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抗婚小组

青年人来延安的都是高高兴兴,我第二次回延安却是一个失落了新娘的丧家之犬。我赶紧赶到中央组织部报到,接待我的人从容不迫地向我说明:把你调回中央青委。他既没有提到国民党将要下手捉拿你,更没谈到授意的是蔡大姐(畅)或张大姐(秀岩);因我去过安吴堡青训班,就归属中央青委系统了,故称“调回”中央青委,这是通常的一般性调职,一点用不着大惊小怪。回想在永清堡出发前的猜疑和痛苦都是多余的庸人自扰。我把自己的感觉和证明我们错误估计形势,写了一封信告知李锦,要她宽心、放心。

这样,我就在中央青委占有的山头,被分配住到大砭沟的窑洞里(大砭沟与大便谐音,与之对称的还有小便沟,似乎不雅,但当时的领导没有心思在名称上革命化,像后来喜欢给路名、商店、学校、工厂处处换上新的称呼那样)。委派给我的职称是“青工科长”,我就在大砭沟里安家落户了。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我对李锦的刻骨铭心的相思逐渐淡化;那个流产的婚礼留给我心留上的伤痛也渐渐平复,毕竟革命者不宜太纠缠在儿女情长上面,刚到新的工作岗位总要先抡得起三斧头,在青工工作中做出点成绩来。

陕北是个贫瘠荒凉的山区,也是工业最不发达的地区,我去过绥德、米脂一带考察家庭手工业,到延安参观过用原始的方法吸取石油的矿井;我也曾下过深达两三丈的土煤窑,看见矿工俯下身,在黑色的泥浆中,拖运载煤块的爬犁(似小型的雪橇状),艰辛地把煤块送至洞口。我发现井下矿工普遍生了柳拐子症状,在关节处长出肉瘤来,工人们痛苦万分,不懂治疗方法,只晓得听天由命。我知道系身体中缺碘、缺钙所致,但延安地区找不到海藻类的食物。我建议矿下工人每天要晒太阳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这个给矿工施行日光浴疗法,还是我从一本杂志上介绍德国鲁尔煤矿的报导中学来的,想不到在这里派上了大用场。新上任的青工科长,只凭他一句话,果然灵验,下车伊始的头一炮总算打响了。

除此以外,对陕北农村的雇工制度,我进行了调查研究。我发现这一带流行一种农奴制原型的站年汉婚姻,即长工给有女儿的人家白干活若干年,做满规定的岁月,即将女儿赐给他做妻房。“站年”二字含义很深,在未来的老丈人家“站”着干几年,告别了流浪和无家室的生活,就算是“站”住了脚根,故称站年汉。“站年汉”是与“流浪汉”和“光棍汉”对称的词汇。当我了解到这个古老的婚姻制度在陕北还原封未动,我才明白中国流传很广的“唐伯虎点秋香”的《三笑姻缘》(明代名画家唐寅看中了华太师家的丫环秋香,情愿卖身为奴三年,以合法的渠道向秋香求婚)这个荒唐的故事,正是反映了古代的历史真实,唐伯虎岂不就是“站年汉”吗?只为卖身为奴的是文人墨客,这个故事才显得不同凡响。根据现实的存在与《三笑姻缘》作对比研究,可见它并不荒诞呢!

我的第一篇小说《站年汉》就是以陕北流行的站年汉制为题材,写到共产党到来以后使这个古老的风俗受到挑战。这篇小说在胡风主编的《七月》文艺刊物上发表了(一九四O年十二月第六集—、二期合刊,编人香港东西文化出版公司印行的《王若望文选》,台湾林白出版社《第二次结婚》的小说集中也收入了)。如果说:我下土煤窑打响第一炮是得益于有关德国鲁尔矿区的报告,在创作上打响的第二炮却是受了“唐伯虎点秋香”这个古老的故事的启发。

我离开宝鸡三个月以后,未嫁出的新娘小李也从宝鸡调回来了。她一回到延安,就直奔“毛陈”所在的大砭沟而来,好容易寻到我所在的窑洞,二人见面,自有一种意外的欢欣。

小李是经过一番斗争终于如愿以偿的。她告诉我:“自你走后,纺毛站显得空落落的,毛陈毛陈,有毛无陈的日子对我就太难过了,我一定要争取与你会合。我向吕剑人提出了愿意回延安的意向,老吕当即问道:‘是不是回心转意了?’我知道他怀的是什么心思,如果我跟那个恶霸和好,我来宝鸡带发修行就算功德圆满,可以毕业了。我不免顺水推舟,假痴假呆地回答他说:‘是呀,我是想回延安呢!’老吕又问:‘是不是到毛陈那里?’我说:‘他是我的领导,我是一定要去看望他的。’这样,老吕向省委报告了我有回心转意之意,等到纺毛站有人来接替我,我才得脱身来到你身边。我已经属于你的人了,正好把宝鸡荒废了的终身大事,到延安来完成。”

她脸上泛起兴奋的得意的红晕。她使用了瞒天过海之计取得了胜利,结束她那孤零的凄楚的日子。

我问她:“这次你回来,分配住在哪里呀?”

她说:“中组部要我住回去。我说,宁愿让我住招待所,我也不住到他窑洞里。这时,中组部的蔡大姐才知道我并没有回心转意,她们的用心良苦最后还是失败了。现在我住到我姐姐那里。”(她有个姐姐是老革命,也是一位部长的妻子,不过她们的结合是和谐的。)

临走时,她微笑地贴近我耳朵低声说:

“我看到你的窑洞有两张床,要是只有你—个,我就不住到姐姐那儿去了。给他来个先斩后奏!”说罢,偷偷地吻了我一下。

对此,我不知如何回应才好,只是深情地说一句:“这一天,总会来到的。”我送她出门,看着她跳跳蹦蹦奔下山去。

此后,她便常到我的宿舍里来,同室的丁修同志把她看作是我的未婚妻,我也乐意把我的恋爱史讲给他听。作为一个旁观者,他对李锦的印象甚佳,认为她多情而坚强,有男子气,但像我这号人恐怕难以驾御她。不过一旦成熟了宣布结婚,他乐意让出自己床位,给我们过礼拜六。

有一次李锦跟我谈起:方纪同志早就回延安了,我们应该去看望她。我们俩就在清凉山的窖洞里见到了方纪。—见面,发现她好似刚刚生了大病似的,面容憔悴泛黄,头发的散乱更增添了慵懒的消瘦。她看到两个熟人来了,很客气的欢迎我们,连欢迎的热情也消褪了许多。我首先注意到,她是一个人独占一个窑洞,而她只是马列学院的一名学生。

经李锦再三诘问:有病为啥不到医院去?究竟害了什么病?

方纪连连摇头,忽然失声啜泣起来,她含泪对我们说:

“……很不幸,我太不幸了,被一个我压根儿不喜欢的男人钉住了。我能爱他吗?我千思万想,无论如何我不爱他。他有一帮子人,逼着我赶快与他结婚,我始终没答应。现在我才知道,我们做女人的,还须经历这么一番考验。我在宝鸡时代是无忧无虑的,还没来得及考虑自己的婚姻问题,我对延安曾有过最美好的向往,现在我后悔真不该到延安来了。我以为延安是块自由的上地,没想到这儿实行的还是封建式的婚姻制度。我说的那部长大人就是中宣部长凯丰同志。你们一定见过这位大干部,他生得獐头鼠目,说话生硬枯燥乏味,他曾坐在这儿(她指一指我坐的凳子)与我进行过两次密谈,企图用他的精通马列、学问渊博打动我的心。他好几次介绍自己是中央宣传部长,好像我不知道他是中央大干部似的,我听了都觉着肉麻、讨厌,我当面冲撞了他:‘你做大报告,我都听够了。谢谢你把马列主义送上门来。你做个家庭教师是合格的,恐怕做不好一个家庭掌柜的。’这些天纠缠得我心烦意乱,茶饭不进,他一个人纠缠我还不够,他还纠集了一帮子拉皮条的部下,一个个都是甜言蜜语,舌灿莲花,不愧是中宣部的宣传人才,只可惜大才小用了,用在对付一个女人身上,就是这样德性!(注:德性,系河北一带含批评的贬语,意指缺德的表演。)我真想跑出延安,躲开这帮马屁精。有时我想毁容,他为什么不看中别的女子,为什么独独看中我?要我上钩可算是机关用尽,如果我比较丑一些,就不致于遭这份罪了。”

方纪最后几句伤心语,我能证明:她的美丽在群芳中确实有突出之处,她端庄里透出娟秀和灵气,青春的光华四射,她一旦进入会场,随便什么人都会向她行注目礼,觉着能多看她几眼也是一种享受。小李告诉我,方纪在天津南开大学是出名的校花,这是一种无需投票的美誉。

方纪含泪所陈述的一切,在李锦身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因为刚巧与小李自己的遭际暗合。她用好言劝慰方纪,主要是鼓励她,一定要抗争到底,要做到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我们最难过的一关就是这个“富贵不能淫”。她用过来人的口吻现身说法:“……我那时年幼无知,一松口就一面倒,铸成了终身遗恨,到如今我还在为此吃尽苦头。”讲到这里,她瞅着我掠过一丝惨笑。

至于我的感觉,我对方纪的遭遇是同情的,但对她敢于冒犯首长,出言不逊,也许是我入党以来首次听到这种攻击性言论,听了感到刺耳、吃惊。不过当我联想起徐春来出走的悲剧,我又感到她所说这里的婚姻制度,口头上鼓吹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但在实践中通行的还是封建制婚姻,只是将封建的家长制敢换为共产党领导人的家长制而已。

俏皮的李锦点一点窑洞里的人数,说:“怎么啦?宝鸡第一届县委的领导班子今天到齐了。简直可以组成一个流亡县委会了。”经她一提醒,三个人同时笑了起来,觉着是个新发现似的。小李接着说:“毛陈还是我们原来的头头,头一次县委会,我们讨论的问题,便是如何替我们的宣传委员摆脱困境。”

我的记忆仓库也有偏向:我们在永清堡召开的头一次县委会的议题,在我古稀之年却忘得干干净净,唯有“流亡”的县委会的这次讨论,至今记忆犹新。我觉着戏称为“流亡县委”,太刺激了,又不够贴切,后来把它改作“抗婚小组”,任务明确,旗帜鲜明,又是与我党的反帝反封建任务是一脉相通的;级别也大大降低,为的是恐怕被人诬陷我们是反党集团也。

我在会上提出一条建议:我们中央青委有许多漂亮小伙子,个个都有学问,大部是民先队平津流亡学生。我同房间就有一位姓丁的,此人长得一表人材,是北大物理系的大学生,华北学委中的共产党员,我愿意作引进人。方纪同志只要说明已有对象,并且说得出姓名,上头就没理由逼婚了。方纪主动地问此人的岁数,我说中央青委有两个姓丁的,年纪大的丁浩川,大家叫他丁一;这位丁修排行老二,故大家叫他丁二,今年刚刚二十七岁。她说年龄相当,比方大一岁。她向我射出感激的求救的信号,表示可以考虑,而且着急地要我约定一个时间,把她带至大砭沟去会会他。

小李的建议是:她自己住在姐姐处,愿意搬到方纪的窑洞与她作伴,彷佛是做保镖的角色。

三人计议已定,二人分头去执行会上的两项决议,当事人则在洞里等待好消息。

在夜间就寝的时刻,我把方纪同志的情况跟洞中的伙伴丁修作了介绍,有意将她的美丽和风度作了特写镜头式的描述,然后讲到我愿意穿针引线,希望你们成为幸福的一对。他同意不妨见见面,我心里欣喜地想:我的光荣使命已完成了一半。我用一种报喜的吉祥语言去告知方;她也喜上眉梢,愿意在约定的时间里以看望前县委书记的名义,来到我的窑洞。当她迟疑地走进我的窑洞,一下子使我怔住了:她似乎回复了在宝鸡我初见到她时的绰约风姿,头发梳理过了,穿着一套合身的军装,脖子里披着一条围巾,后半部分包住了头发的末梢,还垂下一个天蓝色的三角;这和前几天看到的憔悴焦黄的面容相比,一下子又变得容光唤发。俗话听说:女大十八变,此言信然。这一种奇妙的变化,好像是专门为着迎接今天的喜期,准备了有利的条件。

在我介绍他们认识以后交谈了几句,只是比较拘谨,双方都在试探,又是没话找话说的笨拙,从面部表情来看,方纪是感到满意的,好久被压抑的愁苦的脸开始露出明朗的笑容。非常遗憾的是,晚间就寝时丁修跟我讲了煞风景的表白,我多么会辩论或说嘴,都难以把他争取过来,马列主义也不能帮我的忙。

“我理想中的对象不要漂亮,太漂亮的女子会招来一系列麻烦和烦恼。”丁修开始发表他的“美女祸水论”:“美丽的女子容易犯虚荣,在打扮方面消耗太多的精神,而对于事业、钻研学问等等方面则不肯下功夫。这种情况在美人儿身上比较普遍,虽然不是主要的危险。依我看来,方同志就不能划到这一类中。真正的危险在于:美人儿在爱情上凭借自己的优势,容易发生冷热病,热的时候山盟海誓,冷的时候把你一脚踢开。另一种就是美人儿容易引蜂惹蝶,招来许多闲言碎语,严重的就是拣着高枝飞,吃不住权势和财富的诱惑。以物理学的术语形容:美人儿的内部密度和稳定性比不太漂亮的要差一截。怪不得托尔斯泰要说女人的美貌常常成为她的负担。我很抱歉地说:你所赞美的却是我将要排斥的。”(按:我国历史上有女人是祸水的论调,这是把国家败亡的责任推到皇帝后院的后妃身上,替昏王和暴君开脱的历史观。他们所举的后妃个个都是美人,例如杨贵妃和江青等。不过丁同志所发挥的“美女祸水论”与上述的“美女祸水论”不一样。)

