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望:自我感觉良好(一)(第二部)杨浦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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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转入地下

我的生活轨道来了一个大转弯。

组织上通知我,调我去一个新的工作岗位。明天,我就要离开长城书店了。

新的工作岗位在哪里?要我去干什么工作?领导上都没有讲明白,只是说在什么时间什么路口去会见一个怀里夹着一本《圣经》的同志。这种不明确的指示,给我留下了一个自由发挥想象的天地。我起初有点惴惴不安,以为一定是去干更冒险的事业,我联想起书上看到的俄国虚无党几次谋刺沙皇的故事,还有清朝末年徐钖麟、秋瑾密谋暗杀清廷大官,以及我的好朋友金涛用玻璃瓶做炸弹炸死常州城内的一个奸商的故事等等,古今中外的英雄儿女排着队在召唤我、激励我。同时,又感到神经紧张,并且有几分恐怖感,我甚至把那个陌生同志手里揣的《圣经》,猜想是枚炸弹的伪装。对一个无知的少年来说,追求惊险,刺激和不平凡的经历。多少带有几分恐惧感吧,而那恐惧更能激发神经的亢奋和“英雄气概。”想到这儿,浑身就发热,热得出汗,大概是“热血沸腾”了。

睡在柜台上,兴奋得一夜未眠,一早起来,两个人把柜台抬回原地方,我悄悄地对小孙说:“今天我就要离开这儿了,去干什么你不用问。我的一条被头一条棉毯和几本书,捆在一起,你替我保管着,等我有了去处再到这儿来取。”

他倒有点舍不得离开我,我们俩像亲兄弟那样知心和友好,对这个书店我并无惜别之情,只是要离开他,我感到难过。

“今后我们通通音讯好吗?”小孙提出了起码的要求。

我却生硬地回答他:“我会写信给你,可是,你却不能写信给我。”

小孙瞪着失望的眼睛,射出疑惑不解的目光,淌着泪水,说:“我为什么不能?”

我很庄严,也很神秘地说:“我将去一个不知名没地点的地方,我干的是很危险的工作,不能告诉你我的去处,你懂吗?”

他不很情愿地点点头,看来他比我还保留着更多的稚气,临别时说了下面两句话:“好,那我就不写信给你,不过,你干那个危险的革命,需要人手,就写信给我呀,我要不随叫随到,我不姓孙!”

这样,我就离开了长城书店。

依照约定的时间、地点,我提前到了杨树浦区的一条马路的转角处,开始注意所有的过往行人:老人、年轻人,漂亮的、丑陋的。高个子、矮个子。人的外表的特征我都不在意,不经心;只注意那人是不是挟着一本厚厚的精装的《圣经》,一个陌生的人归结为一个符号:《圣经》。

身上没有手表或挂表,这给我很大的不方便,逼着我时时处在紧张和专注的状态中,没发现“意中人”,心里就着急,觉着一定错过了时机,那焦心的滋味可不好受。

“好哇!”那个同志终于出现了,我不急着去招呼他,而是从旁观察他一番,生怕认错了。是的,那人也立定了,他随便地四周张望,垂下的左手捏着一本厚厚的书,那人穿长衫,下边是一双“水鞋”(即橡胶鞋》,年龄在三十岁左右,我用快步走近他。

也许我太幼小了,也许他想象中的“小王”是个成熟的老练的职业革命家吧,我已经走到他的眼皮底下,他还没注意我,也没有把那本《圣经》掖在怀里或捧在胸口。我倒犹豫了,我真怕世界上在同一个地点出现一个不相信马克思而真的信仰耶稣的人。我大着胆子站在他面前了,低低地问他:“你是找一个姓王的人吗?是不是?”他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一番,然后微笑了,说:“呵呵!原来你是个小鬼!你是哪里人?”

我回说我是常州人,他才呶呶嘴,指示我跟着他一起去。我说:“我替你拿着”厚东西“的书”。他说:“不用了。”其实我是想掂一掂那本宝书的分量,是不是里头装了炸弹;二来,我想既然要我参加冒险的革命活动,头一天我就应该挑重担,把危险的武器归我拿才是,他不肯给我拿,反倒让我更以为那本宝书真的是颗炸弹。

我们见面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他领着我找一间住房安顿。走在路上,他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你得有一个职业呀,你想想,冒充一个什么身分的人好呢?”

我想了一下说:“我在西药厂做过,混个药厂的跑街吧。”

他微笑着端详了我一会儿,摇摇头:“不行,你不像跑街。像你这么年龄的,装出去不大像,而且跑街得有名片,还要拿得出样品,你到哪儿去弄这两样东西?”停顿了一下,他问:“你还做过什么呢?”

我说:“我做过书店学徒,编过刊物。”

“那好,那就说你是印刷厂的校对员吧。”

改换一个职业,只须他的一句话,我没想到这么便当。从此我就成了个印刷厂的校对员了。趁这机会我要弄明白,将派我做什么工作。他说:“组织上通知,让你参加杨浦区的纱区区委,我是纱区区委的书记,我姓姚,你往后就叫我小姚好了。”

我又问:“纱区做什么事的?”

他说:“英国人、日本人和中国人在杨浦区开的纱厂多,为了领导方便,所以专门建立区的领导组织。今后就分工让你去领导几个纱厂和织布厂,还有洋线厂。”

原来如此!让我去跟纱厂工人打交道,这对我来说并不新鲜。估计扔炸弹和暗杀坏蛋的壮举轮不着我了,不免感到失望,许多惊险的富有浪漫色彩的想象一下子破灭了。小姚同志的谈话使我又回到这个现实的平平常常的土地上来。

小姚又掏出一迭钞票,数了一数,对我说:“这里是给你的生活费,一个月九块,吃五块多饭钱,两块至三块付房钱,留一块钱零用。”小姚说:“我一个月是十块,多一块钱是订报纸用的,你要看报,我看完了给你。你订报不合适,一个校对员订一份报看,这就和你的身分不相称了。”

我来上海后,最高一月的工资不过五元,如今一下涨到九元,心里觉着这待遇很不错了。

他带我去大连路一带看房子,那个年代上海住房并不紧张,有的房子门口贴着“招租”的字条。小姚带着我看了几处,但每到一处,着眼楼上楼下的邻居是干什么的,注意进出口是不是经过别人的过道之类,邻居中如有白相人、吃公事饭的,就不大安全,其中可能有特务和反共家伙;房子的进出口,要在别人门前或楼梯口经过的话,组织上来往的人员容易引起邻居的注意,而且,万一接到“警号”通知,跑出去也不那么方便,这方面,完全由小姚作主。

最后租下了恒安坊(在江山路上)的灶披间,大约有十二个平方。上海弄堂房子是从后门进出的,处在楼梯后面的一小间地方,就叫“灶披间”,它狭小、潮湿、黑暗、吵闹(在后门出入处,一边又是楼梯,怎得安静?),它的优点是房租便宜,证明房客是低工资收入者,不引入注目;第二个优点是有一扇窗对着马路,外边人来联络比较方便,自己走出走进,不干扰别人,有独门独户的好处。二房东是一个胖乎乎的中年妇女,宁波口音,小姚把我介绍给她,就说我是一家书店的小店员。二房东问:“你是几口人?”我说:“目下,我只是一个人。”她不大满意地睒睒眼,后来同意把房子租给我了。小姚代我付了定洋,又领我出去用最便宜的价格买了一副床板和床架子,买了一只煤油炉。还买了一只旧的牛皮箱。牛皮箱对我并没有什么实用价值,我春夏秋冬的衣服,用一张牛皮纸都包得过来,特别是牛皮箱的价钱比一张床还贵。我低低地对他说:“不买也没什么,又是这么贵。”

小姚一点不接受我的意见,一意孤行地买下了这只牛皮箱。直至把床架子、铺板和空空如也的牛皮箱雇两辆黄包车运进我的新居,他才对我说:“你不知道,你有了这只牛皮箱,二房东和房客就不会把你看作小瘪三,要是买个新的呢,和你整个家具又显得不协调,让邻居猜疑你是刚来上海的新户头,不是老上海,伊拉就要吃吃侬。”(“伊拉”即他们,“吃吃”有欺侮、敲诈、找岔子的意思,“侬”即你。)

我佩服姚同志的精细和周到,他所讲所做的一切在我心目中树立了权威的信仰,我说:“想不到这只牛皮箱有这么大的用处。”

小姚笑了,说:“这只箱子,我们玩它个空城计,其实里头什么也没有。”

姚同志真可算是出色的导演,他指点我的掩护职业直至安排舞台布景,运用一件独特的道具等等,多么巧妙而富有艺术性呵!

经过这位高明的导演的点化,一天之间我从地上转入地下,改名换姓,给自己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就像蚕宝宝在一夜之间,从蚕蛹一下子变成了长着翅膀的蛾子,站在裂了口子的蚕茧上,自家不认得自家了。只是有一点感到遗憾的,当我们分乘两辆黄包车把家具拉回灶披间时。小姚导演的“空城计”,观众寥寥无几,这幢房子的房客虽然从后门进进出出,对灶披间来了个新的邻居却表现得十分冷漠,一晃而过。只有几个拖鼻涕的小孩围着我买的一只煤油炉看西洋景,大概他们是头一次看到可以打气的煤油炉。

晚上,我来到长城书店找小孙取我的被褥。我知道,晚上写字间里只有他一个人了。小孙见了我,很为难的样子说:“老板问起你,今天为什么不上班?我说你一早就被他家乡来的人叫出去了。老板老大的不高兴。”小孙一个劲儿地问我:“你是住在哪儿呀?”我故作神秘地不回答他。他替我扛着行李,一直送我上黄包车。

我总算有了个独居的房间,只有一张床、一条被子和一条毯子,几件替换的衣服放进大而无当的牛皮箱,只够填填箱底,它的主要用场是作写字台。这间屋子的陈设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我一个人躺在木板床上,享受这生活转折的头一天的宁静和满足。没有多久,就开始感到孤独和寂寞,并且为今后一个人怎样独立生活而发愁。忽然,从心里起了一阵悸动。白天,小姚在挑选房屋时特别注意的位置:进大门走向楼梯口的地点、二楼的晾台、还有我的小房间的窗口,他讲过这些地方很容易招惹特务侦探的注意。我仿佛发现这些地方真有异样的眼睛在向我张望,我头一次感到了害怕,觉得屋子里少掉了一件什么东西,少一支手枪?不!即使有了手枪,我也不知道怎么开枪。后来才找到了答案,原来这间屋子的玻璃窗没有窗帘,我的新居才变得空荡荡地无遮拦,什么人都可以窥探这儿的秘密,非常周到的小姚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一种无名的恐惧扰乱心地的平静,好久不能入睡,后来,把我唯一的一条棉毯挂上玻璃窗,我才安然地呼呼睡去。

第二天,姚同志来到我的新居,他告诉我,决定把杨树浦四、五家纱厂的团支部关系交给我去管,其中有恒丰、新老怡和纱厂、同兴厂,还有一个弄堂织布厂。他今日先带我去跟新怡和纱厂的团支书见见面,在出门之前,我向他提出玻璃窗上添置一幅窗帘的要求。他走向窗户,用手指弹弹玻璃,说:“不能糊上一层纸吗?”我想,这个人可真会精打细算,谁叫我们的党是穷人的党呢?糊张纸倒是个好主意。

我们一同走向街市,忽然,他在一家布店门口停下来,对我说:“进去看看,有便宜的零头布买它一幅。”我跟他进了布店,横挑竖挑,只花了小洋四角买了一幅粗糙的再生布,问我这个布做窗帘好不好?这是他头一次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栏张纸吧,不是也一样吗?”他说:“好在价钱便宜。”我问:“为什么叫再生布呢?”他说:“这是用纱厂的废花和下脚料织的,才叫再生布。这种布只能做窗帘。”

买了窗帘布,我继续跟了他赶路,他一面向我解释为什么又改变了主意:“你晓得伐?窗帘也有阶级性呢!什么样的经济条件就用什么样的窗帘,有钱的大户人家,用丝绒、绸缎;普通人家,用花布做窗帘;穷人家,则在窗户上糊张纸。可是我觉得你不能太寒酸,再生布对你最合适。依我看来,窗帘是居民唯一对外公开的实物,就好比是这个人家经济地位的一张招贴。”此人很健谈,也很细心,想不到一个窗帘上还有这么些学问。他这段理论,简直影响了我的大半生,从那以后,每每看见人家挂的各种窗帘,我会习惯性地不自觉地试着进行阶级分析。

我手里挟着“我的招贴”——再生布,去到新怡和团支书小刘的家里,小刘是个女工,她的男人也是共青团员,在新怡和做加油工。我们寻到小刘的家里,她的丈夫不在。听小姚介绍,这一对小夫妻刚结婚不久。小刘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姑娘,人长得秀气,就是一双眼睛红红的,大概是长年累月在纱厂的飞絮中生活的结果。就是这一双红眼皮损坏了她的美丽,她跟我讲了那几个车间有几名团员,我全忘了,至今只留下一个印象,团员中女工占多数,而且都是养成工。

第二天,小姚又带我去会见恒丰厂的团组织委员,他姓何,江阴人,二十四、五岁年纪。姚同志把我领到他家里,那家是在海门路后边的棚户区里,那房子是用美孚火油箱的铁皮拼凑起来的。我们是晚上去的,屋里没有装电灯,点的是发出古怪气味的电石灯,那股味道我简直受不了。屋子小得转不开身,没有床,也没有桌子,连个牛皮箱也没有。小何见了我们,领我们到屋子外边一处垃圾堆旁边,这时小姚才把我正式介绍给他,谁知小何没跟我打招呼,简直是不理睬我似地,非常冷淡地对姚同志说:“往后,你们不要再找我吧!好不好?不是我不想干,实在是这几个号头(月)做不出一点名堂。打小康捉进去以后,我是日夜提心吊胆,有二十多天我不敢住在家里,生怕巡捕房捉了我去。巡捕始终没来过,这几天才放心住回家。看来,小康捉进班房,没有做孬种。我上有老,下有小呀。能不能停脱一年半载,等红军打上海的时候,我一定……”

小姚弄得很尴尬,头一个接关系的恒丰厂团支部,就碰上一个打退堂鼓的角色,他感到惭愧,他觉着在我面前似乎欺骗了我,便转向这位小何,脸色阴沉地说:“照你这么说,你不干了,是伐?你被白色恐怖吓破了胆,你说小康没做孬种,是的,小康是个硬汉子,反动派抓了他去,我们知道他一句口供也没有。可你呢,你倒是个孬种了。”他的说话很不客气,带着愤怒。

这话深深地刺激了小何,小何不服气地跟他辩论开了:“我们厂的团支部遭到了破坏,至今还没弄明白小康是怎样被巡捕捉去的。我想避避风头,你们暂时不要来找我,只是为了求个大家太平,怎么能说我是孬种?”讲到这里,他脸上也露出愠怒之色,转过身来向我求援似地继续说:“我真要不干?我是有话说在前面,要是我姓何的一旦坐班房,你等着瞧吧,我不会做狗熊就是了。”

“你想求个太平,这想法就是逃避现实、逃避斗争呀,何同志,敌人能让我们太平吗?你这样消沉,对得起关在西牢(提篮桥监狱,租界时期称”西牢“)里的你的爸爸吗?”姚同志口气缓和了许多,不过批评的分量还是很严厉。

小何的脸红了一阵,说:“我没有说不干,开丬店也有暂时停止营业的时候,我这个是为的环境恶劣,打烊打一个时期。”(沪语“打烊”即商店停止营业。)

小姚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要停止营业,这是什么话?革命需要紧张的斗争,怎么能让你打烊呢?”在他沉默一会儿后,从袋里掏出两个纸包来。他把纸包打开,一包包着十五元钞票,一包包的十元,交给小何,说:“这是互济会拨下来的款子,十五块的,你去送到小康家里,小康进了监狱,他女人靠拾垃圾养活两个孩子,肯定过不下去。还有一笔是给你买点食物送提篮桥。这里是十块头,你分两次去探监。”

小何接过十五元的一包,说:“这正是及时雨呀,小康他女人大前天还到我家来诉苦,哭着要把老小(无锡人称小孩子的土语)送育婴堂,我凑足零碎给了她一块钱。如今好了……”刚才他萎顿的阴郁的面色全没有了,变得那么欢快和开朗。

另外一包十元的,小何可不肯收下,他说:“我这几个月没做什么工作,对不起党,这钱我不好拿。”

小姚呶着嘴说:“这是互济会给你爸爸的,你要常常想着你有一个伟大的父亲还在西牢里受难,你就会重新振作起精神了。”

何同志收下了十元一包的钱,说:“留着这个一总给小康的女人吧!我去提篮桥看望爸爸,买什么东西我会买的,再不能用互济会的钱了。我知道这钱来之不易哪!”

小姚说:“还是照组织上的规定办。我们没有权利另派用场。你另外给你爸爸买什么,这属于你的孝心。”这时,他回过头来征求我的意见:“把我们订报的费用也给了小康家吧!”我回说:“那太好了。”小姚又另外加了一块钱,算是两人共有的订报费,塞在小何手中,说:“你把这个加在十五元里头,你告诉小康的妻子,老小决不能送育婴堂,这孩子将来兴许是职业革命家呢。”

我在一旁止不住眼睛湿漉漉的,马上掏出自己的两元票子,加进了那十五元的纸包里。小姚制止我,说:“你不吃饭了?”我回说:“我出得起,没问题。”

我们离开了那个垃圾堆,乘着月色,小姚和我一同往回走。小姚告诉我,小康是恒丰厂的团支部书记,一个多月以前突然被捕,还没有判刑,互济会正在设法营救。“正是由于那里的组织遭到破坏,小何表现得张惶失措,以前他可不是这样。”停了一下,小姚又说:“他自己掏腰包拿出一块钱来帮助小康家,对他来说,真不容易呀!”

“他的爸爸关在提篮桥吗?”我问。

“是的,他是一位老共产党员,是上海工人领袖,‘四·一二’以后被送进牢监,判了八年刑咧。”

我又问:“互济会是个什么团体,它哪来这么多钱?”

“这是我们党领导的救济政治犯的团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注一》,宋庆龄、邓演达是这个团体的领导人。经费是靠捐款,工人和进步人士拿出几块几毛积累起来的。”小姚讲到这里,又为我的“慷慨解囊”而操心,“你还剩七块钱,要过一个月呢。”

我很有把握地说:“我有办法弄到钱。”

“你有什么办法?”

我就讲了我会写稿子去登报,可以拿到稿费,两块钱不算啥。小姚眨了眨眼,用不大相信的神气望望我。我又补充说明:“我给报纸投过好几次稿,差不多都注销来了。”

姚同志却沉下脸来,说:“这个可不行。你投稿,就要写上你的住址,而且还要注销你的名字,这就会给特务嗅出你的身分来,秘密工作要求你深深地沉没在地下,千万不可以抛头露面哪。”我说我打算用化名,他又否决了我的设想,他那严肃的谈话打消了我再从事写作的兴致。

二 无产阶级大饭店

我过的生活像鼹鼠,成天躲在自己的洞穴里,轻易不出去,尽量不跟这儿的邻人打照面,总防着附近有什么密探注意我。回想我在新亚药厂和长城书店的时候,我在业余时间也从事秘密的地下活动,但有正式职业,就不像这样担惊受怕、心情紧张。

我把小姚为我设计的“我的招贴”扯出去了,这一晚果真产生了安全感。

我懒得生火油炉自己开伙仓,肚子饿了就到附近湖北人开的面馆吃碗阳春面,一顿要化十二个铜板。后来发现外白渡桥下边排着好几个饭摊,那里有饭有菜,要的钱比一碗阳春面还要便宜。由于小姚不准我再投稿,没有额外的财源,必须更加压缩我的开支。

原来,这儿的饭摊,是从“包饭作”那里倒来的剩菜冷饭,其中有上好的佳肴,各种剩下的菜混在一起,烧成一大锅大杂烩,三个铜板给盛一大碗,大米饭也不过三个铜板一碗。那个时期,上海的大商店、银行、公司职工,中午一顿饭由老板出钱,交给某个“包饭作”承包。“包饭作”老板又把吃剩下的饭菜廉价卖给饭摊小贩。至于小商店的“包饭作”的剩饭剩菜,当“饭乌龟”(龟,读“居”,那时,上海人都这么称呼“包饭作”)里的人把空饭盒挑出店堂门口,便由一伙早就守候在那里的小瘪三一哄而上,把饭桶里的剩饭和剩菜抢个净光。

外白渡桥那里的饭摊,还备有正宗的红烧肉和四喜脚爪之类,这是给穷人里头稍为富裕一点的人预备的,售价也贵,一块红烧肉就得五个铜板。

我跻身在小饭摊的长条凳上,手里捧着满满一碗饭,外加一碗大杂烩,我懂得食物煮沸了一切细菌全都烧死的科学知识,并不觉得不卫生。不过,那正宗的红烧肉和四喜脚爪我可从来不敢染指。这一份伙食,用现今的时髦称呼,其实就是“快餐”,不必等侯,不必点菜,品种单一,味道复杂,快餐的优点它全都有。更使人怀念的是,在那种地方用餐,可以俯视滔滔黄浦江水,汽车喇叭声、黄包车铃声、码头工人杭育声的交响乐在身后齐奏,头上顶着油布帐棚,桥上的劲风吹拂着棚布,发出呼哧呼哧的声响,预告人们小心提防着头顶上的这块天幕陷落下来。

坐在这个天棚下的吃客,有拉黄包车的、有码头工人、还有推桥头的小瘪三和缝穷妇,往后,我就经常到这儿来开饭。使我不胜诧异的是,竟然在长条凳后头还站着好几个年幼的乞丐,他们托着一只跌坏了搪瓷的讨饭碗,指望从这些只有能力吃剩饭的苦力身上,乞求布施一点二道头的剩菜剩汤。我亲眼看见一个扛包的码头工人,一块粗麻布背褡还没顾及取下来,正在狠吞虎咽地划饭,他用怜悯的眼瞟了小乞丐一眼,然后说:“穷鬼偏偏看中俺穷祖宗,到哪儿不讨个好吃的?老板,再跟我盛一碗,分给这两位小祖宗。”又掏出六个铜板给了老板。此人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难忘的。

