢？天呀，我的救命的天呀，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多么好呀！来得多么及时呀，为什么我没有早点发现它呢？一个芝麻饼抵得上五十粒花生米，不，不止，恐怕是一百粒花生米也顶不过这个芝麻饼。我来不及多加思索，就先抓起来咬了一口，又甜又松脆，还有芝麻的喷香，我懊悔这一口咬得未免狠了。我应该特别珍惜它，应当慢慢的咬嚼它，不知罢饭还要坚持多少时候？从此，心造的幻影，那块虚无的红烧肉不见了，它再也不来困扰我了，这岂不是唯物论战胜了意识流的挑战吗？
只是在咽下第一口芝麻饼以后，才发觉没有问清楚它的来历就冒失的吃下肚，是很不光彩的行为。像老郭那样，他把自己买的“大账”都捐献给了集体，自己跟大伙分同样的一份，刚才还悄俏的在啃包装云片糕的纸头。我自己对这个集体没有一丝一毫的贡献，同样分得一份，当发现了一只没有入账来历不明的饼，竟偷偷的把它吃掉。这怎么能吃得下去呢？这不是比做了一件偷窃的事还要可耻？这么一想，我再也吃不下第二口了。
我把那只咬残缺的芝麻饼揑在手头扬了一扬，一面说：“我这儿发现多出一个芝麻饼来，这是谁的呀？”
我看见徐玉书同志从枕头上艰难的抬起头来，轻轻的说：“不要紧，我有。”
我才知道，这个芝麻饼原来是我站到门洞口的时侯，他悄悄的塞在我的被单下面的。他把放在枕头边的两个药袋袋揑在手理，指给我看：“我这两味药，其实也好顶粮食的。你年轻，你顶不住，……你吃。”这时我的热泪猛地淌下来，那眼泪润湿了手里的芝麻饼。一股崇高的爱的暖流通向我的全身，我一时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回答。
绝食第五天的下午，邻近的监房连续发生两起紧急喊医官来急救犯人的事件，这两个同志由于饥饿，由于体质太弱，发生了心力衰竭的休克，这时候，监房里的空气又骤然的变得紧张和恐怖。我看到徐老师、萧文光和郭守琪的衰弱不堪的身体和苍白的脸，似乎他们随时都会发生休克似的！不过我可一点没有想到自己会心力衰竭，自从多吃了那么一个芝麻饼，确实增加了我的活力和生气，仿佛是它（一个二两重的面饼）把我从死亡线上抢救了回来。
也许是这两位同志的休克把典狱长的决心打掉了。直到下午四点钟，由两名看守长拿着监狱长的公告向监房里大声宣读了好几遍：“答复监犯的要求，改善伙食，掉换大米品种，每星期加猪肉一块，……”
“还有一个要求呢？”
“什么要求？”一个看守长问。
“准许我们阅读杂志刊物。”
那个看守说：“这一条就不写进公告里了。怕特别市党部不会答应。不过典狱长已经跟教诲师讲过，只要你们家里寄来的刊物是合法出版的，都允许送进来。”
我看到徐老师苍白如纸的脸上泛出一点红晕，他笑了，我含着热泪抱紧了他，快活地喊：“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徐老师推开了我，说：“快下命令，敲墙，通知大家，复食！”
怎么敲呀？我忘了怎么打信号了。“
“先敲两记，停顿一会儿，再敲两记。……我，我敲不动。你敲！”徐老师无力的但却十分兴奋的说。于是我接受了这个光荣的使命，便着力的在左边的墙上猛敲起来，敲了一阵又去敲右边的墙。也许是那个最后的芝麻饼还在起作用，我敲墙敲得格外得劲，好比是擂响报捷的战鼓，好比是传送生命战胜死亡的信号，这时，我一下子成了掌握着整个政治犯命运的总指挥，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赏到了胜利的欢乐，赏到了革命斗争的甜头！
两年以后，抗日战争爆发了，国民党在全国人民逼迫下，把我们释放了。徐玉书同志在我入狱头一天讲的预言，倒被他说中了，无论是判了十年、八年、无期徒刑的，差不多在两三天之内全获得了自由。
所有从这黑牢里出来的人，大都奔向了西北的革命中心——延安，有一部份则到了苏北，成了抗日根据地的第一批开拓者。
第二部
（一）
一九四二年的九月底，我在山东根据地的渤海区工作，传言日本鬼和汉奸部队已经集结在胶济线的青州一带，我们军分区的直属机关为了准备反扫荡，精简非战斗人员，就把我跟另外几个同志编成一个组。这个组里有一位年纪较大的张传河同志；一位女同志刚从济南来，名叫王蕾，她经过千辛万苦，打听到中学时期相好的爱人参加了八路军，她就想方设法跑到渤海解放区来寻她的爱人，爱人总算给她找到了，还没有来得及好好叙谈，听说马上要打仗了，这位女同志就不得不编入精简疏散人员的行列，转移到后方去。我记得还有一位名叫洪灵，是个安徽人，大学生；另外有几位也都是老弱残兵，总数有九个人。
我们的组长就是张传河，他是渤海区惠民县人，年轻时当过几年小学教师，戴了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就凭这一点，他就只能编入老弱残兵小组里。张传河好容易把这八名来自不同岗位，事先并不相识的人凑齐在一起，下达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各人随身携带的东西不能超过五市斤。第二道命令是，给每人发一条干粮袋，要我们把面饼、饽饽装到干粮袋里去。有经验的老同志还关照：不要忘了带一小包咸盐在身。
刚从敌占大城市来的女学生，初到抗日根据地里来，感到一切都是新鲜的，听说要跟日本鬼子打仗，她感到兴奋，又好奇，又害怕。吩咐她做的事情她都执行得很周到。唯有让她减少携带的东西这一条，她感到别扭。她从济南来，准备送给爱人的东西，少说就有二十来斤，（本来要一件件当面交给她爱人的，谁知那个男同志急于归队迎战，说这些东西他一样也不好拿，结果还是留在王蕾身边。）这里面一星星、一滴滴全是爱情和关怀的结晶呀，把它精简掉她如何舍得呢？不过，最后，她还是忍痛的把两双男式皮鞋，热水袋，搪瓷脸盆等等丢给房东大娘了。
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说是日本鬼子六、七千人已经过了小清河，就要对渤海区进行大扫荡了。当天夜里，我们饱饱的吃了一顿饭，便要跟直属机关的后勤部一同行军，大概是往广北（广饶县的北部）方面转移。我们九个人组成的小分队在张传河的率领下，整装待发，张传河一副严肃的紧张的脸孔，摸一摸每个人绕在脖子上的干粮袋，说起干粮袋，其实是干粮带，是一条双层的布带子，塞进干粮就像一条小白龙似的。他又检查每个人背包的重量！这个工作他做得比较马虎，只是用眼睛目测了一下，由于他的深度近视，王蕾身上带的东西大大的超重了，他也没看得出来。
一声哨子响，大队出发了。我们也不问跑到那里，也不关心敌人打到什么地方，只知道跟定了大队人马行军就是了。
跟着大队走了两天路，目的是躲开日寇进攻的锋芒，我们已经在这渤海湾的太平原上兜了好几个圈子，总以为敌人应该撤回济南了。谁知第三天来了更严重的消息，说是日本军队已经分两路从寿光县出发，想一举袭击渤海军区的指挥机关。上面传下紧急命令，要求后勤单位立即化整为零，缩小目标，各小组机动灵活的独立作战，分散到利津洼一带隐蔽安置。
当我们一离开大队，九个人单独形成一支队伍，在广漠无边的野地理走着，马上产生了一种孤独的空虚的感觉，好像孩子离开了娘那样的心情。
张传河对我们说：“上级让我们到利津洼去隐蔽。那里确是个好地方，日本鬼子从来不曾到过那里。现在我们就往那里去吧！”
我们幸巧有一位熟悉本地情况的带队人，在我们被大队刷下来以后，只有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张传河身上了。
我们这个小分队一直朝北走去，越往前走，村落越是稀少，而且每个村落只有四、五家人家。走累了，好容易找到一个村落坐下来歇歇气，喝口水，啃点干粮，但是这里没有甜水井，有一个很浅的井，井水是带涩味的苦水。我们问老乡，你们平时喝什么水呢？老乡说：我们十天八天到二十里外去挑一担甜水。要是碰得雨季，我们拿缸、盆、碗、瓢接天老爷下的水。
我们只好抿着干瘪的嘴，硬撑着不喝一口水。我们又问老乡这儿离利津洼还有多远？老乡用手指指正北，说：“那是个穷地方，我一趟都没去过。这儿往东北，还得走两天的路吧。”
我们九个人没精打釆的一个劲儿的往东偏北方向走。渤海湾这个大平原真是个鬼地方，不长树木，满地泛白，连一只乌鸦和麻雀也看不到。严格说来，这里“道路”也没有，因为这里的土地全是荒芜的，听说古时候黄河就从这里流入大海，现在改了道，留下这么一片荒芜的坚实的土地，你爱怎么走就怎么走，土地好像经过大碾子压过一番，显得很平很硬，只是偶然稀稀拉拉长出几棵红颜色的草。我们的足球队、篮球队、排球队，随你开辟多大有多大！
我们就在这广漠无际的平原上走着走着，王蕾经过痛苦的斗争，感到她背着的东西越来越沉重，最后下决心不得不抛弃了。小队停止了前进，看她打开身后的大包小包，发现她所携带的“装备”完全不适合战时，尤其不适合长途行军，比如，地还带着一个煮咖啡的壶；足有两斤重的一面圆的大镜子；四种不同的刷子：刷皮鞋的，刷衣裳的，洗衣裳的，刷头油的；她带的化装品已经精简到最低限度，但还有四、五种，足有一斤重；另外一些东西，似乎是她准备作为结婚用的摆设品：其中有成对的珐琅质的烟灰缸；成对的肥皂盒子，好几对刺锈的枕头套，一件肥大的睡衣……这种种一切都看出了她对根据地的这位未婚夫是何等的体贴入微，何等的忠贞，这一切似乎构成了她生命的一部分，她之所以不肯舍弃它，正因为这一切都凝结着她的心血，她对幸福和爱情的向往。
如今，王蕾涨红着脸，心疼地又有点羞涩地要把这一切可爱的“嫁妆”抛掷在荒无人烟的荒原上。她为什么要害羞呢？我看得出她作为一个新兵，初次入伍就没按命令办事，如今把违犯规章的实物陈列出来，在张传河面前她觉得惭愧；其次，把这些五光十色的东西公开展览出来，对一个尽量想隐藏自己爱情的秘密的少女来说，总有点不好意思。如果我是个力能扛鼎的彪形大汉，我真想替她背起这些东西走，我也舍不得丢下这些东西！
王蕾已经把这些东西背在身上走了两三百里地了，这些东西几乎把她压弯了腰，严峻的战争环境，漫长的无尽头的道路使她下了最后的决心，把这些东西无情地扔下。这时，她想：只要把爱人找着了，这些东西有没有也不要紧。
处理完这些东西，王蕾变得轻松了许多，张传河赞扬她：这是难得的革命行动，是跟旧的生活，小资产阶级的爱好决裂的表现。称赞完了以后，又批评了她：“既然你背不了这些东西，为什么你不早点把它留在一个老百姓家里，送给老乡也好嘛！”
王蕾又脸红厂一阵，说：“那个时候，我还下不了这个决心。等到我实在背不动了，可已经到了这么个鬼地方，走十里二十里也碰不到一个村子。”
我们这个小分队又往北走，走出去没有多远，张传河同志回过头来看看，他看到那面大的圆镜子在旷野理反射出耀眼的光。他忽然叫大家站住，自己一个人奔回去，用一些一泥土和茅草把那面镜子小心地掩埋起来。然后气喘吁吁的跑回来，说：“差一点我们犯了一个大错误，这面镜子有这么强的反光，如果日本的飞机来看到，岂不是一个很好的目标！”
王蕾还辩解着：“本来我的意思，是为了吸引过路的老百姓，好让老百姓把这些东西扔回家去，也比扔在野地里好。”
洪灵插话道：“张队长的小心没有道理。这里是荒僻所在，如果真有日本飞机来，看到了这个反光镜，飞机上的人起了疑惑，围着它兜几个圈子，或是扔下几个炸弹，打一梭子机枪，也跟日本鬼子开个玩笑，至少他得损失点汽油和弹药呢！”
张传河反驳他的意见：“如果伤了我们的人畜呢？”
“我们早就跑得远远的了。”洪灵说。我很称赞他的这个设想，我们真愁着没有办法对付曰寇，如今有这么一个办法，能够逗着日本鬼子好玩，这多有趣呀，真不愧是个大学生，动出这么个脑筋来！
张传河跟王蕾等等都回头朝那个地方了望，不约而同的又朝晴朗的天空看了看。张传河这才想过来了，说：“可也是。他要扔炸弹，扔在这盐碱地上只不过添几个坑坑洼洼；等到他真要去炸我们的部队，炸弹也就少了好几个，这对反扫荡也是不小的贡献咧！”我就自告奋勇的往回跑，跑到那个掩埋了圆镜子的地方，让它朝天摆着，乘机我在镜子里看了看自己的消瘦的带点顽皮的面容。
当我们走得很远很远，回头看看还能看到那面镜子的反光。我甚至巴望这时日本飞机刚好飞到那里的上空，看到日本鬼子在上当受骗，我们准会高兴得跳起来。
（二）
王蕾没想刮她丢下的那面镜子派了这么大的用场，她再也不用为丢下的那堆东西，感到伤心，不，她甚至还有点得意。特别是，她身上的包袱陡然减去了十来斤重，真显示出“轻装上阵”的姿势。
我们这个小分队又在没有道路的盐碱地上行走，走着走着，看到前面仿佛有一个富丽堂皇的庄院，甚至还可以认出教堂的高高的屋顶。洪灵说：“谁会把教堂造在这个老鼠也不到的地方呢？”我说：“那里一定有甜水井，到那里头一个任务是喝水。”
当我们加快速度走近它时，见鬼，刚刚出现在我们跟前的漂亮的大庄院忽然不见丫。张传河摘下眼镜，没看到，戴上眼镜看，还是没有看到。他怀疑自己一定是近视眼的缘故。但他做了几次试验以后，他宁恍然大悟，说：“我们刚刚看到的，恐怕是海市蜃楼。”
洪灵说：“海市蜃楼是海面上出现的虚假的幻影。我们这里可不是海哇！”
“你不知道，在一望无边的大草原上，有时也会出现海市蜃楼咧。”张传河说。
证实了刚才看到的大庄院原来是虚幻的“海市蜃楼”，九个人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就没有劲再往前走了，连移动一步也感到艰难。大家绝望地坐在自己的背包上，东倒西歪，没精打釆的不作声。夜幕渐渐的变成灰暗色，秋天的风已经凉飕飕的了，周围的大地由于光秃秃的一点没有生气，但能够看到一股一股白烟从地平上袅袅升起，好像是土地在燃烧冒出来的烟。
老薛疑惑地问张队长：“究竟我们往哪儿跑呢？”
张传河回答：“我们没有打仗的任务，在反扫荡中保存我们自己，平平安安的，就算完成了任务。”
洪灵说：“我认为，这里几百里地没有村庄，没有人烟，我们脱离了人民，连喝口水也没办法。我们应该跟农民一起反扫荡。”
老张说：“上级不是指示我们疏散到利津洼一带去吗？我们还是直奔利津洼。”
我说：“既然那里是分散隐蔽部队的好地方，我们走了好几天，为什么一路上没有碰到别的兄弟部队呢？”我这个问题提得很有力，很突兀，大伙沉默了一会儿，洪灵接着说：“我主张停止往北行进。我提议，我们应该设法回到老根据地去。”
老薛问张传河：“你知道利津洼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那是一原始森林，方圆足足有几十里路，那里面有鲁中、鲁南逃难来的老百姓，那是可以依靠的群众基础。”老张说。停顿了一会儿，他又补充道：“我是听说，我自己没有去过那地方。”
老薛说：“如今已弄得人困马乏，往后的行动怎么样？应该好好谋划谋划。我们这个队伍不比年轻力壮的野战部队，经不住拖哇！”
张传河痛苦的咬咬牙关，然后说：“党既然把你们八个人交托给找，我就要对你们负责。这样吧，天不早了，今晚上先找个落脚点休息下来，等打听清楚，明天再作决定。”
茫茫大地已经黑得伸手见不到五指，到哪里去寻找落脚点呀？好几个人开始从干粮袋里摸出饼子来吃，可是，饼子里的水份全蒸发了，硬得像块石头，由于嘴巴干得冒火，真能咬得动，也咽不下去。
“喏，你们看，那里有灯火！”谁先发现远远的地方有一点灯火在闪烁，大家都朝着他指的目标看去，果然看见很远的地方有黄豆似的灯光。
我估计从这里走到那着火光的地方，是朝北偏西，总有十里至十五里略。因为在平原上，视野特别开阔，眼睛能看到的东西，看起来不远，走走可得老半天。但是我没有把这个估量说出来，怕影响别人的情绪。
被这一点点灯光听吸引，九个人都重新振作精神朝着那方向走去。那颗黄豆大的火光呀，在那里有我要喝的水，有我要吃的热气腾腾的饭，有可以躺下的床，有我们所迫切期望的一切。
这个有着火光的地方终于走到了。房主人刚刚把芦柴门打开，我们的人一个个都累得坐在地上，精疲力竭。从房主人的口音里，证实了张传河白天讲的：这里有许多人是鲁中南逃荒来的难民，是不错的。不过这个居民点其实只有两、三户人家，而且是兄弟二人。他们在鲁南山区上无片瓦，下无寸地，那里的所有的土地都是有主的，而且大部份归地主所有。他们兄弟二人吃够了地主的苦头，决心要找一块没行地主的土地。踏遍天下，终于在这儿找到了没有主的土地。这里是荒无人烟，土地板结，只会生出白粉的盐碱地。凭着他们兄弟俩的身强力壮和死心塌地，他们十多年中开辟了一块可以种庄稼的绿洲。
他们用荆条造了四大间房子，房子顶上爬满了丝瓜和扁豆的扁豆的藤蔓。房主人养了十多只鸡，还有一只黄狗。
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人来访问过他们的住宅，如今，一下子来了这么些人，赶了好几百里路，深夜造访他们的家，房主人简直表现出受宠若惊的神情。那只老黄狗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大场面，它用鼻子闻闻这个人的鞋，闻闻那个人的背包，不时地摇晃着尾巴表现出特别亲热的样子。
房东的妻子替我们烧热水，蒸干粮，并且还烧了一锅地瓜（山芋），这里的甜水同样金贵，要到十多里地以外去担。听房东说，那里的甜水不是井水，而是一处低洼的泥塘，不知从哪儿流来的一点点的甜水，汇聚到那泥塘里，一昼夜之间可以汲取一瓦罐甜水。老张说，既然喝水这么困难，明天我们就到那里担两桶回来。房主人说：“不用你们去了。你们真要去，也担不回来。大概要等三、四天功夫，才能舀出两桶水。”经他这么一说，八路军的优良作风，住到家，就得把那家的水缸挑满，没法实行了。白喝了老乡千辛万苦积攒来的水，感到过意不去。我们吃了他的地瓜，老张拿出两张一块的“北海票”来，房东坚决不收钱。不过他看到“北海票”感到很新鲜，他说：“我们有好多年不使换钞票了。”老张一定要给他钞票，他不好意思的只拿了一张，摩娑了好半天，说：“现在外头不用中央票啦？”老张微笑着，解释说：“现在山东根据地全用的‘北海票’这是共产党通行的钞票，只有它才能买到东西，中央票不顶事了。”
那老乡很希奇的把“北海票”看了又看，说：“共产党还有自己的钞票哇？我留下它，不是为买东西。这是你们留给我的一份厚礼。”
老张向他打听“利津洼”在什么地点，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八路军别的队伍到过这里？老乡说：“这一大片平原就是利津洼，你讲的大森林就在我们北边十多里路的地方。八路军到我这个地方，今日还是头一遭咧！”
老张问：“日本人到过那大森林里边吗？”
老乡摇摇头，说：“那是大梢林，日本人从没去过。他真要进去了，倒好罗，进去了一定有去无回。”
第二天天亮，我们立在高处朝北望，果然看到一片灰绿色的密密麻麻的丛林。经过大家讨论，认为我们还是到那大森林里隐蔽较为安全。我们要是住在只有三、五家人家的村落里，万一日本军队扫荡到这里，九个人不好打埋伏，如果在这没有树木没有山岭的平原行军，敌人追过来更不好脱身。于是我们九个人的队伍离别了好心的房东兄弟俩，就朝北走去。那只老黄狗紧紧的跟着我们走了好长一段路，好容易才把它撵了回去。
（三）
看厌了光秃秃的大地，走尽了泛着白色的板结的平原，一日来到郁郁葱葱的大树林的边缘，自有一种别开生面仿佛登上另一个星球的新鲜的感觉。连这里的空气都不一样，一种诱人的芳香搅和着轻微的霉味儿有点像烧酒的味道。
当我们走进这一片树林，我们才开始懂得，刚才那位鲁南来的老乡讲的大梢林是怎么同事？而老张一直称呼它是“大森林”却犯下了极大的错误。
这一片无边无缘的树林，远看像是森林，其实这里一棵树也没有。这里生长着一种荆峰的灌木，几乎都是一丈多高，两个大拇指那么粗的荆条，所以那位房东老乡叫它“大梢林”。这里是几百年来黄河改道后的淤积土，长出这么一大片荆条当然是大自然的力量，可是，来到这里使人不能不向这片大梢林发出一个疑问：为什么只长一种植物，为什么长得这么齐楚？
老张看到了这一片丛莽，不禁赞叹着说：“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啊，这那里配称得上是大森林！——这大梢林可是密密麻麻的，是最好的隐蔽所在。”
我们开始走入大梢林，沿着一条被砍伐过荆条的小路往里走。王蕾穿着一双橡胶鞋，踏着由一层层落叶铺垫的松软的泥土，得意地唱起：“……在这密密的树林理，到处都有同志们的宿营地。”
老张觉得总算把我们带进这么一个绝妙的安全世界，他才松了一口气，对大伙说：“兴许我们在这个梢林里会遇到后勤部的同志们。”
我们正是被张传河讲的这个诱人的前景所鼓舞，一个劲的往梢林的深处挺进，太阳的强光照不到我们身上，密密的枝叶盖没了天空，感到清凉和舒适。我们始终没碰到一个八路军的同志，只看到两只野兔从我们面前飞奔，一霎时就消失在密林中。
走得肚子饿了，大伙儿坐下来吃点心。洪灵一面啃着邦邦硬的馒头，一面又向张传河提出了意见：“我们又不是考察队，干吗还要往里头走呢？日本鬼子还能闯进这儿来吗？”
洪灵讲的话有道理，张传河可不以为然，他说：“我们宁愿往里头走得远一点好。你们要知道，日本鬼子蛮鬼的。”
