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张表格定终身

安吴堡青训班的组织处长史洛支同志忽然找我,有什么要紧的事情跟我谈话。一般共产党员对组织处是陌生的,他那里找着你了,大多是不大愉快的事情,因为组织处“也就是人事部门,又称干部科、人事科”掌握“政审”的大权,在审查中发现什么问题才找到你。

这一回找我谈话,是这样的内容:

“中央交给你去干一项光荣的重要的任务,指名要调你去西安从事职工运动, 因为你是上海来的工人,曾一度做过青年团的地下工作,这方面你是有经验的,我们同意把你调往西安。对同学们你就说调往国民党大后方工作,别的就不必说明了。”

既然是党中央指名要我去,又是完成重要的光荣的任务,我只有服从组织分配,当场表示愿意前往。不过史洛文同志难得找我谈一次话,还是令人不愉快的,只因我与徐春来正在热恋中,如果只是调我一个人去,可能会演出始乱终弃的悲剧,我舍不得离开她,从道德上讲也不应抛开她。不过我们之间如漆如胶的关系,尚未公开化,除了张大姐和仲廉知道,还没有得到组织处的承认,组织处代表党,只要史洛文认可了,我们的婚姻就算是合法的了。

史洛文见我踌躇不决言语支吾,便关切地问道:“你去干这份工作,还需要作什么准备,或是有什么困难?你尽管跟我提出来,我们一定帮你解决。”

受了他的鼓励,我想,我提出与春来结成一个对子同往西安,这时候不提出来,更待何时!我也考虑过春来一心要去延安,如若去不成,她那种性格会不会闹僵呢?但我想到,只要组织出面分派她的工作,从中撮合,她是不会抗拒的。

我就把春来与我的关系,向史洛文同志摊派了,并且提出,从事地下秘密工作,成双成对的夫妻一同前住最佳。诸位有所不知,为个人福利去开路架桥,本人的善于辞令是绰绰有余的。

史洛文不但没批评我的腐化堕落,看来,他跟张琴秋一样开通,反而说了赞赏的话:“好哇,你这个建议是积极的,我们会加以考虑。不过多出一个人来,我得跟那边的组织上说明在先,大概没啥问题。”

我从组织处出来,满面风光地奔向春来那里,告诉她:我们将以正式夫妻的名义调去西安工作。她喜出望外,看作是特大好消息,并向我宣誓般亲亲热热地说:“我一定做贤妻良母,做你的得力助手,好好把那里的工作开展起来。从此我们相好,再也用不着偷鸡摸狗式的打俺护了。”她的开心、得意,那兴致大大超过了她的男人。

五分钟以后,我又来到张大姐处,报告她我将调离青训班的消息,当然也讲了我将带春来一同去做青年工人的工作。她热烈地向我祝贺,并告诉我,她在“上海大学”时期,组织上就派她到杨树浦一带的纱厂去做女工工作,后来从苏联回国以后,又在老地方领导工厂支部。对那里的一段革命经历,她现在还是非常怀念咧。

我虽则关照过春来,这事儿先不要跟外人谈,只因上级本是调我一个,如今超过编制,还得与要人的单位商量了再说。春来哪里沉得住气?先和她从平津一同来的小姐妹讲开了,她还告诉了我的协理员苏迅,惹得她蒙头低泣,连饭也吃不进,大概春来是用一种胜利者的语气去招惹她。为了出发到国统区,春来便悄悄地积极地做起准备工作。准备些什么已不复记忆,只知道若是去前线或是去延安,准备的东西完全不同:不过还记得一点,她开列了一张购物单给我过目,是计划到了西安组织小家庭,应该置办的必需的炊具。

又过了一天,史洛支把我找了去,说:对方听说徐春来是非党员,一块做地下工作不适宜,史在电话里告知对方,徐春来是王若望的配偶,目前还不是党员,到了你们那里还是可以成为党员的。对方听着也是个理,就说:那么先看看她的当案再说。

档案的来回传递延误了四五天,在这几天中我的日子可不好过,我见了春来不敢把对方的挑剔告诉她,生怕损害她的积极性和自尊心。我一下变得有点儿垂头丧气,心里只是抱怨五大队的协理员没有抓紧早日吸收春来人党。

在中共治下,每个干部和学员都有一份档案袋如影之随形,终身紧跟本人直至死亡。刚入学的小姑娘在档案袋里只有薄薄的一张表格,随着岁月的增长,档案袋渐渐的膨胀起来。

春来不是党员已经使我够尴尬了,它是头一道不祥的预兆;谁能料到问题就出在春来的那张薄薄的表格上,这是第二道相当于死刑的判决。

史洛支斩钉截铁地否决了我的要求,说对方不能接受这样的阶级异己分子云云。我急得头上冒冷汗,哭丧着脸要求组织处长说明:凭什么称她是阶级异己分子?史起初不肯说出底细,他看着我痛苦到极点,最后才把那张该死的表格掷给我看。

原来徐春来填写她父亲徐某,任英国卜内门化肥公司的天津代理行经理,她幼稚而愚蠢,在填写父亲的阶级成分栏中写了“买办”二字,她肯定没读过经济学或马列主义的经济学,还以为天津的乡亲和生意人尊称她爸爸是“买办”,她还觉着满光彩呢!

史洛文以怜悯和同情的语言给我做政治思想工作:“你在恋爱问题上不慎重,就忘了你是无产阶级的一分子了,这是年轻人通病。我弄不懂,在八队上,有多少‘民先’的年轻姑娘你看不中,为什么偏偏看上这个买办的女儿?(他一面轻蔑地用手指弹一下桌上的那份档案。)这就是你的阶级意识不够坚定的表现吧。你为了离开她表现出很痛苦,舍不得的样子,是完全不必要的嘛,应该说,是党组织及早把你从阶级异己分子的失足里挽救了你,正好藉此机会与她脱离接触,不致于陷得更深,耽误了你的前程,你应该感到高兴才是。”最后还添加了几句无限上纲的话:“这也许不是你主动的选择,是她主动追求你吧,如果是这样,这中间就有一个敌对阶级企图腐蚀我们干部队伍的可能性,不能不警惕呀!”

我连忙声明:“不,是我追求她,不是她看中我。”

当时,我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还想作最后的补救和挣扎,我说:“这是她的年幼无知,这上面填‘买办’当然是不好的,不过,我们现在不是实行统一战线吗?连军阀邓宝珊的女儿都进延安的陕北公学咧,她找个对象总不能说是腐蚀我们的干部吧!”(按:邓宝珊的女儿还是陕公少年俱乐部的成员,故而引她为例。)

我的质问反而激起史洛文的批评提高了一个等级,说话里的同情也消失了,他说:“你在讲坛上还讲了政治经济学,难道不知道买办是中国革命的头号敌人?他们勾结帝国主义,完全是为虎作伥的帝国主义走狗,他们比军阀、官僚资本还要坏,邓宝珊可以抗日,买办不会抗日,再说,邓宝珊的女儿可以进我们的陕公,这里还有杨虎城的女儿,我们并不歧视她们,至于参加我们的党,那就有更高的要求,不能讲统一战线……”

若是在五十年后,我尽可以反驳他:所谓买办,岂不就是“三资企业”(按:中外合资、外国独资、台湾商人投资,统称“三资企业”或来料加工企业)的老板吗?即使她爸爸是经济上的“买办”,总不能从祖先血统论给她定性呀!可怜我跟史洛文在那个时代都没有这样的水平,组织处长正颜厉色讲得振振有辞,而挨批的经济学教授则把它看作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忠顺地照单全收。

只有一点我还有保留,他说组织上挽救了我,对此我毫无感恩戴德之意,我觉着党组织又一次断送了我们的美满姻缘,另一次是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熊大姐就把我跟吴庆华拆散在两下里,离此时还不满一个月。接踵而来的悲剧,虽然其性质不尽相同,为什么让我一个人摊着呢?似乎到处都有熊大姐的化身,不约而同地执行张琴秋听说的“恋爱与革命非冲突不可”的人生哲学呢。

最叫我尴尬的是,我怎么对春来开口呢?她正处于幸福的幻想的顶峰,她那精巧的身躯已经容不下爱情的浓度和烈度,早就散射到八十里外的长安了。

现在,我又重复了接到庆华来信以后的肝肠欲裂的煎熬,更令我难堪的是:这个可爱的女子就在我的身边,经过一番苦思冥想以后,只有下决心斩断情丝才能摆脱目前的困境,才能愉快地走上新工作岗位。做出这一负心汉的决定,对我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也许春来永远不会理解我的痛苦和煎熬,实因这个姑娘太可爱了,太会体贴人,又是非常聪明,能看英文古典文艺作品,她以前从没有跟我讲过她的家庭背景,我对别人的阶级出身,向来也不大在意(大概这就是我的阶级意识不坚强了)。只是看到了那份档案,我才知道她有这么一个杀千刀的爸爸。史洛文责备我:你为什么不挑选别的女子,偏偏爱上了个买办之女呢?这个问题问得蹊跷,我倒要问春来,你可以填写三百六十行里的任何一行,为啥你父亲偏要挑选这个害苦了子女的古怪行当呢?

我不能给她过热的头脑泼冷水,这么做未免太残忍了,我只能说假话隐瞒真相,就好比自己的亲人患了不治之症的癌,不得不隐瞒实情一样,用别的什么理由搪塞,先在爱情上稳住她,让她保持藕断丝连的希望,免得她寻短见;像她这样要强的刚烈的性格,就像《红楼梦》里的尤三姐,在陷入绝望和耻辱的境地,说不定会走上结束自己的不到二十岁青春的生命,那时,她的情人将成为她的屠夫了。

在她跟前,我是这样说了假话:“上级的意思,先让我一个去,等工作接上头,生活安排有个头绪,然后你再去。我们的小家庭还是要建立的,只是稍为晚一点;而你留下来,也好把入党问题办妥了。这样不是更好吗?”

这样说的时侯,我竭力维持心平气和,热情满怀,一点不露声色的样子,没想到这个乖巧的姑娘,还是找到了我的破绽!首先是我的外形变得面色苍白,嘴唇在微微震颤,神态是灰心丧气的,她从我最后讲的“解决入党”问题,闻出了非同寻常的异味,预感到不祥的根由就在这个问题上。她的判断八九不离十,顶关键的“档案袋”问题,她可猜不到。这时,我只得顺水推舟地承认因不是党员去西安是有点麻烦,我退一步,让她在第一道不祥的判决前面止步,让她继续保留对爱情的最美丽的幻想。(心里的真实的自我却抗议我的骗人的鬼话:你这辈子休想入党了,因为你的档案袋早就把你打入另册,属于“薄命司”里的阶级异己分子这一档了。)为着掩饰我的虚假,我开始拥抱她,吻她,又向她求欢:……都是为了表明我永远爱她,谁知她马上感觉出我的勉强,做作,这个丫头可厉害,我有一点异样她都会觉察出来。她同样在试探,同样抗拒、挣扎。她从我的眼光里似乎看出了我的虚伪。

我是一个人孤苦伶仃踏上去西安的征途,春来在送别时跟我讲了两句悄悄话:“我保证你去西安,不会带走这里的一个虱子和一个虫卵,到了那边,你要勤换衣裳呀!等你安排停当,马上给我来封信,我的入党问题看来不那么容易,听说你那个协理员在从中作梗。”

我身上穿的是她的卫生衣,今日离开她是永别还是短暂的离别,前途末卜。分手的时候她没哭,我的假话她还是相信的;我则欲哭无泪,是充满着忧伤离开安吴堡的。

二 开拓新天地

我来到西安,先安置在北大街平民坊五号住下。

这是西北青年救国会公开的办事处(以下简称“西青救”)。办公处附设《青年战线》半月刊编辑部,湖南人刘光是西青救西安分会的负责人,又兼《青年战线》主编;这幢公馆房子,在后院有一幢二层楼,住着宣侠父同志一家,他是浙江上虞人,与冯玉祥私交甚笃,宣是一九二七年入党的老革命,我党争取冯的部下与红军连手抗日,宣侠父同志周旋其间,与有力焉。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与宣是同乡又是同学,私交尚好,我党借重他与国民党开展统战工作。国民党军委会任命宣侠父为我军的少将参议,按少将的待遇,西安行营拨付平民坊五号作为宣的公馆,青救会只是依仗少将参议的余荫,占了前面的客厅和后面楼房的底层作为西安办事处。

我在宣公馆的底层添了一张行军床,在这儿安顿了两天,在这无事可做的日子里,我的灵魂依然留在安吴堡,留在春来的身边。一想起我将永远离开地,想起在临行前由我设下的骗局,我又是悔恨,更多的是心疼。得不到的爱情特别令人怀念,她的美貌,她的一颦一笑,她的每一句温情话,俏皮话,又一幕幕活生生地重现在眼前,越是追思越觉得她可爱,越觉得丢开她太狠心太遗憾了。我在这痛苦的失落里煎煞了两天,可一点不曾想过往后的工作怎样做。

第三天才有一位自己介绍名叫惠子俊的同志来找我,他提议一同到外面小茶馆里谈谈。

我跟着他出去,一路上他轻轻地说:

“我是西安工委的书记,是陕西省委把你介绍过来的。欢迎你一同参加我们的工作。”

我们在一个小茶馆就坐,马上使我想起当年我跟小周进入浦东一家茶馆而被捕的往事,不免有点儿余悸。他让我看了省委给他的组织介绍信,上面只有一句话:王若望可参加西安工委任青工委员。我看了,他便把那张字条派了卷香烟纸用场,化为青烟吞下。

在饮茶期间,他跟我讲了如下的内容:

“‘工委’不久前成立,连你在内,我们有了三位同志了,原来在几个产业里有少许几个党员的,由我负责跟他们联系。你目下先住在西青救那里,交给你的工作是西安几个大厂,那里是我党组织的空白区,需要你去开拓和播种。党中央认为:如果这个时候不在有限的现代化产业中吸收无产阶级先锋队入党,那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可见得这项任务是非常重要的。”

我问道:“能不能在这些企业里找到熟人?通过他们开展工作要方便得多。”

他回说没有,只因我们过去对工厂太生疏,太不重视了,所以说这是我党最大的弱点,现在只有指望你去打开局面,白手起家了。他往下讲了千人以上的工厂在西安很少,只有一家大华纱厂,里头有三千人;另外还有陇海路西安机厂和车务段,加起来不到一千人,不过自从日本兵侵略华东,陇海东段的铁路工人一部分向洛阳、西安撤退,到西安机厂已有好几百人了。我看你就选择这两个单位作重点,从青年工人中物色进步的人慢慢开展起来,今后就由我跟你联系,碰到困难我们一同研究解决。我想,你先在宣侠父公馆里住下来,对外的身分就作为西青救的人,进工厂做工作,就采取秘密工作方式,单线发展,个别联系,不张扬不外露,发展新同志,不要太高的要求,只要有坚决抗日的思想,认识八路军和共产党是革命的,是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奋斗就可以了……

陕西省委似乎给我出了一个难题,那里既没有任何线索,我又没有亲朋戚友,要我在那茫茫的三班倒的人海中,去寻找,去播种革命的种子,我只有怀着冒险的侥幸心理去碰碰运气看。

我先来到大华纱厂的外层考察,沿着厂区的围墙外巡视一番。从外望去,这个厂占地不小,从纱厂至织布厂,应有尽有,只听得围墙里嘶闹声,热气释放喷射声等等不绝于耳。大门外熙熙攘攘的人群,厂门口左右两厢排着各式小吃点心摊,不设岗亭,只有门警在入口处检查行人。

进厂的人交出各人的水牌挂在写有职工名字的大黑板上。大黑板共有三块,大概是日夜三班分开挂的,这种办法我在上海的纱厂门口也看到过。不过这儿的办法比较原始,上海的纱厂工人进厂门不用交出自己的名牌,只要报个号头把黑板上的水牌翻个个儿就算报到了。

假如我要混进厂里去,这里就有空子可钻,只须用竹片仿做一个写有名字的水牌,门警是认牌不认人的。

在厂门口我停留了较长的时间,我发现在饭摊上用餐的全是厂里的男女工人,我栖身其间,不惹人注意,这里也许是个容易接触工人的好地方。

第二天我又来到大华纱厂的门口,去的时候选择在中班上班的下午两点光景;只是所有的饮摊都挤满了人,挤不上的就站着,端着碗大嚼,他们都是赶来上中班的?接着做完早班的也有在饮食摊上吃东西的,他们一副疲劳困顿的面色,头上衣领里沾满了飞絮,在饭摊上塞饱肚皮比较从容。我看准了一个男工坐在那里吃光面,我也叫了一碗光面挨着他坐下,一边吃,一边寻话跟他搭讪。这人不介意地瞄我一眼,说:“你不像是我们此地人。”是我的南方口音引起他的主意,我马上说:“是的,我是从上海逃亡来的工人,只因日本人打进了上海,工厂也关了门,我才来到西安。”

吃着面条的工人关切地问道:“那么,到大华厂来做甚呢?”

“想找个活儿干干,先混口饭吃。”我接着说:“不知道这个厂是不是用人?我可是个熟练工,做什么都行。”

他嘴里有食,向我摇摇头表示不行的意思,过后说:

“小兄弟,这一阵厂里不用人,真要用,我也说不上话。”

他是很同情我的,忙不叠的把最后的东西吃下肚,说了一句:“到别处去吧,这儿可不易寻着饭碗吧。”此人就匆勺走开了,我本想请教他尊姓大名,都没来得及。

纱厂里女工特多,我留下来,又坐在另一个饭摊上,与一个年纪不到二十的青年女工搭上话,我主动地介绍自己从上海逃难到西安的故事,她可怜我,便放了两毫银角子在案桌上,说:“你赶快回家,不回家干啥?你要做叫化子,我只能供你饱一顿吐皮。……”我把钱还她,谢谢她的好心,还想声明两句,我的南方话她听不明白,她吃罢点心就往厂门里走,我跟在地后头说:

“你明日什么时候下班呢?我一定在这儿等你好吗?”

这两句话她倒听懂了,不屑理睬似的回头给我一双“白眼”看,大概还夹杂一句陕西的骂人话,我没听清,却羞得我满面通江,怏怏而返。

由于语言的隔阂,这个陌生的姑娘对我连连发生误会,起初她把我当是乞丐了,给我一枚银角子,作为给乞丐的一种施舍,接着,她又误会了我相约在门口等她是追求她咧!结果是赏了我一句骂!

