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埃利克·奥森纳
译/李欣
节选自《水的未来》

一条特殊的高速公路从小城宜昌(400万人口)出发,直达大坝。一支人民武警部队把守着入口,没有通行证的车辆一律不准进入。车开得很慢,武警们注视着行人。您最好放松表情,因为一旦出现任何细微的异常,无论您来自什么单位,他们都会责令您返回。这里的武警部队是一支精锐部队,负责大坝的安全。政府在严密地防范着恐怖袭击。

汽车在长长的隧道中穿行,我的大脑里开始产生一些偏执的念头。我发现四周遍布摄像头,偶尔见到一点蓝天的时候,周围的景色也令人心惊——我们正沿着荒芜、陡峭的高山前行,山与山之间有挖凿出来的深谷。为了配合这种肃杀的气氛,老天特意下起倾盆大雨。我的念头得到了印证——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被带进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的电影情节中。我们在向一个秘密基地靠近,这个基地关系着人类的安危,各种邪恶的势力都想把它破坏掉。

我没能亲眼目睹世界上最大的水坝——三峡大坝,却被带到一个模型前,身穿豹纹塑料雨衣的女导游自我陶醉般地给我们做着讲解。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她当时列举了很多数字,只是早已忘数字具体是多少。

宜昌

· “小城”宜昌 ·

我们走出来。穿豹纹雨衣的导游钻进一辆黑色公务车里,我们的车紧随其后。无论遇到什么情况,车队都不能停下来,以免被误认为是恐怖袭击。

前方突然出现一团昏暗的颜色。回到旅馆后我才知道这是为了截取长江水而修建的一个“小”水库,蓄水量为100亿立方米。水库大坝长2309.5米,高185米。我从山顶上看到一些奇怪的设施,形状好似脱了臼的胳膊,颜色似乎是橘红色。难道三峡还给历史并不悠久的中国雕塑业提供了发展的机会?喂,先生,那是吊车。闸门系统出现故障时,可以用吊车吊起水闸。

这下我放心了。雨越下越大,万一大坝顶不住……

“明天我们再来。”莫里斯·卡萨利(Maurice Casali)信誓旦旦地说。“您给中国施了什么魔法?我已经在这儿待了四年,从没遇到过这样的坏天气。肯定是因为西藏问题!”

我还没给您介绍莫里斯……秘鲁、巴西、扎伊尔、印度尼西亚、阿尔巴尼亚、哥伦比亚……莫里斯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为各地的大坝安装阿尔斯通公司出产的水轮机上。

从今天早晨起,莫里斯就一直陪着我。他是个胖胖的家伙,待人宽厚,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但又有点腼腆。他的左小臂上有一个文身,形状像个问号。渐渐地,我对水轮机这个新领域有了初步了解。水轮机分为佩尔顿式(Pelton)、弗朗西斯式(Francis)、卡普兰式(Kaplan)……莫里斯对我产生了信任,开始将自己的知识倾囊倒出。大雨缩短了我们参观的行程,雨水密得像大雾一样,使我无法看到三峡的模样。它就像一道灰色的厚帘子,跟随着我们,包裹着我们,当然还会淋湿我们(虽然我身穿从豹纹导游那儿借来的雨衣,但这雨衣实在太小了)。

三峡大坝

· 三峡大坝 ·

莫里斯有过艰苦的经历。在安第斯山脉工作的时候,他的卡车前方的道路恰好发生了塌陷,接着车后的道路也发生了塌陷。您已经猜到了,路下面就是悬崖绝壁,他和司机像囚犯一样在这块没有塌掉的神奇路面上困了三天,他们靠救援人员用鱼竿递过来的食物才得以幸存(我需要解释一下操作过程:先用竿子把绳子甩过去,然后把食物挂在绳子上,再顺着绳子滑到对面,如此反复。)。

还有一次,在扎伊尔,他的工人迟迟不来上工。他先是感到惊讶,然后开始担心。等他跑到工人们的村子里一看,发现他们和他们的老婆、孩子都被隔断了喉咙。

应该说,莫里斯的命很硬。海外工地监工都是与众不同的人物。每一天,他们都要在工作中证明自己领取高额工资是合情合理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必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能有太多的个人情绪。但三峡工程却让莫里斯感到痛苦,这当然还是因为水轮机。您已经感觉到了,这些水轮机就是他的孩子,就是他传奇人生中全部的爱。

“十四座!整个工程完工后,大坝将有三十二座水轮机。我们将负责修建、安装其中的十四座,由阿尔斯通公司签下的十四座。您猜其余十八座怎么办?都是阿尔斯通的复制品。为了拿下这十四座水轮机的合同,我们必须提供图纸,而且是全部图纸。他们只要照着葫芦画瓢就行了。您知道吗,让我感到痛苦的是……唉,我说的所谓痛苦,就是大坝建造过程中根本没被提到过阿尔斯通,资料里也看不到阿尔斯通的字样。您见过哪个指示牌上有阿尔斯通吗?从来没有。就像中国人真的独立完成了这一切似的!”