我说：“我们离开了直属队，什么消息也不晓得，也不知道日本兵如今开到哪里了？我们只知道一个劲地朝东北走，如今走到这么个大梢林里，简直是走进厂死胡同。是不是到此停下来，然后派人出去联络，跟我们自己的部队联系上，再确定下一步的行动。”
张队长说：“我的责任是保证你们八个人的安全。派一个人出去联络，要是这位同志失散了，出了问题，怎么办？你们都是文化人，不懂得打仗，缺乏敌情观念。我们的每一个行动，都是想到敌人，而我们的敌人是又狡猾，又野蛮呢！”
这么一讲，我跟洪灵再也不作声了。王蕾可插上话来：“我们是来打鬼子的，不是来躲鬼子的。早知道如此，我真乐意开到前方去。”
她说得那么认真，那么热情，我本来想笑，却笑不出来。
张传河这个同志还是民主的，他最后决定：“我们就在这丛林的边缘，先找个地方安营扎寨，万一发现敌情，然后藏到丛林深处去。过两天以后，我跟老王两个出发找寻部队去。”
吃罢点心，九个人就往回跑，跑着跑着竟辩不清是不是刚才走过来的路了。张传河很有把握地说：“不错，刚才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嘛。”于是让老张走在头里，我们八个人紧跟着他穿过丛林小路。按照上午走过的路程距离，按理我们应该早就走出丛林边缘厂，可是，由于我们太相信了张队长，没估计到他是深度近视的人，前后左右都是一样粗一般高的荆条，眼力好的人都很难区别出哪是来向的路。老张带路大概是把我们带向相反的方向，越走越跑到大梢林的深处了。在这关键时刻，偏偏在关键问题上，犯了一个方向性的错误。
越往里走，发现荆条之间的间隔更密集，一个人的身子都没法揍挤过去。这表明人类还没有走过这个地方。我们只得停下来，好好的静下心来窥测一下方向。但是可以判断方向的依据一点也没有，抬头看天，被浓密的枝叶覆盖住天空，既看不见太阳，也看不到月亮，星星更不用提了。凭着光亮和黑暗，我们只能分辨白天和黑夜。我们揣摩了半天，还是不能认定东南西北！肯定，我们是迷了路了。老薛说：“听人说，可以从树枝的那一面特别茂盛来断定是东方。”我们考察荆条的那一面是不是特别茂盛，天呀，这个鬼东西末梢的枝叉都一律向上长的，看不出偏往哪个方向。老薛给我们最后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
九个人无望地瘫软地坐了下来，加之天色黑下来了。各种秋虫的啾啾声更加增长丁悲愁和绝望。张传河勉强的给大家打气，说：“越是走投无路，越是要有信心。难道九个布尔什维克会被荆条林困住了？不会的。大家拿出干粮来，先塞饱了肚子，美美的睡它一觉，等明天打开一条出路：永远离开这个鬼地方！”
洪灵一肚皮闷气，想朝队长身上发泄，说：“我老早就看出，我们不该……”
张队长爽朗的笑笑，接过话头，说：“我这个带队的带错了路，我承认，这是我的自以为是。洪灵同志最早的提议是对的……”
张传河这么一说，洪灵倒不好意思说下去了。
我啃着手里的已经成了碎屑的馒头，由于没有水喝，吞下一口馒头好比吞的是沙粒那样。
我摸到了装在牙粉袋里的盐粒，我含了一粒，又含第二粒，嘴里才觉得滋润了些，于是我又吞吃干巴巴的玉米面做的饼子。肚子里充实了些，人的精神也增添了许多，我有了闲情逸致跟王蕾开玩笑了：“王蕾，你没想到，头一下参加革命要吃这么大的苦头吧！”
“我有过这样的准备，我曾设想我要跟我的爱人并肩作战，一齐向东洋鬼子开火。可是怎样也没想到会跑到这个倒霉地方来做没头苍蝇！”
“你想你的那一口子吗？”
“去，什么那一口子，我们已经见过面了，我看到他活着，就放心了。我才不想他哩！”王蕾撒娇似的说。
老张插话说：“你一走进根据地，就遇上这一场严酷的考验，我看你还是个好样的，可以正式参加我们的队伍了。”
王蕾问道：“今天晚上，怎么睡觉呀？”
老张下命令道：“各人打开铺盖，各人找地方休息。你是女同志，按照孔老夫子的规定，你离开我们远一点，找个平整地方好罗！”
半小时之内，各人都安排好自己的住处，有几位同志已经钻进毯子里打呼噜了。忽然从远处传来了狼噑声，吓得王蕾慌忙把她的被头拉到男同志这边，一面气急败坏地说：“有狼，我一个人怕！”张队长放低嗓子说：“那么，你就睡在这里来。”一分钟以后，张队长又从被窝里坐起来，对我说：“我看，为了预防狼的袭击，我们有放哨的必要。”
我说：“为了保障我们小分队的安全，有这个必要。我不困，我第一个来站岗。”
王蕾抢着说：“今晚我索性不睡了。要睡，我又怕狼，睡不稳当。还是让我来放哨，我一看到有野兽走近来，我就叫醒你们。”
张传河一面掏出烟末子做卷烟，一面说：“让我带个头，上半夜值班归我。我困了，就叫醒你来顶我的班。”
这时王蕾从她打得很结实的背包里取出一个亮闪闪的电筒来，交给队长，说：“我还带著有一个手电筒，对付狼倒是件好武器。说罢，就让电简放射出强烈的光来，她把手电交给了张队长。
张队长带点惊喜的语气说：“你怎么想着，带这么个东西？这可是派大用场咧，狼一见这样的强光，它就不敢近前了。”
王蕾沉入对家庭的思念里，她说：这是爸爸在我动身前夜替我买的。我妈妈不知道我要到这里来，她知道了是坚决不肯让我走的。不过我爸爸倒支持我，他知道小周——就是我中学里要好的同学，到了共产党的根据地，我爸爸说，你还是到那边去吧，我年纪大了，要抗日也走不动路，你们年轻人，应该去，你去找小周。是我爸爸背着妈妈给我买这买那，他想得多么周到呀，连手电筒他也想着了。他就是不该给我买那个咖啡壶，他以为在农村照样好煮咖啡喝。“
“你爸爸是干什么的？”
“大学教授。我母亲也是教员，教音乐的。”
“你有一个好爸爸，他是坚决的爱国主义者。”老张说。
“我妈妈也不错，我很想她，我想象，我爸爸把我放跑以后，他会用说谎的办法哄骗妈妈咧！可怜的妈妈！”王蕾说到这里，声音有点喑哑了。张传河赶紧安慰她：“你奔波了一天，够累了，不要想家，先睡吧。我会叫你起来顶班的。”他像做父亲的口吻说：“有我在，有手电在，狼近不了我们的身，你放心睡好了。”
我说：“老张，你还是先叫醒我，我来顶你的班。”
“好，你们统统睡下去。这地上松软得像铺了褥子一样，你们一躺下就会睡熟的。”
我可没有睡着，夜晚的风吹拂荆条林发出下大雨似的声响，一种困在丛林里走投无路的悲伤咬痛我的心，使我没法安睡；而在我不到十步远的地方，躺着一个多么天真有趣的姑娘，又引起许多联想，想到我的小家庭，想我的爱人，想起我从家里第一次出走的往事，我离开家也是瞒着妈妈，悄悄的走的。
我猛的看到手电筒的亮光，我睁开了眼睛；我很快就了解到，这是张队长打亮手电检阅他的全部人马，当他用手电的光照射到王蕾的身上，我顺着那光柱看去，王蕾安静地睡了，好像她从没经历过白天的奔波和到根据地来的忧患似的。头发蓬乱的沾着地坪的枯枝败叶，她的脸显得很美，很恬静，像一个摇篮里的小姑娘，一下子进入了梦乡，闭紧的嘴唇，使嘴角边出现两个小的酒窝。我跟她相处这么多天，还没有好好的看过她。凭借这个手电筒的强光，我第一次发现她原来是很美很可爱的姑娘。
密林里的夜是漆黑的，而且是很恐怖的，不仅是听到狼噑声，使人毛骨悚然，由于这里面非常的宁静，耳朶的听觉特别灵敏，能够听到一二尺距离之内悉悉索索的声响，这声响是什么呢？好像有蛇在爬行，又仿佛黑影中有一个人悄悄的向我走来。再加之荆条上面被风摇曳的摩娑声，有时真感到有千军万马在我的上面厮杀。……不管怎样，由于全身的疲乏，大恼活动的疲乏，最后还是瞌睡过去了。只留下一个老张清醒的，勉强撑开了眼皮窥视着黑夜。正像一群雁停留在沙滩上过夜，它们懂得派出几只雁在旁边守卫着、警戒着，古书上称这种雁叫做雁奴。而老张就是保卫着雁群的雁奴。
（四）
总算度过了这个恐怖而又黑暗的夜。第二天第一个醒来的便看到张传河始终睁大着眼睛，手里揑了个手电！他一个人坚持放哨放到天明，并没有叫醒任何人来顶班。
最后，王蕾也醒来了，当她看见她跟男同志挨得这么近，微微露出了羞涩。她醒过来的头一句话便是：“今天我们怎么办？”
老张笑笑说：“你爸爸要是给你买一个指北针，那就好了。”
这时候的天色还是灰暗的，天外给我们的亮光还是蒙眬的，吝啬的，由于我们九个人中一个手表都没有，所以连钟点也不知道。老薛说：“如今大概是早上五点多钟。等一会儿太阳就要升起，我们大家都来留神观察，看那一个方向的白光来得早些，强些。——我在昨天夜里就想好了这么一个办法，可以把我们营救出去。”老薛名叫薛正青，三十多岁，是个成衣匠，他平时不大讲话，他要是讲出一句半句，却显示出突出的智能和丰富的知识，我想，如果他不干成衣匠的话，他可以成为一个科学家也说不定。
我们被老薛的提议所鼓舞，每个人都用焦躁的心情等待东方出太阳的时刻。
非常遗憾的是：等了许久许久，天然的光亮已经很亮，可以从荆条林的上空看到偶尔透露出的一点点空隙，也判断不出究竟是从哪一个方向开始先亮起来的。
老薛皱着眉头说：“见了鬼！难道今天恰恰是个阴天？”
张传河下达着命令：“大家先把肚皮塞饱，然后再研究办法。”
另外一位名叫朱刚，三十岁左右，做过小学教师，他说：“我们叫做大路不走走死路，活得不耐烦，要到这里头寻死来了。”这个同志把他空空如也的干粮袋扔在脚底下，嘴巴翘得高高地说：“我的干粮也光了。”这话明明是针对张传河的，不过老张听了脸红了一阵，没有回话。
老张这时才注意到，九个人已有好几个人没有干粮了。只有四个人（我，老张，洪灵，王蕾）的干粮袋还装着够吃一两顿的粮食。
老张的脸一沉，马上又显示出乐观和很有信心的样子，说：“没有干粮的，大家先匀着吃，让我们来实行共产主义的再分配吧，在政治上，我还是个领导，我有权下达这么个命令：从现在起，谁也不许抱怨发牢骚。越是艰难险阻，越要团结、和睦，我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等我胜利突围以后，到那时开大会批判我好了！”
我对张传河，过去也不熟悉，自从当了我们这个小队长以后，开头我还认为他是个固执的刚愎自用的家伙，我们落入这么一个无望的境地，他要负很大的责任。可是从昨天晚上他一个人顶班直到天亮，以及如今他做的刚毅有力的决定，使我暗暗的敬佩他，老张同志是个难得的好领导！
干粮的短缺对我们这个小分队造成了更大的威胁，必须争取在最短时间里走出丛莽去。这一顿早饭把我们四个人的干粮袋全分光，还没有吃饱，最后连干粮袋也被兜底翻过来，将里面的碎屑吃光为止。
另一个威胁也是严重的，我们在梢林里头弄不到一点水喝。肚皮饿还可以支撑一个时期，捞不到水喝更叫人难耐。我回忆当年在国民党牢狱里绝食的那个情景，我们足足坚持了五天，主要因为我们有水喝，而且还打了“埋伏”。
这一顿早餐我没吃饱，倒不是由于干粮不足，而是为的没有水灌下去，干乎乎的，到了嘴里，休想吞得下去。我赏试着拌几粒盐，在嘴里也许好些，昨天我就是这么吃的。不知什么缘故，这一回放进盐粒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它使嘴里全部干粮一下子变得很苦很苦，仿佛放进嘴里的不是咸盐，而是明矾。我只得把它全部吐出来。
起初有人出主意，从我们中间分出四个人来，分头向四个方向走去，总有一个会找到出去的路。谁先找到出路，谁就缘着原来走的路走回来，把留下来的同志一同带出去。
可是，这条好主意被否决厂，老张是个很精细的人，他认为三这个办法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在实际上是很危险的。当一个人往外走时，另外三个没有寻到出路的，要他缘着原来的路摸回我们这个地方，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梢林里并没有路，四面八方都是一个样，谁也没法识别这一带你是不是走过。人成为集体的人，他是可以克服任何困难的，当一个人成为孤独的无依无靠的时候，他就变得软弱无能，甚至精神上出会垮下来。
老薛又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不要同时派几路人马出去。我建议先派两路，一共四个人。其它人就坐在这里待命。你们出发的人在经过的地方给荆条林上做个记号，为的回来的时候不致迷了路。”大家都说这个办法好。往后又研究怎样给荆条做记号，经过集体的研究，认为最简便又醒目的记号是把荆条的丫枝折断一根，让它倒垂下来。
张传河又是自告奋勇要出发，因为他昨天一晚上没睡，大家不同意让他去。最后，我跟老薛两人作为一路起身了；另外一路是走的相反方向，由洪灵跟另外一位同志探路。
我跟老薛向梢林深处探路，每走过几步路就把一根荆条的分枝用力折断，作为记号。由于荆条的间距相当密，使我们想走快也不行。在一个钟头之内走了多远也无法统计，我们两个肩负着“开路先锋”的重任，总想第一个能够走到空旷的世界里去，但是，直到我们两个已经走得精疲力尽，我的一双鞋，鞋底和鞋帮也分开了。——在梢林里走路，特别容易伤鞋子。我们只好停下来休息。
我们立刻感到了饥饿，尤其想喝水。而嘴唇上开始长泡，嘴角也裂开了。老薛帮我把脱了线的鞋底设法缚到鞋帮一块。他做过成衣匠，但他没做过鞋匠，琢磨了半天，没有法子，主要是没有缚它的线和绳子，又没有工具。老薛真不愧是科学家，他眨巴几下眼睛，鬼点子出来了。他随手折断一根荆条，从末梢处把荆条的外皮扯到荆条的根部。很方便的就制造出两根又长又结实的带子，我总算有了一双结实的鞋子。
老薛大概也饿坏了，但他一字不提。他对我说：“我们是不是朝前走啊？肚子里没有食，走得远了，可没有力气走回去了。你说对吗？”
老实说，如今要我摸索赶回张队长的地方，已经感到吃力。我十分遗憾地说：“如果我们现在就往回跑，……没有完成任务呀！”
“也许洪灵他们走的方向是对的。”老薛一边说，一边搀扶我起来。我们决定回队部的营地去。
一面寻找折断了荆条的标志，一面往回走。不知为什么，我们出发的时侯雄赳赳的，走也走得很快；而如今往回走时，两个人全像病号似的，仿佛是斗败的公鸡，简直懒得移动脚步。我们究竟走了多久才寻到了老张、王蕾所呆的地方呢？没有钟表，只是意识到，我们大概走了很长的时间才找回来了。
“没有找到出路吗？”老张焦急地问。
老薛颓然地说：“没有。”
王蕾靠近我，很关切的说：“我看你的脸色不对嘛。”
我说：“我知道，这是饿的！洪灵他们还没回来吗？”
“没有。但愿他们能找到通向外面的路。”她看到了那双鞋帮鞋底已脱离关系的鞋，说：“可惜没有针线，我倒想给你缝一缝。”
我说：“就这么凑合，还可以穿一阵呢。”
我无力地躺下了，我回想当年在牢监里绝食的经验，头一两天的饥饿滋味比今天好得多。计算一下，今日还只是第一天没吃东西，为什么饿得心里发慌，空虚感已经蔓延到脊梁后头去了。我想，这是由于我的奔走劳碌，能量消耗大；其次是没有水喝；第三是昨天和前天，都没有好生装饱过肚皮，肚子里的底子薄……
好容易等到洪灵他们同来，天色已经昏暗厂。他们这一路也没有走出大梢林，只是发现了梢林中有一块一亩多的空地，那里好像住过人的，不过四面的荆条还是长得密密麻麻，不能判定往外走的路在哪里。他们本打算再往前探险，看看天色黑下来，作为标志的折断了的荆条怕辨认不出，只好忙不迭地赶回来了。
张传河慰勉他们，说：“今天没有找着，也不要紧，明天就会找着的。只要大家又能团聚在一起，这就是胜利。”
第二个黑夜又临近了。老张布置了两个同志在晚上值班放哨，并且用一种自我解嘲的口吻说：“我们当前的敌人不是日本鬼子，而是大自然：狼，黑夜和无边的荆条林。”
我补充了一句：“还有饥饿！”
老张苦笑着说：“对，我们还要跟饥饿作斗争！”
他的话还没落音，王蕾摇晃着一只手，手里拿着一件什么东西，她说：
“诸位同志，我还带著有方糖和一包咖啡，我路上没舍得扔掉，现在交给张队长，按照共产主义原则再分配吧！”
这个消息来得这么突然，又来得意外；使整个小队充满着感激和温暖。张传河激动地接过一个硬纸匣，说：“你呀，我还不知道你浑身都是宝咧！”
洪灵说：“咖啡也是很有营养的东西，不一定要煮熟，也一样可以吃。王蕾同志是个有心人，我提议给她记一个一等功！”王蕾羞涩地说：“我才不要什么一等功呢，我就是要出去！”
张队长数了数匣子里装的方糖，然后说：“我提出一个分配方案，不是平均主义的。给方糖的主人双份，给今天出发探路的四位同志双份，他们比我们辛苦。你们同意吗？”
我说：“应该分给王蕾双份，这是没意见的。至于给我们出发探路的双份，我看不需要。因为我们没有完成任务，不处罚就很好了。找提议，应该给明天委派去探路的同志双份方糖，到明天，肚子理没有东西更是支持不了。咖啡先不要分掉，不妨作为储备粮。”
全都拥护我的意见，结果就这么分配了。虽然王蕾说，她没有担任探路的任务，她没有权利多得一份。
我分到了六块方糖，在讨论如何分配的时候，嘴里已经自动的流出口水，我起初决心让方糖在嘴里多含一个时候，谁知那方糖一到嘴里就溶化了，咽下肚以后又责备自己不懂得克制，嘴巴太粗暴。这一个晚上我只吃了五块，决心留下一块到明天吃。饥饿的肚子被这五块方糖反而弄得更饿，但我还是忍着不把最后一块糖吃掉。黑夜，饿得不能使我安然入睡，八年以前在牢监里的挨饿的场面又在脑中复映，不同的地方，就是好几次出现吃咖啡的镜头；当我睁开眼想驱散开这个诱惑人的东西，我才想起，原来在我的下意识里已经深深的印下了张传河同志保管着的咖啡。我并没有想到吃咖啡，是咖啡自己跑到我的脑海中来的。
（五）
第三天的早晨我是怎么醒来的，我已经忘了。不过有两件事给我留下的印像，使我终生难忘：一件是我想拿出最后一块方糖吃掉，竟发现包方糖的纸上全是蚂蚁，我手忙脚乱的赶走蚂蚁，心痛的发现方糖确实被蚂蚁咬掉了不少；我真懊悔不该留下这么一块惹是生非的东西。这时张传河同志发现蚂蚁对他身边的咖啡同样没放过，成群结队的蚂蚁已经有组织的想搬走全部的咖啡。于是张队长赶快把所有的咖啡包成九个小包，分给大家！这就算是这一天的早餐，不，这就算是一天的伙食。我消灭咖啡是完全按照外国人正规的方法，我使用仅有的一块方糖加咖啡，不过不用水煮，只是一同塞进嘴里，让它们在嘴里搅拌和发生化学变化，怎么说呢？那滋味像吃糖拌的黑芝麻酥，又有点像吃绿豆糕。味道美极了。
第二件事叫我终生难忘的是：甜美的早点刚刚用过，天公忽然大不作美，下起小雨来了，这真是“屋漏又逢连夜雨，船破偏遇顶头风”，最不应该发生的事毕竟发生了。我们赶紧把毯子，被窝打成坚实的背包，不让雨打湿我们的行李。王蕾起初弄一件防雨布做的两用衫披在头上。但没有多久，雨越来越大，一件两用衫根本遮不了雨，淋得她活像落汤鸡。这时那位薛正青同志却用欢呼的声音喊着：“注意接天落水呀，渴的问题解决了。”被他这一提醒，每个人把茶缸拿出来平放在地上接雨水。我看到老薛把嘴张得大大的，让荆条叶子上流下的水淌到他的嘴巴里，我也赶快学他的样，用嘴巴去接树叶上的水。我忙碌地咽下接来的水，忘却了自己从头到脚都被雨淋湿，忘记了湿透了的身体给我带来的寒冷，这时贪婪的嘴巴希望下的雨更大一些，更大一些。我除了佩服薛正青不愧是个智多星，我还头一次享受了“久旱逢甘雨”的难得的满足。由于缺水，我的五脏六肺仿佛全萎缩了，像运转着的机器耗光了所有的润滑油似的，一举一动部感到不舒服。如今嘴里咽下了一口水，便使得全身的细胞舒展了，我能感觉出来，这及时雨式的水已经流到我身上的哪一个部位。我看到其它的同志都伸长着脖颈在接天落水，这说明这里所有的同志都像我一样的干渴。
老张决定大家挪个窝，先挪到洪灵他们发现的那片空白地去，据分析，那里既然住过人，从那里走出大梢林不会好远了。
由洪灵带头，我们踹着水渍渍的土地朝前走，天还在下着雨，既然每个人身上全湿透了，对于雨下得大，下得小也就不在乎。不过湿掉的衣裳牵扯着两条腿，使走路要付出更大的气力，而湿了水的背包更是增加了几倍的份量。九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个都成了落汤鹞，从头发上顺流而下的雨水流在脸上也顾不得揩。这时，王蕾的头发全沾着水，披散在肩后，活像刚从河里显身的女神，她还在苦中作乐，哼那一首《游击队之歌》的曲调。洪灵接过来唱：“……在这密密的梢林里，每一个人都变成落汤鹞，在那高高的山岗上，到哪里去找夜饭米？……”唱得大家都哈哈大笑。
老张又拿出领导人的架势说：“做落汤鸡不要紧，可千万不要做被打败了的公鹞！”这话又引得大家笑了。
一路上说说笑笑，总算走到了那片空地。不知不觉间雨停了，我们在这里才看到了一片完整的天空，虽然天空还是阴沉的，黑云在你追我赶的浮动，但心里确有一种豁然开朗，别有洞天的感觉，我们有好多天没看到这样广阔的天了。经过考察，这块空地曾经种过庄稼，当年农民还在这儿烧过柴火煮东西吃，至今还留下发黑的灰烬。
这个人类的遗迹大大鼓舞了我们，就决定在这儿安营扎寨，再派出两支人马分头出去打探出路。老张摸出昨天留下来犒赏新派出的使者的方糖。他大惊失色的说：“糟了，我保存的糖全弄湿了。”老张是个极精细的人竟然粗枝大叶到这个地步，他尤其不能原谅自己的是：已经发现蚂蚁在打他的咖啡的主意，为什么没有联想到保护方糖呢？我们常说的“聪明一世，胡涂一时”，大概就是指这种情形而言。
老张接着又急得跳脚，他发现一袋旱烟叶全都泡湿了。连火柴匣里的每一根火柴也全都报废，这对一个烟瘾很大的“老枪”来说，比打湿了方糖给他的打击更大。只见他用鼻子狠狠地嗅了嗅湿透了的烟叶，仿佛跟烟末子行了个吻别礼，就毅然决然的把一袋烟叶全都扔掉了。