今天首次出击,可以说一无所获。我百无聊赖地横躺在宣公馆的单人床上层唉声叹气,回想当年在杨浦区做纱厂地下工作,开头也是在外白渡桥堍的“无产阶级大饭店”跟海员结交朋友,同样碰了钉子,只因街头小吃摊上吃客们流动性太大。今天我的失败,还由于求胜心切,人家刚刚对自己有了好感,就想跟她拉上关系,吊牢不放。何况对方是刚从农村来的姑娘,封建束缚还是原封未动呢!这里的女郎不像上海女工那么开通。

我又研究了这两毛银角是在怎样的情形下得来昀,全仗我临时编造的那个从上海流亡到西安的故事,颇能打动人心,这是我的得意杰作,我何不进入文艺构思程序,顺便给这个故事添枝加叶,编得更哀婉凄恻呢?对照自己,像我这样瘦小,嘴里带有南方口音,以及我的服装落魄样子,不必化装,演这个悲剧角色是最合适不过了。

第二天一早我又来到大华纱厂大门外,这时放工的回声还没拉,各个饭摊都在紧张地进行迎战的准备。根据昨天的经验:进厂的工人是分秒必争,下班的工人比较从容疲塌,如在上班工人中找人交谈,肯定不会成功;我所要的对象只有在下班工人中找,于是,我也摆出了迎战的一级战备,期盼着长笛般的回声在空气中轰鸣。

有意识地选了个适中的座位,何谓“适中”?即我居中坐的条凳两头皆可坐人(这是为了扩大接触面)。当放工号角终于响起,厂门口的下班工人像潮水般挤着出来,我先占着个有利的位置,女工们却避开我,来作客的是青年男工。我先找着旁边的一位搭话,要他代我打听一个人,她是我的姐姐;这样开头,就有想象不到的吸引力,对方停止了吞食,急切地问我姐姐做的什么班?这时,我便含着泪水讲述我是如何从上海炮火下逃难出来的故事,我讲我跟姐姐一同来西安,她在这里有小姐妹,听她说在大华纱厂做,我们坐的火车,全是难民,越往西越是挤得不得了,到了站却寻不着我姐姐了。……

我讲得很激动,连坐在对面一排的工人也在关注我和我的姐姐的命运,一下子涌现出那么多热心人,他们同声地问姐姐的小姐妹叫什么名字,当我回说不知道,他们都乐意为寻到我姐姐的下落而奔走。由于我编造的故事害得他们无心吃饭了。他们都愿意告知我自己的名字,班次和居住地点。以便我今后去找他,我说我是个流浪者,尚无一定地点,其中还有一位工友提议让我先在他家中安顿几天,并安慰我道:你不要急,总会找着的。

这一次的出击,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在小吃摊上扮演的悲剧主角,目的是赚得工人们的同情,慷慨地告诉我他们的名字,班次和住处,往下就可以凭借这些扶梯,更上一层楼,在群众中物色先进分子。

我弄到至少四个工人的地点和姓名,回到“西青救”显得很满意,有了上次的失败,才有今日的收获。昨天编造的故事,把主题归结到厂里寻找个饭碗,这是给对方出了个力不胜任的难题,故很快被反弹出来。今天我把故事的主题改成寻找失散的亲人,这是对方乐意做而且颇有成功希望的义举,不一定在社会主义下,任何时代这样的雷锋到处都有。何况我的现身说法,负载着阶级情谊和民族的劫难,这个故事本身等于是对听众的爱国主义和阶级意识的一次测验。

我放弃了做块竹牌混进厂里去的途径,宁愿采取戏剧性的表演去“感动上帝”(按:这是毛著《愚公移山》中的名言),不妨说是钻了人性之弱点的空子,而没有去钻厂规厂法的空子。古代的哲人孟子有言: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个故事能激起人们的恻隐之心,也就是对弱者或不幸者的人道主义救人于难的崇高的感情。

在四、五个工友提供的地址中,有一人住在厂里建的单身工房里。我首先挑选张自强这个同志,就为了他住的地方是大华厂工人集中之地,住单身工房的大半没有成家,这就是更便于鼓动他们参加革命的优先条件。往后我就以打听姐姐下落的口实上门找他,他还是很认真地讲了他如何寻访我的莫须有姐姐的活动。我心里倒责备自己不该让他上当受骗,便轻描淡写地说:“不好找那就算了。我已经写信给上海家里,去问个明白了。”(其实这句话又是扯谎,当时西安寄日本占领区的信件邮路也断了。)

来西安的第二个星期,工委书记惠子俊来找我,我把我如何发现一条线索汇报了,讲的时候不免眉飞色舞的样子。他肯定了我寻觅群众中的进步分子的路子是对的,当时他说的一句原话:“不妨沿着这口深井钻下去……”他是用的艺术语言,也用了个钻空子的“钻”字,正好与我上述“钻人性的弱点的空子”暗合,所以至今不忘。

我对惠子俊初步的印象,他很稳重,不苟言笑,听我的汇报时表情冷静严肃,既没一句表扬的话,也没一句批评的话,对我还是很尊重的。我几次想提出是不是可以把安吴堡的徐春来调到西安,跟我一起做女工工作,但犹豫再三,还是没勇气向他提出来。

也许我编的故事太逼真了,引得惠子俊也以为我真有个姐姐在西安咧,当我说穿是临时凑合的,他惊异地问道:

“这个故事亏你编得出!”这是他难得的一句嘉奖话。

我说:“这可不是我个人的创作,我是受了《放下你的鞭子》话剧的影响(按:此系广场剧,作者崔嵬。我在南京火车站前的广场上看过此剧的演出),这个戏是以假当真,我是以假充真。”

三 两次重要的会见

几天以后,老惠又来平民坊找我,说是要带我去“八办”(八路军办事处的简称)见一位中央同志。我跟他步行至七贤庄,经过挂有“八路”袖章的门卫,来到后院客厅。老惠走向厢屋,请出一位戴眼镜的老者,惠子俊把他介绍给我:“这就是林老,林伯渠同志。”林老请我坐下,他问了我的年龄,在上海什么工厂做工的等等,然后对我说:

“你这个担子不轻呀,要在西安的产业工人中发展组织,这是摆在我党日程上的重要工作,我们手头没有现代化工业,有一点只是手工生产的小兵工厂,大城市的工业现在又被日寇占去了,因此,西安这个地方,有三四家现代工厂,就是国家之宝,抗战之宝,对我们来说,这是近代无产阶级生长的基础……”他从宏观方面,把它的重要性提得很高很高,然后讲到在产业工人中进行工作,比上海搞地下活动的情况不同了,现在是国共合作,要善于利用统一战线扩大我们的力量,利用合法掩护和保存我们的组织,将来还要学会议会斗争。

林老在言谈中,认为对这一项极重要的工作,现在只投入一名乳臭未干的小青年去开辟工作,主观力量还是单薄了,跟不上形势的需要。

他倒不是对我本人瞧不起,而是对陕西省委整个战略部署而言,前边一段话似乎也是讲给惠子俊听的,我感觉到老前辈似乎对单枪匹马的后生小子如何当此重任,不大相信,也在情理之中,我倒没觉着难为情,感到紧张和窘迫的是工委书记。

惠子俊面有难色,带着辩解的语气说,省委在秘密时期,一贯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学生和农民上面,不注意在本阶级里建立自己的队伍,党中央提醒我们,就感到缺乏从事工运的干部。思想上解决了,并不等于组织路线落实了,我们好容易从安吴青训班发现了这位小王,还是通过中央组织部才把他调得来。你别看他是小鬼,过去他在上海曾做过纱厂工人工作。他新来乍到,这里的工厂,我们一点线索也没有,只有指望他学习老母鸡,不久便生下蛋,蛋再生鸡……这样来打开局面。(我以为他会将我在大华厂门口的一幕向他报告,他可没讲,足证老惠的稳健。)

惠子俊接着就向林老提出,希望中央组织部再派几位做群众工作的得力干部。林老说:这次我从延安来(按:他被委以“八办”主任之职),富春同志关照我,要我顺便过问一下这儿的建立工厂党支部的工作,并委托我,尽量输送青年工人,去延安或是青训班学习。

林老亲切地询问我:“你有什么要求,尽管向我说,我们一定帮助解决。”

当我步行到七贤庄的途中,我就设想如有机会我将正式提出一条极重要的要求。如今,在我面前坐的是中央的负责同志,他又受了中央组织部长李富春的委托,我个人的要求此刻不提,更待何时?

我说:“我去的工厂,大多是女工,像我这样,在那儿进行工作有许多下便,为了加强女工工作……”

往下我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提出将我的那一口子调来一处,估计党中央不会计较她有一个不合规格的父亲吧。

谁知林老没等我把话讲完,便郑重地插话,对惠子俊说:“他这个意见很好,你们工委还缺一个女工委员,是不是?我倒想到有一个张大姐,让她兼管女工工作。她身患慢性病,住在我们这里看病,她过去在上海工厂区干过长期的工人工作,她自己从小就做厂的。”

他对女工工作的过分热心,却把我心里的一片热情和希望冲得冰凉。当老惠同意林老的建议,回到省委转告,我对自己原来的设想,变得毫无信心,不过最后还是怯懦地提出了要求把徐春来调至西安的要求。林老可没有问我的对象什么成分,甚至连她是否是党员也没查究,他对老惠说:“这事情应该由你们去解决。”老惠压根儿不知道我在安吴堡已经结婚了。他当场答应去办。

林伯渠又把“八办”的办公室主任叫来,介绍给我,一看此人就是在南京金陵饭店三楼,她跟张琴秋、仲廉一起唱《满江红》的女同志,现在经介绍,我才知道她姓熊。这时我的神经忽然被飞来的蜂刺了一下,难道她不就是阻止吴庆华到延安去的那位熊大姐吗?每天不知有多少投奔革命的青年男女从她眼里经过,吴庆华是男是女她也不会记得,而我至今却是耿耿于怀,仍然把她看成是对头冤家。

林伯渠为什么特地把我介绍给熊大姐呢?林老的这份热心和细心实在使我感动。他关照办公室主任替我办一张自由出入“八办”的通行证,又要我书写自己的签名存在熊处,往后凡我介绍西安的工人去延安学习,只须对照我的签名就可以了。林老还嘱咐她,要是他公出不在西安,小王有事找“八办”,由熊主任全权受理,帮助解决。

林老又给办公室主任下达这样的指令:

他在安吴堡还有个妻子,你通知那边把她调来西安。

熊大姐很认真地把这件事记入她的记事本里,便很热心地问我她叫什么名字,按说,我本该主动地欣喜地告知徐春来的名字,当时有一种复杂的又是十分矛盾的考虑竟使我没勇气讲出她的名字来,却用一句话搪塞道:

“等她快毕业的时候,我再来找你。”

林老完全不知道我跟办公室主任发生过什么纠葛,他本来已交托了老惠,现在又下指令给办公室主任,实是他老人家对我的爱护备至,如果他把此事,以林老自己的名义,向中组部富春同志提出来,这件美事八成会成功。换了个惠子俊通过省委去办,成功的希望不是没有。偏偏最后落实在熊大姐手中,这就难逃“死亡婚姻”的前途。我当面见到她心里更发怵:此人是个无情的“死亡婚姻”的缔造者,她或许知道前不久有个姑娘自称是跟王若望私订终身的,她可能把这两件事串连起来,不但不会反省自己的过失,反而会谴责小王是个朝三暮四的浪子也说不定。她若是知道春来有个反动的爸爸那就更不能容忍了。正是基于上述的想法,我不得不错过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怯懦地退下阵来。

咳!唉!莫不是前世注定?让我在这里碰上我的对头冤家,我的终身大事第二次又在熊大姐身上撞了车!

虽然我的个人问题搁浅了,但林老接见我给我热情的指示,给予我精神上极大的鼓励。

不久,党中央果然增调了中央党校来的张林同志,他原是中东铁路工人,送往苏联学习过;把他调来任西安工委组织委员,再加上张秀岩任女工委员,工委班子才凑齐了。我参加西安工委只开过两次会议,地点在“八办”,另一位胡达明是宣传委员,是头一次见到,知道他是一家钢铁厂工人,会写文章,《青年战线》有他的文章,用的笔名“胡通”,可算得是工人知识分子了。至今已记不起会上谈了些什么,似乎只是为的相互认识一下。

我紧紧抓住单身工房里的张自强不放,他略有文化,当初工厂招考工人,要求报考者的文化程度是高小毕业,这一点就比文盲的农民高了一个层次。我就供给一些浅显的连环画和《老百姓报》、《青年战线》等给他同房间的工人看,大家对我厮混熟了,我才说出自己的身分是西北青年救国会的,并领了张和他的朋友一同来到平民坊五号,叫刘光给他们演说了抗日救亡的道理,刘在谈话中还介绍了延安和八路军的情况。这样,他们开始对共产党树立了较深的印象。他们回到宿舍里的反应,首先是张自强提议在厂里也开始成立“青救会”,几个青年当场表示愿意参加。这是我在大华厂最早建立的群众性组织。第一步,我要每个会员在本车间发展新会员,不到一个月,织布间,细纱问,筒子间等等都有了“青年救国会”小组,有两百多会员了。通过最早加入党的张自强,又吸收了三四个新党员,一九三八年的五月,大华纱厂的第一个党支部在西安郊外的灌木林里正式成立了,惠子俊在林老面前讲过:

小王好比一只老母鸡,鸡生蛋,然后蛋又生鸡,他的夸口终于兑现了。

在这期间,我还介绍了十多名青年工人去延安学习(如经过短期学习,还要回西安养家活口的,则分派至安吴堡)。他们只须拿着我的签名信,到“八办”去报到,熊大姐就负责让他们搭乘军车前往延安,这是对工人同志的特别优待,而大后方来的青年,不一定能享受乘车的优待。

也是一个偶然机会,在离大华厂尚有两条马路的转角处,那里有一家卖锅饼的摊贩,锅饼是北方人的干粮,有半寸厚,一只饼就像那平底锅一般大,其硬如盔甲,没有好牙齿,休想啃动它,南方人称它是锅盔。我看见从里间走出一个年轻姑娘招呼我,我掏出一角钱,她便用一把很长的刀子使劲切割一块,放在秤盘里过称,她刀工不准确,很抱歉地说:“长出三个铜子儿了。”我若是当场付给了三分钱,这个生活插曲也就不会进入我的“自传”了。

当时不知出于什么动机,我回说:“我付不出三分钱,要是你小本经营,你就切下一点儿吧。”

那姑娘用一双美丽的眼睛狠狠地瞟了我一下,说:“唔,我认得你,你那个姐姐呢?”

我一时懵了,她怎么认得我呢?为着获得她的同情,我说:“还没有下落呢。”

“怪可怜的,三分钱小意思,你拿了去吧。”说罢,她就用一小张旧报纸包着那块超重的饼塞在我手里,发现锅盔还是热呼呼的,我才想起,她肯定是在大华厂门口小吃摊上,听我讲述姐弟失散故事的一分子。

我离开这家小铺,手里托着热烘烘的饼,就像是摸着了那少女的白嫩的手以至她的心。

我没有急急地往嘴巴里啃,只听得背后那个姑娘叫出她的娘,两人在门外,我听得清上半句的指点声:

“上回跟你讲的那个逃难的……”我想回过头来表示我的感谢,不过我不好意思回过脸去。

回到宿舍,那女孩子的微笑久久不肯隐没,一块锅饼为媒,碰巧遇上了大华厂的女工,岂不是一场艳遇,又是巧遇!当时我编造的故事是讲给男工听的,没想到这个故事更能打动女工的心,给她的印象如此深刻。我感到好不诧异,在发展青救会两百多个会员中,没有一人是女工;党支部的新党员,以及经我介绍去延安的学员,全都是光郎头。这一社会现象表明男女交往在西安还是碰不得的禁区,同时也说明了女工们的思想进步要比男青年差了—截。我也曾嘱咐张自强多跟女工们聊聊国家大事,只因男同志一开口就脸红,见到女性便难于启齿,所以此地的女工工作始终是一片空白。

我决定亲自出马去闯入这个禁区试试。今天见了一面的卖饼姑娘岂不是天赐良缘?

过一天我又造访这家小铺子,这是用木板与草席搭建在路边的简陋草屋,出来接生意的是她的妈妈,我相当失望地买了一小块锅饼便走开,我本打算以还她三分钱作为由头跟她的女儿套近乎的。她女儿偏偏不在,越发证明她是做班的女工,只是放工在家临时应付门市生意的。

这样的扑空有三四次,可说是三顾茅庐也不止了。

最后还是见到她了,那天正巧天下雨,她彷佛迎接熟人似的,让我进屋避雨——这又是天助我也,使我与她可以很自然地多谈些话。经她的介绍,她的母亲对我这个生客,并不见外,老太太还特地切了相当大的一块锅饼塞在我怀里。这样,我准备来此还那三分钱就大大落后于形势,反而显得生份了。

我们的谈话,还是围绕着姐姐失散开的头,为着转移谈话的方向,我只好说:“我的姐姐寻到了,谢谢你的关心,我来向你报喜也是应该的。”她和妈妈都为我高兴,她又问:“你干什么营生呢?”我说:“找到姐姐,我就不愁了。现下西安找工厂做,可不是那么容易哪。”

她告诉我,她做厂是在细纱间,上个星期是做的夜班,回到家里骨头就像散了板,只想睡觉,所以你到这儿来,在店堂口自然见不着我了。如果你也进了这家厂,我们在一个班头就好了。

她说她家姓白,信伊斯兰教,有个哥哥在客栈里做茶房,她识几个字还是哥哥教的,不过进了厂全忘了。

当我告辞走出门口,她还指着锅饼摊上面挂的伊斯兰字的市招儿,说:

“那就是我们祖傅的饭碗儿。”

头一次的交谈,不可唐突,只能相互了解浅层的情况,比如,她只讲了自己的姓,她名字就不肯告诉我。这还是中国女子有姓无名的古老传统,不过我的三头茅庐已感到满足了。

从这回接触里,表明陕西省的女子并不如传闻中的那么封建,即使有她母亲在旁边,她跟我的谈话还是很自然,并且很亲切的,特别是讲起“如果我们在同一个班头……”这句话里头她就在无意中透出一种期望、一种悬念,以及对我的好感。一想到这些,我的感情又向小白身上倾斜了。由此我又进一步加深这一思潮:从事地下工作,物色新人,就要像谈恋爱找对象似的精神状态,其中有苦也有甜,有成功也有失恋!而二者都是为了俘虏我的物件,征服对方的心!