小姚交给我的几个基层厂的团组织关系,我全接上头了。使我失望的是:基层青年团的组织都不健全,很多青年团员入了团,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有的还否认自己参加过团,问他是谁介绍的,他也说不出名堂来。

我把这种情况跟小姚讲了,他说:“现在是革命低潮时期哪,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使许多人畏首畏尾,而我们的组织,天天遭到特务叛徒的破坏,这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就是要坚持干下去,首先设法保存住有生力量,为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做准备。共产国际就是这么指示的。”

他介绍一位姓秦的女工跟我见面,要我跟秦同志一起利用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地点办一个业余补习夜校。秦同志的名字,当初就没有告诉我,她是老怡和纱厂的挡车工,大约有二十二、三岁的年纪,无锡口音,脸上有少许雀斑,否则更加漂亮,头发没好好梳理,以致辫梢上还沾着飞花。

秦同志告诉我,业余夜校是办成了,可惜学生太少,要我输送一些年轻工人去上学,不是团员也可以,在学习中发现谁政治觉悟比较高,再介绍他加入共青团。

小姚又说:“有时我忙不过来,小秦就负责到你的住处去接头。”说着,他们就一同来到我的灶披间。在路上,小姚低低地告诉我:“小秦是纱区区委的宣传委员。我的爱人。”自从他通知我,说我也是纱区区委委员,从来没开过会,我也不知道有几个委员,连自己担任什么委员也不知道,如今,总算第一次认识了我们的宣传委员了。我重新打量秦同志,从他们的夫妻关系去考察,这位大姐,她很年轻,还像是个没成家的姑娘。

我的小房间里连凳子也没有,秦同志只得坐在那只做“空城计”的箱子上。她发现了放在我床头的《高尔基》,这本书引起了她的兴趣,拿起来翻着看,便问我:“你喜欢看书吗?”我点点头,她又对小姚说:“这个高尔基我知道,是苏联的无产阶级的作家。”我便问她:“你看过他的小说吗?”她遗憾地说:“没有看过。”我说:“你要看,你拿去看好了。”

“要上班,还要办夜校,哪来的空呀。”小秦说。

小姚微笑着夸赞我:“你还不知道,小王还给报纸投过稿咧。”小秦将信将疑地瞟了我一下,然后说:“好哇!我们需要自己的高尔基。”

往后,我就在几个纱厂的团支部里动员小青年进夜校读书,两个月之内,总共有二十来个青工到女青年会的夜校报了名。

我还有很多时间闷在灶披间里,无事可做。到杨浦区以后,我起初以为做了“职业革命家,”工作一定很紧张,没料到来到这儿,工作量并不多,甚至闲得发慌。而小秦讲她连看书的功夫都没有,对比之下,内心感到很惭愧,对革命的责任感以及自己又正在血气方刚的时期,充沛的精力驱使我必须找一些额外的事儿做做。于是我想到了饭摊上那个码头工人给小要饭的奉送一碗大杂烩,我分析他这个行动就是对本阶级的一种朴素的爱,这正是我要寻觅的无产阶级思想的一次闪光呀!我要想法子跟这个大汉交朋友,把他引到革命的路上来。我联想到外白渡桥堍饭摊上用餐,是公私两利,目的性更明确了。许多天中,在原来的饭摊上,一直没再见到这个人,我却结识了另外一位海船上的水手,此人是宁波人,嘴里装有一颗金牙。他坐在长条凳上用饭,我跟他搭讪,自我介绍说我是个失业者,急切想找份差事干干,求求老师傅引进引进。他楞着眼打量了我好半天,说:“你能做什么呢?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大城市没生活做,你就要做小瘪三,上海不是你呆的地方,我明朝就要出海去,半年三个月回不来。我能帮你什么忙呢?赶快回你的老家,小鬼,大概吃饭铜钿也没着落了吧?”还没来得及听明白我的回答,他就代我付了六个铜板的饭钱。我来不及说声道谢的话,这个宁波海员就扬长而去,我想赶也赶不上他。

这个宁波海员,说的话那么真诚,那么恳切,他代我掏饭钱那么爽气,这不是无产阶级思想的又一次闪光吗?我真懊悔没有紧紧地拴住他,没有问明他姓甚名谁,要是三个月至半年他才能回得来,这个人将在茫茫的人海里永远消失,我是多么丧气和失望呀!

“小姚讲的革命高潮在哪儿呀?我多么渴望革命高潮快点来呀。革命高潮是怎样的东西呢?它就是革命成功,就是穷人打天下,就好比洪秀全打下南京坐江山?就是人民的翻身,就是我的幸福、我的扬眉吐气就是收回上海的租界,收回失去的东四省……”在十分丧气而又十分无聊的境地里,我就以小姚讲的“革命高潮”为自己描绘了一幅美妙的图画。

三 “穷小子足球队”

这一天快近黄昏,我一个人踽踽而行,独自陶醉在从“革命高潮”里幻化出的良辰美景中。刚好走过韬朋路转角的一片旷场,只见一群拾煤渣的孩子,拉开阵势在踢小足球。我停下来远远地观战,只见他们踢的那个皮球实在小得可怜,球门也是因陋就简,双方都用拾煤渣的篓筐做球门。踢球的健将都只有十二、三岁,顶小的只有几岁光景,他们的技术实在不高明,而踢球的劲头大部分用在嘴上了,双方呼喊、叫骂,有几个孩子赤着光脚板在踢。我看出兴趣来了,不由得我自己的脚底也痒了。估量我的岁数并不比他们大多少,凭这一条我也有资格走进这个散布着垃圾的球场里。这玩意儿自栖霞山师范阔别至今,已经生疏,忽然孩子气大发作,也不管我参与哪一边的球队,径直奔到小皮球跟前,就撩脚踢出去。这时才发现他们踢的足球原来是利用猪尿泡里头塞足棉花做的,踢这种球真叫人泄气。那些孩子被一个陌生的闯入者吓楞了,竟停止了争夺,看看我的球艺如何,我索兴一不做二不休,乘兴就直追那个猪尿泡做的皮球而去,离开篓筐尚有十码以上距离,我举起右脚一个斜射,大概守门员也在那里发呆,没来得及防御,眼睁睁看着皮球滚进了球门。这说明我的球艺超过在场的所有孩子们,使他们不但没见外,还产生了对我惊诧和敬佩的感情。

这时,我站住了,我向大家宣布:“欢迎我吗?我也参加你们的球队。”大家可没有作声,大概因为我的穿着比他们的考究,还在掂量我是个什么人,站得离我有一段距离。我又说:“怎么样?不要我参加?明日我买一个新的大一点的真正的足球,大家踢,怎么样?”

一个穿着只有一只袖子汗衫的小朋友说:“我们谁也不是足球队。”

“那么,你们的裁判呢?”我问。

“我们没有裁判,本来我说得有一个吹哨子的,可是谁也不肯干。”另一个小朋友回话,看来这个小朋友年龄最大,有一双特别明亮的美丽的眼睛,光着上身,露出了营养不良的肋排骨。

看来,他们连载判是啥也不知道,我说:“没有吹哨子的,混战一场,这是不行的。好吧,我来做你们的裁判吧。”我这么说了以后,这群孩子开始靠拢我,有的说我们是踢着玩的,有的说我们又不是踢输赢的。

光脊梁的小朋友大声地说:“明日你来吧,我也来。”

看看天已经黑下来,我便说:“好嘛,今天不行了,明天也是这个时候,我陪你们一起踢小皮球。”

另一个赤脚的孩子,用手抹抹鼻子,插言道:“我不能来,明儿这时候我要帮爸爸炸麻球。”他脸上露出很扫兴的神色。

“你不来就不来。”这是守门员的发言,他又转身请求我:“那么,明天早点到这儿来。

“是的,大家明天早点来。”我说。

这一群孩子各人拾起自己的篓筐,分头散去,我才发现,他们的营生不全是拾煤渣,有的专门拾烟屁股,有的是拾碎布片,而声明明天不能来的赤脚少年,他挎着一只铺着油纸的小篮头,那里面还剩下两三个没卖掉的麻球。我本想买下他的所有的麻球,抵充一顿晚餐,二来也是为的联络感情,但一想到那麻球上肯定沾着许多灰土,我没有敢买他的。

这一天晚上我的思想集中在准备明天跟这伙小朋友踢皮球,说真的,我已深深地爱上了他们,这些都是穷人家的孩子,正可以把他们组成小足球队。开头我只是乘兴闯进旷场过一下踢足球的瘾,我还没有联想到进行革命工作上来。只是在晚上一个人静下来思索的时候,我才想到何不在他们中间开展一些革命工作?这时我变得劲头十足,顿时给自己设想的小足球队增加了红色的光环。

第二天我真的买了一只大号的皮球(花多少钱已记不起来,掏钱时曾犹豫了一下:又得扣除一天的伙食费),提前到达昨天踢皮球的旷场,发现有六、七个小朋友已经在等着我。我把新买的皮球扔给他们,小朋友狂呼着立即展开激烈的争夺战。半小时之内,十六、七个小孩子陆续到齐了,昨日向我告假声明明天不能来的卖麻球的也来了,今天他没有挎篮头,我走近他,问:“你不是要帮爸爸炸麻球吗?”

他红着脸抹抹鼻子底下的水珠,说:“我踢一阵再去,不要紧,油锅烧热还得好大一会功夫。”

“昨天三个麻球卖掉了吗?”我关心地问。

“我自己吃一个,两个给了妹妹吃。”

凭着我的三个条件:我年岁最大,二是球艺高强,再加之我供应了一只比昨天踢的球大一号的新皮球,我成了他们的“当然领袖”。当“肋排骨”向我报告说人到得差不多了,我就抱着新皮球,让所有的穷孩子集合起来,我在队前训话,讲的是踢足球规则,天晓得,他们中间没一个知道踢足球规则的。

我爱好踢足球,原是继承父亲的传统。他是个球迷,大概还当过足球裁判。一九三五年,他在山东威海卫港务局任职,英国海军的足球队欲与当地的足球队举行友谊比赛,可惜觅不着裁判员的角色,我父亲自告奋勇出任裁判员,这是他一生中难得一次的曝光。我有机会给“穷小子足球队”当裁判,不妨说是家学渊源咧!

我把全体人马分成两队,因为来的人数超过编制,叫谁在一旁看着都不肯,不能按照正式足球队规定的编制人数。只是原来只有一名守球门员,名叫小惠的,可是还得有一位守门员呀,但是再也没人肯干守门的差使。孩子们认为,守球门的角色,吃力不讨好,踢进了球门,谁都会怨他不中用,自己又捞不着球踢,太没意思。我作了一番解释,才有一个名叫小炳的自动报名做守门员。

在编队中。必须给甲、乙两队做个容易分辨的标志,那个穿一只袖子的队员出了个好主意,把拾垃圾的筐篮里的碎布头撕成若干条,一个队缚在脖子上为号,另一个队则不带布条,这样阵容分明,我自任裁判和教练。没有叫子,立即有一个队员折断一根树枝,把枝条的树皮管子捏成一个哨子,吹起来却是低音喇叭的声响,想不到这伙穷小于很有些人才哩。

自从分开了对阵的两个队,踢起来有了章法,把一盘散沙的闹闹嚷嚷的队伍一下子变得阵容分明,队列齐整,拚抢起来有攻有守,这帮小家伙很快就成为老练的足球队员。我头一次认识了组织起来的意义和力量。而所有的队员在竞赛的欢笑中流露出对我的信任和顺从,也使我头一次滋生了满足了“领袖欲”的得意。

上海的独一无二的穷小于足球队宣告正式成立了。本书的作者作为这个球队的创始人和领队是当之无愧的吧。可惜建队的日期已不复记忆,否则,把当年的老队员寻访出来,举行一次建队五十周年团聚纪念会,在中国体育运动史上,也许是别开生面的光辉的一页呢!

那个岁数最大,瘦得只有肋条骨的大孩子,名叫于富宝,这名字寄托着穷棒子对财富的渴望,其实他的家是最穷的,他父亲只有一条腿,另一条腿是做工的时候被机器轧断的,兄弟姐妹倒有四、五个。于富宝排行老三,小朋友们都叫他小三子。由于我不可能天天去做裁判,大家推举他做了穷小子足球队的队长,新买的那只大皮球也交给他保管。

小足球队初建立的时期,我几乎每天都参加,有时让“肋排骨”学做裁判(已经不用树皮作哨子了),我脖子上也缚上布条条参加比赛,我跟这伙小朋友混熟了。到第四天上,当踢球告一段落时,我把皮球抱在怀里,招呼大家坐在旷场的墙角里,孩子们乖乖地团团坐下来,我也坐在地上,于富宝还特意寻了两块砖头,给我安排了比较舒适的座位,这就更突出我的“当然领袖”的气派。

当卖麻球的小扁嘴(他的嘴并不扁,不知大家为啥这么叫他),拽着一双没后跟的鞋,挎着小篮子姗姗来迟,小三子就以司令员的口吻训斥他:“只等你啦,慢吞吞的,快来听大队长讲话。”我也弄不明白,这个“大队长”的称号怎么会飞到我的头上?我想,小三子既然当了足球队队长,我自然而然就该官升一级。小三子是从哪儿学来的这一套呢?你听他那语气,才当上了三天队长,俨然是一个正规的军官的神气。如果说,我是“当然领袖”,那么他是“天然领袖”了。

“大家歇口气,坐下来。阿要听我讲个故事?”这是我早有准备的一个节目,大家当然拥护。我在讲故事的时候,还有几名拾垃圾的小姑娘站在一旁听,我招呼她们坐下来,她们还是愿意站在一边,跟男队员保持相当距离,大概由于害羞吧。其实她们都是在场男孩子的姐妹,在我们踢球的时侯,她们常常蹲在一旁看热闹,做拉拉队。

我讲的故事也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我记得头一次讲的题目,是《生路》。这是苏联十月革命后最早拍摄的一部电影,里头讲的一群穷孩子,由于生活所迫,学会做扒儿手,苏联的穷人造反,打倒了沙皇和资本家,穷人翻了身。苏维埃政府收容这些做过小瘪三的青少年,给他们改善生活,让他们读书,但还有几个孩子老毛病改不掉,老师还是耐心地教育他们,使他们走上新生活的路。

这个电影我在不久前跟金涛同志一同去“上海电影院”看的(这个电影院在北四川路上,专门放映外国的进步电影,有时也放映苏联电影)。所以讲得有声有色,仿佛是用嘴巴重新把这部电影放给他们看一遍。我一面讲,一面注意听众的反应,我发现一个个凝神谛听,安静得出奇,他们沉思、他们微笑、他们焦虑、他们快乐,他们眼里射出希望的光,我把苏联革命后的美满生活描绘得好似我去过苏联一般,在他们的幼小心灵里展示了一个陌生的奇异的世界。

从此以后,只要我到场,踢完足球他们总要我讲故事给他们听。到后来讲故事的吸引力甚至超过踢足球,我记得给他们讲过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女孩》、蒋光慈的《少年飘泊者》和《岳云的故事》、马克。吐温的《汤姆·莎耶》等等。我在讲着这些故事的时候,锻炼了我的口才,也锻炼我对读过的书的记忆能力。

开头讲的几次,他们听了以后默默地走开了。但讲了三次四次以后,他们就向我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苏联真有这个地方吗?”“中国也有列宁吗?”“怎样才能让我伲吃饱肚皮呢?”“汤姆拾过垃圾吗?”等等。

他们共同感兴趣的问题是:“大队长,你家里做什么的?”“你是大学生吧?”“为什么你待我们这么好?”原来,我光注意观察他们,我忽略了他们也在考察着我,我在他们心中始终是个谜,是个神秘的人物,来无影、去无踪,神出鬼没。我只好含糊其词地回答他们,说我也是一个穷光蛋,我在一家厂里做长夜班之类,至于我的住处,始终秘而不宣。经过一个月来考察的结果,他们一致肯定:这个常州大队长一定是个大好人。他们称呼我“小常州”,这是爱称;敬重的称呼,便是“常州大队长”。

有一回接连两天没去踢球,事先我又没有告假,穷小子足球队连踢球的劲头也没有了,大家商量着一定要找到大队长的住处,小扁嘴断定常州大队长病了,他乐意送几根刚出锅的油条和麻球亲自来慰问我,不取分文。(附带说明一下,小扁嘴一天做两趟买卖,早上卖油条,下午卖麻球和脆麻花,都是自产自销。)小三子说:“你那个麻球不卫生,病人吃了反而加重了病。”队长当面开销他,急得小扁嘴几乎要哭出来。

两天以后我又重新出现在球场上,队员们的那股热烈兴奋情绪使我终生难忘,有的过来抱我的腿,有的槌我一拳作为我两天缺席的处罚,有的把最漂亮的布条条挂在我的脖子上,就像如今少先队员给劳动模范的颈项系上红领巾似的。

球赛没有开始以前,守门员小炳找我到一旁说悄悄话,他告诉我:“你究竟住在哪儿啦?你不知道,队员们公推我做[包打听]咧。(上海租界里巡捕房的侦探,沪语称为【包打听】。)要我跟你的梢,把你的住处打听确实,哪一天你不来,我好叫你去。……我想,我不必钉你的梢了,你就告诉我吧。”

这些可爱的小朋友,一定想我想疯了,才想出这么个鬼主意来。我只得又耍一次滑头,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吧,我住在浦东,你们找我还得摆江。下回你就对大家说,你已经打听到了,常州大队长住在浦东咧。你就这么交差吧。”

他半信半疑地微笑了。顺便我问了他:“那么你告诉我,你姓啥?你爸爸做什么的?你住在哪里?你不肯讲我也要钉你的梢了。”

他羞怯怯地告诉我:“我姓何,爸爸关在西牢里吃官司,家里生活没着落,就靠阿哥给煤店送煤球养活全家。我们住的房子没有路名,没有门牌号头,是火油箱的铁皮搭起来的,讲给你听,你也不好找。”

我曾经把组织小足球队的工作向小姚作了汇报,我对他说:这是清一色的无产阶级的小足球队,他们很纯洁很可爱,我开始给他们宣传革命道理,我觉着很有意义。

那个时代,刚参加革命的总喜欢滥用“无产阶级:这个神圣的称号,所以我把穷小子足球队称作”无产阶级足球队“,那是一种时髦,就好比有的人到处滥用”共产主义思想“一样。

小姚思索了一阵,说:“你可不要荒废了本位工作,我们的本位工作是纱厂。你要给这些穷孩子们进行一般的宣传鼓动工作,还是可以的,多多宣传只有走苏维埃的道路才能救中国。不过,这些拾垃圾的孩子并非真正的无产阶级,恐怕要算是流氓无产者吧,流氓无产者有很大的破坏性。”他又一次嘱咐我:“你住的地方要绝对的保密。”

以前,我理解的无产阶级就是穷人。当时我没有能力批评他的这个论点,但我在情感上,却不同意他的分析,我认为他们不是流氓,迄今为止,我也没察觉“破坏性”表现在哪里。不过我还是感激他,是他头一个让我知道了“流氓无产者”这个新名词,并且头一次纠正了我对无产阶级的糊涂观念。

往后,我还是经常参加小足球队比赛,我也尝试着讲述中国的江西、福建地区也有“苏维埃”,可惜孩子们听不大懂。最受欢迎的还是中外古今的许多故事,如果说,我是从热爱京戏的戏迷发展到今天变成球迷,那么,这些小伙伴们则从球迷变成了故事迷。

四 “方舟”之夜

多雨的夏天开始了,蚊虫在晚上咬得我睡不好觉,空皮箱里又没有置办一顶蚊帐,只得买一盘蚊烟香过夜。这一天黄昏天空已布满重重的乌云,响过一阵雷声,直至我灭了灯睡熟了,雨还没有下。

忽然听得有人敲我临街的窗户,我一骨碌起了床,一种莫名的恐惧顿时使我生起鸡皮疙瘩,我真怕叛徒特务已经发现了我。我不敢开电灯,我看见窗外有一个人影,外面响着一片雨声。只听得是女同志小秦在窗外低声唤我,这时我才开亮了电灯,赶紧去开后门。但见小秦的上衣全湿了,头上兜着一块手帕,外头这么大的雨,一块手怕顶什么用呢?我赶快把她迎了进来。她把手帕取下,一丝丝的雨水马上淌在脸上,我连忙把毛巾递给她。

“没想到下这么大的雨,幸而这近段有你住在这里。”她一面揩脸,一面说:“吵醒你了罢?你有雨伞或是胶鞋,借我穿着,我好回去。”

“坐一下嘛,你衣服全湿了。”我很遗憾地说:“你看,我创不起蚊帐,也创不起雨具,这里啥都没有。”

她注意着外面的阵雨,无可奈何地在空皮箱上坐下。我赶紧找了一件上衣给她披上,说:“天不早了吧,我没有伞,雨衣也没有。你就在我这儿避避雨吧。等一回雨停了你再走。”本来我要说“在我这儿睡下吧。”我一想起她是女的,赶快省略了“睡下”二字。

她看看手表,说:“喔,快十二点了。”她把手表摘了下来,原来手表壳子上也淋了雨水。她又环顾一下屋子,为难地说:“看来,雨一时不会停,越下越大了。那么,让我在哪儿歇呢?你这儿啥也没有。”

我指着床板说:“盖的毯子我还有的,你就睡这上头,我睡地下。”

她连忙说:“那怎么可以呢?”停顿了一下,她说:“好吧,让我在地下歪歪身子,你给我找几张报纸!”