对于被水浸泡过的一匣方糖，老张生怕糖的液汁流掉，就连忙伸出舌头去舔，舔了两下，他似乎马上想起“共产主义分配方式”的话来，便连忙把纸匣子伸到朱刚和洪灵跟前，说：“很甜的。真可惜了，每个人赏赏。”谁也不肯赏那里的甜水。那里面，二十四块方糖的形体确已缩小了许多。
王蕾看到张队长这副狼狈样子，又从一只玻璃瓶里倒出一把东西来，拿给老张，说：“这个我也不要了，你们全拿去。不过这是吃着玩的。”
老张接过手里一看，原来是一把用彩色纸包里的口香糖。他不肯收，要把口香糖放回王蕾的手里，说：“这个，你是送给你的小周的。还是留着它吧！”
“这时候，小周不知道在哪个泥塘里打滚咧。他，他没有福气吃，如今，是救人要紧，是支撑着身体逃出这个鬼地方要紧。有一颗糖就添一份力量。你们吃，你拿去分了它。我一粒也不要！”王蕾说。当她说“小周没有福气吃”的时候，看得出她流露出无限思念之情，她在说“小周不知道在哪个泥塘里打滚咧”的时候，她那会说话的眼睛说的是另外的话：“原来小周在根据地里是这样受苦的，如今我不是跟你一样在泥地里打滚了吗！”
最后，我们还是把王蕾的最后私产分掉了。大家跟她熟了，我们嘴理含着口香糖，一句感谢的话也没有，而是跟她开起玩笑来了：“凭什么我能吃您的口香糖呢？只有小周有这个资格。我真愿意一下子变成小周，享受这一点点的甜蜜。”
洪灵插上话来，说：“我们今天分到两次救命的糖，记功要记在小周头上。没有他在根据地，没有王蕾对他的深情厚意，咱们今天只好饿瘪了肚皮，连咖啡的星星也赏不到哇！”
王蕾又难得出现一次酒窝，带点生气的口吻说：“好啰，奸啰，早晓得你们这样嚼舌头，我这个糖不分给你们吃了，我告诉你们吧，你们这些老面皮的朋友：我过去相信爱情是至高无上的，如今我相信：革命中的友谊同样是至高无上。”
（六）
派出去的两支人马还没有回来，肚皮里的方糖加口香糖早就消化得无影无踪。雨虽住了，荆条林上的水珠经一阵风吹来，还在洒着小的雨滴。
洪灵倚在湿漉漉背包上睡过去了。这三天来像原始人似的生活，他明显的瘦了；加之他穿的衣裳还是湿的，叫人看了不能不感到格外的可怜和难过，我感到心情沉重的是，如果用镜子照照我自己，那形像决不会比他好一些。我再看看老张和老薛，他们都是一样的狼狈样子。老张心里更焦急，但他外表上仍然做得若无其事，还要时时刻刻不忘鼓励士气。
我注意到一只灰色的蚱蜢跳到睡着了的洪灵的头上，蚱蜢在他头上歇脚，并没有弄醒他。我必须马上逮住炸蜢，使蚱蜢不会干扰洪灵的睡眠，这是我的力量可以做到的事，于是我用迅捷的动作一下子把那个蚱蜢逮住了——这时洪灵还是没有醒。
我正要把蚱蜢弄死，老薛说：“你抓住了吗？”
我说：“给我捉到厂。”
“蚱蜢可以吃的，有营养。我们山东有一年闹蝗灾，就把它烧了当饭吃。”
我把捏住的蚱蜢放到老张的手里，说：“要用火烤过的，听说可以吃。可是我们这里全都是湿的，怎么烤呢？”
老张说：“生的也好吃。天无绝人之路啊！”说罢，他把蚱蜢的头掐掉，说：“你看我吃。”他好像吃油爆虾一般，真把活的蚱蜢吃下肚，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给他的示范动作所引诱，主要是饥饿不饶人，我开始有意识的捕捉起草丛里的蚱蜢来。而老薛和别的几个同志，发现有一种新的食物的来源，都一齐动手捕捉起蚱蜢来。洪灵后来也醒过来了，他也参加捕捉，成了捉蚱蜢的积极分子。只有王蕾见到蚱蜢怕，更不敢吃，所以她是个旁观者。
我捕捉炸蜢的成绩不佳，只捉到两只，吃第一只的时候，我简直不敢咀嚼它，几乎是囫囵吞下去的。吃第二只的时候才赏到一点滋味，我能够告诉你们的是：味道当然不如油爆虾，但也并不难吃。洪灵对蚱蜢的评价是：一只蚱蜢的营养价值相当于一块方糖、五块口香糖。
刚下过雨的地面，很难找到蚱蜢，我好久捉不到蚱蜢心还不死，还在草丛里寻觅，无意间发现有好几条绿色的像蚕那样的虫子在荆条杆上爬，它们比快要作茧的蚕宝宝还要长一些，其实是飞蛾或是蝴蝶的幼虫。我捉到了一条，放在手心里给老薛看，老薛说：“我们小时侯，在田野里捉到豆虫，跟这个虫一般大的。我们用豆桔烧把火，把它烤糊了，也好吃的。这个虫不是豆虫，不过是豆虫的兄弟姊妹，我看也可以吃的！天无绝人之路嘛！”话刚说完，他把手里的那条虫子毫不迟疑地扔进了嘴巴里，吃得很香很有滋味。
于是我们又齐心捉起绿色的幼虫来。洪灵也捉到了好几条，不知怎么的，他竟一条也吃不进，他吃蚱蜢时候的胆略一点也没有了，他把捉到的送给了我。我比他强，我是百无禁忌，什么都吃得下。一天之内我赏了两种昆虫的味道，我能够告诉你们的是：绿色的幼虫比蚱蜢好吃，好像是吃生的鸡蛋那种味道。不过吃活的幼虫，不是饿得要命的人，放进嘴里不能不感到腻心。（北方话叫“嗝影”。）
王蕾在一旁嘲笑我们，说：“你们真成了一帮野人了。不要说吃了，让我看着你们把一条一条绿虫子放进喉咙，我都觉得恶心！”
“当你饿得只剩一口气的时候，你也会咽得下去。在农村，饥荒的年月，许多地方的灾民吃观音土，挖老鼠吃，也都是饿得实在没法子，才吃得下去的吧。”我说。
老薛说：“可不是，民国二十一年，我就吃过观音土和榆树皮，捉到蚱蜢那是开荤。”
老张说：“这确实是土生土长的好粮食，吃下嘛，你把它当药吃，而且是要当它补药吃。你就吃得下去了。”
洪灵说：“不错，是上好的补药。”
我逗他，说：“豆虫你怎么吃不下去呢？我认为吃四条豆虫能顶一只鸡蛋咧。”
洪灵说：“我自己也不能解释这一点，豆虫这种虫子，先天的我受不了。就好比回教徒吃猪肉一样。”他的这番理由，使我马上联想到当年在监房里一同绝食的张云卿的谈话来了。
张传河忽然下达了如下的命令：还有四位同志没有回来，我们有责任为他们准备些干粮。于是我们从王蕾那里要来了装口香糖的空瓶子，我们捉到了绿色的幼虫就扔在玻璃瓶里，这就是给他们准备的干粮。
在黑夜到来以前，分派出去探路的两路人马先后回来了，其中有一路大概走出去没多远，就在原地点“鬼推磨”起来，“鬼推磨”就是描述那种走夜路迷了方向，兜了好多圈子，以为走了很远的路，其实仍是在老地方打圈子。这两个同志大概由于饿昏了头，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一直在荆条林里“鬼推磨”，走得精疲力竭。另外两个同志也没有打开生路，为的其中一个同志由于身体过份虚弱，半路里昏倒了，另一位朱刚同志扶着他摸回了营地；当他们一颠一颠走到这块空旷的地坪上，朱刚同志长吁了一口气说：“我们走不出去了！”刚说完，他就突然扑倒在地，我们五六个人一同走到他的跟前，抱住他。发觉他咬紧牙关，眼睛闭着，脸色白里带青；洪灵用耳朵贴近他的胸口，一分钟以后，洪灵说：“这是昏厥，恐怕是疲劳加饥饿引起的。心在跳，跳得慢，不会死。”薛正青脱下刚刚烘干的内衣，这内衣本来也是湿的，是由老薛的体温把它烘干的。他把朱刚的湿内衣脱下来，换上自己的干的内衣，然后又让他躺在自己的手臂弯理！因为地上仍是那么潮湿，没有一处是干燥的地方。这时昏厥过去的朱刚才苏醒过来，无力地说了一句：“我们出得去吗？”
张传河用手撸了撸他的头，说：“不要急，我们会找到出路的。”我听得出他讲这句话是为了安慰朱刚，心里可是一点把握没有，他那颤抖的声音掩饰不了内心的沉重和慌乱。老张一面说，一面把玻璃瓶的盖子打开，抓过一条活鲜的绿色的幼虫，把头掐掉，对朱刚说：“吃点东西吧，一定把你饿坏了。”他把幼虫放进朱刚的嘴里，老张哄着他说：“先赏赏这个吧，长（至此突然中断，要找到原版《收获》[上海出版]1980年1月号，哪位精细的读者有兴趣、又能找到那期《收获》杂志，请通知有关方面更正――羊子的请求。2005年11月5 日于纽约）
朱刚咬了一口，说：“这是哪儿来的？又是王蕾的？”
张传河顺口编出两句谎话来：“这是牛肉干，是王蕾捐献的。”老张是个老实人，连编谎话也编不像。朱刚马上吃出来了，说：“不是牛肉干。”老张准备喂他第二条，朱刚抿着嘴，睁开眼来看，说：“我自己吃。”老张说：“让喂你吧！”一面说，一面又把第二条塞到他的嘴里。
朱刚老早发觉不是牛肉干，但老张还竭力自圆其说，说什么“这是日本出的牛肉干。”弄得王蕾在一旁要笑也不能笑。
全凭这日本出的牛肉干，朱刚才慢慢缓过气来。老薛很得意地说：“日本牛肉干真是一服大补药。”
我也吃了不少牛肉干，所以精神特别好，我说：“日本牛肉干有两大特色：一是就地取材，二是现抓现吃，手续简便。”
于是人家又都在荆条林上捕捉绿色的幼虫，像原始公社的野蛮人似的，在共同劳动之余，也懂得把多余的猎获物藏存起来。我们把藏存在王蕾提供的玻璃瓶，那是原始的野蛮人弄不到的东西。
我在荆条的根部发现了一种新的动物，也像绿色的幼虫一般，身体是软的，没有脚，一只脚也没有，身上有一种光晶晶的东西，儿时在家乡见过。我捉了一条给老薛看，老薛说：“这小东西不能吃。它叫蜒蚰，小孩子叫它鼻涕虫。它爬到那里，就留下一条发亮的痕迹。”
我说：“要是我们变成了蜒蚰，在走过的地方留下了发光的痕迹，也就不会迷路了。”
天很快黑下来了，抬头望望天空，一颗星星也看不到，老薛气咻咻的说：“只要天上出现星星，就有办法根据星星的位置判断东西南北。偏偏这几天不是阴天，就是下雨。真叫人一点办法没有。”
朱刚有气无力地说：“我们，困死在这里了。”
洪灵说：“今天出发的两路，按理，总有一路会走出去的。他们的失败不是寻不到方向，而是没有力气走出这个荆条林。”
张传河十分心疼地对王蕾说：“我们都有牛肉干下肚，你什么也不吃。怎么吃得消呢？早知如此，那个方糖应该给你多留一点。”
王蕾苦笑了一下，说：“我养大到如今，从没有饿过肚子。如今我真正赏到了饥饿是什么滋味。不过，我还顶得住，也许正是你多给了我一份方糖的缘故。”
老张说：“你大着胆子吃一点这里的土特产吧，广东人他们连长虫老虫都吃，怕什么呢！”
王蕾坚决地摆摆手。
张传河对大家说：“明天，我跟薛正青两个出去寻路，我倒不相信我们会走不出去。”我说：“那么你们先把瓶子理的牛肉干吃掉，好增加点力气。”十分钟之内没人讲话，原来好几个同志趴在背包上睡着了。张传河也背靠着荆条秆呼呼入睡，再也没有人安排值班、放哨，狼噑声也引不起人们的恐惧。
饥饿，潮湿，寒冷折磨着这里的每一个人，他们像虾一样蜷缩成一团，都不肯承认死神已经在荆条林子里跟踪他们。在用尽了一切的智慧一切的努力之后，仍然没有冲出密密麻麻的包围圈。
这一夜在我的生命中是最悲惨，最难受的一晚，肚子空空，饥肠辘辘倒还罢了，对我的最大威胁是“走投无路”，这个无边无沿的荆条林真像古代小说里描写的迷魂阵一般，钻了进去，休想出来，经过两天的奔走和摸索，仍然没有眉目，而每熬过一个小时，体力就越是消耗下去。
（七）
天还没有大亮，荆条林里的雾气蒸腾开去，刚好给这一片黑郁郁的丛林蒙上薄薄的一层白纱。风住了，周围像坟墓一样寂静，我是被秋天早晨的冷气冻醒的。刚刚醒来，就感到头很沉重，嘴里有一种苦味，想把这苦的东西吐掉，但嘴里又干又渴，什么也吐不出来。我开始从荆条林上寻找“牛肉干”做早餐，结果是一无所获，却意外地发现荆条叶子上落了很多露水，我用舌头舔那叶面上的水份，我不停的舔露水！我觉着这是我的一大发明，吃了很多露水，果然产业了奇妙的效果，我的嘴里不再发苦了，已经开裂的长出几门“炮”的嘴唇也平和多了。我赶快把旁边的几个同志叫醒，告诉他们舔露水的窍门。
这时我突然发现在荆条林的不远的地方，有一只狼走近我们。顿时我浑身的汗毛竖起来了，我失声地叫了一声：“那是狼！”但是我还是有勇气立即把王蕾和洪灵叫醒，（这两个人不吃“牛肉干”，很明显的表现出萎顿和憔悴。）张传河面色发白，两只眼瞪得铜铃大，招呼我们全部走进荆条林的深处去，一面鼓励着我们：“我们有这么多人，一只狼，好对付。”
朱刚已经衰弱不堪，几乎没有力气移动身子。一听说我喊了一声“那是狼”，竟奋不顾身的一跃而起，跳了三四步便走进了荆条林。
王蕾钻进荆条林，蹲在地上，眼睛注视着对面荆条林里的那降狼，然后说：“这狼，要是晚上来，那就糟了！让它吃个现成。”
薛正青说：“不要作声，大家看着它。”
那只狼的眼睛果然亮得出奇，它把嘴不停地嗅着地面。它分明闻出了人的气味，它是跟着人的气味一步近一步的走到这一亩多地的开阔地带来了。在开阔地里，我的背包，王蕾的，老张、老薛的背包都搁在地上，那狼用鼻子闻闻老张的空了的水壶，又闻闻王蕾的玻璃瓶子，然后又用舌头舔舔洪灵的挎包。
适时，九个人都不言语，屏住呼吸观察这只狼的行动；每个人都在提心吊胆的猜想它下一步将扑向荆条林的那一个人。
忽然，薛正青高兴地说：“你们看，这不是狼！是一只狗！”狼好像听懂了他的话，便抬起头朝荆条林看望了一下。老张也说：“主要差别是尾巴，不像狼，你们看，尾巴是翘着的，往下拖着的才是狼。”
老薛说：“想办法把它拴住，让它做我们的带路人！”
谁都觉着老薛的主意太冒险，叫谁去拴住它呢？在这密林深处，哪来的一只狗呢？也许它真是一只狼呢？
说时迟，那时快，老薛悄悄的对我说：“把你鞋子上的两根带子给我，快！”我很快解下缚在脚上的荆条皮做的带子，扔给了他。只见老薛走到旷地上，解下了拴在背包上的干粮袋，老薛把空了的干粮袋扔过去，曾经装过食物的干粮袋，它的香味对于狗来说，还很有诱惑力。那只狗果然驯顺地用鼻子闻闻干粮袋，然后用舌头舔它。——我们看到这一个动作，本来心里像吊桶一样七上八下的，最后落了地。当我的脑袋刚刚从可怕的狼转换成普通的狗时，我已经看到，薛正青本来揑着干粮袋的一头，他轻手轻脚闪到狗的后面：这时那只狗还想从干粮袋里寻些一什么东西吃，老薛趁势抓住干粮袋的另一头，把它缚在狗的肚子上，狗企图回头来咬老薛，老薛已经很快的给干粮袋打了一个活结，使这只狗再也挣脱不掉了，老薛表现得那么大胆，果断；他缚住狗的动作又是那么敏捷和熟练，不能不使我惊叹！
薛正青成了一个得胜的将军，他高兴地喊：“这是狗，完全是一只狗。”然后，他又说：“大家出发，跟着这只狗走！”
我们一个个精神抖擞，各人背着遗失在地上的东西，老张代老薛拿着背包，就跟定了狗穿越荆条林走去。我的鞋的鞋底早就跟鞋帮分家，全靠老薛给我弄的两根荆条皮子才防止了分裂，如今，鞋上的荆条皮子已经给老薛不知派了什么用场，我没走出去多远，我脚上的鞋早就脱落在荆条林里了，只得赤着脚赶路。但为了不掉队，我的两只脚板碰出许多血口子来，一点不感到疼，只知道一个劲儿地拼命地跟定了狗朝前走。更奇怪的是：我这时的肚皮并不感到饿，只是觉得上气接不来下气。
薛正肯手里拉着干粮袋的一头让狗奔在他的前头。狗一时走得很快，一时停下来撒泡尿，然后又不毫不迟疑的往前走。真正是活见鬼，我们并没有走出多远，就发觉荆条林已走到了尽头，当我们看到头上的无边无际、瓦蓝瓦蓝的天空时，好像又看到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未来，我们每个人狂热的喊出了：“万岁，总算出来厂！”“我们得救了！”
眼前是一望无际的空旷的大平原，刚好跟我们圈在里头的密密痲麻的梢林形成鲜明的对照。远远望去，大平原上在缓缓升起白色的云雾，好像跟这个中原分别了很久很久，我猛地吸进了一口潮湿的清新的空气，说：“怎么样？我又回来了！”
我们好像是从原始森林里走出来的一群石器时代的野人。每个人的上衣和裤子经过荆条的撕扯，都拉破了，有的拉成布条子；我是连鞋子都没有，走出这个大梢林；才感到两只脚碰破的伤口特别疼起来。
王蕾把狗拉到自己跟前，用手抚摩着它的乖乖的头，亲亲热熟的说了一句：“我要怎么谢你呢？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哪！”她把缚在狗身上的干粮袋解开了，但狗并不走开，而是用伸长的舌头舔王蕾的手背。地似乎也有了一大发现，用欢快的嗓子说：“这只狗，我认出来了，它是鲁中来的两兄弟家的。”
张传河也用手抚摩它柔软的毛，似曾相识地跟这条狗打招呼，说：“我是看不出来，不过毛色可是一样的。”
我们九个人中，有好几个人，（包括我在内）当一走出丛林，来到广阔的平原上时，就在这极兴奋、极欢乐的时刻，都不约而同的瘫软在地，两只脚像木头一般，一步也不能走。本来没感到饥饿的肚子，仿佛是受到广阔的空间照耀的强光的作用，突然变得饥饿难耐，从束裤带那个地方起，似乎断了一截的样子，这难受的味道较之当年我绝食五天的最后一天还要难熬。
张传河同志又以他特有的故意做作的声凋下达威严的命令，他说：“马上起来，继续跟着这只了不起的狗前进，不要松劲，一鼓作气，我们跟着这只狗走，跑到一个村落里，马上弄饭吃！”讲到这里，他完全放弃了首长下达命令的语调，说：“要活命的，要吃饭的，赶快跟我跑！”
没想到老薛也瘫软在地，一直用自己的拳头敲打膝盖的弯处。他一听得张队长的命令，头一个站了起来，咬着牙支撑着摇摇欲坠的身躯，跑近张队长跟前，从张队长的身上抢下自己的背包，说：“给我背吧！”
张队长搁开他的手，说：“还是让我背。我看你也不行了，你还是去调理那只狗，我们还需要它带路。”
我也竭力支撑着使自己站立起来，张队长刚刚下达命令中最能打人心的两句是“……要吃饭的，赶快跟我跑！”我拼了老命也得跟着他跑。一个人有多大的潜力呀，看着自己明明垮了，山穷水尽，一筹莫展了，但只要升起一线希望，听到一句展示着美好前景的话，一个接近死亡的，疲惫不堪的人，又会一下子变得生龙活虎，昂首阔步，准备干出一番英雄业绩的人了！
我受到张队长的感染，连忙把王蕾的背包抢在手里，我觉得，她是一个女同志，刚刚从大城市来到抗日根据地，就跟了我们吃这么大的苦头，我看她连背包也背不动了，她由于几天来没有吃什么东西，又经历了雨淋和几个晚上没有好好睡眠，她明显的消瘦下去，淋湿了头发虽然吹干了，但她没有心思把披散的头发梳理一下，仍然披散在肩膀上。她不让我替她背背包，但我还是从她手里把背包夺了过来。如果她不是女的，我真想把她从地下拉起来。但她终于依靠自己的决心和毅力站了起来，跟上了队伍。
我们九个人，排成了整齐的队列，跟定了在前面领路的那只黄狗，一跛一跛地向大平原走去。
我跟王蕾并排走着，尽量讲些鼓励她的话，给她打气。我说：“你如今想些什么呢？”她说：“想美美的吃一顿，吃几个地瓜也好。”
“你还想什么呢？”
“我想。”王蕾停顿一下，然后说：“写封长长的信，寄给母亲。”
我说：“在荆条林里钻不出来的那个夜里，我曾想过，第二天要是再跑不出去，我们就会死在里头。”
王蕾说：“我也这么想过的。”
那只在前面引路的黄狗，忽然撒开步子快跑起来，惹得我们一个个气喘吁吁的跟上它。这么走了没多大工夫，我们远远的看见鲁中来的两兄弟搭的房子，而这只狗正是笔直的奔向那个地方。无疑的，这只救了我们性命的狗原来是老相识了。于是，九个人又拿出最后的力气奔向那个熟悉的房屋，渐渐的，连房顶上的丝瓜蔓也能看清楚了。现在这重要的时刻，又发生了不幸，朱刚同志猝然跌倒在地，他像前天荆条林里突然晕倒的情况相同，眼睛闭着，嘴唇发白，额上有汗，张传河用手指掐住他鼻子下面的“人中”大声地喊：“朱刚，朱刚！”朱刚没有回答，洪灵又趴在地上听他的胸前的心跳。他的回答是：“心音很微弱。”黄狗很懂事的样子，它不往前走厂，却回过头来站在朱刚的旁边，用鼻子闻他的手和脚。
薛正青说：“你们都往那里跑，到了那里，跟房东大爷说，请房东大爷赶快来，带点稀粥或是米汤：这样，可以马上救起朱刚同志。这里，我留下来守着他。”
我们便用最快的速度奔向屋顶上爬有瓜蔓的小村落，房东老乡看见我们又回来了，高高兴兴的替我们烧小米稀饭喝。
当我们告诉他，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同志昏倒过去了，走不到这儿，指望大爷赶快弄点吃的东西去。房东人爷连忙拿起一只瓢。在一只木盆里舀了半勺冷的“糊涂”，（山东人用高梁面或玉米面做的稀粥）就往屋后奔，张传河要带他去，一面用手指指远处。这时那只乖觉的黄狗又奔在房主人的前面，奔了几步，便回头用闪亮的眼睛示意，那意思是说：“我知道，跟我去好了。”
房东老大爷便叫张队长留下，他自个儿去好了。反正有狗领路咧。张传河便留下了，一面关照房东大爷，说：“还有一位薛同志，也让他吃一点糊涂吧，要不，他也走不回来了。”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薛正青同志扶着朱刚回来厂。老张把朱刚搂紧在怀里，对房东老大爷说：“全靠老大爷呀，要不你就死在半路上，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现在我们是全部胜利！”
小米稀饭做成了，我也不顾刚刚出锅的稀饭多么烫，烫脱口腔里的皮，我贪婪地，美美的吞下金黄色的稀粥！
吃饱了，喝足了，自己也觉得似乎换了一个人了。这时才长起了精神给房东老大爷连说带夸赞地讲起他家里的一只老黄狗如何救我们绝处逢生的故事。
房东大爷丢了两块地瓜给伏在他脚边的黄狗，算是一种奖赏，一面说：“这只狗怪精灵的，有时候一两天不回来，它奔到大梢林去了，大梢林里有野鸡，有一朝它衔了一只野鸡回来。所以这条路它是熟的。”
他还讲到梢林里的两亩不到的一片抛荒了的空地，他说：那是他们兄弟刚到这里的头一年在荆条林披荆斩棘开发出来的。当时生伯地主来抢占已经开垦好的田，以为在大梢林里开出一块田来，就没有地主来动脑筋了。开出来以后，头一年种上棒子，大概地里的肥全被荆条吃去了，连种子也没有收得回，可跑进跑出又太费工。第二年只得把这片地扔了。