我的出师不利,想不到又是在意识形态问题的“美女祸水论”上碰了钉子!方的迷人的美丽不但没能激起他的爱慕和君子好逑的热情,反而引出了这么一大套的怪论来。我所以说它怪,因为他是反世俗的,违反常理的,企图用物理学来解释美女的不稳定性尤其荒诞;我所以说他怪,是他这种论点把我的锦囊妙计整个儿毁了。这肯定会使方纪十分难堪,在她千般烦恼之上又添一重烦恼。(在本书第一卷中,我曾讲到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帮倒忙”现象,“抗婚小组”的出师不利又提供了一件新的实例。本段开头讲到“又是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碰了钉子”,这里的“又是”指第二第三次重复出现,请看本卷第三部:《一张表格定终身》一节,那里是头一次碰上了“意识形态”问题。)

我还不肯罢休,竭力想说服他,把以前不肯透露的内幕说出来了:方同志正面临着与“上层路线”抗争的考验,正好证明美人儿并不接受权势的诱惑和威胁,她宁愿另行寻觅一个称心的如意郎君,即使他是无名小卒也罢。这一事实就否定了你的“美女祸水论”。

我的论述是无懈可击,但我玩的好比是跷跷板的游戏,这一头踏实了,却不知那一头又翘起来了。他的美女是祸水的怪论被我打倒了,他又生出更强烈的非议来,他说:

“我可不干,对方是一名众望所归的大干部,我可不愿跳进这个斗争的漩涡里去。我是小巴拉子,在上层路线上角逐我注定是失败者。(延安近来流行的一句口头语:‘走上层路线’,就是上层领导在情场上节节胜利,小巴拉子只有吃酸葡萄而发出的牢骚。)你呀,你的这番美意不过是教我做凯丰的垫背罢了,到头来羊肉没吃着倒沾了一身羶。!”

丁修在被窝里给我讲了他第一次的失恋。原来跟他一起南下的北大一位女同学,两人已爱得难舍难分。她是个出类拔萃的美人儿,又能写会道。他们双双到了延安,美人儿变心了,走上层路线去了。她所追求的是位声名显赫的将领。

“我能说什么呢?我只有退避三舍了。”丁修用这样两句悲凉的结束语,谈完了他的恋爱史。

这时我才明白,他是对那个变了心的美女的怨恨,在极度痛苦中才发明出美女祸水论来的吧!我还记得,不久前丁曾给了我一个预警的忠告,说什么“你那号人难以驾御像李锦那样的女子”,原来也是从他的失败中得出的一条教训吧?如果两情相投,站在大男子主义立场驽御对方,正是产生裂痕的根由哩。

总之,我的锦囊妙计彻底破产了,他们二人没有第二次再见面。

做保镖的李锦,迁入方纪的窑洞,第五天上就被中宣部直属领导下的“新华社”的总务科长撵了出来,撵她出来的方式比较文明,总务科长强调该单位是个保密机关,不经上头批准,绝不许外人住进去。

抗婚小组的内外决策全部失败了。

在下个月,我从李锦那里得知:

凯丰部长做新郎了。

方纪的婚姻是一场悲剧,难道是她的天生丽质害了她吗?不论是美女祸水论或是历史上的后妃是祸水,以及延安流行的“走上层路线说”,归根结底都是把造成悲剧的责任推给女性。(注:关于方纪的不幸,须待下一卷的开头部分才见分晓。)

抗婚小组自行瓦解了,而李锦的抗婚斗争继续坚持下去,因为她不像方纪那么懦弱,她的优势还在于已经有了另外的对象。

下一个回合该收拾桀傲不驯的李锦了。好像能触摸到冥冥中有一只黑手在那里,他首先从外围动手术,李锦的心上人毛陈被本单位的人事科长叫了去,当面给了他一个口头的严重警告:

“那个李锦经常到你这里来,影响不好呀!你知道李锦是什么人吗?她是有夫之妇嘛,她的离婚问题并没有解决,你跟她过分亲近,那就不好了,四月份我们把你从宝鸡调回来,就为的差一点你就要铸成大错!谁知你仍旧执迷不悟。我们不讲党的纪律吧,仅仅从伦常道德方面,也是不许可的。”他最后要我:立即断绝与她往来。

他十分小心,不讲出李的丈夫是部长一级大干部来,大概想竭力避免联系另一位部长的强迫婚姻吧。这个推理是有根据的,正是上个月李锦去跟方纪同住被新华社逐出,闹出了事端才引火烧身的。

站在人事科长面前,王若望没有理直气壮地作出回答,这时,王某的辩才消隐了,连必要的解释也没加说明,前任抗婚组长为什么变得如此软弱和逆来顺受?至今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我只是战战兢兢地说:“我准备通知她,叫她不到这里来就是了。但目前不能做到断绝往来,这样做对她来说太刺激,也太冷酷了。你也许不知道李锦的个性,她是个烈性女子,她既然敢于对抗部长一级的丈夫,她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还是断绝往来的好,不过方式应该讲究。”人事科长继续教训我道:“你干吗死心眼儿呢?纠缠在这种人身上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李锦下一次来到我的窑洞,我们背着丁修,我把人事科长郑重的警告告知她,她楞着眼瞅定我,问:“你是怎么说明呢?”

我被她的愠怒的目光和急切的追问弄得狼狈不堪,我几乎没勇气如实汇报。我羞于启齿承认我的妥协与动摇,结结巴巴地说:“……我说……我说,劝你不再到我这里来吧。”我忽然热泪盈眶,鸣咽着说:“对不起你了,……我的处境……”

“孬种,今天我总算看穿你了!”她那眼光就像要一口把我吞下似的那么愤怒!

我擦一下泪水,有气无力地说:“做一个党员,我能不服从吗?”

她抓起放在桌子上的自己的手套,揑成一团,怒气冲天地把它当做铁蛋使劲掷过来,打中我的颈项,她转身往外奔,气咻咻地反身说了两句话:“小王,你看着:今生今世我不会再踏进大鼻子的门!为了你好,我们的事算了吧,还是作个朋友吧!”

及至我想起她那副扔下的手套,我追出窑洞想还她,她已经蹦蹦跳跳,跳下山坡好远了。我呆呆地看着她逝去的背影,反衬出站立在山岗上的毛陈的怯懦的灵魂,回想那个已经一去不复返的永清堡之夜,只有淌眼泪的本能表达我的叛变和懊悔。我忙不叠地用她遗下的手套擦去泪痕,那上面还留有一颗坚忍的心和她的温馨的手泽。

失去李锦给我精神上的打击可算得创巨痛深,一直在我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在我记忆的长河里,她是一块永远不会沉落的大石头,在我爱过的女性群像中,李锦是排在前列的,这并不只是因为我们的爱情已经瓜熟蒂落,只差十三天就正式结为夫妻了,还由于她所诅咒的那只黑手继续跟踪追击,阴魂不散,直至五十年代,我不幸在上海一霸柯庆施的淫威之下工作,在反右运动的名义下,他公报私仇,把我打入十三层地狱,整整二十年不得翻身。在延安,我还听到一种舆论,责备我是夺人之妻、品德欠佳之人,而把那位霸头倒说成是受害者了。我知道这是内外夹攻的一种谣言攻势,给我施加政治压力的。可见,他们依仗的封建的伦理道德如何颠倒黑白,殊不知被诬为品质恶劣的人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二 得过三次叛徒帽子的人

在本卷第一部第七节的《痛饮接风酒》中,曾讲到一位被我所害的匡亚明同志,在一次集体听报告的会场上,又遇到了他。我们是漕河泾时期的老难友,他曾是我的英文教师,出狱后一同奔赴延安,但中途被留在云阳接受政治审查。匡亚明没能过得了“政审”关,审查的结论说他对党不忠,有叛徒嫌疑,党不能收留他,故他没有去得成延安,而是跑到国民党部队里去了。

他在狱中曾给我讲过他的一次历险,差一点送了命的故事。时在一九三二年,因顾顺章的叛变使一些党的组织遭受破坏,他脱离了党组织后在街头流浪。有一日他在街头巷尾看到了贴着“拥护苏维埃”的标语,他在标语下伫立良久,好似会到了亲人似的。还有一次他果真发现了自己的同志在墙角里贴赤化标语,他喜出望外地迎上去搭话,那个贴标语的同志看见是个陌生人,吓得面无人色,丢下标语撒腿就跑。他急切找党,没料到党组织把他误会成敌人了。原来,在贴标语的同志后面不远处安排个保护地下党人员的特工队员,他跟踪匡亚明,尾随在匡的后面跑至苏州河畔,就从后面向他开了一枪。他被打倒在地,被送进仁济医院急救。他清醒过来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缘由挨了一枪。

病房间进来一个不认识的角色,给他送来许多食物,并有衬衫衬裤一套,他在匡的病榻前,说看到上海报纸刊登的消息,苏州河边的这起惨案,凶手是共党打狗队的人,你是莫斯科赤色帝国主义的受害者,我到医院来慰问你,就因为我们对你的遇难很同情,你看,你的衣裳全是血迹,这里我给你预备了替换的衣服。此人还要他提供杀人凶手的线索,他说不出来,此人便把当天的报纸给他看,里头讲到警察捡到共匪宣传品,故警方确定是一起政治谋杀案。匡亚明读了报,才知道穿过他颈项的是何方打来的子弹。

所幸子弹虽则打穿他的颈项,并没有伤害气管和食道,只是在下巴的伤口处包扎了纱布,他头脑还是灵清的,判断此人是国民党警方的人,他只是用手指着嘴巴给他看,意思是“不能讲话”,就把国民党特务打发了。后来国民党市党部查明了匡的身分系中共的重要干部,特地派日夜三班的便衣在病房间外厢监视,以防打狗队再闯进来行凶,当然也有防匡开溜的用意。

他发现自己的处境十分险恶,要是活着出去,打狗队更不会放过他;若是给国民党做爪牙,政治上同样是死路一条,反倒证明自己身上挨一枪,打狗队没有打错。他在这左右两难的选择里,在他的伤没养好之前他就披着病号的外衣避开监视他的便衣溜了出去。他改名换姓在江苏一个县里的中学教书,一方面跟他熟悉的一位党的重要干部取得联系(此人曾跟他合译过一本马恩著作),言明自己挨了一枪并没打中要害,那次特工队向他开枪完全是一场误会。差不多过了一年,打狗队全军覆没,中央军委详细调查了匡案的来龙去脉,才恢复匡亚明的党籍。从党的历史来考察,在顾顺章叛变后,党中央仅仅依靠少数几个勇敢分子(中央军委的领导人为周恩来、陈赓等),在大城市以恐怖手段惩治叛逆,曾打死了马少武、顾顺章的全家老小和白鑫等,一时闹得满城风雨,引得人心惶惶,打错了对象只不过是个别的失误,却使人们对中共谈虎色变,反而孤立了自己,实乃因袭了俄国虚无党之遗风和立三时期的盲动主义,才出此下策。

匡亚明回到上海后,从事地下活动不到一年,又遭逮捕,在漕河泾与我同监,转押至苏州反省院,我们出狱是在同年同月,来到云阳也是同一时候。他在那里被第二次定性为叛徒,后面带有“嫌疑”二字,似乎尚未作终审判决,但他却被逐出了革命阵营。

我在延安与亚明喜相逢,很使我诧异。他亲切地叫了我一声小王,我便怀着好奇随他去了枣园,发现他一人住一个窑洞。不言而喻,他在这里是与部长副部长同级的大干部,墙上还挂着一位政治局委员康生的题字的屏条,上书“路遥知马力”五个大字。这等于给匡亚明历史上两次定为叛徒做了平反结论。我看了这幅题字,也为他感到光荣和高兴(当时康生任党中央社会部长,操全党党员的生杀予夺之权)。匡热情地招待了我,他看出了我心中的狐疑和惊异,给我讲了他离开云阳以后的业绩:他拉上一个旧关系介绍他到石友三部任高级参议。石友三是冯玉祥的部下(曾做过冯的马弁),石部被蒋介石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收编为国民革命军三十九集团军,石被任命为司令。抗战军兴,石友三部驻守鲁西,迫切要求扩大自己的实力,故能包容各种人才,几乎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高参匡亚明投合其野心,乃建议由战区司令部办一个直属政治干部学校。匡获委为校长。三战区的领土大部在山东(蒋介石把山东省长兼战区司令韩复榘枪决后,继任者即为石友三)。匡在教师队伍里安插了不少亲共的学者和打埋伏的中共知识分子,在讲堂上介绍毛的《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等;毕业同学有一部分转入从华北地区开进山东的八路军二五师。当八路军山东军区向匡提出,希望能供给一套印刷设备和全套铅字,匡利用集团军司令部的权力,私下里将一家教会办的印刷厂的设备和该厂的技工输送至八路军的军部。匡亚明借用军方的十五驮军马将设备运至鲁中山区,给山东《大众日报》的诞生提供了物质条件……不久中央调匡亚明回延安,是调他作为“七大”的代表,这就使他放心了:过去的种种粗暴对待和叛徒帽子一笔勾销,不仅承认匡是老党员,而且还确定为“七大”代表。根据上述业绩,中央社会部长才给亚明送上一幅题字,上书“路遥知马力”,匡是当之无愧的。不过这句古代成语把党的好干部看成一匹马,这种思潮与后来的“学雷锋运动”倒是一脉相承的。

(注:在一九四O年石友三第二次率部投降日寇,蒋介石下手谕给当时任三十九集团军的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将军击毙石友三。匡亚明若未离去,有可能被石友三作为贡物献给日军。)

这匹屡噘屡起,百折不挠的“马”在讲完他的光荣史后,却给我撩了一脚,他余怒未息地训诫我道:

“我一直喜欢你的,想下到你却在骨节眼儿上给我抹上个白鼻子。我知道你是出于对党的忠诚,现在不是都弄清楚?”