我果然找到了一迭报纸,——这就是小姚供应我看的隔夜报,我仍坚持要躺在地下,但是小秦执拗地坐在铺了报纸的地面,再也不起来了。我只得扔给她一条线毯,还奉送几本书给她做枕头。——这时,窗外的雨似乎减弱了些,但还能听到雨点打在玻璃窗上的声音,我又多点着了一盘蚊香,祝愿她在我这里睡得香甜。

然后我熄了电灯,把窗帘拉拉紧,躺在床上,好半天睁大眼睛,透过黑夜望望小秦有什么动静……。我发现她睡了,在电灯熄灭后,她把湿了的上衣脱下,添盖在线毯的外面,大概她太累了,不多一会儿她确实睡熟了。这时,我克服不了自身的困倦,也进入睡乡。

谁知屋漏又逢连夜雨,好事多磨,不知是深夜什么时候,小秦突然惊醒过来,就跨上了我的床,狠狠地推醒了我,一面说:“不得了,我被进来的水冻醒了。”听得出她的牙关在发抖,我打着赤脚下地跑去开电灯,发现床底下全是水,没脚背的水,拧开了电灯,看到有几只鞋浮在水面上,像随水漂流的小舢舨;而那只空皮箱就像一只超级航空母舰浮在水面上,没烧完的蚊香像一条白色的蛇(那时候的蚊香是白纸简装的木屑,铺在地上的报纸也浮了起来,那条线毯泡在水里,刚才一场猛雨已造成了水灾,这是上海居民常常碰上的灾祸。这时我注意到小秦的瑟瑟发抖的狼狈相,我又把床上的薄被单给她裹住了身体,披散的纷乱的头发掩映着她苍白的脸,她焦急地说:“水还要涨吧?我们怎么办呢?”

只是在此时,我的心里生起了一句赞美诗:“她多么像安徒生童话里的美人鱼呀!”我沉着地回答她:“看来,今晚睡不太平了。水漫金山,等这场雨过去,水一定会退的。”秦同志倒真的念起《旧约》的诗篇来了:“我陷在泥沼中,立脚之地也没有,洪水淹没了我的身子。”

我首先从水里捞起了几本做枕头的书——其中就有那本何家槐送我的《高尔基》,这本书我已看过两次,如今被水泡湿了,还是感到心疼。小秦怜惜地把这本书抱在怀里,难过地说:“都是为了我哪,把这样好的书弄坏了。”

我竭力安慰她:“只要来一个好天气,把它吹吹干,不要紧的,由于你把《高尔基》作过枕头,又跟你一同遭了水淹,我会更宝贝它呢。”

小秦把嘴一撇,半个身子靠在墙上,说:“小王,你只有一条被单啦?给了我,你呢?”我说我多穿一件上衣,冷不着,她抬一抬眉毛,说:“这么可以呢?”于是她扯开被单的一个角,硬要围在我的上身,以致我们两个几乎围里在一条被单里,她大方地说:“你表现得很老实,我信得过你,——这样吧,索兴不睡了,你给我讲讲这本书上的内容,我们一起等天亮。好吗?”

我们两人的体温交融在一起。尽量靠近一些取暖。我的神经却变得亢奋而又紧张,生怕触着了她的皮肉。这倒并非是孔夫子的“男女授受不亲”设下了“男女之大防”,当时我的情操不允许产生一点非分之想,她是小姚的妻子,岁数又比我大,又是工厂里的老革命,她在我心中就像基督徒看待圣母一般,可以说一点邪念也不曾发生。

我真的给她讲起高尔基写的《四十一个和一个》,这是描写一家面包作坊里有个面包师傅,对偶而闯进他们面包房的一位女性,诱发了集体的也是圣洁的感情,我今夜对秦同志的接触,有点像高尔基小说里的面包师那种感情。我说着说着,对方渐渐地合上了美丽的眼睛,大概刚才她受了凉,鼻子堵塞,呼吸也变得沉重起来,她被大雨和大水折腾得太疲倦,不由自主地睡着了。我停止了讲述,我看着她的沈睡的庄严的面孔,那形象很像安徒生童话集里美人鱼的插图,这时我的呼吸一下子变得急迫,心也按捺不住的跳,心中兴起了想吻她一下头发的念头,我马上去熄灭了电灯,不能再这么放肆地看下去了,最好的办法,就是关电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我又回复了平静,热血不再“澎湃”了,不由自主地进入了睡乡。

天亮了,小秦先醒来,发现我没有盖着被单,两只光脚伸在床外面,她用手轻轻地摸摸我的光脚板,试试是不是冻着了,她连忙把唯一的床单整个儿覆盖在我身上。这时我醒过来了,我的脸红了一阵,多半是为的晚上升起一时冲动的邪念,仿佛我做了亏心事,我马上坐了起来,并且离得她远远的。

她脸上也泛起了红晕,说了一句:“我们原来在一条方舟上逃过了这场洪水。”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不懂。她解释道:“这是《圣经》上的故事,在世界的最早最古老的年代,到处都是洪水,是上帝安排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乘着诺亚的方舟保存下人类最早的祖先。你这个木板床不正是救了我们的方舟吗?”

她讲了这个故事,我才知道她是有文化有教养的,不像个女工,我便问她:“你一定是读书人,是吧?”

“是的,我进过基督教办的教会学校,读了两年,我就干革命了。”讲到这里,我忽然想起,小姚跟我头一次见面时怀里夹着《圣经》为号,他拿的那本《圣经》一定是小秦的。她接着说:“组织上要我到厂里做工,接受无产阶级斗争的锻炼,我就进厂做了挡车工。只有进厂做工,才能取得产业工人的资格,只有产业工人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呀。”看来,三十年后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时就已经开其端了。

我说:“是的。小姚向我解释过真正无产阶级是什么人。这么说来,要做无产阶级可不容易吧。”我又问:“你跟小姚结婚几年了?”

“无所谓结婚,我看中了他,领导上又要我们组织机关,我们年龄相当,我就答应了。”她的脸上又泛起一阵红晕,接着她连忙穿起没完全干透的上衣,马马虎虎整理一下散乱的头发,就匆匆地走了。

两天以后的上午,她又到灶披间来寻我,说要带我出去一同买东西。我说买什么东西呀?她抿嘴笑了笑,嗡声嗡气地说:“你应该添置一双套鞋。”看来她感冒了,鼻子不通,这都是“方舟”之夜害了她。

我只得跟着她一同出门,在路上我问她:“买套鞋的钱是组织上给的吗?”

原来,她跟小姚讲了我没有雨具的苦处,夫妻两人凑出钱来给我买了一双套鞋。我们来到了一丬店里,她又掏钱给我多买了一把雨伞。当我知道这些钱是他们两人节省下来的时候,我表示雨伞可以不买。她不以为然地说:“要是那天我从你那里借到伞,我也不至于那么狼狈。”

我笑笑说:“我真希望诺亚的方舟重新开到我的灶披间来。”

真该死,我的内心的秘密就在这句俏皮话里不经心地泄漏给她了。

五 苏州河边看翻船

强劲的风把马路上的纸屑灰土卷到半空里,马路两旁所有的梧桐向着同一个方向俯下了腰,江面上的火轮呼救似地响起了一迭声的喇叭,我在那儿就餐的包饭作饭摊的帆布棚顶飞舞腾越,想竭力挣脱缚住它的几根绳子。

饭摊老板指着不远处的天文台(爱多亚路外摊,今改名延安东路)不安地嚷嚷:“看,升起了三角包,台风快来了。”我朝北看去,果然望见天文台的高耸的旗杆上拉上了黑色的大三角包。停泊在黄浦江里的大轮船桅杆上也同时升起了报丧似的黑球。这是我头一次看到的台风预报装置,那高高在上的黑三角预告着将有一场灾难来临。饭摊老板急于收摊,我匆匆地吃罢“快餐”,急于赶回我的窝里。

这时,我看见江面上摇过来一只装满红砖的木船,它艰辛地从黄浦江转身拐进苏州河,大概想在苏州河靠岸避风,刚刚卸下风帆,大木船减速行驶,从船舷扑来的大浪颠扑着那只船,像个醉汉似地手舞足蹈起来。这是大风大浪中常有的景象,起初并没引起我的兴趣,忽然,那只装砖头的木船的左边倾侧过去,紧接着一个大浪像饿虎扑食似地扑进船舱里,于是这只船就像颟顸的醉汉,歪着半边身子在浪涛里挣扎。我立时想到大伯父曾在故乡的岸边救了一只装柴油筒的拖船的光荣史,我顾不得越发强劲起来的风势和大雨欲来的威胁,我快步走近苏州河边,我想运用大伯父的智能救下这只装满红色砖头的沉重的船。但是,我能发出什么指令呢?风势、载重、事故的原因,都跟小火轮后面拖着的柴油筒船不一样。地点、时间、条件都不同,大伯父当年立功的经验我一点也用不上,我的智能比我大伯父差得太远了。我一个人无可奈地楞在那儿,一言不发干着急。

红砖船上的船工不知如何是好,只知道狂喊着叫别的船上人援救它。果然有一只停泊在河边的船给河中心的大木船扔出一根绳子,企图把装红砖的船拉近码头。这时风势更大了,从浦江上涌进来的浪头更猛,那根从码头上扔过去的绳子不但没能援救它,反而帮了倒忙,原来大木船是向右侧倾斜,而拉绳子的一边也是在右侧,唉,唉、我毕竟没有大伯父的那种智能和学问,我没有及时发出指令制止这个愚蠢的行动,眼看着这只装满红砖的木船,正是被“一边倒”的那根绳子的拉力,使它失去了最后的平衡,很快沈没在苏州河里,那根绳子的用场,只是让全体船员握住了绳子,爬上了岸,总算没有死人。

观看了这一场翻船的景象,我匆匆赶回家中,台风夹带着暴雨闹腾了一宿,我的那个灶披间又一次进了洪水,那只牛皮箱早就搁在床架上,幸免于难。这时我还在悼念着那只翻在苏州河里的木船,我忽然顿悟到,我如果招呼船上人,赶快把右侧的一批砖头扔进河里,这不是使木船保持平衡了吗?人们在遇到紧急的危险情况下,往往牺牲局部的利益,反而得以保全整体,而违反科学的瞎起劲,只会帮倒忙,结果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即使多年驾船的船老大在发生突然变故的时候,也会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不过,我的这个“高见”也只是事后诸葛亮,无补于实际。

一场台风过后,屋子里的水退了,空中又变得天朗气清,我又习惯性地来到韬朋路煤层场边,这一天真怪,小足球队员一个人影都没有。心里忽然感到了寂寞和凄凉,不知什么缘故,难道足球队散伙了?在这一群队员中间,我只知道小扁嘴和于富宝的家,而小扁嘴的家离韬朋路最近,我就拐到小扁嘴的家去看看。我还没有走近他的炸油条的窝棚,眼前的一片凄惨景象首先把我怔住了:原来的许多房屋——实际是芦棚和“滚地龙”,被这场台风刮飞了,还留下一些半截子的水缸瓮盆;公用自来水笼头总算没被刮走,它好象也有寂寞和凄凉之感,依然在一滴一滴流出水来,就像一个孤独的老人在哭泣。在这被台风袭击的废墟上,有几个家族团聚在一处,把几件破家具作为划分家庭圈子的疆界,老太太们则坐在箱子和柜子上,看守着晾在太阳下面的被窝和破烂衣服。——这大概就是他们的全部家产了。

小扁嘴的窝棚早巳不翼而飞,只有那只用半截子柴油筒做的煤炉像一座纪念塔似地兀立在老地方,显示着这儿是炸油条的遗址。现场的考察解答了我心中的疙瘩,原来是一夜狂暴的台风把这儿的棚户区摧毁了!自然界有三样东西是专门欺侮穷人的:一是臭虫;一是蚊子;还有一样就是台风,考究一点的房屋,台风拿它没有法子,穷人家盖的草房和棚屋,台风就无情地席卷而去。看到了这般凄惨的情景,我的心里充满着愤懑,但我注意到坐在烈日下看守家具的老婆婆和光着上身干瘪如柴的老头儿们,他们的脸上却并无悲愁和忧戚的表情,这一点使我不胜诧异,莫非他们经历过人生道路上的各种灾难,对自然界的欺凌已经司空见惯;还是看到了眼前的家破人亡,变得茫然的麻木呢?

我怀着哀伤凭吊的心情来到于富宝的家,他的窝棚总算没有被台风刮走,因为它毗邻着水门汀洋房,它的后墙就是借用人家的水泥墙。于富宝的家庭是拾破烂的家族,连小三子在内兄弟姐妹倒有四口人从事“拾荒”的事业。我还没踏进门,首先进入眼帘的是晾晒在空地上的“垃圾”。

昨晚的一场大雨和马路上的积水,把他们积累了好多天的“猎获物”泡湿了,从这儿的琳琅满目的展览里,可以想见小三子家族踏遍了多少垃圾堆和马路的死角,一个空铁罐,一顶破帽子或油污的粗布手套……只要在人世间还有一点儿使用价值的,都不肯轻易放过,经过他们的挑选,经过运输,全都汇集到这儿来了。这些可怜的家产,幸而没有被这场暴风雨吞没,它们只是受过一次水的冲刷,又以新的面目陈列在这儿。在上海,从事拾荒事业的有个不好听的“垃圾瘪三”的称呼,这种侮辱性的称呼,跟包饭作里的伙计叫做“饭乌龟”一样,如今,于富宝的家族索性大大咧咧地把垃圾展览在光天化日之下,似乎为了表示对这种轻蔑的抗议。

接待我的是于富宝的父亲,也就是前面介绍过的,由于工伤轧掉了一只腿被老板撵出来的老工人。他看见我穿的一条斜纹布的西服裤,在他眼里大概也算是上等人了——至少比他高一档吧,他一定要敬我一支烟,盛情难却,我只好接着,等我点着了,他才发表声明:“烟是不好,没牌子的。”我知道没牌子烟也就是指烟屁股手卷的“再生烟”,垃圾、垃圾,连吸烟也离不开垃圾,正应了中国的老话,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了。

他说:“你找小三子吗?快到吃饭时光了,他就要回来的。”

小三子的妈壮实得像一头牛,头上包着一块粗布毛巾,正在那里把洗净的也是拾来的工作手套拉出线头绕在木框上,她腾出手来递给我一只矮凳,要我坐在垃圾堆的旁边,我真不愿意坐下,一来凳子太矮,委屈了我的竹竿似的长腿;二来那凳子上恐怕也有垃圾,生怕污损了西服裤子。但我终于坐下来了,我没话寻话说:“你拉下手套的线干啥用呢?”

小三子的妈用疑问的眼光瞟了我一下,意思是说:“你是瞧不起俺的拣破烂吧,怎么连这个也不知道?”她看出我的发问是认真的,确实出于无知,不是轻视她,——我发现,越是生活在底层的人,她越是注意保持自己的尊严。她才回话:“我的四个孩子过冬的衣裳,全靠着这个呢。不怕你笑话,我们把工厂里扔出来的破手套,用碱水洗洗干净,把手套的线拉出来,积少成多,用四根竹针结成毛衣、毛裤,不费一个钱,不是比做布衣裳还强?”我对这种纺织品是熟悉的,它跟我窗上的窗帘一样,都叫做“再生布”。

我称赞她的变废为宝的本领和智能,站在我前面的恰是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强者,她用那坦克一样壮实的身躯越过一个又一个的险滩和灾难,任何贫困、艰辛都难不到她,我心底里不由得升起了对这位母亲十分崇敬的感情,特别是在这窝棚里,男主人只有一条腿,她还得养活四五个孩子,她是怎么生活过来的呢?我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她也是在艰苦和期待中支撑着全家,同样拖带着好几个孩子,然而她比我的母亲的处境不知要严酷多少倍!

坐在矮凳上果然不惬意,由于太阳的熏蒸,垃圾堆里破烂的布片发散出难闻的气息,那味道比“再生烟”的烟味更是够呛!当我打算告辞的时候,只见小三子和他的妹妹一同回来了。他们用一根棍扛了十几条湿漉漉的麻袋,就像是从海边扛着渔网归来的渔民。原来那麻袋是他们从苏州河里捞上来的“战胜品”,他们得感谢那场台风,一定是台风把谁家码头上的空麻袋包刮到河里去了,使我马上联想起翻在苏州河里的那只木船。

小三子和他的妹妹,受到了父母最热烈的爱抚。翘着一只腿的爸爸首先清点他们扛回来的东西;而魁梧的妈妈赶快倒两大碗焦大麦的茶作为慰劳,——我来到她家,她都忘了倒这么高级的饮料敬客。小三子看见我来到他家,有点羞答答地说:“你怎么来了?你的房子没有被台风刮走吗?”我说:“我的房子还太平,我看到小扁嘴家全完了,他家人也不知到哪里去了,才来找你的。”

小三子脸上的得意之色(大概是由于他今日有了丰富的收获)一下子变得阴沉了,说:“球队里有好几家的芦席房子全毁了。小扁嘴家挤到他大姐家里住了。”

这时,小三子的爸爸验收完所有的空麻袋,兴冲冲地报告说:“小三子,好样的。十四只麻袋,只有两只破的;剩下的,一只好进账两毛咧,两块四到手了。破的麻袋留着俺自己用,冬天也好做我们的大门。”他老人家又塞给我一支再生烟,说:“上海滩的瘪三,弄着破麻袋就好比拾着了宝贝啦,我们铺的盖的全靠它,披在身上当大衣,下雨天还当雨衣,你不知道,麻袋可以做房门,拾来的这么些碎纸烂布头就用它打包。”

小三子又恢复了得意之色,不过他的妹妹却噘起了嘴巴,她轻轻地对妈妈说:“是我,我先看到的。”他的妹妹穿的是男女不分的衣裳,前襟后襟是两种不同的颜色,要在八十年代,可以跟香港进口的滑雪衫比美,不过在三十年代的风气,那可是标志着贫穷的百衲衣,恐怕也是拾破烂捡来的材料吧。从这件褂子上,让我又领略了她母亲的苦心经营和独特的手艺来。这姑娘大约十四、五岁,还算是漂亮、丰满,那结实粗犷的身材,下面赤着一双脚,简直是她妈妈一个模子里浇出来似的。

小三子建议道:“王先生要是腾出空来,我们一同去看看他们吧。阿惠和小扁嘴的家都是被台风送上了天的。”

我说:“好哇,今天我们就去看望他们。”

我告别了这个由“再生物资”装备起来的家庭,告别了臭气熏蒸的展览场地,足球队长领着我到了小扁嘴的姐姐家中,他姐夫是拉黄包车的,屋子小得可怜,姐夫对待丈母娘家可是一片至诚,设法在巴掌大的天井里搭了一间窝棚,接待小扁嘴一家。

好容易打听到阿惠家住的地点,他们异想天开,竟住进了横在马路边的一人高的大水泥管里,好几节大水泥筒子连接一起,在两头还安上了活络门两只麻袋,正像小三子他爹讲的一物多用的麻袋。从那圆筒里先钻出一个花白头发的头,他蜷着身子慢慢伸出下半身来,活像刚刚从泥巴里钻出来的蚯蚓,他见到于富宝和我,还乐呵呵地招呼我“到里面去坐”,小三子说:“亏你们想得出,找到这么一个钢筋水泥房住下。恐怕里头板凳也没处放,算了吧。”

我忽然又发作了小孩子脾气,以为钻在这个圆筒里,一定很有趣,很好玩,我回想起七八岁的时候在船匠朝天的船舱下玩结婚拜堂的游戏,这个大水泥管里一定“别有洞天”,我倒乐意进去探幽寻胜一番,我没有拒绝水泥洞主的雅意,首先俯身爬了进去,里面黑黝黝的,借着麻袋门缝里射进来的几把宝剑似的光,我发觉自己仿佛来到地球仪的中心似的。里头的小方桌、小圆凳以及两只箱笼放得井然有序,在那一头的圆筒里,下面铺着草席,大概那就是他们睡觉的弧形床了。

我发现在拱顶的两侧,一边贴了一张用鲜红纸头写的“招财进宝”,一边贴的是一张灶君菩萨,虽然那下边并没有灶头,看来,小惠家在他们的老房子里供的灶君老爷并没有做到“下界保平安”,在一场台风里连灶君菩萨自身也不知刮到何处。可是水泥洞主对灶君老爷的信念并未动摇,仍旧郑重其事地请他来保佑他们合家平安。

小惠的爸爸跟着进了“洞”,把大高个儿的小三子撇在外头了,想不到小三子揭开了另一头洞口的麻袋门,从对面钻了进来。我坐在矮凳上,伸直腰我的头刚好碰着拱顶;小三子则歪着身子坐在草席上,小惠的爸爸则坐在我的身后。

小三子问:“小惠呢?”老头子说,这孩子玩心重,坍了房子搬进这么个阴沟洞里,他还是只知道玩。我问:“小惠他妈妈呢?”老头子说:“到外白渡桥边做缝穷营生去了。”这一下我找到共同语言了:“外白渡桥两边的饭摊不少,吃东西便宜,想必你们也在那儿开伙仓吧?”

“是的,那里的饭是从包饭作包饭吃剩下来的,价钿便宜。不过不能常吃呀,常吃还是吃不起,做商贩的哪有不将本求利的?不瞒你说,难得去吃过一两回,而且光吃白饭,不吃浇头(”浇头“,外加的菜)。”

“那么,你们在哪儿做饭呢?”我问。

水泥洞主说:“搬到这儿,还没顾及生炉子。不怕你见笑,这就多亏小惠了,他在人家吃饭时就守在棉布店和南货店门边,里头的伙计吃罢中饭,饭乌龟把菜筐和木桶挑出门口,全凭眼捷手快,小惠上去揭开饭桶盖,来个兜底翻,倒回来就做我们的伙食了。”说到这儿,他舔了舔嘴唇,又补充说:“你看,饭摊上的老板想赚我们的钱,可不容易哩。”他的话语里对调皮的儿子充满着夸奖和满意之情。小三子在一旁说,“要是手脚慢了,那饭桶里的剩饭就会被别人抢了去。这不是讨饭,而是抢饭,要捞回那个饭也不容易哪。”我才知道,就那么一点儿剩菜剩饭,吸引了多少人参加竞争呀!