一场大灾难总算平安度过，我们在鲁中两兄弟的宅子里休息了两天。一想到几天以前那种原始人似的生活，便感到如今在老乡屋里吃到一口饱饭，仿佛是进了天堂了。
两天以后，我们往博兴、惠民的方向走去！那里是军区机关经常驻扎的地方。我们走了五十多里路，在路上才碰见了八路军部队的同志，一打听，知道日本鬼子兵扫荡到博兴，遭到了我军的伏击，狼狈退走，老根据地里一个日本兵都没有了。又从他那里，了解到军区后勤部疏散的队伍，上级命令是到“利津洼一带”，并没有指定跑到利津洼的大梢林去。原来是我们粗心大意，理解错了。当我们弄清楚犯错误的根由，谁也不想去查究个人责任，好像觉着自己命该如此，在劫难逃。大家相视而笑也就过去了。
只有王蕾还念念不忘抓日本鬼子的愿望，她嘴巴翘得高高的，埋怨道：“要是当初派我到正规军去打鬼子，我也许还能抓到个日本鬼子咧！”
薛正青笑笑说：“这回我保证让你看到日本兵是什么样子。”
王蕾说：“我跟你们一路吃了这么大的苦头，连一个日本鬼子也没看到，真是不够本。——到哪里呀？要带一支枪吗？”
薛正青说：“我把你带去看日本俘虏兵，用不着带枪。”
“看俘虏兵，没意思。本来我想写信告诉妈妈，说我开到前方打鬼子了。可如今叫我怎么写呢？”
洪灵从旁逗趣说：“目前，你第一个任务不是去看日本俘虏兵，也不是给妈妈写信，而是找到正规部队看你的小周去。”
王蕾生气地追赶着洪灵，一面嘴里喊：“该死的、你的嘴比我的思想还跑在前头。……抓住他，这个日本鬼子！这个调皮鬼！”
时过境迁，当我三十多年以后又来寻找这儿的一望无际的荆条林时，我惊诧地发现，荆条林完全没有了，看到的是一排排矗立在大平原上的油井钢架。胜利油田正是建设在大梢林的土地上！
第三部
（一）
一九六六年的夏天，我忽然变成了一条‘牛’，跟其它的干部、知识分子一起，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召下，同进了所谓’牛棚‘里。
一切的工作都停顿了，整天只是贴大字报，唱语录歌，开批斗会，打锣敲鼓到市革委会送“喜报”。除此以外，干什么工作都是为修正主义效劳。我关在牛棚里的时候，建议我跟一个“牛”提着浆糊桶到马路上刷大字报和大标语。那时节，上海的大街小巷，所有的墙上都贴着大字报或大标语，估计消耗掉的墨汁、纸张、浆糊大大超过钢铁厂生产的钢铁的总重量。
大字报写些什么呢？我们看也不去看，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它糊到墙上去。这一天我们刚好来到淮海路国泰电影院门口，忽然看见马路上成山成海的人簇拥着缓缓开着的几辆卡车，卡车上站着一排罪人，他们胸前都排着一个大牌子，标着姓名和反动头衔，每一个罪人后面站着一个挂有“红卫兵”袖章的年青人。尤其引入注目的是有两辆电车公司的急救车，这种红色的车子有一个可以升高两丈的平台，它本是修复架空电线用的专用汽车，我抬头望去，只见站在平台上的人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观众都仰起头，有的人嚷着：“曹荻秋，后面是他臭婆娘。”车子故意开得很慢，我的目光一直注视着站在高处的白发老头子。我换了一个角度，果然认出了他胸前挂的牌子上的名字：“大叛徒曹荻秋。”我的心猛的收紧了，我含着泪水再朝高架汽车上的被绑着的曹荻秋看了一眼，我不由得心里喊出：“老张啊，你怎么站在那上面去呢？”
急救的高架汽车缓缓驶过淮海中路，那车辆好像是从我胸前辗过似的。
我很快回忆起三十年代被锁在漕河泾鸽笼里的营养专家老张，他出狱以后，便用他原来的名字：曹获秋，到了新四军地区，做过盐阜行署主任，苏北区党委书记等等重要职务。一个经历了牢狱、战火考验的市委领导干部，怎么一下子变成了叛徒？而且还把他们当作罪犯游街示众。
高架汽车是修理电车路线的设备，是谁，想出这么个主意，把两辆高架汽车作为市委书记和市长戴高帽子游街之用？这真是一场人间最惨痛的儿戏，是用全部专政机关进行的儿戏，这真是一场失去理性的疯狂，
我所在的‘牛棚’里的难友们听说上海市委的领导班子，除以张春桥以外，都排着牌子游街去了，有的还登上高架汽车的平台：“牛棚”里的朋友顿时变得不安起来。大家十分紧张的准备着上街挂牌子示众，游街，那几天连吃饭也不定心，总以为什么时候，一声令下，就要把我们押上汽车去游街。晚上做梦，也是做的游街梦，我自己立在抢救电车的高架平台上，仿佛参加了儿时赶热闹的迎神赛会，周围是白云缭绕，烟雾弥漫，一觉醒来吓了一身冷汗。我盘算着，我大概没有资格站到高架汽车上去；如果跟大伙儿在一起挂牌手的话，我没有办法隐藏起自己的面庞，我的办法就是弯腰加上低头，做出罪孽深重的样子。有一位姓傅的作家打算用死来逃避这一次游街。他曾经轻轻地对我说：“我没有勇气站在汽车上面去，但我有勇气去死。”“牛棚”里的空气是紧张而恐惧的，预见到一场大劫难马上就要来临。
一天，两天过去了。我们等待着挂牌子去游街，但终于没有实行，心里暗暗的高兴。后来才知道，原来我们的单位小，没有卡车，造反派四处去借大卡车，偏遇那几天大卡车特别忙碌，外单位都忙着把牛鬼蛇神押进汽车去游街，没能借到卡车。等到卡车借到手了，上级又通知今后再也不让游街了，我们侥幸逃过这一劫难，大家松了一口气。姓傅的特别流露出喜悦和安慰之情，我乘机教训了他几句：“要是你为了逃避游街去死，这多么不值得，假如你真的死了呢？当你知道今天我们并没有游街，那么，你在黄泉之下会懊悔，会惭愧，会恨你自己。所以于万不要轻生呀，”他把我当作救命恩人似的，默默的点点头。
接着便是所谓外调，先是来了一帮人，是从广西来的造反派，要我提供有关徐玉书在监狱里的情况，我照实讲了，造反派却一点不感兴趣，连记录也不记。而是一个劲的问我他是不是自首、变节和叛变过。我说没有。这帮人就大失所望，一定要我好好想想，于是顶牛开始，我最后说：“不知道。你们认为他被捕有什么问题，你们去问别人吧，”
再过一天，又有一批自称是市委造反派的年青人来找我，要我揭发曹荻秋是怎样从敌人狗洞里爬出来的？我说：“这个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在监狱里的表现不愧是个布尔什维克，他是坚定的、乐观的。”
‘不，他是叛徒，是大叛徒。’
我说：‘你们没有跟他一同坐过牢，你们怎么知道？’
造反派说：‘我们已经掌握了他的材料，江青也说过他是大叛徒。“
我说：‘江青同志既然知道他是大叛徒，你们问江青去，又何必来问我？’
市委造反派的一个青年很蛮横地说：‘不，我们还需要证据。’
我说：‘我那天看到高架车上已经给曹获秋同志定了性，还要什么证据？’
我讲的情形很使这伙造反派失望，他们临走的时侯对我凶相毕露，其中一个头头瞪着眼对我说：‘你替他捂着盖着，看你也不是好东西，“
往后，外调的人接踵而来，调查张三，证明李四，一天上门找我的总有好几起。我摸着了这帮‘造反派’的脾气，说某某人表现好的他们不要听，也不感兴趣，把共产党干部讲成是叛徒、特务、坏人，他们就眉开眼笑，如获至宝。所以说，化了国家好几十个亿的人民币，动员了几十万人在全国内查外调，调查来的材料大多是一堆废纸，（实事求是的材料，只是凤毛麟角。》实际效果甚至比“废纸”还坏，他们是煞费苦心，用“调查”的名义制造出诬陷好人的假证据罢了。
在诬陷成风的年代里，终于宣布把我隔离在机关里，那几年，每个单位都设有监房和公堂，我知道自己逃不脱这一劫，思想早就作了准备。
隔离以后，要我在造反派项目组准备的一份假材料上签字，不签呢，叫做‘抗拒从严’，他们就用车轮战或恶毒的刑罚，非逼你承认自己是叛徒不可。看了这份定性的“假材料”，心里又好气又好笑，那里面引证的材料不过是两个人具名贴出来的大字报，而这两个人，当我在狱中挨饿的时候，一个还没降生，一个还是穿开裆裤咧，我没有在这份自欺欺人的假材料上签字，于是‘项目组“的人一面念”语录“，一面威胁我说：”你要再顽固下去，就要变成敌我矛盾了。“
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可以像变戏法那样变来变去的。我听了好笑，心里想，我就是这块料，谁也没有本事给几十年前的历史增加一点什么，要减少一点也不行。
变成敌我矛盾又怎样呢？不久就突然给我戴上手铐，押进了公检法的拘留所。据说这叫做‘升级’，升级本来是个好听的名词，在这里一切都是颠倒的，“升级”却意味着倒霉，意味着沉落到十八层地狱里去。
看守兵把我押进审讯室，我戴着银光闪闪的手铐走过一条长廊，来到一个幽暗的四面不通风的房子里，我猛地回忆起，四十三年前我被国民党逮捕，就在这里受过国民党特别市市党部的特务的拷问，这屋子里有一张笨重的方凳，方凳两边装备有缚人的皮带，这个实物证件使我坚信我是旧地重游了。能够区别两个不同时代的唯一的特征是墙上挂有毛主席像的镜框和两边挂有四个字的对联：‘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审讯开始了，从审讯中我理解到他们对被告的罪行是什么，罪行有没有根据之类一概没有兴趣，他们审讯的依据不外是：上面指示某某人是应该打倒的，他们就把许多没有来由的所谓‘罪名’扣到他的头上去。如果国民党审问共产党员，专要真的口供，不要假口供，那么，假共产党员审问真共产党员的时侯，他们却不要真口供，而专要假口供。
我在这一次的审讯中，只说了这样的话：‘这里我好像来过的。’
审问官冷冷的看着我说：‘你是累犯了，怪不得你屡教不改。’
‘为了信仰，四十多年前我被逮捕，国民党的特务确实就在这个房间里审问我的。’我讲这话时，压制不住心头的激愤。
审讯官一听，脸色一下子变白了，说：‘这说明你是老革命罗，从老革命变成老反革命的，我见得多嘞。你到这儿还要说俏皮话，好吧，本来我可以把你的手铐开了。因为你到这儿还这样不老实，我没有办法给你施仁政。’
第一次审问就匆匆结束，我走出这间旧地重游的小房间，被看守领到两排都是牢房的监狱里，看守把我推进一间黑铁门里。这个黑铁门里的监房约摸十五、六个平方大，里面黑压压的已关着十六个犯人。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的监狱都是人满为患。由于我手上带有手铐，我的头发已经白了，同屋的犯人以为我一定是罪大恶极的重犯，好半天没有人讲话，都用怀疑的试探的眼光打量我。
（二）
我看这个监房，就很自然地跟四十多年前我住过的牢房作比较，比较的结果是：我现在住的房子跟从前住过的大不一样，四十多年前的牢房后面是没有窗的，房间里犯人大小便是用马桶，臭气熏蒸，如今这个监房后面有四扇窗户，大小便是在后墙的九十度角向外打开一个窟窿，室内用水泥做一个蹲坑。这虽然比抽水马桶差得远，但已经很接近‘现代化’了。还有一个显着不同的是：当年我关在黑牢里，我年纪最轻；如今我在这里却是个白发苍苍的年纪最大的‘犯人’，其它十六位难友大多数是三十以下的年青人，只有一位姓蔡的岁数大些，今年四十六岁，他的名字我忘了，但我记住他的番号是一二零七。
当时上海市公检法的头头名叫王维国，他有虐待犯人的一套理论，他说过：要是给反革命分子吃饱了，犯人跟居民定粮一样多，那么许多居民都乐意干反革命了。还有他的两句虐待犯人的口号：对反革命不能施仁政，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同志的残忍。有了这一套理论，所有帽子上带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管理犯人的工作人员，大多数变成了毫无人性的从肉体到精神虐待犯人的打手了。
也正是在王维国的‘革命精神’感召下，他给犯人的口粮减到最低定量以下，而且禁止家属送进任何食品。我们一天只吃两餐饭，吃饭的罐子，形状和尺寸几乎跟四十多年前一个样。可里头的饭，比国民党给政治犯的还要少，而里头的小菜，同样不如国民党监房的待遇。犯人还没有丧失他们的幽默感，他们称呼饭盒子里面的菜叫‘四川菜’，因为上海人说‘水“字读作’四”，水串菜，也就是把小菜场卖不掉的菜脚放在开水里滚两滚，（上海话叫‘串两串’）这些菜皮从小菜场车了来，也不挑拣，只是放在清水里洗洗，水里串过以后，抓把盐在里头，也不放油，这锅‘四川菜’就算完成了，这比给猪猡烧猪食还要简单得多。
我刚进来的头两天对这里的饭和‘四川菜’一点吃不进去，也不觉得饿；但到了第三天，再不吃就顶不住了。我发现这里的米饭此当年漕河泾监狱的稍许好一点，至少没有火油气味，可惜的是，没有划几口，就碰到罐子底了，铁罐子里盛的饭未免太吝啬了。全房间十六个人，都一致的说‘这里就是吃不饱饭。’
一个年轻的犯人说：‘常言道，有死罪，没有饿罪。饥饿的滋味比死还难受！’
下午四时多钟就开饭了，到晚上七点以后肚里就开始打小锣，（空肠子在肚里翻腾的意思。》我饿得两眼昏花的时侯，就习惯性地在地板上找寻可以吃的昆虫，即使找到一个绿色的豆虫也好。但是这里没有荆条林呀，什么也找不到，倒是在地板缝里找到了臭虫。这时，我以一种甜蜜的回忆想起了王蕾拿出来的口香糖相咖啡，想起了吃得津津有味的蚱蜢和绿色的幼虫。甚至怀念四十多年前在第二模范监狱里饿得要命把手伸进小布袋掏花生米吃的情形。
由于饥饿，在这里所有的犯人都变成皮包骨头瘦皮猴似的，眼睛里射出的光也是异样的，一种迟钝的灰色的但却显得十分贪婪的目光。
犯人想出来的治疗饥饿的办法，就是‘精神聚餐“，办法就是各人介绍做名菜名点的技巧，所有杨州名菜名点，四川菜，广东菜，上海本帮菜都分门别类作了具体的精细的说明。说的时侯连铁锅里炒爆的声音，菜做好以后的色、香、味都有形象的描述，讲的人连带听的人个个都弄得馋涎欲滴。
名菜、名点讲完，又想出新的办法来施行‘精神聚餐’，头一个题目，是回忆上海城隍庙共有几家吃食店，老上海会如数家珍似地顺着进门的顺序讲得一家不漏，另外一个老上海便补充每一样吃的点心是啥价钱。这样来消磨漫长的时日，最主要是安抚饥饿的神经．忽然又有一位老上海提出了新的挑战，他说，他可以讲出南京路上，从外滩到静安寺有几家饭馆和点心铺。我听了感到更是饥饿难耐，我说：‘别说了吧，越说人变得越馋，就感到越是饿，越是饿就越是向往自由。我看算了罢，’这个“精神聚餐”由我的一席话宣告了它的破产。
这第三轮的饥饿，较之第二模范监狱的、利津洼大梢林里的饥饿都不一样，它不是完全空饿肚皮，而是半死不活的给你维持一点点生命活动，吊你的胃，诱发你的食欲，但叉不让你吃饱，大概只供给吃饱的需要量的三分之一。这种情况下的饥饿特别叫人难受，嘴里不是出的苦味，而是酸味，肠胃老是在肚里打小锣，使你精神烦躁。手脚渐渐变得麻木而叉懒洋洋的，粉红的指甲盖上逐渐变得一点血色都没有，日子长了连头上的头发都变成稀拉的枯草似的。
当年跟我关在一起的那位‘营养专家’老张的‘知识’如今对我有了很大的用处，他曾经讲过，在营养不足的情况下，最好是开源、节流，开源就是想方设法弄到吃的东西，节流就是尽量节省体力的消耗，他讲多说一句话，也会损耗人身上的卡洛里。如今我关在这个‘死胡同’里，一点源也开不着，只有节流，不随便走动、说话，像一尊菩萨似的坐着不动。根据这一原理，对刚刚关进牢里来的年轻人，一早起来在监房里做广播操或是俯卧撑，我总是劝说他们不要这样做。
另一个办法是把大脑的思想从饥饿的肚子引开去，设法让大脑忘记饥饿，忘记这残酷的现实，这刚好是跟‘精神聚餐’走的相反的路子，我们曾作出一个决议：在今天二十四小时内，谁也不许讲有关吃东西方面的事情，谁犯了规章，就要罚他少吃一调羹的饭。你们可知道，这个处罚比打他二十板子还要厉害。做出这个“立法”，目的是为了大家忘却饥饿，事实呢，大家更关心饥饿，被饥饿折磨得更难忍受。为什么呢？毛病就出在罚他拿出一调羹饭这一条上，这对每个犯人形成了一种严重的威胁，使他每时每刻都担心会失去一调羹的饭。
下棋，猜谜也能把人们的注意力从‘饥饿’移开，但是，猜谜只能偶一为之，猜了半天和一天，就想不出更好的谜语来了；下棋呢，这里是禁止的。
本来，读书是最好的也是于人们有益的治疗饥饿的好办法，非常不幸的是，如今在台上得势的王稚国之流是以‘愚昧’治天下的一伙野人，他们仇视人类的一切文化，把一切文化都看作是‘封’、‘资’、‘修’，不许犯人读什么书，允许读书的范围只有‘毛选’一种和小红本。由于这一本书我们不知读了多少遍，读得滚瓜烂熟，所以再也引不起兴味来。我回想自己获得知识的经过，本来我是小学毕业生，读了半年中学就进了工厂，却是在国民党的牢监里有机会读了许多书，（商务印书馆出的‘万有文库’，我就读了好几百种。）并且跟徐玉书同志学过日语。监狱便是‘我的大学’这话是不错的。不过在军管名义下公检法的牢房里只让犯人学习一门课，这门课就叫做饥饿。
（三）
拘留所是处理各种犯人的临时‘仓库’，抓一批人来，关一个时期，便宣判一批送提篮桥监狱或劳改农场，有一部份人则是“呆滞物资”，他们长期拘留在这里，有的长达十年二十年之久，不宣判也不释放，一直是个‘未决犯’。要是问他们犯的什么法，他们不肯讲，讳莫如深。文化大革命时期一切都脱了常轨，这里的临时仓库存放的犯人已经到了‘沙丁鱼罐头’那样的密度。反映在一个监房里，就是常有人押解走，常有人关进来，而关进来的总此押解出去的多。于是晚上躺在地板上，一个紧挨一个，有一个人夜间起来小便，就会搅醒在他周围的一连串的人，何况监房的电灯是彻夜通明的，空空如也的肚皮也叫你睡不好觉，我虽则经历过两次‘饿得要死’的大饥饿，身体受过锻炼，但碰上这第三轮的大饥饿，我的身体也表现出衰朽不顶事了，最特出的一点便是晚上睡不好觉，越是睡不着，越感到肚里饿得慌，我生起气来只得把被子蒙住头，为了挡住监房里永夜不灭的惨淡的绿光，但被头蒙在头上又引出不能忍受的浑身冒冷汗，这时地板缝里‘得天独厚’的臭虫们在我的身体上各部位吮吸着血，我不得不把全身的愤懑发泄在消灭臭虫的战役上，我拿起枕头，（实际是我的一双橡胶鞋，在牢里我是用鞋子做枕头的呀，）用鞋底在地板里狠命按下去，接着在地板上搓几下，就消灭了成群结队的臭虫，这个胜利却换来了引入恶心的臭味。
晚上睡不好，瞪着眼睛看天花板，我看到天花板的缝儿里有臭虫在往下掉，臭虫真鬼，它是瞄准好往下掉的，它总是掉落在睡着的人的袒露着身体的地方。对于天花板上的臭虫，我奈何它不得。
我的身体，不管怎样注意节流，还是明显的衰弱下去，我懂得：失眠和饥饿，加上大队的臭虫吃我的血，是使我衰弱不堪的根源，听说区的防役站曾关心牢狱里犯人的健康，发下消灭臭虫的药粉。可是这些药粉并没有派用场，理由是：这些药有毒性，给犯人之自杀开了方便之门。
犯人套用王维国的口号加以修改，说：‘对臭虫的仁慈，就是对政治犯的残忍，’
我在睁着眼睛看着惨淡的灯光，等待渐渐变白的岗外的晨曦，我在数落着自己的生命正在大踏步的走向死亡，我哀叹自己生不逢辰，多少惨重的苦难为什么一齐压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
灾难深重的祖国呀，在革命取得胜利的十七年后，怎么又忍心把你的忠诚的子女重新投入水深火热的血泊中，
我已经经过两轮出生入死的饥饿，难道自己用血肉斗争得来的大地，还要用这样的酷刑对待自己亲爱的儿子？这个政权配称做无产阶级的政权吗？这样的共产党配称得上是无产阶级先锋除的组织吗？
这一天又关进来一位新犯人，番号是一二八八，这表明，这个集中营的人数已有一千二百多人了。这个新犯人约摸有五十岁左右的年纪，从面孔和仪态来看，他是很有教养的高级知识分子，唯一使我们老犯人不满意的，这个新犯人身坯肥大，我们夜间睡地板已经是人挤入了，又来了这样一位庞然大物，一个人要占两个人的位置，确实不受欢迎。
一二八八的眼睛是绝望的、呆滞的，他好像一个没有了灵魂的人那样，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对这个新的环境一概不感到兴趣，似乎，他还没有从惨重的意想不到的打击里清醒过来。他脚上穿着皮鞋，为了房间的清洁，每个进门的人全得脱下鞋子，他也遵命脱下了皮鞋，坐在地阪上。
他进来了好半天，才问大家：‘这是什么地方？’
‘监牢。’
他显得很惊讶，半信半疑地说：‘唔，有这样漂亮的监牢？’大家以为他说笑话，更进一步问：‘你看，这房间啥地方漂亮呢？’
他指指后头的玻璃窗，说：‘有玻璃窗，有地板，地板这么干净，’
‘你是第几回坐牢监了？’老犯人有意引他讲话，有人就提出这个问题问他。
‘两回。’
我想，这个人不简单嘛，他的经历和我一样，坐过两回牢咧。
一二零七揶揄地说：“一定是老革命啰，”
一二八八一本正经地辩护说：“吃共产党的官司，我这是头一回。”
一二零七问他：‘那么，还有一回呢？“
“我年轻时侯去美国，由于手续不完备，其实是为的他们看不起黄种人，把我关在移民局的黑牢里，整整关了十一天．那里的监牢此这个房间差多了，水泥地，没有窗户。要坐牢，我宁愿回到中国来坐。‘他说这话时并不带有讽刺意味，他是很认真讲的。
有人问：‘那么，美国监牢里犯人吃饭吃得饱吗？’
他回答说：‘那里吃的是面包，不是饭。吃面包总是给吃跑的。“
“好吧，过几天你就会做出正确的比较了。”
我有了这么一位送上门来的英语教师，心里感到特别高兴，于是正式向他建议，请他教我英语，同房间有愿意学英语的，自动参加。这位英语教师也很热心，他利用草纸写上生字，作为教材。刚刚教了两课，难友老蔡（一二零七》便提出批评道：