我记起来了:在三年前我跟他一同去了云阳,中组部特派员号召我们刚刚获释的政治犯,除各人自己讲明被捕和受审的情况,还要揭发他人的问题。我在写有关匡亚明的情况时,说他在苏州反省院中的表现不佳,他曾随其它自首分子一同唱过“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党歌等等。我是从道听途说得来的材料,当时我自以为党性强呢。想不到会给他造成如此的伤害。他第二次戴上叛徒帽子与我有关,我羞愧得面红耳赤,想检讨几句也不知说什么好。亚明同志愿意开诚布公地指出我的轻率和失误,使我增加了党内斗争的知识和经验,除了对他道歉,我深深地感谢他不记前仇。

我们党内陷害忠良的历史在全国解放后愈演愈烈,这位两度戴上叛徒帽子的匡亚明在一九六六年第三次又被中央文革小组戴上叛徒帽子。比前两次不同的是:在叛徒前面不加“嫌疑”两字,而是连升三级加了个“大”字,成了“大叛徒”。大字报说他是被一个更大的叛徒刘少奇保庇下来的大叛徒。令人不胜惊讶的是,点名匡君是大叛徒的,不是别人正是亲笔题词赞美匡君“路遥知马力”的康生。

文革期间,一批“揪叛徒小组”的红卫兵来到上上海,用威胁的语句逼我写一份有关“揪叛徒小组”所在大学的匡校长的材料。(这时,匡亚明任南京大学的校长。为什么这批狂热的造反派会找到我的头上来?这一点就证明在匡亚明的档案袋里,我在一九三七年秋所写的揭发材料还在里头兴风作浪。)我为那次轻率害苦了匡君后悔不叠,这一次我写的材料却是写他对党如何忠心耿耿,如何久经考验,并引了中央文革顾问康生的亲笔题字来左证。这么写,不仅完全忠实于历史,也弥补了我曾伤害了匡的内疚。

谁料到我写的这份材料,竟闯下了滔天大祸,第三天上午上海作家协会所有造反派在鲁迅塑像前的草坪上紧急集合,牛鬼蛇神也全部到场,其中有巴金、魏金枝、孔罗荪、师陀、李子云等。忽然从牛鬼队伍里揪出王若望来,由一名工人作家当众宣读了我的罪状是“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闹得我莫名其妙。当我声明我岂敢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宣读罪状的造反派头头圆睁双眼,竭力拔高嗓音说:

“你写的书面材料,白纸黑字写着,我们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首长怎么会题字赞扬—个大叛徒?你这个,不是攻击是什么?你说,是冤枉了你吗?”

我还没来得及答话,左边一个牛头名叫沈银龙的,右边的一个马面是厨房里管烧开水的工人阶级,两个人挽着我的两只手,往背后按,使劲把我压跪倒在鲁迅老夫子的塑像下边。

我挣扎着说:

“有是有的,那康生同志在三十年代写给匡校长的……”

牛头突然用皮带的铜疙瘩抽打我,马面则用脚踢我的腰部和大腿,我头上被打了几个包。他们一面打,一面骂我:“你现在还在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你还称赞大叛徒是什么校长!我打就打你的恶毒攻击,你好猖狂!”

牛鬼队伍里的欧阳翠在旁替我干着急,着急王若望此人何以聪明一世,懵懂一时。她提醒我道:

“康生同志像你这号人能轻易叫的?”

我强辩道:“我是写证明材料嘛,那个时代还没有无产阶级司令部哪!”

这几句声明又招来一阵毒打,打得我遍体鳞伤,嘴唇也打破,从嘴里吐出血来,做造反司令的工人作家怕打出人命来,才关照牛头马面住了手!

挨了这顿毒打,使我明白了,头号说谎者正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谁要说出与之对立的真话,他们就不惜以暴力来维护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假面具!

以上这段史实是上海作家协会不保护作家的生存权,在大庭广众和鲁迅铜像的面前,头一次施行暴力迫害一个老作家!

三 假参政,真恋爱

一九四O年四月,中共长江局书记王明从重庆回到延安,带回一条信息:国民党当局已接受我党的建议,扩大国民参政会,增加一些代表社会各界和中共的参政员名额。中共政治局委托中央统战部进行必要的准备,保证扩大的参政员中,选进更多的共产党员。(王明又兼任统战部长。)

我荣辛地被选中,作为工人代表的国民参政员内定的人选之一。当各界代表人物基本上确定下来,王明亲自召集我们在杨家岭礼堂开会,我一看未来的国民参政员有五六十名之多。代表工人的连我在内共五人。

由王明同志致开幕词:“在统一战线国共合作已经形成的形势下,我党今后的任务,就是要在国民参政会里与国民党进行合理合法的议会斗争。你们今天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迎接这个艰巨的复杂的新任务!你们是从事议会斗争的第一批先遣队。估计到议会斗争对你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对我们全党来说,也是—项新课题。因此,把你们召集到这里来,实习一下如何运用议会民主,如何在参政会上争取同盟军,争取大多数……”

实习期规定七天,学习的方式很别致,也很有趣,由上边印发重庆国民参政会的议事规则让大家掌握,然后虚拟几个全国人民目前最关切的议案,让大家作准备,然后到会场上去表达各人代表的社团、阶级的不同意见,其中有几位被指定为国民党顽固派的代表或代表地主士绅、地方实力派等等的同志,就像排演一出戏分配不同的角色那样,不过,谁被指定为专唱反调的顽固派,或地主士绅,本人老大的不乐意,在会上发表与我党对立的意见不大像政治舞台上的顽固派和地主,说着说着就露出共产党的专有名词来,例如:应该叫先生,而称作同志之类,引得满场的笑声。

五位工人代表没有这个情况,因为共产党就是代表工人的,我们的发言用不着乔装打扮,不必讲违心之论。

参政会上倒是鼓励持不同政见者的,即使公开批评共产党也是欢迎的。我在这儿七天的培训中,给我印象较深的也就是对不同政见的交流和探讨,这一点或许是为我在晚年成为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打下了基础。

开头两天的演习,大家干得有声有色,统战部还安排一些文化名人和党政首长轮流来到会场,似乎是以观察员身分列席作壁上观。我记得到会的观察员有王纪华、何干之、徐冰、周恩来、董必武、罗迈、凯丰、吴亮平等人。王明则每天莅场指导,并发表评语,他是这个“影子议会”的总导演。

有时座上没有观察员在,总导演也不在场,国民参政会就显得没精打采,进行得不太严肃了,例如:有一位冒充青年党的代表发言,完全是中共代表的语言和论点,使在场者目瞪口呆,再也笑不出来。事后我才知道,此公原是对被分配作反派角色发泄其不满。这件事情汇报上去,王明倒采取了开明的态度说:“大家听出了他的发言不代表青年党,这是一种测验,测验大家的政治灵敏度和识别能力嘛。”

我们工人代表团中三男两女,一位女工名马进,是天津纱厂的女工,另一名李明系上海英美烟厂的女工。这五个人都经过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严格挑选的,每个人都有一段可歌可泣的革命史。

即以李明来说:她七岁就进烟厂做包装工,是跟随母亲同出同进,做到九岁,她的母亲又不幸去世,凭她一个人包烟的计件工资,养活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还有一个外婆的五口之家(她父亲系龙华兵工厂的木工,她幼年时父亲即亡故)。她十五岁进入基督教女青年会办的工人夜校,其中有好几位老师是共产党员,把她领上了革命的道路。她加入了共青团,开始建立本厂女工的歌咏队,后又被我党领导的“剧联”(即左翼戏剧家联盟)选中,成为三十年代第一个女工演女工的话剧女主角。(参看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一日《解放日报》陈荒煤所作《我不能也不应忘却的历史》的回忆录,该文提到的李杏菊,便是李明在做童工时的名字。)

她要做工顾家,一天不做足计件的数字,一家大小一天就揭不开锅;她还要上学念书;在出席延安的参政会时,她已经看得懂《大众哲学》和《论持久战》,为了上台演剧,她必须抛弃宁波话,改说普通话,等于多学一国外语,还要背台词……她说:“那几年中,我真是分秒必争,忙得晕头转向,我每天睡眠时间只有四五个小时,回到家中,总在深更半夜,睡到床上就觉得自己的骨头架子快要散了。”最后一句是聂耳作《码头工人歌》的歌词。

在“影子议会”的会场外边,只要有休息时间,我跟李明互道平生,谈自己的困苦和磨难,谈各人的爱好与抱负,两个人谈得非常投契,以致冷落了工人代表团的另外三位同志,害得我们的组长从旁挖苦道:“你们是假开会,真恋爱!”

这两句三字经可给他说中了,可不是,影子议会是模拟的假的国民参政会,而我跟李明之间却动了真感情。爱情的温度与日俱增,如果说以前的几起未成全的恋爱,皆是女方主动追求我,这一次却是我主动地追求李明,她的美丽是一种典雅庄重的美丽,表情不轻易外露。一双丹凤眼,闪烁着深沈的温柔的眼光,身材匀称,又像体操运动员那么结实,灵巧。

她既然是话剧的女主角,当然是经过若干艺术家的挑选,在女孩子群里大概是百里挑一的美!

七天的会期匆匆结束了,散会时获得统战部长兼长江局书记王明的承诺:今后重庆的国民参政会扩大新的参政员时,参加这次预演的同志们,将是我们优先考虑的人选,希望诸位同志继续加强有关议会民主的学习。

若不是蒋介石食言、反共高潮叠起,工人代表团五个人也许到了重庆担当参政会里中共的代言人了。第二年一月,皖南事变爆发,王明曾许诺的“优先考虑”不仅成了一张空头支票,连他本人也成为党内右派的头头(称作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罢黜其一切职务,延安举行的七天参政会的预演被嘲讽为右倾机会主义一幕滑稽剧。不过此事从来不见于官方党史的记载。

这是后话,按下不表。且说李明虽然流露出对王某的欣赏和爱慕之情,但一直不肯许诺婚姻大事,我几次用“十八相送”(按: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一折)的借物喻情法表达了“君子好逑”之意,她始终不作肯定的回答。在经过了漫长的痛苦的斗争以后,李明来至我的窑洞,给我倾诉了她作出的最后的抉择:

“……我过去已经爱上一个人,我已答应了他。他是我在工人夜校里的一位教师,后来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他对我的帮助太大了。八一三以后,我从上海逃亡到武汉,他正好也在武汉,我们在那里不到一个月,他曾正式向我求婚并希望赶快结婚。我说:现在是兵荒马乱的时候,匆匆结婚未必是一种幸福,反正我早晚是你的人就是了。我到延安来,是他跟‘八办’联系给我写了介绍信,他还委托已在延安的陈学昭大姐,要她对我特别照顾。我是爱你的,但我又不能抛却他。他现在在重庆生活书店,我爱上了你,让我怎么回绝他呢?为此我矛盾,我痛苦,我下不了决心,我让你们俩在我梦中打架,看谁打得过谁,结果是你打赢了。我知道你为了爱我犯了许多苦恼,这全是我不好,是我害了你。如今,我只好对不起他了,我只有求他饶恕我的幼稚,骂我忘恩负义吧。你能不能代我写一封信给我的这位老师,说明我跟他远在天边,短时期内很难重逢……”

这个代笔的差使,对我来说是胜任愉快,而且在最短时间挥毫立就,我写得委婉熨贴,尽管这封信写得情文并茂,但不能保证收信人一怒之下,把此妙文撕碎掷地的命运。

在一个星期日,李明约我一同去拜见陈学昭大姐,她来延安后,几乎每个礼拜天都到陈大姐窑洞去度假,哪一个休假日不去,大姐会感到寂寞(据李明说,她正在跟丈夫闹离婚。解放后,她在《工作着是美丽的》一部长篇小说中,即以这次婚变为题材)。她特地把我介绍给大姐,让她认认自己找的对象如何,更重要的一点,是请她与重庆生活书店的朋友通信时,顺便告诉他李明另有所爱的情形,给失恋者一点安慰和鼓励。她指望通过陈大姐写信去安抚她曾经爱过的人,这是她的周到和体贴处。

此日我面对的是一位法国留学的女作家,又承担了那么多辉煌的任务,我必须施出浑身解数,不能像一般的毛脚女婿头回去见丈母娘那样,还得跟那位不认识的青年比个高低,给她留下更美好的印象。这样,我见了陈大姐不免有点拘谨,而且在她面前竟不能自制地怕羞起来,而在主动追求李明的时候,我都不曾害羞过。

当问起我的名字,她就问我:“你家是下是信天主教的?法文的约翰,在中文里常常译成若望。”

我回话道:“我取这个名字是因读了罗曼罗兰的《若望·克里斯多夫》,我深深爱上了其中的主人公。”(该书后由傅雷译出全部,五十年代出版,书名为:《约翰·克利斯朵夫》。)