我们正在水泥管里叙谈,忽见拱顶上猛然射进一道强光,完全驱散了洞窟里的黑暗。我举头观看这个水泥管上面怎么开了个活络的天窗?我还没来得及看个究竟,一个熟悉的声音来自开天窗的顶上:“爸,来了客人,为什么不开电灯!”

原来是小惠回来了,他在洞口认出洞里来了什么人,里面已经容不下他,他就一跃跃上水泥管的“拱顶”,原来在两截水泥管之间有一道缝隙,平时用一张旧铁皮覆盖在上面挡雨的,小惠上去揭下那张铁皮,外面的阳光就像拧开五百支光的电灯照亮了整个“洞窟”。贫民窟的居民真懂得苦中作乐,在幽暗的洞窟里,他们还能安装太阳能的电灯来取乐!

我问起小惠的父亲,原先是干什么的,他告诉我,从前是船家,小惠的出生地就在那只船上;在一次大风里,那只破船沉没了,总算没死人。来到陆地上打个滚地龙安身,不料陆地上也安不下个家,最近一场台风刮得无影无踪,这才搬到这儿来住。他这一辈子已经两次破家。从他讲述的身世里,可以看出他为何没忘了在水泥管的拱顶上供奉灶君菩萨的心情。

“在这个地方,恐怕只是临时住几天吧?”我无可奈何地说。

“这要慢慢挣吧,不消一年半载,我们又会搭起一间滚地龙的,到那时候你到俺家来,反正用不着低头哈腰的了。”老头子虽然迷信灶王爷,但他那种充满信心的、在不断的挫折面前仍然执着地顽强奋斗的精神,实在使我敬佩。

这时小惠从小三子那儿的洞口挤进半个身子,高高兴兴地告诉他父亲说:“你说我成天价野在外头,爸爸,我野在外头就是听这位常州大队长讲故事,这一位就是常州老师呀,我没骗你吧!他讲的故事可好听嘞,请他给你讲一个,包你迷得不想吃饭。”

我赶快声明:“别听他吹嘘,我要是有这份本事,好开个大饭店了。”

老头子微笑着向我表示感激之情,说:[这孩子只晓得野在外头,我总不放心呀,上海滩什么坏人都有哪。有你这样斯文的先生看得起他,给他开开窍,那是花了钱也觅不着的好老师呢,哪有不放心的!“

小惠面有得意之色,悄悄地对小三子说:“什么时候小足球再开赛呢?”

我跟小三子辞别水泥洞主,爬出这个钢筋水泥的特殊房屋。猛然,我的心头升起一股热辣辣的暖流,一个新的意念浮上来了。

六 水底捞砖

我跟小三子于富宝离开了圆筒形的钢骨水泥住宅,我建议再去访问小炳家,以前听小炳说过,他家的房子是用火油箱铁皮搭建的,这一次台风一定“报废”了。小三子面有难色,说:“他家里不大好找,走进去有一大段烂泥路,刮台风以后,也不知道他家的铁皮房子还在不在,等我打听得实在我们再去吧。”这样,我们没有去成。

这儿不再记录访问了哪几户人家,但一幅幅无家可归的流民图使我心头沉重,他们都是生活在最低层的城市贫民,不胜惊异的是,我遇着的所有的“流民”,脸上并没焦虑和忧愁,跟我在小扁嘴家旁边看到的坐在废墟上的老太太们是同样的神情,我深深体味到,这个社会太不公平了,社会对他们多么吝啬和残酷,而他们还是在饥饿线上挣扎搏斗,一个个都是生活中的强者!

这时,我心头低低地吟诵着杜甫的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我决定把意念中刚刚酝酿成熟的想法透露出来。我兴冲冲地对小三子说:“如果我有一船红砖,分给这儿的没房子的,帮助他们重建家园。——你看能办得到吗?”

于富宝停住了脚步,他还以为我说瞎话咧,楞着眼看了我好半天,说:“你说说容易,哪来这么多红砖?在上海滩,一块砖顶一副大饼油条价钿呢,我看你一天连二十只大饼也捞不着……”

我神秘地笑了,故意逗他,我说:“我什么时候吹过牛皮啦?说有就有,不是两千三千,上万块我也有。而且不收分文。”

小三子的眼瞪得好大,他还是半信半疑地站在一旁掂我的分量,最后,他决断地说:“除非你会变戏法。——我不相信你真能拿得出上万块砖头来。”

这时,我向他全部摊牌了,我说:“你能把麻袋包捞起,如果有许多砖头掉在苏州河里,我们不是同样能够把它捞起来吗?”

他总算相信了我的话,不过他还是问了一句:“那么,我们可以随便捞吗?”

我说:“怎么不可以呢?正像你把苏州河里的麻袋捞起,那麻袋就算是你的一样,谁有本事在大江大河抓鱼,捉到的鱼就归他所有,这是世界通行的规矩。”

小三子变得跟我一般兴奋,一般狂喜,高兴得跺一跺脚,对我说:“好!这是一个好主意。你马上带我去河边看看。”我说我还没吃晚饭呢,天黑了;明天一同去吧。谁知小三子比我还热心,他否决了改在明天行动的计划,说:“上海人多得很,你想得到的,恐怕别人也会想得出。你带我一同到翻船的地方看看去。”

往后,是他推动我行动了,我不得不把他领到那个发生了不幸事故的河边,当然看不见一块砖头的影子。也许他对我说的情况不够信任,不经我同意,就在不到两分钟时间内,他光了屁股,一个蒙子跳进了水中,我心里想,小三子这一手潜游的本事,正可以大派用场呢。第一个念头还没完成,他已经钻上了水面,用一只手撸一撸面孔上的水珠,让我看到了他那欣喜的满意的面色。他上了岸,从我手里接过他母亲用“再生布”做的衣服,一面说:“我的脚就踏在砖头上,像海底的一座小山似的,真个的,不能放过它。”

“你的水性不错嘛!”这时我的得意和高兴又加高了一层,就好比科学家发现了新的原理。又获得了另一名科学家的验证似的。

两个人的肚子饿狠了,我领他到了“无产阶级露天大饭店”共进晚餐。我们走上外白渡桥,便看到几个中年妇女坐在小板凳上,她们就是专给苦力的光身汉缝缝补补的缝穷妇。小三子一眼就认出小惠的娘也在里面,他走近小惠的妈,低低地说了几句,大概是介绍我的情况,小三子大声(为什么要大声呢?只因来往车辆多,声响嘈杂不堪)朝我说:“这就是小惠他娘。”想不到在外白渡桥又能见到他的妈,总算会见了小惠的全家人了。我走近她,也用大声说:“你这位大嫂真不易呀,房子毁了,还照常来这儿,真亏你了!刚才我还爬进了你们的‘洞房’哩!”小惠的妈未必能听懂我的调皮话,只是说:“没法子呀,光顾了住的,还要顾嘴呢,今天不挣几钿,今天就没法过呀,我家小惠多亏你栽培,他人是聪明得很呀,做娘的怎能有力量给他读书呢!”她看上去不过四十出头年纪,头上包了一块印花头巾,粗看上去倒有五十的样子,她用戴着针箍的手压住头巾,实因桥上风势太大。

我诚恳地邀请小惠的娘一同上无产阶级大饭店吃便饭,她红着脖子连连道谢坚决拒绝了。

我跟小三子坐在一条长凳上,他坚持着一定要会账,他的理由是:“今天该我请你了,你没听我老头子报的账吗,今日我跟阿妹就赚进四块四呢?再加,你……”他用手指指“大饭店”下边的苏州河,谨慎地不再往下讲,生怕泄漏了天机。我问他:“这儿的大饭店你也吃过吧?”

他无限感慨地说:“吃过,逢年过节妈妈才陪我们到这儿来。我小时候的印象,上这儿来盛两海碗菜泡饭吃,在孩子们的口头语里叫做”吃好的“.”

这时,小惠的妈横穿桥堍,来到露天大饭店寻我们,郑重其事地对我说:“长官,有一句话不知该不该讲。”我说你尽管讲嘛,她说了下面的话:“你不是带他们踢球吗,为的是踢球太伤鞋子了,我有四个孩子,你看,我哪有空给阿惠做鞋子呢!我才叫他赤脚踢球的。”

她这番话弄得我摸不着头脑,我可没下令一定要穿鞋子呀!

我把这个意思说了,小惠的妈说:“大概是长官来了以后,所有的孩子都得穿上鞋踢球,只有我家阿惠一直赤着脚,他感到没面子了,回来就跟我吵吵闹闹的,我的意思是,这孩子要强,他要踢足球我可没拦他,不穿鞋长官你就让他去吧,”做妈妈的这番苦心,着实使我激动并感到惭愧,当然我满足了她的要求,并保证赤着脚踢球是完全允许的。只是觉着她称我是“长官”,这个尊称不知从哪里说起,也许在她心目中,凡是管事的头头都是长官。

小足球队的队长就在我旁边,小惠的妈走开以后,小三子才对我说:“不错,有一次我讲过,我们的球队要跟人家的球队比赛,有几个赤脚大仙在里头,总不雅观,看球的就会笑话咱们咧。想不到小惠家这么艰难!”

我教训了他:“你大小也是个长官,随便说句话就会引起这么大的纠纷!”我把人家送我的“帽子”扔给他戴上,他不再申辩了。也许在他眼中,我是比他更高一级的长官吧!

我们在往回走的途中,两个人研究了如何把水下的红砖送上岸的计划,甚至连详细的分配方案也商定了。

在这件事上,于富宝表现出极高明的组织天才,他在第二天的下午的傍晚,——他认为白天去捞,容易惊动过路人,只要有流氓头和地头蛇出来阻止,或是有人也来捡“洋捞”(意外之财,沪语叫“洋捞”),咱们是穷人,就斗不过人家。于富宝发动了十多家没房子住的足球队员们,还有他们的家族会聚到苏州河边。小惠和他的父亲一人挑一副箩筐也来了,老头子一看见我,说不尽的感激,捏紧我的手:“……说你有一批砖头,不收钱,起初我不信,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不收钱的大老板自古至今我一个也没听说过。”我谦虚地说:“我不是大老板,所以我一个钱不收。——难道于富宝没有给你讲明白?”

“不,不是小三子捎的口信,是小扁嘴来传话的。”他说。

原来他不知道这事情的底细,我笑笑,指指滔滔东去的苏州河,说:“我的砖头在这条河里,捞得上来就是你的,捞回去你好早日离开那个水泥筒了。”

这时候他才明白过来。

球门员小炳也来了,他把他阿哥也叫来相帮。真是无巧不成书,站在我面前的竟是恒丰厂的团组织委员小何。我上去握紧他的手,悄悄地问:“小炳是你的兄弟吗?我早认识他,可不知道他是你的兄弟。”上回我问过小炳家庭情况,他给我讲了他爸爸在提篮桥监狱吃官司,当时我没在意,现在都得到了合理解释,小炳原来是老革命家的后代。他在这种偶然情况下见到我就像遇见了亲人,热情地又是疑惑地问我:“没想到他常常讲起的常州大队长,原来是你!你怎么做起踢足球的娃娃头来了!”我说:“青年团就是做娃娃头的工作嘛。”我接着问:“你家那个美孚火油公司也给台风吹垮了吗?”过去我们把他家的房子,戏称为“美孚火油公司”。他听后苦笑着点点头。接着他又轻轻地问我:“怎么,你后来为什么一直不来了呢?”叫我如何回答呢?这可不是我的责任,原是组织上关照我的。说恒丰厂的支部被特务破坏了,组织委员小何政治上动摇,要提高警惕,暂时不跟他联系。老实说,刚才意外地碰上了他,我心里就犯愁,还有几分紧张,究竟见不见他呢?但是他已经站在我的面前,两个月以前,我们只是匆匆地见过一面,可是他马上认出我了。但我不能把组织上的态度如实地告诉他,这两难的处境使我十分尴尬。忽然,我想出一句回话使我脱离了困境,我说:“你不是说过吗?要组织上的同志少往你那儿跑,我是尊重你的意志嘛。”他羞涩地笑了,说:“喔!那是我的不对,你不知道,由于小康被捕,那些日子我一直是坐卧不安呢!”我接着问道:“小康在里头有消息吗?”他说:“小康女人说的,他解到苏州去了。”我又问:“他那孩子没送育婴堂吧?”“没有。”他接着说:“如今我完全放心了,我把小炳完全交把你了”。以前我当是他说谎,好野在外头贪玩,我还打过他。“

谈到分红砖的事,他还是将信将疑,问我:“你是哪儿弄来这么些红砖?难道你还做运输生意?”

我说:“这一回我做的是无本生意,不收分文。想给你们受难的穷光蛋做一桩好事。”

他无限感激地说:[这批砖头来得正好,正好救急。你不要瞒我,这是不是党的互济会存心帮助我伲受苦人,对吗?]

给他这么一提醒,我才意识到目前干的这桩无本生意还能跟革命事业有联系呢!

我们这么亲密地谈着,引得小炳和小三子他们好不纳罕,远远地用猜疑的眼光打量我们。我相信,在他们智力发达的小脑袋里,一定猜不着我跟小炳他哥哥是怎样的关系。

由小三子负责,在几十名青壮年中,会潜水的自动报名,小惠的爸爸自小弄船的,水性好,他成了主力;小惠却不会游泳,小三子和三名小足球队员都会的;小扁嘴也报名说他会游水,但是到了水里不会潜水,他很抱歉地爬上浅水处,赤着光屁股,专做接应工作。结果,真能潜水的只有五人,他们采取了快捞、快运的做法,尽量不让红砖在岸上堆起来。起初,一个人下到水里,泅上来一次只能拣两块至三块砖,后来改进操作方法,小三子家还没晒干的麻袋派了大用场,在水下把砖头放进麻袋里,泅上一次就捞起满满一麻袋的红砖,工效提高了几十倍,这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我,作为一个发起人,又是一个旁观者,一直在河边观望这一场有趣的战斗。

三十年代的苏州河,流过的水保持着原始的纯洁和清澈,不像现在发黑和发臭。又是初夏的气候,干这种活恰巧跟游泳运动结合在一起,那五名游泳健儿光着身子在水中大显身手,一个个精神抖擞,如鱼得水,活蹦乱跳,就好比是《水游传》里的阮氏三兄弟外加“混江龙”、“浪里白条”。在岸上站着他们的家长,准备着绳索和箩筐往回运砖头。他们看到自己的孩子在河里生龙活虎般窜上窜下。本来,这些孩子下水游泳一直是非法的,父母晓得了常常用体罚和不给饭吃处罚他们;如今做父母的头一次认识了儿子的价值,认识到儿子偷来的本领确实派了大用场,脸上不免露出了荣耀的骄矜之色。游泳健将们在自己家长面前表演特技,获得爸爸妈妈兄弟姐妹的嘉奖,在水里干起来就格外来劲了。

我还注意了一个有趣的情况,原来下水的游泳健将都没穿游泳裤,一个个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裸体模特儿,在岸边帮着搬运砖头的家属,有老有小,有男有女,女的大约有六七名,小三子的那位小妹妹也在其中。我发现小姑娘们走近赤身露体的裸体运动员接砖头,很大方自然,并无羞涩的表情。男裸体也表现得泰然自若,并无轻佻的动作,看来并未引起什么邪念,可以说完全是“君子国”里公民的风度。倒是大嫂大婶们不肯走近他们,有的涨红着脸背过身去,故意啐一口唾沫。

我想,那些姑娘们所以没有大惊小怪,恐怕由于她们原是一张白纸那么纯洁、简单,他们没有文化,礼教的伦理和“男女之大防”与他们无缘,连“万恶淫为首”也没听说过,所以才能做到“思无邪”吧,可见,首先受过礼教和想入非非者才会在赤身裸体面前弄得面红耳赤。

一麻袋一麻袋的红砖捞上了岸,守候在岸上的不会水性的男女劳动力就用挑子马上运到指定的地点集中,还另外派了几名强壮的汉子值班看守,并且负责统计数字。

在捞砖头的过程中,有两名穿刺马靴的巡捕驾着摩托路过这里,板着面孔问:“你们捞的砖头是哪儿来的?”

小三子早有准备,他指着泅在水里的小惠的爸爸,说:“是他装的一船砖头,大前天给台风翻在河浜里,是他出钱雇我伲帮他捞起来,我伲不过混口饭吃。”两个巡捕摘下黑眼镜看了一会儿,并没说什么就走开了。这个谎言不是全无根据,原来小惠的爹确是玩船的船老大,他一生中确实翻过两回船。

第一天夜里我是在苏州河边度过的,第二个夜晚我就不去了,我的设想已成现实,用不着呆在现场了,加之我也感到疲乏。但我还是保持着精神亢奋状态,没法使自己闲下来。我觉着还应该去观光一下事业成功的胜利果实,有必要去考察堆积砖头的地方,好在那地点离我住处不远。我便散步前往,还没有到达堆砖头的集中地,远远就看见由红砖堆砌成的两座金字塔式的建筑物,当我来到堆得有丈把高的红砖建筑下面,才觉着在它下面的人小了一截,我粗略地毛估估,这两堆高耸的砖头,足够造一幢三层楼的洋房了。浸泡过的砖头,经过蒸晒,似乎还在冒热气,就像两个巨人不愿永远沈沦在江底,如今以显示生命的呼吸向我表示道谢之忱。

派在这儿负责看守的两个人不认识我,他们老早注意这个年轻小伙子对这两堆来历不明的砖头,怀有特别的兴趣,他们防备着我,又研究着这个陌生人,我只要动手搬它几块砖头,他们就准备好动用武力。我已经从他们的眼里看出凶险的闪光,一种虎视眈眈的敌视的眼光,我很快说了一句缓解的使他们信任我的话:

“是不是于富宝要你们看管的?你们辛苦了。”

他们没理我,我挨近他们,又补充了一句:“就是小三子吆。”

其中一位年纪较大的说:“你是做啥的?我们这里的砖头,有了老板了,谁也休想!”

“不,我一块砖也不想要,我是来看看,河里的砖头是不是捞完了?”

年纪大的一个对我还是不友好,他说:“不用你操心,你走开点吧!”

年轻的一位插话问我:“请问先生贵姓?”

当我讲出自己的姓,他又接着问道:“你是不是王老板?”这个问题问得蹊跷,我怎么成了王老板呢,人家称我大队长,也有人叫我小常州和长官的,可没人叫我王老板呢,当我联想起昨日小惠的爸爸问我是不是大老板,我才明白人们在背地里,早有人传说我是王老板了。我马上回话:“可不就是我吗?”我用手指指年纪大的说:“我们没有见过面,那样盘问我倒是应当的,再说,我年轻,一点不像老板,是吧?”我轻松愉快地笑了。这一笑,弄得年岁大的保管员倒不好意思,面有愧色,立即从砖头堆上跳下来,抱歉地说:“谁知道你就是王老板呢!我言语冲撞老板,实实地对不起了:实告诉你吧,小三子关照过的,这儿的砖头,非等王老板来,谁也不能分。”年轻人插话道:“是呀,我们就是等你咧。”

我觉着奇怪,是谁派我分砖头的任务呢?我开了个好头,莫非还要我来收场?这不是让我做难人吗?我打算早点回去困觉,准备离开这两座金字塔,年长的那位竭力挽留我说:“这么些新砖堆在这儿,难免生出是非来,这里流氓地头蛇一窝一窝的,说不定早就动它的脑筋了,早日分到各户,早太平,我们也就没责任了。”他说得有理,我只得陪他当了一阵留守兵。

那个年轻人终于把小三子找来了,小三子高高兴兴把我拉到一堆砖头的后面,悄悄地给我布置分砖头的任务道:“这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开头大家很起劲,很团结,大家一条心。不过真把砖头捞起来了,人心就会各顾各了,争吵、相骂,争多论少,弄得不好扔砖头打架都是可能的。所以我思谋,捞砖头容易分砖头难,我想只有请你出来作主,就好比踢足球要裁判一样。这事儿又得麻烦你了,实在没法子。求求你做好事做到底,送佛送到西天吧!”

小三子几乎是恳求我,他这番话讲得有理,讲得透彻。不是吗?历史上许多故事证明了哥儿们可以同患难,不能共安乐。比如:在打江山的时候万众一心,所向披靡,及至胜利的桃子摘到手,进行财富再分配的时候,人心就变了,不断的闹窝里斗陷害忠良了。这在历史上称作[二桃杀三土“现象!这个于富宝不仅有组织才能,而且考虑问题还这么深远呢!瞻前顾后,将来恐怕是块将帅的料。

我只得接受小三子的建议,以王老板的名义分上下四个级别,把砖头分配给所有参加捞砖的人,果然分得服服贴贴,皆大欢喜!

七 营救

大概过了十来天吧,秦同志又来到我的住处,她一进门,我马上想到这回她又是来借伞的,刚要拿起她给我买的新雨伞,她摇摇头,我才注意到窗外的阳光。

她坐定了,便说:“你介绍给我的一名养成工,让她上学念夜校,好几天不来了,你给我去问一下,为什么不来了?她是怡和纱厂团支部的,问问她上夜校有什么困难,尽量鼓励她坚持下去。”我问她:“这个养成工叫什么名字?是老怡和还是新怡和的?”