‘这里不是学英语的地方。要是有人告你们一状，说你是在传播西方的文化，又不是添一条罪状吗？’
老蔡的建议是好意，我们学英语的事情只好停下来。
从此老蔡有了个‘急刹车’的外号，他是音乐学院的大提琴手，他犯了什么法关进来的，我们不知道。由于他很熟悉造反派的思潮和无限上纲法，我猜想他大概是参加过造反派的。由于我们不知道刚上台的新贵们有什么新规矩和忌讳，像急刹车这样的人还是需要的，所以大家都很尊重他。有人曾要求一二八八讲讲美国的情况，他说：‘那个，我更不能讲。不管讲好讲坏，都是宣传资本主义的东西，替头号敌人涂脂抹粉。不是吗？造反派已经给我戴上美国特务的帽子了。’
从他这个谈话里，我知道他这次关到这里来，多半是为的他留学美国的关系。因为在那个时代，到外国留学就是一条罪状。
在他关进来的第二天，我们号子里便有人认出他原来是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何龙江的爸爸生过结核病，在胸科医院动手术，拿掉两根肋骨，开刀的医师就是他，他的名字叫顾观世。何龙江爸爸开刀那天，他看见过顾医师，提起胸科医院的顾医师，大家议论开了，因为他是上海有名的外科专家，有‘上海第二把刀’的美称，意思是说，他开刀的技术全上海数第二名；万万没想到，这个有名的外科专家，如今也成了重犯，被关到这里来了。
何龙江说穿了他的身份，他表现出十分的羞愧和不安。
因为这里的规矩，关进来的人用“编号”为名，不得用原来姓名，这对于有点名气叉颇讲究自尊的人来说，未始不是一种藏匿自己真面目的遮羞布，在牢房里还能维持一下知识分子的尊严。如今被同房的何龙江截穿了这块遮羞布，就仿佛一下子让公众知道了顾医师就是反革命罪犯似的，这使他非常难堪。
蒙在这位从美国回来的医学博士的脸上的帷幕一经拉开，有关其它的秘密也就渐渐的透露出来。原来他“升级”到这里来的主要罪状是因为他在医学上作出了一项重大的突破，他是最早试验用中国的针刺麻醉的医师，今年四月外国有一位同学回国访问，他不该把这项医学上的成果告诉他的同学，他的同学在外国讲了中国医学上的一大发明。这位国外的同学，他怎么能知道，正是他对新中国的赞扬，连累他的朋友顾医师琅铛入狱呢！
我国的保密制度很特别，样样都得保密，可谁也不知道“国家机密”是什么，所以一个人很易触犯泄漏国家机密的法网。那个可怕的年代，除了叛徒、特务、攻击红太阳的冤案比此皆是，‘泄漏国家机密’和‘里通外国’的帽子也是满天飞的。顾医师的罪名就是泄漏国家机密。
三天之后，顾医师也感到饥饿了，他说：‘我的皮下脂肪积蓄的东西还是比较丰富的，大脑会把我身上所有的营养要素调动起来。’话虽这么说，两个星期之后他也明显的瘦下去，他穿进来的裤子，束腰的时候要放大一两吋。——在两个月以后，他瘦得几乎跟我一样了，脸上起了很多由胖变瘦的纹路，这对我们的集体是有利的，因为夜晚睡觉时可以不那么挤了。
这一天他拿着的一个饭罐子，他从‘四川菜’里发现了一小撮草纸，草纸是最脏的东西，这对一位专讲究卫生的医师是么残忍的惩罚呀，他痛苦地坚决地把饭罐子推开了．而且把调羹用热水冼了叉冼，惟恐那上面沾着细菌。在他旁边坐的是杨阿六，他看见了‘一二八八’剔出来的草纸，便问：
‘你怎么不吃？’
一二八八说：‘这样的东西，怎么吃得下？’
“不吃菜，饭要吃下去的。”
‘细菌是会扩散的咧。’
‘你不是说，经过煮沸以后，细菌就杀死了？’
一二八八说：“在理论上是这样，可是我无论如何吃不下去。”
于是，杨阿六如获至宝似的拿过顾医师的饭，把它倒在自己的饭碗里，他带点羞怯，也许感到自己太自私了，又分出一部份给我，我说：‘我倒不嫌脏，不过我不要，还是让给年青人吃吧，’杨阿六又把剩下的饭分给他旁边的两位犯人吃。杨阿六一面吃，一面自慰自解地说：‘眼不见为净嘛，其实，大伙房里的菜，我看他们从来不拣的，一大锅菜都会沾着这种肮脏的东西，管他呢，活命要紧！
分到饭的另一位难友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一面说，一面庆幸他多得了几匙的饭。而其它没分到饭的犯人都以妒忌的羡慕的眼光望着杨阿六他们三个人。
我脑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我是不是可以运用在国民党牢监里的斗争经验，把这些犯人组织起来，发动一次集体绝食，向监狱当局提出四个条件：（一）应诙增加犯人的口粮；（二）改善伙食，菜里要加油，并且保证饭食卫生；（三）反对打骂犯人；（四）允许家属接济食品。但是这想头只在脑袋里一闪而过，我想到，不论这个拘留所管理上多么糟糕，它毕竟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如果真是绝食，岂不是对抗了阶级专政了吗？这不是又会给自己增加一条‘反革命’的罪状吗？何况，如今监狱里的犯人已非昔比，当年关在牢里的都是货真价实响当当的共产党人，而如今阙关这里的犯人有参加过造反派的，有被诬陷的老干部，也有胆小的善良老百姓，九流三教，思想统一不起来。万一其中出现一两个希图告密求得个人宽大的角色，那反倒是给自己引火烧身了。
另外一个想法更加有力的推翻了我的“冲动”，国民党的监狱官还生怕犯人绝食死亡会影响他的乌纱帽，他还是有所畏惧。而如今这伙假共产党的公检法，他们是毫无顾忌地为所欲为，在他管辖下的犯人就好比蚂蚁，你绝食不吃饭，正好节省粮食，弄死一些犯人，这些‘革命派’连眉毛都不会皱一皱咧，
就在这一天晚上，我们房间里有一个年轻人，番号是一二九六，他到后墙角落里去小便，这个年青人猛的用头去撞在‘蹲坑’的水门汀角落上。我们牢房里的大小便地方，是在墙角里挖一个窟窿，在室内砌一个水泥制的高至膝盖的蹲坑，这个年青人忽然用头去撞水泥的蹲坑来结束他只有二十八岁的生命，这一下把整个房间的人吵醒了，老蔡连忙到门洞上报告值班的看守人员；我赶快把这个撞得头破血流，血浆沾满了他整个脸的年轻人搀扶起来，只有血还在创口里流，也是这个年轻人命不该死，刚好我们监房里有一位高明的外科医生，一二八八立即跳过去，扯了他裤子上的一条布，很快地缠住了头上的伤口，这年青人用手推开一二八八，嘴里无力的说：‘不要管我，死了倒干净。我对不起谢老师……’他讲的是什么意思呢？谁也不明白，不过能够听到他清晰的说话，证明他还活着，我们心里就松快了。
过了半个多小时，看守才把铁门打开，当他看到一二九六头上包扎得好好的，那看守把他拖了出去，一边恶声恶气地骂：‘你这是寻死吗？寻死你怎么没有死呢？你是想用死来对抗无产阶级专政啰，咱们看得多啦，一天死好几个也休想动摇我们无产阶级的江山！’
这下半夜大家索性不睡觉了，每个犯人的思潮起伏，感慨万千，心里生长出来的愤怒对谁也不好泄露。只有顾医师讲了一句：
“我也想过死的，一个医生，要自杀的路多得很。我是为的家里有个老婆，如果她知道我不明不白的死在这里，她的日子更不好过。这么一想，我才没去死。”
我问：“你的夫人是不是也是美国一同回来的？”
我这一问，把他的话匣子打开了，他含着眼泪轻轻地对我说：
‘是的。她是我们在美国上学时候认识的好朋友，我们结婚已踁十九年了。我们在国外，处处受到歧视，美国的麦卡锡法通过以后，在美国的中国同胞都成了情报局侦察的对象。受到种种的刁难和欺压。我们听说祖国强大起来了，中国甚至敢于在朝鲜跟美国兵打一仗，我们在国外的个个都感到自豪，扬眉吐气。那时我已经跟这位女同学结婚了，我担任一个私家大医院的外科主治医师，我们有舒适的一幢小洋房，有小汽车，但是我们宁愿放弃这一切，我们卖掉了所有在美国的财产，在一九五四年奔向祖国，起初，共产党还是看得起我们这些人，委任我做了胸科医院的院长，我爱人担任药物研究所副所长。但是，好景不长，共产党的领导换了一批造反派，翻脸不识人，不仅抄了我的家，没收了我所有图书数据，没收了我的全部储蓄。非常奇怪的是，这次我的有罪，是由于我在医学上出了成果，要是庸庸碌碌的混饭吃呢，也许到不了这里。看样子，跟这些人是没有道理可讲的。’
我说：‘你是犯下了泄露国家秘密的大罪了。’
他不胜诧异地回答我：‘有关医药方面的新成就，国与国之间历来是不保密的，这是符合人道主义精神。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对一个国外归来的朋友讲了就犯了法。“
‘你看你还这么天真，他们才不管人道主义和法律呢，如今，讲人道主义就是反动，讲残酷野蛮就叫做革命。’
他十分伤心地说：‘我们夫妇俩追求的美好的祖国，难道就是这样一个蛮不讲理，横行不法的祖国吗？唉，我瞎了眼了，像飞蛾扑灯，投向光明的所在，反而毁灭了我的一生，’他愤激得哭出来了。
天快黎明，铁门开了，刚刚自杀的年轻人被看守推了进来，不幸的是，给他戴上了一副反铐，作为“以死来威胁无产阶级专政”的处罚；同时也是防他再自杀。他的头上缠了新的纱布，露出一双悔恨而叉胆怯的眼睛。
房间里的难友对这个年轻人充满着同情，但口气却带着责备对他说：
“干吗你要想到自杀呢？如今又给你戴上一副反铐，你真是自己作死啦，年纪轻轻的，来日方长。”
一二九六流着眼泪说：“我不是人呀，我没有了良心。谢老师那么爱我，关心我，我被说成是‘五一六’（四人帮捏造的一个现行反革命组织），我吃不住，咬了她，害了她了。”眼泪从一层白纱布里往下流，他的双手反剪着，没法把眼泪揩去。原来，这个年青人是个小学教师，谢老师是他的爱人，也许还没有结婚，他由于吃刑不住，瞎讲谢老师也是‘五一六’，他回到监房，感到后悔，受着良心的谴责，他才走上了自杀的道路，
我说：“你活着，总有一天把这事情弄清楚。要是你死了，你那位谢老师永远成了‘五一六’了。这不是害了她一辈子吗？你看，你这个行为多么地愚蠢”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真想死，死是一种最好的解脱，一了百了。”
我说：‘不要这样想。对我们的新中国，要有信心。’话虽这么说，其实我心里跟他一样不踏实。
一二九六说了一句：“你们刚才不管我就好了。”
这话刚好刺着了顾医师。顾医师苦笑着说：‘如今，一切都颠倒过来：救人的反而受埋怨，有了恋爱对象的反而不要活，有贡献的成了有罪，好人变成坏人，我这个胖子变成了瘦子。’，
戴反铐的处罚是很残酷的，大小便不能拉裤子，吃饭要和猪拘一样用嘴啃；睡觉要背脊梁朝天：这帮失去人性的家伙，他们对待一个自杀末死的人，反而采取了更残酷的手段。是什么迷魂药把这伙‘革命派’培养得如此残忍和丧失人性呢？
就在这一天的晚上，大家正熟睡，我猛地被一声惨叫惊醒，这个惊叫声来自我身边，我猛地坐起，我看到了那个戴着反铐的小学教师的整个身子扑在蹲坑上面。我立即意识到这是他第二次的自杀，他带了反铐，站在上面，然后纵身一跃让脑袋冲在下面，用整个身体的重量跟水泥的蹲坑相撞，整个号子里的犯人都被惊醒了，顾医师首先去把他抱起，发现他的嘴里鼻孔里还在流出血来，前额上有一道一寸长的深的伤口，不停的在流出血来，一双痛苦的灰暗的眼睛还是睁开的，我真不敢接触他那满面都是血污的依然闪亮的眼睛，他的满面血污的头躺在顾医师的手臂上，只听他无力的极轻微的声音：‘不要管我，让我死。’说罢，他嘴里叉喷出血来。我头一个想法是，我劝他坚决活下去的话没有起作用，严酷的统治逼使他无法活下去，他最后的一点希翼都没有了。……
顾医师的急救也没有用，这个可怜的年轻人终于达到了他的目的。他的那双亮晶晶的美丽的眼睛，（我发现，在临近死亡的时刻，死者的眼睛特别美。）慢慢地慢慢地合上了。
又是老蔡到门洞口去大叫“管教员，出了事了。”看守睡眼惺忪的走来了，听说有个犯人自杀身亡，他把眼睛在门洞上张望了一会儿，没有一点紧张的神色，他淡淡地说：
‘天明五点钟再说，把尸首抬到铁门这边。’
老祭在门洞口说：‘死人还带着反铐咧，能不能把他的铐子先开掉？’
看守依然是淡淡的神色，骂了一句：‘混账的东西，上级规定，不到天明五点钟，不能开牢门。你晓得吗？’
于是我们把死者拖曳到牢门旁边，他的双手还有点儿温暖，克罗咪电镀过的闪光的手铐反剪着他的双手，他带着屈辱，带着未能实现的爱情，带着刑讯室里逼供信的创伤，带着对自己软弱的谴责，带着对这里的中世纪暴虐的抗议，埋葬了自己。老蔡也许是个基督徒吧，他要求看守开去他双手的铐子，是想让死者的灵魂早点飞升到天国。他这一个不便明说的愿望也未能实现。依找看，人死了，戴反铐对死者再也不会有痛苦的感觉，开不开已经没有多大意思，他不知道，双手可以缚得住，灵魂是不能羁绊的。于是我们整个牢房的生者围绕着这具可怕的尸首，在哀怜自身有着共同命运的感伤里，默默的等待天明五点钟的降临。
这一个时间好像特别长，面对着一个死人，我一点也不感到恐怖，原因是我跟他一同生活过，我还看到他如何死去。我们这里每个人都一言不发，其实每个人肚子里都有很多话要说，而且估计大家要说的几乎是相同的，生怕说出来，会惊动这个不幸的年青人似的。所以大家保持着沉默。当时我的思绪万千，我想过：他所爱的那位谢老师如今怎样呢？他咬出她是“五一六”，她也一定破关在牢房里受审咯，这个年青人的自杀，能够挽救他的情人吗？如果他不死，将来谢老师会继续爱他吗？是什么力量，是什么样的‘专政’，毁坏了一对年青恋人的结合，并把一个纯洁的正直青年引向死亡。
我真懊悔在前一些日子没有争取更多的了解他，更多的开导他，以致他死了。他的爱人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如果我知道他爱人的名字和所在的学校，一旦我获得自由，我一定要去寻这位谢老师，并且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告诉地。可是后来一想，既然他已经死了，我再告诉她，除了增加她的愁苦和哀怨，还能有什么呢？我的可怜的人呀，你确实解脱了一切，忘记了一切，你为什么不替你的爱人想想？
我看见这个年轻人，即使在死了以后，还蜷曲着身子，得不到舒展的自由，发亮的铐子一直纠缠在他的手上。我心里的愤怒几乎要爆炸。
五点钟到了，天还是灰暗的。看守把铁门打开，两个劳改犯进来把死者拖了出去，他们拖着死者的脚，就好像拖一只死狗，拖的时候死者的面孔朝天。我们的铁门关上了，只听得死者背后的手铐在地上发出金属的磨擦声音。这声音那么难听，仿佛是铁器划破我的心窝那样，远远的，远远的，消失了。这时，我才发现泪水无声的掉落下来。
在这以后，房间里的谈话很自然的围绕着该不该自杀而热烈展开了。
讨论的结果，一致认为自杀是无能的表现，我们应该有志气活着看到这个可悲局面的终结，活着等到还我真面目那天。
讨论的结果，我们更爱惜自己的生命，更关怀自己的健康，大家一致认为，想方设法弄到吃的东西，这是一种求生的斗争，用不着难为情。
三天之后，按规定医生给犯人看病，顾医师第一个报名。不大一会儿，一个穿白衣服的监狱医生站在门外面。
这位医生把眼睛专注地朝顾医师看了又看，然后问了一句：
‘你是顾一一’
顾医师羞怯地不愿承认，因为老师跟学生的位置如此颠倒，使顾医师很尴尬，但当他一想到他如果承认下来，也许在他给药方面，会开方便之门。他也就苦笑着无可奈何的点了点头。
‘瘦得我几乎不认识了。有什么病吗？下午我来给你看病。’
顾医师说：‘谢谢你，我的病是缺乏营养造成的。’
‘瘦了，太瘦了。’他讲这话充满同情和关怀，这个年轻医生仿佛是黑暗地狱里唯一的一盏油灯。
顾医师说：‘大概是饿的。’
这一天的下午，医生在门洞上给一二八八看病，开给他一张药方，药方上写着：‘准许家属接济葡萄糖。’下面是医务室的图章。监狱的医生在门洞上对一二八八说：‘你把这个单子交给此地的管理员，写明家属地址，在这里写明希望在下次接见时买两包葡萄糖来。有了医务室这个条子，这里就会允许送进来的。“原来顾医师兼任上海第一医学院的教援，他施教过的学生，全国都有。所以他已记不起这个学生的名字来了。不过他从那张价值万贯的药方上看到了他的签名，叫温达开。
经过医生批准，可让家属送进葡萄糖来。这个办法对别的犯人如果同样有效，这就给全房间的人打开了一条生路，展现了一条生机。温达开这三个字仿佛像放大了几十倍的霓红灯似的，在眼前闪亮！
（四）
每逢星期四，每个犯人的“四川菜”上加一块像耳朵那么大的红烧肉；这很快使我们联想起这块肉是不是四十年前我们罢饭五天斗争得来的成果。
大概是一九七零年的九月份，刚刚过完星期三，大家用一种急切的期待巴望着星期四发下的那块肉，每个人私下作着祈祷：指望分到手的肉大一点，肥一点．
忽然宣布这个星期不发猪肉了，而是改发皮蛋，每人一个。于是有关皮蛋和一块肉，那一种更好些的议论成了最热烈的话题。争论的结果，大家一致认为：换换口味也好，从营养的角度来说，一个皮蛋不如一块肉。
星期四终于盼到了，我们是挨着坐次，一个一个到门洞口去领皮蛋。
老蔡到门洞口去领到一个皮蛋，刚刚打开，发现里头是一泡臭了的黑色液体。我马上看到，一个兴致勃勃上了岁数的演奏家仿佛被当头敲了一棒，立刻变得懊丧、失望，手里托看破了壳的一泡发臭的黑水，不知道怎么办好，差一点就要哭出来的神情。
我赶快敲开我的皮蛋，试试我的运气，上帝呀，我的皮蛋还是可以吃的，我变了一个骄傲的王子似的，至少要比一二零七要幸福。这时，坐在我对面的杨阿六，也发现他的皮蛋是一泡臭水。
我建议说：‘一个星期，好容易盼到一块肉，碰到这么坏的皮蛋，根本不能吃，可以要求炊事房调换，这个要求是合理的吧，’
老蔡在我的鼓励下，手捧着臭皮蛋在门洞里报告管教员，管教员来了，大提琴手跟他讲了要求换坏皮蛋的理由，并把手里的那个皮蛋给他看，管教员用鼻子闻了闻，就走开了。不大一会儿，门洞外面出现另一个看守的头，这是个耳朵下面多出一块赘疣的四十多岁的看守，说话声音带些杨州口音，他在门洞外边喊着：‘刚才是谁要调换皮蛋呀？’
老蔡马上站在门洞口，后面杨阿六跟了上去。
看守在门洞上说：‘这是处理品，给你们皮蛋吃，已经是对你们的优待了．你们不吃谁吃？要想吃好的皮蛋，你想想干吗要做坏蛋。’
杨阿六听出这个看守口气不对，便连忙退到自己的位置上去了。大提琴手没有急刹车，他还声辩几句：“都是一样的吃官司，为什么我分到的是这个呢？”
那看守一面用手开铁门的锁，一面说，‘好，你把蛋给我。’当铁门打开，这个看守便把他拉了出去，先把一二零七手里的皮蛋扔在他的头上，一面怒气冲天地骂：‘你这个反革命、坏蛋，你就是该吃坏蛋的坯子，要吃好的你干吗不在家里吃？要到这里来挑精拣肥的，你这样能改造思想吗？“接着，又用手掌打老蔡的耳光。
打完以后，一二零七被推进门，只见他的头发到耳朵根，全被乌黑的臭水染得像个大花脸似的，一股难闻的臭味扩散到全室。从他的一双发红的眼睛里看得出他气得要爆炸，但是他一言不发。
他的遭打，跟我有关，提建议叫他去要求调换的是我，我的脸上似乎也一同挨了打，感到气愤，并且为大提琴手难过。可惜我自己的那个皮蛋已经咽下肚，否则我真愿意送给他作为我慰问的礼物。我站起来想洗去他头部的发黑的臭水。做这样的事在这里也不是那么便利的，因为每个人发给的水是有限的，比如，你有两个大茶缸，这一天就只有四茶缸的水，（一天发两次水）这四茶缸的水要管喝，管洗脸，刷牙，洗碗、调羹，或者洗衣服，洗身的水是采取协作的方式，几个人凑在一起轮流揩身，所以洗身的水也包括在里头。因此，在这里，各人保管着自己搪瓷茶缸里的水是一份宝贵的财富。当我倒出我自己全部的水来给一二零七洗去脸上的黑水，房间里的所有难友都捐献出他们储蓄的一份来支持我。这个情景不仅感动了我，也大大的感动了大提琴手。他在挨了打，头上被弄成鬼样子的时候，他没有哭，但牢房里所有的同志都那么热情地拿出水来给他用，他哭了。
他一面洗去头上的黑水，一面愤愤的说：“挖了我的心肝，我也不造他妈的反了！”
在狱中闲暇无事，作诗一首记述此事：
天天盼块肉，今日得皮蛋。打开一泡水，奇臭难下咽。要求换一个，打你一顿拳：“你要吃好蛋，干吗坐牢监？因你是坏蛋，就该吃坏蛋。”犯人不是人，闻之泪如泉。
大约每隔两个星期把我们拉到楼下的小院子里“放风”一次。这里是四面都是高高的墙壁，一棵树也没有的地方，我注意到墙根下堆积着一些煤层。我们蹒跚的在这里面兜圈子，兜着无望的没尽头的灰色的圈子。也许是由于饥饿的驱使，还由于以前流落在大梢林的难忘的经历的诱导，我开始寻觅在这个小天地里有没有昆虫或其它的动物，当我兜了四、五个圈子，我忽然看到墙角下煤堆里有一个小动物伸出了头，我立即离开队伍扑向墙角，我看清楚了：是一只骚蛤蟆。我第一个欲念就是：它是可以吃的吧？时间不容我迟疑，我立即轻手轻脚的把这个近乎痴呆的癞蛤蟆俘获在手心里。蛤蟆挣扎着，溅出了据说是有毒的水，我顾不得这许多，就连忙把揑紧蛤蟆的手塞进农裳口袋里。看到我这么干的难友悄悄的问我：“你抓到了什么东西啦？”
我说：“一客上等的荤菜。”
由于增加了这么一个小动物，枯燥寂静的监房变得有生气并且忙碌起来。好几个人出谋献策，如何处理这个不幸的两栖动物。监房里是没有刀的，但犯人藏著有缝衣针，我使用这根针作武器，把蛤蟆的皮划破，很轻易的从头到脚把它的皮蜕了下来。