刚巧罗曼罗兰是法国的左翼作家,这样我们就有了共同谈话的题目。陈大姐随即问我:“你还读过法国的哪些小说?”我说还读过林纾翻的《块肉余生记》。(这部著作是在“八卦大学”里读的,封面和扉页全都没有了。)她马上纠正道:“这可不是法国小说,而是英国狄更斯的作品。”我一下子变得羞愧难当。而我还得找个题材补缀一下我的无知,我说:“还知道法国有一个巴比塞呢?”她颇感兴趣地问我:“你读过他的《火线下》吗?”我不说没有读过,而是故作惊人之笔,说:“差一点我在上海见到他哩。”这又引起她的诧异,我就把五年前,在上海外滩如何迎候巴比塞,结果迎来了马莱爵士的故事讲出来。——这段史实她是不知道的。实际这是我在老大姐面前卖弄我也是左联作家,结果又回答得牛头不对马嘴。

陈大姐招待我们吃午饭,她在延安的伙食是“小灶”规格,我们在她那里吃到了稀罕的白馒头。直至傍晚,我们辞别大姐,二人沿着山梁同行,她在路上告诉我陈大姐对我所下的评语:“你看中的人还是不错的,将来前途无量,要说缺点就是聪明外露,在集体生活中难免要吃亏。”

她的评价一语道着我性格上的缺点,真是长者对后生最有益的教诲,虽则她用语还是包涵的。李明说:“那我们就定下来吧。”我听到她这么说,心里非常快活,表明我在陈大姐口试下得了优胜,中了头彩,但我看到李明的眼里却是泪汪汪的,这使我纳闷,简直如五雷轰顶那样挨了一记闷棍。她一面掏出我的代笔写的寄给重庆生活书店某人的信说:“你跟我一起到城里投寄这封信,我只能这么做了。”(延安学生向国民党地区投寄信件,要到延安城里邮局)讲到这里,她的手在颤抖,然后说:“陈大姐愿意写信给他,我记得她连安慰的话都有了,用的是一句苏东坡的诗句:‘天涯何处无芳草’。这句诗是啥意思呢?我又不好意思问她。”(按:此句词系苏轼的《蝶恋花》中的一句)我发现她投寄这封信时,表情是痛苦的,不忍心的,但最后还是投入了邮筒。

我跟李明的关系确定下来了,我学着她把我带去见陈大姐的先例,我就想到何不把李明带去结识我的张琴秋大姐?这时,张大姐已从安吴堡调回中国女子大学,还是担任生活指导处主任,恰好李明是“女大”的学员。我们在下一个星期日来到张大姐的窑洞,她发觉她的得意门生成了我的爱人,分外的高兴和满意,张大姐说:“不用你介绍,我早就认识李明了。她是我的同乡。李明被选去参加延安的参政会,我们学校挑选什么人去是很慎重的,我记得她被选拔,学校党组是一致通过的咧。”她还告诉我:“她在队里还是文娱委员,负责编墙报和‘救亡室’。

李明纠正道:“我只负责编墙报,已经够我忙的了。”

我在张大姐那里,两人重温了安吴堡青训班时期的生活。我问起她的丈夫陈昌浩做啥工作,她沉下脸来,十分勉强地说:“他去年已去了苏联。”躲开李明,她悄悄地告诉我:“他是作为张国焘大叛徒的亲信和逃兵(按:这时张国焘已叛逃到了重庆,而陈昌浩在西路军兵败祁连山下,只身从死人堆里逃出性命。一个农民救他出重围,他回到湖北老家,在家中休养了四个月,又回到延安,故被贬为‘逃兵’。)回到延安就召开了四方面军老部下共两百多人的斗争会,他能到苏联去,是张闻天的意思。他离开延安很愉快,他可不知道却害苦了我。”

她又说:“你的那个春来呀,在你离开之后,害得她神魂颠倒,她越是想争取入党,党组织硬是不许可。我打发仲廉去做她的思想工作,她要去一趟西安,说是为了看望你,是我批准的。没料到这丫头从此一去不复返了,这种女孩子,就是不可靠呀!”

我告诉张大姐,春来寻到宣侠父公馆受阻,不曾跟我见着面,临行前还给我留下一封感人肺腑的信,我在西安没能和她见面,成了我的终身遗憾。

“不要这么说,你如今爱上李明这个小姑娘,蛮不错的,我觉着她比春来强得多。我为你找到这么一个妻子而感到高兴,我也放心了。你今后大概不至于在女人队里消耗精力了!”张大姐语重心长地说。

我跟张大姐讲起方纪与凯丰同志的婚姻。真是巧得很,她正是这一对悲剧夫妇成婚之日的现场目击者。张大姐说:“我被邀请去参加凯丰的婚礼,我还不知道新娘子原来跟你同过事呢!”我关切地问了她吃喜酒的情形,她说:“我在莫斯科与凯丰就认识了,所以他办喜事通知我务必参加。你不知道,他在延安主持批斗张国焘,后来又批斗昌浩,他都是舞枪弄棒的主将,我去吃他的喜酒,内心里一点儿也喜不起来,只是听说邓大姐(即邓颖超)、蔡大姐(即蔡畅)也到场,我才去了杨家岭。我看见新娘确乎非常漂亮,似乎也打扮过,不过总让人看出她愁容满面,当周扬提议新娘讲一讲恋爱经过时,在正常情况下,新娘难免羞答答地推三阻四,可是凯丰的新娘一下子忽然眼泪汪汪,她一言不发,毫无表情,搞得整个婚礼大煞风景,令来宾皆感到是一种不祥之兆。我心里猜想,这个女同志成了凯丰的新娘,一定是硬吃硬做的结果,所以结婚的喜期,她有难言之隐了。”

我把我所知道的情节讲了出来,证明张大姐的推理,果然是运用组织力量硬吃硬做的丈妻,她义愤填膺地说:

“……这哪里是结婚,完全是封建势力的逼婚,若是你早点把她的情况告诉我,说不定我也愿意参加你们的抗婚小组咧!”她的心情变得跟我同样的沉重!

四 “过礼拜六”制度

我向中央青委组织科长报告:我跟“女大”学员李明同志订婚了。这是求得婚姻合法化的第一个步骤。科长史洛文听了我介绍了李明的情况,不动声色,没有表态,表情近乎麻木。我理解他对我的自找对象一百个不放心,因为在此以前我的两次“婚变”都撞在他的手里。大概他进行了详尽的调查,通过了双重的“政审”,一是参加参政会的一关,一是女大提供的档案材料,发现李明是顶刮刮的工人,既非买办的姑娘,又不是有夫之妇,他才把我叫了去,笑吟吟地对我说:“我们问过了,你的那个李明同志是个好样的,组织上没啥意见。”

得到他的同意,我跟李明的恋爱关系才算合法化、公开化。

我们就开始筹办结婚事宜:着手要办的头等大事,就是为干净彻底消灭未婚夫身上的白虱而奋斗!这事儿完全由李明承包,我只是积极配合就行。怎样配合呢?我们俩一同到桃园(“女大”所在地)去捡柴草,拾回来在延河边上置起简易炉灶,烧水烫死所有的虱子,然后,我赤着脚在青石板上跳踏浸湿的衣服,李明则蹲在下面翻动脏衣服和被单。我踏着踏着,想起安吴堡那场难忘的“浪漫的灭虱战役”来了,那次也是由两个女朋友承包一切,只是在爱情上一个也没成功,留下的只有感伤和悔恨。时过境迁,那个“战役”好像被抛在遥远的安吴堡了。这一次灭虱战役同样是浪漫的,却是获得了李明的爱,可以公开化的合法的爱,看我们俩成双成对的站在延河水中,—人把捉被单的一端共同绞干被单上的水分,这劳动方式不仅富有诗意,还是协同互助永结同心的一种象征,一个美好的幸福的开端!从上游流过的延河水流过我的脚背,八、九月的水温已有寒意,我赤着脚在青石板上跳踢跶舞,两只脚却逐渐暖和起来。许多延安军民从我们身边经过,情不自禁地投来羡慕的目光,他们注视延河边的一对白天鹅,是的,我感到自豪和满足(须知延安男女人口的比数是二十七比一呀),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自我欣赏一对小夫妻合奏的捣衣曲。

这次浪漫的灭虱战役,李明还创造了锦上添花的新记录,使大砭沟脍炙人口:李明发现窑洞里我的伙伴不在场(其实丁修是有意避开,便于我们谈情说爱),她也把丁修床上被褥,包括枕巾,一同拆开,一同抱去浸在滚水中,一起让我在青石板上践踏,直至把他的被头重新缝好为止。李明做这件好事,其动机还是为了我,她还有一套理论:你的伙伴如果不把虱子消灭光,早晚还会繁殖到你床上来。她似乎早就认识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了。

延安人的结婚,公家不配给新房,所以用不着办嫁妆,有钱买家具,此间也没地方买,何况来在延安的都是囊空如洗的穷光蛋,平日身上穿的,床上盖的全是八路军发的,新郎新娘更无一套象样的便服,不用提穿结婚礼服了;可以说:延安人的结婚是世界上最朴素最贫乏,也是最简单的了。

不过,还是有人要结婚,怎么办呢?

除大干部首长如凯丰、柯庆施、匡亚明这样的级别,他们配给独用一口窑洞,可以宜室宜家外,一般干部都是两人或三、四人合住一个窑洞,谁要结婚,规定三日之内可独占一个窑洞,同室居民就自动让位,挤到别的单身三人窑洞里去寄居三日。适应这种延安特色,乃发明出“礼拜六”的奇特的制度来。

凡从外界偕同配偶来延安的学生和干部,以及在延安结婚的新婚夫妻,每到礼拜六晚上,女方可以往丈夫的窑洞去“过礼拜六”,夫妻同居的日期还可延长到下礼拜一的早晨。在这两个夜晚一个白天的时间内,同室居民就得另找寄居的处所。这就叫做“过礼拜六”。这个制度并非党中央指示这么办的,而是延安人双方自觉自然形成的。有一次听周恩来做报告,他赞扬了“过礼拜六”因陋就简的好处,他还介绍了一位妇产科医生的说法:如果说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容易生孩子。

因此说,延安人的婚姻制度,除了极少数特权人物是例外,实行的是“有家无室”,解决方案已如上述。不过实行这个方案的前提,必须损害同室居民的利益,使他们周期性地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如果没有共产主义风格和成人之美的美德,“礼拜六”制度就行不通。后来才知道,这样的“共产主义风格”发扬光大,中共统治者在建国后三十多年如一日只建官舍、不建民房,有害的指导思想即来源于:以为群众反正会自觉自然地发明出解决办法的经验主义。再如:解放后夫妻两地分居者满坑满谷,遍地皆是(夫妻被迫长期分居的小家庭的统计数字达两百多万户)。我们宁愿让牛郎织女每年一次探亲假长途奔走,假期比“过礼拜六”稍许长一些。从这里可以看出:解放后的探亲假制度实是延安“过礼拜六”制度的发扬光大。

说实在的,“过礼拜六”对我们的婚事还是有益的,除了把衣裳被褥洗清爽,把小小寄生虫彻底消灭以外,几乎无事可做,用不着什么物质上的准备。至于同室的伙伴丁修同志,我们相处一直和睦,结婚三朝他到外边到处流浪不会有问题。自那回李明代他拆洗了被褥,使白虱绝迹,他有一种说不尽的感激,以致我们还未结婚,李明来我处闲谈,他也主动回避,生怕妨碍我们谈情说爱的自由。其实,在男女青年尚未定情的阶段,不知有多少谈情的悄悄话需说,直至关系明朗化,快要结婚了,反而没有那么多悄悄话了。

我们决定在七月革命节前一天就举行婚礼(一九四O年十一月六日,这天正好是星期六)。结婚的礼堂设在大砭沟下边的“青年食堂”,从其招牌名字来看,这个食堂以现代通用的称呼,就是公家机关兼营的经济实体(在食堂附近还开办了砖木结构的“青年旅社”咧)。因此办喜酒等于是在自己家里,离新房近便,酒席又价廉物美,只收成本费也。我手头还储存着两笔稿费,还有南京张志勤送我的五十元赠款,我一钱没花;李明从大后方来时也带有若干中央票。预备办四桌喜酒,在当时的延安就算够排场的了。

在这期间,我送还李锦的一付手套,特地到她姐姐的窑洞去找她,并顺便告诉她,我即将与一位女士结婚了。

她听到了这个消息,平静地说:“你找着对象结婚,我能有什么意见呢?我不会责备你的,你结了婚,无异是对我的那个大鼻子的一种警告,这就说明:王若望爱不爱我的因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压根儿不爱他。这样,他在暗中对你运用组织压力,让我们分开,他就以为得手了。现在证明了:他的这个计谋,又是枉费心计。”她点着一根烟卷对我说:“你留下这副手套吧,作为我们一起爱过,一起战斗过,又是一起落泪的微薄的纪念品。这里面织进了毛纺站中我们共同的欢乐,我们的梦想,也有我个人的悲哀呢!你没看到?我又给自己打了一副手套,上星期刚刚结好,就作为送给新娘的礼物吧。”

以前她是不抽烟的,大概是在我下了逐客令以后爱上了香烟的。

我本准备着她见了我会骂我几句,没想到她如此慷慨大度,我只得收下她赠给新娘的礼物,同时也收下了纪念我们在毛纺站一段甜蜜往事的纪念品。这时我才升起请她出席我们的婚礼的念头,她弹了一下手指缝里的烟卷说:“我还是不去的好,特别考虑到你的新娘是那么美丽,我去吃喜酒,你的新娘知道了会不高兴的。而且我也要努力制止自己的吃醋!又何苦来呢?”她痛苦地笑了。

最后,她说:“我倒有个建议,你不妨邀请方纪去参加你的婚礼,老同事嘛,听说凯丰把她管得很严,也好让她出来散散心!”