原来纱厂支部发动青年工人到女青年会工人夜校学习,原是小秦交给我的一项任务,我早就给几个纱厂团支部布置了这项工作,我没有亲自办这件事,只知道五个纱厂一共发动了十六、七名女工报了名,我一个也没见过她们的面。

秦同志告诉我,这个养成工是新怡和的,名叫何连弟。她说这个姑娘读书很用功,十七岁,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不来了,也不打个招呼告个假。

纱厂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下工以后,许多女工两只脚都软了。动员她们上夜校,很少有人能坚持到底的。所以青年女工中途辍学是寻常事,但是秦同志却这么认真,为着何连弟的事还专门到我这儿来。

于是我去找新怡和纱厂的小刘,她是那里的团支书,我要她查一查何连弟为啥不去上学?过一天小刘来告诉我,说是何连弟连上工也不上了,她向何的小姊妹打听,才知道她被乡下来的父亲领走了,她父亲把女儿交给了一个人贩子,听说要把何连弟卖给堂子哩。

从小刘的简单汇报里,我才发觉何连弟不上学的后面,隐伏着一个父亲卖儿卖女的悲惨的事件,本来我对她的中途辍学是不经心、不重视的,这时我的神经一下子绷紧了,我当做一件大事来抓,便对小刘说:“你赶快把情况问个明白,究竟她的父亲为啥要把女儿转卖到人贩子手里,你再去查清楚,这个人贩子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现在何连弟落脚在什么地方?”

小刘对我提出的一系列的问题,感到很为难的样子,说:“要弄明白人贩子叫啥,可不容易呢?何连弟又不是团员,她只是我们打算吸收的对象。”

我说:“不管她是不是团员,她是我们同一阶级的姐妹。我们的团支部就要处处关心她们,尽我们的力量改善她们的地位。上一回我问你,何连弟怎么四次不去上学,你说是,她是掉换班次没能去,你看,你那个回话只是凭你的猜想吧,你再深入一下,才晓得她不能上学有如此可怕的背景。”这样,她表示一定把何连弟的事摸清楚。

两天以后,小刘刚下班后便来找我了,她说:“何连弟的爸爸找着了,他是溧阳人,住在曹家渡的一个弄堂里,何连弟的姨妈在那里,姨妈给一家东家做女佣的,连弟大概也在那里。至于人贩子是谁?我伲勿晓得,一时打听不出来。”

我焦急地问:“那么,把她卖进堂子的事有吗?”

小刘说:[这个不清楚,看来还没说定。]

我发现小刘答话的语调是平静的,轻淡的,我知道小刘自己也是养成工,十五岁上被这儿的包工头花了三十元钞票从农村卖到了怡和纱厂,一切听凭包工头管束,她做工挣的钱全让包工头装腰包,只是一天供给三顿饭。她对自己的同伴的命运,不该表现出这般漠不关心。我向她提出一个常识测试题:“你可晓得,堂子是什么地方吗?”她一时回答不出来,聪明的眼睛往上眨了眨,说:“可是洗澡的澡堂子?”真是一个入世不深无知的姑娘啊,她的回答叫我又好笑又好气。我向她解释说,堂子就是妓院,谁知这种解释等于不解释,她连妓院是啥也没听说过,于是我不得不讲到妓女卖身的悲剧,还附带讲了《女起解》里的玉堂春的故事,结合艺术形象才把问题讲透彻了。

她的脸本是一副做夜班的苍白、疲塌的面容,听了我的说明,这时忽然面孔涨红了,不是害臊,而是一种愤怒和焦灼,疲劳的面色消失了,她瞪大了湿漉漉的眼睛说:“这事情被我耽误了,得赶紧,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一定要想法从火坑里把她救出来。第一步,我们先去找她的父亲问个究竟。”

我打算先跟秦同志商量好,然后跟她一同去找何连弟的爸爸。我对小刘说:“我去约一位同志,一同到连弟的姨妈家去,好有个商量。”谁知,小刘比我还心急,她建议马上就去找那位同志。我只得陪她到秦同志做工的那个厂家,门口的厂警是印度阿三(这样称呼印度雇佣兵,是对印度人的轻蔑和歧视),他不肯传话进去,幸而在门警室里挂着一块工人花名的“水牌”,谁迟到了,就在谁的花名下挂上罚工钱的牌子。那“水牌”上的名字是按三班制排列,写的名字密密麻麻,也许是我的眼力灵敏度高,我站在窗外,在密密麻麻的名字中间一下子就找到了小秦的牌子,她的名牌挂在“中班”里头,我们到这个厂门口是上午十点刚过,小秦偏偏不在厂里。我料想她在下班以后,一定到基督教女青年会去了。(我们的同志在厂里干活的,中班、夜班做完十二个小时,白天还要外出做党的工作,真正是日以继夜地为革命操劳哪!)那个工人业余夜校,就是她以基督教徒的身分,借女青年会的名义创办的,她把办夜校看作是极重要的革命阵地,全心全意挂在办夜校上。我决定到女青年会去找她,那时完全不懂得利用电话这个现代化工具,自己是个土包子,也不知道女青年会的电话号头,我们只知道用两条腿走了去,在烈日下走得气喘吁吁,浑身流汗。走到了女青年会,打听小秦在不在里头,回答说秦老师在二楼。我跟小刘终于寻着了秦老师,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小秦听说她的女学生已经有了下落,一种扶弱济危的紧迫感使她劲头十足,她决定跟我们一同去找连弟的姨妈。我们三人乘电车到了曹家渡,由小刘领着,终于找到了连弟的姨妈。她那东家的宅院很阔气,出来开门的正是连弟的姨妈。我们说明了要找寻何连弟的来由,她神色有点紧张并且射出了怀疑的目光,连连说:“我这里没有何连弟这个人,她父亲也不在这儿。”这话像一盆冷水浇头使我们大失所望,小刘站在门里还是不死心,连忙说:“听说她爸爸把连弟卖进了堂子里,他的爸爸明明住在这儿的嘛!”

秦老师又补上一句:“我们决不找她父亲麻烦,我们就是要跟连弟见一面,她是我们的同厂小姐妹呀!”说到这儿,她的眼睛差一点流下眼泪。

姨妈迟疑了一下,也许是秦老师含泪的眼睛打动了她的心,她说了这么一句话:“她,可不姓何。”这句话又把我们楞住了。这时姨妈不再用不信任的眼光看我们,而是客气地邀我们到了这家宅院的下房——楼梯后面给仆人居住的小屋里。这位姨妈用溧阳口音给我们讲了何连弟失踪的前前后后:

原来何连弟本姓裴,名叫杏弟,在十五岁上,她爸爸托付一个同乡人,这个同乡人在上海混得不错,下乡的时候手上还戴着金戒指,他说你家孩子多,姑娘养在家里有啥用,大了还是人家的人,不如跟我到上海,我可以叫她进厂做工,家里少了一张嘴,她到了工厂里还能挣钱顾家。我姐姐子女多,土地少,姐夫是个锛烂泥的老实头,一年收上来的粮食只够吃三四个月的,哪能养得活一大家子人,一听有这么个好去处,哪有不肯的。不过交出人去还得立下一份契约,那契约上写明,三年之内,我姐夫之女绝对听从立约人的管束,如中途出走,立约人可向其家属追回预付的安家费和进厂以后的膳宿衣着费等全部费用,如果暴病身亡或遇其它不测之事,悉听天命,与立约人无涉。签这个约还要请本乡士绅作保作中人。杏弟她爸画了押打了指拇印,还拿到了二十块大洋安家费。可怜的杏弟就来到了上海,先是在小沙渡路内外棉做包身工,逢年过节我去内外棉总想看望我的外甥女,可是谁也不知道她在哪里,连见个面也见不着,真好比卖身契卖绝了一般。她在那里做了快三年,有一天夜里,这小丫头找到了我这个地方,一进门我几乎认不出她来了。瘦得皮包骨头,两只眼睛深凹在眼窝里,眼光木呆的,把我吓坏了。我真不忍心看她那虚弱的被一阵风就会吹倒的身子,她说包阿爹(即包工头)不把她们当人,一天三顿只吃菜皮和咬不动的卷心菜,站在做厂的“弄堂”(两排机器之间的巡回地区)里,每天做工十二个小时,上厕所辰光长了点,碰上了包阿爹和东洋监工还要抽皮鞭子,她还讲起不知是谁拣了一点棉纱头做月经带用,用过了把脏纱头扔在天井里,包工头一定要查出是谁偷了东洋人的纱,挨个儿的一边打鞭子,一边要姑娘们招认。那黑天黑地的日子真比十殿阎罗的地狱还凄惨。这丫头溜出来,好可怜的,只要求我给她吃一个饱,还要捎个信给她娘,求求爸爸妈妈赶紧花钱来赎,要是再不来赎,三年不到,恐怕连杏弟的骨头也收拾不到了。讲得我眼泪汪汪的,疼得我紧紧地把这个丫头搂在怀里,我瞒过东家,一下子做了四只荷包蛋给她吃,吃罢,她要回厂。我强留她,说你在我这里多养几天,让我侍奉你吃几顿好的,养好了身体再去做厂。她就留下了,就藏在这个小房间里,这丫头一上床,连睡十几个钟头也不醒,推醒她吃饭,她都懒得动,你说她累成什么样子!几年来欠下的睡眠的债,像要在这小房间里一朝还清似的。人是铁、饭是钢,这话真不假,在我这里三四天,这丫头从小房间里走出来,一下子长大了,好比萎缩的干瘪茄子泡在水里,脸上也有了光。我看见她变了个人,心里也为她高兴,我只是不在意地问了她一句:“那个厂,你打算做不做呀?”杏弟以为我要赶她回内外棉了,像触了电似的,软瘫在地上,用两只手抱牢我的脚,泪流满面,哽咽着求我:“好姨妈!你跟我想个法子吧!打死我,那个厂我也不能去呀!我的好姨妈呀,你不是看见我,从那厂子里出来,是啥样子?……你给我找个帮佣的东家做做,或是让我去拾破烂,也比进厂活受罪强,我好歹不回那个厂了,”她是用全身的力量抱紧我的腿,求我,逼我。不用她逼迫,我的心早软了,不管怎么说,她是我的外甥女,总不能眼巴巴重新把她推进那个吃人不见血的虎口去,我答应她了,她揩干了眼泪,坐在我怀里,还说:“这一阵跑出来,我再要回去,唐老虎,不把我打个半死,他也决不罢休的。”但是,我在这儿不过是个帮工,小姑娘在这儿长住下去也不行啊!起初我托了好多做娘姨的大嫂给她介绍个帮工做,都因为她身坯小,太嫩,人家看不中。后来打听得怡和纱厂招收养成工,养成工也归包工头管,不过比包身工稍许好一点,下班以后还有点子自由,每个月有三五块进项。就凭这一点,在日本人厂里做的包身工都羡慕在英国人手里的养成工咧。我就托人让杏弟去杨树浦当上了养成工。

谁知这丫头非常精灵,她对我说,我爸给包阿爹立下过字据的,那上面写着不满三年要是我逃跑溜走,他会找着保人和父亲讨还吃饭钱的。我要是还在上海,他打听出我逃到了英国人厂里呢?他会一把揪牢我的辫子,把我抓了回去;她讲过,有好几次做过这样的恶梦。我不如换上个姓名,好在我如今胖了许多,黄毛头发好像也变了色,换过气来了,没人认出从前的我来。她是自己动脑筋换了个何连弟的呀。她原来的名字叫裴杏弟。这就是你们认识的那个何连弟,不错,我是她的嫡亲姨妈,你们对她这么亲热,我能把你们推在大门外边吗?……实在对不住。不过你们来晚了一步,她已经被人领走了。……

讲到这里,她正式向我们表示歉意,但在她脸上,却掉下了两行热泪。这两行热泪把我们的神经绷得更紧了。

我们急切地问她:“后来,连弟是不是被卖到堂子里,她现在在哪儿呢?”小刘问道:“她爸爸还在上海吗?”

姨妈带着哭腔的嗓子,用压抑住的低声告诉我们:“果然,杏弟去了杨树浦做厂,做了四个来月,她爸爸,也就是我的没用的姐夫,来到上海找我,对我诉说,内外棉的包工头追到了溧阳乡下,串通了地保和保甲长,问他要人,说是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我姐夫被吓坏了,起初回说他不知道丫头在哪里,杏弟并没回家过;包工头又请来了[中人],一定要姐夫偿还大洋两百块,说是文书上写明的,要是姑娘中途跑掉,立约人有权追还伙食、衣服费用,还有二十元安家费。他把姐夫盖过指拇印的文书也带来了。粗粗算一算,说是少算点也在两百元之数。姐夫是个穷人啊,他一家一档统统给了他,也顶不上两百块呀!情急无奈,由[中人]说情,打算拉出小的丫头顶替,好在我姐姐生了三个姑娘,钱拿不出,女孩子可有的是,那个家伙一见三丫瘦小个子,只有十二三岁年纪,他提出要顶要拿大的顶,杏弟的姐姐已经给邻居家做了童养媳,这怎么行?这个同乡人心地好狠呀,他威胁说,交不出人,拿不出钱,那就告到县衙门去,只有请你吃官司,凭着你画过押的这张文书,寃有头,债有主,立下的字据就是”法“,叫你坐个三年五载班房,消消我的气也是好的。姐夫向来胆小,被上海来的这个恶霸一诈一吓,没了主薏,最后答应亲自到上海,寻着女儿,当面把人交还他。那天我姐夫来这里找我,跟我讲起那个恶霸逼着他要人的事,我问他:那个坏蛋晓得我东家这儿的地点吗?姐夫说,他怎么不知道,他还限定五天之内到这儿来领人哩,你们看,杏弟的爹把我也带累了,这样的糊涂虫!

“杏弟就在这个屋里见着了她爸爸,爸爸把情由一说,这丫头没哭也没喊,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好吧,叫爸爸吃官司,还不如我去入地狱!“真是一个懂事的姑娘呀。她到了杨树浦,夜里还读书,那天她上我这儿来,没忘了把书带在身边,我可不答应杏弟再掉进那个火坑去,我给姐夫出主意,上海地方大得很,你到什么地方躲一躲,再来个金蝉脱壳之计,他有什么办法?如果他到我这儿来吵着要人,我请东家先生出面把他打发了。老头子没有理我的岔,说:”我乡下有地有家口,不是说,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吗?这家伙一定不肯善罢罢休的。“说着说着,这老头子像孩子一般哭出声来,这是我头一回看到这个五十好几的大男人哭鼻子。我也被他哭得好心酸,他一面哭,一面说,谁叫我当初接受那二十块卖身钱的呢?我的把柄捏在人家手里呢!我是实实委屈了二丫头呀,没料到,在他来到这儿的第三天上,包工头带了几个地痞流氓真的闯到这里,吵吵嚷嚷要裴老头子交出人来,——这还是两天以前的事,正巧杏弟和她爹都在这间小屋里,老头子坐在榻上吓得直抖索,不知怎么办好。杏弟抱着父亲的腿暗暗地哭。我悄悄地说,你们在这儿不作声,我去对付,其实我也不知道如何对付这班流氓,我只不过想把这可怜的一老一小拚命保护下来。

“我没有急于开大门,门上却响起了猛烈的敲门声。这时老东家的三姨太太恰好跑到我那间下房寻找我,问道:”为什么外头这么乱敲门?“三姨太看见了小房间里坐了两个陌生人在抱头痛哭,她面色不好看地问了一句:”你们两个怎么来的?“这么一问,我姐夫更心虚了。吓得没有回话。而杏弟倏地站起身来,抹一抹眼泪,对爸爸说了一句:”譬如我死了吧!我不出去还害了姨妈,“老头子也想不到拦住她。杏弟朝我苦笑了一下,非常镇静地叫了一声:”姨妈,让我出去。没有过不去的河。“她猛地拨开门闩,尖厉地喊了一声:”你们要抓谁?我就是的。我跟你们去好嘞!“

“她这种神气,不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做得出的,加之她的面孔在出走的这几个月里变化很大,像一下子长大成人了。倒惹得包工头不敢跨进门坎,不敢相信站在门里的姑娘竟是裴杏弟。杏弟又补充了一句,说:”你们这伙吃血鬼,要打要剐听便吧。“我要拉她一把也没拉住,我发现这丫头跟爸爸一样,是个憨镢头,是个老实头,她是自投罗网。杏弟终于被包工头抓走了,她没有哭,没有眼泪,直到杏弟被两个流氓架上一辆黄包车,她的爸爸才丧魂失魄地奔出去,一边喊着杏弟的小名。但是这还有什么用呢?

这老头回到我这里,口口声声说是做爷的害了二丫头,是他欠了女儿一笔还不清的债。将来死了以后下阴曹地府变驴变马还吧。他对我说第二天就回溧阳,家里正是蚕忙季节。可是他又没走,他要在离开上海以前再见二姑娘一面,于是又寻到了内外棉五厂,包工头当然不见他的面,也不知道那丫头安顿在哪里。他接连去了好几趟,流着伤心泪围着内外棉五厂转圈子,就像发了疯一样。后来还是早先跟杏弟同一批来到上海的同乡小姐妹,认出他是杏弟的父亲,告诉了他,说是杏弟一抓回来,就遭了一顿毒打,打得皮开肉绽,躺在地板上不能困、不能翻身。小姐妹送饭给她吃,她一口饭也吃不进,好象是等死。包工头心好毒,那天对全体包身工姑娘说:谁要跑,到天南海北我也能抓回来。打死了我情愿倒贴一口棺材。你们要学样的,你们就走好嘞,这个恶霸还说,裴杏弟骨头就是贱,不到几个月就三年满期了,她还是要逃。好吧,看谁叫得过谁,她不是做工的料,明日我去寻个老鸨,我还能从她身上捞回一点儿本钱呢?你们看着吧。

“老头儿听说杏弟如此遭遇,整个身子好似掉进冰窟窿里。也跟着饭不进,茶不饮,疯疯癫癫地哭着闹着,甚至胡言乱语,说什么早知有这么一天,不如让我去坐班房。我自己贪小利,为什么还要让小姑娘去活受罪?他早有这个想法。为啥又把包工头领到上海来,答应把杏弟交给他呢?等人被拉走了,他唧咕这几句还有什么用呢?你们说,我怎么办?我这里养个疯疯癫癫的老头,老东家知道了连我的饭碗也要靠不住呀!这真把我难煞了,要是姐夫在上海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又如何对姐姐交代呢!”

我们三个人陪着连弟的姨妈一起落眼泪。心里有说不出的沉重和难过,这时我们总算弄明白连弟的处境,已经进了包工头的铁笼子,我们一点帮不上忙,无能为力。正是由于我们目下不能改变连弟和连弟一家的命运,心里感到十分痛苦,更意识到只有争取革命早日成功,才能解救她,但要等到哪一天呀!

当我们讲了几句空洞的同情的话,丧气地绝望地告别了这位好心的、值得尊敬的姨妈,走出这家宅院,姨妈送我们到门外,她连忙说:“这不就是我讲的我的姐夫?”

只见一个胡子拉扎的疲惫不堪的老头儿,坐在大门对面的锯下了树干的树桩上,他坐在那里大概好久了。穿的一件很短很短的青布大褂,这是乡下人难得进城时才穿的,晒得黑黝黝的脸膛,眼睛似乎有点木呆,他见着大门开了,又见着了姨妈用手指的他,他仍旧没有什么反应,好象还在等着谁。

秦老师赶快走近他,亲切地问老头儿:“老爹,我是你二姑娘的小姐妹。你去了内外棉好几趟,打听出连弟在哪里呢?”

老头儿的眼珠对小秦转了转,不大相信地打量了好一会儿。

连弟的姨妈从旁解释道:“这也难怪,你们刚来那会,我也以为又是来问我要人的呢。”

我插话问老头:“我们不是问你要人的,如果你知道二姑娘实在的地点,我们还能想法子救她出来。”

老头子痴楞楞的朝连弟的姨妈看了一下,忽然把头埋在两个膝盖间哭了,一边说:“我见她一面也办不到,还谈什么救出来哪。这被天狗吃了人心的包工头,他是存心要把杏弟卖进窑子的了。”

这时,我忽然生起了一个念头,也许是小时候看了不少侠义小说,李逵劫法场和南侠展昭救人的故事一齐擒住了我。我对这位陷入绝望,神经开始失常的老乡,说出了唯一可以鼓舞他的话:“只要连弟在上海,我们就有法子救她出来。”

老头把疑惑的眼光射在我的身上,慢悠悠地说:“有啥法子呢?早先我不知道上海是块专坑穷人的地方!”

他说出这话,证明他神志还是很清楚的,我进一步说:“这样吧,今天下午六点钟,吃罢晚饭,我还到这里来,你带我们一同去内外棉看一看溧阳来的小姐妹,怎么样?”

“我那二丫头,是见不着的,不过我一定带你去就是了。”老头子说罢,立刻站立起来,连问了两遍:“你究竟是什么人?”