但房间的犯人中有的是才智出众的人才，怎样把这只蛤蟆弄得更可口呢？有人想出来的主意，就是利用‘四川菜’里的咸味，把蛤蟆的肉盐渍起来。按照这位专家的建议，如果能用咸味泡它两天，吃起来更有味些。但是另一位专家却认为：咸味不足的话，存放的时间长了就容易变质。我最后采纳了后者的意见，当天晚上我就把它吞下去了，说实在的，我实在等不得了，吃的时候我觉得味道并不比炒熟的差。
从此以后，放风的意义不下于每逢星期四分到的那块肉，每个人的眼光都在搜索小院子里的小动物。可是我的天哪，并不是在每次放风的时侯出现癞蛤蟆的呀，有一遭，我看见了一个蛤蟆，当我弯下身去捕捉，发现原来是一团煤渣。我看到别的同伴也常常被煤渣所欺骗而俯下身去。我们往往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回。
在克服饥饿上又出来一个‘发明家’这人就是何龙江，他是外语学院的学德语的学生，父亲是老干部，做过区委书记。他被抓进来，据说是为的他用图钉挂宝像时冒犯了他老人家，就好比赵姨娘在枕头底下用针扎贾宝玉、王熙凤的纸人那样不怀好心，这是很严重的犯罪。何龙江是个年轻人，在外定粮大，在这里最感到饥饿威胁的正是这伙年轻人。他情急无奈，竞想出把牙膏挤在饭盒里的办法，经他搅拌过的饭很有点像奶油拌饭，色、香、味都不错。我也亲自吃过牙膏拌饭，它有一种特别的风味。
牙膏、肥皂、草纸、毛巾这几样东西是允许家属按月接济的，所以牙膏的来源是可以保证的。于是，‘奶油拌饭’的经验很快推广出去，好多人都把牙膏挤到米饭里去。
医学博士顾医师对这项发明不大赞赏，根据他的分析，牙膏里有滑石粉，有肥皂泡沫剂，这些对肠胃都没有好处，而且缩短食物在胃里的时间：反而容易感到饿。于有一场有关吃牙膏的学术论争展开了。
何龙江发挥了这样的论述：我们吃的牙膏，要吃高级的，因为高级的牙膏里有甘油，甘油是有价值的营养品，我们把奶油饭吃下去，肠胃吸收甘油，排斥泡沫剂和滑石粉；收支相抵，我们身上的收入的比支出的要多。至于多多少，目前还无法统计，不过在这个断命的死地方，只要能够额外多添一点点营养，也是好的。
何龙江的科学的论述，并且能结合实际的这一番议论，把个顾医师弄得无言答对。最后还是由我作了调和，我说：
‘顾医师的道理是对的，如果我们吃的是普通的牙膏，那是对身体有害的。至于有甘油的高级牙膏，对犯人来说未始不是一道好点心，你们可知道，宇宙航行员在人造卫星也是吃的牙膏（宇宙航行员把营养丰富的流质装在牙膏管里吃）呀，我们如今就好比在人造卫星上，一块小小的地方，与整个世界隔绝，不能跟家属见面、通信，只要有某一个零件发生故障，我们就摔死在太空中。让地球上的人为我们举行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
（五）
在我们牢房里，还有一个很有地位的人，番号一二九六，开头大家不知道他在外头是干什么的，也不知其姓氏。越是有地位的人，在我们这里越是不肯暴露自己的身份，顾医师也是如此。
这位一二九六，虽然流落到监狱里来做了犯人，但有些生活习惯还是与聚不同，比如说，他在睡觉以前，总是把农裳、袜子折叠得整整齐齐；尤其是一条呢裤子，他总是设法把裤管前面的那条缝压出来。每天要洗一次手帕；他穿的白领衬衫，在这里用水如此困难的条件下，他总是洗得很白，穿得笔挺。
他家里给他接济的大茶缸、小茶缸共有五、六只之多。其中有一只大茶缸引起了一二七四的注意，一二七四是江南造船厂的工人，他注视着那只大茶缸上印肓“公私合营天章毛纺厂”的字样，在这一行字的下面印着编号：‘零零零二“。
这只大茶缸对一二七四是何等亲切啊，原来他的妻子正是这家毛纺厂的老工人，他家里也有同样的一只。天下是有那么凑巧的事，他妻子分到的大茶缸的编号是零零零一，一二七四猛然记起来了，天章厂发这样的茶缸是在一九五六年全上海私营企业一下子改为公私合营的时侯，发这种茶缸是作为庆祝全行业转为公私合营的纪念品。那年他的爱人在厂里担任工会主席，工会在私营企业里威信最高，所以把一号茶缸发给了工会主席。便把二号发给了天章厂的老板。他还记得：那个老板叫刘治厚，他除了办厂以外，还开设了一家对外贸易公司，是个不小的资本家，担任过工商联的副主任。想到这些，一二七四用试探的眼光瞟着一二九六：‘莫非他就是天章厂的资本家？’
由于一只大茶缸的编号，一二九六的保密的提防终于守不住了。
一二七四先问他天章厂当初是不是有一工会主席叫徐翠弟的？仿佛电话总机的插头找准了号码，两个人便开始攀谈起来。由于在里面生活的冷酷和黑暗，下定决心不多说话的人，只要感情的火花出现一次小小的爆发，只要人与人之间多给予一点同情相温暖，就会冲破他原先所下的决心，什么保密，尊严都不在话下。这样，我才知道我们房间里不仅有一位著名的外科专家；而且还有一位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市政协委员会的资本家。
刘治厚犯了什么罪行呢？这里只好简单的讲讲。上海市人委管理工商行政的部门有一名女干部，平时常给上海滩上的大小资方人员打交道，一九五三年，她冒用政府名义，到几个大资本家那里进行诈骗，说什么政府要建立一家由资方人员投资开办的工厂，资金需要几百万元。希望资方人员踊跃投资，政府一定保障投资者的利益。资本家认为她是市人委工作人员，深信不疑。有五、六个资方人员上当受骗，共给她骗去十万多元。政府要她吐出骗得的款项，她只退出了两万多元，还有八万多元没有着落，她便捏造一些人，其中有管文教的副市长，有工商联副主任刘治厚，还有某大宾馆的经理共六、七人之多，她诬陷说：这六、七人分掉了她的八万多元钱，是她暂借给她们的。请政府问他们讨还，就可以凑足十万多元。政府向这几位负责人核实情况，没有一个人承认有这件事，都说“荒唐至极”。她的造谣诬陷，人民法院已做了结论：‘认定系这个诈骗犯为了抗拒追缴所骗款项，诬赖好人，转移目标。’本来这个案早巳了结，诈骗犯受到法律的制裁，关进了提篮桥监狱，谁能料到，文化大革命起来了。‘四人帮’的阴谋是要打倒党内外的一切当权派，夺他们的权，他们翻出了这么一笔旧账，把关在提篮桥的大诈骗犯当作了一张王牌，做出舆论说，这六位头面人物其实是跟那个女犯伙同骗钱，是刘少奇把他们包庇下来的，如此等等。首当其冲的是把那位上海市副市长关起来，这位刘治厚平白无辜的也被关了进来。刘治厚说，他根本没见过那个女的，我穷得要饭，也不会伸手问她借钱呀，真叫做：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他还说在一次审讯中，审讯官并没问他是不是那个诈骗犯那里用过钱的事。审讯的重点，是要他检举揭发那个全国知名人士、副市长。
这大一清早，铁门打开了，一个审讯员来关照：今天一二九六可以出去了。刘治厚喜出望外，赶紧整理行李卷，而且把那只零零零二的大茶缸准备送给一二七四作为留刈纪念。站在门口的审讯员叉说：‘行李不拿，还要回来的。’这两句话在刘治厚心上猛地打了一记闷棍，一场兴奋一下子变冷、变麻木了。他摸不透那个人说的‘今天你可以出去’是什么意思。他疑惑不解的跟着那个审讯员走了出去。
到了快接近夜晚的时暌，刘治厚果然回来了。他对我们讲了一天的遭遇：
那个审讯员对他说：今天让你出去，由你的家属领着。到下午五点半一定要回到这里。没等多久，他果然看到了自己的妻子站在二道门外头。他被允许走出二道门，审讯员交给他一个出大门的‘放行证’，又说：“给你一天自由，你可以干你乐意干的事情。”
为什么只给他一天的自由？这一定有什么计谋在里头。他跟离别了一年多的妻子碰面，一肚皮的话，不知从哪里说起。妻子看到他也是热泪盈眶，她也跟丈夫一样，经历了一场从过份的喜悦一下子变成失望的恶作剧。得知今天可以看到自己的丈夫，她是高兴的，心里充满着快乐，但她叉听说，一定要在下午五点半以前把丈夫送回这个监狱，这等于把所爱的亲人又活生生的送进坟墓去，她的一肚皮欢乐烟散云消了，她看到丈夫，瘦得不成人形，他那一双手在太阳光的照耀下，苍白得像是透明的样子。在这多灾多难的一年半时间里，她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哇，她的苦水、她的眼泪，不敢吐，不敢流，如今难得见到自己的亲人，她真想抱着刘治厚痛哭一场。但是她克制着自己，只让泪水停留在眼眶里，第一句话问她丈夫：‘怎么样，跟我一同回去看看？不过我们原来的地方没有了，我们搬到一个小阁楼里了。’
老刘说：‘不，时间有限，那样的家我回去干什么，一看一包气！’
女人回过头来注意后面有没有钉梢的，老刘也回头来看，他们两人便走过马路，看看有没有人跟着，他妻子然后说：‘为什么不放了你？只给你一天的自由？“
老刘说：‘谁知道呢？反正这里头有什么名堂。’他问女人身上带了多少钱，他妻子说有十多块，老刘说：
‘让我痛痛快快吃饱肚皮吧！在那里头把我饿坏了！“
刘治厚看见迎面开着一家点心铺，专卖馄饨和面条，他就迫不及待的走进去，他妻子说：‘你打算吃什么呢？’
‘大肉面。我在里头曾发下誓愿，有朝一日把我放出来，出牢门第一件事就是吃它一碗肥肥的大肉面，“
‘憨大，为啥吃大肉面呢，不好挑好一点的吃。’他女人说。
‘我等不及呀，大肉面就是最好的了，见他的鬼，只给我一天的自由。’他决定坐下来，让他妻子去买一碗大肉面。大肉面刚端上来，老刘就像饿煞鬼那样，咬一口就消灭掉大半块红烧肉，他用筷子夹着剩下的肉，低声地说：‘好不容易，要等七天，才能有一块吃，还没有这个大。’接着就是狼吞虎咽的吞食三两一碗的面条。
他妻子从旁打听：‘在里头他们打你吗？’
老刘不想把真情告诉她，徒然叫妻子多操心，他淡淡的说：‘还算好，他们没有打我。你看。’他伸出折叠得一条直缝的裤子给妻子看，想给她一点慰藉。
他妻子看着丈夫这副饿极了的馋相，又止不住淌下眼泪。她说：‘要不要看看我们的孩子？’
刘治厚沉吟了一会儿，说：‘免了吧，为了有这样的父亲，他们的日子不好过。如今我去看他们，不是又给他们添麻烦吗？唉，可怜的孩子。’
随后，他妻子把他带到‘劳动剧场对面吃了一份排骨年糕，老刘要吃两客，他妻子说：’留点肚子吧，再换点别的花样吃。‘老刘舔舔嘴唇，走出店堂，拍拍自己的肚皮，一面说：’你不知道，我这个肚子饿得像个无底洞，有多少能装多少。‘
他妻子说：‘我听人说，饿狠了的人不能猛吃，你当心吃坏了。’
刘治厚跟着妻子走在热闹的人行道上，从这家馆子吃到那家馆子，肚子开始充实了。他抬头看看明朗的阳光普照的天空，感到这个世界何等美好，感到自己的妻子何等的温存体贴，他们结婚已经三十多年了，只有今天，他们的相爱才到达从未有过的高峰，他头一次发现他的妻子有许多以前没有显示的好处，他妻子的真正的美也是今天头一次看到。他自言自语说，我才不自杀咧。他回头看看跑马厅上面的大钟，已经无情的指向十一点二十分。他说：‘可惜给我的时间越来越短了。’
他妻子看到他愁苦焦虑的面孔，关切地问：‘你说呀，在那里面他们待你怎么样？你这个明摆明是冤枉的案件，到什么时候才能弄得清楚呢？’
刘治厚自我解嘲的说：‘关在那里头倒有个好处，一切的犯人之间再也没有阶级，反正大家都一样。对资本家来说，那里对我倒并不歧视。’
他妻子又问：‘那么，你那个案子，会怎样了结呢？’
‘可惜，我们国家就是没有法律，他们随便抓人，把个犯人关上七年、八年，我们就像关在笼子里的鸡鸭，要杀要关，命运完全掌握在他们手里。不过这两三年来有这么一个趋势，对国家贡献越大的，社会上有声望的，党内地位高的，罪孽就越大。你看，党中央有多少被打倒了，连上海市的市长、副市长，他们也不放过。至于犯的什么法，那倒不关重要。我的案子不会太严重，因为我不是党内的首长，工商联里我不过是排行第四的副主任，有一次审讯官审问我，一句没提起我犯下什么罪，专门要我提供那位副市长的材料，他们大概把我当作打别人的炮弹使用，我不是主角，你放心好了。
过了十二点，钟点似乎格外加速了，没有走过几条街，已经两点半了。刘治厚恨不得把足可供应一年的营养在一天之内全都吃进去，他又开始进点心店，吃完点心叉去吃西餐，到了下午五点一过，他的‘无底洞’式的肚子已经到了饱和点了，但他还是进了‘美心酒家“吃了一盆炒虾仁，喝了二两酒。吃完以后，他拍着胀得鼓鼓的肚子，说：’我真乐意做一头牛。‘他妻子说：’可不是，关”牛棚“，我还可以看到你‘
刘治厚笑笑说：‘我是想做一头牛，一下子把肚子吃得饱饱的，做个反刍的动物。“
时间越接近五点半，刘的妻子就越是不安。好像有一个催命判官跟在老刘的背后，使劲把她的丈夫推上断头台似的。
“还有一刻钟了！”他妻子几乎是惊呼出来的一句话，说罢，两行热泪扑簇簇的流在脸上。
这一句话像雷击一样震动了刘治厚的神经，他打着饱呃，说：‘那么让我进去罢，亲爱的，保重，教育孩子逆来顺受一些。’
‘不，我要送你到里头，把你交给他们。’他妻子还建议说：‘能不能再买点吃的，带在身上，留着慢慢吃？’
老刘这时猛的想起，在牢房里那么多的难友正在过着嗷嗷待哺的生活，他能够享受一天的自由，应该设法带点什么好吃的东西给他们。患难之交的感情使他在离开规定时间只有五分钟的时侯，想起了这一点，时间不容他多选择，他连忙在拘留所不远的一家小烟纸店里买了一块钱的糖果，（买别的东西，放在荷包里鼓鼓囊囊的，目标太大，不好带进去。）分装在衣服和裤子的所有口袋里。
他在进入我们监房之前，幸巧没有人搜查他的身子，他把一斤不到的什锦糖果带了进来，当他把所有口袋里的糖果掏出来，放在地板上，声明按人数每人可以分到五颗糖，这时刘治厚的形象好比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救世主一般。
可怜的犯人嘴里含着糖果，把五彩缤纷的包糖的纸看作是稀世的艺术品那样，珍藏起来。但是，“急刹车”、老蔡立刻指出：赶快把糖纸扔到厕所里，因为糖果是非法带进来的，糖果纸便是物证，要是给这里的看守查出来，又会惹出一场祸事来。于是，所有的包糖纸全被扔掉了。
监房里的人个个都羡慕刘治厚，顾医师说：‘只要给我半天时间，让我看一看老太婆是死是活，这就蛮好了。’
在我旁边坐着一位山东人，平时他是不大开口的，他吃完了糖以后，也说：‘只要给我一个小时的自由，让我到家里看看，也是一种幸福。’
但也有难友问一二九六：“你猜，审判员让你出去一天，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刘治厚回答：“这还不明白吧，他们想软化我，让我拉扯出别人的罪行来，这一手比逼供信还厉害。”
何龙江说：“你打算怎么对付呢？”
“我才不去检举揭发咧，这样，我还可以再赚它两次到外面去蹓跶蹓跶，吃它个饱，再给你们背点糖果进来。”
（六）
紧挨着我坐的还有一个神秘人物，他就是在刘治厚带回来糖果以后，说了一句：“只要给我一个小时的自由”的山东人，这个人是大高个子，编号一零七三，跟我相处了这么久，我也没探索出他的底细，他一直是守口如瓶，只是由于我在山东呆过五、六年，也能说一口山东话，我们在讲到山东风光和鲁西、渤海有个差别之类的话题，比较谈得来。
拘留所里的规定，虽则在押犯不许跟家属见面，但允许一个月有一次家属可以送一些日用品进来，日用品有牙膏，牙刷，草纸，替换的衣服之类，还有一样是作补衣裳用的零碎布片。有一次轮到家属接济东西，这个一零七三拿到了日用品，还有许多零星的布片，我看到了其中有一块已经褪了色的军装的破布，而那样的军装布是老根据地里的妇女用手工织机织出来的土布。这样的军装当年我也穿过，如今看到它，在抗日战场上策马驰骋，东荡西杀的情景叉重现在眼前。我从这一堆布片里，推断出他是个参加革命很早的老干部。使我惊异的是，一零七三面对着这一些碎布片，一个巍巍山东大汉，竟落下了眼泪。我才知道他的感情有脆弱的一面，我乘势想挖出他心里的隐秘，我无限深情的轻轻地问他：
“怎么啦？触景生情啦！”这时他才发觉自己流了眼泪，连忙揩掉。他不言语，我就拣起那块土布的黄军装碎布来，说：“这块布起码有二十五年历史，好进历史博物馆了。它有过一段光荣的过去。对吗？”
他佩服我的眼光，说：“你可以做一个考古家了。”他挑出另外一块针织品的裤料的碎片，扔在我前面，说：“你能考察出这块布料的来历吗？”
我把这块针织品的棉毛裤捏在手里仔细考察一番，发现这是一条孩子的裤子，这孩子的年龄有五、六岁左右，并且从裤腰处发现用彩色的线绣上的名字：“周新国。”我有了重大的发现：我知道了这个孩子的爸爸也姓周，知道这个孩子的妈妈手工很精细，一定是个好妈妈；我知道刚才一零七三不自由自主的流眼泪就是看到这一块裤子碎片的缘故。
我对他说：“这是你的儿子进幼儿院的时期的棉毛裤，你爱人给孩子绣上的名字，免得弄混了。对不对？”
他默认了我的考察报告，微笑着点点头说：“这个儿子，我不在家里功课总是不好好做。如今这个孩子已快初中毕业了。我还有一个女儿，她还算用功的。”他无限怀念地说。“不知家里怎样呢？”
“你是想念孩子的妈？还是想念女儿呢？”
他说：“都想。不过我的爱人也会跟我一样，被他们关在什么地方。这些东西也许是我的儿子送来的。”
“你爱人有什么问题呢？”
他的内心隐秘向我打开了一丝缝隙地说：“她出身不大妤，又是老干部，走资派。……”
我气愤地说：“我们奋斗了几十年的，就是为了让自己的一家老小进牢监吗？”
他生气地批评我：“不要发牢骚，这是他老人家亲自发动的大革命呀！”他一面用眼睛警惕地往四周扫视一遍，暗示我，要我注意会不会被别人听去了。
我对他的了解虽则又进了一步，但再想多了解一点的话，他的门又关紧了。我发现他在政治上比我老练，虽则他年龄比我小些，但他却像老大哥一样及时的严正的给我善意的忠告，他曾悄悄地对我说：“你这个人呀，说话就是不注意，你晓得这里是什么地方？这是专政机关，没有罪他们会寻出你的罪来，你在这里说话却这么放肆，是不是想为自己增加几条现行反革命的罪状啊，”
我涨红着脸说：“我说了些什么呀？我可全记不起了。”
他叹了一口气，说：“你就是这样漫不经心，你一再的摔跤子，还不吸取教训哇，你对一二八八说过，这里是集中营，这话有多大份量？”
我猛然想起来了，我在那次为皮蛋打人事件，气愤愤地说过这个话。我对他不由得肃然起敬，佩服他的细心。他又说：“你想想看，你还讲过一句可以无限上纲的话。”
我十分羞块，也十分胆怯地说：“我还讲过什么来着？J
“你说了，现在一切都颠倒了，这话严重地损害我们党的威信咧，假使有人打你一张小报告，这不又是一条罪行？”
我红着脸辩解道：“我讲的可是事实，是真话呀，顾医师也这么讲的。”
“你这个老天真，如今不时兴讲真话。你还不知道？顾医师是党外人士，咱们是共产党人，处处要维护党的威信呀！”
我说：“难道靠说假话维持党的威信吗？”他不言语了。痛苦地晱睒眼睛。
我们之间有过这种推心置腹的谈话，我跟他的亲密程度和互相信赖可以说超过房间里所有的犯人。
在下一次的允许家属接济东西的日子，顾医师果然拿到了两包葡萄糖。他在打开塑料袋用调羹挖出来的时侯，全房间所有犯人的眼睛都集中在这个塑料袋上。顾医师很快察觉到这一点，就很礼貌的慷慨的打算每人分送一汤匙，效法一二九六从外边回来给每人分送糖果那样。可是谁也不好意思接受这种赠礼，我说：“我们怎可以吃你的营养品呢？这是温医生开给你的。”但是我私下却托他帮我一个忙，能不能去跟温医生打个招呼，也能给我开一张准许带进葡萄糖的条子，这样我就得救了。顾医师答应在温达开进来给犯人看病的时侯，他去跟温医生讲一讲。几乎是同时，一零七三也托顾医师帮他个忙，他说他感到肝区有点儿痛，希望能从外头弄进葡萄糖或是鱼肝油丸进来。顾医师摸摸他右肋间处，惊异地说：“你是肝肿大，有五个指头大，赶紧看医生。葡萄糖对你这个病有缓解作用，要多吃。”隔一天的下午，温医生到门洞口问：“有看毛病的吗？”
我赶快跑近门洞口：‘我有病。晚上出虚汗，牙床肉动不动就出血。’按照顾医师的教导，我还讲了几项重要的病状。这时一零七三也站在门洞口了，顾医师把头伸到那里，对他的学生说：‘刚才这个犯人严重的营养不良。’他没再说下去，温医生会意，不久就递进一张条子给我。接着是一零七三凑了上去，让温医生伸手去摸他肿大的肝区，没有一会儿，同样的一份药单也给了一零七三。我们两个对这位温医生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激之情。
我看到这张准许接济葡萄糖和鱼肝丸的单子，快乐得差一点要迸出热泪来了。我立刻写信通知家里在下一次接济的时候买两包葡萄糖和两瓶鱼肝油丸（两包和两瓶是这里规定的最高限额）。并附上温医生签名的条子交给了值班看守。
一零七三当然也同样的照办了。在他写给家里的信上，我眼睛无意间瞟了一下，发现那封信上写的是：“王蕾同志收。”心里马上楞了一下，想到：这个王蕾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王蕾呢？后来我又想：“女同志中有这样同名的吗？”当我联想起不久前送进来的他的儿子在幼儿园时代的一条裤子上的名字，叫“周新国”，我完全可以肯定：“对！一定是她。”那时她常温情地提到小周，我后来一直没捞着见面，想不到竟在这里碰面了，这是历史的喜剧，还是历史的悲剧呢，
我有非常强烈的冲动，要跟这位当年的“小周”打开那个值得怀恋的宝藏。
我挑战式的向他提出了第一个问题：“你一九四三年是在山东渤海区吗？”
他疑惑地看看我，不否认，也不答话，看来我这句话说中了。我又提出了第二个问题：“那个王蕾跟你讲过，差一点饿死在大梢林里的故事吗？”