四 四面开花

从工厂区回到宣公馆,我可没有闲着。只因刘光同志在《新华日报》上看过我写的文章,颇为赞赏,知道我也会舞文弄墨,就拉我兼做了《青年战线》的撰稿人,偶尔在他办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不仅如此,每期文稿发至印刷厂,排印之前还得刘光去作最后的校阅,才可付印。有两次刘光出差在外,编辑部有几个青年怕出了差错担待不起,相互推诿不肯前往。我的英雄主义露头了,作为编辑部的编外人员,我自告奋勇,骑了刘光的自行车去印刷厂负责终审校阅,谁知该厂厂长看到一位不起眼的陌生小后生,年岁不大,又穿的平民装束,哪像个大编辑?我的自尊受到了伤害,情急无奈,就要他找出前几期的《青年战线》上发表我的文章给他看,他才信服。不过他还是说:“校对完了总编要盖图章的。”我说:“我盖个手指印,然后让刘光回来以后再补上图章吧。你看门外便是刘光骑的脚踏车,难道还信不过,我到这儿来是负政治责任的,而不是赚什么好处来的。”他被我的诚意和勇气感动,才让我审阅最后的校样,看完后也没用着盖指印。

若不是单打一,校完以后,便可得胜回朝了;我猛想起:党中央林老对我的鼓励和赏识,他曾讲过现代化产业工人是国宝的话,我发现印刷厂的工人,岂不也是现代化企业的无产阶级?工委书记惠子俊曾规定了发展两个大厂的建党工作,不应把它看作是划地为牢,不得跳出这个国宝的圈子吧。而且,印刷工人又都是有文化的,接受新思想比其它行业的工人文化素质要高得多。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我在这家印刷厂找到了一个相当有水准的工人,这位师傅姓乐,三十岁出头,他告知了在西安的家庭住址。我去过乐师傅家里两次,还介绍他与刘光认识,乐的入党介绍人,是比他小十岁的王若望。我把这事儿向老惠汇报了,就把乐师傅的关系交与胡达明去领导。

我与铁路机厂的第一个共产党员朱子彤认识,也是一次偶然的机遇。

我要感谢“青救会”门外设立的读报栏,由专门一位同志负责改换阅报栏里的《新华日报》和《新中华报》“这两份报都是共产党办的报纸,前者在重庆出版,后者延安出版”。张贴阅报栏可称得上“只知耕耘,不问收获”的事业,谁也不注意每天有多少路人来看我们的报纸。某一天我从外头回到宣公馆,看见有一人站在板报栏下,这人的装束,不问可知是铁路工人,因全国铁路、邮政系统,都规定从业人员着一律的制服。正是这套鲜明的代表铁路的“符号”使我马上装做过路人也去站到板报栏前,驻足读报。对方看到多一个读者,不经心地瞄我一下,只顾看报。我先开了口:“你常来这儿吗?”他用疑惑的眼光看我了,大概此人看得出,我是国民党特务吧,如果真有这种防备,就表明这个工人不是一般的“符号”,而是表现他有正确判断的政治水平的工人。我敏感到这一点,同样考验王某的判断也是正确的。我下决心不能让他在我的视野里溜掉。发现他没心思看报的样子,确实准备摆脱我,说时迟,溜时快,他果然向后转了。这时我只好向他摊牌了:

“我就住在这里面,能不能到里头坐下歇歇,喝杯茶?”

他愉快地接受了,刚刚表现紧张的面孔一下子松弛了。他踏进门坎,见墙上张贴着戴有五角星帽子的毛主席的木刻像,他露出了微笑。

我待之如上宾,特地向刘光那儿弄到上等茶叶招待他(我自己不饮茶)。他无顾忌的介绍自己的身世与家庭:他是两代工人,父亲在陇海路郑州机务段做扳道工,所生兄弟二人;父亲在一年前亡故,路局允许一个儿子可以顶替。朱子彤读书在铁路中学,末毕业就进了铁路机厂做徒工,日本打进来了,陇海路东段疏散工人家属,他一家三口才迁来西安。他在郑川铁路中学,就听说一位老师是共产党,第二学期这位老师就给抓去了。他并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样子,因他对被抓去的老师很尊敬,很好感,所以他想象中的共产党一定是好样的。

他坦率地承认:“方才站在你们家的门外,你站在我旁边,不三不四的问了我一句话,我知道不好了,怕是被狗子盯上了。真对不起,我是有眼无珠看错人呀!”

“快别这么说,你有这种警惕性,我认为正是工人阶级应有的阶级斗争观念咧!”

我顺便开诚布公地问他:“你是从哪里学来的厌恶狗子的感情呢?”

他说:“你不知道,我们那里设有国民党的特别党部,说明国民党特别重视我们铁路员工,不惜花了好多钱收买狗子特务,专找工人的岔子,特别害怕你们共产党,监视,盯梢,打小报告,欺压好人,什么手段都使得出。车间里谁要是被人背后骂他‘狗子’,这号人在我们那里就变成狗屎不值。我站到你们大门口看报,不免战战兢兢的,我这套衣裳就惹人注目咧。”

最后,我送给他一批我党的出版物,毛的“论持久战”、“解放月刊”等。我要他留下地址,我说:“今后我到你家中看你去,你讲得不错,这个地方今后还是少来为好。”

往后,我就常到他家里,他家住在铁路附近的一间干打垒砌成的房子里(按:用土基砌的墙,上面覆盖着芦席或是油毛毡的屋子,叫干打垒)。他妈妈为铁路车务段洗涤卧具和窗帘之类挣点进项,弟弟十六、七岁年纪,小名留柱,来到西安不能上学,正在通过跟爸爸当年的同事去跟工段长疏通,好让留柱也到机务段做徒工。我到朱家,有时他哥哥不在,我打算走了,而留柱却热情地留住我,并说:“你要没事,你就等一会儿吧,阿哥就要回来的。”他待我很热心,我只得留下了,他竟提出一些时髦的政治术语求教,如问运动战是啥意思,顽固如何成派的等等。我对他的提问很觉诧异,后来他甜嘻嘻地坦白说:“阿哥不知弄来一堆什么书,鬼头鬼脑地偷偷地看。他一去,我就像侦察兵那样,把他的宝书全挖出来了。”我觉着这孩子既好学、又好奇,而且天真,趁此机会我就灌输一点革命道理,他听得津津有味,不时提出一些古里古怪的问题,有的问题连我也回答不出。当时我等不着子彤,我决定要走了,留柱悄悄地摇拽我的衣裳说:“我猜得出来,这些宝贝(指书报)是你给俺阿哥的,王先生可是打延安来的?”我教训他道:“你可不要乱说呀!你从哪里知道我是延安来的呢?”他才省悟不该泄漏内心的秘密,便一溜风跑开了。

朱子彤正式入党,不需候补期,这是我在铁路机厂吸收的第一个党员,时间在大华纱厂党支部成立后一个月光景,而铁路机厂的发展党员工作比大华厂的快,不到两个星期,获得工委批准,铁路机厂的党支部正式成立了。

朱子彤入党后,我曾授意:“你家有个入党的对象,他好学好问,思想活跃,很可以培养呢!”做阿哥的不以为意,反而说:“这孩子不成器,他哪里知道学习,只晓得在外头玩,就为的偷看你给我的东西,偷看了还到处去讲,我知道了狠很地揍了他一顿咧!”

我对他说:“你打小阿弟,就是你的不对了。”

“我就怕他给我泄密!家贼难防呀!”我又遇到了当年在上海时期秦老师提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共产党人对自己的亲人,为了保密不肯吸收其入党的问题。(参看第一卷有关章节页)

没过多久,子彤告诉我,他的那个调皮的弟弟终于进厂做擦洗火车头的徒工,家里少了一口吃闲饭的,又少了个多嘴多舌的小家伙,当作喜讯报告我。这时我温和地批评他:小青年学了些新思想,给别人宣传并不等于泄密呀,如果为这个嫌乎他,那么,你我都要成了多嘴多舌的人了。

他听后笑笑,还有点不服气地说:“你别宠坏了他。”

下一次找到子彤家,碰见了刚穿上一套铁路制服的留柱,显得洋洋得意的神气。我想到自己同样是十六、七岁年纪,就参加革命了,而且轧进了“左翼作家”之列,眼下这个留柱很有点像当年的王寿华呢,他哥哥说我宠他,大概由于我特别喜欢他有关。不过他哥哥以党纪来压他未免过分。

我首先向留柱祝贺他总算有了“铁”饭碗,鼓励他好好干活,我还告诉他,希望他在擦洗龙头的徒工里多联合些要好朋友,并要他在徒工中发展青救会员。

留柱撇着嘴说:“王先生有好东西,你只给俺哥,你就不肯给我。”我说:“你哥那里有一份,你也一样看嘛!”他不满地说:“那是他的,要是知道我看了他的东西,俺哥还打人,我还敢看吗?”

我答应另外供应小册子给他,下一次见面,他欣喜地报告我,他已经发展了六个青救会员了,只等王先生发给俺们入会牌牌。我说入会不发牌子的。他说我进厂都发牌牌,加入青救会,怎么没个牌牌呢?我才发觉,我们的入会,入党都没有党证、会员证为标记,确是一种缺憾,但我们党历来不发牌牌和徽章的;而他们的这种要求不能说不合理。我想出一个主意,安排六个人分两批去平民坊五号访问西北青年救国会的办事处,请刘光同志出面谈一番话,有此一举也就表明组织上承认他们是正式会员了。

铁路上的工作由朱家兄弟分头进行,发展顺利,按下不表。

且说锅饼摊头的小白那里,又玩出全新的名堂!那个时代,跟初恋的对象表示亲热的方式,还不知道一同上电影院为最佳选择。我住在西青救办事处有一个方便;啥辰光啥地点举行抗敌文艺宣传活动的信息,早一两天我就知道了,我何不把大华厂的小白领了去一同做帮场子的观众呢?我算准了什么班次,有一次我就陪着她去皇城看了一场抗战歌曲大联欢,她妈也没拦阻。这次我们一同出游,对一个整天关在厂里,空下来又离不开锅饼摊的少女来说,确实大开眼界,趣味盎然。更难得的是一个姑娘跟一个小伙子同行在长安市上,还是一次大超越,大解放。看完以后我送她回家的路上,对她说:“你看那班女学生唱得多带劲!咱们女工要是上去唱怕不中吧。”她说:“咱们哪有闲空呢,要是真有时间,拉起一帮好嗓子的姐妹,多练几遍,我看一样唱得来的哩!”

我顺水推舟鼓励她:“大华厂的女工也到皇城去露一手,你要不怕难为情,你就带个头,怎么样?我会好几支抗战歌曲,由我来教你们。时间不够不要紧,一天做下来,利用下班之后一个时辰,集合在一处,练习唱几回,保证不会比学生差。”

在我的煽动下,小白果然拉拢了十来个细纱间的档车工,拉起了“大华纱厂歌咏队”的横幅队旗。建立歌咏队的事,老板知道了也表赞同,是他批准捐献出一丈多坯布,请一位热心的职员写的。女工们听说厂长也批准了,第二回练唱的时候,一下子增加至五十多人,其中也有男工来排队。非常可悲的是,有些姑娘,看到男工也来参加,又吓退了二十多名,男青年发现姑娘们纷纷躲避,感到没趣,害臊,弄得全体跑光。实际上小白成了女工歌咏队的队长,由她出面请我做教习,因此我堂而皇之出入于大华纱厂,从此成了合法的上宾。我做教习的日子,还得另行乔装改扮,穿上一套新的中山装,冒充是平津大学的流亡学生模样。

我记得教唱的歌,有“大刀向鬼子的头上砍去”,“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还有一首是聂耳作的“回声歌”:“头回声,响嗡嗡,幸福的人都还在梦中,赶路匆匆,街头灯影暗,夜色正蒙胧;三回声,进厂就开工,东方鱼肚白,太阳还未红……”这是电影《新女性》中的插曲。姑娘们特别喜爱这支歌。

大华纱厂女工歌咏队闹得满城风雨;不好意思被排挤出去的男工们不甘落后,也自发地组成了歌咏队。男女平等嘛,老板同样捐赠偌大的横幅做队旗,题字称“男工歌咏队”,不免有跟女队打擂台之意,后改为“大华纱厂青年抗敌歌咏队”。没打出旗号之前,已纠集了热心分子三、四十人,他们同样请我做教习。我暗中通知张自强派几个党员同志前来参加,便于领导这个群众组织。这么一来,我一个人难以分身,兼管两个队实难应付,我向小白建议道:“蒋委员长有话,抗战不分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少,干吗唱歌要分男女?这种组织形式,让外人看着俺大华纱厂的工人太封建,太不开通了,而唱歌里还有男女声二重唱咧。只听女声时就未免单调了。”听我说得有理,小白就去跟小姐妹讲明道理,才同意男女队合而为一,只用一面“青年歌咏队”的队旗。抗日救亡运动不仅促进了民族的大团结,连封建性的男女之大防也随之而化解了。

我和小白相处的机会多了,也带她去过平民坊五号,跟我相好的感情不自觉地流露出来,比如说,在教唱歌告一段落各人散去,队长悄悄地塞给我准备好的锅盔作为酬劳;往后就请我在厂门口饮食摊上吃羊肉泡馍。这是西安的名点,吃的方法是先将硬得像盔甲的小烙饼撕成碎块,然后称几角钱的白切羊肉,在沸滚的羊杂碎汤锅里泡一会儿功夫就成了。这种请客的规格比干吃锅饼高贵得多。显出不同一般的亲密,是她用纤细白嫩的手代我撕碎其硬如铁的锅饼(按规矩,这个动作是吃的人自己加工的),而锅饼却是她家自备的。吃的时候,她还特地说明:“这个锅盔的面粉是俺下手揉的。”这一系列意味深长的行为表达她对我的情份,我吃下去确实感到特别香,特别腻,其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一个少女如此明显地传导给我求爱的信息(当然,还不止上述的一桩),我又深深地陷入矛盾之中,她的纯朴,她的情窦初开的青春的活力和美,她在组织群众文娱活动中表现出的积极性和才能,她的歌喉虽没有受过训练,却有周璇的味道,她是一片沉没在纺机声中的璞玉,当个歌咏队长正好施展其才华。我对她很欣赏、很满意,我简直把张自强的党支部建设那一坨都放在脑后了,这是工作上的偏差,正确地说:大概是我感情上的倾斜所致。

五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铁路大厂的朱子彤,他的活动能力很强,新党员发展至五个党小组,每个组有三人至五人不等。朱对留柱的成见尚未冰释,根本没考虑吸收他弟弟参加进来,弟弟则有意将龙头房擦车的艺徒工发展青救会的事瞒着他。

党员中有几位愿意到延安或是安吴堡学习的,未入党的青工也有愿去的,都经我的签名信介绍前往。去了安吴堡的工人回西安方便,有的同学半路里回来探亲,往往把亲密的朋友一同带了去,也须要我写介绍信才算有效,这样,经我介绍前往安吴青训班的工人学员,仅铁路员工就有四、五十人之多,铁路当局对工人大量流失并不在意,实因陇海路东段西撤的员工太多了,已经到了拥塞不堪的地步,工人悄悄溜走对路局来说还求之不得呢!

大华纱厂那边,我介绍去安吴堡的,人数没路局的多,三十人左右,因大华纱厂的青工文化水平不高,大都有家庭负担,丢不下。安吴堡的领导为了执行党中央关于加强职工工作的指示,特地新建了“职工大队”,由董昕同志任队长。

有一回我单独会见留柱,他悄悄地问我:

“俺哥可是共产党员了?”

我没正面回答,而是以质问口气问道:“你从哪里听来的?”

他相当有把握地说:“这还用得着打听?我猜也猜得出来。”他还自负地说:“我猜鲁迅也是的,郭沬若、丁玲、你,都是的。”

“你猜着了,又怎样呢?”我笑了。

“我哥能参加,”他撇着嘴说:“为什么我不能参加?”

在他的诚恳、热切的请求下,我同意做他的入党介绍人,我把他的候补党员的名字报告了惠子俊,惠纠正我道:“他应该是正式党员,不要候补期。”我说:“他进工厂还不到两个月,资格浅了点。”惠说:“他是两代工人呀。在我国,两代工人就很稀罕了。”

我告知留柱:“你已是正式党员了,连侯补期也不要。”他喜不自胜,又问我入了党有没有牌子呢?我说我们党不行这个。他自作聪明地说:“参加西青救,不发牌子,我还想得通,参加共产党,要求党员去赴汤蹈火的,连个牌子也不给,怎么来识别谁是自己的同志呢?”

我在扩大党员中,还没一个新党员提出如此疙瘩的问题,不过我没有被他难倒,我说:“发牌子不易保密,而我们的每个党员都是有组织的,离开了组织,党员就跟普通人一样了。”

“那么,我的组织在哪儿呢?”他迫不及待地问。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故意不挑明。

鬼精灵的留柱,马上猜中了,他有点不服气,说:“要是我还得归俺哥管,他的权力更大了,更有理由揍人了。”

我从中调解说:“兄弟俩都是党员,也就不会为泄密问题打你的。你们今后是兄弟加同志了。”

我向这位新党员布置任务,我说:“你不妨试试,由青救会员作为骨干,建立起抗敌宣传的歌咏队,这就可以吸收更多青年工人参加。”

我是把大华厂小白组成歌咏队的成功经验介绍给他(我所以没有把这一任务布置给朱子彤,实因他是老师傅了,又不喜文娱活动,发起歌咏队缺乏号召力)。

当子彤知道自己的弟弟也入了党,并不高兴,默默无言良久,说:“你是介绍人,我还能说啥呢?你把他划归我管,也许要好一点,我是怕他不知天高地厚闯祸哪。”后来的实践表明,留柱开始在龙头房艺徒里发展新党员,独立地编为一个小组,他任组长,属朱子彤支书领导,彼此很和睦,只是发现他不习惯向支书请示汇报,似乎跟他哥哥别苗头,暗地里有使劲跟子彤展开竞赛的倾向。

铁路机厂很快成立起工人抗敌歌咏队,龙头房的徒工几乎全参加进来,这里没有女工,故也不发生两性相斥的纠纷。只是请我去教唱歌,惠子俊同志认为铁路上国民党势力较强,群众场合我抛头露面不适宜,再加之我分身乏术,我就建议何不请安吴堡的有唱歌才能的学生派至西安工厂来。惠认为这个主意很好,我当即提出请来教习歌的同学之中,有一位杰出的大合唱指挥徐春来同志,一定要请她来此教工人唱歌,惠应允得很干脆并记下了她的名字。为此我还做了好几个夜晚迎接徐春来重续前情的好梦。三天以后,安吴堡果然派了两名女生一名男生来教工人唱歌,里头偏偏没有我日夜思念昀徐春来,我又不便问她们,为什么最出色的一名音乐指挥没有来!日后我知道这三位教习都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我心里明白了,我那可敬的组织处长,还是不肯在原则性上作出让步。这三名同学成了我的部下,其中两位女生的名字至今末忘,一位叫于晓山,一位名陈玉川(后面这一位至延安时改名陈源,系清华大学的学生,后与陕西省委书记欧阳钦结婚,所生一子,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我把于晓山和另一位男同学介绍至铁路机厂,陈玉川则介绍给大华厂的小白,顶替我做歌咏队的教习,只因小白把我编造的故事信以为真,我在她跟前讲过,那个失散了的姐姐已经找到了,她有一次提议;想一同去看望我姐姐,我只能再以扯谎来搪塞,在她心中,这永远是个悬念。这次有了个陈玉川来西安,要求陈玉川该姓王,刚巧她又是南方人,作为我的姐姐正好合辙,她初次尝试做地下工作,感到很有趣,很神秘又很合理,她当即答应冒充我的姐姐前往。小白也就以姐姐称呼她。

还是回头讲铁路机厂的歌咏队,开始搞得轰轰烈烈,引起了国民党特别党部的注意,对歌咏队提出,要接受特别党部的领导,并且要多唱国民党的歌。我把这个情况跟惠子俊、胡达明商量。他们的意见是:我们就照着特别党部的意见办,并提出:你们特别党部拿出什么抗战歌曲来,我们就唱会它!这一下将了他一军,可怜的国民党没创作过一支抗战歌曲。后来特别党部发下来几支歌曲,其中有《国民党党歌》、《新生活运动歌》,还有一首《我们总理》,前面两个歌我们都不唱,只挑了《我们总理》这支歌,它的歌词还是有进步意义:“我们总理首倡革命,革命血如花,推翻了专制,建立了共和,迎来新中华。”歌咏队集合的时候,见到党官下来视察,歌咏队先唱这支歌带头,他们也就微笑着点头了。