我照她的意见,给方纪寄去了邀请信。

十一月六日终于盼到了,李明上午就来到我的窑洞,她想把它布置得有个新房的样子,特地带来一束不知从哪儿摘来的野菊花,在洞里搜寻了半天,只得挑了一个大茶缸代替花瓶插上菊花。她问我:“房间里有这么一束花好看吗?”虽然我并不喜爱它,可是她花了一番心血的,又是在吉日良辰的日子,我怎能说不好看呢?我迟疑了一会儿才说出赞美的话。李明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她不作声地走出去了。约莫过了一个时辰,她捧着两盆盆栽的黄色龙爪菊,像打了胜仗把她缴获的胜利品,安置在书桌上,一盆则放在入门处。她兴冲冲地告诉我:“就在我们一同开过会的杨家岭小礼堂,有许多盆菊花,这两盆是我向花师傅讨的。”洞房里唯一的象样的装饰,就是这两盆龙爪菊和一束野菊花,果然蓬壁生辉。

她对我床上的被头颇有意见,虽然已消除了虱子,被面却是与军装同样的灰色,被里子又有补钉,又无被罩掩饰太寒碜的缺陷。她想出了改善的办法,问我愿不愿意去一趟女大,到十二队三班的女生宿舍,把她自己的一条花布被面的被子取来,新郎不便拂其美意,只好衔命前往,为了取回她的被窝不致拿错,她还把被面上的花样在纸上勾勒出来。

我来到李明指定的三班女生宿舍,房里有三四个女同学在伏案用功。我本打算闯进门去,认清谁的床上有符合画图上的花色的被子,抓起就跑,谁知此计未成,倒被其中认识我的姑娘友好地拦阻了,她招呼其它同学道:

“噫!你不是李明的新郎吗?你怎么一个人来啦?”

屋里的姑娘们团团围住了我,不让我走,我结结巴巴地回答道:“我是她叫我来取她的被子的。”

“难道延安的新风尚,女方不送嫁妆,还要新郎亲自到娘家来搬嫁妆哇?”一个姑娘大声地质难,引起屋子里一阵轰笑。

这时引得左邻左舍的女生全来看热闹——只因女大的宿舍,大部分是土建房屋,隔音效果差,一个屋子的动静就会闹得四邻不安,女同学大都是怀有好奇来认认李明的新郎是什么模样。

姑娘们好利嘴,问我许多问题,说明她们对自己同学的婚事很关心,很感兴趣,至今我还能记得提出的问题:

“为什么你来取被子,李明自己不来呢?”

“你们在上海做童工时期就相中了吗?”

“你比她大几岁?延安结婚需要什么手续?”

“听说这里党员不能跟非党员结婚,是不是有这条纪律呢?”等等。

我在女子队伍里,从来不曾脸红过,今天头一次走进女儿国,就身陷重围,变得脸红脖子粗。当她们七嘴八舌提出种种问题时,我又窘态毕露,不知怎么回答好。不过在她们所提的问题中,大多反映了各人对爱情的渴望与困惑,也反映了本人在爱情上遇到的挫折。

我忽然记起“女大”的生活指导处主任来,我只用几句话就把她们提出的问题打发了,我说:“这些问题何不请教你们这儿的张琴秋大姐?她是我尊敬的老朋友,今晚她也出席我的婚礼,她一定会给你们生活指导的圆满的答复。”

我搬出了张大姐替我解围,一面用眼光搜索女生的双层铺上李明的那条被头,在慌乱中一时没发现,当时便有一位姑娘把那条花被头抱起交给我,说了一句:“别忘了给我们吃喜糖呀!”这个女同学正好睡在李明的下铺,模样儿有点像安吴堡的徐春东。

我双手捧着李明的被头冲出重围,走出宿舍区,又怕撞见认识我的女同学,灵机一动,我把手中的被头抖开,一半蒙住头面,便往延河岸边奔去,正应了描述败军之将的一句古老成语:“抱头鼠窜”。

我从女儿国缴获胜利品归来,李明对我胜利完成任务很感满意,怕影响她的情绪,我去女大历险记暂时向她保密,我的床上增添了一条新被窝,果然改变了整个洞房的阴沉灰暗的气氛,成了光辉灿烂的审美中心,与两盆菊花作陪衬,整个窑洞变得喜气洋洋了。这时,我才承认李明的差遣是英明的决策,我的身陷重围是值得的。至于她为什么自己不去,而要新郎去的动因是什么,我也不好意思去追究了。

傍晚,由我们俩签名邀请的来宾陆续到达青年食堂,中央青委的负责人几乎全到场,内有冯文彬、胡乔木、李昌、黄华等,我的入党介绍人,陕公总书记季凯,李明的老师陈学昭、马进(参政会的女工代表)和班级小组长,张琴秋大姐和方纪、丁修同志等等,先后来了三十多位来宾,青年食堂的同志难得作成一笔喜庆筵席,又加之我是本单位的,还特地布置了一大间举行婚礼的礼堂。结婚仪式很简单,主婚人是本单位的组织科长史洛文,证婚人是陈学昭,新郎新娘向毛主席像三鞠躬(那时候还没有印刷的大幅领袖像,只是挪用文娱室墙上的十六开大的一幅木刻毛泽东像,斧头镰刀旗倒占了好大的面积,大有喧宾夺主轻重倒置之嫌)。

新郎新娘穿的服装跟平日一样,都是灰布军装,没有一点打扮,唯一的特殊之处,我们俩胸前佩戴了一朵纸做的红花,新娘是女兵装束,上衣有四个纽扣敞开着,可以突出胸前的一块桔红色围巾。

三鞠躬完毕,由主婚人介绍新郎新娘的情况,基本上是根据我们填写的履历表,再加几句祝贺的吉利话;然后由机关首长冯文彬讲话,证婚人陈学昭着重讲了李明是从文盲如何进行苦读自学成材及所达到的水平。陈学昭不愧是个作家,她集中谈一点,讲得生动活泼,给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仪式结束,大家入席吃喜酒。

如果不提我进城买回两封蜡烛的重大贡献,我的孩子们或许会责备我在操办婚事上面,表现得不够积极主动,完全听任新娘的摆布,这种看法对我是不公平的,我预见到举行婚礼照明设备的重要性,因延安普遍供应是麻籽油灯,饭店、客栈也是如此,办酒席时,才用洋蜡烛。我给每桌点上两支蜡烛,这在当时的延安就是罕见的奢侈品了,来宾们在烛光照耀下个个兴高采烈,食堂服务员也啧啧称赞。在进城采购蜡烛前,我记起唐诗人朱庆余的诗中有“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之句,证明古人新婚之夜皆以红烛照明,大概白色的蜡烛不吉利吧,我乃找遍了全城,但没买到红烛。再过细打听,大家指明在城西某寺院的执事和尚有香火和蜡烛卖,我跑了好多路,翻了好几个山头,才找到了那座古庙,在那里买回了—打红烛。

那晚,当来宾爬上大砭沟的洞窟里,发现里头大放光明,十二支红烛高照,如同白昼,人人一进洞房,精神为之大振,张琴秋大姐用上海话赞美曰:

“你这个新房比起凯丰部长办的喜事来,好好叫风光咧!”

来宾陆续离去之后,我把红烛吹灭了,换上一盏麻籽油灯。忽听得有人敲门,我去开门,只见方纪同志站在门外,请她进来坐也不肯。白天我太忙,也太累了,我实在没功夫招待这位特殊的来宾。

夜深了,她为什么又折回寻到我门上来呢?

她说:“请原谅,我下不了山了,天那么黑,我回不去了!”

我看门外一片漆黑,天气明显地冷下来了,我连忙说:“是呀,白天你来了,晚间可黑透了,我送你回去。”

“叫你把新娘撇下,太对不起了。”方纪又向洞里扬扬手,说:“李锦同志,让你独守空房,未免缺德了。”她无意间叫错新娘的名字,张冠李戴了,刚好触犯了我的禁忌。幸而,两个人同姓,名字后边又是同一韵母,李明没有觉察。她关照我道:“尽管让若望送你去,保证一直送到家。”一面随手拿了一件军大衣让我披着,我就送方纪走出大砭沟。

今日她特地换了一双皮鞋来吃喜酒,她是女宾中唯一没有穿女军装而穿上一件毛线结的开襟上衣的女同志,在一片灰色中只有她的淡蓝色的毛线衣独领风骚。不过在晚间下山时,她脚下的皮鞋却害苦了她,还得由我扶着她的手膀才不至于滑坡。

下得山来,喘息方定,二人同行时我关切地问她:

“你们的新婚生活还好吗?凯丰待你怎么样?”

她厌恶地说:“新婚生活谈不上,一点没有乐趣。主要是情绪对立的关系吧。方才张大姐拿凯丰的办喜事与你今天的作比,她说你们的婚礼比凯丰的更加风光,这话正好刺在我的心头。你和李锦多么幸福!张琴秋说对了:凯丰的排场比你的大,来祝贺的人比今天的多,首长的规格都比你这儿的高。新郎有风光,只是我没风光,一场婚礼还风光得起来吗?他觉着是办喜事,对我来说就像办丧事,我只有哀伤和眼泪,这个喜庆筵席还喜得来吗?”

我顺便纠正了她一再的把我的妻子的名字讲错,这又引出她的一段坦白交代,她说:“喔,我老是把名字弄错,真该死!恐怕是李锦给我的印象太深,而今天你的新娘又是初次见面的缘故吧。提起李锦,我不妨告诉你一个内心秘密,在你新婚之夜暴露出来不致有什么妨碍吧?自你从西安调来宝鸡,我曾经在你身上动过脑筋哪,后来李锦与你形影不离,我又忙得不可开交,主要是我检点自己,岁数比你大四岁,我跟李锦比,恐怕不占优胜,我才没有介入三角恋爱的角逐。你想:县委总共三个人,三个人如果形成不等边的三角形,使爱情与党性纠结在一起,不是要闹出天大的绯闻吗?”

讲到这里,她泣不成声了,紧紧握住我的手,一往情深地说:“说实话,在我心里一直有你的影子,只恨我生不逢时就是了。只怪我的命运不济,偏偏碰上那个铁板一块的人,在勉强同意他之后,我又懊恨以至于想一死了之。我天天等你来,等你为我介绍一个可意的青年,我相信你们青委像你这样的人一定不少,第一个没介绍成功,这有什么关系呢?可是你从此不来了!现在我向你提出一个请求,你能不能再作一次月老,如果哪个对象看中我,我舍了命也要跟他过一辈子,等我跟他(指凯丰)有了孩子,连这点希望全都毁了。你如果爱我,同情我,请求你拯救我脱离那个苦海吧!”

她的这种想法近乎荒诞,且不说“青委”不会有那样勇敢的年轻人,即使有,那个铁板一块的男人,他肯善罢罢休吗?我把我的为难处婉转地告诉她,不过我没有指出这是永远实现不了的幻想,因为性心理学启示我:一个人在性爱上遭到抑制,心理上便产生某种变态来达到暂时的平衡,目前的方纪正是依靠她编结起来的幻想和不切实际的计划,支撑着她没有走上一死了之的自我毁灭之途。

她回答我的责难道:“我要学习李锦,她跟她的霸头吵翻了,两地分居,老头子也不能拿她怎样。如果我真有一个可意的人,我宁愿跟他一同逃至天涯海角,也比现在住中宣部宿舍,成天价由警卫员看住我,就像蹲牢监,活受罪强。”

她的设想之大胆简直叫我吃惊,我说:“这不是走上脱离革命的道路吗?”

“我只想脱离自己的丈夫,并不等于脱离革命吧?难道只有延安革命,到别处就不是革命啦?”她理直气壮地说:“外面的世界,大得很,何必一定要在延安一棵树上吊死呢!”

我把她送过延河,她说不必再送她了。我最后还是留给她一线希望,——我一定在青年群里为她物色一个如意郎君,她才难舍难离地跟我分手了。

我回到新婚之夜的洞房,跟李明介绍了方纪跟凯丰的一段悲剧(她坦白交代曾经背地里爱上我的话,我当然没有说)。新娘子闻之唏嘘良久,这个故事帮助她了解延安的不可为外人道也的内幕,反衬出我跟李明的结合是真心自由的恋爱,多么幸福的婚姻!

这一晚我们睡得很迟,我们俩深深感激中央青委对我们的厚爱,为今天的婚礼举行得有声有色,感到满意,花了多少钱也做了结算。

在烽火遍野的祖国大地上,是党为我们选择了这么一块安乐士,殚精竭虑地美化我们的安乐窝。我们尽情享受着来之不易的幸福和满足,陶醉在上有李明的花被窝、下面垫着新郎的军用被之间,度过了人生中难得一次的洞房花烛夜!