这一问，他的眼睛定定的看了我足有一分钟，然后带点惊愕的神情说：“你怎么知道？”他虽则仍然用问话，但已经默认了王蕾就是他的爱人。
“我怎么不知道？我也是差一点死在那里头。我还吃了她打算送给你的口香糖咧！”
他突然用十倍的兴趣重新打量我，说：“她说过，在她走投无路的时侯，是一只狗做了引路的，救了你们。她讲，有一个上海口音的男同志替她背了行李，是不是就是你呢？”
我说：她记性这么好，还记得我。那九个人里头，只有我说话有上海口音。
于是，我跟这位从没见过面的小周一下子变得很熟悉，很知心，是王蕾那根红线把我跟一零七三紧紧地扭结在一起了。小周——现在已是老周了——的提防再也守不住了，冲垮他提防的，是二十六年前一个少女从敌占大城市带给他的爱情的力量，他沉湎在那战火纷飞下跟王蕾的悲欢离合的回忆中。我的心情也同样的不宁静，在我们一同走向大荆条林的充满着苦难的历程中，由于有了个王蕾，给我们那个小小的队伍增加了多少乐趣和生气，在大梢林里也经历了同样的挨饿，但那种饥饿只持续了两三天，大家一直是斗志昂扬的，不像如今的挨饿是永无了局，而且是带有糟蹋人的恶作剧性质，吃苦吃得没有名堂。在这样对比之下，那次大梢林里的饥饿倒成了一段美好的回忆。在最没办法的时候，王蕾贡献出她的一切，延续了我们的生命，我曾经在心里暗暗的嫉妒小周，我觉得这个未曾见过面的小周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我们两个有着谈不完的共同语言，两个人都乐意深情的谈到王蕾，由于有了这样有意义的话题，使得这里的严酷的饥饿生活变得轻松多了，使得我跟老周的友谊涂上一层甜滋滋的味道。我们都共同祝愿王蕾能安然度过目前这一场暴风雨的袭击。
老周终于把他最最隐秘的东西告诉了我，没有对我的高度的信任，他是决不肯说出来的。
（七）
一零七三姓周，原来是市委副秘书长。这样一位党的领导机关的负责干部，一下子成了罪犯，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故事发生在一九六二年的九月，正是杭州的桂花飘香的时候，当时的华东局第一把手和上海市委第一把手要到西湖朝觐毛主席，向他汇报工作。他带了最亲信的张春桥去，另外随行的还有两位同志，其中一位便是副秘书长老周。
白天工作汇报完了，在西湖的高级宾馆里，晚间还举行交际舞会，张春桥和老周都被邀请参加舞会，唯有华东局第一把手没有去，这个第一书记身坯高大，有一个特大的鼻子，故做起报告来共鸣声音很好，人们背后叫他大鼻子，他是向来反对跳交谊舞的，他认为交谊舞男女混杂，不大雅观。所以在他治下的上海，自一九五八年即下令禁止跳舞。
舞会的主角就是江青，她在舞会上当然是最活跃的一个。老周从旁注意到她跟张春桥一同跳起舞来，另有一种卿卿我我的神态。他起初并不经心，只是欣赏着舞会里莺歌燕舞，春光融融的气象。忽然，当江青跟张春桥扭到他附近时，他听到江青对张讲了两句话，“你们那里的大鼻子真太那个，在上海你想跳舞也跳不成，还是到我这里来，可以尽情的跳……”
老周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怀着对华东局第一把手的高度信任，在他们汇报完毕返回上海后，就如实地报告了第一把手。这个第一把手马上把副秘书长报告他的话原封不动的告诉了张春桥，江青从杭州回到上海，找到一个借口，说要到京剧团亲自抓《智取威虎山》，暂时不去北京了。张春桥天天跟在她后面，形影不离，张未免有点心虚，把第一书记告诉他的“情报”，跟江青说了，江青脸不红，心不跳，努着嘴说：“这些闲言碎语，老娘当它放屁。怕什么，有我呢，不过对那个姓周的副秘书长，专会打小报告，有机会要让他知道我老娘的厉害！”也是合该有事，老周在这几天又给第一把手讲了“下面听来的舆论”，说是江青跟张春桥到京剧团并没有搞“威虎山”，而是鬼混在一起，怕下面影响不好。这个第一把手正愁着没有礼物谄媚，便马上转告了张春桥，还关照说：在我的上海，叫她放心，不会有任何风浪的。
老周就为的这两次报告被江青和张春桥看作是眼中钉，是破坏他们“甜蜜事业”的“克格勃”。文化大革命一开场，张春桥窃取了上海的军政大权，第一批点名要打倒的市一级领导干部，副秘书长老周的名字就排在陈、曹的后面。别的市委领导干部都是隔离在本单位，只有老周，张春桥生怕他会把他们的丑事扩散开去，特意下令把老周关进公安局拘留所。
老周犯了什么罪呢？我百恩不得其解，但由此我痛苦地了解到一点：当今的“朝廷”依然是奸臣当道，女后跋扈，冤狱遍地，民不聊生。应该感谢老周，是他第一个让我认识了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究竟是什么货色。
二十天以后，是法定的允许家属接济东西的日子。一想起二十天以后就会送进葡萄糖和鱼肝油丸，这已经不是空想，而是即将兑现的现实，心里就感到乐滋滋的，这二十天也似乎变得光明些好过些一了。可笑的是，那二十天又觉着过得慢，过得无聊。顾医师对我和老周真是体贴入微，是他主动提出的，他现有两包葡萄糖，先让我们俩分开吃一点，等到我们接济了还他好了，于是我们就照办了。
家属来接济的一天终于到来了，上午十时半光景，把老周叫了出去，他拿到了肥皂，草纸，还有几块碎布片，但是偏偏没有葡萄糖，他说：我是已经有医生批准的，我是肝肿大，我已经写信告诉家里。那个专管家属接济的管教员不耐烦地说：“这些我都知道，手续也有，是上头关照，不许拿进来。”老周进门时的面色发白，这一个打击比什么打击都重，他把肥皂、草纸在地板上一扔，马上瘫痪在地上，十分丧气地说：“上头，上头，我知道是谁，他想活活把我折磨死！”
我惴惴不安地等着叫我的号码，我真耽心，老周那样的事会不会落在我头上？挨到十一点半，喊到我的号头了，我心里别别跳地走出牢门，是我家里什么人送东西来，根本不让我看到。但我看到了属于我的一份，上面写着我的编号，里面很醒目的有两包葡萄糖，但是当专管接济的看守长把一堆属于我的东西一件一件递给我时，他偏偏把我日夜梦想的葡萄糖剔在一边，对我看看，然后说：“上头关照，葡萄糖你不能送。”我急得想用手抢过来，气得眼圈都红了，我抗议说：“为什么医师批准了不让送进？”那个管教员无动于衷的冷淡地说：“那你就不用问了。这两包，等下一个月你家里人来接济，叫他带回去就是。”这时他把两瓶鱼肝油的瓶子摆在我的面前，说：‘这个可以拿去。’
我几乎没有气力再走回监房，我的眼窝里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清楚。心里的愤怒升腾到快要爆炸的地步，我真想大喊大叫：“家属送进来的药品，不让送进，这是什么道理？你们还有没有人心？对待敌人的俘虏也不能这样残酷呀？”要是真的这么喊叫的话，有谁来听你呢？当我跑进牢房，全房间的人一看见我的神色，全猜着了我遭遇的不幸。老周跟我的命运一样，我真想抱着他大哭一场。他却安慰我说：“你比我还好些，还送进两瓶鱼肝油丸咧！”
在顾医师面前特别感到羞愧，我们吃掉了他的葡萄糖，本来是答应要还的。如今我们拿什么去还呢？这不是应了一句话：‘监牢里好人做不得吗。’情急无奈，我只得还他一瓶鱼肝油丸了。顾医师坚决不收，并且宽慰我们，说你们不还不是你们的过错。谁也想不到，即使医生批准了，接济的地方还有重重关卡。他郑重宣布，今后再也不用还了。尤其使人感动的是，他还对老周说：‘你的肝肿很有可能发展成肝炎，你家里接济不进，这真叫没有办法。我这里还有半包先让你吃着。我还可以继续让家里送进来。这个东西在外头很便宜，想不到在这里这么宝贝！’
老周看得出顾医师确是诚恳的，没有一点客套。但他坚持拒绝了顾医师的好意。我把一瓶鱼肝油丸送给他，经过我几次三番的劝说，最后他总算同意了。
四天以后的一个早晨，老周还没走到蹲坑那里，就呕吐不止，吐的时侯额角上冒出豆粒般的虚汗。顾医师用手测测他的体温，说总有三十九度，他连忙到门洞口报告看守员请温医生来。不多一会儿，温医生来了，测了测他的血压，看了看舌苔，并抽血去做化验。顾医师瞅着这个机会悄悄的问温达开医生：“为什么你的条子都不管用？他叫家里送来葡萄糖，门口还不让进来？”
温达开把脸沉下来，压低嗓子对顾医师说：‘这是张春桥、马天水特别关照的，我也没有办法。’
过了十分钟光景，两个带着大口罩的劳动犯抬着担架进来了，说一零七三是急性肝炎，送提篮桥监狱医院。我含着热泪替他整理被头和零星东西，我们两个做成真正的知心朋友还没有几天，就这么匆匆地分手了，心里真有说不出的辛酸。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倒霉地方，又得了这么一个倒霉的病，而威胁着他生命的张春桥、江青、马天水之流又下决心必欲将他置于死地，那他的未来会怎么样呢？我简直不敢去想，
我替他把枕头安放在担架上，我又看到从棉毛裤上裁下来的“周新国”，由老周裁剪成一颗鸡心的形状，很巧妙的缝在枕头套的一角上。我看到了这个，马上就想起了他的王蕾，他的可爱的姑娘，我是这个革命家庭从无到有的历史见证人；可悲的是，我又目睹了这个幸福家庭的毁灭，
当他用手扶着墙往门外走时，我看见他的皮色发青，他向同室的人微笑告别，而那种微笑其实是一种油尽灯灭前的惨笑，我不忍心再看他的脸，怕让他看到我无声的流泪，其实他早发觉了，轻轻的说了一句：“不要难过，多保重！”铁门无情的把我们隔开了。
一个多么好的共产党人，他的获罪正是因为他对党的忠诚！
这一晚我一直睡不着，臭虫向我展开围攻，我也懒得去消灭它们。我想得很多很多，其中也想到：我的葡萄糖同样不让拿进来，是不是也因为张春桥、江青、马天水之流说了什么话，一定要把我关在这里，慢慢的折磨而死，我已经看到死神在向我招手了！
（八）
老周得的急性肝炎，给我们这里的每个人留下了无名的恐惧：肝炎的传染是无情的，对于身体已经衰弱不堪的人，更容易感染，由于这里的伙食条件如此恶劣，真得了病也只有等死。所以弄得人人自危，好比已经宣判了死刑似的。
顾医师明知“大难临头”，肝炎的病毒也许已经在他身上潜伏下了。他也表现出“听天由命”的超然态度，他只是说：“我们跟一零七三号生活得这么密切，一天二十四小时形影不离，这时候再想法预防肝炎已经来不及，而且是防不胜防的。”他无可奈何地摊开两只手，仿佛他就要拥抱死神的样子。
一直挨到第二天的下午，才听说区防疫站要派人到这个房间里进行消毒，并给每个在押犯人抽血检查。区防疫站的工作人员戴上了面具，我们几乎分不清他们是男是女，看守员在他们没来之前，走过我们囚房门口还是若无其事，这个时候他们却显得神色紧张，如临大敌，戴上了大口罩站得远远的，生怕细菌飞到他鼻子里去的样子。这时候走到跟前的一个看守，便是耳朵下面多一块肉的，他放大嗓子带着杨州音招呼我们：把所有的衣服、被褥、吃饮用的东西统统搬到一个消毒间去消毒。我们中间的大提琴手请示他：“毛主席著作要不要一道搬去？”那个看守员说：“你怎么不说宝书？宝书也一定有毒啰，当然一道搬了去。”他这话说得声音太响了，猛不防被后头一个长官听到，他很不客气地扯下那个看守的口罩，这时惊慌失措的看守方才知道刚才说话失了言，脸色徒然发青，使劲的打了一下自己的嘴巴，求饶地说：“有罪，有罪，是我一时不注意说溜了嘴。我去，我去请罪，罪该万死！”
那个长官绷得很紧的脸并没有松弛下来，扯着他的一只胳膊，像揪住一个罪犯那样，厉声地说：“这事情的性质，你应该知道，这不是请一下罪就算了的问题。”说罢，这个长官便把看守拉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我们亲自看到了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如何犯罪的全部过程。看到那天扔臭皮蛋的看守受如此的惩罚，起初不免产生恶有恶报，幸灾乐祸的心理，但我的心情猛然变得沉重起来，心里想，关在这里面的两千多犯人里头，一定有很大的比例是跟看守犯了同样的差错抓进来的吧，我们房间里何龙江不也是这样的“现行反革命”吗？果然，在我们的牢房消毒后的一个月，有一个老犯人调进这个号子来，他曾经讲起：曾经有一个在这里做过值班看守，外号叫小杨州的也跟他关在一道，不知道他犯了什么法？我想这个犯人恐怕就是说溜了嘴的看守了。
为了便于区防疫站的人进房间消毒，我们把屋子腾空以后，由另一位戴大口罩的看守把我们领到二楼一个房间暂时安顿。
当那个看守把牢门打开以后，他告诫我们说：‘这里头只有一个人，你们谁也不要跟他讲话。等那边消毒完了，还是回原来的号子去。’
我进到这个陌生的牢房，羡慕这睡大的面积只住一个人，要是跟我们那里人叠人，脚碰脚的挤迫情况比起来，只蹲一个人，未免太惬意，太优待了。我把这个意思讲了出来，刘治厚，顾医师都不以为然，刘治厚说：‘宁愿人多在一起，挤就挤一点，日子好过多了。如果只是一个人，关得长了，没人讲话，一天到晚孤零零的，他的脑袋也会变得麻木迟钝，连嘴上说话都会找不着词儿咧。’
顾医师说：“把一个人关在一个房间里，这是不合人道主义精神的。因为人是群体的动物。”
由于看守曾关照过，不许跟这个房间里的犯人讲话，所以开头时大家故意远离那个陌生人，而那个陌生人一直躺在地上，上面盖看一条毛毯。我就产生了一种好奇的心思，想走近去看看，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是不是生了病？他为什么一个人关一个房间？
我怯生生地走近了他，我发现他的一双炯炯有光的眼睛正朝着我看，我心里不免惊了一下，便避开了他的目光。但是当我的眼光跟他的眼光不由自主的第二次相遇时，我差一点要奔过去大叫一声；我差一点要哭出声来；差一点要把我的整个身子扑在他的毯子上！我像梦中奇遇一般，想不到在这个地方会遇见我的徐老师，徐玉书同志。
但是我的理智必须抑制住奔放的狂热的感情，我还得做着毫不相识的样子，轻轻的走近他，第一句话便问：
“你怎么会在这里？”因为我在全国解放后，一直跟他有通信联系，我知道他不在上海工作，他是从一九六二年以后，从北京调到“大三线”去担任领导工作的。
他的说话声音很低，但是他的每一个字音都深印在心。他说：“……在全国解放以前，是上海地下党专管组织工作的。王洪文、叶昌明这帮流氓，一心要把上海的所有地下党同志打成叛徒集团，他们挑选的突破口，就是要把我徐玉书攻下来，只要我承认是叛徒，上海好几百个地下党的同志也就统统成了叛徒了。他们就是在清队运动一开始把我从广西揪了回来。……”
他吃力地说着，由于他并不知道我们进来时看守宣布的禁令，所以他并无顾忌的跟我谈话，还由于他长年累月一个人关在这里，急需找个人宣泄宣泄心里的苦闷，并使僵化了的舌头变得灵活起来，他很乐意向我倾吐他的内心。我的同室的难友都为我在这个地方能会到老战友而感到高兴，他们为了掩护我跟他的谈话，有好几位同志自告奋勇的站在牢门洞口，为我望风。
徐老师又说下去：“如果我真承认自己是叛徒，可真的成了叛徒了，这就等于出卖了好几百个共产党同志，他们当年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出生入死，提着脑袋干革命，在中国革命胜利后，怎么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叛徒呢？这个‘突破口’他们可找错了。”
我回到在四十多年前共同度过的铁窗生活，他那坚韧的意志，对难友的关怀，特别是那使我终身难忘的芝麻饼，都表现出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崇高的品质。我发现他耳朶下边有明显的伤痕，他的脸异常的清瘦，要不是他讲话仍然这么有力有神，谁都会把他看作一个奄奄一息行将就木的病人。
‘他们休想“突破”我的“口”。起初，他们跟我搞车轮战，后来又对我行刑，这个月的头一个星期，他们弄来一帮打手，四个人一组对我进行逼供，我不承认，他们中就来一个拧牢我的头，两个人抓住脚，把我同时抛在半空，让背脊梁掼在地上。当年国民党抓我进去，也用刑。但是在“自己人”这里用刑稍许文明点，他们讲究打了你，还不露出伤痕。’
我含着泪揭去盖在他身上的毯子，他拍拍肚子说：“掼一下，五脏六腑都给掼散了。我被他们这样摔了两下，我就不能直立走路了，我是爬着爬进这个牢门的。”
我气愤得简直要疯了，在所谓“自己人”的牢监里，对自己的同志施行这种丧天害理比国民党还要野蛮的刑罚，我没有能力解释这种现象是怎样发生的。
他很轻很轻的说：打我的人都是刚参军没几天的农村青年，据说是为了“火线练兵”，培养阶级斗争感情，才派来“支左”的，可悲的是，这些天真的孩子受了骗，还觉着自己是在闹革命咧，他们那里知道，他们是在把一个共产党人置于死地！
说来也巧，日用品拿去消毒的时候，我是把最宝贵的一瓶鱼肝油丸放在口袋里，带在身边。我马上想起，像他这样的身体，最需要营养，我马上把口袋衷的瓶子拿出来，塞在他的枕头边。他问：‘你给我什么啦？’
我说：我刚才接济的是大半瓶鱼肝油丸，我不大用得着。先给你，也许对你有点好处。
他坚决地拒绝，说：“我能在这里看到你很高兴，我一年讲的话加起来也没有今天这么多。我们的见面并不偶然，正像四十多年前我们两个能在一起并不偶然一样。我不要你送我任何东西，你也是脸色发黄，头上都是白发了。”
我不得不说谎：“你留着吧，我还有葡萄糖咧。”
这样他才同意收下了。
他把瓶子放在手里，看了看，说：“老王，估计我在这世界上不会多久了，如果我死了的话，你将来出去，一定要向党中央报告，像王洪文这种货色是万万不能做接班人的呀，他们一伙是豺狼，是凶手，是大流氓，你还要替我作证，上海地下党的同志都是久经考验的好同志，他们在一九五三年审干中已经一个个做了结论的，我以共产主义者的名义保证，我们全都没有做过一点染污党的荣誉的事情，他们捏造出来的什么假口供全是一场阴谋！”
我紧握着他的手，说：“我一定记住，我会去作证的，”我发现自己的眼泪在自己的手心上，因为我对自己能不能活着出去同样没有把握。
他喘了一口气，说：“不过，我万万不可以死呀，我一死，就灭了口。这帮流氓会仿照我的笔迹造假证据，来陷害地下党同志，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的呀，”
他把我更拉近他的身边，并暗示我把头低下来，低下来。我把头贴近他的嘴，他说：请你记着，便于将来你给我作证，一九六九年七月一日以后的，都不是我写的。从七月一日起，我一个字也没写过。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假的。四百多名地下党员的政治生命全在我这里呢。
徐玉书同志讲得太好了，也许由于感情激动吧，他的脸上露出一阵红晕，我意识到这个红晕不是好兆头，心里愕了一下。我轻轻的说：“你对你的家属，还有什么话吗？”
“我有一个儿子在空军，由于他们把我打成叛徒，连空军也不能当了。他名叫徐洪波，归西南军区。我的爱人在广西省粮食局。……我没有什么话要说的，我如果说，不要为我的事情牵累他们，这也是办不到的，不过是一句废话。我只是要求他们坚强的生活下去。”停顿了一会儿，他忽然又断断续续地说：“你想到过吗？敌人的牢监里，我还得了脚气病，我没死；反而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牢监里，难道命运是这样作弄人的吗？”
“我今天到这个房间来，也是一种命运的作弄呢，我相信你是打不垮砸不烂的金刚石，你不会死，从你的这些讲话看出，你还是维持旺盛的战斗力。”我这样鼓励着他。
为我望风的难友们赶快给了我一个信号，我赶快把话打住。铁门开了，我们不得不离开这间独身牢房。
（九）
回到原来住的监房，我的思绪始终离不开锁在独身监房襄的徐玉书，跟徐玉书相比，跟老周相比，我受的这些苦难又算得了什么。
约摸过了一个星期，又关进来一个新犯人，他的编号刚巧也是一二九六，这原是自杀的那个小学教师的番号，自杀者的年龄也跟他差不多，在这里的老犯人都用一种不吉利的怜悯的眼光看他，好像他就是那个自杀者的化身。心里这么想，可嘴上不能说，如果让他知道了这期间的历史因缘，他会怎么想呢，他会不会产生宿命的想法，也用自杀来了结他的生命呢！
不过，这个新犯人却是乐观的，对他自己的所谓“犯罪”却满不在乎，似乎还流露出引以为荣的神态。他的论点也很怪，说：一上学，就教育我们憎恨敌人，对敌人，要像冬天那样冷酷无情，可是如今弄得几乎家家户户有敌人，人民不但不憎恨敌人，而且把我们看成亲人了。由于这个思想支持他，他根本不会自杀。他还带进一个叫人伤心的消息：上海市那位管文教的副市长在受尽迫害之后，自杀了。
刘治厚听了一楞，问了一句：“是真的吗？他是怎么死的？”
“详细情形不清楚，只听说他被关在一个什么地方，只有一个老娘，有一天早上起来，他自杀了。”
刘治厚的脸沉下来了，不胜惋惜地说：“他是我国有名的国际问题专家，给共产党做过不少好事，斯诺的那本《西行漫记》，就是他组织翻译和出版的。”
新来的犯人说：“听说他在美国新闻处做过翻译，理所当然的他就是美国的特务啰，”
“你听说他还有什么罪状吗？”刘治厚问。
“没听说。”