摸着了特别党部的脾气和爱好,留柱和青救会员的马立杰二人商量,何不把歌咏队升级,成立话剧团演戏呢?我听到了这个主意,觉得值得试一试,而且在成立之前,就先呈请特别党部备案,争取合法。西安工委讨论了这个问题,张林同志认为,不妨请特别党部的首席官员做名誉团长,剧团里的具体工作由我们来做,把这个剧团成为统一战线体现国共合作的宣传队。

陇海路的“铁工话剧团”正式成立的那天,便请特别党部特派员亲临指导,并当场宣布他是这个剧团名誉团长、创始人。此人名解希文,他在前台发了一通鼓励的“致词”,下得台来就由剧团的马团长请求资助开办经费,解希文当即批了五千元大洋(马团长是机厂的技师,是倾向共产党的国民党人,请他出来任团长,也是为了合法的掩护)。

“铁工话剧团”宣布成立,歌咏队里的积极分子全转到剧团来了,歌咏队无形中散伙,于晓山也跟着转业。她向我提出,成立了剧团,能够演什么戏呢?光是演《放下你的鞭子》,已缺乏吸引力,她不知从哪儿弄到一份延安“鲁艺”的王震之作的独幕剧,正巧是写铁路工人抢修被日本飞机炸坏的铁路,题为《红灯记》,我看了,觉得题材很好,但没有个导演,怎么排练呢?就请于晓山任导演,她说从来没干过这个营生。我说:我跟他们吹嘘你不但会唱歌,还是个大导演,你还要装作内行人的样子。你不会,我们一起商量,重要的是边练边学嘛。她欣然前往,服装都是现成的,五千块经费,大都用在制办舞台大幕和几盏汽灯上;大家感到一出戏的剧目未免太单调了,就由合唱或独唱抗战歌曲来填补。此外,我还创作了一个歌舞剧,题目忘了,因有唱,有舞蹈,充分吸收了京戏的动作,配上抗战歌曲改填的新词,成了旧瓶装新酒的大杂烩。观众觉得热闹又新鲜,台下拍手不止。这是我的剧本处女作,效果还不错。这出戏是由马立杰导演的(此人后来也到了延安,改名程云,解放后任武汉歌剧院院长,并创作了一系列歌曲,如著名的屈原的《九歌》舞乐等)。

铁工话剧团的演出,先是演给本路局的职工和家属看,后来闯到西安皇城里的戏院去上演,也到学校的广场和郊区农村上演过,从此,“铁工话剧团”名声远播,又排练了几个新戏。只因该团阳盛阴衰,台上没有一个女角总觉着少了半边天,乃由我经手,请陈玉川到大华歌咏队去挑选。她那里是阴盛阳衰,挑的几个都是非常漂亮、线条匀称的,队长小白也在其中。纱厂女工乐意借到“铁工话剧团”,还因有物质上的补贴,该团有公款,规定脱产参加演出的除工资照付,每天另外加一块钱。而姑娘们来到铁路机厂,剧团还特地给她们各人做了一套时新的行头,她们回到厂里,穿着不花分文赚来的时髦服装,神气活现,花枝招展,使厂里男的女的羡慕不已,刮目相看,又推动了大华厂的工人也要创建自己的话剧团,正好应了“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运动法则。可惜该剧团尚未公演,老板也答应经济上支持,这时正值西安的国共关系恶化,西安行营逮捕了五位中共方面的青年团体领袖,把大华厂的老板吓坏了,他不但不肯出钱,连借厂里的食堂排戏都不予批准。大华厂的剧团没有办起来,只有借调出去的几名美女,却成全了几对轻重结合的小夫妻(铁路系重工业,纱厂是轻工业,故曰“轻重结合”),其中有两个小家庭去了延安。这是藉文娱活动之便,打破了封建藩篱必然出现的副产品。

且说剧团的名誉团长陪同省党部以及西安行营的一批党政要员观看铁工话剧团和东北救总文艺演出队慰劳开赴前方将士的联合演出,第二次与东北流亡学生同台演出,铁路工人的表演节目大受欢迎,西安党政大员也赞不绝口。名誉团长解希文觉着很有面子,演出以后,他即命令路局拨给一节车厢,供剧团开赴沿陇海线各站演出之用,另外又增拨一笔服装费和出差费。关于这次隆重的慰问演出,《西北日报》和《新华日报》皆作了报导。关于解希文,系陇海路特别党部的特派员,该党部刚好设于“八办”的隔壁。解在解放后被镇压。顺便在此说明一点,所谓“特别”者,即赋予党领导一切的特别权力也。在国民党统治下,只是在少许基层单位施行。

我想跟随“铁工话剧团”的包厢出发到陇海沿线,一来想亲自体察一下巡回演出的现场,获取自己的工作四面开花带给我的胜利的快乐;二来也有趁此机会观光一些名胜古迹的意思,那动机与八十年代大陆上大小干部以公款去游山玩水差不多。可惜终于没有去成,当我将这个意思征求惠子俊的同意,他不赞成,他说:“你要照顾全局,不能乘一时之兴跑外码头,更要注意的,你就是不该抛头露面,要心甘情愿地沉下去。”最后一句实际是一种批评,似乎我一有机会便想浮出水面来。扪心自问,我确有这种倾向。话分两头,且说大华纱厂那边,张自强领导下的党的建设大有进展,九个车间已有六个车间成立了党的小组,细纱间的党小组长便是小白,并吸收她为党支部女工委员。陈玉川进厂作“教习”,还推动管理部门的知识分子在出入通道办了《大华三日刊》,张贴在墙上,有剪报,也有职工的作文。

在这个时期里,小白对我的美意已从偶然的流露转为明朗化的进攻,不过这种攻势是通过陈玉川同志转达的,她曾拉了玉川姐到她家里,作了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玉川姐当晚就告诉我了(顺便提一句,安吴堡请来的三位教习,也是住在宣公馆里,我们每天都有碰头机会)。

“我瞅你弟弟不赖,我喜欢他,看来,他喜欢我。我们相好了有一阵了,只是没有挑明罢了。现在我就求你姐姐替我们作主,把我们凑合在一起就中了。我也跟妈说了,她对你这个弟弟是中意的,不过她怕跟着王同志跑到天南海北去,扔下她老人家。我也有责任侍候妈一辈子,俺妈说,除非肯做过门女婿。我替王同志着想,你们已经无家可归了,做过门女婿也没什么丢人的。俺娘会一切备办好,不用男家破费一文钱的。拜托你去讨他个口信,问他中不中?往后我们成了夫妻,又都是在党的同志,我会绝对听从他的领导就是,也不枉了我们在革命工作中相好一场。…… 我实告诉你姐姐,我在铁工剧团,就有小伙子看上俺,在我身上用功夫,这里就有一封偷偷塞在我荷包里的情书,我不惜理他,我已经注定了是你兄弟的人了,还能脚踹两条船吗?”她还真的交出了一张火热滚烫的信件,作为她忠心于王同志的证据。

玉川在转达小白吐露的爱的心曲中,还注入了自己的倾向性,说什么:“你大概交上桃花运了,我做姐姐的该坐首席吃你们的喜酒咧。”并说小白这个姑娘简直是歌咏队的女工之花,有活动能力,泼辣大胆,又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等等,言下有不胜赞美之意。

我首先想到,玉川她们还没来西安之前,小白把我临时应付讲的一句谎话“我找到姐姐了”,信以为真,有两次她提议请我姐姐到她家作客,我当时只能推托应付。如今才知道,小白早就有意通过我的姐姐谋画自己的终身大事了。

说实在的,我并不真心爱她,更没想到跟她结婚,只因我另有所爱,并且已玷污了她的贞操。拿她与当年上海纱厂的连弟作比,我跟连弟之间的感情远比对小白的更深厚。我说过我喜欢小白,对她怀有好感,喜欢亲近她,如此而已;我所讲的“喜欢她”,与小白所说的“喜欢她”,虽则词汇相同,但在女的方面就是深层的倾心之恋,付托终身之爱,而我的“喜欢她”只是男女相悦的友谊的亲近。在很少接触男子的少女的心中,我对她怀有好感,她就误以为我跟她相爱了。这是很自然的,可以理解的,可惜这正是她的可怜可悲处。她向玉川姐吐露心曲的语调,好像我追求过她,王同志是一百个愿意了,只不过要我表个态:愿不愿意做招赘女婿?这真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啊呀,这真是糟糕,正像玉川姐讲的那样:本年度小王碰上桃花运了。我并不为此感到幸福、光荣,在我身上爱情的纠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委实使我的心境没有一刻儿平静,只有苦恼和难以言传的矛盾;不仅有革命与恋爱的矛盾,还有女甲与女乙选择的矛盾,更有应承与回绝所产生的矛盾。

对于小白堂堂正正的求婚,我就不能正面回绝,她越是觉得理想的幸福唾手可得,越觉得有把握,“回绝”对她的打击就越是难以承受。而大华厂的工作正在如火如荼猛烈开展之际,小白又是歌咏队的台柱和头号明星,恰是她春风得意的年华,我若正面回绝一定会影响半爿天的工作,对这么一个纯真美丽的姑娘来说,也未免太冷酷无情了吧。正因为上述种种的考虑,我作了不是回绝的回绝,我让玉川姐传话给小白:我不愿作过门女婿。

过了两天,小白自己找上宣公馆来,她一点不像个女工,而是打扮成年轻的贵妇人模样,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她如此光彩照人的妖冶形象,似乎准备做新娘子来了。马上我就明白了:她上身一件紫色丝绒套装,下面露出花呢的开叉旗袍,原来是铁工剧团专为她做的无偿的时髦行头。

她见着我,一点不怕难为情地,大大咧咧亲亲热热地坐到一条长凳上:“这不能怪她,我的单人床旁边只有一条长凳,如坐在床上更不好)。我没开口,她抢着问道:

“你跟你姐姐讲的不肯做过门女婿,是吗?”

我胀红着脸,先点点头,说:“有这个意思。”其实,我真的爱她,要我招赘也无所谓,我知道她待母至孝,她娘不愿意女儿到别处去,如男方不肯做过门女婿,她妈一定竭力阻挠,这个婚事就结不成,一方面,又不损伤她的面子,又下致于把我看成薄情郎。这是一种便于脱身的借口。

没料到她这样回答我:“你说过,无产阶级不是最革命吗?你怕我家只有两间茅草屋,又是摆锅饼摊的,你来我家做个上门女婿,委屈了你这个大官人呀!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我待你一片真心,你难道不知道?我要说!我多么想你,多么疼你,我是打定主意,非你不嫁,我跟定你了,你不肯做招赘女壻,这不妨事,我不勉强你,你给姐姐捎的那句话,同意我们成夫妻,你姐姐也是赞同的,那好,我今儿来就是告诉你一句话,我跟俺妈吵过一架了,只要你不嫌弃我,你到天南海北,我没二话,始终归你领导就是。你啥时候带我去延安,去前方,我就把俺娘交托给我哥嫂,我也没有放不下的……”

我所设置的屏障,被她一番话一下子摧毁了!她的义正词严,她对我的尊重,为了爱我当面宣誓的决心和勇气,逼得我一步退路也没有了。她的直截了当、大胆泼辣的提亲方式,比起春来的攻势更富魅力,更为凌厉。一个铁石心肠的男子,在这样的女子面前,还能坚如盘石,柳下惠或许做得到,王若望是撑不住了。老实说,心里也觉着这个姑娘确实可爱,虽然她煞费苦心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她可不知道这种打扮太不自然,跟她原来的朴素的女工装束反差太大了,从审美观念上,我简直接受不了。除了这点美中不足,今日她主动打上门来,如果给她一个失望,那就未免太绝情了。

我这样答复她:“你待我一片至诚,惹得你跟妈妈吵了一架,都是我的不是。有你这样的同志这般爱我,我心里早有你了。我怎么会嫌你家穷呢?特别宝贵的是,我们是在革命工作中共同打开局面,这就是我们产生爱情的开始,不论结婚或是不结婚,我跟你在一起就感到幸福。我考虑的是: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月,厂里的工作又是刚刚开展起来,我们急于结婚,这样好不好?再说,我是属于党的人,我还得问问领导同志,他们的意见比我姐姐的意见更重要咧!”

她说:“那么,你赶快去问吧,我是无产阶级一分子,跟你没有不相配的吧!若是上头答应呢,你就把我领去会会他,听听他在理不在理儿。我实告诉你,你有上司领导,我也有清真寺的阿訇这一关要过咧。我们回族有个规矩:我们跟汉人不能通婚,谁要是私下通了婚,阿訇就把你逐出教门!除非你愿意改信伊斯兰,保证不吃猪肉。只要你跟我好,我才不管那一套,所以我不曾跟你讲这些个。要你做过门女婿你都不愿意,我寻思如果要你改信伊斯兰,恐怕是强按着牛头下井去!”

细心的读者,看了上述我回答的一番话,可以看出仍属于阳奉阴违的体例,她确实是死心塌地爱上我,而我呢,还不是死心塌地,还为自己留下个退步。例如,我讲到要通过组织领导,这就是找到了准备退却的借口呀!下回跟老惠碰头,我真的向他提出小白和我打算结婚的问题,他当场末给予答复。再一次来平民坊找我,似乎在工委会里研究过这个问题了,他的回话是这样的:“你不是托了熊大姐去调安吴堡的妻子吗?你只有拒绝她,你只要对她说,你已经有了家室,不就了结了吗?”他讲得完全在理,我只能承认,向他请示是自讨没趣,只因他完全不知道春来为啥来不了西安的隐情,我真像哑吧吃黄连,有苦无处说了。

我赶快声明道:“正因为这样,所以我要向你报告。现在这个问题纠缠得我够苦恼的,我要是回绝她吧,又怕影响大华今后的工作。当然,我知道跟她结婚是不可能的。”

“年轻姑娘看中你这样的小伙子,并不奇怪,而且是难免的。”他停顿一会儿,看看我的反应,然后说:“有一次看铁工话剧团的演出,我在台下见过小白,真是个逗人喜爱的姑娘,我知道张林同志还是个光棍,能不能把她的感情转移一下?如能成功,倒是两全其美解决了两位革命同志的问题,这比你干脆说个‘不’字要更有利。”

我笑着说:“这倒是个好主意,只怕男女之间的爱情不像医生开药方那样可以随意搭配呢”

我赞成不妨试试看,——虽然心里还有几分遗憾。不过我不负责充当拉皮条之责,而是由宣传委员胡达明陪同张林去看—次“铁工剧团”的广场演出。张林在看过她的演出,果然满心喜爱,还没散场就跟胡达明说:“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后听说张林还特地拜访了那家锅饼摊;爱情是否转移了,我不得而知,也没有去问小白。在这期间,小白曾托玉川姐捎话给我:“你弟弟真心实意要我,就快点下手,到外面先开个房间再说,这叫做‘一了百了’.我看中的男人不在乎官大官小,若是我应承了张同志,就对不起你兄弟了。”玉川把她的话原原本本转告找,她的倾向性很明显,是乐意看到我们结合的。没几天,小白又直接来见着我,劈头一句话就问:“你跟党组织怎么讲的?他们有啥回音呢?”这时我必须对她冷淡,实际为的暗中助张林一臂之力,我说:“领导人劝我不要急,一切从有利于革命工作出发,爱情也要服从革命的需要嘛。你不要对我太死心眼儿,不妨多打开眼界,比我更值得爱的人有的是。对自己的终身大事要理智些,冷静点。……”

小白睁着老大的眼珠质问道:“你这个话是不是领导人说的?你领我去,我倒要亲自听听他怎么说的。”我赶快说明:这是我的意思。我真怕小白会找到张林或是老惠去大闹一场。她以为我变心了,一个劲儿拉住我的衣袖失声痛哭!我在一旁心如刀割,一句安慰她的话都编不出来,觉得自己对她犯了罪。

往后,我故意回避她,大华厂的工作,也划给张林去管。听玉川告诉我,小白向张林提出,要他改信伊斯兰,否则不同意与他结婚,我心里明白:这是小白的脱身之计,故意给张林出难题。

就在这时期,发生了一场祸起萧墙的的转折,小白被她哥哥绑架到他服务的客栈里。据张志学告诉我:指挥她哥哥这么干的,后台是清真寺的阿訇,说是为了阻止小白跟汉人私奔,清真教要教训她一番。玉川得来的情报:说是小白的哥哥去报告阿訇,说他的妹妹要跟延安来的共产党结婚,而回教是不许女子嫁给无神论者的。阿訇指点他以叛教的话吓唬小白,小白不理会,她哥哥才把她弄到自己的客栈软禁她,逼她回心转意。玉川的消息似乎更详细,大概她是从小白的妈妈那里知道这一切,这么看来,这一事件真正的后台,就是她的妈妈。

阿訇教训的结果,小白的命运非常悲惨:她被哥哥囚禁了近十天,放出来以后完全变了个人。据玉川说:小白变得面黄肌瘦,眼睛似乎失神了,也不按班次进厂,党的工作也顾不上了。她不到铁工话剧团登台演出,反而将剧团给她做的漂亮行头撕成条条,嘴里哼着抗战歌曲,总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开了头,从来唱不完一支歌,有时她还念叨着心爱的人,说什么“小王他骗我,…… 我要跟他一块去延安”等等没头没脑的话。汉人背地后指指戳戳,说她是“花痴”,在教的则说她在念可兰经。这时她的妈妈才省悟是她亏待了小白,痛不欲生。

我听了这些,心情无比的沉重,我感到难逃自己的罪责,我曾经想亲自到她家中打通她的思想,说些安慰她的话,也许心病还须心药医,但是我没有勇气踏进小白家的门坎。

六 暴风雨袭来的时候

一九三八年六月四日是个不祥的日子,这一天传来西安行营逮捕五名青年团体领袖的消息。其中李连璧和余志远常到平民坊五号来联系工作或开会,因他们领导的团体民先队和平津流亡同学会等都是“西青救”的团体会员。在国共合作刚刚形成不到一年的时间,蒋介石又露出了反共限共的牙齿,迫不及待地向左派青年组织动手了。这是一个不祥之兆,青救会的公开办事处有可能成为西安行营下一个打击目标。

老惠连夜通知我,快点离开这个危险地带,同时也通知那三位从安吴堡调来的同学回到青训班去。宣公馆顿时变成了随时会爆炸的火药库,恐怖的乌云笼罩在我们头上,但我没忘了,在跟陈玉川告别时给春来捎个口信,告诉她,王若望老是想念她,希望春来有机会到西安见一次面;我并拜托玉川姐回到青训班,在解决她的入党问题上拉她一把。

我趁此机会向玉川姐讲明了我跟小白的感情不能陷得更深,因为我心里有个徐春来了。

她这时才恍然大悟,埋怨我道:“你这个心事,为什么对你的姐姐还瞒着,为什么你事先不跟小白讲明呢?要是你不是半推半就的,小白也不至于害她的单相思,也许她早跟铁路上的那个写情书的小伙子对上象了。你这一着不要紧,可把这个痴情的小丫头害苦了!”