五 轻骑队事件

山头上一排排的窑洞,前面有一片平坦的坡地,是连接各个窑洞的通道,又是室外的生活区。每当冬日,洞窟里的原始人便聚在窑洞外边晒太阳;到了炎夏,白天窑洞里凉快,晚间就聚集在三、四公尺宽的平台上乘风凉。不论是晒太阳,或是乘风凉,来到平台的年轻人就会自发地谈论国事,谈论延安生活中的阴暗面,大家戏称它是英国的海德公园,有的人叫它民主广场,这块并不广的“海德公园”,类似齐桓公时代的稷下。

大家谈得最多的,是关于延安的现实生活里的新闻,文化娱乐方面的贫困。有一回一位青年干部对延安各个机关墙报的制作展开了批评,说延安的墙报都是千篇一律,小报抄大报,内容多无聊。许立群则提出办墙报应该跳出大报的圈子,要反映本单位群众的思想动向和问题所在,要有独特的个性。作家陈企霞提出:“我们来亲自动手,实践一下如何?”我年轻时在新亚药厂有过办厕所墙报的经验,我提出何不把内部看的墙报搬到大砭沟去,让四面八方的人都可以看到。当年我办墙报在“厕所”,现在我们办墙报在大便沟“与大砭沟谐音”,似乎都不登大雅之堂,这一点正是我辈无产者的本色,排泄也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嘛。

陈企霞和我的倡议获得了大家的支持,碰巧胡乔木也在座,只要他说句赞助的话,上述建议就不需写呈文审批,不需公文旅行;胡乔木是中央青委的宣传部长,他在“民主广场”上说了“你们不妨试试嘛!”这就是当场拍板了。

大砭沟墙报的编辑出版采取集体负责,主编副主编定稿,第二天酝酿推荐七名编辑,由陈企霞任主编,王若望,童大林为副。其他四人,我记得有许立群、李锐、萧平、申湘汉。

我们办的墙报取名“轻骑队”,是曾任江西省共青团的省委书记的钟效培提出的,他说:当年江西苏区的共青团办过—种“轻骑队”小报,大都刊载革命队伍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短小尖锐,故名《轻骑队》.延安出的第一期《轻骑队》于一九四一年四月矗立在大砭沟与通延安城大道的三岔路口,街头墙报是贴在高达两公尺的木牌架子上,每周出版一次。

延安出现街头墙报这—办报方式,是中央青委一群青年的首创,不久,延安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中央研究院、鲁迅艺术学院纷纷仿效,供大众看“街头墙报”相继出现,其中以王实味主编的《矢与的》最为著名。其取名系根据毛在整风报告中提到“有的放矢”之意,它的出名还由于毛在晚问曾提着马灯亲自到中央研究院观看《矢与的》墙报。

头两期的街头墙报刚张贴出去,便吸引了很多党政军干部和学生来欣赏这个刚出笼的延安新事物。出到第三期,我们便得知观众里有从安塞、延边特地赶来看《轻骑队》的,其中,还有已能走动的伤病员。延安大多数学生争先恐后地跑到大砭沟来,还带了笔记本,那如饥似渴的情景令我们编辑部同仁感到振奋与激动。各地投寄来的意见书、读后感纷至沓来,不得不要求由青委组织部增调两个女同志负责处理读者来信,我的精力也转向答复读者来信,而我们的读者是全中国水平最高的民族精英,革命家和高级知识分子呀!

出乎意料的是,中央首长和著名学者有的也来到墙报下仔细观看,我记得的就有罗迈、博古、吴亮平、艾思奇、何思敬、范文澜、贺绿汀、吕骥等人。

《轻骑队》墙报下面几乎成了一个经久不散的集市。

感谢朱德总司令来电话给我们出了个好主意,他建议:

“许多中央首长,包括我在内,都想一睹轻骑队的风采,不过我们跑到大砭沟来很不方便,建议你们另外出版油印刊物,把前几期的文章一并印出来,分头寄给中央同志和各机关的负责人。”

我们当即照办,大概从第六期起,我们又发行了《轻骑队》的油印版。

延安的知名作家皆踊跃投稿,大大地支持厂《轻骑队》(不付稿费)我记得有艾青、萧军、萧三、丁玲、王实味、刘雪苇、康濯、李季等。

—九四二年的四月,适逢《轻骑队》创刊一周年,它的厄运不可避免了,首先是某人以“读者来信”的名义在四月八日的《解放日报》上抨击《轻骑队》,这里不妨抄录一节原文:

“《轻骑队》的内容除了发泄牢骚以外,还有多少政治意义,有多少能够教育人的东西呢?《轻骑队》大概算是讽刺性的报纸吧,它的讽刺对象是延安各机关的人员,而实际上它是为讽刺而讽刺,养成只发牢骚,不求解决问题的坏风气。”此信最后说:“最令人头痛的是,《轻骑队》对被批评的机关和人员,都用XX的字样,使读者揣测纷纭,疑神疑鬼……有人主张把《轻骑队》作风移植到报上来,而且确实有些传染上了(如丁玲、王实味的杂文),希望党报不要沾染这种坏作风。”

为什么会疑神疑鬼?就因为《轻骑队》揭发的错误缺点带有普遍性,试问:难道延安人连发牢骚的自由部没有了?把自己队伍里的错误缺点公之于众,不正是求得解决问题的最有效的办法吗?至于被批的单位和个人不公开点名,连发牢骚都得挨批的环境里,指名道姓那还了得!如果真要指名道姓,至少竖立在大砭沟的大木牌非要被点著名的人们砸得稀巴烂不可!这封向《轻骑队》发难的读者来信是有来头的,尽管此信实属无理取闹。

当时的《轻骑队》执行编委对《解放日报》的这封读者来信顿不服气,成绩斐然的街头墙报平白无辜地挨了冷箭,头脑里一时转不过弯来,乃由执行主编童大林出面在《解放日报》(四月十日)上发表谈话:

“适逢本报创刊一周年,上月底曾向延安各界征询意见,先后收到朱德司令、柳湜、南汉宸、萧军、艾青、方仲如、欧阳山、草明、王实味、萧三等意见,多系鼓励,今定于四月十二日出版纪念特刊,并拟召开读者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这篇简短的谈话,实际是与两天前某读者的批评针锋相对,只是考虑到他是有后台的,故不敢正面交锋,只是将诸位名人抬出来抵挡一阵。(按:这时《轻骑队》编委中有三人先后调动工作,王若望调至枣园,萧平去了晋东南,陈企霞调至《解放日报》与丁玲合编文艺副刊,后成为丁陈反党集团的主将,原编委会进行改组,由童大林任主编),十二日的一周年纪念特刊还是出版了,但文字皆系正面歌颂,批评的锋芒大为收敛,围观者不少,都深表失望,摇头叹息而去。

讵料童大林的谈话召来了更大的打击,“后台”跑到前台来了,以党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的名义指出:童的谈话是对党报的健康批评的反扑,不理解毛的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精神。思想不通也得通,《轻骑队》编委会如何受得住党中央的压力,只好屈服,连忙写了一篇表态的检讨书,刊于四月十二日的《解放日报》上,内称:童大林为《轻骑队》一周年发表谈话未经全体编委知悉,目前编委会正详细检讨一年来的工作得失,认为过去编辑方针有错误,已决定加以彻底转变,至于接到朱德司令及各界的意见,多系严正批评指责,而该消息只说鼓励亦与事实不符。特此声明更正。

童大林的发言是实事求是的,朱总司令和各界知名人士的意见大多是推崇和奖掖,如今看风声甚紧,不得不以集体的名义发表一通违心之论调。他们这么做,本是怀有保住《轻骑队》的希冀。

来自莫斯科的瘟神康生讲话了,传闻他在延安整风会上发言,说《轻骑队》错误性质是反党的。如果定性为反党,童大林就有紧跟王实味一同去坐班房的危险。事实上,某人的那封“读者来信”中已将《轻骑队》拉扯上丁玲、王实味—伙了。在这紧急关头,胡乔木出来缓解,一场风波总算化险为夷。原来毛泽东看中了胡乔木,于去年底即调他去任毛的政治秘书,胡与毛朝夕相处,他早就知道毛是《轻骑队》的热心读者,有—夕兴之所至,手提笔在一份油印轻骑队的空白处写厂一句“此报人人爱看”的题字。当初乔木本是《轻骑队》的催生婆,如今风云突变,党报公开向它发难,乔木感到自己原是赞助人,也有一定的责任。他未便站出来为《轻骑队》辩护,乃祭起毛亲笔批示的那份油印小报给康生过目,康生的凶险的眼睛马上变得柔和了,他说了什么不得而知,不过他开始调整好斗的调门,愿意低调处理。

在轻骑队事件上,胡乔木之功不可没。

“低调”处理就是让《轻骑队》编委在报上作深刻检查,童大林免于定性为反党分子,留在党内给予党纪处分。四月二十三日《解放日报》刊出了编委会的检讨,原文很长,此处不引了。不过它的结尾开列约法三章,而这“约法”在今后的岁月里,意识形态领域把它作为扼杀创作自由和批评自由的规范,值得介绍在此:

“—,批评必须站在积极的恳切的同志立场,反对一切片面的挑拨性的批评;二,批评必须明白具体,实事求是,对被批评者的姓名与事实应该直说,不要用某机关某人某次等笔法;不能以一个侧面来概括全体,以一个事实来概括一个人,以一人来概括一个机关;三,批评者必须将真实姓名及住址告诉本报编辑部,以便我们帮助高级领导机关对于所批评的事件加以研究解决。”

“约法三章”规定如此苛刻,而其中却没有一条讲到被批评者如何对待自己的错误缺点的语句,故约法三章可概括为:任何人不能再开口,不能批评,不能发牢骚,不能说三道四;只能歌颂捧场,只能讲空话假话,只能引用马、恩、列、斯、毛的话;这样,官僚主义、腐化堕落、作威作福等等就畅行无阻,获得了一把铁打的保护伞:永保福禄寿考了,于是乎天下太平,猗与盛哉!建国后则愈演愈烈!

最后,中宣部下令停办《轻骑队》和其它街头墙报,其实,不用上级扼杀《轻骑队》,有了约法三军,再也没人投稿,街头墙报有它的繁荣时期,自毛的“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出,再加上述的“约法三章”,势必不打自倒,不战自败矣!

那么,毛在当年写过“此报人人爱看”,他怎么会明令禁止,这将如何解释呢?这是不理解毛泽东性格的人提出的质难,我们只消读一读邓拓所作《三家村札记》中的《健忘症》一文,便知道此公常常前言不搭后语,自己说过写过的话不算数,只是为的当前一时的政治需要,不以健忘症为耻的一种性格。不过,在当年的延安,人们不可能看得这么透彻!

从五月份起,成为极左派眼中钉的《轻骑队》被扼杀了。非常有趣的现象发生在贴街头墙报的木牌架子跟前,虽然墙报勒令停刊,但空荡荡的木架子下还是聚集着不少读者,他们中有的是不知道《轻骑队》已经停办,从远道而来扑了个空,有少许人已得知消息,是到大砭沟来凭吊亡灵的,他们勇于兼任空白墙报的讲解员,就是以愤懑的语言,感染远道而来陷于失望中的观众。因我在它停刊后也到此处徘徊观望,心里涌出对延安风景的一种悲凉的感受,好似她被一个野蛮人强奸了似的。我在作为纪念碑的大木牌上,用沟里碎石子的尖角,在木牌上刻下了一句叛逆者的悼词:

“轻骑队精神不死!”

热心的读者在木板上也有写:“坚持办下去!”“偌大的延安,为何容不下一块街头墙报”之类的粉笔或铅笔字,以示抗议。我的题字还是受了上述粉笔字的启发。

我还能记得在《轻骑队》创刊号上我发表了题为《友情》的杂文,大意谓:“我二次回延安,少不了到老难友处串门子,遇到当年共患难的战友,畅叙旧情,我渐渐发现:同志之间的友谊已今非昔北,我们中间有了一种无形的隔阂,使我非常诧异的是,对友人冷漠的程度,以来延安后的级别高下而定。”(半个多世纪后,我还能记得,因为这篇千字文,使我大半生中吃了多少苦头。)

此文发表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如果用一年后四月二十三日刊出约法三章来衡量,可以说一无是处,既不具体,又未指名道姓,既有以片面代全面之弊,又无提出解决的出路,而最后一句则把矛头指向领导,乃将此文定性为浓厚反党意识,再加上上某又是最初发起人,二罪俱发。一九四一年我已离开大砭沟,在缺席审判中组织上乃将上述结论装进我的人事档案袋,成为终身制的历史包袱之一。

事有凑巧,组织上给我定性之前不久,即一九四二年四月八日,萧军恰好在《解放日报》上刊出一篇杂文,题为《论“同志之爱”与耐》一文,内称“近年来我感到‘同志之爱’的酒越来越稀薄了!虽然我明白这原因,但都阻止不了我心情上的悲怆!近来接到不相识的信,大多谈自己的痛苦和牢骚,不满意环境,不满意工作,甚至对革命也感觉倦怠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接触的现实基本上一致的,萧军和我不约而地发现了党组织生活的刻薄与严峻而产生了新格局的世态炎凉,而呼唤人性的复归,区别在于他添了一条解决的出路,他最后说:“这就需要同志们的‘耐’,即说服,教育,理解。”(引自艾克思编:《延安文艺运动纪盛》三四一页,文化艺术出版社)

中共党史和所有出版物中大书特书的毛的一大发明,即整顿三风和文艺整风,其实质本是排除异己(指清算王明路线,以及“抢救失足者”运动),打击直言不讳的知识分子,树立毛本人的权威的战略目标。即以他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言,其中一个宗旨即所谓“端正文艺界的方向”,也就是打一批不够端正的,拉一批他认为是端正的,于是,王实味、丁玲的杂文和轻骑队“矢与的”等街头墙报,被当作不端正的样板,有的坐牢监,以致杀头,有的则撤职查办,后来丁陈二人成为反党集团首恶分子,有的则勒令停刊。拉一批的作品和作家,不外是俯首帖耳听话的,擅长歌功颂德,有助于树立领导威信的。从此,文艺界、思想界的上述的分野和斗争,延续了整整半个世纪,以至近两年来犹有愈演愈烈之势!