这位副市长的死与他无关，刘治厚感到某种宽慰，他是问心无愧的，因为他自始至终没有提供过伤害他的材料。
静默了好半天，刘治厚似乎有什么新发现说：“看样子，往后让我出去享受一天的自由，不会再叫着我了。”
后来的事实证实了，刘治厚的估计只说对了一半，由于那位副市长的死亡，逼迫姓刘的揭发他什么材料已没有什么意义，半个月以后，他获得了“教育释放”，他是我们这个牢房唯一宣布“教育释放”的人。
政协委员刘治厚出去后没几天，温达开医生从牢门的方洞里告诉顾医师：那个生急性肝炎的一零七三已经不治亡故。我又不安了好几天，眼圈里常常出现一个魁梧的坚毅的老周的形象，有时，在这个形象出现的时候，披散着头发的王蕾的模样也叠印出来，使得我眼花缭乱，我怀疑是饿花了眼，其实是泪水使眼睛湿润了产生的幻觉。由于死亡、忧患经历得多，看得多了，我的感情也不像刚进来的初期那么脆弱，那么容易激动，现在我的感情也变冷了许多，变得麻木，变得淡漠。我知道，我的眼泪，我的悲叹，我的愤懑对这个横暴的世界并不能起丝毫的匡救作用。
大概是由于牢监里人满为患，上级有指示想法清理一批出去；也许是由于诬陷我的两个写大字报的人，胡编的罪状太不象话。我在这个充满着恐怖和凶残的鬼地方整整关了六年多，到一九七四年年底才把我放了出来。
国民党反动派判了我十年徒刑，我关了三年半，就获得自由，我一直为此庆幸我的洪福不浅，谁能想到，到了革命成功之日，还要毫厘不爽的让我偿还宿债，补足这个侥幸而得的自由年月。这是我个人的命中注定，还是时代的悲剧？
不管怎样，我总算活着走出来了。虽则有一个无形的枷锁戴在我身上，这个枷锁甚至比真的刑枷还可怕，它使罪人众叛亲离，使周围的一切人等都跑得远远的，它损害了一个人的尊严，腐蚀一个人的灵魂。据说这样做是为了改造人们的思想。这个刑枷是东方式的文明的产物，叫做戴帽子。我戴着这个无形的刑枷看到了自由的天地，我奔向这个自由的天地。我怎么奔得动呢。我从那里面出来已经奄奄一息，我骨瘦如柴的两只脚踏不上公共汽车的踏板，我像一个伤寒病还没痊愈的病人，衣襟里爬着不少虱子，只得扶着墙脚走回家去。我老早发下的誓愿，像刘治厚那样，一出牢门就首先弄一大碗大肉面的吃一顿，我虽然走路瞒跚，我也要实现这个卑微的愿望，我吃力地走进一家点心铺，我在门口买筹处叫了一声：“我要一碗大肉面！”我掏了几毛钱，可惜我身上没带粮票，连二两粮票也掏不出。我道了一声抱歉，舔着嘴唇，悻悻地走了。服务员还以为我是外地到的难民咧。
谢天谢地，我终于活着走出来了。我发现，我的亲人，我的邻居，他们并没有见了我跑开，而是默默地用同情的眼光看望我。这证明，一二九六讲的“人民并不憎恨敌人，而是把我们看成亲人”，不是没有道理的。事物的发展过了头，就会走向它的反面。这个东方式的文明产物在东方不一定有效。
虽然我是在严密的监视下，当我的生命又恢复了活力时，我就秘密的机巧的去寻访受难友委托的他们的家属。
我首先找到王蕾家，我进入上海以后，由于工作性质不同，一直没有到她家里去过，如今我带着这个可怕的消息走进了她家，这是一间阴暗而狭小的后楼，是扫地出门后重新配给的住房，大约有十五个平方，我看到王蕾，几乎认不出来了，残酷的冲击和悲惨的遭遇把一个多么勇敢多么活泼的姑娘压制成这个模样，活像电影里的样林嫂，她的眼睛是暗淡的，从前出现过酒窝的双颊如今全是皱折。她看到了我，开始是不敢认我，当她认出我是谁，她呀一声，说：是你吗？梢林里吃蚂蚱的朋友，这一句话多么亲切，多么甜美，依然是当年无忧无虑的温柔的语调。
我先问：“你的孩子周新国呢？”
她感到诧异，问：“你怎么知道他？他在新海农场，已经去了五年。”
“那么，你身跟前还有几个孩子？”我故意不提老周，生怕伤她的心。
“还有一个姑娘，在安徽插队。我的家弄成这个样子，连请你坐的一张凳子都没有。”
我强忍着热泪，说：“你的那个小周，怎么样了？”
她停顿了一下，眼睛呆滞的朝门外看看，一只手发着抖，指给我看五斗橱上放座钟的地方，说：“他在这里！”我早就知道老周已死了，但如今听到这四个字还是像电击一样把我打闷了，我全身的汗毛都竖起来。
我顺着她的微微发抖的手看去，她揭开了一个黑色木匣上的黑布。这时我再也忍不住了，我泣不成声，一个魁梧的生龙活虎战斗了一生的老共产党员一下子变成了一个骨灰盒，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本来不打算把老周临死前跟我相处的一段日子告诉她，但是，当我看到骨灰盒上覆盖着的那块布上，缝着一个绣有“周新国”字样的鸡心图样，我的眼泪扑簇簇的淌下来了。我说：“这是他的枕头套上的鸡心。对不对？”
王蕾突然用睁大的眼睛看看我，仿佛要穿透我心里的秘密似的，我又接着说：“这是你儿子的一件棉毛裤上的东西，对不对？”
我连问了两个对不对？她越发疑惑不解，她还没苏醒过来，我便直率的告诉了她：我跟老周曾关在一个牢房里，我看到他生病；我看着他申请接济葡萄糖，看守又不让送进去；我看到他急性肝炎大发作，我们怎样作了最后的诀别。
王蕾伏在桌上呜咽起来，然后，她抬起头深情的长长地朝我望，眼圈里是红红的，我被她望得不知所措，她轻声地说：“你真好，你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能够和他亲密的生活在一起，他临死总算不会感到孤零。那时节，我作为他的妻子，却不能见他一面，不，连我自己也被隔离在一个地下室里，无天无日地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我在那里面想我的两个孩子，想老周，想我的母亲，想我们的国家今后怎么办。他们把我关起来，硬说我也是叛徒，我说我是到根据地去才参加革命的，没有被国民党及日本鬼子抓过去，哪来的叛呢？他们说我跟着老周一鼻孔出气，就是叛徒！我在那里整整关了一年零九个月，在那里见不到太阳，吃东西有一顿没一顿的，再加之我精神上的抑郁，放我出来时我的头发都秃光了。”。
说到这里，王蕾用手撸了撸稀疏的几绺头发。
“当我到家里一看，只有女儿在家，周新国已经分派到新海农场，我一走进门，第一眼就看见这个骨灰盒子。我开头不知道里头是什么东西，我问小姑娘，小姑娘说：”这匣子里是爸爸！“
“怎么会是他？”我扑在骨灰盒上，看到在盒子上有一行用白的油漆写的字迹，上面写着老周的名字和死亡的年月。我这才抱住它大哭一场，“
我说：“那么，送进碎布片和葡萄糖，你都不在家咯。”
王蕾说：‘这都亏得我这个小姑娘，她那年才十五岁，她在没有双亲的情况下一个人当着家，她想告诉关在里头的爸爸，哥哥周新国分派到新海农场去了。她知道不能写信告诉爸爸，就寻到了她哥哥小时侯穿过的那条棉毛裤，因为那上面有我绣过的名字在上面，她以为爸爸看到了这个就会知道一切。’
王蕾从一只网袋的底层找出两包塑料袋装的葡萄糖来，我用手摸了摸，那里面的葡萄糖已经结成硬块。我看到这两包葡萄糖，一下子叉掉下热泪。她说：“他死得多苦呀，临死前想吃两调羹葡萄糖都捞不到，小姑娘好容易省出钱来买的，送了进去，又说是不收。她只得拿了回来。我们在他的忌日，就用这两包葡萄糖祭奠他，供在这里。他活着吃不成，他死了就让他看看吧，”她讲到这里，我双手把两块砖头似的葡萄糖供在老周的骨灰盒前，对着他大哭起来。倒是王蕾冷静地劝我不可哭得惊动了四邻，她压低嗓子说：“我们是黑户哇。”
我连忙收敛住眼泪，仿佛刚才做了什么坏事似的，心里不由得收紧了。这时从门外走进一个中学生小姑娘，她长得活像她妈，不用问就知道是她的女儿了。这姑娘乖觉的看见了我的眼睛是湿的，就走近妈妈跟前，细声细气地说：
‘一定是爸爸的老战友。’
王蕾说：“叫王伯伯。”
她女儿腼腆地叫了我一声王伯伯。
我问：“你叫什么名字？中学毕业分配了吗？”我估计她的年龄已经接近二十岁，应该是分配工作的岁数了。
她妈说：“她叫王苞，去年中学才毕业，也不问我身跟前一个子女都没有，说是她父亲是反革命，子女一定得下乡插队，接受贫中下农再教育，这姑娘去了安徽，一年不到，回来时瘦得像个拾垃圾的，加之我体弱多病，这回她回来过年，我没让她再回去。她走了，叫我一个老太婆，孤零零的守着一个骨灰盒过日子吗？”
她对我陈述了这一切，我不能讲一句话，我知道，讲什么话也没有用。王苞出现在这个巴掌大的阴暗的房间里，就像射进来一股光彩照人充满着青春活力的阳光，她不仅有她母亲年轻时的美丽，而且她那微带忧郁的眼神，非常机警地审察她周围的世界那种成熟的稳重的风度，显示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端庄的匀称的少女的美，我为老周有这样一个可爱的女儿而感到高兴。
我说：“她不到乡下去锻炼，行吗？”
“他们已经夺去了我的丈夫，夺走了我的儿子，我再也不能让他们夺走我的女儿。当然，我知道，她今后在这里将变成一个没有户籍的女子。”
我问：“为什么她要姓王，不姓周呢？”
“这不是为了跟她的那个反革命的父亲划清界限吗？据说，她要仍旧姓她爸爸的姓，将来对她有许多妨碍，甚至找对象都很难。实际怎样呢？改成了我的姓，她还是逃不脱种种的厄运，她照样被送到偏僻的农村去，到了农村的生产大队，还是要她写思想汇报。”
我的心像铅一样沉重，我本来想给王蕾一些精神上的鼓励和慰藉，但我把这一个主要使命全忘掉厂，我拿什么来安慰眼前的孤儿寡妇呢？
我只剩下一句话：“坚强地活下去，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头上的天，总会天亮的，”王蕾问我：“你什么时候出来的？”我说：“比起她父亲来，我幸运多了，我总算活着出来了。我现在一切都好。”她的女儿知道了我是她父亲临死以前关在一起的老战友，她插上话来问我：
“我爸爸是被他们怎样害死的？”
我说：“你爸爸是得了急性肝炎送提篮桥监狱医院，死在那里头。”
她眼睛朝我不信任的楞了一下，决断地说：“不，你讲得不对，我爸爸关进去的时候，身体那么好，他还对我说：”小苞不要哭，我过几天就会回来。“忽然通知我去领骨灰盒。我不相信爸爸会死去。不是他们害死的，我爸爸怎么会死？”
她的眼睛里燃烧着愤怒的火，而她的声调是火辣辣的，刚毅的，我也不能不承认，她的判断是正确的，而我的回答是肤浅的，不真实的。我连忙声明：“你讲得对，你爸爸确实是被他们害死的。而且我知道害死他的凶手是谁。”她迫不及待地问：“这个凶手在哪里？叫什么名字？
我说：“他们在金字塔顶上，你拿有他什么办法？”
王苞的眼睛猛的闪亮了一下，说：“金字塔，是不是埃及的金字塔？如果这个凶手逃到埃及，我也要抓他回来。”
她的语调那样认真，那样坚定，我倒后悔不该用打趣的比喻瞒哄她。
她恳求我说：“到底是谁？你告诉我吧，好不好？”
我说，“等你长大一点，我会告诉你的：”
她把嘴努了一下，表示不满意，然后她又问我：“王伯伯，你做什么工作？”
我楞了一下，只好隐晦的回答道：“我是反面教员。”
这姑娘没有理会我的意思，又问：“你是中学里的教师吗？”
“是的，我是教体育的，我是老运动员。”
我看着她那稚气的可爱的脸，我笑了。她妈妈懂得我的意思，会意地笑了，不过是一种苦笑。
（十）
我又来到顾医师的家，他的房子原来有四大间，在受冲击中还留给他两间，这比起王蕾来，已经是很宽大了。我是在晚上跑到他家里去的，他的夫人看到一个陌生人闯进来，吓得脸色都发白了，连问了几句：“你找哪一位？”我在门口轻声地答道：“我找朱燕云大夫。”她会意，继续的观察我，引我进她的房间，我要很快打消她的狐疑，一走进房间我就自我介绍：“我是跟顾医师关在一起的。”
这么一句话便打消了一切的疑惧和隔阂，取得了她的信任，她连忙让我坐在沙发上，这只沙发大概已经破了面子，是用一块大的毛巾铺在上面。我看到她头发已花白，戴一副金边眼镜，脸上是憔悴而且愁闷的样子，迎接我这个不速之客使她脸稍为舒展一下，她急切地问：“他在里面好吗？”我只能说：“还好。他在里头天天惦记你，对你放心不下。”
她的眼睛一下子润湿了，说：“我活得很好，我要他惦记做什么。我只祈祷他能活着。”
“他要我告诉你，要你出面写个报告寄给毛主席，把他的冤枉写下去，他老人家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放出来。”我转达顾医师嘱咐我的话。
朱燕云踌躇一会儿说：“我早就写过报告给毛主席，也写过报告给周总理，都像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在中国，真叫做没有办法，”她接着告诉我，她丈夫的所谓“犯法”的内幕：原来是江青、王洪文想把针刺痲醉这一大发明的功勋划到他们的名下，贪天之功为己功，作为他们治国有方的一项业绩，一个政治资本。他们不许可别人把这个发明夺了走，顾医师不明白其中的内情，他早了一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一个华侨医生，这就犯下了大罪，犯了泄漏国家机密的罪。三年前就由新华社向全世界公布了针刺麻醉应用于外科手术取得成功的消息。其中讲到这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当然不会提到某一个医师的成绩，谁也不会想到，正是第一个试验针刺麻醉的医师被长期关在黑牢里。
从她的谈话里，我了解到这位药剂方面的专家，在政治上也很有眼力，很有见解。她讲得很平静，但我可以听得出，她讲的每一个字里都含着愤怒和憎恶。她说：“我以为既然新华社公布了这个消息，泄漏机密的事也就不能成立了，我就在公布了那个消息以后，写了一封报告给周总理，要他援救顾医师。我天天等、夜夜盼，始终没有动静。老顾一直关在里头。”
我十分遗憾的说：“问题出在你的报告到不了毛主席、周总理的手里，一路上有许多拦路虎，听说周总理得了病，住进了医院，他更难看到。”
没料到我最后这句话提醒了她，她若有所思，过一会儿对我说：“对，这是一条路。周总理住进了医院，在北京的几间医院里，都有我的熟人。”
一九七五年的夏天，顾医师终于放出来了，我亲自到他家向他祝贺。我从朱燕云的口里，才知道，那一个夜晚我到她家去过以后，她打听出刚巧中央通知上海推荐几位著名的医师到北京去给总理治病，其中有一位正是顾观世一同留学美国的同学，她托他把一份报告亲自交到了周总埋的手中，周总理在病中亲自过问这件事，最后由邓小平副总理下令才把顾医师放了出来。
没有多久，邓副总理又被打倒了，朱燕云大夫设法找到了我，她脸色发白，说话都带着颤音，说：“看样子，顾医师又要被关进去，学校里又贴他的大字报，说他是邓小平从监牢里挑出来的‘举逸民’。”
她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她是想从我这里寻找逃避这场灾难的办法，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我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呀。
她看到我也拿不出好主意，急得眼泪都出来了，说：“周总理偏在这个时候死了。这一回老头子再进去，怕是不能活着出来了。”
我只能空空洞洞的安慰她：“这个人很坚强，他不会死，他不应该想到死。不过，你别忘了送进葡萄糖去！或者，想办法让他到外地避避风头。”朱大夫就这样走了。
“四人帮”粉碎后，顾医师安然无恙，原来他真的到新疆军区医院藏了半年光景。我那顶看不见的“帽子”还戴在头上，就跑到朱燕云大夫家里，顾医师一看到我，就紧紧的拥抱我，并用西方人的热劲儿亲我的脸，当他放开我时，我看到他眼里流着快乐的泪水，他面色红润，苦恼的影子一点没有了，他无限欢快地说：“我们总算活过来了，囚犯和逃亡者的日子总算结束了！”
朱大夫亲自做西餐，隆重招待我这个“饿杀鬼”，说：“是他的一句话提醒了我，我才把你弄到了新疆。”
顾医师跟我一起干杯，笑着说：“我要感谢你另外给我出的那个馊主意，让她继续给我送葡萄糖。对吗？”
“对！我还忘了偿还你的葡萄糖呢？我打算加上一百倍的利息。”
我们就是这样举杯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我看到这间房子又重新布置过了，在大的玻璃瓶里，插着一束桂花和几枝雁来红。
至于那位徐玉书，在我心目中他已经不在人间了。“四人帮”粉碎后，我写信到广西南宁徐玉书的家里，信是写给他的夫人的，我在信里询问徐玉书的下落。收到来信使我大喜过望，我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原来他没有死，这个砸不烂，打不垮，斗不倒，掼不死的金刚，他竟活过来了。他能够看到作恶多端的“四人帮”垮台，这真太好了，在那封回信里还告诉我，徐玉书刚从牢里放出来，就送进了华山医院。我连忙到华山医院三楼病房，我确实看见他，还是盖着一条毯子，一双没有血色的手放在毯子外面，他看到了我，兴奋地坐起来拥抱我，我一句话也说不出，他则不住地用手掌打我的背，我们俩几乎喊出同一句话：“能活着看到你，太好了。”
他激动得热泪盈眶，气喘吁吁地说：“我真觉得好像是在做梦，我们的胜利，四人帮的下场，比我们做的梦还要美满！”
我紧握着他的只有一把骨头的手，说：“你在临终前交给我的任务，我还没有忘记咧，现在用不着我去作证了吧？”
他笑笑，说：“我们可算是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阴谋的历史见证人。”我说：“应该说，我们是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黑帮的掘墓人！”我们畅谈各自的遭遇，畅谈华国锋同志一举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我得知他的身体确实得了许多病症：他的心脏有毛病，腰子被摔坏了，小便里有血；那帮打手曾穿着皮鞋踏在他的胸口上，有两根肋骨下陷。他说话气短，兴奋起来呼吸急促，我看到了那伙强盗在他身上施行了多么野蛮的摧残！
他还记得那半瓶鱼肝油丸，他说：“那可真是雪中送炭的救命丸呀！”
我说：“我也不会忘记雪中送炭的那个芝麻饼。”我们两人在病室里放肆地笑了，又拥抱了一阵。
他说：“只要活着看到这伙坏蛋的灭亡，我就感到很满意了，可惜那些走在我们前头的人，他们没有能看到有今天，”他又计划看好病以后想干的许多事情，他想到利用三峡，建立水电站；他想开发广西的地下矿藏。
下午在允许亲友探望病人的时间里，上海地下党的老同志接二连三的来看望他、祝贺他、感谢他、慰问他。我发现打扰的时间太多了，我只得早一些离开。
一个月之后我又把我的儿子带去看望池，我在医院里看见了他的做过空军驾驶员的儿子，还会见了徐玉书的老爱人。
这一次看到徐玉书，使我一楞，他的脸有点变形，太阳穴的青筋在微微的跳动，他说话的声音也变得有气无力，音量很低。病床旁边竖着一根木架子，上面吊着葡萄糖瓶子，一根皮管子通向他的手臂。这是我才醒悟到：我这几天没来看望他，怎么一下子变得这样衰弱，这么憔悴，他是走下坡路了。（我心的深处是想，大概他离死不远了，但是我不愿意这么想，而且竭力排除这个不吉利的想法。）我把头贴在他的胲下，我听到他用足全身气力跟我讲的话：“我大概不久要去见马克思了，我检查这一辈子，总算没有白活着，我到马克思那里，是问心无愧的。我只是感到对不起党的是，我在五七年、五八年把十多个知识分子打成了右派，其实他们都是国家的人才，正由于我们不用自己的头脑，迷信”最高指示“，没有及早的制止‘四人帮’的步步高升，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这是一个耻辱。正由于我自己的盲目，我亲自下手把自己的同志当作敌人，这是力学上的一种反作用力，我们受到了惩罚。我比张云卿同志幸福，他没有能活到‘四人帮’的下台。我活到今天，我是死而无憾的。现在看来，当初的‘三线’建设，违反经济规律，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应该把重点移到大力开发地下资源上面，我已经打了一个报告给李副总理。”往下，他的声音我完全听不清了。他气喘着，他讲出这么一长篇的讲话，也太难为他了，我不忍心让他继续消耗生命的热量，不让他再讲下去。我热泪盈眶地紧握他的手，而他的手是冷冰冰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的这个极宝贵的遗言，我将终生难忘。
万万没想到，一九七七年的九月二十日，徐玉书同志逝世的噩耗传来，我赶到医院，他已经静静的躺在太平间里了。他本来可以为党做更多的事情的，可是他的身体，在那恐怖的年月里，已经从里到外都被损坏了。他的生命得以维持到“四人帮”的粉碎，全凭他那坚强的斗志和乐观的精神。在我向他的遗体告别的时候，我没有哭，心里暗暗地念着：徐老师安息吧！
一九七九年九月完稿于株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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