我恼恨地说:“她追求我的过程,你是唯一的知情人,你说,当时我能一口回绝她吗?后来,不是曾经想法把张林介绍给她吗?我是想给自己解围的。”

玉川挖苦我道:“忽然多出一只‘角’来,当初我还对张林很有意见呢。原来是你玩的金蝉脱壳之计呀!”其实并不是我的主意,在她面前不必再作解释了,我十分遗憾地说:“反正这件事我的责任最大,活该挨你的骂,可是我们有啥法子救救伊呢?”

玉川说:“如今我才明白了,回教对妇女的管制要比我们汉人的封建家长制要严酷得多!”

我跟玉川匆匆分手的时候,我叫了她最后一声:“姐姐,再会了!”她悄悄地说:“让我知道你对安吴堡的那一位如此钟情,我就原谅小弟弟了。”

我匆匆忙忙从宣公馆迁出,由老惠安排在一位拉黄包车的李同志家安身。李系河南人,三十多岁年纪,尚未成家。小屋里连床都没有,下面铺一条席子,被窝白天卷起,晚上铺开。全部家具只有一只脸盆,一只吊桶,到附近水井汲水用的,一个方凳,其功用不是为了坐人,而是为的搁砧板、油灯和肥皂匣。还有一只煤球炉放在门外,一只铁锅里盖着洗过的一副碗筷。为了迎接新客人,老李新添了一双碗筷,又设法增添了一条席子,室内有点像日本人的榻榻米格局。

从宣公馆一下子降落到此地,真如从天堂来至狗窝,各方面感到不习惯,但组织上煞费苦心让我乔迁到这儿,怎能有怨言呢。而光棍汉老李居然在这里居住四、五年,他是怎么熬过来的?

生活上的困苦我还能经受,最大的烦恼,是白天不宜外出,老惠郑重关照过的:外头风声很紧,尽量不要到外面抛头露面,遵照办理。我在这里无异于坐牢监。

我在老李家中自我封闭,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替他生煤球炉做饭,拎着吊桶到附近水井去提水;好在我临行前向刘光借了两厚本莫斯科版的《列宁文选》,拿来消磨时光;老李一早就出车在外,下午五六点钟把洋车交还车铺,回得家来,匆匆吃罢饭,累得他倒头便睡,我连个说话的伴儿都没有。这般百无聊赖的日子整整过了五六天,在禁锢中真是度日如年。惠子俊上门找我来了,说是统一战线的大局还是保住了,我们正在动员舆论,一方面派出代表与国民党谈判,形势稍有松动,原来几处工作的关系还是要去的。——这等于解除了警报,我可以出去活动了。

我首先到大华厂与张自强联系,他告诉我:小白不能来上班,果然对厂里的工作有很大影响,职工话剧团筹备得差不多了,因为少了个台柱,少了个带头人,筹备工作无形中停下来了;由于陈玉川教习走了,歌咏队有两个星期没有集合起来;不过写字间的《大华三日刊》还继续辩下去,读书会照常活动……不知小白什么时候好起来。

我又拐到铁工话剧团的团部(在扶轮中学里),了解在最近的日子里铁工话剧团遭到了一系列的冲击,自该剧团拨了巡回演出的车皮,就如虎添翼,沿着陇海路大小站,都有他们的足迹,他们的演出受到当地各界的欢迎,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但在第二次去洛阳演出中,竟遭到一小撮流氓的捣乱,扔砖头石块砸台上的人,并打碎了一盏汽油灯。流氓在打砸抢时狂喊着“我们不要听共产党的宣传”之类的反共口号,暴露了这伙人原来是受当地党官指使的党棍痞子之流。

该剧团的全体人马集队到河南省党部提出抗议,质问他们,破坏铁工剧团的演出是不是你们指使干的?要求惩治破坏抗敌宣传的汉奸歹徒,保障演出人员人身安全等。省党部的老爷对剧团的请愿不置可否,只是说:“你们为什么不找路局特别党部?”剧团全体团员又去找特别党部,那里的党官推说特派员不在,乃请示了西安路局特别党部,取得的回话是:要你们剧团马上返回西安。

这一天正是西安行营逮捕五青年领袖的第三天。很明显,打击铁工话剧团是国民党转入防共限共政策的一部分。

铁工话剧团的车皮拉回西安,解希文的态度明显地变了。他找了团长去宣布:巡回演出的车皮不能给了,并且宣布本路员工外出演出,不再支出差费。只是还没有解散剧团罢了。

以后这个剧团在西安市还演出过两场,直至八月底,国民党特务暗杀了宣侠父参议,在第一次反共高潮到来的前夜,特派员解希文宣布停发剧团的经费,强制解散了铁工话剧团。在这以前,该剧团的一批青年积极分子,如程云(即马立杰)、朱留柱(朱子彤的兄弟,去延安后改名朱书明,解放后任中央军委总参某部的政治部主任)等,陆续离团去安吴堡或延安,该团已一蹶不振,只保留了歌咏队和车务段职工组织的红十字救护队。

国共合作还不到两年,蒋介石就露出了反共的牙齿,给我们的救亡工作制造许多麻烦,西安工委没有畏缩,仍是一往直前。惠子俊又传达一项新任务交我去完成,鉴于西京电厂还是个空白点,那里又没有熟人关系,决定由我去打开局面。我跟老李讲起这项任务如何完成,我说西京电厂在什么地点我都不知道,老李自告奋勇说:“明儿拉头一个生意,我就把你拉了去。”我头一次到西京电厂,还是老李义务拉我去的。但见“西京电厂”四字还是于右任的题字,厂门口不像大华纱厂那么热闹,这里一个吃食摊都没有。只有一个军人站岗的岗亭。我在大华厂的成功经验,来到这里完全用不上。

我不得其门而入,于是绕厂一周从墙外边观赏一番。这个厂规模不大,只有一套机组发电,只有一个高耸的烟囱,里面的办公楼和林立的输电塔高出墙外,锅炉房在工厂的后部,那里有卡车运进煤炭的后门,似乎日夜开放着。在堆放煤渣的小坡上,聚集着一群小姑娘和老太在那里拣煤核儿。从市区购买蔬菜副食品的人力两轮车也是开进这扇门。与所有工厂不同之处,从大门或是后门往里看,不见有职工走动,进出,只听得涡轮绞煤机以平静而沉重的节奏发出的喘息声。我在厂外逡巡了两周,没法打听厂里的情况,可说是一无所获,只得怏怏而返。

第二天我还要去,老李又要拉车送我,我说我认识路了,不能耽误你拉客,譬如我散步,我慢慢走吧。我拒绝了他的美意,一早就步行前往,肚里已经有了从后门闯进厂区的冒险计划,今日我倒要试它一试。

电厂后门有捡煤核儿的队伍,我就厕身在拣煤核儿的小姑娘中间,我瞻前顾后看了一下,拾煤渣的属于男性的只有我和两名拖鼻涕小孩儿。我未免感到孤独。她们吃不透这个陌生的伙伴是从哪儿来的,姑娘大嫂们则抿着嘴在一旁窃笑,一看我的设备就猜出我是个外行的临时工,因他们手头都有小篮子或是麻袋,而我预备盛煤核儿的是一条打了绳结的破裤子。

没多大一会儿功夫,我所期待的目标出现了,就是昨日我看见的那辆两轮车,车上装满了菜蔬和肉蛋之类,采购员正在吃力地推上坡来,——而这个土坡也就是煤渣垫高的小山坡。我立即丢下破裤子,快步前去助他一臂之力,推车的气喘吁吁地一迭声感谢我的相帮,我就趁势扶着胶轮车走进了后门,一直推到大伙房跟前。采购员有眼力,看出我不像是拾煤渣儿的,便请我坐下,喝口水再走:(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我便自我介绍是南方人落难到此地,想找个事干,苦于没门路,万般无奈才到此干这个没出息的营生。他问我是哪儿人,我说是上海的工人。这位采购员十分同情,告诉我这个厂里上上下下只有一百多人,其中的老师傅,大多是无锡人和上海人。他还准备热一点剩余伙食给我充饥,我婉言拒绝了。这是我在西京电厂头一个结织的朋友。第二天我又到老地方去捡煤核,因为准备得充分,第二回我带着老李的不动产一只竹笼子前往。使我难忘的一件小事,我几乎全忘掉的那条破裤子,连同里头为数不多的煤核儿,竟然原封不动地躺在原处。姑娘们见我并不言语,当我寻到了那破裤子,在一旁的姑娘又抿嘴笑了。我又帮助老伙计把胶轮车推上坡,又一同进厂,他这一次确是诚心诚意招待我吃便餐,却之不恭,我吃了,不吃就不像小瘪三了。然后采购员泡了杯茶谢谢我(昨天招待我的是一碗白开水)。正在这时,我看见前院一个报贩子走近来,他挎着装了许多份报纸的大布袋,我灵机一动,便站起来迎上去,问道:“你这个报往哪儿送?”报贩子回话道:“后院六号的孙先生。”我就说:“能不能留下让我先瞄一瞄,我想看看老家的消息,只消看几分钟,我准定把报纸送到六号孙先生手里。”采购员从旁添了一句:“是呀,他是想知道日本鬼子打仗打到哪儿了。”报贩子从背包里取出三四份日报,愉快地一齐交给我,说:“后面宿舍里共订有三份报纸,那就替我一同送到,这上面都写著名字的。”说罢,他转身从前门出去。

本来的计划,我是首先在采购员身上进行一番政治思想工作,现在我把他当作进厂活动的跳板了,我手头有了三位本厂高级职员的名字,我正好利用送报上门一个个分别交谈、认识。我利用上海流亡工人的乡土情,其中两位(一位是配电员,一位是机械工程师)后来成了我的知心朋友。因为自费订报,就是一种自然选择:第一,他在群体中是有较高文化的;第二,他一定是关心国家大事的。至于如何交谈,话休絮烦。总之,我在西京电厂终于找到了立足点。

我看见送报的马上诱发了我的灵机一动,最初的动因是极单纯的,只因我在“西青救”天天看报,最近一个时期突然自我禁锢起来,什么都看不到了,如今在电厂恰好碰上个送报的,迫切的要求不过是能否截留下一份报纸来过过瘾,及至报贩子讲到“这报上写有名字的”,我才猛地把送报与我的工作任务联系起来,这叫做:

一份报纸成机缘得来全不费功夫

西京电厂的工作刚刚有了良好的开端,在一次工委会议上,惠子俊第一次对我表扬道:“小王可真神了,党的任务下来,没有一个城关他打不开的。”我不免得意洋洋,多半由于老惠从未赞扬某个同志。

就在以后的某一天,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不幸事故:

自从结识了该厂的采购员和两位高级职员,我就不用走后门,可以大模大样由大门进出了,门岗的卫兵也不盘问,我甚至跟他们的班长混熟了。这一天我又是漫不经心地来到西京电厂门口,站岗的士兵远远地吆喝一声,我没听见(多半是工厂发出的机器律动声使我听不真切),照常大摇大摆往厂门口闯。谁知那个土兵端起剌刀一个箭步就往我身上剌来,当我想到避开刀锋,我的膝盖上部已挨了一刺刀,血流如注。等我俯下身来,看见裤子上渗出自己的血,已灌满了左脚的鞋子,这时我昏倒了过去,倒在血泊中。

该厂警卫连和厂长慌乱了一阵,立刻把我送进西安的红十字医院。这里所说的“遇刺”,一点不假,不过不是刺客的惊险情节,而是国民党军队的野蛮和莽撞,如当作惊险小说看,诸君一定会失望。

进了医院,电厂的孙工程师和配电员来医院慰问受害者。他们对我说:只因警卫部队换了胡宗南的中央军,他们刚调防就来势汹汹,而你不晓得门岗换了防,我们厂里已经向驻军提出了交涉!(原来的驻军属扬虎城十七路军。)

当天晚上,该厂驻军的一位营长和另一个军人,到医院来表示慰问,带给我一束鲜花和许多水果。营长在病榻旁向我道歉,责骂动刺刀的太卤莽,只因他是新兵,……经他这番执礼甚恭的自我批评,我心中的愤怨消解了一半。

进医院后,工委第二天即派胡达明同志来慰问我。在没有见到我以前,“八办”和西安工委都把我的被刺看作是国民党军人暗害共产党的政治事件,本打算由“八办”出面,向西安行营提出抗议(为了不致暴露西安地下党的组织,惠子俊不便前来医院)。我向胡达明说明这次流血事件是一场误会,看来不像是预谋的暗杀,如果真要杀死我,我倒下去,凶手为什么不再补上几刺刀呢?我把电厂驻军已派了个营长来向我表示道歉,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意思作了汇报。我说,造成这样的误会也有其特定的政治背景,因它以血的事实,说明中央军对自己的同胞怀有敌对情绪,而杨虎城的部队没有这种情绪,幸而我腿上的伤口还算运气,医生检查没伤着骨头。

“西青救”也派了陆同志来医院看望我。我在平民坊没见过陆同志,他首先告诉我:刘光调到重庆去了,中央青委调陆来接替刘光的,他是代表中央青委来慰问我的,还给我带来许多水果和点心,他还给我带来一件最重要的礼物:是徐春来的一封信。

我的达尔文:陈玉川从西安回来,捎给我你对我的问候,她还赞不绝口的称道你爱我的坚定。我能够回报你的只是痛哭一场和连夜失眠。告诉你吧,我的入党问题又搁浅了,过去我抱怨你的协理员从中捣鬼,实是错怪了她。此间说我是不革命的,只差一点没说我是反革命罢了。对我的歧视日甚一日,一个弱女子简直受不了,他们不让我到延安去就是对我不信任的表现吧。

我深深感到:一个青年一旦不属于这个大家庭,那日子就变得多么难熬和孤独!使我暂时留在这里的唯一的理由:我在这里可以等待你的来信——可怜你来过两次便条都只有几句话。还有那使我留恋的“赏心亭”,如今我要给它改名“伤心亭”了。我思虑再三,决心亲自来西安一趟,世界上只有你相信我、理解我。我是你的真正的革命同志,将能够实现我们一同谋划过最幸福最理想的小家庭生活,我愿在你的身旁,从事神秘的地下工作。我来到西安找你,但“西青救”的同志不肯说出你的地方,我焦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刚刚调来西青救的陆同志只说,小王是地下党工作人员,我也不得而知。他竟下逐客令催我快快离开平民坊五号,我急得眼泪哭出来,也不能博得他的怜闵。我的最后一个希望也被打碎了,只恨陈玉川告诉我,你是住在平民坊五号的,莫非是她骗了我?我不得不告别西安,我再也不回安吴堡了,我从那里出来的时候,没想到到达西安等待我的是如此狼狈的境地,宣告了我的终身幸幅的毁灭!

现在提笔写这封不是永别的告别信,那心情几乎与吴庆华当年在“八办”跟你写那封长信没有两样咧!我是含着热泪手抖颤着写完这封信的。我怎样也想不通,现在我跟你在同一城市,宣公馆宣侠父的六岁小女儿都叫得出王叔叔的名字,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见一面,是怎样的魔手活生生地把我们分离?

此信最后还言明:“我决不朝北走,安吴堡也不能回去了。我对共产党的心是冷却了,只是爱你的心不曾冷却。今后你万一有机会南下,如果还没忘记我,我留给你一个通讯地点是湖南衡阳某某号中药店。但愿你把我早早忘却,忘记得越快越好。”

若不是我的腿上缠有纱布,读罢春来的信真想一跃而起,去到长安城中或是陇海路车站寻觅她,但信后她写明的日子已是五天前,我从宣公馆迁出已有半个月了。信封上写着“留交”王若望。只恨我托陈玉川捎口信的那天,我没有告诉她我的去处,那时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将到哪里安身。这样就造成了她白白地找来西安却扑了个空。我肝肠欲裂地抱住一只受伤的腿,热泪滚滚止不住流下来。这时,姓陆的来客早已离开了医院。我难忘的那个“赏心亭”旧梦又告毁灭,一切都无法挽回的了!

腿上剌伤的创痛还是可以承受的,没料到内心的伤痛几乎在同一时候纷至沓来,把那人生苦味,集中到外科病房中来了。

在红十字医院住了十余日,我带着外伤的刀痕和心田的内伤出院了,我先溜回宣公馆,我请陆同志设法通知西安工委,说我已经出院。当时平民坊五号的同志们都不信我的伤会好得这么快,他们就像迎接一个英雄归来那么欢迎我,宣侠父夫妇还特地设宴庆贺一番。过不久,惠子俊来了,我向他提出住在老李那里不方便,他也认为那里居住条件太差,今后组织上一定会解决,或是租一间房子。

谁知我出院不到二十天,日寇飞机炸毁了大华纱厂。

大华纱厂在日机空袭下,工人都没有疏散,该厂老板也没准备防空壕,以致拉了空袭警报,工人仍在车间里,结果炸死了二、三十个工人。只因老板迷信德、意、日订有防共协定,他为了保住本厂不受日机轰炸,不惜花费巨资,买通意大利政府批准大华纱厂成为该国的跨国公司,找着这个靠山,该厂就在屋顶上用油漆刷了意大利的法西斯国徽作为标志,以为可免日寇飞机的轰炸,麻痹着工人用不着躲飞机。谁知疯狂的日寇并不理睬屋顶上的意大利,还是扔下了无情的炸弹。

这一炸使该厂的筒子间厂房被毁,也炸毁了西安人以为身处大后方的太平观念。挨了炸以后又产生了极度的恐慌和紧张,大华厂的三千余工人都不敢上工了。西北的最大一家纺织厂全部停顿下来。

大华厂的老板吓成一团,躲在公馆里不敢露面。陕西省省长、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和西安行营的长官亲自登门请他出山,提出大力抢修厂房、争取早日复工,无奈老板心存余悸,加上厂里的员工皆不敢跨进厂门,工人怕死他老板更怕死,干着急,徒呼奈何。

大华厂挨炸的第二天清晨,西安市工委在“八办”开了一个紧急会议,总的精神是研究如何团结男女职工,早日恢复大华纺织厂的生产。对大华厂情况我此较熟悉,我在会上提出了几条措施,共产党支部和青救会组织在争取恢复生产方面,应该挺身而出,首先去上工,并吸引更多的工友一同进厂,修复筒子间。胆小的职工开始抱着观望态度,当他们看到已有人去上工,他们也会陆续去的。除此以外,要求老板给最早两天进厂报到的员工发双薪,在物质上加以鼓励。更重要的,必须立即动手在离厂房不远的空旷地带挖防空壕,这项工程费用当然由老板拿出来,可以组织逃亡到西安的难民和本市的贫民来完成。有了防空工程,我们号召工人进厂安心生产,就有了讲话的资本,为了职工的生命安全,从速开挖防空工程是必不可少的。这方面我们应批判大华厂老板对德意日三国的法西斯联盟还抱有幻想,这是只顾自保分不清敌我的表现。

工委会议基本上采纳了我的意见,宣传委员胡达明作了补充,他说:应该筹备召开一个隆重的追悼会,悼念这次牺牲的工友,由老板出面敦请西安的党政机关、民间团体一齐参加,但不要使这个追悼会成为上层人士出席的一种仪式。我们的“八办”也应派代表出席,还要发动在西安的工人也来参加,把这个会成为动员工人复工,激励西安各界人民抗议日寇暴行的敌忾同仇的大会。他的意见也获采纳,并责成大华纱厂的党组织、青救会与老板一同开好这次追悼会。

在会上也有争议。老惠提出:在组织复工,出资开挖防空工程等等许多亟待进行的工作,必须与资方人员通力合作,正是这种合作,才真正体现了抗日斗争的统一战线。我们方面应该推出一位代表,前去跟老板接洽,我们将用行动来表明共产党是勇于承担最艰苦的任务,他提议由张林同志代表西安的共产党和青救会出面与资方见面(我认为他的意见很好)。但会上大多数人认为:在国民党逮捕了五位青年领袖之后,推出我们党的工委委员暴露自己的身分,是不安全,也是不必要的。结果改为由厂中职工张自强和小林(小白不能上班,小林是党支部女工委员)代表西青救“大华分会”的名义出面跟资方洽谈,组织一个吸收劳资双方和技术人员一同参加的“反轰炸复业委员会”,去推动和领导职工复厂事宜。我党正可在这个合法组织的掩护下,大大发展党的组织,扩大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和青救会。

国民党官员同样为大华厂的停产而干着急,但他们只会走上层路线,盯牢老板一个人,老板束手无策,国民党官员也就毫无办法。共产党比他们高明,就在于我们是自下而上依靠群众。两下对照,我党的办法果然灵验,老板对自动站出来担起重任的两位“西青救”代表十分感敬,备加赞扬。当“反轰炸复业委员会”开始筹备的时候,技术人员和工人对上述的一系列做法又加以补充和完善,例如:复业的第一步先恢复锅炉房,不问有没有人上班,锅炉房按照原来上班时间照常拉响汽笛,能起到传播上工信号又能稳定人心的作用;迅速把原材料和制成品疏散到郊区存放;把发双薪的日子延长三日;停工期间工资照付,对死难工人的家属发给优厚的抚恤金,并允许近亲家属顶替进厂等等。

挺有趣的是:老张当面批评老板不该借重意大利的国旗来求得安全,批得老板羞愧难当,他当即表示一定擦去刷在厂房顶上的法西斯国旗。经委员会讨论,认为既然画在上头,就不必多此一举了,不如留在那里作个纪念,老板无妨试着给意大利政府拍个抗议电报,告诉他:日本飞机对它的盟国如此无礼,不给面子,并要求日方赔偿损失。

一切按预期的进行,大华厂在被炸后三日,即有几百名男女工人进厂,至第五日上班人数达百分之七十,余下的因逃飞机逃回各县的老家去,故姗姗来迟。

大华歌咏队照样展开活动,我还创作了一首工人反轰炸的歌曲,歌词共四节,首两节歌词尚能记忆:

大华工人快奋起,保厂复工要赶急,加强防空勤生产呀,中国工人有志气。

切莫依赖意大利,保家卫国靠自己,意大利国旗靠不住呀,因为都是法(西)斯蒂!