延安时代我们一起搞轻骑队的朋友李锐同志于一九八六年赠诗与我咏其事:

当年意气小资产,
一队轻骑大砭沟。
四十来年君不改,
满头辫子让人揪!

我酬答李锐的诗云:

亿昔窑洞识同俦,
轻骑一队足风流。
敢效诤臣志不老。
赢得辫子挂满头!

六 “抢救运动”的失足

有一个星期天,我跟新娘一同到延安城关的沙岗子赶集,在那里我对农村妇女出售一布袋羊毛特别感兴趣,我建议把它买下,请她打件毛线裤。她说:“打毛线我行,如何将羊毛纺成线呢,这个我不会,从前我是买蜜蜂牌毛线给我的弟妹打毛线衣的。”

我说我经营过纺毛站,羊毛纺线并不难。李明笑笑说:“这一对配得就是好,我会的你不会,我不会的你行,这条毛线裤有着落了。”我们便买下了一袋羊毛。

在永清堡纺毛是用手摇纺车,目下我没纺车,只得用陀螺形的纺锤捻毛线,李明看我手脚太慢,就用那双曾包装白锡包香烟的灵巧的手捻毛线,捻得又快又溜光。我为她另做一个纺锤,双管齐下,效率大大提高。

一袋羊毛结成一条毛线裤,还剩下相当多的毛线,李明又利用课余时间打成一般大小的两件毛衣,我就拿着它到沙岗子集市去出卖,卖多少价钱是参照集上兜售毛线衣价格,我记得一件毛衣可卖十五至二十元边币(即陕、甘、宁边区发行的钞票。每个学员公家只发给每月一元边币)。我算计这个买卖很有赚头,何妨拿出一笔资金投入再生产呢?我自作主张又在集上收购了二十多元一袋的羊毛做生产的原料。这样,我们这个小家庭便从自给自足的经济发展成简单的商品生产了。

堂堂安吴青训班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发现这一宗小本经营有利可图,怦然心动。当我把鸡生蛋、蛋又生鸡的美好计划与妻子说明,她欣然会意,并且讲出了将有几笔开销的预算:

首先,她提议必须为我添置一条属于自己的被头,还要为生育孩子积攒必要的基金,完全靠公家一个月一块钱不行的。

往后,我跟李明改变了男纺女织的分工,我被踢出了生产过程,每个星期日专门到沙岗子集市去完成产品的流通交换过程,每次回来带回一包原材料,出发一次有四十至五十元的纯收入。我还带回消费市场的信息,例如:陕北农民不喜欢套脖子的毛衣,喜欢开襟生钮扣的。我售出的毛衣价略高,不仅因为手工细巧,花色品种还能花样翻新,所以我伫立在集市上毋庸叫卖,农民农妇还是识货的,没大一会儿功夫就全部脱手了。

李明打毛衣,在班组上很突出,开头打毛线裤她说替新郎小王结的,女同学们也就自告奋勇帮她一同捻毛线,李明把这句冠冕堂皇的理由一直延伸下去,织到三件、五件就瞒不过精明的同班同学了。人家怀疑地问起她,李明就脸红,觉着在革命圣地搞私人生产挣钱总不大光采。我用经济学的市场经济原理打通她的思想,教会她不妨明说,我每次从集市上回来,顺便买些零食和点心,如云片糕、花生米、山楂糕之类,拉她们一同下水。十二队三班的姑娘几乎都参加了捻毛线甚至打毛衣的互助组,三班几乎成了以李明为首的专业承包户了。我们是按《资本论》的科学领导生产的,马克思说:“生产的扩大化同时推动了劳动分工的专业化。”果然,我就从生产过程里分化出来,成为专跑买卖的小商贩了。今日我们来回顾小事一桩,说我们开创家庭手工业成为军事共产主义经济的补充,也不为过。

我们手头积聚了两三百元边币,再加上办喜事没用完的余款,实际上成了延安的首富。我们的发家致富比党中央于一九四二年年底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提早了两年,毛泽东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跟李明早就做到了,不过是在打掩护下偷偷摸摸地“动手”的,不但解决了更换新被头,而且使每周只有一天幸福的日子过得充实而丰富。一般性小夫妻过礼拜六,也想在晚间做顿点心吃,无非是在取暖的木炭盆上把剩下的小米饭加上点灯用的麻籽油炒一下,美其名曰:“麻油炒饭”,此麻油可不是芝麻的麻油哪。我们过礼拜六是在木炭盆上用白切羊肉下面条,或是烧红枣小米稀粥,大砭沟里青年食堂的顾客中,我们夫妇是常客。

正在我们陷入财迷心窍之中,组织上忽然将我和李明一同调往枣园。我们是在一九四二年初调至刚建立的中央城市工作部,经营了近一年的夫妻老婆店不得不宣布歇业。

枣园离大砭沟有十里路,这里是康生的天下,中央社会部所在地。一九四一年十月党中央机关新设一个中央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任务是加强敌伪占领的大中城市的地下活动,调我们来枣园,是城工部培训一批适宜于打入敌后城市工作的干部。我跟李明皆来自上海的工厂,组织调我们受训,预备在毕业以后秘密派遣到上海去。李明听说不久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外婆和弟妹,十分高兴,她一直牵记着家里的人,她离开上海时,是偷着跑出来,不敢说明去向,她一走,丢下四口人没有生活来源,她一直为这件事放心不下,感到内疚和不安。

调来受训的同志们有三十名左右,为了保密起见,城工训练班的主任吴德(文革时期任北京市市长,直至四人帮被抓才下台),把我们安排培训班设在离枣园一公里的荒无人烟的山沟里,同学们临时给它起了个名:“后沟”,即枣园后面的山沟也。班主任头一课就是讲明学员应注意的保密事项,如不暴露本人的姓名与籍贯,不谈自己将去什么城市,学习期间活动的空间只能在后沟里,外出须得班主任的同意,听讲不作笔记等等。从此,三十余人从此全封闭式地关在这个穷山沟里了。

头一条保密条例我就未能遵守,想不到在学员中李锦也来了。她常常说漏了嘴直呼我的名字,经我提醒她注意,她敢称我“毛陈”,结果这个名字又获得了新的活力,同学们都叫我“毛陈”。我有时也脱口而出叫出她的名字,我们头一天见面就交谈了许久,我得知她已经和柯庆施正式离了婚,如今她是自由人了,她还告诉我:柯是女子大学的校长,他找对象方便,已经跟一个蹲过国民党监狱的女子结了婚。我关切地问道:

“你自己的问题有眉目了吗?”

她苦笑着说:“现在我不着急,我的生活太不稳定了,等此地毕业以后,分配到一个遥远的城市,那时候再考虑吧。”她点燃了—支烟,无限感慨地说:

“只怪命运在作弄我们:如今我的问题解决了,你却另觅新欢了。你放心,我跟你的新娘会相处得很好。”她猛吸两口劣质烟说:“你从安吴堡匆匆离开,我没有意见,可是你来到延安,我倒有一条意见要说说。”她说:“你顶不住你们那里一个组织科长的压力,你忘了你还是我们的抗婚组长呢!”说罢,她扔掉烟头发出讥嘲般的笑声。我一句话也回答不上,只是脸账得通红。当李明知道了我们过去有过一段浪漫史,她淡然置之,反而赠给李锦一件毛线背心(是用纺毛专业户剩下的毛线织的),李锦还给李明讲了小王在永清堡如何舌战打上门来的伤兵的故事。

秘密工作训练班的课程,主要是讲刘少奇在华北两个大城市开展群众工作的经验,由吴德主讲。另外还要学习如何编密码,学会收发报,还试验了用化学方法密写通信的实习。康生和马纯古(他是上海中央局的工委书记,敌伪时期如何开展工人斗争有极丰富的经验,解放后,马任上海市劳动局长)也到我们的培训班作过讲演。既然不让我们作笔记,他们讲过以后,很容易忘却了。

训练班所在地,是新开挖的四个窑洞,也许是对成家的夫妻学员特别照顾,另外用上坯草荐建造了四间草房,两间分配给学员中的两对夫妇,另外两间作厨房和办公室。来到“后沟”,我们终于告别了七夕一相逢的过“礼拜六”制度。谁知“后沟”是两条黄土丘陵带之间的狭弄堂,寒冬的冷风以加大的威势通过这一条弄堂,所以住窑洞要比住草房暖和得多,我们夫妻盖上两条被子都感到寒气逼人,只得紧紧偎依在一起。

我们吃的大锅饭低劣不堪,一天吃两顿小米饭,一人平均盛一茶缸,再添一点就要碰运气了,十回有八回是饭桶底朝天,只有望“桶”兴叹了。开头两个月每人还有一小盆菜:山药蛋或是白菜帮子;后两个月连小菜也断档。班主任允许学员“自己动手”去挖野菜,幸而春节过后,大地回春,后沟的山抝里刚刚露头长出一些灰菜(又名回回菜,叶背有一层白色粉末)和苦菜,经热水煮过,放上盐还是有苦味。学员们一星期有三个半天到野外去解决吃菜问题。且不提这两种野菜滋味不佳,苦得难以下咽,就是在后沟要能挖到一兜兜的回回菜,或是苦菜,也非易事。我跟李锦、李明结伴去挑野菜,本该是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殊不知我们没挑多少,迎着后沟强劲的冷风,两手冻裂了,冻僵了,差一点连两条腿都抬不起来,不能回归故土了。

班上的副主任栗再温同志对此抱歉地作了以下的解释:“自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日趋紧张,国民党再也不给八路军发饷,并且派军警拦截我军运载物资的车辆,企图困死我们,现在延安的供应已陷于绝境。我们这里只有小米和山药蛋,可是一开春山药蛋就发了芽,我们的吃菜就有了问题,希望大家体恤陕甘宁边区的实际困难,咬咬牙度过目前黎明前的黑暗时期。”

我的胖墩墩的李明明显地消瘦了,更不幸的是偏偏在这样贫乏而又严密封闭的状态下,我的妻子怀孕了。饥寒交迫的生活的体验,我们俩又都是南方人,我们特别怕了,手脚生了冻疮,两只脚走路都抬不动,都是由于生活在饥饿线上缺乏营养的结果。为着我的孩子和李明的健康,我想到了大砭沟下的青年食堂,也做过几次造访青年食堂大嚼一顿的梦。我把李明的怀孕及缺乏营养的情况向吴德同志报告,并提出每星期是否能准许我们外出去做采购(我门袋里有多少积蓄没有报告,在群体的普遍贫困中,个人露富会引起非议;我本人叹苦经说自己缺乏营养也不大好,会引起害怕艰苦,对党不满之类的批评)。当班主任慷慨应允了我的请求,我就像获得了第二次解放,第二天就陪同妻子一同向青年食堂进发,去那里我们就如饿虎扑食一般美美地吃了一顿,并且买了大包小包的熟羊肉和烙饼,最名贵的是跟青年食堂的经理商量,卖给我们一些非卖品羊油。我们得以如愿以偿。

看看天色尚早,我去了《轻骑队》集市仔细观看了众望所归的街头墙报,然后又爬上了青委所在地做过新房的窑洞,那里除老房东丁修还在,又来了一位新房客补了我的缺,令人不胜感慨的是,当初李明费了心血搬来装点新房的两盆菊花犹存,只是黄花与新娘一同憔悴了。

接着我们又来童大林的窑洞,询问《轻骑队》改组领导班子的情况,并向童索取了我调离青委后三个多月来的《轻骑队》的油印版,以后每周一次出来采购,总要拜访《轻骑队》编辑部。

第一次出击,不仅购进满载而归的食物,又恢复了与外面世界的精神联系,我们的生活大有改善,特别是买回的两斤羊油,在晚间可以在炭火上炒小米饭吃,所幸我们夫妇拥有独立的一间房屋,私下里改善生活,大吃大喝,在秘密工作的条件下,尽量做到不露富,不馋人!不禁使我想起,小时候在大家庭生活中抄金刚经,我母亲在晚上偷偷地为我做夜点心的情景。

每星期释放我们出去一次,成了令人羡慕的一种特权,我们获得特殊照顾,要感谢我们尚未出生的孩子,只有这一点优越性和特殊性,在集体生活中,才不致引起周围同学的妒忌和非议。

我们出外两趟后,李明渐渐恢复了原貌,甚至比从前更健美了。我们出门还带回一些最新的政治消息,带回食物是保密的,带回政治消息则是公开的。像上一节介绍《轻骑队》的被批被禁,就是我去访问大砭沟编辑部得来的情况。

延安各界正在展开抢救失足者运动,我也是从中央青委获得最早的信息:康生做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他强调敌人派遣一些内奸,打入陕甘宁各个学校、机关的危险,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云云(在这以前,他在党内刊物上撰文,题为:《反对反共分子的内奸政策》)。趁着整风运动进一步的深入,整风后期即以查内奸和托派分子为中心任务,毛泽东也同意了这一战略部署,他的批语是:“这是纯洁革命队伍十分必要的,必须认真贯彻。”