姨妈在一边连忙介绍说:“他们都是好人,都是热心人。”

老头子几乎想跪下来磕头,叹气说:“活到这把年纪,我还是头一次遇着好人哩,你是了……”

八 “僵蚕”

我在裴老头那里夸下海口,连秦老师和团支书小刘都不大相信。我也觉着没什么把握,年轻气盛,往往口出大言,把良好的愿望当成可以实行的现实,不免给人留下了吹牛皮的印象。不过我检讨当时的思想动机,实在觉得那个毛胡子老头可怜可悲,他快要发神经病,我是想用“心药”缓解一下他那折磨到极点的苦痛,而我也确实思索了如何营救连弟的方案。

我们三人在往回走的途中,我讲出了怎么搭救何连弟的行动步骤,事情可能还有转机,问题是要赶快行动,必须抢在包工头把她卖给老鸨之前。我讲得有条有理,最重要的是有激情,这激情也使小秦变得兴奋和激动,她自言自语地念起《圣经》上的话来:“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动,这就是他的罪。”这一次营救连弟的行动,可以说是几种思潮的有趣的结合,我们都是共青团的干部,笃信无产阶级的斗争哲学,却又遵奉耶稣的教导;一方面接受了《水游传》和《七侠五义》的影响,这几种不兼容的思潮在从事人道主义正义事业上,汇集到一起来了。

小刘也给我打气,说:“这姑娘几天不吃食,不打死也得饿死,我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哇。”她向我推荐她的丈夫:“他做日班,今天一下班,叫他陪你一同去内外棉五厂。”她丈夫原是本厂同一个车间的加油工小郭,他在一群养成工小姑娘中偏偏看中了小刘,他们背着包工头谈情说爱,私订终身。这位男工也是我们的共青团员,她跟爱人一起参加了我们的组织,直至养成工三年期限做满,包工头还是按月克扣她的工钿,那个男青年约合了一帮人到包工头那里讲理。据说还花了钱买通了厂里的青帮(包工头都入了青帮的),老头子出来说话,包工头才答应给小刘脱掉养成工的帽子,转为正式工(也就是自由劳动者),十九岁上他们结了婚,我还去过他们的新房。比起连弟来,小刘就好比在幸福的天堂了!我自然欢迎小郭一同参加我们的行动。

秦同志、小刘跟我回杨树浦,路过外白渡桥,远远看见桥堍下边一排架了棚帐的吃食摊,我才觉得肚皮饿了,这时已是下午两点,原来我们三个去曹家渡,把中午一顿饭耽误了。我便建议一同在这儿的露天饭摊就餐,她们两人也嚷着肚子饿了,三个人占了一张长条凳的座位。我又以老吃客的身分叫了一人一份大杂烩;饭摊老板早就熟悉我,见我约了两位女客来作成他的生意,大杂烩汤盛得满满的,她们食量小,每人盛三个铜板的饭都吃不了。我声明这顿饭我来会账,秦老师抢着要会账。我说:“请客你是要请的,等到把你的学生救了出来,拉着她一起到这里来庆祝胜利,那时候归你请客,每人还得外加一份四喜肉!”说得她们俩都笑了,当她们看到我只拿出两角一枚的银角子,还找回几个铜板,她们又十分惊讶:“为什么吃得这么便宜?”我得意地介绍说:“这里等于是我的包饭作,每天我都在这里开饭,吃得好,又花钱少,顶刮刮的无产阶级大饭店,下回你在这里请客,保证要不了五角银洋。”不过对这里的饭菜为什么这般便宜,其中的秘密我可没有透露。

吃罢饭,秦老师说,晚上要到夜校去,抽不出身,不能陪我们一同到内外棉去,明天一早她一定到我住处听消息。我要她把我们的行动计划转告姚同志,听听他有什么意见。

当天的下午六点以前,小刘果然陪着她的丈夫一起到曹家渡来了。

我们又来到连弟姨妈的公馆门前,还是在那个树桩上,看到了裴老头,他像一座雕像似地,自中午离开我们以后,一直坐在这里,当时我涌现出一个想法,假如我们失信不来了,他或许会一直坐在树根桩上,把自己也变成被人砍光了枝叶的枯朽的树桩的吧!

我们约老头陪我们一同前往内外棉五厂,找连弟的小姐妹打听连弟的下落,不想打扰她姨妈了,没有去敲那个公馆的门。

小刘和她丈夫一同来的,我觉着不需要这么多的人,建议小刘回厂,只要留下她丈夫姓郭的就行了。谁知小刘噘着嘴表示也要一同出发.她热情可嘉,我只得同意了。我们步行一段路,走着走着,就看到小刘这对小夫妻老是走在一起,亲热得难解难分,似乎有说不尽的悄悄话。我有点儿不满,更多的是羡慕,同时让我理解了她刚才为什么翘起嘴巴坚持要留下来的心情。

我们四人来到内外棉五厂的大门外,但见门口两旁摆着好多吃食摊,裴老头没头没脑地从厂门前匆匆走过的女工中,从低着头吞咽面食的小姑娘中,辨认他见过一面的同乡人。这儿的年轻姑娘年龄相仿,打扮也差不多,连头上梳的小辫子也是同样的发式,他错认了好几回,对方只是白他一眼,不理他。裴老头伤心地摇摇头,好象做了亏心事似的,表示抱歉,不过他是朝着我们三人表示对不起的神态。他几次碰了软钉子,只能引得我们几次失望,我们开始怀疑这老头是不是真能找到他所说的溧阳来的小姐妹;我们替他干着急。他最后就领着我们围着纱厂兜了一圈,这是无目的的游荡,明明知道是扑空的,但我们还是盲目地跟他跑。只听得围墙里一片机器声,像永远不停的雷暴雨,又像几百只铁桶在碰撞在破裂。我又仿佛听到了成千上万的女孩子被压在石碾子下面,一齐发出怒吼的声音。

看到院墙里耸立的一排三层楼房子,他停了下来,用一种焦急的,充满着无限忧伤的语调指着里面说:“我那二丫头,不知关在这个楼上哪一个房间。”我问:“是不是确实在里头?”小郭又问了一句:“你能说出在哪一幢楼里吗?”

老头子眨巴一下绝望的眼睛忽然蹲在地上,两只手抱着头流眼泪,没有作出回答。弄得我也毫无办法,没趣地对小郭说:“看来,他是靠自己的痴心梦想产生的幻觉,他的姑娘并不是真的在那里面。”小刘也说:“东洋人决不会把这样的好房子给包身工住。”我的行动计划的第一步,原来是建立在老头子的虚无的幻觉上,这使我大大地泄气了。

小刘凭她的生活经验,断定那院墙里的三层楼房子,决不是包身工居住的地方。小郭把可怜巴巴的老头子扶了起来,反而安慰他说:“你不知道不要紧,我相信总归能找到她。”我心里想,为了使老人平静下来,他也跟我一样,只好用这样假话安慰他。谁知这个加油工的大脑比我还发达,他颇有信心地说出了下面这段话:“厂里的好几千工人,她们可以不关心国家大事,也没功夫看报。但是在她们的小姐妹中,要是跑了一个小姐妹,后来又抓回来了,被关在什么地方,挨了毒打,她绝食,她抗议,这在厂里就是头条新闻,每个人都关心。只要问同厂的女工,总有人会知道。”她的妻子小刘自告奋勇去找年轻女工打听,果然,她找着了一个瘦小童工,这小姑娘胸口围着一块纱厂女工特有的白布围兜,那围兜上莫名其妙地印上一个红字“关”,还印上了三位数的阿拉伯字码。问她可知道一个姑娘被包阿爹打得半死半活关在笼子里?那小童工一见对方也像是个包身工,脸上的紧张和疑惑消失了,她轻轻地回答:“打得半死不活的有好几个咧。这里包身工吃生活(即挨打)勿稀奇。不知道你问的是哪一个?”

“溧阳人,名叫杏弟的。”

那士童工噘着嘴想了一想,说:“喔,听说有这个人,她是唐老虎手下的。”

我插话问了一句:“唐老虎手下有多少人呢?”

“厂里的大小包工头有好几十,唐老虎也是溧阳人,他带着的姐妹还有几十个,三年功夫不到,死的死,跑的跑。活着留下来的不多了。”听她的口气,不像是个十三、四岁的小童工。

小刘非常感激她,又问:“你可知道唐老虎住在哪一幢房子?”

小童工瞪着一双大眼睛看了小刘一眼,问道:“你们寻唐老虎呢,还是找杏弟呢?”

小郭连忙回话:“我们听说杏弟三天不吃饭了,快要饿死,想送点吃食给她。”接着,他指一指自己的妻子:“她是杏弟的姐姐呀,这是杏弟的爸爸。”

小童工起初答话是冷漠的,但经小郭说明了人物关系,小童工忽然变得积极而又热情,她自告奋勇带我们去寻唐老虎关押小姐妹的地方。我们走在石子铺的路上,她走在裴老头前头,只听得她激昂慷慨地教训了老头一顿:“你们做爸爸的也太狠心,讨厌女孩子,就把亲生的姑娘三钿勿值两钿打发掉,你可知道,你们是活活把女儿扔进火坑哪!你看看吧,我们关在这里受的什么罪!你们当初收下他几十块,长了几两肉?可断送了我伲一辈子哩。”

这番话句句刺在老头儿的心上,好比听着自己的女儿指着他鼻子骂,只能激起他的悔恨和落泪。小姑娘发现冲撞了老人家,赶快改口说:“嗨嗨,我那个爸爸还不是跟你一样?如果他到这儿来看我,我也是这么几句话。”

于是,小郭向小童工问起内外棉厂的情况,才知道厂里有几十个包工头,都是没人性的野兽,把买来的小姑娘不当人。包工头之间也是争权夺利,狗咬狗,唐老虎在他们中间算是势力最小的(势力大小是由所管包身工的多少决定的);势力最小,折磨包身工手段可最毒辣,所以厂里叫他唐老虎。

小童工说:“包工头是决不让家属看望的,你们能见着她吗?”

小郭诡谲地笑笑:“你只要告诉我们唐老虎的那帮小姐妹住在哪里。”小刘大概也发现这个小童工的言谈和她的身材不相称,便问她:“小妹,你几岁啦?”小童工噘起嘴说:“十六啦。”她苦笑了一下,又亲热地跟小刘说:“你们看我不像十六岁大姑娘吧?”

小刘点点头说:“我猜,你才不过十二、三哩。”

“如今我还跟进厂的时候一般高,我是十三岁来做包身工的,熬到十五岁,别的小姑娘发育了,我不是不想长高,可是一直这个样子,干着急也没有用。一天三顿,没什么好吃的,米苋开了花,我们还在吃它,我怎么长得起来?”可怜的小童工,讲到这里声音都喑哑了。原来她是在生活的重压下推迟了发育的年龄。这个悲苦的女孩子的身世,不用问我就猜得着,也许比杏弟还要凄惨。她介绍自己却很简单:她也是这个厂的包身工,不过归另一个包阿爹所管,她说她并不害怕唐老虎。

小刘亲切地问她叫什么名字,小童工噘着小嘴巴回答说:“我的名字叫‘僵蚕’,乡下人称呼不会蜕皮的蚕宝宝叫‘僵蚕’,这就是我的名字。”说罢,脸上出现了悲凉的苦笑。僵蚕,僵蚕,这是外号,还是她给自己起的名字?虽然是十分贴切的,但这确是多么辛酸的名字哪!我顺便问了她:“你这个围单上,印上这个‘关’字是啥意思?”她噘着小嘴,带着厌恶的神情说:“‘关’是我们的包工头的姓,我们叫他关老爷,关老爷是大好人,我们的关老爷可不是好人。”她指指胸口的围单,说:“下面的数目字,是关老爷把我伲小姐妹编上的号码,就像看羊人在每只羊身上打上记号一样,为的进厂出厂便于查点。这个‘关’字可不是个好兆头,羊群还好到草地上吃草的,我伲却关在臭烘烘的小房间里,或者关在闷煞人的车间里,见不到太阳光,闻不到新鲜空气。什么时候解下这‘关’字号的围单,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听着“僵蚕”的这一番苦恼的感人的自白,我的心好似被钝刀割着那么难受,我非常喜欢这个比我小一岁的小童工,她能说出这样的话,我以为可以作为青年团理想的发展对象哩。

“僵蚕”并不知道唐老虎的包身工工房在哪里,不过由她去打听方便多了,碰巧遇上一个胸前也围着“关”字号团单的姑娘,那姑娘比她发育得正常点,这个姑娘告诉了她确实的地点。于是“僵蚕”把我们四人领到了槟榔路的一个狭小的弄堂里。她用手指一指其中的石库门房子,说:“这里就是了。”说罢,她特向裴老头告别:“对不起,你是不是生我的气了?我这就走了。”一转身,她就像一只跳蚤似地跳得毫无踪影。但她留下的“僵蚕”形象却使我久久不能忘怀。

石库门房子的大门紧闭,我们不敢去敲门,只是站得远远地朝院墙里张望,可以看出里面是两层楼房,看得见楼上左右厢屋的玻璃窗的上半截。裴老头看着发呆,差一点呼唤出他女儿的名字,被我立即制止了。于是我们又转到石库门房子的后门。我们发现,那后门却是虚掩着的。我们都不敢进去,连裴老头也不敢推开那扇门,似乎那门里便是吞吃人的老虎口。这幢房子能不能肯定是唐老虎的包身工房?杏弟是不是在里头?如果不亲自踏勘一下,第二步行动就有扑空的危险。

我和小刘就走向这幢房子隔壁的后门,看看有没有邻居的人在,终于给我找着了邻居家的一个老妈妈,从她口中打听出门牌四号里确是内外棉五厂的唐先生的“公馆”,这一排五幢石库门房子,原是内外棉东洋人造的,租给包工头做收养包身工的住处。

“听说有个姑娘,抓了回来打得不轻吧?”

老妈妈说:“可不是,挨打的那天,有个小姑娘的哭叫声弄得我们睡不好觉。怪可怜的。”这老妈妈的一句话,马上引得杏弟的爸爸抽搐着鼻子呜咽起来,他仿佛亲耳听到了女儿的哭叫声。

“这姑娘还在里头吗?”我问。

不用问,老妈妈看出哭鼻子的老汉一定是挨打的包身工的父亲,她非常同情地说:“听说长三的老鸨来相过了,相不中。说是小姑娘皮肉还没长好,等养好了伤再讲价钱。所以小姑娘至今还没走。天哪,唐先生在小姑娘身上发了财还作这个孽,这个人太缺德哪!”

小郭插话问她:“明天她们什么时候起来上工?”老妈妈这时才问起来人打听这个小姑娘是什么意思,小郭很机灵,马上自我介绍说:“我是那个打坏了身子的包身工的姐夫。”他又指一指老头:“他是那个人的爸爸。明日打算送点吃的东西给她。”老妈妈重新打量了小刘一番,回答道:“她们早上五点左右,外头喊倒马桶的时光就起床了。要送吃的东西,正好就是这个时候,可别让缺德的唐老虎晓得呀!”原来“唐老虎”的浑名远近皆知。

九 调兵遣将

我们三个人在回杨树浦的途中研究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一致认为:一,那个邻居老妈妈提供的情况是可靠的,应该在杏弟还没卖到妓院以前就采取行动,确定后天天亮以前即动手;二,不用裴老头参加,他的参加碍手碍脚,于事无补,最好在今明两天打发老头离开她姨妈的公馆,杜绝后顾之忧;三,参加行动的人五六个,不用多,但要精悍强壮,速战速决,行动迅速,还要注意保密。小郭夫妇一同来参加战斗,另外发动几名英雄好汉由我负责。商议妥当,我们就分手了。

打发裴老头赶快离开上海,分工由小郭去说服他,小郭是这么跟他讲的:“你只管放心,赶快回你的溧阳老家。这里由我们给你把杏弟救出来。你若不走开,我们把你女儿抢了出来,唐老虎一定说是你干的,你就脱不了关系。你要相信我们,你就得赶快走开,你不走开,唐老虎还要问你要人。你回到家中,如果唐老虎又来问你要人,你就揪牢他的胸脯,闹着问他讨还你的女儿,他交不出,你们老俩口就吵着要到县衙门告他。这时候你就占了上风,这世道,你就要狠一点,狠过他,你懂了吗?”老头子的神志并不胡涂,今晚的交往中,他看出我们三人是真心实意要救出他女儿的救命星,他答应马上回家,一面还千恩万谢、磕头作揖地说:“那么,我二丫头的事统统拜托你们了。”说着说着,老头儿不免掉下泪来。临走前小郭还送了他一块大洋做盘费。后来从他姨妈那里得知,老头儿在当天晚上就动身回老家了。在这半天我跟小郭的交往中,发觉他是一个足智多谋很有斗争办法的人物,更增加了我对他的信任,他妻子幸亏没打发走,现在看来是做对了,发现‘僵蚕’才打开了局面,也只有同是包身工才能赢得她的信任,小刘这个角色同样少不得。

这一天的夜里几乎没有合眼,我陷入过度的兴奋中,设想在后天的清晨那一场冒险的战斗,计划着挑选哪几个人作我的帮手。待到天大亮,我却睡着了,直到秦老师来敲我的门,我才从睡梦中醒转来。我把昨天下半天打听连弟下落的经过作了详细的叙述,把明日清晨的行动计划也向她作了报告。她听了以后,没有表态,而是转达了她爱人小姚的意见,她说:“我把营救连弟的事跟小姚说了,小姚好象不大赞成,他的理由是:我们当前的任务是援助工农红军,保卫中华苏维埃,在工厂里,要团结革命群众掀起罢工浪潮,反对国民党的一面卖国一面打内战的政策。不要为着一个女工的问题模糊了主要的政治目标,分散了我们的精力。”

小姚的一盆冷水,浇得我浑身冰凉。当时我没有能力分析他的论点对不对,只是在感情上我不能接受他的这番大道理。回想我对小姚的印象,他每次来郑重地给我布置任务,不外是厂里工人有没有罢工的要求啦,有没有阶级叫争的苗子啦,团员们散发了多少张传单等等,而他交代的这些任务,我给纱厂的团组织往下传达,反应是冷淡的,或者说没有一条是行得通的。相形之下,他妻子秦老师交代我做的工作,都是我乐意做的,她比较了解车间工人的情绪,比较通情达理。但是,他是我的领导,既然有这样明确的意见,我怎能不遵照办理呢?我仿佛成了热锅上的蚂蚁,焦灼,绝望,不知道出路在哪里,半个身子瘫下来了。

我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我们已经给裴老头许诺了搭救他女儿,如果不声不响不干了,岂不是一场欺骗?昨日在唐老虎公寓隔壁听着老妈妈的介绍,仿佛半夜里连弟的哭叫声在我耳朵里呼号。难道白白地看着一个多么可爱的姑娘卖入妓院,而能无动于衷吗?不能!良知、道德、感情不能允许在这件悲剧前面做一个旁观者,我向小秦讲出了我的想法,同时很缓和地讲出了小姚的话不切实际,我们不能这样做。

想不到秦老师却坚定地站在我们这一边,对她丈夫的意见采取否定的态度。她说:“崇高的政治目标并不排除为工人的日常利益而斗争。光注意崇高的政治任务,忽略了个别工人的具体要求,我们在工人中连一个朋友也不会有。——我跟他辩论过一番,最后他还是坚持他的,不过对我们的做法,他也并不完全反对。这样吧,你们还是照样干,不过要考虑得更周密些,而且尽量避免面对面的冲突,等你们办好了这件事,我再去跟他辩论。”

这说明小姚这个人还是好商量的,思想很教条但还不算“专制”。如果下次他来我的住处,我也打算跟他当面辩论一番。对于我面前的秦老师,如今我又对她增添了一层神圣的尊敬,她似乎比小姚更成熟,更认真,更可爱,跟我的感情更容易相通!

小秦最后对我说:“如果你们是在清晨行动,我也去参加,给你们助一臂之力也是好的。”

我劝止她:“我们的人够了。你就不去吧。”

秦老师却坚持要去,说:“连弟的事,最早是我挑起的。当你给我讲了她的去处,我也发誓过,一定要设法帮助她。在这节骨眼上,我怎么能后退呢?加之,小姚又是勿冷勿热的态度,万一上面怪罪下来,由我去顶。”她的热情,她的大无畏精神,给了我最大的鼓励,使我感动得不知怎样报答她才好。我相信,有了她在我身边,这一场战斗就更有把握了。

我这个人心里存不下问题,关于那天跟小刘夫妇一同去内外棉五厂,在路上看见他们俩卿卿我我特别亲热,当时我就看不惯,也作为一个疑问向秦老师提出来,我说:“我看到小刘跟她男人在马路上勾肩搭背的,一男一女像啥样子,我总觉着不严肃。”她并未嘲笑我的封建观念不开通,而是作了严肃的回答:

“你提出这个问题,不能怪你,只因你还没有恋爱的经历,你知道吗?这就叫做爱情,结婚就是把揿钉钉在两个人的心上,分开就会痛苦,在一起就是欢乐和幸福,而我们做厂的工人,特别是三班倒的,常常男的和女的像天上的牛郎织女,难得有欢聚的机会,你看到的小刘和小郭,他们好不容易在一块并肩而行,每一分钟对他们都是最宝贵的,也是最甜蜜的。等你结婚以后,你就懂了。”

闲言少说,我仍旧按照跟小刘夫两议好的计划行事。就在这一天下午,我来到韬朋路角的旷场上,准备在小足球队里挑几名帮手,去参加明日的行动。自从把砖头分下去以后,我还不曾到这儿来过,不过球场里还是有人,小扁嘴和小惠来了,小炳也在里头,孩子们看见我又出现在球场上,都围拢来问长问短,仿佛离开了一年半载的久别重逢。我关切地问小扁嘴:“你们家的新房子造起来了吗?”队员们晓得我是供应红砖的“大老板”,待我格外亲热。

小扁嘴噘着嘴告诉我:“在原来的地皮上,造砖头房子,工部局(公共租界的政府称”工部局“)勿答应,说是那里的地皮只许搭滚地龙。你说气人不气人?至今砖头还堆在那里,我们兄弟还得日夜看管着它,生怕被别人偷了。”

阿惠插话说:“邻居看见我们家运进那么多砖头,谣言说我们发了洋财了,还有说不知是从哪儿偷来的。果不然第二天就来了三道头(租界里的巡捕),问我爸爸,这批砖头是哪儿弄来的?我爸爸说,是从苏州河里捞起的,你们管不着。三道头不相信,在他眼里,我们这批穷鬼就不能有这么些新红砖,真气人!我爸爸搬开外头的几排砖,让他看里面的,说:看这些还是湿漉漉的咧。上次台风刮翻了一只运砖的船,苏州河底还有的是,我捞了这么多,足够我搭个半开间瓦房了。你若是要的话,我领你去再捞点回来。三道头伸手摸了摸湿砖头,没吭声就走了。”

小炳跟我讲了另一种情况:“光有砖头也不行啊!我阿哥说,还要一些木料,还要买进一批瓦,如今,到哪儿去弄木头和瓦?捞上来的那些红砖,如今还堆在垃圾摊上,只能对它干瞪眼!”