这支歌由我先教本厂的歌咏队,很快便流传开去了。

七 长安居,大不易

在我负伤出院以后的几天,老惠到老李家找我,告诉我:西京电厂那边的关系你今后不必去了,我想让胡达明去代替你。你不知道,你受伤以后,厂方和警卫部队要查明你的身分和来历,厂里有人告诉他们你是“西青救”办事处的人。这样,你的政治面目在那里已经暴露了。你还是不去的好。

我顺便提起另觅一间住处的问题,他说:“我们正托人给你找房子,目前的困难不是拿不出钱,而是觅不着空闲的房子,今后大家一同注意来解决,目前只好委屈一下了。”

老李可不愿意我与他分开,他还把我看做是重病号对待,他宣布:不让我生炉子,不叫我去井边提水,还额外买些鱼肉增加营养。我一再声明,我已经完全康复,切莫把我当老爷招待,他还是不同意,并且说:“你是为革命事业流的血,老惠把你交给我,这是党对我的信任,我亏待你,心里怎地过得去。”

工委书记让我在鸽子笼里静养,我哪里闲得住,吃罢早饭我就逛街去,目标是物色哪家贴有“招租”告示的房子,大街小巷走了不少,才知道长安的市面不如昔日的上海,只为日寇大军侵入我国的关内和东南部,各地来西安避难的不可胜数,“长安居,大不易,”原来的房租飞涨,出租的房屋更是难觅。(按:“长安居,大不易”这两句话系唐名士顾况读了白居易手抄本中的诗,拿白居易的名字开玩笑所说的。)

我跟老李谈及此事,他在拉车满街走的有利条件下,替我留心也是枉然。有一天他告诉我,看见有一幢房子,贴出红纸要出卖哩。我们一同前去,他领我至一处荒货市场(即旧货市),街边的确站着一幢木结构房屋,称之为“一幢”未免太抬举它了。这幢木结构房屋只有四平米多一点,正好搁一张单人床,还留出一个人侧身走进去的空间。屋顶是白铁皮的,屋有一人一手高,墙壁的木板是各种来历不明的零碎木料拼凑而成,像七巧板拼搭的图案之美,墙外层涂一层柏油。老李识得阿拉伯数字,但这儿贴出的红纸头广告却写的繁体字:“肆拾圆”,怪不得他没法报告我售价多少。当我宣读了四十元售价,老李低低的说:不算贵。我说:四十块钱买下整幢房子,这恐怕是举世无双的廉价房屋了。非常新奇的是,支撑这幢木屋的,下面安着四个铁轮子,便于迁移推来推去,如果地下工作者住进去,大可以跟特务、警察玩捉迷藏游戏咧。当我一想起“长安居,大不易”的现实,估计老惠不久前许诺的将给我解决房子问题,大概也会落空,我当即跟老李说:“我买下了。”老李就把木房子贴着的红招贴扯下来,一面去招呼木屋的主人。

木屋的房东很快发现有人揭去告示了,从马路对面走过来,老李还想跟他讨价还价,房东说:你既然扯下我那个招贴,那就不能让价了。他要我们当场交钱,老李的全部积蓄才只有二十多元。我想起,我何不找“八办”熊大姐借款去?我身上有“八办”的出入证,我让老李留守在木屋里,我就去了七贤庄的“八办”。这是自林老接见我以后头一次向办公室主任熊大姐伸手要钱。她听我说明来意,并且关切地慰问我伤势如何,她也听说我曾被国民党枪兵剌了一刀,如今她看到我活蹦鲜跳地,感到很高兴,还特地把她新婚的丈夫伍云甫介绍给我认识(当时伍接任八办主任了,他在解放后任全国红十字会会长和民政部部长等职)。

熊在介绍我时说:“小王是个神出鬼没的小鬼,他来西安不到半年功夫,就把西安的工运搞得热火朝天,引起了顽固派的注意,上个月遭到国民党枪兵的伏击,受了伤,想不到他恢复得这么快。林老临走前要我想方设法帮助伊,我可没有尽责任呀!”伍云甫很和蔼地说:“现在西安的形势不太妙,你可不要追求轰轰烈烈的热火朝天,要善于隐蔽自己保存自己哪,像你这样的工人干部,是我党的宝贵财富呢!”

熊大姐当即交付我现金一百元(购房费用外,还要添置家具炊具等用项,这是熊大姐主动增加的基本建设费用)。我心里曾经怀有对她的旧恨宿怨一下子消失了:我的与她和解倒不是为的给了我一大把钞票,实在是由于她在伍主任跟前夸赞了几句,我的工作成绩和艰苦奋斗获得党内负责同志的赏识和理解,精神上似乎得到了最大的满足,才使我对熊大姐不再心存芥蒂了。

四十元交付清楚,房主还郑重地开了一份卖房的房契,从此,我成了拥有一幢自己房屋的主人了。

我们俩分头去寻找合适安放活动房子的地点。我找到了离车站不远的一块空气新鲜,背靠着菜园的空旷地带,老李认为空旷地段容易脱离群众的掩护,利用私有土地,还会招致土地纠纷。后来还是迁到了老李挑选的堆积城市垃圾附近的贫民窟,在那里发现好多人家也是住的活动房屋,我这个小木屋与他们毗邻而居,不至于成为孤家寡人。

我们俩把铁轮子上的木屋推到选定的地点,我就在这里头安家落户了。(那地方原称崇礼路,现改为东五路)老李负责拉车买回一张铁床,一个煤球炉,我则用一些旧报纸糊住木板拼凑的缝隙。论房屋的面积和质量,都不如老李的住所,但我乐意在这个小天地里,自有一番自在逍遥的乐趣。

刚住下不久,自有邻居前来张望,贫民窟也有保甲长来到我的新居问明住户的来历,我则以上海来的失业工人身分应付之。对方关心的不是过去做啥,而是现在干什么营生,我只得以“正在找点苦力活干”答复他。因此,找个第二职业成为当务之急,我们两人商量的结果,还是扮成卖破烂的小贩较好,只花了二元钱成本,买两只竹编篓筐,再添置一根扁担,挑了它串街走巷,吆喝起收购“旧穴旧家什瓶瓶罐罐的咯!”我在老李跟前练习了好几遍,觉得挑一付篓筐还不够,还得有广告样品,那就得在扁担两头挂几件旧衣裳或是皮包、皮鞋作样品。置办这类样品,先得花钱向卖破烂的去掏(西安人不说买破烂,而叫“掏荒货”,拾破烂跟卖臭豆腐一样,带有写实主义气息,掏荒货就是浪漫主义了,实际是为了护短,才起了个文雅的名称)。

一切准备就绪,这时侯老惠到老李家找我谈工作。老李告诉他我已买进一幢房子,惠子俊不信,老李故意打埋伏,就把他领到活动房屋来了。当他看到的是这么一间火柴匣似的住所,他挤进来即无插足之地,笑着说:“亏你买下了这么一间房子,我起初以为你大概拾到了一笔巨款,成了暴发户咧?”

他问起:“晚上点灯怎么办呢?”我回说:“买蜡烛。反正晚上我不做啥,不点灯也一样过。”老惠郑重关照,住这个地方,一定要火烛小心呀!我做到晚上基本上不点灯,生煤球炉则到空地上去。

老惠传达了省委的意见:在工厂里发展党员,现在要注意巩固与提高。省委宣传部提出的新任务,就是要个别培训新党员,做到每个党员都上过党课,了解党的基本政策。

他参观了搁在门外的掏荒货的挑子,对我的职业掩护备加赞赏(为什么搁在门外,也有讲究:是给本地保甲上的人,知道我的合法职业,其次,屋里也没有放下两只篓筐的空间)。当我讲到扁担两头做广告的几件旧衣服,我说:这还是用“八办”支援我的钱买进的,因为我自己也没有旧衣裳家底儿。老惠当即捐助一件被虫蛀过的呢大氅,第二天他真的把大衣送来支援我的买卖。我正儿八经地说:我负责代你卖掉,所得的钱如数给你,你还得添些钞票好换一件新的。他板起面孔说:你这么说就不像是自己同志了。

第二天上街,全凭老惠捐助的那件旧大衣撑市面,挑着空荡荡的箩筐,使我颇费踌躇的是,吆喝叫卖声,究竟喊卖出,还是收购呢?要喊卖出吧,只有扁担上挂着两件随风飘荡的衣服;换作叫掏进吧,口袋里连自己的伙食费在内还不到三只洋,我简直不知怎么吆喝好,情急无奈,就想起何不向熊大姐求救呢?第三天我挑着几乎是空担子走过七贤庄“八办”的门前,迟疑一会儿,便把我的挂有几件破衣衫的筐子折在外头,口袋里亮出“出入证”给门上八路军门岗,他让我进了“八办”,找熊大姐,想再问她帮助几个钱做收购破烂的本钱(她早先给了我一百元,已告用尽)。当她得知我真的转入地下,并且有了个掩护的职业,很是高兴(她在上海时,也做过纺织厂的地下工作)。她忽然想起,“八办”里头可以提供无数荒货的货源,她领我去看门旁后面的一间宽敞的储藏室,里面散乱地堆积着许多中小型的皮箱、手提包,更多的是男女皮鞋,硬壳的洋鬼子戴的白色凉帽,五颜六色的裙子,西装,还有皮大衣,雨衣……简直可以开一丬规模不小的时装、皮件商店。

我看得眼花缭乱,美不胜收。

熊大姐说:“这里的东西,都是投奔延安的大后方青年弃在这里的。他们要步行两百里前往,不得不轻装上路,他们丢下这些行李和生活必需品,也就是把参加革命的决心留在这儿的纪念品上哪!这些东西堆积得越来越多,弄得我没法处理。现在我就把这里的东西交给你,什么对你有用,你就拿去吧,还好给我们腾出一间房子来住人。”

我问道:“要是有的同学回到西安寻回他的东西呢?”

“别说傻话了,它们的主人全都上了前方了。”熊大姐笑说:“他们决心牺牲这些东西的时侯,就准备着‘共’他的‘产哩’。”

我又进—步问道:“卖出去的款子,我怎么给你算账呢?”

熊大姐沈吟半晌,说:“这些东西如何作价呢?当旧货卖,卖不出好价钱的,好吧,你只管拿去卖,卖出去的钱,好好改善你的生活,余下的就算你那个旧货摊的资金吧。”

这样,我就伸腿到服装堆里,来不及挑拣,抓到手的就揉成一团塞进两只包袱里。使我不胜惊喜的是:在服装堆的底下,还发现许多厚厚的书本,对我来说,就好比开掘了一座图书馆,其中有好几本同样的,有《在德国女牢中》(此书是当时流行的反纳粹暴行的真实记录,女作家胡兰畦作,她在解放区经不起历次政治运动的迫害,乃遁迹空门做了尼姑,这是四川女作家何洁在尼姑庵深人生活中发现的),还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莱昂捷耶夫的《政治经挤学》,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等等,这些宝书大概是重力作用才被埋在衣裳堆的底层。我目迷五色,不知先挑物质文明,还是抱回精神文明的好。

我挑了两种文明的筐子满载而归!

我把老李请了来,他看见铁床上摊开的琳琅满目的各式服装,大为惊讶,连连问:“你是从哪儿收来的?”我故意卖关子地伸开大拇指与食指,猜了好半天他才猜中了。他笑笑说:“你这个动作正是卖荒货的讨价还价时做的手势语言。”老李把玩了每件荒货(这时我才省悟,长安人称呼掏荒货是有道理的,因为我经手卖的并不是破烂),指出洋鬼子凉帽和西装皮鞋,此地怕没有人要。其余的服装容易脱手,他的朋友里有人去过西安的“鬼市”,老李说他去打听清楚鬼市在哪里,我们一同到那里去抛售,可以卖个好价钱。

在以后的某一个夜晚,我还在梦中,老李敲响木板屋,轻轻地呼唤我:“快,上鬼市去。”我一骨碌醒来,他就代我挑起担子在前头领路,但见满天星斗,只有清冷的稀稀落落的路灯照着老李的身影。他把我领到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是民乐园门前的一片大院子里。

一跑进民乐园便看到了星星鬼火在闪烁(现民乐园已不存在,地处东新街中段),看不清脸面的鬼影幢幢,发出嘈杂的喳喳声,给人一种阴森的毛骨悚然的恐惧。老李由他的朋友领到一处空档,原来要出一笔钱才能占到一个摊位,老李的朋友早就花钱定下的,我放下挑子,他郑重关照我:“你睁大眼看好这里的荒货呀!”他贡献出自己拉黄包车的一盖车灯,在周围磷磷鬼火中,我们的车灯是最亮的。

当我们二人分别将宝货陈列在空篓子架起的扁担上,很多鬼影马上围住我们的挑子,大概不全是由于点着的鬼火特别明亮,特别吸引看客,而是首次出现了拥有许多新奇货物的鹤立鸡群的新户头哪。

同时有几个人选中扁担上的衣服,老李忙不叠地跟这个在衣襟后面揑手把子讲价钱,又跟另一个用手势语言谈生意,讲定了价钱,对方便就着鬼火点交钞票,我负责收钱。几乎是一阵风似的,除了一只小皮箱没成交,两篓筐的荒货全部脱了手。接着就由地头蛇来抽头(收地皮税),老李付给他两块钱。我们打道回府的时候,东方微微露出一线晨曦!

保留一只皮箱没投入交易市场,是我有意把它作为存钱的小金库使用,当我们一同回到活动房屋,我拍拍挟在手臂中的小皮包,就像一个大老板对老李说:“我放你一天假,你今天就不必出车了,付车租和吃喝,全由我包了,你得好好休息一下。”

我们在小床上打开小金库,过细清点所赚的钞票,共收入七十多元。这个数字使老李咋舌,他建议道:“差一点就可以买进两幢这样的房子,而且不到一刻钟全卖完,真是开门大吉大利。今日我们该上馆子美美的吃它一顿。”我们找了一个馆子喝酒。吃饭时,他给我说明:为什么要在天明以前出卖荒货,而且只准点小油灯,这是为了便于以次充好,以旧充新,买方不容易看出破绽来。另外,也还有给偷鸡摸狗的贼骨头提供消赃的方便。所以我特地要你看好自家的货物,那个地场有的是顺手牵羊的三只手。

从此,我这个合法的职业掩护不再是虚应故事装装门面,而是货真价实地干起掏荒货的行当来厂。好在货源充足,脱手了一批还可以到“八办”去批发回来。还有一个优点,赶鬼市只消早起赶场一个多小时,真可谓速战速决,不妨碍我白天从事革命活动,和消化从“八办”掏来的图书。

我记得前后四次在“八办”运回许多畅销的货物,赶黑市的次数也相等,小金库共积累了三百多元中央票。为着那个小木屋关锁不严,小偷光顾非常方便,那时我没想着存银行,我出门那个小金库决不离身,反倒成了我的累赘。每次赶鬼市都是我们二人一同前往,一搭一挡协作得很好。我取出一笔钱给老李添了一副木板床,一只洗澡盆,添了一条新席子等等。因为木屋没处洗澡,那只澡盆其实是我们俩合用的。我提出帮助他一点伙食费,他坚决回绝了,说:“我们挣下这么些钱,是卖掉学生们的一片红心哪!多花这个钱良心上有愧哩!”他的这句话,提醒了我,我跟老李一起,追记了一份进货和收支的明细账目,以备将来一总向熊大姐好作个交代。(在这以前我没有管理过银钱出入,所以没有记账的习惯。)

八 黑房子里的秘密

为了执行省委宣传部给每个新党员上党课的指示,我因陋就简,就利用我这间木屋开办三两期党课讲师训练班,每期只收两名学生,一是大华厂的,一是铁路机厂的,由我挑选党支部的宣传委员,略有文化的青工来听讲。为了保密,这两个单位的学员在听课过程中,仍要做到互不相识,规定在夜间进入黑房子,进来以后背靠背坐在床的两端,讲完之后,有先有后分别离去。我讲党课的内容不外是党的历史,帝国主义侵华史,统一战线政策和党章党纲之类,老实说,都是陕公时期批发来的现成货色。

在这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屋子里讲党课,自有一种庄严肃穆和神秘的气氛,对新党员来说,还会添几分新奇、危险的紧张,以致学员们在听课时皆屏住呼吸,连咳嗽一声都觉着是不是闯了乱子。

在新学员中,还轧进一名西安事变前便已入党的老党员,那是我的最亲密的伙伴——大老李同志。他说自从入党以后三四年了,一次党课都不曾听过,他愿意做个旁听生。他在听了两次课以后,无限感慨地说:“你讲的这些个,对我来说是闻所未闻。前几年干的革命好像是稀里糊涂随大流过来的。”上党课使他重新认识自己,同时也改变了对小王的看法,以前他把我看成上海来的工人干部,听了课以后才承认王某原来是读书人。

为着复查毕业的讲师回到本支部授课的效果如何,过一阵又把他们[只来一位]请到寒舍,他做老师,我做学生,让他讲一遍给我听,这儿不写成“黑房子”,因为只须一个人来,白天也行。

在我忙于党课教学的日子里,小黑屋留下我一个人,夜晚又不点灯,在黑暗中,仰望着黑暗,脑袋里的私心杂念又开始翻腾:春来已经辞我而去,这里还有一个小白姑娘,为了我害得她神志不清,心里总想如何补救赎罪。前不久带给我一个好消息:说是大华厂轰炸以后,小白的精神变得清醒一些了,人家被飞机轰炸吓傻,而小白却因敌机一炸给炸醒了,只是她妈暂时不让小白去上工。这个传奇性的好消息引得我真想当面去测试一下。现在我有了个好题目了,何不请她到这儿来听党课呢?