三峡旧照

· 三峡旧照 ·

莫里斯目光呆滞。他说在任何其他国家,电视和报纸在竣工当天都会来采访他们。阿尔斯通公司里会一片欢腾,因为工作成绩得到了肯定……

“在这儿,我们什么都不是,顶多算个分包商。如果你咽不下这口气,最好走人……”

“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优势了吗?”

“我们的优势在于经验,而且只剩经验了。我们的研发中心有上百年历史。新中国开放只有二十年,但追赶的速度非常快。我们还有一点点优势,仅仅一点点……”

后来,莫里斯开着雪铁龙-毕加索汽车,带我参观宜昌新城。

“十年前,您在这儿只能看到农田。最初,他们修建了一条马路,只是一条小马路,但配套设施齐全,有下水道、机动车道、人行道、路灯……后来,他们开始建楼,每年建两公里的楼!”

莫里斯又来了精神,目光也闪烁起来。

“我忘记了最精彩的一段故事!那边的山有点碍事,您看到没有?就在十字路口那里。他们花了很短的时间,用十几辆推土机,三下两下就铲平了那座大山!啊!我也算目睹过开山的人了!”如果您像莫里斯一样推崇解决问题的能力,您肯定会佩服中国人。莫里斯离开的时候,嘴里小声嘀咕了一句:“这些人想到哪儿就做到哪儿。一旦决定,就马上开始行动!”

在莫里斯身上,莫名的哀愁从来不会持续太久。

***

洪水……怎样理解这个持续了几千年的难题?

就此,我咨询了顾艺琳,不仅仅因为我喜欢读她的书(《水——中国永恒的挑战》,第五届世界水资源大会特刊)。

1967年,“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一年。艺琳的父亲因为是建筑学教授而被关进监狱。艺琳的母亲也是教授,同样也遭到冲击,每周都要忍受公开批判。艺琳当时15岁,是上海外国语学校的一名优秀学生。她出身“黑五类”家庭,所以不能参加红卫兵。她决定到乡下去接受锻炼,洗清自己的身世。另外两个同龄的学生也选择了这条道路,于是他们一起被分配到开封附近的一个村子。这个村子在黄河以南100公里,非常贫穷,经常遭受黄河泥水的冲击。村长把他们领到一座黄土包前,土包上开了几个洞当做窗户,这就是他们的住处了。

“你们就住在这儿。”

黄河

· 黄河 ·

要知道在那之前,艺琳从没离开过城市,只住过“资产阶级”的公寓。她强忍着内心的惊恐,表现出一副优秀战士的模样,问道:

“我们没有占别人的地方吧?”

“去年夏天,住在这儿的4个人都淹死了。当时他们正在睡觉,醒来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大水已经把他们包围了。进入7月以后,睡觉时也最好睁一只眼。现在刚1月,你们还有时间……”

我不禁在想,在四个黄河幽灵的陪伴下,三个年轻人是如何在那里挨过第一个寒夜的。接着,我开始进行一项计算。我得承认,这样的计算有点愚蠢——我把这几个女孩的焦虑乘以中国领土上的河流经历过的夏天天数,得出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接着,我又用它乘以自古以来在这些河流附近居住过的居民总数……

我承认,这样算出的数字没有任何意义。另外,我也永远算不清这个数字。但它也许能说明中国人遭受水患困扰的程度。

艺琳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女孩儿们辛苦地劳作着,只为能填饱肚子,因为粮食的分配与付出的劳动直接挂钩。5个同样来自“黑五类”家庭的男孩子也来到这个村子,加入她们的行列。大家知道,男人的忍耐力比女人差,神经也比女人脆弱。华更是如此,他难以忍受这种生活,日渐消瘦下去。“文化大革命”期间自杀的人不计其数,年龄有长有幼。艺琳开始担心了。党组织注意到她饱满的工作热情和良好的纪律,决定给她提供一个到附近工厂工作的机会,那儿的吃住条件会好一些。她把这个机会让给了华。华含着眼泪向她表示感谢。

第二年夏天,华死了。这次他还是被黄河水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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