听了这些话,我的一颗“行善”的心全凉了,我根本没有想到,要给穷哥儿们做一件好事,会遇着这么多的障碍,这时才知道,我大概做了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傻事。这个社会,确实是专门跟穷苦人作对的,真要实现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不闹革命,恐怕是永远办不成的。

至于小炳讲的难处,我心头动了一下,下回我见着小姚,我应该把碰着小何的情况向他汇报,向他提出要求,能不能让互济会帮助他一笔钱,把砖房造起来?

我发现小足球队长小三子没有来,他正是我计划中的重要角色,小扁嘴说:“小三子病了。”

小炳问:“今天的小皮球还踢不踢?”

我方才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再加之今日在场的球员七零八落,连队长也没来,我说:“今天,也没心思踢球了。”

阿惠吊牢我的肩膀,恳求我:“球不踢,你故事可得给我们讲一个。”

我不得不答应讲故事。我刚刚坐在垒起的砖头上,但见小扁嘴气喘吁吁地来了;后面跟着小足球队长于富宝。小扁嘴老远地向我喊:“我把他叫来了!他听说你来了,病还没好,还是来了!”我马上迎了上去,只见小三子面色比前苍白,上身披了件有好几个补钉的小棉袄。我握着他的手说:“你是生的什么病?”他吃力地说:“发烧,好几天不退,怕是两个夜里泡在水里得的风寒。”我说:“你有病,就不必来了。”我摸摸他的手,觉着他的手还有热度。我说:“一定要看医生。”小三子撇一下嘴,说:“有钱看医生,也没钱抓药。”

小三子看到我,抑制不住的高兴,说:“你不来,也不跟我说一声,队员们都惦记着你,我也是。”他在低低地说“我也是”,这三个字包含多么深情的思念呀!我连忙说:“你还有热度呢,赶快回去歇着。”在我的预定名单申,只得暗暗地把他的名字勾销了。

小三子说:“这一次重伤风,躺了五天,如今好多了,能起来了,不要紧的。再要歇下去,吃饭要勿着杠(”没着落“的沪语)了。”

这时,小扁嘴插言道:“刚才常州大队长答应讲故事,你好几天不来了,今天就讲两个吧!”

小三子无力地蹲在煤层堆上,说:“好,踢球我没法参加了,听讲故事总还行的。”

我讲的故事,主人公是一名做包身工的小姑娘,她是在穷得没法子的情况下,被父亲连送带卖给了上海的包工头,父亲只拿到二十块钱。当我讲到她逃脱了牢笼,又被包工头第二次抓走,所有的队员都陪着我流眼泪。我讲这个故事,是注入了我全部的激情,讲着讲着,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愤和激动,讲到她的父亲在唐老虎公馆门口朝里头张望,差一点要喊出她女儿的名字。我泣不成声,讲不下去了!

如果有人间,我的第一篇文艺作品是什么?应该说,这一天我讲的这个故事就是我的处女作,它使每一个听众都哭了,效果很好。这个文艺作品不妨归入口述的“记实文学”一类,因为它是真人真事,不过改换了主人公的姓名。

有一个小队员哭着说:“我一个姐姐也是包身工。”小三子揩着水汪汪的脸蛋,说:“差一点我就拉下今天这个好听的故事,幸亏我来了。”小扁嘴献媚般地说:“没有我去叫你,你就听不到这个。”

众多的孩子却是迫不及待地问:“小姑娘后来怎样呢?”

“现在这个姑娘还在那儿受难,只有打倒洋鬼子,收回租界,才能取消这个坑害千千万万小姑娘的包身工制度。”我说罢,便喊了于富宝、阿惠和小炳三人留下,我向他们庄严地宣布:明日我们就要去把我讲的这个姑娘抢救出来。

“原来你刚才讲的是真的事吗?”小惠第一个这么问,眼睛闪着异样的光,是惊奇,是兴奋,又带有几分怀疑。

小炳打了两个立正姿势,摩拳擦掌,仿佛要去完成一项伟大而危险的事业,非常庄严地说:“你用得着我,你信得过我,你只管命令我吧,两肋插刀我也去!”我心暗暗里高兴,觉着他已经受了他阿哥的熏陶,很有点革命气概。

于富宝舔舔干巴的嘴唇,说:“我比你也不含糊。”

我说:“你有病,今日用不着你了。你这儿人头熟,我要你举荐一个个子大,力气大,又讲义气的。我就只要三个人。”于富宝马上介绍了他的结拜弟兄,外号豁嘴的,此人以前也到这儿来踢皮球,后来家里搬到闸北,这儿就不来了。于富宝答应今晚就去找他。

我给他们约定了明日集合的地点和时间,并且简单的把明日的行动计划告诉了他们。临别时我又特地关照:“这可不是像踢皮球闹着玩的,一定要提前到集合的地方。一定要听指挥”

小惠和小炳兴冲冲地又有几分紧张地走了。小三子却没有走,他是用恳求的语气,对我说:“这样的事可别拉下我,你让我去,决不坏你的事!”我又摸摸他的手,说:“你还不曾好咧,本来我是挑中你的。你这个身子不行啊。”

小三子跟着我,一边走一边说:“我们结拜兄弟有十一名,拜告天地那天,也曾发誓要给穷哥儿们打抱不平。可是我们干的那些事,没一样干得正经的。你今日讲的这个苦命的小姑娘,你有心把她救出来,这才是真正的打抱不平。我怎么能不去?”他咬着牙关,我看见了他的一颗热得发烫的心。

我有意走到比较热闹的街道上,走进一家西药房,我掏钱买了几片阿司匹林片,塞在他的手里,说:“今晚上你把药吃下去,要是真的退了热,那么明天一早你就到指定的地点去。”这时他才走开,这一群自生自灭听天由命的孩子,长到这么大,恐怕没听说过阿司匹林的名字呢,生了什么病也从来不吃药的吧。可是他没走出几步远,又走回来,问道:“我那个把兄弟还要不要通知他?”

我说:“如果你去,那就不必了。你去不了,那么还是通知他吧。”

十 夜闯唐公馆

我们这些人都没有钟表,约定的小炳、阿惠他们也没有,实际上他们在第二天夜里下两点时就已在外白渡桥北岸守候着了。旧的上海有好多处大自鸣钟,跑马厅、劳勃生路、外滩都有,那都是为了劳动人民上工不误钟点预备的。其中以外滩海关的钟楼最高、最大。我有意选择外白渡桥做集合地点,就为的这儿能够看得见外滩海关大楼上的大自鸣钟。

这是六月里的一个夜晚,我赶到这儿,看看海关大楼上的大钟,三点刚响过。如今是高大宏伟的“上海大厦”的地点,当年还只是两排低矮的平房,从几个方面吹过来的风还有几分寒意,停泊在黄浦江上的外国轮船依然灯火通明,射出许多条闪光的银蛇在江水里游动。苏州河静悄悄的,两岸的小火轮和民船上点的灯也把微弱的一星星灯光抛在河浜里。

外白渡桥上偶而有人匆匆走过,他们并不理会我们这几个图谋不轨的人。这个巨大的钢梁建筑在经历了白天的喧嚣、重压之后,如今也像一只疲惫不堪的巨兽,横躺在河岸上,陷入沉睡中,期待第一辆有轨电车把它唤醒。

我站在桥上没大一会儿功夫,远远看见小三子也来了,他脱掉了小棉袄,“这家伙,还是自己来了。不穿小棉袄他会冻着的。”我心里这么说,连忙迎了前去,阿惠、小炳也一齐走近他。

他的头一句话:“热退了,你的药真灵。我没迟到吧?”我摸摸他的前额,热果然退了。他现出得意的微笑,好像要说:“你看,你还不相信我!”

接着,小秦果然来到,我把带来的三员大将介绍给她,我问她:“这两个小伙子,够了吧?”小秦在暗影里把他们一个个打量一番,低低地问道:“你是从哪儿调动来的?”我神秘地说:“他们都是我的小足球队的,一个中锋、一个队长,一个守球门的。”她笑笑说:“今晚大概有一场足球赛好看。”我也笑了,说:“可不,只要踢进球门,我们就赢了。”

小秦低低地说:“那么,我能做什么呢?我给你们望风?”

我笑笑说:“有你一块去,给我们壮壮胆子也是好的。”

海关大钟的长针指向三点半,小刘和她的男人一同来了。她看见我们早就在桥堍下等侯,不免惭愧地说:“糟了,我们来晚了。”我安慰他们:“不算晚。”原来,这一对夫妇也置不起手表。

这时,昨日在这儿摆饭摊的大块头老板挑着沉重的箩筐(一头是四脚朝天的小方桌,方桌里搁着许多碗筷;一头是一只大木桶,木桶上面安放着一只锅)来到桥堍下,他开始布置他的帐篷大饭店,不一会儿,他的还没睡醒的儿子扛了两条长板凳也来了。我看看时光还早,猛然想到我的伙伴们一定没吃早饭,应该让他们吃得饱饱地上阵。而这个大块头正是我跟小秦昨日在他这儿共进午餐的饭摊老板。我前去跟他商量,这大块头马上认出我是他的老主顾,他为难地说:“我很欢迎你们来做头一笔生意,不过要等一等,炉子还没生起,东西都是隔夜的。”

我想,等炉子生热,不知要到什么时光。我说:“我们等不得了,你就把冷的大杂烩一人盛一大碗吧。”

大块头老板热情而亲切地说:“你可是我的雷打不散的主顾,烧热的你作成我,冷的你也不在乎,就凭你老弟这点义气,我一碗只要你两个铜板。”

于是我的战士们每人吃了一碗美美的杂烩汤,还加上一碗大米饭,好在我的小伙计吃冷饭是吃惯的,对他们来说就好比逢年过节了。小刘夫妇和我也吃了,虽然是冷餐,味道不减当年,只有小秦不肯吃,她说她有胃病,不过她抢着要会账,结果二角的一个银币还找回四个铜板。

四点刚过,七个人组成的队伍稀稀落落地朝小沙渡路进发(排成队伍容易引起路人注意),到达槟榔路的一条弄堂的石库门房子门外,然后各自挑个墙角隐蔽起来,我的心不由得急跳起来,一想到马上投入一场战斗,不知是吉是凶,精神就变得十分紧张。我打发小三子去雇一辆黄包车,在弄堂出口处等我们。

上海里弄在天还没亮时,就有推粪车的来到居民的后门,发一声吆喝:“倒马桶咯!”仿佛是猫头鹰凄厉的叫声。居民们一听这喊声,就会从睡梦中一骨碌爬起来,好像是拎着一桶水去救火那么敏捷和紧张,每家每户拎着马桶冲向后门,来到粪车旁边,然后可以听到此起彼落的刷马桶声,正是这种千家万户无意中制造的沙沙雨声的舞台效果,唤来了上海的每一个黎明。

我们选定的时间,就是在弄堂里居民纷纷出来倒马桶的时辰。所以。倒马桶的清洁工人的一声吆喝,就是我们冲进唐老虎公馆的进军号。

不大一会儿功夫,推粪车的果然拐进了槟榔路的这条弄堂来,但见粪车前面悬着一盏鬼火样的油灯,从那黯淡的灯光里,看得出是一个大块头中年妇女,她发出一声尖厉的呼声:“马——桶咯”,只有两个字,后面的字声音拖得特别长,这呼声里吐出那女人心里的苦难和抑郁,仿佛要刺破那浓重的黑夜,召唤那即将来临的曙光似的。她不知道,今天早晨我们是借用她的这一声呐喊,作为打响一场战斗的“号角”。

大约不到两分钟,唐公馆的后门咿呀一声打开了,三四个小姑娘,一人拎一只马桶走了出来。小刘首先闯进公馆后门,一边问头发蓬松的小姑娘:“裴杏弟在哪一个房间?我们是送东西给她吃的。”她手里拎着一个纸包,——这是昨天就预备好的。她把点心包在那小姑娘面前晃了一下。那头发蓬松的姑娘开头吓呆了,楞在那里没答话。我对另一个拎马桶的小姑娘说:“这不是唐老虎公馆吗?她住在这里吗?”这个姑娘打着寒噤,也不回话,幸好第三个包身工代她答话了:“唐老虎不在这里。”我有点着慌了,以为我们可能找错门了。幸好刚才楞着不回话的姑娘补上了一句:“他不住在这儿,这里住着的是黄胖。”

四个包身工一人拎两只马桶,她们一出后门,便放下手里的马桶,交给推粪车的女人。小郭要求四个姑娘中的一个,领我们到裴杏弟的房门里。按照事先的分工,我们的两位女同志留在门口,担任警戒,同时稳住拎马桶的包身工,我们四个男同志一齐冲向二楼,寻找杏弟的住处。

这幢房子只有二层楼,从后门进去,要走一段狭窄的过道才找得到楼梯;小刘对那个头发蓬松的姑娘说:“我们给裴杏弟送点吃的,我是她姐姐。”这个姑娘丢下手里的马桶刷帚,不说话,也看不见她脸部的表情,她只是扬一扬手,我们四名男子汉跟着她通过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过道,小郭备有电筒,他打亮了电筒,领路的小姑娘战战兢兢地说了“关脱”两个字,小郭会意,马上熄了电筒。这“关脱”两个字把我们的神经绷得更紧,一种说不出的恐惧猛袭我的心头。本来,一踏进门我的心就不再猛跳,不知怎么的,这时我的心又重新急跳起来。

这个姑娘,——胆小的但又是勇敢的,她把我们带上了二楼左厢房后面的一间小房子,轻声地说了一个字的指示代词:“喏!”前前后后我只听得这个姑娘说了三个字。——现在想起来,她的每个字都有千斤重,引起我们感情上的起伏超过千言万语。当她说完“喏”字以后,便一转身闪开了。她姓甚名谁,长成什么模样,我无从知晓,但这个姑娘用生命说出的“关脱”、“喏”三个字,值得刻在一块石碑上!

小刘又打亮了手电观察一下这间小屋子的门,门是上了锁的,要把铜锁弄坏并不难,但是会发出金属撞击的声音,惊动了黄胖,就会引来更多的麻烦。手电又往小门框上面照了照,发现门框上约有一尺半的空间,是用木条按照斜的经纬交叉钉在上头的。中锋阿惠立即按弯守门员小炳的腰,一步踩上小炳的双肩,站得够上了门框上头的木条结构。他们两个如此默契,用不着讲一句话。阿惠在上面使劲把木条拉下来,当他连续拉下三四根木条,其它的交叉的木条也就成了一盘散沙,纷纷掉落下来,有两根打在我的头上,好在木条没有什么分量,连皮也没有擦伤。不过在撕拉木条的时候,还是弄出了响声,只听得门里的女孩子战战兢兢的声昔……“这是谁呀?”我在外边轻声地喊她:“你是杏弟吗?我们救你来的。是你爸爸叫我的,快跟我们出去!”

“不,不要。你们休想骗我去……”答话的声音,说明这里面的姑娘,确是杏弟无疑。站在小炳肩上的阿惠听到了女孩子的回答,更是勇气百倍,他的腿跨过了门框上面的空档,最后他纵身一跳,跳过里面去了。这一切都是在黑暗中进行,我在下边根本看不见,只听得小惠着地时使地板震动了一下的声音。

阿惠摸着了躺在地板上的杏弟,又亲切又迫切地说:“我背你出去,你受了伤,走不动也不要紧,外面黄包车都叫好了。”

同时,小刘利用他的气力和智能,设法把门上的铜锁扭了下来,想不到小炳比他的办法还要高明,他是大力士,弯下腰去用一只手抬起了那扇门,猛力往上一提,那扇门便脱离了门臼,整个儿打开了,只是门的另一边还挂在门框上。门外三个人一齐拥了进去,小刘打着手电,一个脸盆那么大的光圈照亮了杏弟的脸,我分明看到,这女孩子眼睛里的神色是恐惧的疑惑的。我轻轻地说:“你受的伤怎么样?赶快起来跟我们走。”我拉着她的手扶她起来,谁知她大声地发出了抗议的喊声:“我情愿死在这儿,也不跟你们去!”一面死命挣脱我的手。

我们原来设想的计划,可算是周密极了,但最大的疏忽却根本没有料到,杏弟本人会成了最大的障碍,她自己不肯离开这儿!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而且“失”在这个鬼也想不到的问题上!这真叫做“死蟹一只”,热心肠碰上了冷面孔!

我马上联系了她刚才讲的“你们休想骗我去!”她在门里讲这句话,没引起我的注意,现在我明白了,她没见过我,进门的这三员大将全是陌生人,她以为我们是唐老虎的人,我像吃了王母娘娘的灵药,立刻醒悟过来了,马上指挥小刘下去叫秦老师上来。小秦在电筒照明下来到杏弟的身边,她无限激动又无限深情地叫了一声“连弟哪,是我呀!”这嗓音对她那么熟悉,连弟在黑影里果然抱住秦老师的腿,哭着说:“你怎么来的呢?秦老师。”如果这个夜晚秦老师没有来,这一场冒险的行动说不定要失败。真是不能没有她呀!

“是我派人救你来了。快。你走得动吗?”秦老师俯身把她抱了起来。连弟一下子变得那么顺从,又那么亢奋,牙齿打着战,说:“我能走。”接着,又说了一句:“真吓坏我了,我把你们当做要押我到堂子里去的呢!”

连弟跨过门槛,在暗影里我看出她是僵着身子走的,我命令小炳,背起她下楼,我还没说完,小郭已经抢着把连弟背起来了。刚走过头一间包身工集体宿舍的门前,发现有好几个姑娘瞪着惊奇的眼把头伸出门外,瞧着我们。看来,她们是被拎马桶的姑娘叫起来的。

连弟伏在小郭的背上,刚要下楼,忽而她叫了一声:“黄胖。”原来小郭背着个大姑娘在背上,头往下低着,没看到刚刚被惊醒。急匆匆地提挈着背带裤,在楼梯下面守着的“黄胖”。“黄胖”在下面喝一声:“你们是哪儿来的?”在静寂的暗夜里,突然爆发出一声带有威吓意味的喝喊,把已经很紧张的空气推上了更紧张的顶点,这喊声几乎使二楼的地板都抖颤起来。

本来我们预先商量好的一手是,如果唐老虎来阻挡,我们这边就挑阿惠或小刘,把他的手反剪起来缚住,用手帕堵住他的嘴巴。这时我忽然政变了战略,灵机一动,——这个“灵机”正是连弟对我们这伙人产生怀疑给了我启示。我立即走在小郭前面,主动去给黄胖打招呼:“我们是青莲阁叫来的,怕的是夜长梦多,先下手为强,一切都跟你的唐老板讲妥了。花二娘要我传话给你,讲好的价钱照付,晚上请唐老板过去,当面点银子。”黄胖见我讲得有来头,态度又从容。他楞在那里,真的给我懵住了。他一面用两只手系他的背带裤,一面用将信将疑的目光打量我。在我后面的人,趁这个千钧一发的时机,连冲带奔地闯过了黄胖的防线,他也不曾阻拦,似乎那条背带裤一直没有系好。我作为“后卫”,还跟黄胖周旋了几句(讲了些什么已记亿不起了)。我见黄眫的敌意已经消散,就赶紧脱身,跑到了街上。

我们终于把裴杏弟抢出来了,一切顺利。杏弟坐上小三子早已准备的黄包车,小三子跟定了那辆车子,为了不让黄包车夫得知我们的去向,车子在沙利文面包厂门前(即现在的益民食品四厂的地点)停了下来,没有等多久,我们的人全到了。

这时天开始放亮了,无轨电车已开始运行。我们每个人脸上透露着胜利的面色,围住了刚刚被救出来的姑娘,生怕后面还有人来把她夺回去似的。这时我才有心情认识一下这个受难的女孩子,她的身材很像僵蚕,小辫的头发散乱,上衣的好几个钮扣忘了扣上,脸色憔悴而且苍白,只有一双美丽的敏锐大眼睛显示出她青春少女的成熟。

团支书把手里拎着的那包点心匣递给了杏弟,说:“这原是为你准备的,吃吧,吃一点也好走路。”

杏弟解开那盒点心,用感激不尽的语调说:“为了我,你们辛苦了,大家吃。”她只拿了一个,然后说:“我真像做了一场梦,做梦也没有这么好!”

一股诱人的面包香味向大家迎面扑来。

十一 小家庭生活

秦同志对我打发黄胖的那段台词赞不绝口,对于我临时编造假话的本领,连我自己也感到惊异,可以说是头一次发现了我信口开河、化险为夷的能耐。

其实这一段台词只是在一刹那之间调动了昨日和今日、近的和远的信息:比如“青莲阁”吧,那是我常去申报图书馆必经之地的一家茶园,并非妓院所在地;花二娘是看了《水游传》里有个一丈青孙二娘,我临时改了她的姓。每个老上海很容易会发现我的漏洞。我所以能“噱”得黄胖一时摸不着头脑,就仗着我信口编造的速度非常快,态度又从容,这也可算是年轻时代敏感、机智的一次闪光。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让我们再回到沙利文面包厂的大门前来。

先打发足球队的三名骁将回家,然后让小刘夫妻二人也回去,留下我跟小秦陪着杏弟。小秦问她:“你还能走吗?”杏弟像模象样地走了几步,表示她能走的,于是我们便漫无目的地走着。杏弟惊魂甫定,还在问秦老师:“包阿爹能放过我吗?”小秦斩钉截铁地说:“不碍,不碍,如今你成了自由人了!可是,你怎么还叫他包阿爹?他是老虎,他是吃血鬼!”

杏弟带着几分羞愧说:“可不是,他是个禽兽。有几个漂亮点的小姐妹。都被他糟蹋过,还有黄眫也不是好东西。”

杏弟又询问她的爸爸在哪儿,我把她姨妈给我们讲话的经过以及见到她爸爸的情形简单地告诉了她,杏弟痛苦地说:“爸爸心里还是舍不得我呀!”说着就流下了眼泪。

原来的计划,一旦把杏弟救了出来,还是让她回到新怡和的养成工工房里去。小秦在路上悄悄地跟我说:“我说呀,要是叫她住进养成工工房,那里人多嘴杂,她背上的伤又没有平复,不能上工,再住进去,难免引得工头起疑心。而且谁个来照料她呢,我们得替她另寻个去处。”

我同意她的看法,不过.叫她上哪儿去呢?曹家渡的姨妈家决去不得;住到团支书小刘那里吧,小俩口住的也是一间小阁楼,夹进一个生客,不方便。最后,秦老师向我建议道:“只有你那里还宽敞,璟境也好,没啥人注意。是不是让她在你那里养息几天?”