昨晚打定了主意,第二个夜晚又把它否定了,我想,如果她真的复原了,来到我这个小木屋,又起旧梦重温的念头,留下来不走,我将如何打发呢?顾虑到西安回教的势力,如果我加以拒绝,她又旧病复发,这不又是害了她吗?

诸如此类的思潮反反复复,转辗反侧,总是没有决心实践头晚上想定的主意,终于没有请她踏进我的小木屋。

学员们到我处听党课,首先关照过必须严格遵守几条保密条例,其中有一条:不得带其他人到小木屋,但是这条规矩被一位姓金的宣传委员破坏了。在大白天,他带来一位中年妇女,一闯进我的门,就连声说:“我没法,我只有带她到你这里来,我知道不应当,我被她闹得没法子。”看来,金同志是明知故犯了。

那女人看见小木屋内没有落脚之处,站在外边埋怨小金道:“你带我来见个当官的,你是诓我!”我看见女的脸上的愁苦超过了愤怒,我到门外去对她说:“先别在外头嚷嚷,有话到屋里说。”我请她朝里坐,她迟疑地看了我一眼,还是看不出哪一点像个当官的,只是看我一副谦和的面色,她才为难地挤进来,坐在门边的床沿上。我把小门关住,生怕引起邻居的注意。

金同志是铁路机厂铸造支部的宣传委员,是他跟同事姓柴的宣传去延安的好处,姓柴的真有决心投奔革命,就抛妻别子去了延安。丈夫拍拍屁股一走了之,对妻子又没说明到哪儿去,只说去三五个月就回来的。厂里的工资到月头就停发了,为妻的开头两月是跟公婆一起过,日子长了,公公也负担不起。不幸,两个娃有一个生虚胖病,没钱抓药请郎中。公公不知从哪儿得来的消息,说儿子去了延安,一年半载回不来。老爷子急了,就吵着问媳妇要人,媳妇问谁去要自己的丈夫呢?她记起丈夫临行前留下一句话,有啥困难可以找小哥儿们小金商量,她才找到金同志索夫来了,可怜小金又找谁去还她的丈夫呢?柴的妻子连哭带吵纠缠小金不放,小金看到自己挺要好的伙伴家中确手缺柴少米,日子过不下去。正巧小金有机会上黑房子来听党课,我是他见过面的第一个共产党的长官,另一个有力的证明,老柴去延安的介绍信上,后头签名的恰好是我的名字,小金由此推断出:王若望既然有权送她丈夫去延安取经,也有权力把她的丈夫召回。在他的判断里,住在黑房子的南方人,做的官一定不小。

中国有句民谚:孩子哭了抱给他娘;文言的成语叫做:解铃还须系铃人。好罗!小金总算找到了门当户对的“系铃人”,就把哭着的媳妇领到夺去她夫君的长官家里来了。

当我听完了柴同志妻子的带着啜泣的陈述,金同志作的补充里含着无可奈何的抱歉,在我一手造成的家庭悲剧的面前,我能责备小金的不遵守保密条例吗?我能推诿,说我不是你怀有希望的长官吗?如果我讲道理说明共产党内无所谓做官时,那就把热心人小金陷于真的说谎者里去了。(否认共产党里同样有当官的,不也是一种诓骗吗?)

在这样的场合见到他们,我只有同情,只有对那位远方的未曾见过面的柴同志怀有崇高的敬意!

我连自己的未婚妻去了山西,我都不能把她调回来,要我把老柴从延安叫回来,我是无能为力的,但我忽然想起,在我的能力范围,可以给予一点帮助,赶快拿钱给娃儿请郎中抓药。我的视线射向屋里的小金库,我从里面取出五十元中央票,作为光荣家属的临时救济,一方面对这位大嫂多方鼓励和安慰,一方面又婉言讲明:这个小木屋是我临时找的地点,请你们看看,房子下面还有铁轮子,我是常常挪窝的,下回再到此地说不定我已经不在了。小金和柴大嫂千恩万谢地高高兴兴走了。

从这一回给柴大嫂发救济款的事件中,给了我—个启示:小金库的银钱接积攒了几百元,用在柴大嫂这号家属身上,才是花在刀口上的派了正经用场。可以想见:经我介绍去延安或是安吴堡的工人数以百计,其中像柴大嫂这样的特困户一定不少,问题在于,她们尽管有困难,只是不得其门而入,没找到“解铃人”罢了。我有心把小皮箱的存款用在救济困难家属上面,这对于发动更多的工人赴延安,一定产生促进的作用。我把这个意思跟惠子俊讲了,他颇表赞同,只是问我这笔钱要不要上缴“八办”呢?我说:熊大姐讲过,卖荒货所得的款子由我全权处理,作我的旧货店的资本,我只要开列一张收支清单交给她就行了。老惠问我:“听你的口气好大,小皮箱里有多少钱?”我回答:“已有两三百元了。”老惠吐一下舌头,不胜惊喜地说:“好家伙,你真的要做大老板了!”我相当得意地说:“往下我还可以去‘八办’掏点货物来,这是一笔大大的无本生意咧。”

老惠说:“你是继承了我们红军的优待光荣军属的传统,这是极有意义的事。”(惠是一九三二年入党的老党员,任刘子丹领导的红军修械厂的厂长。)

往后,我通知铁路上的支部书记朱子彤了解一下去延安的工人家属,预备给柴大嫂那样的特别困难户,给予少量的补助(这时,朱已提升为西安工委委员了)。我把同样的意思通知了大华纱厂的张自强,两个单位开列了近十户生活实在困难,甚至打算跟男人打离婚的,每—户分发四十至五十元不等(相当于普通工人三个月的工资),直至把我的小金库的存款发光为止。

以后我又跑了一趟“八办”,捞进一批服装,又赶了一趟鬼市。这笔进项我用来买进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的唱本和连环画,白天我挑着两筐子的“精神文明”,扁担两头覆盖着几件西装,长衫、到大华厂的单身工房去叫卖,引来许多工人和工人子弟,一齐来索取连环画和通俗唱本,有钱时只收成本,没钱时奉送几本。为了招引更多的顾客,我先在摊头上抓起唱本唱起抗战莲花落来。我记得这类唱本中有《八路军大战平型关》、《苏州河畔八百壮士》、《马占山收复失地》等等。大华厂歌咏队里有个队长认出了我,硬拉我上他家中喝茶,并且怀疑地问道:

“你是我们的教官(我教过歌咏队唱歌,后来,我卸任了,由陈玉川顶替),何至于落魄到这等地步呢?”

我微笑着揭开篓筐上的大褂,拿出几本抗日的唱本连环画,对他说:“我做的这个买卖,你是我的熟人,可以特别优待,你买一本,送一本。”

“呵呵,原来你是做的宣传救国的生意!”他激动地掏出钱来,坚决不要优待,推却着说:“还能叫你白送哇,你也是一样将本求利嘛,亏你给咱们工人送货上门,我算服你了。”

这项送书上门的业务,本非西安工委交办的任务,只因我背负掏荒货之美名,新近又发了一笔‘横财’、才设计出“散播文化到万家”的新的生意经,属于业余游戏和打杂耳!

这宗生意,平均一个星期出挑两趟,并不以大华工人宿舍为限,一直维持到我离开西安才宣告歇业。

在小木屋的生涯中,还有一件事不可不记:我拉过四天黄包车。

老李忽然卧病不起,发高烧,门口停一辆黄包车,我去服侍他喝水吃药(我买了一瓶阿司匹灵)。他对门外那辆黄包车不放心,我答应拉了空车归还到车行老板那里。他说:“你拉去可得要交一日的车租费呀!”我随身带着小金库,就说:“一块大洋租费,算得什么,我给他就是了。”我正要出门送车子去,老李阻止我:“既然交出一块钱,你就把车子搁着吧。”

他宁愿让车子闲着,就怕车子送还给车主,车主就会把它转给别人去拉,在班头上两天没人去租车,就怕给旁人占了,自己就会被挤出来,再轧进长日班就难了。他发愁地说:“我们做苦力就怕生病呀,生病就怕车老板把车子让出去呀!”

现在我操心的不再是病号,而是门口那辆空荡荡的黄包车了。忽然我有了一个冲动:何不由我顶替他去接客呢。

我拿到了老李的号衣披挂上阵,老李躺在床上竭力劝阻我。我穿上号衣,立即变成了地道的人力车夫了。我是怀有好奇和体验生活兴趣去干这一行的,老李怎能阻拦得住?

我共拉了四个白天的班次,从生活体验中总结出有介绍价值的有三条:第一,拉洋车和跑步运动员不同之处,倒不在于身后有没有载重物,而在于找到适合于自己体质的速度,我头一天接客,光注意拉得快,结果拉不了多远便弄得气急败坏,直干到第三天上,才掌握了不紧不慢的匀称的步伐,使两只腿几乎不受大脑指挥也能健步如飞,这是最不费力的轻松自如的境界。第二,我是个半调子的人力车夫;,拉黄包车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累人,一天我只拉四五个客人,由我作主,可以拒绝拉带大件行李的,跑远路的,路程不熟还有大块头的乘客。只因这四天的拉车带有玩票的性质(业余爱好唱戏,并不正式下海做演员者,称票友或玩票),干一天能挣出交车租的钱就满足了。第三,穿上号衣,觉着自己马上矮了一截,这是社会世俗的鄙视出大力劳动者的不平等观念所致,不过拉车的车夫本人也有低人一等的自轻自贱,多半是由于坐车的高高在上,脚跷黄天覇,在下拉车的挥汗如雨,形成了鲜明的阶级反差,给拉车的造成心理上、人格上的自卑感。连我这样的职业革命家,在拉车狂奔的途中都难以抗拒后座乘客辐射的屈辱,不管那乘客是职员,是弱女子,或是到城里探亲的乡下人。

直至老李退了热,吃得下一大碗饭了,我才结束了人力车夫的生涯。

九 转往宝鸡

省委通知:将我调离西安,前往宝鸡县任中心县委书记。调走我的原因,惠子俊下达省委决定时,他当面跟我说明:

“西安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了,八月份平民坊五号的宣侠父骑了自行车外出,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了。你的名字也列在陕西省党部的黑名单里了,组织上才决定把你调走,去宝鸡这个地方,因为有许多从武汉、上海内迁的工厂在那里,那里已形成一个新兴工业城市,你到那边还是以开辟工厂工作为主,又可以大干一番……”

从老惠的谈话中,我知道这次调动,可说是“临危受命”了。省委决定体现了党对我的爱护和重用,——要到几个县独当一面(中心县委相当于地委一级,即几个县统一的党的领导机关)。但要我马上离开这个古老的熟悉的城市,离开那些开始觉醒的工人同志,离开我的老李和小白……便有一种恋恋不舍之情。最使我震骇与痛苦的,是正在年富力强的宣侠父同志的惨死,他没有死在敌寇的枪炮下,而是死在共同抗日的盟友的暗害中。为了我伤愈归来,侠父还设家宴祝贺我死里逃生,想不到相距三个月,他自己却永远倒在内斗的血泊中。我真想去平民坊五号慰问他的家属,但宣公馆如今成了杀机四伏的危险地带,像我这样巳上了黑名单的人物,万万去不得,只有默默地致哀并压抑住胸中的无限悲愤了。(直至全国解放后,宣的夫人金铃同志在浙江省任劳动局长,我去拜访过她。她的女儿赴苏留学,我未能见着。参看《丁玲文集》五卷二二九页《回忆宣侠父烈士》)

我把一幢木屋交付给老李,便跟老惠和老李话别.当老李给惠子俊讲起我代他拉了四天洋车的事,他说着说着就止不住流下了热泪。一个大男人这时候流泪,表明他确实不愿我离开他。(后来我得知:两年后,我调离宝鸡后,他也去了宝鸡,他在那里,做兵运工作,即在保安队里发展党员,败露后被地方保安团打死。)老惠的遭际也不佳,他在一九三九年四月被捕,关了四个月,我党多方营救乃得释放,去了延安受政治审查一年多,停止党籍,即使查明他在狱中表现是坚定的,陕西省委也只让他做不重要的打杂工作,只活了三十三岁,忧郁而死。

带着几分伤感登上西去的列车,我心里在呼唤:

别了!我的长安!

到了新的城市——宝鸡,接待我的是西北工业合作总社的秘书长(简称“西北工合”,这是由国际援华人士在宋庆龄的倡议下募集外资捐款建立的,国际知名人士有斯沬脱莱,斯诺,路易艾黎等)。这位女秘书长名叫方纪,是个能力很强,风度雍容大方而且美丽的大学生。她看了省委的介绍信后,把我领到该“总社”办事处的密室中,扼要的讲了西北工合在宝鸡一带分布的情况,并且说:

“我早听说宝鸡地区有条件建立党的领导机关了,等了好久,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今天总算盼到了。”她答应马上通知西府地委书记吕同志(即吕剑人,解放后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西府”是风翔、宝鸡、岐山三县的总称,宝鸡县委是从西府地委分出来的)。

第二天吕剑人即来我下榻的旅馆会面。首先,他讲了宝鸡县的党组织情况,他说:“我们的党员在几个学校里任教师,力量还是很薄弱的,省委派你来主要是开展这里的工人工作、有一家申新纱厂搬到十里铺,因没有厂房,短期内不会开工,目前只有二十多名负责搬迁的技师和工人。现在宝鸡的工人队伍基本上是西北工合招募的失业工人,他们来自京、沪沿线的城市和武汉三镇,在宝鸡的已办起了三十多个合作社,虢镇和岐山也有一些。他们生产的是供应抗战部队的军用品,如小铁锹、军装、军毯和药品之类,在十里铺和金家寨则建立了汽车修理厂和制造胶皮轮马车;有一些小单位生产些啥,我一时也说下上来。所有这些工业部门,我们党的力量可说是—片空白,听说你在西安搞工人工作,完全是赤手空奉从无到有,正需要你来大显身手咧。”

听到这里,我回话道:“这里情况不同,我的那套经验未必用得上。”

然后,他讲到宝鸡县委的组成:“省委指定由你任中心县委书记,省委的意图:是让你以宝鸡为中心,捎带着把陇县、千阳等三个县划归你这里。这三个县也还是一片末开垦的处女地,需要你去打开局面。过几天还有一位女同志从延安调来,她也是老同志,在中心县委分工管组织和妇女委员吧。方纪同志可以分工管‘工合’一坨和兼管宣传,这样,初步把县委的班子搭起来了。”他最后说:“你来宝鸡,理应改头换面,你打算换个什么名字呢?”

我脱口而出:“我改名陈蝶飞。‘蝶’字是蝴蝶的蝶,它是经历好几次变化,越变越美丽的昆虫。我原来的名字,在西安是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现在摇身一变,变成一只蝴蝶,飞到宝鸡陈列在你的面前了。”这个假名字,我在出发来宝鸡的火车上就准备好了。他听了我的介绍不禁畅怀笑出声来。

老吕笑笑说:“我倒不要你美丽,只要这个名字好记。”

两天后的一个下午,从延安来的女将提前到达,我们四人(县委三个成员,加上吕剑人)集合在西北工合办事处的一问密室里,宣告了宝鸡第一届县委的正式成立。听从方纪安排,县委机关以“工合”的一个纺毛站作为掩护,设立在虢镇附近的永清堡。

在开头的十天之内,我跑遍了宝鸡县的山山水水,凡那里有共产党人的地方,我都跑到。我也到十里铺车站寻访了从远道而来的申新纱厂,但见车站附近堆积如山标记着“申新”字号大小板箱,无声无息地躺在露天里。我想起老惠所说的“那是全新兴的工业城市”,我才知道他所描述的与这里的实际有多么大的距离。我昨日跟吕剑人所说的一句客气话:“西安的那一套经验在这里用下上”,不幸被我言中了。

在宝鸡一段时间里,我负责的工运工作可以说毫无建树,值得一提的是永清堡毛纺站里发生一件不愉快的故事:

西北工合接受了国民党军政部的定做七十万条军用毛毯的任务(其中五万条是发给八路军的),这项任务交货时间紧迫,数字又大,成了刚成立不久的西北工合以实际行动支持前方部队的严重考验。只有广泛动员农村妇女,用手工纺羊毛,这是第一道工序,毛线织成毛毯则利用农民的手工织布机加以改造。整个西北工合的四千多社员全都为完成七十万条毛毯迅速行动起来。永清堡毛纺站不过是成百个纺毛站中的一个。由县委妇女委员李锦任站长,我在里头挂了个会计的名义。在前几次弄了个职业作掩护,都是有名无实作幌子,唯有这回身负县委书记的重任,却被挂名的会计事务缠身,必须实打实的干,来不得一点含糊。此如说:运来一包一包的羊毛要过秤,而每个农村妇女来领羊毛,要过秤、检验、登账,还要付工钱等等。这项工作非常繁琐,一天干下来,弄得浑身沾上羊毛,自己也快变成羊了。我的颇为得意的新名字陈蝶飞没能打响,四乡的妇女皆以“毛陈”呼我。有时我要外出跑关系,站长李锦就随便拉了个纺毛宣传队里的姑娘来顶替我的差使。纺毛宣传队里全是妇女,其中有大后方逃亡到宝鸡的知识分子、女工,也有从延安派来参加县委工作的陕公学生,至今我记得的姑娘,有林颖、郑六妹、鲁明等。她们的工作就是走村串巷,到各个村子去动员妇女,谁愿意纺毛的即发给一辆纺车,一个纺毛纪事本。

各个村庄的妇女,到永清堡来交付毛线时总喜欢成群结队,拉帮结派而来,在毛纺总收货处就挤满了嘁嘁喳喳的大嫂和大姐们;这时候就忙坏了毛陈了。

一天上午忽然在大门外等着过秤的妇女发出惊呼:

“不好!伤兵打上门来了。”说罢就拔腿夺门而出,甚至扔下了怀里的半成品。聚在堂屋里的娘儿们也想溜,发现已经被举起棍棒的伤兵里三层外三层堵塞得水泄不通。我挤到门口一看,果然有成群结队的伤兵,有一些举起了代步的拐杖,现在改作武器使用了。毛陈见来势汹汹,想关起门来寻个藏身之地,伤兵们看到浑身长毛的人露面,他们没有往里冲而是扬手指着毛陈,大声地喊出:“请你们的站长出来说话!”