康生的报告在各处传达后,等于给和平的自由的革命圣地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顿时使革命队伍内部分裂和人心惶惶,日寇和国民党想做而做不到的,瘟神康生一个报告便全都做到了!于是,“疑神疑鬼,人人自危”这八个字便是抢救运动的第一个效果。接着,就是挖出数千人属于内奸或托派分子,因为他们拿不出证据证明自己打的红旗是假的还是真的,于是就把他们关进牢狱,采用逼供信、肉刑、车轮战的连续审讯,直至被抢救的承认自己是特务或托派分子为止。被捕的失足者大部分是国统区来的学生,据说那里是政治上最不纯洁的地方。

中央研究院的王实味是作为托派分子被投入牢狱的第一人,我在一个星期天去中央青委,丁修就悄悄地紧张地告诉我:李锐突然失踪了,这个消息使我大吃一惊,倒吸一口冷气。当初在上海新亚药厂时期,介绍我参加共青团和雇员协会的屠廷容,在我被捕后不久,特务追至武进银行捉拿他,后来流亡日本,芦沟桥事变后回到上海,历尽艰险来到延安。我在延安时匆匆见过他一面,问他在哪儿工作,他秘而不宣。在某个星期日,我和李明一同去看望他,这时才知道屠巳关在本单位(军事情报系统)的窑洞里。他是我接近党的最早的启蒙者(详情参看第一卷八七—九O页)如今却一下子成了敌特、汉奸了,真令人感到困惑和愤怒。特别令人惊骇的,女大校长柯庆施(即李锦的前夫)的新婚一年余的妻子,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保安处对她施行逼供信,要她承认是叛徒、内奸,结果她从山崖上跳下去自尽。丈夫身为统战部副部长兼女大校长,不论他的权力有多大,也没能救得了自己的妻子。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厂李锦,她面色惨白地长叹一声说:二中全会上刚刚总结了我党今后不能再搞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现在这个老毛病又发作了。

李明说:“幸亏我们成了康生的部下,我们来后沟的又经过严格‘政审’,大概没有失足者吧,训练班连‘抢救失足者’的报告都没有传达,我们总算是平安的。”

我说:“这么看来,后沟成了我们的防空洞了,谢天谢地,我们成了隔岸观火的旁观者。若是我在青委继续搞《轻骑队》,说不定会轧进失足者里面去咧。”

几个星期以后,才听说毛对揪出来大量的“失足者”(约占延安干部和学生的五分之一)如何处置的八字方针:“大部不抓,一个不杀”。延安人松了一口气,人人自危的红色恐怖有所缓解。原来,毛泽东听了胡耀邦的调查汇报,才开始承认自己“失足”了,那些已抓起来的失足者大都是屈打成招的,冤枉的。深入下去作调查的,便是担任总政治部的组织部长胡耀邦,在抢救运动中,他被毛指定到下面了解情况,他了解到很多失足者是由于开始抓的无辜的失足者,因吃刑不住,瞎说了张三李四,张三李四又乱咬了一些人,这样就像滚雪球式得迅速扩大了。恰巧胡与在押的李锐相遇,李锐是从重庆来到延安的学生,仅疑他是国民党派遣的内奸,再加之他又是反党墙报《轻骑队》的编辑人员,于是就被拘捕关入暗无天日的“犯洞”中,李便把自己的真实情况和刑讯逼供的真相报告了胡耀邦。(注五)。李锐的案例构成了胡向毛主席汇报中的例证之一。

(注五)参看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出版的《世界经济导报》(即被江泽民下令禁绝的四三九期)刊出的为悼念胡耀邦逝世举行的联合座谈会上的发言,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吴明瑜发言中谈到这件事,他说:“延安时期‘抢救运动’打出了很多的特务,当时毛主席让胡耀邦下去调查,他回来向毛汇报,很多特务都是假的,毛一边听他的汇报,一边就讨论起草了审干九条的规定,就是后来的‘大部不捉,一个不杀’等等,这对延安时期那样一个错误的审干运动作了一个纠正,挽救了大批的干部。”

在李锐的发言中,他说:“我们党是在一个顽固的左的运动中间走过来的,胡耀邦在这种左的运动高潮的时候,能够头脑清醒,指出‘抢救运动’中的错误;防止扩大化方面作出的贡献是非常了不起的,作为耀邦最重要的一个政治品质,敢于顶住这种左的狂浪,这种品德是最难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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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遇着了个清官,监禁半年即获得释放,但他出狱后遇到一个更大的打击,他的妻子被一位名叫邓力群的家伙奸污了。邓本是马列学院的学生,也许因他马列主义学习得不错,他本人没挨整,上头调他参加“抢救小组”,成为有权整人的人了。李之妻曾是重庆风头颇健的女记者,抢救组的审案者邓力群威胁利诱,半强迫地达到了奸淫弱女子的目的。

延安的社会舆论也分等级的,身居高位的首长有道德败坏的事件发生,一般皆为之严格保密,像邓力群这样初出茅庐的下级干部,再加之群众对抢救运动产生内心的厌恶,不敢公开抗议,就借着邓力群道德方面的丑闻,发泄不满,于是这事件闹得满城风雨,尽人皆知。

而群众性的道德法庭的谴责是毫不留情的,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固然出现了值得人们伸大拇指的胡耀邦,背地里赞扬他是敢于顶撞权威的包龙图,而对乘人之危,掠人之妻的邓力群,则以戏曲《审头刺汤》里的汤勤作比。因汤勤也是依仗严嵩的特权制造冤错假案,夺人之妻的方巾丑也。(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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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六)有关邓力群参与“抢救项目组”闹出的丑闻已成公开的秘密,于一九八八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上,被保守派元老们推出作为新选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在广泛征求代表们对候选人有何意见,中委李昌即揭发了本节所叙之丑闻,孰知这一揭露使邓的名誉扫地、身价大跌,中央委员未入选,连补选候补中央委员也名落孙山。当然,他的落选主要不是年轻时代这则黄色丑闻,它真实反映了极左顽固派在党内同样不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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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赞扬毛的上述八字方针,说它是“毛泽东思想”中实事求是的部分,这就是过分的颂扬了。

正如李锦所说:党中央六中全会郑重宣告,今后党内再也不允许无情打击、残酷斗争了,结果是书面决议墨迹未干,上面又兴风作浪大搞残酷斗争了。(又抓又杀,残酷的程度为何如?)这是联共和中共贯彻始终积习难改至死不悟的一大癌症。这里所谓“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不是表示可与“残酷斗争”诀别的意向呢?没有。这两句话本身就肯定抢救运动大方向正确,“—个”和“大部”只是数量级的多少而已,小部可以抓,为什么非抓不可和“小部”,皆是模糊概念,下边推行便有很大的弹性:“一个不杀”之出也,是在已经枉杀了—批无辜才下此令,证诸事实,这条圣旨下达以后,王实味还是被杀害了。据说毛在王实味生前说过—句皇恩浩荡的话:“王实味还是不杀为好。”既然如此关怀,为什么不能放了他,及至下面动手砍下他的脑袋,毛补说一句自己曾有怜才之意,岂不是假惺惺的马后炮?

李明怀孕,行动逐渐不便了,去延安采购便由我一人前住。有一次来到张琴秋大姐的窑洞,我在她那里享用了丰盛的午餐,张大姐问起为什么不与李明同来,我说李明已怀孕了。

我还向她诉说枣园后沟生活异常困苦。张大姐的伙食是小灶规格,有白馒头供应,她建议招待我吃小米饭,把她定量供应的白馒头全都带回去给李明吃。这样的关怀,在整个延安皆陷入困窘的时期,可谓周到而体贴入微了。

张大姐还告诉我:“自从张国焘叛党投奔重庆后,四方面军的老部下好似又矮了一截,党对他们的歧视也变本加厉。——不过,对我还算客气,我也只好更老实点过日子。”

午饭后,刚巧吴仲廉来串门子,她不知从哪儿弄来一迭照片,让张大姐到布幔后头去看,仲廉很神秘的样子说了一句:“你得预备一块手帕。”这时我注意到,仲廉的眼圈儿是红肿的,一定大大地痛哭流涕过了。那块布幔是把一个窑洞分割成办公与卧床的掩体,我跟仲廉在幕布外面互致问候,果不出仲廉所料,不到五分钟,幕布后面便传出张大姐止不住的失声痛哭,哭得那么凄惨,把我一时怔住了,吓得我也汗毛直竖。我好奇,我焦急,我疑惑:为什么身经各种磨难的老战士会失声痛哭起来。我简直是哀求仲廉大姐:也让我看看,究竟是什么东西?仲廉起初不肯,我就隔着布幔恳求张大姐道:“是什么东西叫你这样伤心,也让我看看不行吗?”

张大姐止住哭泣,回话道:“小鬼不是外人,也让他看看,不妨事的。”说罢,就走出布幔,拿出一张已滴有泪花的照片给仲廉姐看:“我在这里头认出小眫来了,小胖,一点不错,就是剪去了头发,我也认得出。”仲廉接过那张照片,对着亮光细细辨认;一股热泪又涌出来,鸣咽着说:“可不是,她死在万人坑里,总算留下一点纪念。”

我可以一张接一张地看那些照片,但见西北荒原为背景,前面堆着一群一群的尸体,有一张上被认出是“妇女独立团”的女营长小胖的一张照片,尸体堆积得有屋脊高,被剪光头发的小眫的头颅无力地从尸体堆中低垂在外层。除了尸骨堆山的摄影,也还有个别西路军将领的身首异处的照片,如杨克明、董振堂等人失去了身子的头像。我看的照片有二十多张,我知道这些死者都是西路军被马步芳马队杀害的刀下鬼,我走进布幔后面看着倒未曾流泪,只是觉得毛骨悚然,惨不忍睹。

据仲廉大姐讲:堆积如山的尸体,是马步芳部队把牺牲的西路军官兵集中起来,让士兵挖几个万人坑埋下这些尸首,当初拍下这些照片,马步芳是想以此向蒋介石邀功的。她还讲了这些珍贵的照片如何传到延安来的经过。当我看到刘秉荣着《西路军魂》一书(群众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在前边附有几幅西路军官兵惨遭杀害的照片,我可以断言,这批照片目前保存在北京的党史资料馆里。

学习了四个月,城工训练班总算结业了。(其实有四分之一时间是到野地里去挖野菜)

我们夫妇被拆开了,因李明准备生育,她不适于长途行军,不得不暂时留下来。原先确定我们去上海的计划也变卦了,剩下我一人改派山东省根据地的城工部。现在看来,这个决定对我个人前程不一定是坏消息,但在当时却激起强烈的愁情别绪。我又担心妻子生孩子,我偏偏不在身边,她会怎么样?那种牵肠挂肚,前途未卜的想法使两个人非常痛苦。但我又不便提出侍候产妇,等孩子出生以后再起程的要求。因李明制止了我,认为这个要求未免太个人主义,儿女情长了。

李明还是坚强的,在生离死别的前夜,她不曾哭,在枕边她跟我说:

“为了我们的孩子的健康成长,夫妇分别一个时期还是值得的:等孩子出生,喂他直至断了奶,我就把咱们的孩子寄养给老百姓,马上就赶往山东,你尽管放心去吧。”她的如意算盘,至多两年便能在山东重逢了。她说:“我留在延安,党组织一定会照料我的。你还托了蔡老照顾我,他可是个大好人咧。”

她这里提到的蔡老,有必要作一介绍:他是我在苏州监狱的老难友,名蔡疾呼,他是宁波人,是参加过省港罢工的老海员,比我大了近二十岁,故尊称他为蔡老:在枣园能见到他,几乎是上帝安排的一次偶然的巧遇。原来他的工作是中共七次代表大会筹备处的总务处长,一九三九年落成的七大会议厅,离后沟只有一箭之遥,只因上级规定:城工训练班的活动只限于后沟,所有学员未敢越雷池—步,连近在咫尺的伟大建筑也未曾造访。有—次蔡老撵一只野兔,免子狂奔的方向正冲着我们挖野菜的地方,蔡在我们身后吆喝“抓兔子呀!快抓呀!”感谢这只兔子,它做了我们重逢的媒介。蔡老领我们光顾七大的大会堂,又领我们参观他的辖区——总务科,他的任务就是充分供应大会代表的物资和伙食。自一九三九年以来,每年年初都说当年什么季节就要开了,而各地来延安的七大代表也确实报到了,可是年复一年一再拖延,一直拖了三、四年,只听楼梯响,就是不见人下来(后来又拖十三年,直至一九四五年六月才开成)。特别是许多珍贵的南北货,腊肉、腌鸭、风鸡和蛋类等等,在漫长的保存期中渐渐腐化变质;尤其在整个延安人陷于食物极度匮乏之下,看着堆积在仓库里的上等菜肴成为废物,白白的浪费,格外痛心和可惜,难得迎来两个处在饥饿线上饕餮客,蔡老特地为我们准备了最丰盛的午餐,临走还送我们一些尚能入口的食物带回去。从此,有了一个开后门的熟门熟路,我们几乎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溜到七大的总务科去改善生活,藉此减轻他眼睁睁看着美食佳肴付之东流的遗憾。有时,我们偶尔拉两三位同学(其中有李锦)前往,条件是必须守口如瓶,

蔡老得知我将抛妻别子远行,他拍胸脯对李明说:

“你在做舍姆期间(舍姆,读som,宁波方言)除了奶粉奶糕我没有,别的我那里倒是应有尽有,我还可以派个小红鬼去侍候你。”既然有这位贴心的长者如此照顾,我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呢?

一九四二年的六月,我辞别了李明,离开了延安。

使我留下许多美好记忆的延安,同时,也给我留下了红色恐怖的难忘的印象。

别了,我的延安!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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