我楞住了,有点为难,又有点惊讶。我说了一句:“我是个男人呢!”

小秦调皮地笑了一下,然后说:“我们不是一起度过了难忘的方舟之夜吗?我相信你老成,不要紧,你用不着为难。”

她大概发现我脸红了,并不回避杏弟在我们身边,继续发挥她的反封建的论点:“我挺反对中国人的孔夫子思想,男女相处,一定要想入非非地说人家不正经,而且侮辱妇女的话比伤害男子的更难听,这真是岂有此理!”

杏弟起初听得摸不着头脑,瞪着大眼睛吃力地听取这一番对她来说是非常深奥的谈话。

我是完全听得懂的,她是想从理论上打消我的顾虑。被她这么一说,使我觉悟到够条件收留杏弟的,就为的我有个理想的居住的地方。我只有接受的份儿,好吧,千里送京娘送到底吧!

可是我马上想到不能这么做的一个理由:组织上不是关照过吗?我那个地点对区委以外的人要保密呢。

秦老师很有把握地说:“这个姑娘很坚强,表现不错,很快就让她加入我们的组织,你就做她的介绍人嘛,她不马上成了我们的人了吗?”

我心里已经情愿了,但仍旧没有勇气对杏弟说:“你到我家里去吧。”这话还是由秦老师讲的:“连弟,你先在王先生那里休养几天,等养好了伤再上工。”

连弟并没感到有什么不合适,也没注意到我的窘迫的表情。她高高兴兴地说:“那么,太麻烦王先生了。秦老师,我的课本可忘在姨妈的小屋子里了,往后上夜校……”

秦老师没等她说完,就说:“不着急,明天我给你送一册来。”停顿了一会儿,她又对我说:“她真是个好学生,你做她的老师也够格的,你教教她也行。陶行知还提倡‘小先生’咧!”(小先生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发起的普及教育的方法之一,即由识字的学生教不识字的大人读书识字,三十年代,“小先生制”相当流行,地下党的同志也运用这个教育方法在工人中开展互教互帮的扫盲运动。)

秦老师送了我们一段路,她说还有别的事,就走开了。临行前还关照我说:“你把那条棉毯子给她,地上铺得厚实点,潮气上不来。”她还没忘了泡湿在水里的那条棉毯。

我把连弟领到了我的住处,为了不惹人注意,我把再生布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这就使得屋子里黑暗沉沉的,始终处在黎明之前的朦眬里。

中午饭是头一次生火油炉,为了接待突然闯进我生活里来的女宾,我必须再备办一副碗筷。头一顿午饭是下的面条,她抢着要动手帮忙,我说:“下面条我总会的,用不着你相帮。”她问了我一句:“你是一个人吗?女人不在上海?”我回答道:“我从来不曾有女人。”我这么回答时,心里想着。这姑娘头一天就关心我的成家,难道这里怀有别的用意吗?

面条很快下好了,两个人吃得喷香,连弟吃起面条来,一筷子捞上来一大球,她是饿坏了。

吃罢饭,我问起:“你身上打成什么样子?”她说:[这两天好多了。]一面就撩起上衣的后襟,我惊讶地看到,在一片娇嫩的白玉般的皮肉上,留下了纵横交错的深的浅的、红的紫的、快要渗出血来的鞭痕,我愤怒,我心疼,不由得用我的手去抚摩那被鞭打而肿起的部分。她忍住了疼,但还是倒抽了一口冷气。当我摸着一块月牙形的伤痕时问她:“这里是什么东西打的呢?”她的一只手伸到背后,按在那块肿起的月牙儿上,说:“是唐老虎用皮鞋踢的,我被他按倒在地上,他狠命地踢我!”她还打算撩起前襟让我看她微微隆起的胸脯,由于害臊,她没完成这个动作,倒使我猜想在她前胸一定有更多的“月牙儿”。为了给东洋人做奴才,对自己的同胞竟下得了这样的毒手,当我亲自看到了受害姑娘身上的鞭痕,更觉着今日把她抢救出来是做了一桩好事。

我要她睡在木板床上,好好养一养。她有点难为情,不想躺下,低低地问:“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做夜班的吗?”我说:“我的职业是校对。”她又问道:“校对是做什么生意的?”我不想揭我的底牌,吞吞吐吐地回答她:“这是一门专门纠正别人错字的工作。就像布机间有专人检查有没有次布一样。”接着,她又关切地问:“你今天不用上班吗?”我说:“为了你哪,我请了假。”分明这是假话,我为什么说这种假话呢?大概我是想获得她的好感。

她的大眼睛又瞪起来了,一双富于表情的眼睛,包含着抱歉和深情的感激,其中还夹杂着其它的意思:“我用不着你服侍,你尽管上班去,我给你看家,肚子饿了,我就在这个洋风炉上给你做饭吃。”

我不能对她讲实话,主要是由于秘密工作的约束,不得不用一系列的假话哄她,但是我的假话似乎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十分尴尬地说:“我这个生活,也可以在家里做,不一定天天上班。”

谁知她非常认真,又一个劲儿地问:“你呆在屋里,怎么去纠正人家的错字呢?你一天不上班,少拿一天的工资,你怎么过呢?快不要守着我,”

我懊悔刚才不该说那句讨好她的话,“为了你哪,我请了假。”现在我可收不回来了,这样,我头一回给她的印象就不好:一个说假话的人,这就是弄巧成拙自讨苦吃哪。

每天下午,我总要出门的,第二天我只得提前出门了,那次出门,目的就在于让她相信,我出去干“校对”的生意了。

出门以后,我先找了一家布厂的团支部同志,了解一些车间里的情况;然后又拐到韬朋路的煤层旷场上来。

这一天傍晚,到小足球场来的队员特别齐全。阿惠和小炳由于昨日参与了我分派的那件冒险事业,今日见面,就显得特别亲密,见到我就悄悄地问:“那个姑娘好吗?她住在哪里呢?”我称赞他们干得出色,在夜间爬高,有夜猫子的本领。小惠得意地彻笑了,说:“要不是你先下楼说了一通胡话,我真预备撩起一脚,把黄胖当足球踢出球门外头!”于富宝(即小三子)也来了,老远跟我微笑着打招呼,我问候他:“你身体怎么样?全好了吗?”他说:“真的好了。不过你派给的差使太轻松了,下回再有这种生意,你尽管派阿拉穷哥儿们去,决不含糊就是了。”我说:“我是照顾你刚刚退了烧,所以派你去掌握交通运输。不过夜晚叫辆黄包车,在那个冷僻的地方,也不容易哩!”

阿惠说:“在外白渡桥吃的那碗菜泡饭,真带劲。要不是那碗饭塞饱肚子,恐怕使不上劲头。”小三子挖苦他说:“那碗冷饭哪,里头还有一只大虾呢,你家过年恐怕也办不起!”

趁着快下去的阳光,小足球队分两队正式开赛。赛完一个回合,大家又嚷嚷要听我讲故事。这一次我讲的故事不大精彩,主要由于我没有好好准备,忘记了一段就临时编造情节来凑合,这一次讲故事,是我给他们讲过最糟糕的一次。

小扁嘴却大声地批评我,不是批评我讲的故事不好听,而是批评我没有调派他去干那英雄的事业,他说:“我全知道了,你讲的那个故事全是真的,你派他们去救出那个小姑娘,为什么不叫我去?我又不是缺腿少胳膊的?”

想不到昨天的事情让他晓得了,一定是谁把那个故事的“结尾”讲出去了。他的质问,我不好回答。但不知怎么的,听讲的穷小于们大部分都知道了我们那天早晨干的事,有的喊:

“请大队长给我们讲怎么干的吧,”

有的说:“我们最要听包身工怎么得救的故事,要讲真的,听一个顶十个!”

还有的尖起嗓子喊:“你不讲,我们不放你走!”

被小扁嘴煽动起来的热潮使我非常为难,昨天早晨干的那件事,是不适宜当众宣布的,小秦建议把杏弟安顿在我那里,就防的人多口杂,泄漏了机密。——我想起来了,我指派他们三人留下来,忘了关照:切莫把这件事的最后行动讲出去。粗心疏忽的责任在我,我去责备谁呢?

几十只热烈祈求的眼光集中射到我身上,这反映了他们对一个受难者的命运的关心和同情,其实他们已经知道了那个未讲完的故事的真正的结局,但是他们还不满足,他们希望知道英雄行为的细节,知道如何克服各种障碍的斗争技巧。

情急无奈,最重要的是由于几十只天真的急切的眼睛逼视我,催促我,我不得不介绍了于富宝、小炳和阿惠如何利用早晨倒马桶的时机,突进唐老虎公馆,阿惠在黑夜中如何爬上小炳的肩头爬过墙顶的木栏栅,……最后由拉黄包车的把她拉走。关于秦同志和小刘夫妇,我避而不谈,后来包身工到了哪里,我也没有讲。

这一节惊险的生动活泼的情节,我是带着激情,带着胜利的喜悦讲的;它是双料的“现实主义一作品,第一是听众和我都相信没有掺假、没有虚构,连参与其事的三员猛将就坐在对面;第二是我讲得有声有色,有血有肉,我自己也仿佛把早晨的得胜而归的壮举重新表演了一遍。

最后,我郑重声明:“你们听了这故事,一定保证不要对外头人讲。我完全信任你们,才把真实的结尾告诉你们。你们要是爱护我,爱护那个受尽了折磨的小姑娘,爱护我们这个小小足球队,就照我的话——你们能做到吗?”

几十张嘴同时迸发出坚定的声音:“做得到!”这回答坚定了我的信心,这一帮小朋友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今天我补充的这段故事,不仅挽回了我开头讲的那个没精打采的故事的失败,而且是我讲过的故事中可算最成功的、最激动人心的一次,从此以后,于富宝、小炳和阿惠成了小足球队里大家敬仰的英雄。过了一天,我又去韬朋路的煤层旷场,小扁嘴郑重其事地把一个发热的油纸包塞在我怀里,我问:“你给我什么呀!”他结结巴巴地说:[六个麻球,刚起锅的。请你拿去给那个四天没吃东西的小姐妹吃。“

我被他的一片好心感动了,我没有拒绝他这份心意,我本来对他把援助杏弟的事捅出去表示不满,不想理睬他,这时我却主动的向他解释:“我那天没有叫你去,不是看不起你。因为你个儿小,力气不大,你爸爸又管得紧。所以没让你去。”他猛然抬起了头,用一种恳求的眼光对我说:“我就要长高的,等我长高了,可别拉下我!”

十二 “授受不亲”

杏弟呆在我家中的第三天上午,秦老师来了,她给杏弟带来了两册识字课本。并且问她:“你在这儿蹲得惯吗?”杏弟说:“一切很好,就是想爸爸,还想这个。”她指一指捧在怀里的新书。秦老师说:“你在这上头好好用功,就不会想爸爸了。”然后又低低地问道:“王先生待你怎么样?他教你识字吗?”

说实话,我并没有把“小先生”担当起来,不是我不愿教她,而是不愿跟杏弟挨得太近。心里想亲近,又不敢过分亲近。本来,教姑娘认字是最好的亲近方式,加之她对识字又是那么热心。不过,另一个“我”在制止我,好象在警告我,不要靠拢得太近。我记得,在乡村师范学校上学的时候,我是愿意主动接近女同学的;但现在杏弟就在我的屋里,我却产生了回避的羞涩的感情,隐隐之中在我灵魂里多出另一个“我”来,也许,这足以证明我确实长大懂事了,当秦老师这么问话,我在一边没作声。

我到外边买了几根黄瓜回来(准备冷拌后做午餐的菜),只见秦老师已经坐在牛皮箱上听杏弟说话,我进来以后,她们不说了。我高兴地说:“秦老师,你来得正好。杏弟急着要去上工,你来劝劝她,要她再多休息几天。我今天正式开伙仓,这是我买回来的小菜。”

小秦瞟了一下我买的黄瓜,说:“也难为你了。我知道你从来都是在外头打野食的。”

我逗趣地说:“背着我,一定向你说了我的坏话吧?”

“不,不是坏话,她反而称赞你是第一等的好人呢!”

我指着杏弟,说:“你问她,我是不是十足的规规矩矩的好人?”秦老师腼腆地一笑,说:“我相信。我也可以作证。刚才她告诉我,以前碰到陌生的男人,总有点儿怕。碰上了王先生,待她像亲姐妹一样,你还给她到老远的地方去买菜泡饭,她连声称赞你是个顶好的男人呢!”

杏弟没听得出秦老师这句话的来历,她连忙声明说:“真的,他待我非常好,晚上,他一定让我睡在床上,下面还给我铺上一床厚毡子。而他自己呢,却睡在地下,铺的旧报纸和一领席子,我真不好意思。”

她讲的是事实,不过,我内心的活动她是不知道的。

昨天,天黑下来了。我忽然感到跟一个女的住在一起总有点别扭,不自然,心跳似乎也加速了。我不敢再有一点亲热的表示,生怕像脱缰的野马,收不住笼头。她问起我有没有女人,我回答说没有。虽然心里动了一下,但并没有作出任何积极的响应。当我问起她,身上被打成什么样子,她掀起了上衣,让背上的条条血痕袒露在我的眼前,这引起了我对包身工制度的无比愤怒,虽则让我窥视了她比“僵蚕”发育得丰满的身躯。

当我躺在地板的席子上,电灯熄灭了,一抬手就可以摸到床板上睡着的她。我想的是:两个月以前一个晚上,小秦一定要睡在这个水门汀地上,忽然来了一阵洪水淹没了这间可邻的房屋,她在黑暗的夜里推醒了我,然后我们合围着一条毯子,那一个夜间我还有悄悄地吻她一下的念头。今天晚上,可一点也没有那样的冲动。这个茫茫无边的大上海,像她这样受苦受难的女工该有多少啊,我把她从日本人的地狱里抢了出来,在这里养息几天,她又要投入英国人的牢笼里,如果不进行社会革命,不把列强撵走,我一个人救得赢吗?小姚的意见不能说没有道理。胡思乱想了一阵,我就模模糊糊地睡着了……。

秦老师总算说服了杏弟,要她在这儿多养息几天。

她起身走的时候,对房间里的窗帘提出了批评:“我看,不必把窗帘拉得这么紧,白天屋里有人,反而引得外边人疑心。索性打开窗帘,大大方方的,屋子里也亮堂些。”我接受了她的意见,马上把再生布的窗帘拉开了。

她走出去,要我送她一阵。我跟了秦老师走在人行道上,她摸出三块钱放在我手里:“我知道你的伙食费超支了,这是我做夜校教师的薪水,你先拿去用着。菜稍许买得好点,我知道你口袋里的钱只够买几根黄瓜咯。”我感激地收下了她的援助,这三块钱对我来说真是及时雨。

然后她轻声地对我说了一段话:“你不妨对她多宣传革命道理,引导她向往共产党,向往苏联。我们不是简单地救出她的人,还要拯救她的灵魂,让她早日参加我们的队伍。”

我为难地说:“这样,这不是让她知道我的政治身分了?”

小秦笑得那么甜,对我轻轻地说:“保密,这要看人头是什么样的。对准备发展的对象,就不妨打开窗子说亮话。否则我们的力量就不能壮大。对什么人都不相信,把党团的门关得紧紧的,这不成了关门主义了?”

她说得多好啊,往后我用不着在杏弟跟前玩捉迷藏了。特别是又让我学会了一个革命新名词:“关门主义”。不过在以后的岁月里,每每讲到关门主义就会连想到她建议把窗帘拉开的事来,以致五十年后我还没忘了这个细节,这二者在我大脑里是孪生的,就像汽车前面的两个刮雨器,它们总是一起动弹似的。

我接着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有的革命者,对自己的妻子也严格保密,直到这个同志被国民党杀害,他的妻子才知道他原来是共产党员。作为证明这个烈士党性好的表现。——这算不算关门主义?”

她侃侃而谈地解释道:“这要看他的妻子是何等样人,还要看夫妻间感情的深度,这位同志担负的工作是不是高度机密,如果是机密的工作性质,对妻子一点不露声色,那是应该的。依我看,自己的爱人,感情又是牢固的,为什么不能把妻子领进党团组织中来呢?既然爱情上已经结合在一起,为什么政治上不能结合在一起呢?我看是对女同志参加革命的不信任,还是重男轻女。我跟你一样,也听到过同样的故事,讲这类故事是说明一个秘密工作者必须绝对保密,连最亲密的妻子都要守口如瓶,对这种宣传我不太同意。为什么要把朝夕相处、相依为命的爱人关在门外呢,我们不必叫它关门主义,这叫做‘胶柱鼓瑟’,并不值得提倡。”

我只知道她喜欢运用《圣经》上的典故,如“诺亚方舟”、“拯救灵魂”之类,但不知道她讲的“胶柱鼓瑟”又是什么典故,我问她胶柱鼓瑟是什么意思?她抿起嘴笑了,便在我的手心里划了四个疙里疙瘩的字。然后说:“这是古典的成语,《辞源》上有说明,[瑟]是一种乐器,为了使得调弦的木头柱子牢固,使用胶水把它胶住,牢固是牢固了,调弦不能调,结果发不出音来了。我们的秘密工作,目的是保存自己,不讲保密也不对,但做得绝对了,也像用胶水使得调弦的柱子不能旋转,是同样的毛病,作茧自缚,结果是自己缚住了手脚。我听你讲起,小姚不许你再写文章投稿,理由是为了保密,这个规定就不对,我们要宣传党的主张,宣传抗日救亡,就应该利用各种条件给大众听到我们的声音。列宁在沙皇时代还在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刊物上发表不少文章呢,我也批评过小姚是[胶柱鼓瑟].不过我和他之间是不保守任何秘密的。]

她讲的这番话,句句打中我的心,我没想到她对古代的典故也那么熟悉。她以前跟我讲话总是简单的片言只语,不料想她是很健谈的,而且引经据典,口若悬河,说理透彻,要不是她急于一个人去办什么事,我真愿意陪着她一直走到天亮!

我一个人回到住处,受了小秦的鼓励,有意识地把床头的那本《高尔基》作引子,开始给杏弟讲述这本书,我从高尔基讲到列宁,从列宁讲到俄国的十月革命,然后讲到我们要建设一个没有剥削、没有阶级的理想的社会!

我无拘束地讲着,也学着秦老师的口若悬河似的,给一个刚刚从地狱中脱身的姑娘展示了未来世界的蓝图。

她完全沉浸在我所描述的美丽的快乐的境界中,她一时兴奋,一时眨着大眼睛在思索,一时把那本被水浸泡过的书抱紧在怀里,无限激动地说:“你说的这个世界多么好,王先生,带我去吧,只要那个地方容得下我们,我一定跟你去!如果你不嫌弃,你收留我吧。”

她的这番话是大胆吐露了求爱的愿望呢,还是表达了她对革命的热烈的追求?

一个人一旦获得了理想和信仰,她会猛然变得那么有力,那么自信,那么狂热,我在刚参加革命组织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心情咧。杏弟似乎一下子变成了大人,眼光里固有的忧郁和愁苦的神色顿时消失了,连缺少血色的面颊也浮起了红云。

她似乎比以前漂亮了许多。对于我所讲的,她还提出了一连串古怪的有趣的问题,至今我还记得的,她询问过这么一个问题:“要是穷人翻了身,不再做穷人了,谁来替穷人织布开电车呢?”要回答诸如此类的难题,在那时以我的水平是颇为吃力的,老实说,我自己也没好生思考过。

在晚间熄灭了灯光以后,我在水门汀地上对着床上的人讲另一个课题:在中国如何闹革命?在这次谈话中,我讲我是个从事革命工作的人,我立志要在中国的土地上,照着列宁的模式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新社会,我尽力把她的近乎幻想的追求拉到脚底下的现实的土地上,然后讲到一个人生在世上,他的价值就在于进行社会革命。

她猛地冒出了一句:“我的命不要,全是你的,我跟你干一辈子!”

这确是使出全身的力量发出这样的誓言,我从这话里能够理解,她是把蕴藏在心里对我的爱,终于大胆地宣布她是向我求爱了。

我的热血同样在沸腾,我本打算接受她的爱的,而且坚信她会永远爱我,不知是什么情绪突然阻碍了我的情欲的冲动,我没有扑向她的怀抱,我只是吻了她一下,她以为我答应娶她了,她狂热地搂住我不放,简直使我神魂颠倒,只差一步我们俩就睡到一条被头里去了。

阻碍我这么做的,并非孔夫子的道德规范起作用,而是两个女性在我灵魂深处,拉起了警戒线。当我恢复了理智,我一本正经地解释了“为革命献身,并不等于为某个人献身,这中间是有区别的”大道理,企图把她从爱情的热浪里拉开。

她听不进去,却觉出我缺乏诚意的回报。这时,她忽然失去了控制,一头栽进被里啜泣,我像大人哄孩子似的又去亲吻她发烫的嘴,并用我的脸颊烘干她的泪水,却没有说出一句使她放心的话。

提起拉警戒线的两个女性,一个是我在栖霞山乡村师范的同学吴庆华;另一位就是朝夕相处的秦老师。我知道那是难以实现的婚姻,但我在私下里却把她当作理想的意中人。而杏弟远远不如那但意中人的标准。

在往后的日子里,这一个夜晚成了我反复思念和颠三倒四的梦境。每当我孤寂或失去自由的时候,就会想起她,我非常后悔不该拒绝她的求爱。我责备自己太无情了,是我伤害了一颗纯洁和炽热的心!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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