一听此言我定了定神,对方这句话表明伤兵不像是搞打砸而来,毛纺站不知在什么事情上得罪了这帮丘八爷?在这紧张危急之际,毛陈想:如果叫女将出来,恐怕对付不了这帮人,四顾左右,全是女性,自己身为男子汉,又是中心县委书记,理应挺身而出,站到自己的中心位置上。我果断地对门外的众伤兵说:“李站长出去发放纺车了,不在此地,诸位有什么事尽管找我!”毛陈马上眉开眼笑地招呼伤病员同志到里边坐,“有话请进来说”(一边悄悄地派遣一位农村姑娘进里院通知李站长,要她不要走出房门)。门外伤兵的怒气便消解掉一半,只是没一个人肯进来坐的。

有一名并没拿拐杖,肘弯里拴着一块夹板的伤员用关外的口音说:

“你们凭什么没收了咱们五个弟兄的小红本?”

本来,发动虢镇的后方医院的伤病员也来纺毛线,是毛陈的倡议,这对伤病员有三大好处:不至于闲着没事干,到外边去闹事;二挣点工钱,还可改善生活;第三表明后方伤员们不忘前方将士,他们还以纺线织军毯的实际行动支持前方将士,又有极大的政治意义。后方医院管理当局顿表赞同,结果伤病员队伍包括一部分护士,几乎人人都领到了一个小红本、一辆纺车。小红本就是“纺毛记事手册”,上面记有每次领羊毛线,付多少工资,一旦没收了这个小红本,就取消了他的纺毛资格,可算是最严厉的处分(相当于开除出校出党)。只有连续几次发现纺的毛线质量太差,或查出毛线中掺水掺假压份量的情况,才没收小红本。

农村妇女干活比较老实,从未有弄虚作假的,伤病员中就有人掺水、拌沙上之类的作伪,他们的目的不过是想留下一点羊毛,好给自己打件毛衣之类。我在收购处,碰着这一类事,一般的劝告几句,批评得对方脸红为止,连工资也没少给。我料想没收小红本之事,多半是临时抓差顶替我做会计的女同志干的,她们执法如山,干事比我认真,只是不知道伤病员的脾气;我也不便把责任推到她的头上。

我就站在大门口的石凳子上(纺毛站设在一家石库门房子里,大门两边有石墩子),一开头就问:

“既然有五位同志没有了纺毛记事本,那么,请这五位荣誉军人讲讲小红本被没收的情形。”

门外的人群中有人回话说:“他们是伤号,来不了。我们是代表他们来的。”

另一人真实地讲出他的来意:“娘儿们纺毛,没听说有没收的,为什么你们专门冲着荣誉军人?今儿收去五本,明儿再收五本六本,你说句话,往后还要不要我们荣誉军人呀!”

上述两位同志的发言,暴露了矛盾的一方的心理和原因,毛陈心里踏实了,矛盾的另一方就理直气壮地回复道:

“诸位大概是替五位荣誉军人打抱不平来的吧!如果纺毛站不讲道理,委屈了他们,为什么自己不来,还要请代表来呢?军队有军法,我们纺毛站预先讲明也立下几条规矩的,这几位荣誉军人在交毛线的时候,我查出做了手脚,拆了烂污,才没收了小红本的。你们自己保质保量交了毛线,问心无愧,谁会没收你们的小红本呢?你们为了义气替他们打抱不平,这不是保护了存心给公家拆烂污的人吗?假如我们给前方将士供给的毛毯经不起拉撑,用了十天半月就变成了一堆乱毛,他们一定会破口大骂,不就是骂我毛陈,也骂了拆烂污朋友吗?所以,我不得不得罪这五位荣誉军人同志,也就是为了维护荣誉军人的荣誉呀!”

略作停顿,考察一下全体伤病员的来势汹汹已转换成垂头丧气,个个低着头赶快躲过毛陈的视线,最后,毛陈还给他们留有余地,又说:

“我这里小红本有的是,现在我就预备发还给他们,他们既然没来,不要紧,从你们中间,出来五位同志代领也可以,不过要给我们留下一个收条,只要写上一句话:保证领取小红本的你的朋友一定按照纺毛站的要求交货就行。”

可以说,这是一场无理取闹的闹事,但我并没给他们定性为“闹事”,更不用说“动乱”和“暴乱”了。这样,通过讲道理,谈规矩,在唤醒荣誉军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中,一场纠纷总算和平解决。被堵塞在收购处的几十位大姐大嫂们,起初蜷缩在屋角里吓得瑟瑟发抖,她们亲自看到了“连毛猢狲”(大概是“毛陈”的爱称)如何打发了明火执杖打上门来的丘八爷的,同时也改变了她们对伤病员总是蛮不讲理的成见。

十 多情反被无情恼

我与李锦同志朝夕相处,我们生活在一个大院里,县委处理日常事务,她对我很尊重,日子长了,就自然相互吸引,相互爱慕。她对我体贴入微,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要是没准时回来,她会焦虑不安;我出门之前,口袋里带些什么,她都要过细检查过,因她在天津住过党中央华北局的领导机关,对秘密工作的一套比我周密;而“毛陈”最使她伤脑筋的就是要做到整齐清洁,每天收工以后,脱下毛茸茸的外衣,她总是耐心地剔除粘在他头发,耳朵根的毛,务必使“连毛猢猕”变成她的意中人为止。

我们俩已经堕入爱河,而我和她都不觉得,也不承认,尽管她的宣传队员的姑娘们背着我们在窈窈私语,方纪同志在一次县委碰头会上透出一句调侃的话(原话已记不起了),说明她也听到风言风语,而我和她依旧浑然不觉,对爱情问题都避而不提。

李锦为什么不像小白那样开门见山,我不得而知。在我这方面却有种种因素使我难以启齿,实因我的里里外外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两个人似乎被没完没了的羊毛线捆住了。其次是自徐春来至小白,在爱情上没一个是成功的,反惹出许多烦恼,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见了女子就害怕的变态心理。第三,因为她是有夫之妇,她的年龄比我大两岁。

吕剑人同志曾给我介绍李锦的来历:

她曾在中共北方局的秘密机关做过机密工作,现在她是党中央的某部长的妻子;某部长调赴延安后,这姑娘眼界高了,就跟这位首长闹翻了,张大姐(即张秀岩)和蔡大姐(蔡畅)代表组织做说服调解工作,无奈李锦还是闹着要离婚,中组部考虑到他们是一对患难夫妻,她丈夫年龄偏高,与她离异以后,他要找到这般合适的对象就难了,才研究出缓和矛盾,把李锦从她丈夫身边调开一个时候,给她一个冷静考虑的冷却期,这样,张大姐提议才把她调来陕西省委分派工作。

听了老吕的介绍,我很同情李锦,站在她的立场上,我以为:女共产党员同样有为她们自己争取婚姻自由和个人幸福的权利。我党应该支持女同志,这才符合男女平权的原则。

她可不曾提及那个大干部,她跟大伙儿照常说唱谈笑,简真是个乐天派。在她身上,那个不愉快的婚姻似乎没有影响工作情绪,但我知道,她的乐天不过是强忍着眼泪的欢笑。或许,她在这里度过冷却期,她的情绪正在走向冷却吧?我又不便去刺痛她心灵深处的创伤。

我等待她首先开口,等了好久好久,有一天,她终于揭开了心中的秘密,时间是在夜间,地点在我的宿舍,房间里一灯如豆。关于我的住处,是纺毛站独一无二的男生宿舍,因为这里只有一个男性,才得享受孤独的特殊优待。至于李锦,她的卧室中安排了另外两个女党员:林颖和鲁明,在那里没法谈悄悄话。大概因为我享用单独一间房未免太奢侈了,多余的空间就利用作堆积毛线的仓库,有时毛线索性侵占到我的卧榻上,好在滚下来也不会跌痛。

李锦不愧是秘密工作的行家里手,善于利用地形,她也不怕羊毛粘身,就躺在我的毛线堆上,我则离她两尺远,坐在自己的铺位上。

她的开场白是这样的:“你跟宣传队的姑娘们每天讲革命故事,今天,要不要听听我的革命故事?”

“我告诉你吧,我结过婚,结婚的是个大干部,他是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我压根儿并不爱他,可以说一天也没爱过。我们是在天津住机关,组织上安排我跟一个比我大二十岁的男人做假夫妻,起初我以为是假的,就像我在孩提时光跟男孩子一同做家家那样(男女小孩学大人拜堂成亲,儿童语言叫‘做家家’)。我那年才十八岁,一男一女住在一起,他一再强逼我就范,我高低不答应,我抗拒,我哭,我不吃饭,我真怕这个大男人对我施暴,后来这个家伙服了,他对我的顽强抵抗服了。一年之内确实很和平,很规矩,连动手动脚也不敢,这样,我开始尊敬他、可怜他,然后发展为同情他,我在这一年中知道了男女之间的许多事,我的姐姐也在为这个大男人暗中使劲。”

“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春天,我屈服了,在他诚恳的又是紧迫的甜言蜜语下,我作了让步,他得逞了。从那以后,这个家伙一下子变得生硬,我憋着一肚子气,他从来不问个为什么。他只有一句话:‘你这是小孩子睥气’。这成了他的口头禅,他始终不理解我,只把我看成是可以随便指使的小孩子。结果,隔夜的气未消,倒又增添了新的怨气,日子长了,积累的怨气就变成愤怒。有时他挖苦我,我不该害得他多做了一年光棍,在我妥协以后要在我身上讨还欠债似的,你说这个男人多无聊!实际上,他仅仅把我当成他泄欲的工具,幸喜我没有替他生个孩子。我不明白我们的党为何把年幼的女子安排这样的用场,冠冕堂皇的理由说是为了革命的需要,我看仅仅是为了满足男人的需要。”

压抑在李锦心中的愤懑和哀愁,今晚才找到一个机会尽情发泄出来,讲到这里她像受了欺侮的大姑娘啜泣了。她使劲抹去眼泪,接着说:

“我那个大男人是安徽人,年轻时候在上海读书,进了一个外国语进修学校,学了两年俄文,在那里他与曹靖华、刘少奇同学,因他生就俄国人那样的大鼻子,同学们便叫他柯大鼻子。而他接受了五四运动喜欢给自己取怪名字的新潮,给自己起了一个怪名字,叫做柯怪君。一九二一年他去过俄国,并且在俄共代表会上见到了列宁,他是担任中国代表的翻译。老革命并不意味着他懂得尊重女性,懂得爱情。他的怪,一是脾气怪,二是追求改名字的时髦,而他的待人接物依旧是君君、臣臣的一套。在婚姻问题上同样是十足的封建观念,在工作上养成霸头作风,喜欢居高临下指挥人,一有‘不’字就发脾气。五四运动造就的一批共产党人,并没有跳出封建的圈子,包括那个时代追求男女平权的妇女,也是如此。检查我自己,何尝跳得出既定的封建的枷锁?我终于屈服了,成为他的妻子,让我在悔恨和苦恼中讨生活,我无力挣脱这个命运!”

我插话道:“为什么你不早点跟他离婚?要等到去了延安才提出呢?他做官越做越大,你要离婚就更困难了。”

“你听说了吗?”她不安地问道。

我说:“吕剑人告诉过我,说你是为了闹离婚,组织上不同意离,给你一个冷静思考的冷却期呀!”

李锦冷笑了,说:“他告诉了你也没关系。他们一天不答应,我一天都冷静不下来。在秘密的年代,我们生活在绝密的小家庭里,我有满腹苦处向谁去说去?我气急了曾向他提出,我们还是早点分开的好,再这样下去我活不长的,你听听他怎么说吧,说我在用死威胁他。他还用许多吓人的大帽子吓唬我;说我对革命厌倦了,动摇了。我当即回答他:我对革命没厌倦,我对你确实厌倦了。我本来对革命不厌倦的,碰上你这号麻木不仁的人,引导我对革命也产生了厌倦。你就这样报告组织上,我也不否认。他说:我就是代表组织,你向谁报告呢?我若是真的给你报告上去,为了组织的安全,说不定组织上把你当叛徒宰了。

“我们没去延安以前,就已经形成对立状态,相互不理不睬,我们不是同床异梦,而是根本不同床。这时候轮到他怨气冲天以至怀恨在心了。一进入延安,我有机会接触更多的党的首长,大多是光棍,结了婚的,不是没有幸福的对子,像李富春和蔡畅,因为他们真心恋爱过。但也有面和心不和的,同床异梦的,几乎都是组织上做的媒,勉强结合,结果是强扭的瓜不甜。我在延安的生活中获得一种自信,也获得一种新的力量,也许我党已结束了地下活动,走到阳光里了,接触的人也多了。趁我现在还年轻,我为啥要跟一个木偶、一具僵尸生活在一起?无论他的官做得多么大,他的无情,他对女人的歧视,他的愚蠢和粗野,不会有什么改变。蔡大姐、张大姐前来做说客,我也是这么回答她们:你们为啥总是替他说好话?我们在一起生活足足有四年了,他的好赖我比你们知道得更清楚!你们说他党性强,资格老,我不稀罕这些。党性强而不懂得爱情,他也许可以成为一个好的领导,但绝不能做个多情多义的好的丈夫!官越做越大,在家庭里反而变得更加盛气凌人、架子十足,我偏不吃这个!我决心离开他,我是铁了心了。”

我从床上一跃而起,十分激动地说:“你这是对党的束缚女性的新礼教的一次反叛!我完全支持你的勇敢!”

李锦接着说:“今日是我把郁积在心头的怨气一齐向你发泄了,讲出来我会感到一阵轻松。两位大姐安排我到这里来,一再嘱咐我好生考虑,还是希望我回心转意。现在你听到了吧?我在这儿是怎样冷却,怎样回心转意的,我的心不但没有冷却,我的心更热了,几乎热得快沸腾了。”

我能理解她所说的“热血沸腾”是指的什么,我们告别的时候,我说了一句蕴藉的话:

“我倒需要有一个冷却期,给我时间好生思考思考呢!”

自从这次夜谈以后,我们的感情又上了一个台阶。我们做到了无话不谈,处处心领神会,在默默地眉目传情中彼此揣摩隐蔽的语言,不过我们俩有机会在一处时,她不肯首先发难,也从来不问毛陈的爱情经历。在她心目中,大概把毛陈看成是个纯而又纯还没有偷吃禁果的小青年。只是有一次她突然问道:

“你那回讲的给你时间好好考虑一番,你考虑得怎么样呢?能不能告知一二呢?”

“我考虑过,爱情问题上年龄差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相互真正理解,相互体贴,恩爱协作能够像一个人一样。”

听了我的表白,她有所领悟地笑了,但欲言又止,楞着眼看了我一会儿。

在毛陈解决了那场伤员打上门来的事变后,她试探性的向我提出这么一个问题:

“……我们队上的姑娘们都称赞你很勇敢机智,你知道吗?有好几个姑娘迷上你了,我有责任把这个情况报告你,不过你得回答我,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呢?”

我答道:“谢谢你告诉我这个好消息,你不是不知道,我忙得要命,没功夫谈恋爱,她们中有人对我有好感,我也没留意,至今没一个是我特别喜欢的。”

我讲的是实情,我没料到这样的回答对李锦来说却是正中下怀,她对我“放心了”,以为“此人可靠”,是可以达到互相理解、互相体贴的理想的人选。紧接着,在某一个夜晚,在唯一的男子独用房间,在同一的毛线堆上,她大胆地提出:

“我们就在这里结婚吧!”

在春天的如此美好的夜晚,在一灯如豆的昏暗中,散发着草原上羊群的气息,我钦佩她敢于反叛强加给她的死亡婚姻,特别是我在情场屡遭挫折,急于想找个值得去爱的对象填塞人生中的这个空白,我答应了,毫不迟疑地答应了。当我表示同意的一刹那,她快乐得哭了,于是把我紧紧地抱在她的怀中,正是在我们皆处在极度兴奋中,作出决定在五一劳动节宣告:结婚!

头一个得知这个决定的是方纪,我们请她担任证婚人,她对县委书记和组织部长联姻当然投了赞成票,也就等于是县委一致通过已取得了合法。我们托她转告吕剑人同志(吕的联络处只有方纪知道),带有报喜的性质,根本没想到男女双方都是县党委委员,还需请上一级批准的不成文法。

在永清堡纺毛站,这个喜讯是由李锦的同室队员传播出去的,全体姑娘们听到这么一条头号新闻,嘻嘻哈哈嘁嘁喳喳就像一锅烧开的水。离五一节不到二十天了,她们迅速投入喜庆婚礼的筹备:诸如给永清堡的每个纺毛户发一块喜糖(其实是饴糖粘了炒米花),准备一场热烈的联欢晚会等等。头等大事是布置新房,唯有这项工作最简单,新房仍在可用的新郎宿舍里,只须把堆积的制成品从房里扫地出门就行了。

新郎和新娘以一种焦急的心情盼望五一节。离喜日还有十三天了,这个西方视为不吉利的日子,宝鸡县的一对新郎新娘终于没有跨过这倒霉的后十三日的门褴。

由方纪姑娘从城里带来一条十万火急的省委指令:令王若望从速起程,把该县工作交接给方纪同志,即日赴延安中组部报到。

据方纪同志告诉我们,她向吕剑人报完喜,老吕面露不悦之色,他说,小李不是一般的同志,她属于中央管的,贸然在下边自说自话结婚,我怎么去跟省委交代?

李锦一听说有这个指令,面孔胀得通红,咬牙切齿地说:“这一定是老吕报告了省委,是中组部出的旨意,让我们结婚的喜事终成泡影。我们可以不理它,难道共产党还要跟踪我到天涯海角,为了剥夺我们的结婚自由吗?”

我跟方纪都感到跟党中央闹别扭不大好,我的脸色苍白,喉头气得一时都说不出话来。李锦也看出了我们的犹豫和慌乱,她说:“你去延安咱没有意见,我的意见过了五一节再去也不迟,反正天不会坍下来,我要让那个背后用计扼杀我的霸头知道,我已经另立家庭,也好气杀这个大鼻子,叫他死了这份心!”

我双手战懔着让证婚人注意省委的指令上着重用了两个时间定语,一是“从速”,一是“即日”。方纪皱起眉头劝说李锦冷静下来,还是把婚礼搁一搁,先放毛陈去延安,不能叫你的新郎为难。这上头的语气,很有点“急急如律令勅”咧。

我联想起当年徐老师到恒安坊灶披间下紧急通知给我,也是火侥眉毛,限时限刻,要我立刻离开我的住所,加上我的名字上了西安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黑名单,我们不该怀疑党组织的调令有什么计谋在内,要知道古来有句话叫“军令如山、君命难违”,这事决不可马虎。经我这么一说,李锦才放我跑了。最后,我还郑重宣誓道:只要我们的爱是自愿的,牢固的,什么指令,什么霸头也休想拆散我们。我相信我们的婚期错过了初一,拖不过十五。

熬过了一个最苦恼的夜晚,第二天,我像个斗败的公鸡,垂头丧气上路赶火车,我跟方纪劝她不必送行了。这时候,她同意不上车站,就一个人反锁在自己的屋里痛哭起来!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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